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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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

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

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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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少融资中介结构。我国缺少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中介结构与平台。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关策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与监督。导致融资活动中的漏洞难以被发现。政府没有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导致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时，往往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或者发动亲戚的力量进行解决。

3.财务制度不规范。中小企业缺乏财务风险意识，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经常存在会计与出纳两个职位由同一人担任的现象。由于中小企业多缺乏规范财务制度，领导本身也不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导致财务信息不实，存在失真现象，不能正常反应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金融机构不能通过审核企业的财务工作来判断其生产能力与资金实力，不能获得可观的财务评价。从而增加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

二、中小企业财政金融策略研究

1.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经营的外部环境。政府需要完善中小企业外部经营条件，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的中小型企业管理平台，整合中小企业资源，全力落实中小企业政策措施。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中介。政府可以加强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介服务，并且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条例，确保服务中介能够发挥自身价值，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方位的帮助。政府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财政优惠等策略方面的扶持。既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也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改善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银行贷款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其安全性、稳定性更为优越。中小企业如果能获得银行贷款是最佳的融资方式。政府必须加强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企业需要让银行充分了解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与发展趋势，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与财务状况，以及日后发展前景。银行做充分调查后，才有可能提高放贷效率。

3.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政府需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建立良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可以从建立全新的中小型银行着手，由地方财政出资建设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银行，或者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其次，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建设。可以根据现有政策，建立直接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部门，加强相关法制政策的建立，根据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恰当的融资比例。扶持银行将一定比例资金投入中小型企业中，尤其针对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

4.倡导集群融资发展趋势。政府可以倡导中小企业通过集群的方式克服单个中小企业生产规模小的局面。可以将大量生产产品相关的中小企业集中到一起，提高外部经济规模，同时也利于提高自身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容易获得银行、其他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的信任，在生产技术、融资能力等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利于解决中小型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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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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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财政对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补贴很少，降低了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意愿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而且在创新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种风险，因此，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不仅规模大，而且占用时间长，具有较高的风险，一旦创新失败，就无法偿还资金。而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安全性的特点使得其不愿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支持，金融机构惜贷现象比较严重，从而使得一些发展前景好的农业产业项目和新技术推广项目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具体实施。而我国财政资金对于金融机构的这种活动的补贴很少，不能很好地激发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意愿不高。

1.3金融产品的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

1.3.1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品种少目前，虽然部分金融机构把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了信贷扶持的重点，但是由于农业科技创新的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高、收益不确定，往往很难得到充足金融资本的支持，大多数金融机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信贷管理制度或者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特点开发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主要是提供贷款，而且所提供的贷款品种单一化。同时，这些贷款还需要提供以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为主的抵押物，使得许多承贷主体难以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农产品抵押贷款等与农业科技创新相关的贷款很难获得金融机构支持。

1.3.2金融产品的期限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农业科技创新的周期一般比较长，如一般情况下一个农业新品种从研发到广泛推广需要大约7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现有的金融产品多是短期小额的流动资金贷款，或者是针对大项目的长期贷款，与农业科技创新周期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几乎没有。再加上银行贷款程序复杂，贷款条件严格，许多承贷主体满足不了银行的条件，很难获得银行的融资。

1.4农业科技创新的融资渠道狭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国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也逐步增加。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仍然不足，政策性金融的贷款门槛相对比较高，商业性金融贷款条件严格，而且发放贷款时有着明显的倾向，倾向于农业龙头企业，证券市场有着严格的审批制度，创业板和中小板主要支持科技含量高的农业企业，国内上市的农业企业数量较少，而且这些上市企业缺乏投资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农业保险品种还不丰富，风险投资发展缓慢，投资主体单一，这些都使得农业科技创新的融资渠道狭窄，融资困难。

1.5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缺位农业科技创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创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削弱了投资主体对农业科技创新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使得农业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农业科技创新的这种高风险需要有良好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来防范和化解。但是，目前我国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缺位，无法分散风险。一是能够转移分散风险的保险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窄，险种少，同时由于存在补偿范围认定难、农民参保意识薄弱等问题，农业保险发展缓慢。农业科技创新保险存在更高的风险、更大的不确定性，开展业务也更艰难，一旦出现风险，金融机构只能自己买单。二是担保体系建设还不完善。担保能够起到放大资金的作用，但是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担保体系还不完善，担保机构承担风险过大，资金规模过小，财政支持不到位，都使得担保体系不能满足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对担保的要求。

2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支持建议

2.1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和资金撬动作用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创新都离不开财政的鼎力支持。因此，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我们需要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并且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但是，增加财政投入并不是把资金投入所有农业科技创新环节和领域，财政应重点支持基础研究领域，中央财政在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基础上，以资金配套等多种形式引导和带动地方财政加大支持力度，改变地方财政由于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而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局面。同时，要充分调动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例如，可以通过无偿资助、财政贴息、创业投资引导、以奖代补、经营参股、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的注入，使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渠道多元化。此外，通过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不同的扶持，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和资金撬动作用，探索财政资金的金融化运作方式。一方面财政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方式降低农业科技企业的风险，增强其融资能力，提高农业科技企业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财政通过对扶持农业科技企业的金融机构进行贴息、给予税收优惠、补偿其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所造成损失等方式激发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提高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意愿，从而使财政资金更大范围的发挥作用。

2.2创新金融产品和模式，满足农业科技创新的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要优化农业科技贷款的审贷程序，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同时，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农业科技创新对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一是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品种。扶持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必须把自身的特点和农业科技创新对产品的需求结合起来，设计出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特征的产品品种。例如，针对农业科技创新周期比较长的特点，设计出与农业科技创新在时间上相匹配的贷款品种；针对农业科技企业一般抵押物比较少的特点，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扩大抵押物或质押物的范围，探索以农业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利权、股权、应收账款等抵押或质押进行贷款的信贷产品；对一些信用等级较高、有还贷能力的农业科技龙头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发放信用贷款。二是适当放宽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信贷限制，如对贷款对象资产规模的要求、抵押物的要求等等。三是探索实践多种贷款模式，如对于规模比较大的贷款，可以联合几家银行通过银团贷款提供支持;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可以用企业联保贷款、企业互保贷款等方式；针对处于供应链上下游的农业科技企业，可以发放供应链融资贷款;探索开发“银行+保险+担保”、“银行+保险+财政补贴”等多种贷款模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增信融资。在不断开发新的贷款模式、金融产品的同时，要注意对这些模式和产品的推广，进而推动金融资本与农业科技创新的融合，满足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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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度分析 

在我国建国期间，为了能够使工业化建设得到更好地发展，并减少外来压力的影响，使工业化体系能够更早的投入使用中，从而确定了相关制度，具体如下：国家具有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权利，但此种权利的行使需要在财政制度的规范下进行，除此之外也完善了金融制度，在此制度的应用过程中充分动员农民将剩余的储蓄和经济资源投入到国家发展中，如在城市建设、工业化建设方面，形式为将金融财政化与实行农产品低价限制为主，此举并不会真正威胁到农民的权益，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即可以得到很多农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我国刚刚开始起步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当时最为适合的方式，在此种制度的应用下，我国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但却也在资源积累方面造成了困扰。 

为了能够改善以往制度中暴露的问题，我国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革与优化，并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下实现了财政金融服务体制、结构、功能以及农产品价格的管控工作，至此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渐走入了正轨，但若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时我国的经济、财政金融发展方面依然未得到平衡，往往更加倾向于工業建设和城市建设。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我国进入了21世纪，社会理念和金融发展理念均随时展而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纷纷转变以往的模式，不断向金融机构以财政还款的方式实施融资，并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但却忽略了财政金融服务调控农产品商业率的绩效风险方面。 

1.2 理论基础 

财政金融在农业发展中具体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定位究竟如何其实至今并未得到统一，如有些人认为合理的农业投入可以帮助农民识别风险，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政府想要干预市场而出现的托词，主要是因为政府想要全权掌握农业发展的主导地位，当然在此方面还有其他的想法，如部分人认为政府的参与、支持或许可以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但若干预程度过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金融、绩效风险等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对商品流通形式产生限制影响，由此也就会降低商品率。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若无法很好的完成金融改革，势必会在农业发展中成为阻碍，也会使得人均收入大幅度降低，在此种情况下人们若要提升经济收益，则需要组建金融中介体，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参与到农业发展中。鉴于农业方面的影响因素较多，往往是“看天吃饭”，这也使得此方面经济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也导致了很多家庭存在资金短缺现象，为了更好的改善此种问题，今后应持续做好财政金融的服务工作。 

1.3 模型构建 

农产品商业率方面往往会存在很多影响因素，从而导致绩效提高过程中让容易出现问题，甚至会侵蚀农民的农业经营增值，在此种情况下则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并开发有效工具投入使用中。我国在此方面也已经有了相关应对政策，如农业生产函数，在此函数的应用中需要将实际的数据应用其中，这就需要做好数据收集工作，只有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时效性，才能够保证最后的数据结果具有准确性，数据收集完成后将其引入控制变量I和P，建立实证模型： 

Yt = aRt + γIt + δPt + ωt 

每个变量均有不同的意义，如Y，其往往代表农民收入变量；R代表农产品商业率变量；I、P则是控制变量；I代表投入；P代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a、γ、δ为影响系数；ω为随即因素；t为时间。为了能够得到农产品商品率R、农民收入Y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对I进行分解，与此同时将影响因素加入其中，建立起相应模型： 

Rt = a Yt + γKt + βDt + δPt + φPkt + πTt + Zt + μMt + σWt + εLt + τXt 

Y为农民收入变量；R为农产品商品率变量；K为财政金融资本投入变量；D为土地投入变量；P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M为农产品质量；W为自然灾害率；L为劳动投入；X为农产品消费者的偏好；a、γ、β、δ、φ、π、μ、σ、ε、τ为影响系数，t为时间。 

2 实证研究与分析 

2.1 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以及研究方法 

本文将针对我国2000-2015年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作为Y变量，将与之相对应的商品率视作R，并确立相应的变量，之后在农业公司、金融服务以及绩效风险（下转P） 

（上接P）方面进行综合比对，对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确认，并带入公式中进行计算，所得到的结论展示如下： 

2.2 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方式的应用较为普遍，其将含截距项、趋势项融入其中，并针对多个指标进行检验，如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支出方面，或是农保险方面，在检验过程中主要是为了确定其是否具为非平稳变量。在确定此方面后，要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一级差分值的确定极为重要，对该值进行分析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数据序列规律，并将相应的数据填入其中，之后利用模型来计算，即可以得到相应结果。 

2.3 Johansen协整检验 

此检验方式与上述检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也有所不同，如其相应的变量在一般情况下均是单整平稳状态，只有在此种状态下才可以应用协整检验方式，其属于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需要利用協整方程的优势来开展工作，然而此方式的应用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正式计算之前需要针对影响因素进行确认、解决，否则在一阶差分值方面的结果往往会具有较大的失误。在此方式中会拥有5个评价指标，不同的评价指标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对其分析后可以确定在一段时间内的农产品商业率情况究竟如何。 

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此检验方式往往应用在协整检验方式之后，换言之其需要有一定的前期数据作为基础，该检验模式主要是为了能够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滞后期现象的存在会对此方面有着影响，因此需要对滞后期进行分级，如滞后1期、2期、3期、4期等，一般来讲最佳的时机是1期，但到达4期后，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显得微不足道，难以对最终的数据结果产生作用。我国在此方面也积极做出了调整，如针对农业补贴方面采取了人头补贴制度。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论述可以知道，财政金融的出现与应用确实具有相应作用，如增加农产品商业率，控制其中存在的风险等，而财政服务也有很好的影响作用，可以减少农业贷款带给农民的不良影响，而农业保险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起码在短时间内难以看到显著成效。今后政府应改变管理理念，将传统农业改革建设重视起来，并分为多个阶段，如前期、中期和后期，针对不同的阶段制定不同的财政金融服务模式，将政府干预的力度降低，充分给予农业发展空间。 

4 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与财政金融服务控制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关系到农产品产业率方面的提升与优化，也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农产品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之一，其在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此方面发展，为了能够改善此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针对此方面的绩效风险与财政金融服务控制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且小有成就，但在实际发展中依然会暴露出些许问题，因此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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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资金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财政和金融共同主导着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极大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二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1]。财政与金融都以资金作为载体，均担负着合理、有效调控经济以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职责，有效调控的实现需要以财政和金融的健康运行为前提，也需要财政和金融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协调性，正是二者的协调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财政资金的筹集具有强制性，资金的使用具有无偿性，而调控重点在改善经济利益分配上，与金融非强制筹集资金、有偿使用资金、着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特点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冲突[2]。这些矛盾冲突处理得当则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也会危机国家财政安全。

2.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是无处不在。金融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内在属性，产生于多元的经济活动主体和不确定的经济活动，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动[3]。由于金融与财政息息相关，一旦国家出现金融风险，国家财政为稳物价、保增长，势必扩大支出化解或减轻金融风险，扶持金融机构。这就打破了财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得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机。

由于经济运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也面临着一定风险。财政具有分配资金的功能，因此当面临风险时，国家财政会动用一定金融手段来解决消弭风险，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给金融，增加了金融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对国家经济的调控能力，对维护国家财政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综上所述，财政和金融各自存在着一定风险，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通过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国家财政安全。要规避或减轻两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影响，需采取有效手段对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进行监控、预警，即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二、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目前，财政领域中极少有从财政金融交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建立国家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案例，但有学者通过研究国内外大量财政和金融案例，发现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在形式与危害上的相关性[4]。因此，本文认为，要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亟需着眼于财政和金融的交互影响，建立一套能够有效预警风险的体系，防止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转嫁，引起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失控。

1.系统的建立原则

财政金融交互影响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构建应坚持国情性、国际性、宏观性、可行性等原则。

国情性原则是指系统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指标、警戒线、风险权重等需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选取、设定，需符合本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风险预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系统建立的国际性是指系统需基于国际认准的金融风险管理指标和先进的财政风险管理理念，如《巴塞尔协议》、财政风险矩阵等[5]。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样，国家财政就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风险。因此，建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需在指标概念及相关理念上与国际权威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同时预警国际、国内的风险，有效维护国家财政安全。

国家财政安全预警是国家财政风险的宏观管理，这就要求预警系统能够从宏观角度出发，整体性地反映财政风险。宏观性原则要求预警系统的指标具备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补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财政风险的总体状体和变化，能够实现对宏观财政风险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预警系统中的各项指标是切合国家财政宏观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适应国家财政发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数据获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时、准确、权威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警系统得到切实落实，才能真正发挥风险预警作用。

2.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指标

财政风险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其中显性风险包括直接显性风险和或有显性风险，隐性风险包括直接隐性风险和或有隐性风险。有学者结合汉娜财政风险矩阵和我国实际情况，指出国家安全财政预警系统应包含4个子系统、23个风险预警指标。4个子系统即直接显性风险系统、或有显性风险系统、直接隐性风险系统、或有隐性风险系统。

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包括财政集中率、税收弹性、财政赤字率、外债负债率、国债负担率、国债偿债率、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10个指标，或有显性风险系统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失业率、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经产项目差额/GDP、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等7个指标，直接隐性风险系统包括预算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弹性3个指标，或有隐性风险系统包括M2增长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个指标[6]。其中，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透明度和确定性最高，风险可控性最大；有显性风险系统和直接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不确定性较大，可控性较小；或有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的不确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这些指标涉及了对国家财政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财政活动和金融活动，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家财政管理面临的风险因素，确可作为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预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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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制度有待完善税收制度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税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负担过重，最终致使政府税收减少或税收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而言，新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税收优惠政策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例如以新办的劳务服务公司为例，在其营业的第一年国家实行免税政策，但是在营业第一年新办服务公司很难实现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税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此外，我国在对企业实行免税优惠政策时，对其投资环保产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国也需完善增值税设置。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最大税种，但是我国自从设置增值税以来便伴随着重复课税问题，企业面对重复征税往往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显现。当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国对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实行零税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将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税率进行计算，因此随着出口退税率的不断提升，我国要想实现出口商品整理零赋税的目标，可谓依然任重道远。

2.国债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国债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国债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债资金管理体系，对于国债资金的利用缺少监管机制的引导和制约，在国债投资项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体系，同时对项目执行也监管不力。其次，国债投资的乘数较低。我国国债投资侧重大规模项目和资金密集型项目，政府往往热衷于包揽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使得国债投资的周期较长。此外，与大项目相比，国债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中小规模的项目关注却不多，结果使得国债投资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效果不佳。

3.债务风险较大国家财政支出需要依据国债的发行量来反映债务依存度，其计算公式是“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00%”。我国的国债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发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当我国的国债发行量较大时，债务的依存度就会过高，这就意味着财政支付需要依靠债务收入，于是这就会把财政置于一个极具风险性的位置之上，这样将对未来的发展构成威胁。例如审计署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区债务率超过了200%，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风险。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建立健全税收体系税收是国民经济的首要来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税收体系。为此，国家首先可以适当调整企业所得税，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的正向调节功能。对于新办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国家可以实行合并内、外的税收方式，让国内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这一举措将有助于落实和统一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新办企业在执行减免税的规定后，就可以从收益的年度开始计算。此外，对于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国家也要让其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国家也应适当延长亏损抵补的期限。我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在亏损抵补方面的相关做法，譬如当出现亏损的时候，要允许向前、后结转，这样可以延长向后结转的期限，还可以将纳税人出现的亏损抵完，将其当做年度经营利润的递补，也可以把它当做投资利润或者资本得利的递补。此外，国家还应该积极进行税收改革，革新原有税收政策，通过税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扩大社会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优化财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国要想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需要优化财政支出政策。为此，国家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投资，保证农业健康发展。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要将农业放到基础地位，适当增加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努力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动农村改革，从而提高农业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保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其次，国家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绑架了我国的经济，据统计，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来自于房地产行业，而地方财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产行业，此外2013年房地产行业的固定投资额更是占到了全国固定投资总额的1/4。当前我国的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十分严重，依然盛行着“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说法，因此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房地产行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国家要积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来调节房地产行业的热度，降低我国的金融风险。

3.谨慎对待财政政策谨慎对待财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首先，我国要谨慎使用财政政策。通常情况下，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国家需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将有助于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而在紧急萧条时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调节中，国家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将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促使经济复苏。其次，国家要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效应往往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国家要将两者综合运用，从而发挥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就要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辅助，这才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而在调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量时，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总量所发挥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但在特定情况下财政政策也可以满足调节总量，例如当经济萧条时，国家可采取减少税收、回购国债等政策来提高货币的供给量，刺激居民的消费。为此，国家要努力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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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外部环境，而政府要对风险投资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扶植，从而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重要的“推动器”角色。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活动，更离不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政和金融环境。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风险投资的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至关重要。

一、政府财政资金的适度扶持

为了有效解决风险投资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出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助计划、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等，试图从系统抚育的角度解决风险投资所遇到的难题，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美国不仅先后培育出了IBM、英特尔、思科、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民的创业、创新精神。但是，由于风险投资涉及面广，资金需求个性化明显，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后，还有足够的财力在风险中起主导性作用。政府财政资金主要是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抓住制约风险投资的关键环节，着力解决风险投资环境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以使财政支持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首先，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市场与环境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对资本、法制、人才、市场机制等条件的要求更高，政府应在满足这些条件方面充当无可替代的角色；其次，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战略重要性无法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市场上通过成本-效益关系完全反映出来，这就需要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目标出发，采取措施，鼓励并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如通过设立政府种子基金，对处于研发阶段的创业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规定，凡企业利用风险资本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均可从政府得到约占其开发总支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补贴；澳大利亚企业科技开发费的60%由政府通过免税方式提供。我国1999年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第一个政府种子基金。该资金设立以来，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对优化种子阶段企业资金供给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作用非常显著。政府基金只能起到引导和催化剂的作用，而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目前，风险投资主体单一，风险资金来源短缺是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推进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要有更多的风险资本加入进来。因此，应着力培育多元化的民间风险投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对风险投资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策的支持上，风险投资的真正发展还是在于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渠道。主要的资金渠道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将多年来积累的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包括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由后者进行风险投资，或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组建，直接进行风险投资；吸收外资和鼓励外国机构在我国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通过商业银行介入风险投资的担保机制，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二、建立政府信用担保制度

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政府信用担保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具有放大效应。

在目前银行贷款仍占企业资金来源的主导地位，且银行仍以“安全第一”为经营原则的情况下，由政府为风险投资项目提供担保是促使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最为直接和有效途径之一。发达国家为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普遍选择了政府担保的方式。例如，美国中小企业局(SBA)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85%～90%的担保，为从事股权投资类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发行长期债券的担保。日本设立的“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负责对风险企业的贷款担保，担保比例为80%。实践证明，通过财政担保，政府可以用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高科技风险企业，其资金放大倍数在10～15倍之间。为发挥信用担保的资金放大效应，可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出资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由政府、银行及民间资本合资设立担保公司；建立风险投资的保险保障体系，如可由政府组建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保险机构，或鼓励现有的保险公司开展风险投资保险业务；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外资投入风险投资担保领域，研究制定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政策，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投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能过分依赖于政府担保。从国际经验看，政府担保在风险投资担保体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即使是政府担保，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担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担保，政府仅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三、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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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 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 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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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稳健是根本的应对之道

企业的危机,首先反映的是财务危机;财务危机的核心是资金运行的危机,资金断了,企业就难以维持了。在财务危机中,企业为了避免资金链断裂,就要贱卖资产,以筹集现金。财务的职责是要把握好有限资金的平衡和使用;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更要细心、谨慎地为企业理好财,把困难情况预计得充分些,做最坏的打算,以确保企业能顺利渡过难关。稳健的财务政策就需要企业做好几件事。一是加强内部管理,挖掘潜力,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利润;二是紧缩对下游的授信垫底资金,原先500万元的提货额度现在可能变成了200万元;三是缩短应收账款账期、大力清收应收账款,加速资金回流;四是及时清理库存,将积压过期物资尽快变现。

2加强现金管理

现金是企业的血液循环系统,加强现金管理是企业生存的基本要求,即使是盈利企业,如果管理不好现金流,也可能面临倒闭。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具体地说:一是必须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建立应收账款赔偿制度,企业不承担任何损失,责任与收入挂钩考核,以保证按时回笼货款,有效巩固资金链;而是企业要根据市场销售计划,做好资金预算,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量入为出,留有余地,做到物资快进快出,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确保现金的节约使用;三是在经营中选择经营较为稳定、信誉较好的经销商,并尽可能要求对方采用现金的方式进行交易。因为金融危机和市场萎缩可能导致与本部企业相关的供应商、经销商因坏账而破产或资金紧张,采用现金交易可以避免企业售出货物而无法收回货款的被动局面;四是适时缩减盈利能力较低、资金占用较大或资金回收难度较高的项目,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优质项目上。

经济学专家郎咸平曾经对中国的企业提出忠告: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不是能够赚多少钱,而是能够在萧条的时候利于不败之地。因此他们随时随地保存大量的现金,随时随地拥有最低的负债,这是他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3加快资金的流动和周转,提高资金的运营效率,以获得最大的资金效益

(1)以全面预算管理工作为基础,借助ERP系统进行企业内部存货管理,保持合理的存货水平,提高存货周转率。存货作为流动资产之一,其流动性比货币资金相差了很多。特别是在市价持续下跌的经济危机时期,作为存货表现形式的原材料、周转材料、若产品、成品等在积压太多,在影响资金周转效率低下的同时,还将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并将导致企业严重亏损甚至破产。企业实行全面预算管理要求企业按照计划采购,层层把关控制,月末进行分析,但是因单据传递的延误性、实物盘点的滞后,给企业的存货管理带来诸多麻烦。通过ERP系统进行物资管理,原始单据同一时点录入,对存货进行时时监控,将会降低存货占用时间,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成本。(2)支付货款时尽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做到资金流转过程中的增值。在订立物资采购合同时,付款方式尽量采用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模式,期限最好是六个月的。这样以半年期的存款利息计算,100万元资金可为企业带来1.96万元的利息收益。

4在企业内部开源节流,但不能节省创造收益的支出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的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营销产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业的利润就越低。因此,如果节支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营销领域的节支必须慎之又慎。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方面是缩减开支,但是更多的应该考虑怎样进一步拓展有利的销售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于企业有利的产品增加的营销费用,要积极支持。另外采用以货易货方式,以货易货是企业将自身生产的产品与其他企业产品进行直接交换,换回应用现金购买的原料及设备等,从而达到减少资金流出的目的。

5充分利用国家在信贷、税赋方面的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核心点之一就是减轻企业的经营成本负担。一方面,企业将获得低成本的金融信贷支持。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企业生产不振,消费不力,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降低利率是刺激生产和消费的途径之一,企业应该利用好银行贷款,降低成本筹集的资金用在资金周转“短、平、快”的项目上,实现资金收益最大;另一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企业要充分利用好税收带来的益处,在经济低迷时期进行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对适销对路的产品生产进行经营扩张,购置相应的设备,为企业下一轮的生产做好充分准备。(1)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条件许可下,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科技型、环保型、出口型项目的商业银行贷款,应予以一定的贴息支持。发挥财政贴息的导向功能,积极引导社会投资。(2)理顺、拓宽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渠道,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条件。

6在对外签署合同时尽量签订短期合同,并利用商业信用融资

当前市场上的任何偶然因素都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从2008年中国的经济走势看,物价忽高忽低,大涨大落,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为了避免市场风险,企业在对外签订合同时,应该尽量采用短期合同的方式,避免应对市场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损失。企业生产经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客户中具有良好信用的情况下,以企业良好的信用向上、下游企业融资,如占用供应商货款、收取预付款等方式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7更新财务管理观念

(1)树立“不亏、少亏”也是盈利的经营理念。市场是没有长胜的将军,没有永远营利的企业,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危机中,能渡过难关,实现企业经营的最低目标——生存已经难能可贵了。企业经营者应该调整心态,对没有利润的产品,制定现实目标,能够保本经营、维持生存就是最好的营利。超级秘书网

(2)要有舍得放弃的经营理念。企业是盈利性组织,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获利。企业一旦成立,就会面临竞争,并始终处于生存和倒闭、发展和萎缩的矛盾之中。在经营过程中,若产品存在市场经营萎缩,成本费用高居不下,长期亏损,那就应该当机立断,放弃产品生产,将人员、设备进行合理调配,生产其他市场需求的产品,寻找新的出路。

(3)树立“以人为本”的理财观念。要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重视那些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有契约关系的相关利益主体,如股东、经营者、职工、政府、顾客等,并建立起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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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伍士林（1963-），男，安徽无为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福泉（1973-），男，湖北黄岗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临安?31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农林大学“财政与金融”精品课程支持的研究结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98-02

一、“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财政金融学”课程属性

“财政金融学”是一门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由财政学和金融学两个部分构成，都是研究社会经济运行中资金运动的。财政学是研究以政府为中心的货币资金收支的，而金融学则是研究社会货币资金的相互融通的。这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联系上看，两者都涉及资金运动，但两者研究的范围则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国家财政体系，一个是社会金融体系。因而，两者的联系是有限，而区别则是最主要的。大纲要求：通过“财政金融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要弄清有关财政、金融的范畴，系统地掌握财政与金融的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正确认识财政与金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财政与金融的基本业务，掌握必要的基本技能等。可见“财政金融学”内容广泛，理论性强，且要求全面，既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又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

2.“财政金融学”课程在高校中的设置状况

“财政金融学”作为经管类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之一，广泛地开设于经管类的众多专业中，如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等，且大多被列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课程。此外，还有不少高校则将“财政金融学”列为通识性课程，开设为全校性选修课；在教学时数安排上，“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时数一般为32学时到64学时不等，通常以48学时者为多，但总体教学时数偏少，浙江农林大学（以下简称“我校”）情况就是如此。二本开设此课程的主要有会计、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6个专业，三本则有会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5个专业开设，而二本及三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则单独开设“财政学”与“金融学”。同时，“财政金融学”也是我校全校性选修课程之一。我校该课程教学时数一般为48学时，部分专业为32学时，全校性选修课也为32学时。

3.“财政金融学”课程的教与学情况

由于“财政金融学”课程偏向于理论课型，长期以来该课程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采用以班级为单位，以教师课堂集中讲授为主，同时辅之一些其他手段，如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作业等，而联系实际的课外调查、专题论文、实际操作等带实践性的教学方式采用得比较少。现今教学条件改善，教师可利用的手段也较以往多，如大多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课件来上课，然而传统的教学方式仍是主流模式；再从学生学习方面看，目前学生的学习还是以课堂听课、做笔记或打印PPT课件、做作业等方式为主，大多以完成课程任务获得学分为限，缺乏学习主动性，被动学习比较多。

二、“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财政金融学”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但并非是专业课，且每个专业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着诸多的问题：

1.教学内容问题

在“财政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遇到的且较为犯难的问题之一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

（1）课程内容取舍或称教学内容广度问题。如果财政学与金融学分开上，都有不少内容，“财政学”一般有十二章左右的内容，“金融学”有十五章左右内容，多者达二十章内容，而合并为一门课后，课程教师就必须要考虑应安排多少教学内容问题。教学内容过多，则显得十分庞杂，而教学内容过少则又不能反映课程的主旨。

（2）教学内容的深度问题。这和教学内容广度紧密相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本科教学不同与专科，教学内容应有一定的深度，但在有限教学时数的限制下，若教学内容安排较深，则会影响教学内容的广度。

（3）“财政金融学”与其他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涉及财政、金融的其他课程很多，这样难免会存在不同课程间教学内容交叉、重复现象，如财政部分的税收与税制与“中国税制”课程有交叉；又如金融部分的涉外金融与“国际金融”课程部分内容有交叉等，外如“财政金融学”和“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保险学”等都存在有此类问题。

（4）教学内容的更新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财政与金融的社会实践在不断地改变，而教学内容有很多地方比较陈旧，甚至与现实脱节，难以紧跟时代的发展。

2.教学形式问题

从目前“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其教学模式以传统模式为主，而诸如启发式、讨论式、研究性教学和互动教学等教学方式采用得比较少，究其原因有：

（1）课程教学时数不足。由于“财政金融学”课程的特殊性，它在整个教学计划安排中不可能有较多的课时，这样就存在一个教学时数有限问题，致使多种教学手段难以开展。

（2）课程内容多、理论性强，使得除讲授外难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实践中，课程教师常常会陷入如果运用其他多种教学方式，则难以完成教学内容，若要完成教学内容，则只能以讲授为主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