法律诊所课程总结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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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1-0031-02

一、引言

当前，在我国高等法律教育界，如何一方面继续传播和运用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方法，促进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全面开展，另一方面推进诊所法律教育向专业纵深发展，是做强、做大我国诊所法律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和主要课题。然而，从近年来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研究的现状看，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进程、一般理论和国内外的做法与经验等方面，少有刑法、民法等专业领域内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如何引导和促进诊所法律教育向刑法、民法等专业领域深入开展，是今后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正如学者所言：要加强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使之不再是人们眼中的雕虫小技，而是有自己一套完整理论体系、知识结构、应用价值的大学问[1]。然而，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起步不久、经验不多、研究不深，资源有限，如何结合不同的诊所主题开展工作，有待继续探索，不断深入。学者指出：在这个没有教材、甚至没有多少参照模式的全新课程里，教师该怎样组织教学，怎样指导个案，怎样运用个人魅力、专业技巧引导学生，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探索总结的问题[2]。刑法学是一门根基深厚、原理精致、体系完整、概念严谨、实践性极强且与相关学科紧密关联的部门法学。在刑事诊所中，只有基于刑法学的以上特征，同时考虑到诊所课程的一般要求以及办理刑事案件的特点，构建起体系完整、理论深入、内容丰富的诊所课程，才能将刑事诊所做出特色，做出品质，做出成效。笔者从事刑事法学的教学研究，也在本校的相关主题诊所担任指导教师。以下就深化刑事诊所课程内涵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谈谈自己的初步想法和观点，以期抛砖引玉并求教方家。

二、深化刑事法诊所教学的主要路径

在笔者看来，深化刑事法诊所教学，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主要路径。

1.刑事诊所课程中实体法理论水平的提高。法律研究是诊所法律课程中的一个基本内容，问题性或批判性审视现有法律制度是法律诊所特别是高质量法律诊所课程的目标追求之一。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研究及实践往往注重于一般法律执业技能的训练提高，而对法律研究这一方面有所忽视。因此，如何在诊所法律课程中重视法律研究这一环节，在训练提高法律执业技能的同时提高专业理论水平，是深化诊所法律课程内涵、推进诊所法律教育深入开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在刑事诊所课程中，这就首先要求提高课程内容的刑事实体法理论水平。笔者注意在这一方面进行尝试。如在一次涉及监狱管理人员私自打开监狱大门的单纯脱逃行为责任认定的案例分析课中，笔者结合此案阐述了中外刑法理论中的责任理论及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通过讲解使学生认识到，刑事责任理论在国外刑法中地位重要、独特，学界就刑事责任的基础、本质、内涵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斐然，值得肯定。在大陆法系国家，现今主流的刑事责任理论已经从心理责任论发展到规范责任论，也即认定刑事责任除了存在故意或过失（即罪过的心理要素）外，还要存在期待可能性（即规范要素）。这是一个蕴含人性关怀、体现刑法谦抑价值的责任理论发展。在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并没有独立的实体地位，学界也没有对其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这就导致我国刑法中的责任理论存在单薄空虚、陈旧僵化的缺陷，不能充分满足定罪量刑中个案公正的实现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具体到本案中，由于单纯脱逃是在他人打开监狱大门时实施的单纯、非暴力、没有造成其他危害结果的行为，如以犯罪论处似乎有背人性常理，难免牵强。本案如以我国传统的责任原理处理则难除其罪，如适用规范责任论可排除责任。这样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刑法理论的深入分析和比较研究，使同学们生动地了解到责任理论的新发展，理解到与心理责任论相比较，规范责任论更具人性关怀，更符合刑法公正、人道、谦抑的价值追求，因而更为合理，值得借鉴。可见，将深入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原理运用到诊所课程当中，在课堂中有利于提高学生进行法律分析、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也为他们今后在法律实务中拓展视野，提高个案的办案水平乃至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改革的推进奠定基础。正如美国学者洛佩兹所指出的：诊所不仅要培育合格的法律职业者，更应当塑造能够改进“法律乃至法律职业本身”的法律人[3]。

2.刑事诊所课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贯通。诊所课程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贯通实体法和程序法。如何在诊所课程中结合真实或模拟案例，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融会贯通，既是办理案件的实际需要，也是衡量刑事诊所课程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大陆法系国家有刑事一体化的学术和法律传统，这样在学术上使得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理论研究相互协同、促进，在立法上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立法规定匹配协调、避免冲突和矛盾。在我国，传统上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理论上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研究还不够重视，立法上还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不够协调甚至矛盾、冲突的缺陷。这就更加需要进行刑事诊所课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联通。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倡加强两者的一体化研究，值得重视。我们在诊所课程中同样注重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以刑事诉讼中的不和免于制度为例，理论上认为，不和免于制度是刑事法律中富有刑事政策意蕴的制度规定，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刑事政策化的背景下尤其值得重视运用。从刑事一体化角度看，为了使不和免于制度更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法律上应当就其适用的原则、条件等作出较明确、具体的配套规定。在我国，由于实体刑法中没有比较具体可操作的配套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和免于规定的适用标准不一，实际运用很少，难以发挥这一制度积极的刑事政策意义。有鉴于此，刑事诊所课程可以做相应的内容安排，以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融会贯通。笔者曾在诊所课程中以盗窃天价葡萄案为例，在介绍认识错误处理的理论研究状况和中外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后，认为考虑到此案的特点，应当根据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认定为无罪，或者应当按不或免于处理。这样同学们不仅理解了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和免于规定的具体适用，同时也认识到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不具体、不配套、不协调的疏漏缺失，从一个案处理中明白了诊所课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贯通的意义和价值。

3.刑事诊所课程对司法改革的回应。诊所法律教育以注重实践和培养实践技能为特色，自然应当关注和回应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近年来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由于社会的变迁、观念的调整、法律研究特别是刑事政策研究的展开，司法改革日益向前推进。当前，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关于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社区矫正、未成年犯的特别处置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已经展开。刑事诊所课程应对此予以关注、回应和支持。以下以刑事和解为例说明。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4]。刑事和解是一个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理论基础的具有刑事政策意义的新型制度，在国外正日益得到重视和运用。我国现有法律中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可以研究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该制度。从程序法角度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不制度，具体有法定不、酌定不和证据不足不三种。刑事和解可以从酌定不切入到现行制度当中。当然，从应然的立法完善看，可以研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刑事和解不制度，有学者提出了这方面的观点[5]。从实体法方面看，刑事和解可以作为犯罪后的犯罪情节影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认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作为酌定不的适用条件。基于以上，我们在办理一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当中，考虑到该犯罪性质及情节情节较轻（数额不大的盗窃的从犯），且该犯罪的未成年人成长于离异并且疏于管教的家庭，犯罪后积极全部退赃等情节，且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了谅解、和解。本案中我们运用刑法原理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理论，运用犯罪学的原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等说服法官，获得法官认可与支持。此外，通过此案，我们还与检查官、法官探讨了完善我国的不制度、构建刑事和解不制度的问题，拓展了与司法工作人员交流的深度和视野。不难看出，刑事诊所课程对司法改革的回应，促进了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结合，也能在推动司法改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4.刑事诊所课程中规范学科与实证学科、政策学科的联动。作为规范学科的刑法学与作为实证学科的犯罪学以及作为政策学科的刑事政策学之间有着重要的密切联系。从西方刑法思想史看，以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犯罪原因及犯罪预防策略为特色的刑事近代学派推动了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和立法的发展，因而在刑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现实制度立法看，西方许多国家刑事法中的规定如假释、缓刑、人格调查制度等的产生发展都与犯罪学以及刑事政策学研究有着直接联系。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开拓与立法的完善看，也有必要加强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鉴于此，刑事诊所课程设计中也应当考虑这种要求，在课程内容中融进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理论知识。如刑事诊所教师可以结合个案进行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分析，这既有利于科学地分析案例，正确认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有利于问题性地审视和完善现有制度立法。笔者比较注重在诊所课程中对案件进行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分析，也注意介评国外有关的立法制度如人格调查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少年刑法制度、保安处分制度、环境犯罪惩治制度等，探讨司法公正和立法完善问题，收到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甄贞.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和未来A].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2007.

[2]甄贞.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J].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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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的法律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增设法律诊所课程或在单项部门法课程中适用诊所式法律教学法，但在理念贯彻和实际操作中都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笔者参建的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法律诊所为例，对高职院校法律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法律诊所教学在高职院校未来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法律诊所 高职法律专业 人才培养 个案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5-0032-03

诊所式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法学教育领域至今，为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引进法律诊所这一教学模式虽然从时间上要晚于本科院校，但是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特点，使这一教学模式在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中开出了的新的花朵。在教学实践中，从理念贯彻、课程编排到教学资源安排等等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因此如何借鉴国外以及本科教育的成功经验，应对当下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中的问题，取得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新突破，将会是本文主要要探讨的问题。

一 高职院校法律诊所教育概况

法律诊所教育（或有称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临床法律教育），在我国起步的时间较晚。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国内著名本科院校首先引进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注重实践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成果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其后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基本所有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学院都设立了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诊所课程。历经15年，在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网注册的会员学校已经发展到将近150所。①

与绝大部分本科院校接受基金会资助建立法律诊所的模式不同，高职院校法律诊所教育的起步时间更晚。且诊所创办的资金多来自于校级项目或者专业建设经费。多数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是由接受过本科院校法律诊所教育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创建的。学生在个案办理与仿真实训中培养了法律工作者的执业能力，这一点与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谋而合。

我国的高职法律人才培养正处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②的背景之中，《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强调高职教育应当“改革教育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在高职院校法律专业设立之初，其高职教育的特性并没有得到突现。很多课程都是照搬原来的本科课程体系，再加以简化。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法律事务专业自2006年开始招生，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为目标。在9年专业建设中，本专业发展出了“一个中心，两个结合”③的人才培养模式。而2009年设立的法律诊所就是我校法律事务专业对于高职法律类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探索。经过5年的发展，法律诊所成为了法律事务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在诊所内部，通过“导师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在诊所学员对外“接诊”时，导师始终隐于幕后，通过案件策略会、总结会和个别指导实现对学员办案质量的控制。同时，法律诊所的教学方法也逐步辐射到单项部门法的课程中，教师也乐于在部门法教学中适用这一“以学生为主”的探究性学习方法。

二 高职院校法律诊所面临之问题

法律诊所作为新兴的法学职业教育模式，在从国外移植到中国国内时，即已面临着很多问题。而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借助法律诊所来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从法律诊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来说，传统法律诊所的律师本位教学体系与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国外以及本科院校的法律诊所均是以培养律师为目标，但是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受限于学历层次，在毕业后无法直接考取律师资格，因此，

在确定专业核心就业岗位时，高职院校法律专业一般都会将岗位定位为辅助类岗位，如律师助理、企业法务助理等等。这些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与传统法律诊所的律师本位的职业能力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对传统的法律诊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我国高院院校法律专业的实际，已成为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法律诊所的实体运营模式来说，资金短缺是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的重要制肘之一。大部分本科院校的法律诊所主要是依赖美国福特基金会以及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所提供的资金赞助，但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的运营几乎完全是依靠本地、本校的项目基金和专业建设经费。法律诊所是一项成本极为高昂的教学活动。与高职院校的理工类专业的成本主要是体现在基础设施如实训室建设不同，法律专业实施法律诊所的成本体现在其活动开展过程中。法律诊所开展只能是按照单次活动逐次申请小额资金，很多时候一些机动经费如办案所需的交通费、通信费、活动费用往往不能得到覆盖。高职院校的学生中，很多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因而这些机动经费往往是由导师来贴补。但如此并不是法律诊所正常运营的长久之策。

从法律诊所的案源来说，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知名度较低，难以吸引当事人上门咨询。在实际运营中，为了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实际案件经办，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实案操作与仿真实训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在学校以及社区开展法律咨询吸引当事人，另一方面由具有律师资格的导师向学生转介自己经办的案件，以保证学生参与实务操作的可能性。但是法律援助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案件当事人必须对经办学生的个人素质和法律诊所的管理制度有一定的信任。但在实践中，咨询者往往对高职院校的学生的办案能力抱有疑问，甚或有个别咨询者要求跳过经办学员，点名要求某位导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只能依靠法律诊所的导师、学员持续多年积累下来的良好口碑，以及对咨询者的正确引导才能打开局面。

从教师资源的安排来说，导师对学生工作的课外指导和追踪无法转化为工作量，制约了教师对法律诊所的投入。以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法律诊所为例，法律诊所的4名常任导师均具有双师资格，其中两位为正在执业的兼职律师，一位有10余年法院、司法局工作经验。每个学期还会聘请行业专家以及校内的其他老师对法律诊所的学员进行指导。本校的法律诊所实施的是小班制加导师制。每个导师面向5至8名不等人数的学员。这种独特的授课方式，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课堂控制能力，以及把握实务工作进程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人力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导师在自己的常规教学工作之外，还需要在课外时间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追踪和辅导学生的工作。但是在高职院校现有的工作量和业绩评价体系中，这些工作却无法转化为业绩。

三 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策略

法律诊所教育在其发源地――美国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被认为是美国法律教育的最重大变革。然而在其完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很多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运营时间都没有超过5年，因而通过学习借鉴外国以及国内本科院校法律诊所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使高职院校法律诊所藉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春风”快速发展。

首先做好专本衔接工作是拓宽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也是调和法律诊所培养目标和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的方法。在我校法律诊所课程中，导师是通过针对案件召开策略会，指导学生扮演不同职业岗位进行仿真实训，来实现法律诊所课程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统一的。如在劳动合同纠纷的策略会中，经办学员会提出己方的法律方案，其他非经办学员则扮演企业的法务人员、人民调解员等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职业岗位参与到案件的模拟中，并通过模拟为经办学员提供修正策略的建议。但我们也要正视独立从事法律执业的门槛考试――司法考试要求参加者具备本科学历这一现实，把握住当下打通专本升学途径的机会，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做好专本衔接工作，并不是放弃以就业到导向，而是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关注学生在毕业后3到5年中职业晋升的可能路径。

其次，进一步完善法律诊所课程教学标准是高职院校法律诊所课程建设的必然需求。法律诊所课程一般是作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开设的，采取灵活排课的方式的进行。为了避免“放羊式”教学以及不同导师指导的学员之间工作量差别过大的问题，我校法律诊所采取了“小班合组教学”和“个案分组指导”相结合的形式来实现案件资源的统一调配和学生的个性发展之间平衡。但法律诊所课程形式的灵活性决定了其是难以重复使用的。这样并不有利于教学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学生的课程表现进行客观评价。因此，有必要通过自编教材、修订课程标准来进一步规范法律诊所教学过程。

再次，将法律诊所活动与“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等社区建设活动相结合，形成规模效应是增加法律诊所课程资源的有效措施。为了解决高职院校法律诊所案源有限的问题，我校法律诊所采取了扎根于学校所在社区，鼓励导师和法律诊所学员走出去，为社区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方式;其后实现对周边地区的法律援助的辐射。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多样化，法律诊所案件来源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申请地方政府的社区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资助的，以解决法律诊所的资金来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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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诊所式法律教育；职业技能；法学教育改革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

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仅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开展，并且迅速传播到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拉丁美洲、非洲、日本、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40年左右的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国外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从2000年9月开始，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7所高校法学院尝试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选修课程，此后很多院校陆续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至今已有上100所高校成为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单位。开办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形式较为丰富，主要为诉讼类法律诊所，如农民工维权诊所、消费者维权诊所、公益诉讼法律诊所、老人维权诊所、妇女维权诊所、刑事法律诊所、民事法律诊所等，也有少数为立法诊所、综合性法律诊所等类型。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法律诊所的建立和相关的研究基础

重庆三峡学院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依托重庆市律师协会三峡库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开展工作的。同时重庆三峡学院领导对诊所式教育也高度重视，在师资配备、经费资助和图书资料上均给予了较大支持。在校内还特别为诊所课程指定有专门的80平方米法律诊所专用房(作为接待室和教室)，并配备有专门的办公与教学设备。在重庆三峡学院政治法律系挂牌的“重庆三峡学院青少年维权咨询服务中心”这一特殊机构也是引导学生参加校内诊所法律实习的一个重要机构。重庆三峡学院于2009年5月25日加入中国法学会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为加入该会第100位单位委员。由重庆三峡学院申请的课题——《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诊通字[2009]第4号)获得了2009年度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诊所式法律教育课题研究资助。2009年法律诊所课题组以《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实践探索》为题，获得重庆三峡学院校级教改项目立项。诊所式法律教育课题组还得到香港大学法学院内地项目的支持进行法律咨询援助服务以及社会调研活动。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重庆三峡学院诊所式法律教育得到了社会的初步认可。

(二)法律诊所课程的开设

重庆三峡学院法律诊所于2008年5月正式启动。而《法律诊所》课程于2008年9月开始开课，每学期开设一次。开设对象是本科法学专业学生，其性质为选修课。于2010年3月开始调为必修课。学生完成既定教学计划，可以获得3个学分。同时，学校亦认可指导教师在诊所教学中的工作量。参照兄弟院校相关制度，重庆三峡学院法律诊所先后制定了《重庆三峡学院法律诊所管理制度汇编》和《重庆三峡学院法律诊所教学文件汇编》。

(三)关于诊所教学主体教师和学生的选择

为了方便指导学生，重庆三峡学院诊所课程要求教师不仅要负责课堂教学的模拟训练，还安排教师到法律援助中心定期值班，了解学生接待当事人或者提供法律咨询的情况。对于诊所学生的案件，诊所教师跟踪指导，并主持结案评析讨论。考虑到诊所教育的特点，我们把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安排在大二下学期，因为主要的法律课程都已经或正在学习，有利于法律诊所实践工作的开展。

(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诊所课程由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构成。课堂教学的做法：全学期16周，安排课堂教学6周。在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律师实务和执业技巧、方法为主要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采取互动式教学方法，以角色扮演、实案练习、讨论交流、及课后作业、汇报晚会等训练方式。在实践教学设计上的做法：将教学班分成8个小组，每组7人左右，指定1名协调能力较强的同学任组长。每周二安排一个小组轮流到农民工维权中心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其他小组在课堂学习，另外每周六安排1个小组轮流到法援站进行法律援助服务。由任课教师作为法律援助服务现场指导教师。保证每组每生可以轮流至少有2次参加实践活动。成绩考核方面参考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咨询接待记录的完整性，整理归档及时性、诊所法律教育宣传推广、学期总结报告，按时提交，内容充实、学生自评等方面内容加以评定。

三、关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思考

由于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引进较晚，开展的学校比例较低，对于这一从国外移植来的新的法学教学模式，在本土化过程中难免水土不服，困难和问题在所难免。

(一)更新法律教育观念，积极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亦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现成的材料。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一门法律实践教育课程，既是一种新的法学教学方法，又是一种新的法学教育观念。我国高校应更新观念，统一认识，将诊所式法律教育纳入法学教育课程体系，明确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法律实践教育课程是与其他部门法学教育同等重要。应根据其教学资源、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开设一门独立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明确课程性质、开设对象、课时安排、课程学分，制定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建立教学评价体系，配备有实务经验的教师、专用的教室和设备等。 转贴于

(二)多渠道解决经费问题

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比传统理论教育高得多的经费投入。法律诊所的建立和日常运转都需一定的资金支撑。应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进行筹措：一是学校的支持。各高校对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但在课时和学分安排上应高度重视，同时应该拿出专项资金来作支撑。二是与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合作。法律诊所的学生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服务，既可以解决法律援助中心人力不够的问题，又满足了社会对政府法律援助的需求，同时使法律诊所有了稳定的案源，诊所式法律教育也得以开展。这一点在重庆三峡学院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是寻求政府和相关司法部门的支持，得到政策上的优惠和工作上的便利，允许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在办理非援助案件时，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四是争取社会支持。积极宣传法律诊所的教育目的和公益性质，让社会认可法律诊所，争取接受社会捐赠。比如，重庆三峡学院诊所式法律教育得到香港大学的资助，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三)多途径解决案源不足

诊所式教育要求学生参与真实的案件办理来提高其实践技能，而案源少也是实践中一个困扰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作为当事人很难放心地将自己的财产和前途命运托付给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即使其提供的是无偿服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采取与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单位合作的方式进行诊所式法律教育，让学生多参与办案。另外，可以多进行模拟训练，包括如何立案，接待和咨询、调查取证、谈判、法庭辩论等内容。还可以利用音像设备重复模拟训练，以扩大参与面和达到最好训练效果。

(四)法律诊所指导教师的来源可有多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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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优势

诊所式法律教育方法以其独有的特色凸显其优点:

⑴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法律诊所的课程一般分为两个部分: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在课堂教学方面,主要涉及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论,诉讼、司法文书的写作,会见当事人、证人及谈判、调解、调查取证等技巧的学习。而在实践训练上,主要是由学生组团案件,具体工作主要是接待当事人的咨询、法律宣传以及实际的案例等,这个过程是在诊所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实践训练阶段,学生所接触到的案例,都是真实的案例,避免了课堂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⑵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诊所式法律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教学环境,学生亲自办理真实案件,不仅锻炼了学生随机应变、处理不同种类法律问题和应对不同类型当事人的能力,而且锻炼了询问、解答以及归纳总结问题的能力,同时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加深了对原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因此,诊所式法学教育方法有助于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于造就一批既有丰富的法律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⑶有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形成

在传统法学教育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这种教学方法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诊所式法律教育,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和教师是平等的参与者。学生从以往的接受、认同,转变为开始独立思考,并学会质疑和独立行动[1]。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主体意识形成,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潜能。

3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理工科院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笔者以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教学实践经验为例,阐释理工科院校法律诊所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⑴经费不足

诊所式法律教育所需要的费用远比传统法律教育方式要高,费用支出主要用于以下三项:首先是办公场所的费用。诊所式法律教育除了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室之外,在实践训练过程中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于接受咨询、会见当事人等。其次是必要的办案经费。学生在案件时,需要支付包括案件过程中的交通费、食宿费、资料复印费及办公场所中办公设施费用等一系列的经费。最后是诊所教师的报酬。从目前来看,诊所教师除了正常的授课和科学研究之外,尚需要承担诊所教育任务,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无偿的或得到较少的报酬,这些配置和费用支出是传统法学教育所不需要的,这些资金来源于何处?成为各个院校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理工科院校,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作为理工科院校的非重点学科,法律诊所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经费问题,则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各种渠道共同解决。

第一,学校的支持。虽然法学的发展不是理工科院校发展的重点,学校要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将诊所课程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之一,并拿出相应的经费(以课时费或实习经费的方式),以保证基本的经费需求。这一过程可采取课程的整合方式,比如将原有的一些选修课程,如《民法实务》、《刑法案例分析》、《律师实务》、《司法文书》等课程整合到法律诊所课程中。

第二,社会资源的支持。要争取与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联系,获得政府的支持。法律诊所的学生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既可以弥补法律援助中心人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解决法律诊所的案件来源,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资金来源,这是一个三赢的措施。除此之外,法律诊所还可以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司法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解决其案源和资金问题。[3]

第三,通过舆论宣传的力量,让社会认识法律诊所的作用和社会价值,在增加案源的同时,能接受到社会的捐赠及各种基金会的支持,解决法律诊所的经费问题。

⑵师资力量缺乏

首先是诊所教师的数量不足,从目前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院校来看,普遍存在诊所教师数量投入不足的问题。如北大的法律诊所设立时只有指导教师6名,其中还包括2名外聘的法律工作者;武汉大学的法律诊所担任教学与指导任务的教师只有5名;清华大学有4位教师担任法律诊所指导老师。这些高校的法学院,每个年级的人数均在300名以上,而每级能够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却只有30名左右[2]。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严重影响了学生参与法律诊所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法律诊所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其次是诊所教师的整体水平需要提高。从事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师需要具有丰富的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理工科院校的法学院多是后期(2000年左右)建立的,其法学院的教师以年轻教师为主,实践经验缺乏,甚至有很多教师没有任何法律实践经验。最后是时间、精力问题。诊所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一,解决法律诊所教师的报酬问题。改变传统的教学教育体制,设置诊所课程较一般法学课程更多的学分,保证诊所教师与从事一般教学工作的教师享受同等的待遇。第二,建立专职诊所教师与兼职诊所教师并存的教师队伍。在理工科院校,年轻的法学专职教师司法实务经验相对不足,而由长期在司法第一线工作的律师、法官、检察官担任兼职教师就有助于学生在实践训练方面的快速进步。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加强与法律执业者的合作,是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如早稻田大学的难民法律诊所,他们为了实现教学中理论与实践指导的并重,其教师队伍的设置都是由一名法律学者和一名法律职业者共同组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

⑶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问题

基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能够参加法律诊所学习的学生一般来说是大三以上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学生。学生在校的时间仅为四年,在大三的时候让其参加法律诊所学习,会面临准备司法考试、考研和找工作的压力。这些都会牵涉到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问题。另外,学生能够进入诊所学习的时间通常仅为一个学期,这和所的案件通常耗时较长相矛盾,学生通常是无法完整的完一个案件,这样就使案件的不能形成连续性,影响了法律诊所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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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诊所课程的虚置化

诊所法律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和个案指导相结合的模式，课堂的教学应围绕着个案的具体操作展开，使学生获得法律实务经验，锻炼法律思维，强化职业意识，而不单是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国内开展诊所教育时，部分院校并不重视法律诊所课程，致使其被虚置化，主要表现为：第一，诊所课堂异化为普通课堂。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视为专业选修课，在师生配比、教学内容与方法上与普通法律课程无异，根本不能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诊所课程异化为专业实习。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的课堂教学转移至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带领学生办案来完成，这改变了诊所教育以学生为主体、教学互动的理念。

（二）师资的非职业化

诊所教育作为学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关键。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设立了27个不同主题的诊所，相对应的，有10位专任诊所教师、3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担诊所课程的教师，这还不包括若干兼职授课的律师、非政府组织成员、退休检察官和法官等人员。反观我国，高校的诊所教师都有着自己的法学专业，要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任务，诊所课程只是“副业”，指导的热情不高。此外，诊所教师基本没有实践经历，没有能力指导学生。这种法律专业知识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并不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

（三）案源的贫乏化

诊所教育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学生接触和真实的案件，像律师一样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充足的案源可供选择，诊所教育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在美国，贫困者无钱聘请律师与学生急需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现实，推动了诊所教育的开展，所以诊所教育的案源大多来自法学院的法律援助中心（诊所）。相比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实践是稀缺资源，社会包括当事人对数量庞大的法学院系参与其中，至今并无强烈要求，所以我国高校引入诊所教育后，虽然也挂牌设立法律援助诊所，但除了华东政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较多案件外，很多诊所都无案可办，更别说挑选了。

（四）资金投入的非常规化

诊所教育是一种高成本模式，要求在师生比上实现“一对一”的直接指导，这就需要法学院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一方面，学生办案要有办公地点与设备，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另一方面，诊所教师的指导也要给予相应报酬，要求教师长期无偿指导并不现实。而我国目前除11所重点院校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外，其他院校的诊所教育经费都是自行解决的，很多院校苦于经费困难无法启动该项目。要想推进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必须解决好资金瓶颈问题。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面临困境的根源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出现的诸多症状，直接原因在于对其定位不明，但根源问题是对诊所教育的文化背景和理念理解的不透彻。毕竟，我们所模仿的美国诊所教育是其长期发展后的成熟模式，不关注其文化背景的跳跃式模仿，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很可能适得其反。

（一）文化传统的差异法学教育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蕴育、发展，与英美法系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1．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理念和遵循先例原则

造就了诊所法律教育美国深受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坚持“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因此不能认为它只包括数学教科书中的规则和定理”。法律是一种艺术，一种实践理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法律的认知，对理论的学习和对原则的分析屈居于辅助的地位。对实践的注重，使得法律更多的关注社会发展。美国的社会学法学认为，应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而非逻辑分析和抽象内容；法官想要满意地完成其任务，就必须对形成和影响法律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充分的认识。以众多社会学法学家的努力作为铺垫，在20世纪20年代，卢埃林和弗兰克将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推上历史舞台。法律现实主义者们倾向于把法律的规范性因素或规定性成份降到最低限度，认为法律只是一组事实，一种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规范。法官、律师、警察、监狱官员在法律事务中的所做作为，实质上就是法律本身。法律现实主义的思潮逐渐影响教育领域，开始倡导以关注社会现实、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践型法学教育，从而开创了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方法论，法律诊所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正式的法学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的确立并逐步取代案例教学法，亦是对遵循先例的司法主旨的回应。遵循先例的规则使得实践中司法判例更具权重，法官和律师都醉心于纷繁的判例研究。前者通过判例总结出一般性的原则和精神，在创制法律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显赫的名声与地位；后者则是应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司法竞技化趋势的需要。所以，作为法官和律师等精英人士储备力量的法学院学生研读案例就成为主要课程。兰德尔发起的“案例教学法”，由教师指定专题性案例，一般多为最高法院或高级法院的判例，学生在事前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围绕所涉及的法律原则及其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课堂讨论。就像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得到数据结果一样，通过对判决的分析，总结和发现法律的原则和规则。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司法实践，但其核心仍是探寻案例中的逻辑和原则，没有充分的视野来适应职业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和所处的社会，很难让学生像职业的法律人那样正确地预测法官的行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与社会正义。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基于真实案件操作，让学生置身于律师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情境，掌握在现实生活中灵活使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质，以培养出具备综合素养的合格律师，是对案例教学法的批判式发展，更是对判例的动态研究。诊所教育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社会现实问题相衔接，在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0年代，耶鲁法学院达到了巅峰并一直引领美国法学教育到今天，成为连续多年美国法学院排名第一的翘楚。这其中法律诊所教育功不可没。

2．我国大陆法系的文化传统注重概念式教育

我国因历史的原因受大陆法系影响颇深。大陆法系侧重于法律的法典化、逻辑性与先验主义。受1776年开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权力严格分立。这就导致一系列后果：首先，不承认法院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排斥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权。法官对法律的任何解释都意味着“法官立法”，甚至法学家也不应对法典作任何评注。再次，严格维护法的“确定性”，不承认法官有任何衡平权。法官只能在法律设定的框架内审慎活动，为使法官能得心应手地引经据典，必然要求法律的法典化，并且法典要“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地适用于各种事实状态。这种法典的制定极大地依赖于法学家，因此，法学家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法学，热衷于构建恢宏的概念化的法学架构，力图涵盖各种社会现象，从而为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渗透到各种教科书来影响法律职业的后继者。大陆法系法学凸显出概念主义、形式主义、抽象化、系统化的特征。因此，我国的法学教育注重概念式教育，侧重于演绎推理，由抽象的概念、原则到规则和具体案件，努力建构精密的理论体系，让学生在理论的学习中塑造信仰和法治理想，其培养目标是法学家或学者型的法律应用人才。法学教育强调法律的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科学性和纯粹性，其内容侧重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而非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法律教育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这种教育模式并不关注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意图让生活中的法律完全逻辑化，容易使法学陷入脱离社会的封闭的理想化状态，所培养的学生理论功底扎实、研究能力强，但缺乏面对真实案件的操作能力，这也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面临的困境。我国正是力图克服此缺陷，加强实践性教学，而引入了法律诊所教育。虽然初衷很好，但没有深刻意识到诊所教育移植的供体和受体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没有厘清诊所教育与概念式教育在我国的关系定位，造成了诊所教育的水土不服。

（二）教育目标的定位不同

1．诊所法律教育的设立服务于职业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将职业技能训练、职业道德训练、促进社会正义作为设立的目的，这恰好契合了美国“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美国的法学教育服务于律师的培养，而律师是既受人尊崇又收入丰厚的优越职业，因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协同发展，形成职业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目标定位。精英教育作为小众型教育，要求合格的法律人在精通法律知识之前，必须获得有关政治、社会、经济以及道德等力量的知识，成为具有文化修养和广博知识的人，否则无法把握社会趋势，无法理解法官的判决。因此，法学教育只能是第二学位教育，大学本科后起点的教育。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的人文科学知识学习后，得以进入法学院研习，在毕业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职业律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学历，笔者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执业律师是其法律人生的第一步，如果执业成功，会成为法官、检察官的后备力量。诊所教育模式在法学院为社会输出精英法律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我国的法学教育偏重人文教育相较于美国，我国法学教育采取的是广泛地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司法”理念。在该理念支配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定位于培养既能从事法律职业又能进行法律理论研究的复合型人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是本科教育，以高中毕业生为法律人才的培养起点，是一种大众型教育。而高中生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加之应试教育仍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所以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更注重宽口径的人文教育，“大学应当是在不考虑知识的直接职业用途的前提下学习知识的地方”，法学院的毕业生不仅仅是执业者，而且是具有真才实学和广阔社会眼界的职业家。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检察官、法官以及理论工作者都是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中国法学教育不仅要着眼于职业技能训练，更重要是承载大学精神对学生进行人文和学术教育，使学生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资格成为“法律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目标定位，课堂教学偏重理论化和学术化，而法律职业所要求的基本素质———社会经验和生活知识，只能通过极少的课外实践活动获取。这势必导致培养的法律人才动手能力薄弱，进而严重影响执法水平与用法能力的提高。正是因为要扭转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中国急需引入诊所教育的方法。但牵涉到我国的权力体制、就业、人事管理、价值观念等复杂因素，完全地引入仍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便诊所教育的引入能增加职业取向的权重，但总体上不能改变目前偏重人文教育的现状。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基于诊所法律教育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目标，考虑到我国法学教育的特色与国情，诊所法律教育在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寻求与我国法学教育更为契合的路径。正如有学者所言，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好比打开窗户，而进行相应的改进，则如同打扫地上的灰尘。开窗户固然不容易，但只要用力，最终可以打开。扫地就要难得多，因为地上有不少先辈前贤留下的杂尘，有时候是不让扫，有时候是舍不得扫。不过我已经看见有人拿起了扫帚。由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的状况和目标不同，培养法律人才的层次性不同，应区别性地适用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一）本科法学教育应适时地引入诊所法律教育

1．准确定位应将诊所法律教育定位于独特的法学教育方法，配合理论课程的学习，使理论与实践不脱节。作为辅助的教学手段，其存在并不是单纯的弥补学生的实践技能，同时要提升学生追求社会正义和职业道德的气质，即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为社会培育法治意识。诊所教育应将法律文书、法律谈判和法律实践培养等课程直接包容，与模拟法庭、实习机制形成错位互补，以培养复合型人才。

2．教学理念的转化在教学理念上，淡化理论知识的讲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注入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因为过于注重理论讲授，势必导致学生缺乏社会知识，不能掌握基本的法律事务技巧，不具备很好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法律的较强实践性不相适应。

3．课程体系的重新设置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应当重新确立人文学科、基本法学科与专业法学科在课时上的分配比例。降低人文学科，如哲学、英语等的课时量；对于基本法学科，如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等所占比例也适当减少，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专业法学科的学习。在专业法学中，适当减少基础理论所占比重，留出一部分课时给予诊所课程。诊所课程围绕着学科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授课，问题可以源自法律诊所办理的案件，也可以是兼职诊所教师的法官、检察官正在处理的案件，让学生对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件并得出建设性结论，这种方式使得学生从纯粹的法律视角提升至更加关注现实困境与社会政策，真正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法学教育更具有实践性的特点。由于诊所课程是新兴课程，为提高教学效果，应制定完备的教学计划，对学生计算学分，对教师计算工作量，对教学双方都进行认真严格的考核。

4．资源保障制度

诊所教育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指导学生具体办案。为尽力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至少参与一个案件的办理，经费、师资、案源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1）实现经费的长效供给。要使诊所法律教育能够真正融入我国的法学院系，就要建立长效性的经费供给制度，实现资金投入的常规化。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法学教育体制内，所支出的教师报酬、办公费用、案件费用等列入教育经费的序列。此外，要多渠道、多方面拓宽资金来源，包括：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将诊所教育所需经费纳入国家法律援助基金覆盖范围；获得国外基金的资助、国内企业或者慈善组织的赞助，建立法学实践教育公益基金；号召投资者与法律诊所协会建立友好协助关系等。只有经费充足，诊所教育的高成本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2）加强师资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为充分发挥诊所教师的指导水平与热情，保证其职业化序列才是根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从教师编制改革入手，对专职的诊所教师单独定编定岗，与教学、科研岗位平行，并规定评定职称的具体标准，这样才能激发教师承担诊所实践教学活动的热情。其次，构建法律职业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让诊所教师定期到法院、检察院、仲裁委员会等部门挂职锻炼，鼓励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教师担任兼职律师，促使他们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司法技能，培养其法律实践能力，同时，还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获取新知识，由此保证专职诊所教师有能力对学生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聘请资深律师或法官、检察官担任诊所法律教育的兼职指导教师，以经典案例为课堂素材，多视角分析案情，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并向学生传授课本外的法律经验和法律技能，比如现在的“检校共建”制度就已经出具规模，并取得良好成效。

（3）保证充足的案源。诊所法律教育的案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可忽视的问题。要保证案源的充足，应采取多渠道方式。首先，最大限度发挥法律援助中心或诊所的作用。目前，很多法学院的援助中心将正义作为自身的基本诉求之一，定位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例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致力于通过诉讼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西北政法大学以学生法律服务中心为依托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要求诊所学生每两人必须完成一起案件的实际或辩护工作。这样的经验可为其他院校提供借鉴。其次，设立多元化的诊所教育基地。应与当地的多个部门，如消费者保护协会、劳工组织、妇联、工会、法院、检察院、街道办事处等加强联系和合作，在其办公场所设立校外诊所点，吸引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来咨询与委托案件。再次，让诊所学生走进社区进行法律宣传，以社区法律咨询等方式与老百姓接触，使法律诊所获得社会认同，从而为案源的取得奠定民意基础。最后，建议立法改革，尽快明确法学院系在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持支持态度，为高校学生进行法律诊所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明确，特别是学生为刑事案件变化上受限较多。所以赋予学生准律师的身份，让其在诊所教师的陪同下处理案件，有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伴随着网络的发达，法学院系应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推介自己的诊所教育，扩大影响力。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自2003年开通至2007年底，已有43万多人次进行了访问，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5．完善评价体系与规章制度

诊所法律教育注重实践性，其评价标准与理论教学的唯考试成绩论不同，应采取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价、办案小组内的评价、指导教师的评价与当事人的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给予学生以考评成绩。学生更关注的是后两种评价。教师的评价能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其办案的思路、方法、技能的不足与优势，易帮助其提高素质与能力；而当事人的评价涉及到对案件结果的满意度以及对诊所学生知识技能、职业操守、社会正义感的认可度，是学生更为在意的，这是诊所学生在未来的法律生涯中要经常面对的。诊所学生虽然是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但这种活动是有诸如败诉等风险的。为避免因法律服务方的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未雨绸缪，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案件受理审批制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指导教师责任制度、过错赔偿责任制度、案卷归档制度等，确保诊所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法律硕士教育应全面引入诊所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法律硕士的培养全面引入诊所教育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理由在于：其一，法律硕士教育类似于美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其目的就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司法任务，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导向，这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目标有相通之处。其二，法律硕士作为小众型、精英教育，在师资培养、硬件投入、时间消耗和管理成本方面均容易满足。其三，法律诊所教育在法律硕士教育中的实践已有成功典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培养中，率先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与社会效果。该模式培养下的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100％，就业率100％。就业单位不仅有中央企事业单位，又有北京等地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也有跨国公司与知名律师事务所。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已经将国务院学位办规定的12个必修学分的实践课程（法律文书课含3学分、模拟法庭训练含4学分、法律谈判课含2学分、法律实践课含3学分）全部纳入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求所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将上述四门课程通过诊所教育的方式来实行，并探索出诊所法律教育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三个层次教育模式，这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考虑到我国进入法律硕士队伍的学生既可能是法律本科学生，也可能是非法律科班出生，且本科的起点层次不一，为了推动诊所教育的开展，强化法律精英的培养，适应我国由学术型人才培养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倾斜的大环境，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的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只要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本科毕业生，就可以向有法律硕士点的高校申请法律硕士的入学资格。接受申请的高校在通过面试后，从中录取优秀的考生。这是借鉴其他国家针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经过二年半左右的司法研修并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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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诊所教育既包括传统的法学教学课堂，也需要真实的社会案件与处理。首先，前者所追求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各个发表自己看法，以培养独立法律见解，鼓励独立思考，使学生头脑与行动紧密结合的学习方式。它与其他课程教学方式的最大区别是由老师引导学生，使学生逐步对法律实务产生浓厚兴趣的舞台，是一个师生面对面平等探讨交流、互动的平台。从教学基地的建设角度看，就必须要有固定的法律诊所教育教室，在这个教室里，应该桌椅可以活动，以便大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桌椅围成椭圆形，便于师生交流;也可以模拟律师事务所或法院办案的设置场景。同时，因为在法律诊所课程教学中，需要真实案例的说明和证据展示，也需要传授大量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理论，需要播放大量的视频资料和文本资料，因此，法律诊所教育的校内基地最好要配置多媒体播放设备。其次，对于真实案件的与处理，法律诊所教育的基地建设也应考虑。比如在学校内或者校外租赁门面设立法律诊所“门诊室”或接待室，在诊室内要安排学生或者专职人员定期坐班，为社会公众提供面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涉及到复杂法律问题如需要收集证据、撰写诉讼文书或者出庭辩护的，“接诊”人员要及时反馈给诊所负责老师，由负责老师将案件分给学生并进行指导;同时，在“诊室”内要设置法律服务热线，安排专职坐班人员或者诊所内的学生接听电话，解答法律咨询，并认真填写《法律诊所受理记录表》，并落实好答复、回访和归档等具体制度。最后，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基地的完善，需要一系列诊所工作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因此，要科学制定如下诊所管理制度：诊所工作计划制度，对诊所每一年（或者一个学期）的工作进行计划安排，使其诊所教育质量逐步得到提高;会议记录制度，主要包括法律诊所校内课堂案例的会议研讨记录，社会真实案例的研判讨论记录等;一案一卷等制度，主要是社会案例的接待、咨询、调查取证、案件及结果等资料的收集和归档，这些具体制度的制定和严格执行是培养法律职业素养的必经程序。

二、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材选择与创新

法学传统教育受限于教学环境，注重法学理论的传授，忽视了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这对于培养应用性、复合性的法律人才十分不利。法律诊所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可以进行突破，如指导学生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提供包括法律义务咨询与法律文书写作、参与调解或诉讼等法律程序运作，这些教学内容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法学的教学内容。结合我院《法律诊所》教学与实践运行的具体情况，教学内容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案例要选择典型性，具备可实践性等。在具体的校内法律诊所课堂操作过程中，可以考虑收集以往本校法律诊所学生或参与的真实典型案例，同时要记录学生在具体案件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如当事人利益的冲突与诉求、学生与当事人、法官的沟通过程与经验总结等，将这些典型案例汇集成库，作为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资料，有助于该课程的实战性。另外，为了更贴近现实生活，找到最新的案例作为法律诊所课程的内容，我校法学院依托桂林市司法局成立了的“桂林法律援助中心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工作站”，同时加强与妇联、农民工团体、所在社区的合作联系，为社会弱者提供最急迫的法律援助活动。对于教材方面，既可以选择最新的法律诊所教学教材，如李傲的《互动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章武生主编的《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等，也可以根据本院老师的典型案例、法律诊所中学生或参与的典型案例进行内部教材的编撰，当然教材的编撰要本院高水平的诊所教育教师进行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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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设置方面

我国的法学教育侧重于法学理论教育，因而在课程设置方面，学生首先应当学习的是基础理论课，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其次应当学习专业基础课，如法理学、中国法制史等课程;专业核心课是教学的重点。同时，上述课程的教学，基本上沿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员然我国法学院的教学过程也有毕业实习环节，但由于疏于管理，已经难以发挥应有的教学作用。为此，这种课程设置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在进行法学理论教学时，几乎没有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过少的实践课程不但不利于学生们消化所学的法学知识，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实际操作与创造能力。要让学生尽快消化所学法律知识，让学生实际操作与创造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就应该改革传统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把法律职业化教育置于教育目标的首位。并在此基础上，将诊所法律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之中。因此，教育界要支持诊所法律教育，除了更新教育目标以外，还应当具体的从课程设置着手，对传统的课程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实践课程和实践机会。

二、教学方法方面

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记，这种讲座式教学方式(或称课堂讲授法)仍然是我国法学院的主要教学模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传授大量知识，并能合理有效掌握课程进度。缺点也很明显，即给学生灌输知识，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而法律诊所教育强调老师带领学生参加实践，同样要避免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搞“一言堂”。因为对于学生来说法律实践仍然是陌生的，需要老师大量的指导，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要注重让学生自由发挥和独立思考，明确自己的指导地位。如果不注意这个方面，可能又会出现和传统法学教育一样的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情形，这样法律诊所教育就不能实现改革法学教育方式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与法律诊所教育相配套的学生评价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像原来一样用试卷的分数去评判，这就需要学院的老师设计一种多角度的成绩评判方式，即能对学生在法律诊所课程中的表现做一个客观总结，也能激励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诊所课程的学习中。同样也要对老师在法律诊所课程的工作量做一个合理的评估。

三、师资力量方面

我国法学院的老师基本是由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中产生的，而且一些有副教授、教授职称的老师都是长期工作在教学工作第一线或从事法学课题研究的。一定程度上这会与社会的法律实践有些脱节，而受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他们也难以理解社会上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难以适应法律诊所教育高强度的实践教学。这就需要法学院在建设法律诊所课程时引进一批有律师、法官、检察官之类的有具体法律执业经验的人员从事教学工作。如果在引进这方面的人员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可以考虑请在职的法律职业人员进行客座讲座，也是给学生一个接触法律实践的机会。而从事具体教学工作的老师除了自身要有实践经验外，更应有责任心和精力投入到繁琐艰巨的法律诊所实践教学，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四、毕业实习制度方面

毕业实习是我国法学院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目的是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具体的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以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然而，日前的毕业实习制度却呈每况愈下之势，显得十分的不规范。法学院学生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体系的培养下，实践能力是十分低下的。虽然会一些基本的法学理论，掌握了常见的法律条文，但在信息时代下这些书本上的知识的作用很低了。而法学院学生的实习单位一般都是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之类的法律工作第一线的重要单位，往往希望来到岗位上的人员能迅速适应工作的需要。很明显传统的法学院的学生离这样的要求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基本不能胜任任何实际具体的工作。因此，实习单位接纳实习学生，更多的是倾向于将他们当作缓解工作压力的助手，通常做些琐碎的杂务工作，很难得到操作具体业务的机会。因此对学生毕业实习的疏于指导和监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削弱了毕业实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教学价值。可以说，传统的实习制度在为学生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实践经验方面是不成功的。法律诊所教育则不同，通过重视在实践中让学生体验不同的法律职业角色，亲身处理真实的法律问题。这样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大提高了，也能很快胜任实习单位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能改变实习单位对法学院学生的传统的看法。假使各法学院在组织教学活动的同时，融入诊所法律教育方法，必然会取得教学上的重大突破。因此，全面改革法学院毕业实习制度，吸取诊所法律教育方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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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诊所学习之前就听往届的师兄师姐说过，法律诊所教育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第一次走进教室确实让我耳目一新。桌子围成圆形，老师和同学坐在一起，让大家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流和学习。接下来就是老师的授课方式，以往的法学授课难以摆脱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模式。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很少展开讨论，法律思维的培养完全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虚拟想象的基础上。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诊所学习，大部分时间都是学生在说，而老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下指导。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判断力、职业责任心，并深刻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

多样灵活的教学方式还包括寓教于乐的游戏教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老师在讲证据方法时做的游戏。30个人分成两组分别传一句相同的话，最后的一位同学把自己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过程中，我们却出现了很多笑话和问题。首先是老师给的话都很长，你要在听到一个同学说完后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准确的语言转述给下一个同学。然而传到最后一位同学那里总是出现五花八门的答案。从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及距离的远近对证据证明力的影响。这种方式比起我们在传统的课堂上去记忆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特征、概念一类枯燥的东西更有助于理解和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的适用。

在诊所的课堂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那就是大脑风暴。每节课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大家分成小组围绕主题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由同学自由进行发言。诊所课堂上同学们的发言既轻松又活泼，就连我这样一向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的人也被那种课堂气氛所感染了，也是踊跃发言。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进行争论，可以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即使是这样大家同样会感到很开心，因为在讨论中会发现自己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及学习其他同学在分析问题方面的优点，也就是老师们经常说的“学习在学习的能力”。

在教学内容上，传统的法学教育诸种理论的熏陶，但诊所教育更多的注重操作层面的东西，正好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文书写作、法律职业道德，就连接待当事人也在我们的演练范围内。诊所老师的和善以及同学之间关系的融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所以说诊所的每次课我必定去，从来不会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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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诊所学习之前就听往届的师兄师姐说过，法律诊所教育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第一次走进教室确实让我耳目一新。桌子围成圆形，老师和同学坐在一起，让大家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流和学习。接下来就是老师的授课方式，以往的法学授课难以摆脱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模式。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很少展开讨论，法律思维的培养完全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虚拟想象的基础上。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诊所学习，大部分时间都是学生在说，而老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下指导。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判断力、职业责任心，并深刻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

多样灵活的教学方式还包括寓教于乐的游戏教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老师在讲证据方法时做的游戏。30个人分成两组分别传一句相同的话，最后的一位同学把自己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过程中，我们却出现了很多笑话和问题。首先是老师给的话都很长，你要在听到一个同学说完后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准确的语言转述给下一个同学。然而传到最后一位同学那里总是出现五花八门的答案。从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及距离的远近对证据证明力的影响。这种方式比起我们在传统的课堂上去记忆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特征、概念一类枯燥的东西更有助于理解和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的适用。

在诊所的课堂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那就是大脑风暴。每节课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大家分成小组围绕主题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由同学自由进行发言。诊所课堂上同学们的发言既轻松又活泼，就连我这样一向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的人也被那种课堂气氛所感染了，也是踊跃发言。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进行争论，可以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即使是这样大家同样会感到很开心，因为在讨论中会发现自己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及学习其他同学在分析问题方面的优点，也就是老师们经常说的“学习在学习的能力”。

在教学内容上，传统的法学教育诸种理论的熏陶，但诊所教育更多的注重操作层面的东西，正好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文书写作、法律职业道德，就连接待当事人也在我们的演练范围内。诊所老师的和善以及同学之间关系的融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所以说诊所的每次课我必定去，从来不会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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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武汉科技大学教务处（项目编号：2013Z040）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法学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建构和创新

收录日期：2014年5月6日

法学本科教育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工程。大学法学本科教学应该顺应法治建设的需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之后，在社会科学领域法学专业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围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任务，针对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将目标定位在：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培养、造就一批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卓越法律职业人才。

中国深度介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相当数量的精通法学理论，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法学实践问题的法律人才。在有限的课堂教学环节和教学实践环节，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实现既有目标，无疑需要在教学模式上推陈出新。根据既有的教学模式，结合我校本科法学教学特点，笔者认为应该将诊所式教学模式类推适用于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

一、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现状分析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兴起。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其创始人是美国著名法律教育家Jerome・N・Frank，Frank教授的思想被耶鲁法学院所采纳，发展演变成为当今美国法学院最具活力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从2000年秋季开始，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首批高等院校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教学模式在大学本科教育环节开设“法律诊所”选修课程。这一课程的开设，打破了我国学历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

（二）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优势分析。法学本科教学模式是培养法学人才、构建法学人才库，“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因子。传统的理论分析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等只能单纯“书本式”理论分析或者简单机械化分析实践案例，当新形势下的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势运用这种模式培养的法学学生都不能适时灵活分析处置。这样有悖于培养真正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通过诊所课程学习、诊所教师指导带领学生实际运用法律事件，成为新形势下活力教学模式。

1、法学教学目标明确化。法律专业知识技能和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两大基本要素。

（1）培养学生法律实践技能素养。传统法学本科教学是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环节传递信息，这种信息由于课时、教师职业技能等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带有狭窄、主观性等不利影响。再加之学生认知水平局限性、不一性，那么这种被动学习模式吸收信息量学习理论知识就毫无疑问的显现出学生无目标的盲目学习的劣势。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以培养实践性律师为首要目的。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社会的实践性，注重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发现问题、评判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战能力。学生在清晰自己学习目标、方向的前提条件下，有的放矢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习。

（2）培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规则意识。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

传统法学本科教育注重书本理论教育，学生应试教学严重脱离实践环节。这种情势使法学四年本科的法学毕业学生只知道应试期末考试、司法考试，对毕业后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而言，专业技术面临的应用法律知识解决实践问题以外可能会面临的情势束手无策。事实上，法律专业知识技能是教会学生怎么做，而法律职业道德教会学生为什么这样做？

诊所式法律教学模式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培养职业道德教育规则意识：途径一：通过诊所课程的教授，具体内容包括诊所法律工作要求和工作规范、接待来访、法律文书写作、事实认定和证据调查、诉讼和非诉讼案例、庭审技巧、团队合作、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等，在课堂上先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途径二：老师带领学生在实际办案的过程中，通过与双方当事人、律师、办案检察官、法官的“面对面”接洽，参与案件进展的各个阶段，在实践中将诊所课程灵活运作。

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培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规则意识，为日后成为真正德行兼备的法律工作者夯实基础。

2、法学教学方式多样化。诊所式法学教学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因此，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贯彻教学意图，使教学能产生一种立体的、透视的、深入的效果。

主要的教学方法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两类：第一类：课堂内教学：主要通过诉讼角色模拟训练，即让学生分试当事人、辩护律师、检察官、法官等角色，在模拟法庭中体验法律的实践运用。除此之外，还包括互动式个案指导、分组式诉讼场景训练等其他新型教学模式等。由学生互动评价、由带队老师客观评价，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体；第二类：课堂外学生在带队老师指导下亲身参与真实案例，有的放矢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且案件各方主体对学生的实际表现真实、客观地作出评价，让学生在这种竞争环境下积极主动学习。

学生只有在客观真实的情势下，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并且接受除教师外的同学、案件参与者评价，最终实现学生能够思考问题，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建构和创新必要性分析

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是美国舶来品。从本世纪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传入中国，在为数较少的一本高校以开设“法律诊所”选修课程为模式，施行“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随后的近15年时间，各省市法学百余所高校在任课老师的主导下纷纷试行法学公选、专业基础课程诊所式改革，但更多的是课程教授中多设置些实际案例分析；组织学生每学年多开1～2次庭审模拟；组织学生任职实习、毕业实习过程中严格要求学生；在“诊所课程”开设中由本校老师或者特聘教师讲授课程内容。其中，庭审模拟已经成为目前最常见的一种诊所教学方式。但是，事实上，我们如何将美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更好地“本土化”，将其精髓被我国法学教学模式吸收并创新，这就是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建构和创新必要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校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制度瓶颈。美国法学教学奉行“精英”教育，采信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学生层次相对较高，而我国法学教学面向“普法”教育，面向日益增长的法学本科学生，采信诊所式教学模式的学生层次相对较低；美国法学“精英”教育配备的指导教师不仅师生百分比高，而且通常是“双师”身份，而我国法学“普法”教育配备的指导教师不仅师生百分比低，而且通常是纯理论的“学到教”理论型人才；美国法学实行的“职业化”教育，而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现阶段是形式掩盖下的理论教育为主；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系国家的代表，案源丰富、案情多样复杂，审判程序是律师主导下“抗辩式”的庭审过程，中国是法典本本主义，审判是由审判员、检察官主导下的“纠问式”庭审过程。

（二）我国高校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践瓶颈。我国高校在对诊所式法学教育进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以我校在实践操作中的一些经历为基础，认为可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资金来源。“精细教育与成本控制”是教学改革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教学模式建构和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些经费使用需要在师资培训、人员聘请、资源平台搭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办案必要经费等，而这些单纯依靠学校财政拨款是无法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第二，案源获取。在校大学生通常没有司法职业证书，所以根本无法从实践中获取案源，只能由带队老师将自有案源和学生共享。但这势必会涉及到教师、当事人等隐私、商业机密等各方面问题；第三，带队教师配备。从配备教师要求上看，大部分教师都是学术型人才，“双肩挑”具有辩护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人数并不多，法官、检察官工作实践经验高校教师不具备；第四，学生自愿投入。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需要大量自愿者学生投入相当精力到实践中去，这对于接受传统教学听课、评教模式的广大学生而言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观点，自愿接受这种相对较新颖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掌握自我学习和领悟的方法，理解法的深刻内涵，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

三、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建构与创新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案例式教学法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结果，诊所式教育是还原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将学生从案件的旁观者转变为当局者。那么，如何将这种具有实践性、自主性、亲验性和启发性特点的舶来品变成符合中国国情法学教学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发展至今近十五年的教学模式不断探索，建构和创新。

（一）探索教育部门与公益机构、司法机构结合方式，解决资金难问题。国家财政预算每年都会有大量资金投入教育，中央财政设立“质量工程”专项资金用于“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但是，“质量工程”面对的是全国高校本科教改工程，对于法学本科教学改革投入远远无法满足诊所式教学模式所需的各项财政支出。

我国诊所式教学模式原本就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启动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资金以用于科学、教育与慈善目的，“一切为了公众福利，此外无其他目的”。我们也可以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等，愿意投资教育改革、促进法学教学课程改革的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机构进行合作。多探寻资金来源渠道，彻底解决资金难问题。

我国司法机构是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构。而法学诊所式教学改革必然需要得到司法机构在师资、学生实践、案例庭审等各个环节指导和协助。司法机构在职责范围内应该全力以赴、无资协助。

（二）送法下乡，把诊所开到基层。带队老师将自有诉讼案源提供给学生进行实战分析、司法机构将受理案件提供给学生进行学理分析。这种案源渠道会受到案源数量问题限制，更会受到当事人保密质疑。那么，由学校出面联系，由带队老师带领学生在基层开设诊所，由当地村委会、居委会协助，面向基层定期、不定期举行法律讲座；面对面和村民、居民就有关法律问题交谈；接受一线村民、居民咨询、问疑，用所学的法学理论、诊所课程知识解惑。这样真正落实理论联系实践，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当事人接洽、学习面对各种实践问题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予以解决。最关键的一点，这会是最为有效解决案源数量问题的途径。

（三）带队教师数量、质量全面提升。从配备教师数量上看，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带队老师和学生师生比例平均最佳比例为1∶7，但很多高校带队老师和学生师生比例平均比例大多都有1∶20。这样容易造成教师由于精力问题无法全面掌控学生实践学习情势。从从业教师结构上看，高校大部分法学教师都是纯理论的研究型、学术型人才，这对培养实践型、临床型诊所式教育的教师要求本身就背道而驰。如何彻底解决这个困境？

1、教师“走出去”：投入资金，资助教师兼职各类诉讼案件、委派到司法机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实习，加强带队教师自身实践作战、临床诊断的能力。

2、司法人员“请进来”：邀请律师、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到学校担任客座教师，定期举行讲座，并由他们担任校外指导教师，亲自带队下基层参与诊所实习工作。

（四）加强学生学法方式观念的转变，重新制订评价体系。大一大二学生应该加强理论学习的任务，并在教授中指导学生“法学是实践性学科”。动员学生应该灵活掌握所学理论知识，适当带领学生直接进入“基层诊所”，让他们亲临感受诊所式教学模式。在大三、大四学生中，转变开卷、闭卷这种笔头评价学生学习的方式，实践中由村民、居民的评价；带队教师的评价；同队队友的评价占学科成绩的大部分，而纯理论的笔头考核方式仅仅占很小一部分。

这样转变观念、多样化评价方式将法学本科学生逐步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接受诊所式教学模式，客观上逐步提升学生临床经验，让其成为“卓越法律工作者”。

四、总结

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定位等基本的、理念性的问题，仍然是主要的、较具争议的话题。在中国启蒙、发展至今的“本土化”十余年中，面临了许多问题。务实的结合各地、各校、各专业特色进行诊所式教学模式探讨并逐步提升效果，将我们国内法学本科学生培养成为真正意义的法律工作者。

主要参考文献：

［1］左卫民.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本土化与多元化探索［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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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课堂教学在我国两千过年的教学体制和理念中都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知识的讲解和分析，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对于实用性极强的法学专业和专业型、复合型的法律硕士来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仅仅只有课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少数高校与当地法院进行联系，构建法庭审判的远程观摩网络，让学生不出校门，在教室中就能观摩到各类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并能够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真学习和研究律师、法官以及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的结合，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和运用技巧。

3.实习与研究相结合。教师与律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在研究中研究，一个在实践中研究，大学教师甚至教授，通常都是埋头做学问，理论能力和学术能力很高，但却忽视了实践。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多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学生的实习成为毕业和就业前的一道程序。但对于专业型和复合型极强的法律硕士来说，虽然其在就业和择业方面比法学专业的学生有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是专业理论功底较弱，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胜任能力存在一定问题。增加专业型法律硕士的实习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只有更多的进行实习，深入法律职业的基层和实践中，真正与法律职业工作者联系在一起，才能发现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的现状和问题所在。让学生更多地在实习中发现问题，并进行研究和总结，能够更好地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升实务技巧，培养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