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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在此发展目标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教育、卫生、医疗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值增幅较大;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就业人口数量增加,缓解了就业压力。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范围来看,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表现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等。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主体不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较弱;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相脱节,经济发展的促进性较弱。
(2)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工业和商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合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长期受重传统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3)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小,城镇化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城镇密度和面积小,城镇化水平低,规模经济效应得不到发挥,经济力量薄弱,城镇经济的辐射功能差,经济发展较慢。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一)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则
(1)明确经济发展主体原则。明确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才能发展县域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认真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县域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的关系,才能有效调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2)实施工业化导向原则。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技术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低。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努力改变生产技术,使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化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现状。
(3)发展特色,突出特色原则。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相对特殊,其县域内资源、文化等相对特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从特色出发,体现经济的特色优越性和特色潜力,以特色作为出发点,打造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
(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中,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关系,发展县城、乡镇的经济辐射作用,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5)构建循环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原则。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丰富。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积极构建循环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1)确定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和保障,但是与其他县域相比,其素质技能较低。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推行中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实现传统农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
(2)突出特色,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特色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必然要求突出特色,强调特色,以特色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利用优势资源,不断开拓创新,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等,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3)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立文明的活动场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4)政府及职能部门健全市场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属于行政性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政府及职能部门运用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扶持和宏观调控,建立县域经济服务性的政府,健全市场机制,合理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云南省盐津县大坪苗族村情况分析
大坪苗族村是西南地区苗族聚居村落,以它为例考察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盐津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边缘,与四川交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大坪村距县城75公里,全村辖8个村民组,共302户,1490人,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农民收入以种植业收入为主,2010年人均纯收入为1426元。2011年,在云南省129个县区中,GDP排名第95位,贫困面积大、程度深。公路方面,八个村民组已有七个修通,有三条进村公路,但晴通雨阻,甚至晴不通雨更阻。教育方面,村完小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初中入学率处于90%以下,但考入高中的寥寥无几②。通过调研看出大坪村发展非常落后,存在物质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基础教育不够全面、村民消费水平低等各种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可以归结如下。首先,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坪村相对封闭,山地环境塑造了山地意识,生产方式落后,村民发展意识薄弱,墨守成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满足于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其次,处于严重知识不足状态,电话普及率远远低于全乡、全县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用户为零。长期的信息闭塞导致获取、吸收知识的匮乏以及交流途径的缺失,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滞后。再次,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使得支持办学的积极性不高,导致高辍学率,尤其是女童辍学率。这对于加强当地的基础教育、培养能够发展建设当地经济的人才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苗族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不够丰富,没能很好地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看出,大坪苗族村的情况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情况很符合,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05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15-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日益加剧,较为突出的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引起各方关注。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地域的自然资源、区位情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自然资源、区位情势相似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而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文化的不同。
一、地域文化与壮乡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1]它的形成是由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变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其商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当地土地贫瘠、耕地稀少、生存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的现状迫使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以谋求发展。两大“商帮文化”中的重商主义精神由此发源。
壮乡文化则是指生活在广西境内的以壮族为主体的包括瑶族、苗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回族、彝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风土人情、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的总和。
壮乡文化以壮族为核心,壮族现有人口约1548.9万,大量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发展历史悠久,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农耕文明,而且很早就发展起了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尤其在金属铸造业、陶瓷手工业、织染业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区域经济是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着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等;[2]同时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地域文化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导向性和凝聚力。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因其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而对生活在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导向作用,人们更容易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利用相互间内在的聚合性大大减少交往的摩擦和费用,获取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温州企业大多采取家族模式,是因为温州传统的商业文化使温州人深知当前社会的信用状况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坚持自己的钱自己用,自己的企业自己管。而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则体现在,由于共同的文化根源,主体间更易于相互沟通,形成合力,使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成为可能。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传统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良的影响,成为障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道理被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改革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迈进过程中,经济发展滞后,相比于东南沿海地区步伐总是显得沉重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地域文化环境偏向保守、内倾、守旧等,大多数人具有守成观念、平均观念,思想不解放,文化缺乏活力,农业社会形成的保守、安于现状等旧文化观念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制约。而反观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区域,由于数千年来凝结而成的区域文化具有商业文化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在其创新精神的熏陶下,人们观念开放,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由于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秉性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行为决定了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地域文化对一个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乃至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主导本地区人们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
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一经形成,必然内化、沉淀为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思想和行为发挥导向作用。如壮乡文化中的传统道德观念――鄙商观念,就成为了制约壮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无形障碍。壮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在壮族地区,古籍屡有记载: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贾”。[4]在壮族的道德观念中,经商者大秤进、小秤出,抬高物价,牟取别人的血汗钱,是不道德的,人们内心深处对商人充满了鄙视。鄙商,既源于壮族诚实勤劳、反对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同时是一种古朴原始的平均分配的平等观念的反映。鄙商观念使得壮族地区历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经商的人少,社会经济不活跃,使得壮乡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二) 能够提升和丰富区域形象,有利于招商引资,整合经济要素
一个有特色的、有良好精神内涵的区域文化可以使本地区在外部树立起一个良好、深刻的区域形象,这对于本区域引进外资和人才、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对于结交的朋友,有言必信,有约必至,有事必帮,真诚相处,具有“与而不求其报”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壮乡文化中的这种优良传统塑造了广西良好的总体形象。可以说,近年来广西经济吸引外来投资逐年增长,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地域文化能吸引外部经济资源和使区域经济产生向心力,所以区域文化具有整合经济要素的功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搭建文化平台。
(三) 可以培育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的创作研究、服务等活动的产业。虽然壮乡多民族居住区的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新世纪发展均比较迅速。但是由于壮乡地区经济历史上长时期处于一种较落后的状态,其灿烂的艺术文化仍未对广西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壮乡文化对外来投资者还不具有吸引力;同时壮族文化中工艺技术很高的手工业如陶瓷、壮锦、铜鼓,还有壮族的“民歌”、绘画、崖壁画等,都还没有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来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极具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被应用于造福壮乡人民的经济事业上来。
(四) 地域文化使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历史、地域的影响,具有历史传承性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该地区历史上产业发展的影响,或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进行延伸,或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或对原有产业进行革新,更有甚者能够经过整合形成该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模式。如壮族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大量种植甘蔗、油桐、油茶、花生等经济作物,而今,广西的制糖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良好,这既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的延伸和革新,又是对壮乡文化在经济上影响的一种传承。
三、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第一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是该地区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经生成,就以其特有方式对该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处处受其影响。这一点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不仅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也使地区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最终使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区域文化渗透于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经济。[4]所谓特色经济,通常包括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特色经济区域。最典型的例子是“从商文化”形成了温州经济。
第二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区域产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产业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素质和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地区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统计指标的落后,更重要的是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观念的落后。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造成人们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与商品意识,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它不仅造成了落后地区现阶段的经济滞后,也是地区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5]保守的内倾的文化往往倾向于内向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较单一,生产特点为自给自足;而外向性文化其产品结构则注重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人文的文化,往往满足于资源型产业和初级产品的加工;而重商业开发的文化更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品的更新换代。
第三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以一种文化产业的形式,如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业,来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能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带来直接的收入效应。
现时代,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拉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域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如广西的桂林山水是壮乡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旅游观光,它的开发带动了当地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7]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工艺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经济产品开发搭建良好的平台,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三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档化,消费品味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许多企业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有力地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至于地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和进行改造的。如我国西部文化因其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封闭性、凝固性和保守性。随着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农耕文化所固有的弱点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人们的欲望本能又在片面的市场经济理念的诱发下被极度放大。作为西部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壮乡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此类现象,而这些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严重阻碍着地区创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最终使区域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四、努力促进壮乡文化对广西经济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第一,努力推动壮乡文化的社会变革,拓展其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和灵活性,打破西部文化中常见的安贫守旧、得过且过的惰性心态,实现壮乡人民的观念革新,激发他们内在的创业和竞争意识。观念的变革是推动壮乡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在探索地区经济发展、向内寻找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过程中,应意识到民众观念变革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创业致富、经商致富行为的正面宣传,树立一批壮乡企业家的模范代表;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引导创业的社会氛围,反对“无商不奸”、“不事商贾”等传统偏见,使得壮乡民众的创业行为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社会的积极支持。
第二,加强对壮族等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文化水平。在弘扬壮乡文化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互助团结、热情好客、崇尚勤劳等传统美德的同时,对于原来比较保守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如鄙商观念、自然经济观念、狭隘心理等,要通过拓展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使其了解商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途径来促进他们理性认识从商行为。社会各方也应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壮乡民族企业家形成的大环境。
第三,充分挖掘壮乡文化遗产,对其中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产品,如壮锦、铜鼓及其他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工艺品,进行产业化开发。以壮锦为例,壮锦是壮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品,与湘绣、蜀锦齐名,图案精美、织工精细,享誉海内外。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壮族聚集区,可以组织专业化生产,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外宣传和推广,使之成为市场上畅销的民族特色产品,进而演化成为地区经济的一个产业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顾钰民、方家良等.文化经济学通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周尚意、孔翔.文化与地方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3] 省略/zxfq/
[4] 李锦宏、陈越.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文化的影响机制分析――兼论区域文化与区域竞争力的逻辑关系[J].新西部,2008,(04):70-71.
关键词:旅游发展;景区;资源资产;目的地竞争;创新
一、目的地旅游吸引力层次
从效用的角度看,旅游者之所以会离开自己常住地到目的地旅游,是因为该消费者觉得从特定目的地进行闲暇消费能够得到比常住地以及其他备选目的地更多更优效用。也就是说,该特定目的地对该消费者具有吸引力。现在各旅游目的地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区(点),而旅游景区(点)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
由于旅游吸引力具有针对性、主体性、变动性的特点,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消费者指向的动态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旅游吸引力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层次构成上:体吸引力、辅助吸引力以及最终形成的整体吸引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认为,旅游地资源是目的地用于发展旅游业所必需的基础资源,旅游吸引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包括其他的资源禀赋。
旅游吸引物产生的是吸引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直接的基本吸引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旅游景区(点)是“第一产品”,①而旅游地的其他设施及服务虽然不是旅游者访问目的地的主要因素,但作为“第二产品”,它们将旅游者的整个旅游经历,因此当两地旅游吸引物存在替代关系时,服务质量优劣、设施完善程度、便捷程度将会对旅游者的目的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交通、旅游设施及服务作为辅助吸引力的依托,与旅游吸引物共同构成旅游地的整体吸引力的来源,但这些是辅助而非基本吸引因素,所以它们不构成旅游吸引物。
二、基于吸引力模型的目的地创新
(一)处理好基本吸引力与辅助吸引力之间关系
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尽管旅游吸引物引发的吸引力是基本的,如果基本吸引力足够强的话将弱化辅助吸引力的负面影响,但是基本吸引力同样也将因辅助吸引力的增强而增强,因辅助吸引力的削弱而削弱。这隐含着现实的警告,如果一味地强调旅游吸引物方面的优势,过分夸大资源的独特性(尤其是积极希望发展旅游经济的地方政府),陷入“泛资源论”的陷阱,将使大量市场需求小、资源价值品位低的旅游吸引物被开发,从而既影响目的地资金使用效率。而且由于现阶段旅游供给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这种“遍地开花”的情形又将对市场竞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使旅游经济规模的扩大成了一种无效放大,无助于旅游经济内在素质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的“旅游支柱产业热”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1]。
(二)从“六要素”回归到整体目的地上来
旅游经济的发展从“六要素”实现到目的地整体意义上的“路径回归”,隐含的推断就是在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旅游产业的规划,还应该注重旅游外部相关环境和产业的联动规划,目的地发展的不仅应该是旅游产业,而且应从旅游经济的整体层面上进行全盘考虑,包括对非正式部门以及衍生出的旅游就业的全盘考虑。
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入境优先、观光切入的线路旅游基本“路径”上的。这种路径是特殊发展环境下和发展目的下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路径下可以以为中心构建旅游经济体系,而且在任何市场经济中,企业都是重要的,是构成国民经济的细胞。但是现在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旅游经济发展框架就不应该以旅游企业为核心来构建,而应该以旅游者活动客源地——目的地(即O—D)模式为路径构建的基础,重新回到以目的地为基础的路径上来,强调“大旅游”理念,突出发展目的地整体的旅游吸引力。
在强调目的地生态可持续与经济可持续的同时,还应该强调社区的可持续,通过对当地社区原住民的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介入旅游经营的相关能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地社区的就业公平和脱贫致富。
(三)交替创新推动持续发展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发展将经历旅游景区(点)创新、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组织管理制度创新三个阶段,这三个交替而非继起性的演进进程在目的地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因而其主导性创新也是发展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交通及住宿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目的地的优势资源的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对目的地进行广度数量型而非深度开发,主要通过旅游中间商进行粗放型包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该阶段为景区(点)创新,或称开发创新,类似于阿特拜克和埃伯纳西描绘的经济创新第一阶段——产品创新阶段[2]。
但是,从目的地与游客类型的Plog模型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创新不足以推动目的地的长久发展,也不符合大众旅游的发展现实。因此,目的地必须从初期的“多样化”发展开始注重大众旅游者的需求,注重进行面向大众旅游者经历的针对性设计,开始大量建设与旅游景区(点)吸引能力相适应的、住宿等相关配套设施和相应服务,给目标客源市场提供一个被市场证明是最好的标准产品,接近旅游者效用最大化的第一个层面——满足最大化。该阶段是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或称配套创新,类似于生产中的工艺创新。
随着进入供给市场的目的地越来越多,目的地竞争越来越激烈,旅游者的选择将越来越多,旅游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在机制促使其在满足最大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本最小化的市场要求,目的地此时极为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充分运用,因此需要通过组织管理创新以及目的地供给能力的协同等方面来改善产业组织以及市场竞争格局,通过的规模变动、发展战略的成熟、自我积累和发展机制的形成、组织经验和能力以及政府规制下的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来改善目的地的竞争力,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使目的地获得创新租金,取得景区改革中的先行优势,从而无论在营销还是实质性发展推进方面都可以在与其他目的地的竞争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该阶段是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类似于工业生产中的特性阶段,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都相对下降,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为下一轮创新发展积蓄力量。
三、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是旅游景区发展的内在要求
1、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地域文化的发展
因为具体方位、气候、资源等要素的作用与约束,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与架构存在不同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别。各个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文化运作具有支持的影响,对地域文化运作程度、运作架构、类别与特性具有较好的影响力。但是,地域文化的运作存在他们自身的独立特征,不但会遭受经济要素的作用,也会遭受历史传承、文化演绎等众多要素的作用。某一区域之前的经济较好,但由于众多因素使得经济出现滞后,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力也会由于历史运作的原因存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例如,现在西安或者关中,经济运作条件尽管赶不上东南部沿海,然而他们的科技与教育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依旧位居国家前列。但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时期,通常会存在文化匮乏与知识不名一文的情况。现在,基于整体视角考察发达企业,如广东文化的时候,就会看到其表现为二元并存的架构,存在经济较为放开但意识形态层面较为保守的情况。这一二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在文化领域的直接推动影响,让地域文化显著的滞后于经济水平。
2、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现在,经济与文化表现为一体化态势,文化力逐渐变成地域经济运作的巨大推动因素,在总体经济和社会运作层面具有主要的影响。地域经济的运作情况在地区文化构建和运作阶段具有支持与基石的价值,各个差异化的地区经济与特征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地域文化。此外,某一区域的原有地域文化历经人们的共同挑选之后,最后出现在这一区域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这一区域民众特征与民族性质的文化秉性。这一秉性比较巨大且较为平稳,一定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运作形成较大的推动影响。所以,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常常表现为遭受各个类别地区文化作用的社会痕迹,形成晋商、浙商、台商、徽商、粤商、闽商、港商等类别的地区角度。新制度经济学者指出,意识领域与文化理念于削弱市场费用支出、推动经济进步、确保社会平稳等层面存在重要的影响。经济进步会给文化全方位兴起打下前提,文化的繁荣也会推动经济不断飞速进步。
二、地域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地域文化创新是区域创新的先导
现在,全球经济逐渐迈向基于创造要素促进的新的发展时期,创造变成促进经济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于地域经济运作与创造行为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创造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出现的主要因素在于地域经济文化,其对创造的影响是很直接与具有本质作用的。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形成公司管理者这一人群,使得各个创造方式持续存现。经济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对经济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且比较关键的是创造精神。和创造精神存在紧密关联且具有差异性的界定为创业认知。创造和创业表现出企业家精神。创业认知是一类企业家精神,其主要力量为企业家,但企业家精神实质或说较为关键的层面即为创造。创造为企业家的基础功能。硅谷为基于创造促进经济进步获得顺利发展的主要代表,尤其是基于高级科技创造作为其先驱,对其给予一定的机制创造给予辅助,如股票期权激励、市场开放、资本风险投入等。硅谷创造方式将创业与创造联系起来,这为企业家创业品质不断提升的表现。
(一)长期目标
1.制定具体的发展低碳经济的能效目标到2020年把煤炭资源在总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降到50%以下,到2030年把煤炭资源在总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降到40%以下,不断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比例。把总量能效控制目标分配到各个产业,通过合理的分配最终实现既定的目标。2.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2030年,齐齐哈尔市基本实现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化。由于资源过度消耗,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必须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这个转换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必须做好每个环节,最终实现完成模式转化。3.建立比较完善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到2050年,把齐齐哈尔市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该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大力开发新能源,减少碳的排放,加强低碳社会的建设。
(二)中期目标
1.加强能源市场管理,深化能源市场体制改革。齐齐哈尔市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根据自身情况优化能源市场结构,保障能源市场安全,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2.通过合理引导社会能源需求,来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一个能源高效合理利用的管理体系。4.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节能激励体制。
(三)近期目标
1.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齐齐哈尔市必须继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应对能源短缺、能源安全等多种问题。2.改变不合理的能源结构现状。化石能源仍然是齐齐哈尔市消耗的主要能源,这是齐齐哈尔市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为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这些能源的消耗比例,最终把化石能源淘汰出历史舞台,实现碳的减排。3.大力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齐齐哈尔市必须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技术,加强企业间、省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争取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实现突破,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新能源利用道路。
二、齐齐哈尔低碳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构建
为了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构建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发展系统,需要有效的战略保障机制,具体需要做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立法扶持和财政支持
立法和财政支持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需要建立健全能效标准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规章制度;其次是实施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在财政预算中增列低碳经济发展预算支出项目,建立政府低碳经济投资增长机制,明确政府低碳投资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二)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
实施碳交易,即政府对一个部门或者企业规定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并派发许可证,如果企业的排放量低于这个量就可以将剩下的指标放到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而买方就是那些超出许可证上限的企业单位。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碳排放的问题,通过将利益从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移进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交易的市场机制能够克服强制性限制以及自愿性的不足,更好地推动湖南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从生产和生活的角度来看,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过程是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降低中间需求的碳排放是降低碳排放的有效手段。齐齐哈尔市应向“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方向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劣势企业。用现代科技改造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方式,降低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降低单位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高耗能行业和高能耗产品的比例,促进节能和高能效产业发展,并最终降低GDP的碳强度。
(四)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和低碳产品
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持,特别是齐齐哈尔市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更需要大量的能源作为强有力的保障。目前齐齐哈尔市能源结构以传统的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资源为主,而水电、核电、风电等低碳能源所占比重很小,发展低碳能源和清洁能源的空间很大,因此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对降低或减少碳排放具有直接、明显的作用效果。
(五)加大超额排放的惩罚力度
对于超额排放的企业要加大惩罚的力度,务必使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要小于惩罚的额度,这样理性的人为了使成本最小就会自觉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地防止了非法交易、私下交易和幕后操作等行为。此外,基于配额的交易数量渐渐增多,交易法规必须根据交易变化积极应对,细化二氧化碳排放的各项法律法规,包括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分配、收费、交易、管理等内容的规定,符合齐齐哈尔市低碳经济发展要求,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六)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加强企业间合作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碳技术。在政府总体发展规划支持下,一方面鼓励工业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一方面支持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形成自主低碳创新能力。在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新。
2014年中央、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特征要求,为经济发展增速换档、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当前,国内畜产品产销逐渐回归正常,消费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对畜牧产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它提供大量健康营养的畜牧产品,同时要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到最小。为此,在畜牧行业调整生产结构,控制总体产能的大背景下,循环经济便成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维持正常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四川是畜牧业大省,川西北又是全省欠发达地区,只有突出“生态立州、畜牧强州”的工作思路,将循环经济融入现代畜牧业发展全过程,促进畜牧业有效转型,才能使畜牧业在引领新常态中走在全省前列。
(二)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推动新发展的现实选择。
同志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川西北民族地区幅员面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9%,不仅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是全省五大经济区之一的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拥有全省87%的牧草地和46%的林地。2013年,川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畜牧业生产总值57.6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2.4%,畜牧业在农业中的主导优势突出,在全省三次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明显。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有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路子,为农业转型、农村发展、农牧民增收提供有效途径,为实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川西北民族地区迎接新挑战的重要举措。
川西北民族地区是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生态地位、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近几年来,该地区生态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藏区、反破坏、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艰巨;同时,该地区又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的民族地区。据统计,2013年末甘孜、阿坝两州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01.22亿元、233.99亿元,在全省各市州中排位倒数前两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35元、6793元,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有一定差距。面对诸多挑战,只有大力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以一业促多业”,“以一点带多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才能确保川西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国内畜牧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
近两年,受禽流感疫情、倒奶杀牛事件、死猪事件等的影响,国内畜禽养殖业一度遭遇“寒冬”。据统计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畜牧业总产值与2013年前三季度相比未见“增色”,其中第一季度产值还略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产值。同时,四川玉米、大豆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饲料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全省畜牧养殖成本增加。此外,劳动力、环保、用地、防疫、水、电及循环利用技术方面等费用也逐年呈上涨趋势,而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养殖效益面临多方挤压,势必给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增加难度。
(二)生态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
草场资源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川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稳定的战略资源。没有稳定良好的草场资源和养殖环境,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将无从谈起。从这几年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看,农牧民的环保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草原退化现象比较严重,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
(三)畜牧业生产方式亟待转变。
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处高寒山地,除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制约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因素外,当地生产企业标准化、产业化程度低,科学技术投入不足,形成原始资源和再生资源浪费,畜产品深加工率低,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畜牧养殖户等的产业利益链接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作为散养户的农牧民,个人文化素质较低,家庭养殖条件较差,采用实用技术较少,防灾减灾能力弱,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三、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路径
(一)突出绿色循环再利用,加快构建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
循环利用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当前,阿坝、甘孜两州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牧民增收新型业态的双重任务条件下,要从现有畜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考虑,突出绿色循环导向,强调上下游资源及延伸产业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逐步形成以养殖业为核心的多种业态相互交融的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在上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对牧草资源的适度利用和提高畜牧饲料品种的多样化。针对牧区饲料和玉米、豆类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要深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扩大草场资源供给和秸秆资源化利用;要加大饲料原材料的培育力度,拓展饲料品种,降低畜牧饲养成本;要充分借鉴红原县草原畜牧试点经验,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种子培育、良种繁殖、生产、加工、储藏、供应于一体的草产业,另一方面由牧民自建牧草基地,为畜禽养殖提供丰富的牧草资源(同时可发展为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较好地解决牲畜“冬瘦、春死”的困境。同时,由图1分析可知,通过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技术含量,降低畜禽疾病,减少损失。在下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畜禽产品废弃物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如图1所示,在畜牧业生产中,除畜禽产品用于食品加工、生物制药(藏医药)、皮革生产、奶业等加工业(精深加工业)及餐饮业、旅游业外,牛、羊、猪等畜禽产生的大量废水和消化不完全的有机质,通过技术分离后直接供给种植业或通过微生物处理方式供给种植业或生产沼气,既可减少污染排放,提供燃料,又可为草场、林地、花卉、果蔬等提供低廉的肥料,也可用于特种经济和药用动物生产,充分拉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二)突出标准化生产养殖,积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标准化养殖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提高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2014年四川省深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现场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要求,提高畜牧业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层次,增强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要严格执行全省畜禽标准化养殖建设标准,落实安全生产要求,完善养殖配套设施,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强化疾病防控、市场监管,提高畜产品生产质量水平,加快畜禽出栏周转,增加生产效益。要优化畜禽品种结构,注重对牦牛、藏绵羊、藏香猪等优良高原特色畜种的选育繁殖,继续探索在若尔盖、红原、石渠、德格、色达、理塘、白玉等牧区,发展乳肉兼用型商品畜种,突出畜牧知名品牌建设,切实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要强化示范引领,依托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红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两张“名片”,大力推广畜牧业生产基地(园区)、龙头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和适度规模养殖农户共建或集中联建养殖小区发展的先进典型和经验,通过示范带动,推动畜牧业标准化养殖,使其不仅成为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循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三)突出新型经营体系培育,不断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加快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体系,是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按照四川省《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项改革方案》,重点培育一批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畜牧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畜牧生产基地或示范建设园区),推动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延伸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构建农户为基础,合作社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将分散的养殖农户组织进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突出农牧民主体作用,建立家庭牧场,培育家庭养殖大户,支持牧民转产创业,成为畜牧业延伸产业或服务业新型主体,让农牧民充分参与和受益。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基地”、“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等发展模式,在部分地区探索“企业+协会+养殖户”的新型模式,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形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产业化框架体系。要广泛推行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和以牲畜、草场等为股权的股份合作、股权转让、受益分成等做法,探索推行畜牧产品价格指数保险,降低生产成本,缩短收益时间,确保农牧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四)突出科技创新这个支撑点,努力实现畜牧业循环经济跨越发展。
科技创新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加快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科学技术应用与创新,必将实现畜牧业从粗放式外延发展,向现代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要充分利用甘孜、阿坝和省内外优势科教资源,构建政研院企合作共研平台,积极争取项目技术和资金支持,加快涉及畜牧业循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努力提升畜牧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畜牧从业人员素质和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有效转变。要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入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将具有可追溯系统的畜牧产品迅速推至市场,并对流通全过程进行跟踪,实现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到商场(市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要积极探索畜牧业电商新型经营服务模式。依托全省对民族地区开展“民生工程”、“富民安康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利用电商节约化、便捷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优势,同步建设互联网、金融站点、支付终端、物流体系等设施设备,打通川西北民族地区“网络大道”,为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一、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加大对长春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
(一)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从长春市看,农业科研及技术服务设施的投入和建设,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潜力的开发。要保证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一要增加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科研工作的手段和条件,重点搞好农作物育种设施建设,建立起完善的以育种为主的农业科研设施。二要加大农业技术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搞好市、县、乡三级农业技术推广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手段和工作条件,以加快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速度。三要增加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经费,要保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不断增加。四要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投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主要是通过农业广播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等,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还要搞好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让农民亲眼感受现代化科技,让农民真正想干、愿干、积极干。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的实施者,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业教育,增加农民科技培训费用,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二)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继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多年来,长春市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设施还比较脆弱,抗灾能力不强。近几年水旱灾害给长春市农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长春市水资源状况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本着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蓄、引、提并举,开源与节流兼顾,以打井和节水灌溉为重点,做到遇旱能灌,遇涝能排。要大力发展管道灌溉,积极发展喷灌、滴灌、微灌,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农田水利化,关键在于增加投入。因此,必须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长期进行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全面加强以水利、生态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信息工程建设的投入。长春市农村经济信息网已经开通,各市、县也要尽快建立相应的信息服务网络;各乡、镇要建信息站;村要设立兼职的信息员。要加强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和生产信皂、的分析预测、规范运作程序,提高农业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通过信息,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系统的政策、市场、技术等信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国际国内互联网,积极发展网上农业、网上交易。
(三)制定和完善农业法律、法规,给农业和农民以法律支持和保护
依法支持保护农业和农民,要清理和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使我们的法律法规能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同时要加紧制定和出台有关法规,建立既适应WTO规则、又能有效保护和促进我市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长春市种子管理实施细则》、《长春市兽药、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长春市农产品市场准人办法》等地方法规和政府章程,尽快完善我市农业标准化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
二、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一)培育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
入世后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因此,我们要创新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组建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龙头企业要走大企业、大集团发展之路;龙头企业要向规模化、专业化、系列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龙头加工企业要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为主攻方向,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由单一产品向系列开发、由小规模生产向集约化经营、由低产高耗向高产高效方向发展,按国际标准生产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和方便食品。
龙头企业要与基地和农户结成紧密型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要切实完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使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以保持龙头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国外实践和经验表明,只有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了生产、购销等一条龙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像美国的新奇士橙协会,由6500户果农、61个包装公司自发联合,统一商标,统一价格。首批新奇士打人我国市场,就是由这个协会“包打天下”的。类似这样的协会在美国就有上百家。所以,我们要借鉴国际的成功作法,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广大农民为基础,尽快建立各类农业协会。协会要制定和执行章程,代表农民和企业利益,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三、以入世为契机,加快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稳定种植业,突出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园艺特产和多种经营。特别是把发展畜牧业当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以粮食为主的粮经二元种植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转变粮食作物向优质化、专用化发展。压缩普通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专用玉米、绿色水稻和优质大豆种植面积。
经济作物要重点围绕薯类、瓜菜、果品、花卉苗木、优质烟叶、特种油料、药材、食用菌等类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努力把我市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我市蔬菜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很多产品打人国际市场,入世给我市蔬菜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目前看,我市发展蔬菜产业还需慎重。人世后为避免种粮受到冲击,各地都在积极发展蔬菜生产。现在,蔬菜生产也出现了供大于求、价格下降的现象。比如,我国蔬菜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贸易额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要以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发展蔬菜生产。
饲料作物要重点发展高能量、高蛋白优质品种。现代三元种植结构排序是: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把长春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必须以发展饲料作物为战略依托,积极引种饲料玉米、紫花苜蓿等高能量、高蛋白优质饲草,用优质青饲料作物替代以玉米为主的高成本精料和低养分粗料,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畜产品质量。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我们要依托我市丰富的饲料饲草资源优势和畜产品深加工能力.瞄准国内外中高档消费群体市场,大力发展精品畜牧业,努力把我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
长春市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人世后土地密集型粮食产品缺乏竞争优势,但却为劳动密集型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我市畜牧业产值已达到了农业总产值50%,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德大、皓月成功地打人国际市场,为我市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经验;人世后粮食和饲料价格趋于平稳,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发展畜牧业是我市应对人世,推进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二)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层次低,主要是工业化程度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工业拉动,这也是我们与发达城市的主要差距所在。我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不大、加工深度不够。长春市的粮食加工转化量仅占粮食商品量的25%,畜产品的屠宰加工量仅占肉类总量的23%,国外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大多在90%以上;从加工规模看,长春市年加工玉米60万吨以上就是较大型的加工企业,而国外大型加工企业每天可加工1万吨以上;从加工深度看,仅以玉米为例,美国以玉米为原料加工产品达4000多种,而长春市常见的仅几十种。由此可以看出,长春市的农业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从三次产业的内部联系看,提高农业效益最终要靠农村工业化。没有工业的拉动,粮食经济搞不活,畜牧业也难以有更快的发展,大宗农产品就摆脱不了出卖原料的状况;发展第三产业,从根本上说,也要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化达不到一定程度,服务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突出工业拉动,加速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是长春市现阶段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三)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调整优化农村社会结构
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就业结构的调整。都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必须放眼于城乡结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业结构调整必然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要内、外同时进行。外部调整主要是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我国下阶段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可以拓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增强内在的活力。因此推动以城市化打头的新一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是区别于以往农村结构调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如果将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局限于农业,那就将使这一轮结构调整陷入困境。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国力看要提高城市化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农民非农化,成为市民.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才能使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农村景区标识完整性差有两层含义:一是景区(点)整体标识不完整,二是单体标识不完整。不完整的原因可能是人为破坏或是自然破损,可能是旅游经营者考虑不周,标识缺失,可能是不清楚标识设置原则,标识过小不容易辨识等。不完整的标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时还会误导游客,如“请勿在此泊车”中“勿”字受到破坏,缺失了或者看不清楚,变成了“请在此泊车”,该提醒注意安全的地方没有警示标识,容易发生旅游事故。
1.2旅游标识乱象丛生,未能进行规划设计
主要从标识的颜色、规格、材质、安装位置方面进行分析,颜色上没有美感,单调没有活力,如杨凌崔西沟村农家乐有的卫生间门上贴着白底黑字“厕所”;标识规格方面应该面积大的没有大面积运用,应该小面积使用的反而有些夸大;标识材质方面乱象丛生,有一张A4纸上黑色打印的,有废弃木块随手涂鸦的,有塑料的、钢板的、石材的等;标识安装位置不确定,像“洗手间”标识牌有的钉在门框上方、有的钉在门框上、有的钉在门上等随意性安装现象普遍,标识安装时不仅考虑到引导游客,还要考虑其美观、安全、实用性强等要求。
1.3旅游标识雷同严重,未能反映地域文化
农村景区(点)根据各自地域文化开发规划,各地特色明显,但是旅游标识雷同严重,有悖于地方特色文化展示。游客在当地旅游只停留在较浅层面的餐饮、观光,较深层面的文化交流表现较少,在旅游印象中较为浅显,或者没有什么印象,不能激发游客再次游览的欲望和行动。地方特色展示不仅通过餐饮、民居、群体活动表现,旅游标识能够直观表现当地传统文化,是农村风情和民俗呈现的实物载体,重视旅游标识实物载体的作用,有利于凸显地域文化,增强旅游景区(点)的核心竞争力。
1.4标识语言表达上过于生硬粗俗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标识语言表达上过多的运用“不要”“不能”“后果自负”“罚款100元”等生硬的、对立性强的表达,否定的、惩罚类的标识让游客心生抵触、对抗等情绪,不利于游览活动的顺利进行。标识的设置是为游客服务,帮助其完成旅游活动,并非和游客对立、监管游客、惩罚游客的作用。从服务的角度出发,为了游客有一次愉快的、独特的旅游经历而设置标识,应该是文明的,柔性的语言。
2.关中地区农村旅游景区(点)标识优化设想
基于前面的分析,景区标识在完整性方面、在地域文化反映方面、在语言表达方面、在设置布局方面等存在不足或缺陷,下面针对关中地区农村景区标识优化提出几点设想:
(1)以农村的“土”文化为核心,突出农村旅游景区标识的特色和品位。
开发农村旅游景区以农村“土”文化为依托,土生土长的食材、土里土气的乡俗、土得掉渣的名称等方面体现特色文化。比如食材上的香菜叫做芫荽、厕所叫做茅房或者后院、门上挂上红绳表示谢绝来访等;农村旅游标识设计理念上突出“土”文化,突出农村特色。“土”文化有别于“洋”文化,不同于“都市”文化,文化上差异越大,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大。
(2)以地域文化为设计指导,
突出农村旅游景区标识的档次和内涵。每个地区开发景区(点)时挖掘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打造当地品牌。像杨凌后稷始祖留下的农耕文化(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标识设计),西安市临潼区秦俑村体现统一中国的大秦文化,咸阳市三原县袁家村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文化、乡土风情。
(3)以文明、劝导、时尚语言为标识主体语言,体现农村居民文明、好客、友好的一面。
语言不是冰冷无情而是带着旅游经营者情感,传递一种文明友善的情感,让游客感觉的温暖、贴心甚至亲切,体现出受到尊重、受到欢迎的愉悦感,让游客从内心感到欣慰。将“罚款50元”改为“感谢您的配合”;将“禁止仍垃圾”改为“请您送垃圾回家”等等。旅游过程中不仅品尝到美食佳肴,体验了当地传统文化,情感上也得到慰藉。
(4)标识体现设计的完整性。
标识设计的完整性方面包括:安装位置、设计理念、设计要素、标识布局、制作、安装等。以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杨凌崔西沟村农家乐为例说明优化设想。
关键词:金融生态;政府干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
一、引言
金融风险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国内地区间经济与金融状况存在的巨大差异,近年来,国内研究人员提出了研究地区金融风险的新范式,即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2005)。在我国,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历史的差别,地区间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和金融的干预。
二、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解释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预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因此,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简单来讲,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源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能实现效率问题,而不能实现公平问题;二是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要;三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通常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有直接的途径和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有:将“私人部门”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制定实施特殊方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如居民住房);收购“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以特定的方式转让给社会公众等;间接的途径有: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财政补贴,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等。
三、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活动出现的主要问题
政府(政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调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金融生态所体现的内涵。从金融这个角度来考察,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活动的能动作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活动、实施公共政策和行使行政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地方金融活动。但是,由于存在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政策偏颇等因素,政府干预有时会“失灵”。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部门表现出严重的风险,包括违纪、腐败、大量不良资产累积、银行资本金严重缺失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在国内统一的经济体中,上述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有关数据显示,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等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即出现政府干预失灵。
目前,对地方政府晋升考核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指标,通过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投融资体制的逐步改革,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自。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把追逐金融资源的占有规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其首选的政策取向。但是,如果相关措施实施不当,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民间和外国资本,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二是干预银行系统信贷活动,地方政府的投资要求,通过挤压各类商业银行贷款来实现,造成了当地银行系统的隐形风险。
研究表明,地方投资过热,最终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并且蕴藏巨大金融风险。据统计,2005年,西部某市学校、医院、公路等政府部门欠银行贷款12亿元,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数的10%,目前超过20%逾期不能收回,其中公路等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累计超过35%。从银行发放学校、医院、公路、城建等政府机构有关贷款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发放“暗干预”大,大部分贷款为政府协调贷款,对贷款项目缺乏科学评估。转贴于中国
四、地方政府促进金融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重要主体,是构筑地方和谐金融生态的培育者、建设者,应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的关系。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客观上,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对较高,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本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笔者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应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巨大贡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中小民营企业数已占到全部企业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在流通领域中,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中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于资金和规模问题。因此,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当务之急。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地方政府应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由于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投资大、风险高、回报高的特点,传统的金融体系很难直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已经证明是西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不直接参与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投融资的具体运作,只是对合格并有一定的资本金的企业提供间接支持,避免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并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重视技术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大,许多创立企业的人员是专业科技人员,对企业管理、财务和发展没有经验,而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管理和财务。因此地方政府应强调通过各种咨询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支持,并投入一定的资金。
第三,通过资本市场调动私人资本投入。通过金融资本市场调动银行、保险公司、社会发展部门、私人资本的投资于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产业。这种方式不但使有限的政府资金能够通过政府的信用和高效率的操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本投入,起到了风险投资的放大效用,而且将风险投资的风险充分分散,也摆脱了具体的操作过程,使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事业的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充分发展典当行的融资功能。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典当通过实物质押或抵押,具有资金周转快捷,无明显信用风险的特点,但如何解决其较高的融资成本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五,建立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应该加快法律制度建设,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个环节的运作有法可依。另外,引进和培训专门人才,使担保机构的人员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对风险和经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
第六,探讨民间金融问题,拓宽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冯涛,乔笙.通货膨胀中的地方政府金融行为分析[J].财贸经济,2006(2).
[2]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J].管理世界,2006(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同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是与改革开放的初衷相背离的。党的十六大曾提出,在新世纪的头20年,我国要建设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着重解决“三农”问题。论文参考网。而解决“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就是如何使东、中、西部农民的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使城乡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一,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可以有效地缩小地区间的发展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曾提出过“要素价格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是指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各地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存在各不相同的比较优势。如果各地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而后再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交换,那么,不同地区劳动者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趋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可能成为拉动另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论文参考网。例如,我国的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来说,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较高,那么,粮食这种土地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东部地区就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有了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地区就会逐渐减少粮食生产的比重,因为生产粮食对他们来说越来越不划算。东部所需的粮食等各种农产品可以通过向粮食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购买来解决。由此造成的粮食市场价格的上升,所需粮食数量的增加,使中部地区生产粮食的农民从中受益,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自然就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就会更多的向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购买资源密集性产品,并推动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也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不断增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接近,农民的收入差距就会不断缩小。
第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
地区间的产品交易离不开交通、运输、仓储、信息、资金等成本,因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差距的缩小还必须依赖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会越来越短缺,在健全、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下,中、西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会向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流动。这些人外出打工、创业,一方面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累了资金、知识、信息和人才,另一方面,又使没有外出打工而留守原籍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使他们也具有了为自己创造更多收入的条件。
第三,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可以有效履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更充分地利用国内资源。
我国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国,在开放市场等方面应当无条件地遵守自己的承诺,信守WTO的各种原则和规定。论文参考网。非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两项重要原则,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仅不符合WTO的原则和我们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而且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有可能抛开中、西部地区而与国外企业开展分工合作。例如从国外市场购买粮食等土地密集性产品和资源密集性产品。若果真如此,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则难以从东部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拉动力,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有利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律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责任和能力的削弱。相反,通过规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培育一个健全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为亿万农民创造一个能够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会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提高,调控的内容大大的丰富。当国民经济的运行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市长”时,政府才有可能从日常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和完善时,经济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市场规则,过去那种由政府部门掌握资源或项目审批权来制约或控制经济运行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而某些部门或个人通过暗箱操作获取自身利益乃至产生腐败的根源将被根除。
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各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因此,继续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需要政府所做的工作还很多。
参考文献:
[1]祁春杰.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演进回顾与思考.经济纵横,2008,(10).
[2]袁永康.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前沿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