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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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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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曾经的邓亚萍，是驰骋乒坛的“武者”，凭着一股拼劲和执著的勤奋，摘取了18枚世界冠军的奖牌，稳坐“乒乓女皇”的宝座；今天的邓亚萍，是头顶剑桥大学博士帽的“文人”，开创了这所英国名校近八百年历史的又一个“第一”。奥运冠军、外交行家、清华硕士、剑桥博士、慈善大使、贤妻良母……她以每一次华丽转身演绎着人生的精彩，更用永不停歇的努力宣告着内心的执著。

5岁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邓亚萍身高仅1.50米，从外表来看，这样的身高似乎并不适合打乒乓球，当时的河南省队因为邓亚萍的身高，将这个日后的奥运冠军拒之门外。倔强的邓亚萍并没因此放弃，更不会因此失去信心，她总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努力拼搏的理由。就像邓亚萍自己总结的成功经验一样：“我不比别人聪明，但我能管住自己。我一旦设定了目标，绝不轻易放弃！”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在邓亚萍英文版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世界是你的，因为你拥有开启它的钥匙。”也许，对于邓亚萍来说，这把能够开启世界的钥匙除了坚毅的性格、超人的自信之外，就是那份脚踏实地的勤奋：“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梦想，但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后来真的在剑桥读博士，也确实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回过头来想，是非常值得的。对11年的求学生涯做个总结，我觉得只要敢想，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做，你还是可以成功的。”

1997年，从国家队退役之后的邓亚萍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学习。从乒乓球运动员到高等学府的最高殿堂，邓亚萍从运动员到学生的转换也经历了异常的艰辛。

初到清华大学的邓亚萍学习英语时，要从最基础的26个字母开始学起：“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背起，从第一个单词背起；每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就是凭着自己从运动员开始一直坚持的这股韧劲，她拿到了清华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

篇（3）

[6][15]束义明，罗尧成.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75，76.

[7]University of Turku.The University of Turku Quality Manual[EB/OL]..2012-01-03.

[10]Aalto University statistics for 2010 [EB/OL]. http：//aalto.fi/en/about/statistics/.2012-1-03.

篇（4）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关互联网金融的运营者以及监管者应当准确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以及传统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加大其发展稳定性，通过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以及模式问题，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竞争性，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渐到来之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对经营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盲从金融时代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陈一稀,魏博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J］.南方金融,2015（1）.

［2］汪炜,郑扬扬.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2015（6）.

篇（5）

1999年，李时华通过了全国成人高考，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并就读英语专业。

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完成成人本科学习后，李时华跨专业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李时华一鼓作气，考上了湘潭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2008年7月，李时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湘潭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时华成功的背后，是刘卫东的苦涩。巨大的生活压力，几乎要把他压垮了，而且为了李时华读书，家里已经欠了不少债。好在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这个家庭，李时华在完成博士学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湘潭大学聘为副教授，留在该校商学院教经济学。2008年8月，李时华把丈夫刘卫东和儿子接到了湘潭大学团聚。

可是，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任教后不久，李时华就被诊断为鼻咽癌中晚期。

幸运的是，李时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细胞并没有转移。半年后，李时华出院回家休养。2009年下半年，李时华重新走上了讲台。

不过，刘卫东最纠结的还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为了控制病情，李时华必须每天吃药，这些药物都很昂贵。为了缓解压力，刘卫东想了不少办法。李时华所在的湘潭大学商学院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人打扫卫生，每月360元，这原本是给学生勤工俭学的岗位。自尊心强的刘卫东咬牙应了下来。接着，刘卫东又在湘潭大学附近卖起了麻辣烫，后来看到学生喜欢吃红豆饼，刘卫东又开始学习做红豆饼，摆了个小摊。

“想起他的付出，我哭过很多次。”李时华说，“如果不是他，我活不到现在，也不可能实现我的梦想。”

“纵使生活于刘卫东、李时华夫妇是如此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他们依然是强者。”2013年12月9日，湘潭大学宣传部副部长赵猛说，“曾经有人提出要给他们捐助，但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要自食其力。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情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正能量。”

12月11日晚上，所属马云阿里集团的“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公益组织决定给予李时华、刘卫东夫妇2万元“正能量特别奖”。 该公益组织还表示，这只是“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对李时华、刘卫东夫妇的第一次帮助，以后会一如既往地对他们进行关注。

李时华、刘卫东夫妇的故事经报道后，有热心网友喊出了“支持李时华老师，就去买刘卫东的‘爱的红豆饼’”，获得众多网友的响应，甚至有热心网友，表示要组团去湘潭大学买刘卫东的红豆饼。

【多维解读】

1.演绎纯美的爱情

在这个物质至上、以金钱论感情的时代，小贩配教授的爱情故事，堪称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爱情童话”。“红豆饼”丈夫和博士妻子却没有因学历相差悬殊而无话可谈，也没有因病魔缠身而抛弃对方。他们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情感，有的是流水一样绵延不断的感觉；有的是相对无言眼波如流的默契……他们彼此珍惜着这份相识、相知、相守的缘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不离不弃地渡过人生中的每一个难关，可能这就是婚姻的真谛吧。

2.唤起久违的感动

篇（6）

计金标教授在税收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就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环境税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他从1995年起开始发表关于环境税收方面的论文，并将之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后将成果以专著《生态税收论》形式出版。专著中对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生态税收的基本要领和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我国需要研究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研充提出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他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生态世纪建立生态税制是新世纪对我国税制建设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之一。计教授的论文及专著出版后成为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被广为引用成为我国在此学术领域的带头人。

对个人所得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1996年他出版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和改革》是我国在个人所得税领域的第一本理论专著。该书系统研究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理，探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模式问题，提出我国应向综合与分项相结合的模式转换，研究了我国当时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其中关于个人所得税目标定位的观点、个人所得税管理权限的观点都得到了税收理论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同。

关于遗产税问题。他是国内建国以后第一个系统研究遗产税的学者。早在研究生时期就以遗产税作为硕士论文，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1989年时他就认为到20世纪末我国有条件和有必要引进遗产税。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该税至今仍未开征，但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遗产税已被列入到14个税种之中。

篇（7）

略………

第2章 论文相关基本理论综述 14

略………

第3章 服务业的性质地位及国际比较 36

略………

第4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现状、发展目标及基本原则 47

略………

第5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模式 62

略………

第6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组织优化模式 100

略………

第7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地区布局合理化模式 128

略………

第8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市场绩效分析与评价 156

略………

第9章 黑龙江省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71

略………

结

论 183

参考文献 185

第1章 绪 论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 论文研究的背景

1．服务业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加快了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和社会控制程度的提高。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门类越来越全，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也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具有相关性。经济发展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发达的经济都有很高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产业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金融、运输和通信等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相对地位的提升只能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结构变化中去考察理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服务业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支撑。到200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2%，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为34.5%，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2%，22个高收入国家为65%；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8%，中等收入国家为45%--62%，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30%--45%（见表1.1）。

略………

结

论

本文对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从服务业的性质、地位、作用、发展目标、结构优化、重点产业选择、组织模式、企业运行机制、区位布局诸方面，构建了黑龙江省服务业产业发展模式的新体系，研究表明，改善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提升黑龙江省服务业的竞争力，对于黑龙江省经济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我国服务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我省服务业的发展模式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

略…………

：136000多字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篇（8）

生活简朴得令人称奇，也仿佛还未适应社会强加给他的光环，更愿意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之中，这是怎样的一名经济学家？

农民大学生的尊严之战

李佐军出生在湖南安化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先后在村里和乡里工作，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笑着告诉记者：“小时候读书并没有压力，书嘛能读就读，大不了回家种田。别看我现在做学问，干农活我也是一把好手！”尽管如此，5个兄弟姐妹中，李佐军从小就在学业上表现得最为出色，一路读到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安化二中。那时候对于将来要去哪里读大学，他并没有特别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校园里出现几幅漂亮的大学校园宣传画——喻家山麓，东湖之畔，绿树葱葱，楼亭悠悠，图画中大学校园的名字“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便被他牢牢记住了。

1984年，李佐军顺利考入华中工学院经管系技术经济专业。

刚进校时，除了初入大学校园的兴奋与自由，他还感到了“自卑”：“我们班里都是很优秀的城里孩子，我的学习基础没有他们好，成绩不拔尖。另外，不像他们能歌善舞、能言善辩、兴趣广博，我除了读书、种田，别的什么都不会。”但是，“习惯”了优秀的李佐军并未服输。他相信，城里学生能做到的，农村学生也能做到。为此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包括思想、学习、学术、工作、体育、社交、艺术在内的奋斗计划，大学4年下来，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预定计划。因为所在专业“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本科期间除了学习经济学理论以外，还需要修许多包括机械制图、金属材料、计算机语言等在内的理工科课程。高中文科班出身的李佐军迎难而上，第二学年成绩突飞猛进，后来也一直名列前茅。

大学期间，李佐军利用寒暑假做了大量的社会调研，逐渐发现经济学是真正的“致用之学”，与现实生活联系非常密切。大学时代积累的经济学认知也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时，李佐军以本科期间全班第一、所有课程平均分90以上的好成绩被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看上，免试攻读其硕士研究生。

恩师留下的财富

谈起导师张培刚，李佐军疲惫的神色一扫而空。

李佐军能拥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张培刚功不可没。他写的很多小文章，张培刚都会十分细致地为他修改，大到文章结构、起承转合，小到语句用词、标点符号。除了学术研究，张培刚为人的豁达也令李佐军记忆犹新：“先生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他从不被眼前的处境所迷惑，永远那么乐观豁达，看事情总是具备历史视野，见人都会亲切地微笑。”

“但先生教给我最多的，应该是理想。”李佐军告诉记者，硕士学习期间，张培刚时刻不忘提醒学生们做学问的目标——不是扬名立万，而是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先生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亲身体会过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蔑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都很有理想，那时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绝不是一句空话，再加上先生的熏陶，我感觉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始终充满激情。”

2011年张培刚逝世，享年98岁。李佐军缅怀道：“先生的音容笑貌始终保留在我心中，那句‘要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还时常响在耳边。”

在做学问的道路上，李佐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硕士毕业并工作多年之后，他凭借优异的博士生考试成绩，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学生。“两位先生做学问的态度都是极其认真严谨的，而吴先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较真’。很多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在他那里都会被质疑。吴先生这样的思维方式，促使我学会独立思考，从来不敢对任何概念‘拿来就用’。”

对于吴敬琏的教学理念，李佐军特别提到了“逻辑”和“文字”：“吴先生认为不论写文章还是做研究，如果逻辑思维不到位，再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吴先生从来不退缩，不为利益、不为他人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这一点尤其让我感佩。”

吴敬琏的学术态度，持续影响着李佐军做学问、写文章的习惯，生怕自己“漏掉”了逻辑。李佐军还不忘告诉记者：“不只我们做学问，你们记者写文章也要注意这一点。”

读博士之前，李佐军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等单位工作，读博士期间调动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2002年来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潜心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政策。

除此之外，李佐军还在一些高校做兼职经济学教授。谈到自己的教学方式，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在教学中也严格遵循我的导师定下的规则，两位先生是如何要求我的，我也如何要求我的学生。两位老师的人生境界，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为农民说话的经济学家

李佐军因“人本发展理论”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而这套方法论的由来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本科阶段，李佐军就参加了大量的社会调研，而主题大多围绕他最关心也最了解的“三农”问题，乃至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写的这一主题。一次次调研之后他发现，不论研究农业还是农村，最后的核心问题都是农民，都是人的问题。后来他开始研究工业化、城镇化、资源环境等领域的问题，发现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人的问题。“只有站在人的角度，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

张培刚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而吴敬琏是研究改革、制度的经济学泰斗，在写博士论文时，李佐军便很想在两位导师的研究领域之间寻找结合点。经过不断地钻研、调查、请教导师之后，他终于悟出（制度）改革与发展之间的桥梁，就是人这一行为主体。

2000年，李佐军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问世。那时，人本发展理论已现雏形，他坦言：“自上大学以来，为9亿农民说话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2008年《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出版，按李佐军的话说：“把人本发展理论完整地阐述出来了”。此书也得到了两位导师的肯定，吴敬琏评价道：“本书研究如何把‘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具体化为一套可行的人本发展理论，对于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张培刚则评价道：“作者还用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针对国家和企业等各种主体和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对策体系，提出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建议，这也说明了该理论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篇（9）

刘卫东和李时华的老家都在湖南益阳市安化县。曾经，刘卫东也拥有一份在安化县供销社里的体面工作。1989年，22岁的刘卫东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19岁的李时华。那时，李时华刚从益阳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地中学教书，“是一位很多人喜欢的既有才华又美丽的老师”。

刘卫东用自己的诚实本分、体贴入微，给了李时华一份踏实的感情。一年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当时，夫妻俩都有稳定的工作，儿子又顺利出生，尽管生活不算富裕，但两人却分外珍惜这细水长流的幸福。

不过，在李时华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一份抹不去的遗憾。

在李时华29岁那年，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丈夫，说自己其实一直想继续读书，因为在读师范时，她错失了中专升大学深造的机会。对妻子的这份上进心，刘卫东既高兴又支持。为了圆妻子的求学梦，刘卫东承诺：“你想读书现在还可以读，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如果我去读书，儿子才8岁，家里怎么办？”虽然丈夫表示支持，但现实却并不乐观――刘卫东已经在一年前下岗，如果李时华现在去读书，那家里的担子就都会落在丈夫一个人的肩上。

刘卫东劝妻子别犹豫。最终，他用自己的担当和坚毅打消了妻子的顾虑，使李时华走出了继续求学的第一步。

1999年，李时华通过了全国成人高考，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就读英语专业。

刘卫东送妻子去长沙读书后，身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各种议论充斥着刘卫东的耳朵：“你真是太傻了。你让妻子去读书，等她把书读好了，眼界开阔了，她也就离开你这个家了。你这不是在亲手葬送自己的婚姻吗？”可不管别人怎么说，刘卫东还是坚持自己的主见，他相信妻子在学成后一定不会辜负他和这个家：“只要她有本事，不要说去读本科，就是读研究生、读博士，我都会帮她把这个家扛起来。”

但让刘卫东没想到的是，妻子在求学的道路上，居然会走得那么高、那么远！

妻子学有所成一家团聚，幸福刚进门病魔也接踵而至

2001年，李时华在湖南师范大学完成成人本科学习后，跨专业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为了实现这个跨越，李时华可谓是呕心沥血。在准备考研的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自习室，晚上近12点才回寝室。让李时华愧疚的是，“经常是每天学习完后，才想起要给老家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打个电话，但往往又因为到了半夜而作罢。”

“书读得越多，感觉知道的越少。”回忆起那段求学时光，虽然艰辛，但也是让李时华最为自豪的。她说：“我看到我的导师把治学当成生命，作为他的学生，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跟我的导师一样，把所有的压力抛到一边，通过努力与耕耘，让自己学有所成。”

2004年，李时华研究生毕业后，一鼓作气考上了湘潭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2008年7月，李时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湘潭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距她1999年做出继续求学的决定，已经过去了整整9年。9年的时间里，她完成了从一个中专生到博士的飞跃。

而李时华成功的背后，是丈夫刘卫东的艰辛付出。巨大的生活压力，几乎要把刘卫东压垮了，而且为了供妻子读书，家里已经欠了不少债。好在，幸运之神终于眷顾这个家庭。李时华在完成博士学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湘潭大学聘为副教授，留在本校商学院教经济学。

学有所成的李时华，也到了兑现自己承诺的时刻。2008年8月，她把丈夫和儿子接到了湘潭大学团聚。多年遭人不解和奚落的刘卫东，此时得到了众口一词的敬佩和赞誉。

2008年9月开学后，李时华以副教授的身份，走上了湘潭大学的讲台。对于李时华来说，这是梦想成真的一刻，而默默为此付出多年的刘卫东，此刻走在充满朝气的大学校园里，幸福得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夫妻俩的喜悦和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李时华的身体出问题了。任教没几天，李时华就发现自己鼻孔里经常有血丝，而且伴有鼻塞、耳鸣等症状。最初，李时华并没有在意，但细心的刘卫东发现妻子的身体出现异常后，坚决要带李时华去医院求治。

在丈夫的坚持下，李时华来到湘潭市中心医院求诊。原本她以为只是一个小炎症，可一系列的检查过后，医生的神色凝重了。

“主治医生把我喊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即便已经过去5年，刘卫东依然忘不掉那揪心的一幕，“医生说，我爱人的病情不乐观，是鼻咽癌。”听完医生的话，刘卫东惊呆了。

强打起精神，刘卫东见到妻子后，对她说了善意的谎言。“我安慰她，说没有什么事，打打消炎针、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家，刘卫东安顿好妻子，这才走到隔壁房间，压低声音给在老家当医生的妹妹打电话。

从妹妹那里，刘卫东进一步知道鼻咽癌是多么可怕。“早期发现的，生存时间才5年，而我爱人那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即便积极治疗，一般也只能够活两年。”生活为什么如此残酷？这个坚强的汉子，终于再也抑制不住悲伤，小声地抽泣起来。

刘卫东的电话，被还没有睡着的李时华听得一清二楚。得知自己罹患绝症，坚强的李时华没有崩溃，反倒走过去安慰丈夫：“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一时还走不了！”

恩爱夫妻生死相依，丈夫卖红豆饼妻子重上大学讲台

鼻咽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而且来势凶猛，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设想。但摆在刘卫东夫妻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了。

这时，有人告诉刘卫东，如果李时华在湘潭治疗的话，医疗花费报销比例比较高；如果去长沙治疗，最多只能报销一半。

左思右想，刘卫东最后还是决定把妻子送到湖南省肿瘤医院治疗。“不要说还能报销一点，就算没有一分钱报销，我也要送她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这是我妻子的命，也就是我们家的希望啊！”

幸运的是，在湖南省肿瘤医院，李时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细胞并没有转移。半年后，李时华出院回家休养。有一天，李时华跟丈夫商量，说她想向学校申请上课。一开始，刘卫东坚决不同意，他担心妻子经不起折腾。可李时华很执拗：“别人都说，癌症病人一半都是被吓死的，但对我来说，只要能给学生上课，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见说服不了妻子，刘卫东只得同意。

2009年下半年，李时华重新走上了讲台。得知李时华老师带病坚持回到课堂，学生们都很感动。由于李时华经过放疗、化疗，视力和听力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她每次给新学生上课时，总会有几句特别的开场白：“我生过病，喉咙不舒服，所以声音不大，耳朵也听不太清，请大家见谅。”

湘潭大学201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二班，是李时华任班主任。学生范振楚说起他们的李时华老师，言语中充满了感动：“学生最听她的话，她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班长王希彤说：“李老师虽然身体不好，却依旧关心班上的每个学生。她所带的班级成绩也很好，英语四级通过率达90.4%，六级通过率为60%，专业课成绩也居于学院前列。”湘潭大学宣传部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李时华虽然有病在身，但是几年来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

李时华将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都归功于丈夫刘卫东。

篇（10）

6月，梁建章怒评陕西安康孕妇被强行引产事件，发表系列文章，五天内转发量逼近两万。梁呼吁各界人士重新认识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人为的人口限制已威胁到经济良性发展。

三年来，梁建章一直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010年，他自制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吗？》；去年，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在安康事件爆发前两个月，他和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在引言中，他写道：“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为自己的理想奔走疾呼、不遗余力的学者，在日常谈话中却判若两人：语速缓、语气轻、语调低沉——这种双重性或许更符合梁建章所担负的两种角色。在学者形象背后，他从未更改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的那个身份：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假如你关注2003年的中国商界，亦无法错过34岁的梁建章。这年12月，创立四年的携程成为首个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旅游企业，IPO当日股价涨88.56%，刷新纳斯达克三年来的首日涨幅纪录。当时，这位商界新秀正在倒时差，于熟睡中体验了“一夜暴富”。

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商界来说，梁建章和他的合作伙伴的确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2004年携程总营收增速94%，获85%毛利率和40%净利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一种将传统酒店预订与IT相结合的商业模式，由此参演IT业的风起涌云。

2006年的携程已成为在线旅游市场当之无愧的“黑马”，该年总营业收入8.3亿元，同比增长49%——就在所创企业渐入佳境时，梁建章突然决定赴美读书，为同代企业家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就在梁建章攻读博士学位的数年间，中国商界发生巨变。携程的注册用户在2011年已突破5千万，全年总营收5.9亿美元，其业务也从酒店预订延伸至包括机票、度假预订、商旅管理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但在规模接近顶峰的同时，携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期。

2012年第一季度，携程净利率跌入20%以内，营收同比增长只有19%；5月，其股价三年来首次跌破20美元。更重要的威胁在于，由于携程业务日益多元，全线作战的方式导致竞争白热化。微博化的舆论氛围更无情面可留，“增长神话破灭”“错失团购良机”等评论不绝于耳……单纯的学院生活彻底终结了，这是企业家梁建章要面对的商业现实。

身兼学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梁建章于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他有能力同时演绎学界和商界的双重革新吗？

梁建章向来自信。

新起点

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梁建章并非唐突之举。复旦大学少年班出身的梁建章，20岁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在攻读计算机博士过程中觉得“做企业更有意思”，进入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突然改变当下状态，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

关键是做出选择的时间。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之际，刚刚度过艰辛初创期，梁当时认为最大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

尽管1999年携程获得来自IDG、软银、晨兴集团、兰花集团的两笔融资，但起步期却并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烧钱”营销将携程逼到悬崖时，梁建章做出战略性调整：收购传统酒店预订公司现代运通，以酒店预订业务为盈利基点，嫁接到互联网。

坦白说，携程在2000年后的成长超出了梁建章预期。市场占比领先第二名艺龙近40个百分点，而“去哪儿”等网站当时刚起步，难成气候。日趋成熟稳定的内部架构和良好外部环境，使携程在在线旅游市场一枝独秀。

梁建章的个人工作也随之趋于常态。朝九晚五，鲜有加班；日常管理交给团队，只有关键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人事制度安排才事必躬亲。即使不再长时间地深入参与，公司依然正常运转。同时，人称“携程四君子”的联合创始团队成员，都开始尝试新的探索：2002年，前携程总裁季琦创办如家连锁酒店，三年后，前首席财务官沈南鹏离开携程，加盟红杉资本。

梁建章的内心开始渴望一些“ 新东西”——“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学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做投资？梁建章认为那无法使他获得深入参与公司建设的愉悦感；像季琦那样再度创业，去做一家超越携程的公司，又着实困难。于是，这位携程首席执行官又想起了从企业回到大学校园。

从2006年萌生退意，到次年读博，梁建章花了近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游学。从哈佛、波士顿到麻省理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位曾经的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一路旁听下来，希望找到一个能结合其管理经验和多视角学术钻研的学科。

最终，梁建章将目光聚焦经济学。他认为这门学科研究内容与管理相关，研究方法与他多年思维习惯和理工科教育背景契合，加之兼具数学、社科、文化、历史等多领域知识，梁觉得“可以把很多知识串起来深入学习”。

大半年的游学期，不仅让梁建章选到心仪的研究方向，也让携程慢慢适应了梁退居幕后的日子。梁建章与现任CEO范敏平稳交接，携程高端旅游部营销总监华丽回忆说：“James（梁）关注战略布局，范总有丰富日常管理经验，恰当的人在恰当的职位，大家都很放心。”对于“公司老板突然跑去美国读博”这种奇遇，华丽笑说放到梁身上“再正常不过”——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适合做学术。

斯坦福欢迎你

当年，梁建章所申请的斯坦福经济学项目只有四个录取名额。从开始考核到最终确定录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过多次。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的竞争环境和学习压力可窥一斑。

37岁入学的梁建章考试成绩常列前三，尤擅长基础模型和数学。不仅如此，由于他经历丰富，常帮助更年轻的学生分析未来的职业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梁建章也对自己此前的创业经历做出深入思考。

在梁建章看来，企业经营时刻考验决策者的判断力，上要担负公司发展使命，下要考虑员工生计，做企业“像走钢丝”。相比之下，读书生活对他则是人生难得的惬意。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离机场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他常常看着飞机在山间起降的景象，完成了许多关于企业和学术的思考。没课的时候，他会在家里等着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归来，一起学习或运动。

梁建章的人生轨迹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原本，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这篇论文他在博士第三年已完成，但因感觉意犹未尽，他选择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在这两年中，梁建章师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创新创业与人口。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根植于梁建章在携程的一线管理经验。在艰难时光中，梁思考过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根本，正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时候发觉中国这计划生育政策很荒唐。”“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年轻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锐减，在梁建章看来，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潜力有着难以预估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生育率低于1.5，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人口是负担”的担忧早已转化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

为了印证这种理论假设，梁建章开始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印度和日本是梁常去的两个国家。拜访学者，找相关的企业高管做访谈，了解年轻人口的创新创业现状，在聊天中获得思路启发，再用已有数据建模，印证观点。与一般学者相比，梁建章的优势或许在于“找企业高管聊天会容易点”。

一向稍显腼腆的梁建章谈及学术时，会变得健谈起来。但读博期间，梁建章并未忘记携程，他与高管时有电话联系，暑假期间回国集中参加公司会议。学期与假期的自然分割，让梁建章在企业家和博士生这两重身份

之间，穿梭自如。同时，梁开始着力于寻求学术与商业最有效的粘合方式。

一方面，梁建章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先把学术成果在携程内部推广。他认为许多公司随着管理层相对固定化，可能会存在惯性思维的问题，晋升机制和言论通道常会闭塞。如何鼓励年轻人发声，并促进部门间沟通，是梁建章正在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可能是，“由高层参与做一个创新委员会”。

另一方面，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也使这位携程董事局主席在公司战略布局上更高瞻远瞩。“宏观经济搞得更清楚，对企业经营和投资都有帮助。”2008年金融危机时，携程进行了一些投资，比如对经济型酒店汉庭

和如家，回报都相当可观。

今年3月，携程正式对外推出的中国首个顶级旅游品牌“鸿鹄逸游”，其实始于2010年上半年，携程首次推出针对富豪消费群体的旅游产品，“环游世界60天”，报价50万。当时对该产品销路的质疑不止来自于外部，携程员工也担心“曲高喝寡”。谁知，十几个名额在开通订购专线的9分钟内全部售罄。去年续推“环游世界66天”报价66万元，则在30余秒内抢购一空。今年推出的101万元环游世界80天，价格和旅行天数均创新高，全部名额在17秒内就秒杀完毕。

良好的市场反响印证了梁建章和其他高管对高端旅游市场的预判。无论这个细分市场日后格局分散还是垄断，携程都要做这个市场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为此，携程与台湾易游网和香港永安旅行社开展战略合作，为顶级旅游市场设置了一个极高的准入门槛。

这一切是在2009年悄然部署的，恰是梁建章在美读博、远程参与公司管理的时期。“顶级旅游，虽然去的人不多，但是对公司品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值得一做”，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梁建章对本刊说。

“虽然很少有人能既做这个又做那个，但如果有条件，这样做真是蛮互补的。我的idea，人口与创新，一定要在企业做过，才有这个感觉；而学术中一些更加严谨的方法确实可以用到公司决策中”——对梁建章来说，在学术与商业的经验互补，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

理性与坚持

无论是求学，还是管理公司，梁建章都习惯先进行多元化的思考，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之后在一个方向上不遗余力地“深入”下去。

携程网初创时，管理团队除了旅游也设想过金融、搜索，或京东那样的电子商务，“但分析以后，觉得做旅游比做其余的都优势更大，便没有做别的尝试”，梁建章回忆说。

在斯坦福读博初期，许多有趣的课题摆在面前，究竟选择哪一个兴趣点作为研究方向，着实花了梁建章一番心思。“选择的时候得经过考虑，你做得成什么，利用已有的优势去选”。对梁来说，经验是学术的起点，也是后者的归宿。接下来，则要靠坚持的力量。

《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合著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被梁建章坚持的勇气吸引。“这个（计划生育）问题，能身体力行去号召的学者，并不多”，作为中国人口学界罕见的公开反对计生国策的学者，李建新没有想到会与一位企业家出身的经济学者殊途同归。合著过程堪称顺利，一年书稿便基本成型：李从社会、婚姻家庭和综合国力等角度综合论证，梁从经济、资源、创新创业等角度深入阐述。在经历了改书名、删内容等多番磨练后，历时半年，这本新书终于问世，难掩锋芒。

大多数时候，梁建章都希望以理性融合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思考。在具体的学业或管理工作中，这也成为梁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

携程副总裁孙茂华记得，2003年SARS期间，许多公司纷纷裁员节省开支，但梁建章坚决不裁员。他当时做了一番分析： SARS先发烧后传染，而非先传染后发烧。只要政府采取有效隔离，很快就会被有效控制。

一整天都没有业务，日复一日地等待，有些部门上半天班，发60%的工资；有些技术和服务部门，开发程序或者做培训——SARS风波并未持续很久，裁员的公司重新营业便急迫招聘，而携程很快回复正轨，年底如期上市。

2012年，携程或许比以前更需要梁建章的理性与坚持。

如今的携程面临了诸多挑战，除了业绩下滑，股价下跌，还包括被高度竞争中被拖入价格战。梁建章坚信，中国人均旅游投资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人均电商消费，在线旅游收入仍是电子商务中的翘楚。这个过程定会催生一到两个伟大的企业。携程致力于此。“不要只看外面有多少种新模式，自己内部的事可以改进的还有很多，先修内功”，梁建章的这句话给孙茂华很深印象。孙茂华自2000年加入携程，经历了期间的盛衰。

只是，携程的规模已是当年的数倍，挑战也成几何级数增长。

篇（11）

“体而优则学”，体坛明星上大学早已不是新鲜事。不过，他们的求学之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有人拿出自己在赛场上的拼劲，下功夫苦学并且学以致用，有人则纯粹是走走过场，混个文凭，还有人甚至连文凭都混不到，闹了个肄业。

最快捷

刘翔5年完成硕博连读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田径奥运冠军刘翔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刘博士”。这位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获得体育管理学方向博士学位的“刘博士”学习效率相当高。

早在2001年，刘翔就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雅典奥运会夺金后，刘翔免试毕业，并被华东师大授予“优秀学生”称号。随后，刘翔又被推荐免试参加华东师大的硕博连读。在训练和比赛之余，刘翔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获得了体育管理学方向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据悉，刘翔在华东师大攻读体育管理学方向的硕博连读期间，学校专门为其制订了周密的培养方案，有10名以上的导师为他提供“上门授课服务”。

最拖沓

王励勤10年未毕业

对于冠军级运动员而言，上大学并非难事，但要顺利拿到文凭却并非易事。比如乒乓球名将王励勤，2001年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转眼10年过去，毕业仍然遥遥无期。

校方表示，因为王励勤对我国体育事业有着很大的贡献，学校决定耐心等待“大力”修完学分：“这些年王励勤一直都有比赛，不过现在他也开始为将来打算了。他已经是上海乒羽中心副主任，意识到自己必须提高文化和管理水平才能胜任未来的管理岗位。王励勤有空就来学校上课，他有着强烈的继续学业的愿望。”

普通学生完成本科只需4年，对运动员则放宽到6年，王励勤目前处于“进一步放宽”的范围。校方表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王励勤，我们对他放宽毕业年限，应该不会遭到体育迷的反对，也不存在影响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对王励勤也秉承着‘严出’的标准，必须修满该修的学分，才能获准毕业。”

最刻苦

邓亚萍每天学习14个小时

在众多国内体坛明星中，乒乓球名将邓亚萍无疑是最刻苦和最成功的“求学者”。从清华大学学士到英国汉诺丁大学硕士再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邓亚萍在求学路上的表现不亚于乒乓球运动场。她也是迄今为止国内运动员中取得最有分量学位的第一人。

“我过去也经常问自己，如果退役不当教练的话，去做什么事情。我当时想着，跟大学生去竞争一个职位，是没有办法竞争过的，所以应该去读书，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什么样的学习才是自己所需要的？邓亚萍在投身校园之前，早已对此有着清楚而理智的认识。

作为曾经叱咤乒坛的“女皇”，邓亚萍并没有选择退役后去当教练，而是走上了长达十一年的漫长求学路，她分别拿到了英语、当代中国研究和土地经济学的三个学位。这三个不同的方向，都紧紧地和她个人的发展、工作结合在一起。

“一开始因为发现需要掌握更多的语言才能跟别人沟通、交流，然后才能胜任自己委员的职责，所以学了英语。当发现学完英语以后，光会说话还不够，还要知道怎么去说，说什么，能够让别人采纳，让别人认同，这就需要更多的知识。既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同时还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做了中国当代的研究，研究的是中国社会妇女的变化和地位的发展。”

在做博士论文时，邓亚萍正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她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边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何这么多的国家城市热衷于申办奥运会？除了政治因素、国际地位的提升，无疑还包括其中的经济效益。所以，邓亚萍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选择了《研究奥林匹克的商业价值》。虽然三个阶段都是不同的专业，但是其中的主线，始终贯穿于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服务的生涯里。

邓亚萍坚信“勤能补拙”，每天14个小时刻苦学习，在剑桥学习期间，她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凭着这股在赛场的拼劲去学习，最终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2009年4月，36岁的邓亚萍正式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去年9月，邓亚萍被聘为人民日报社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

最挂名

刘国正求学6年没有学分

刘国正是2005年9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事后调查，刘国正当时已经是河北师范大学大三的学生。一年后，他从这所大学毕业。

回头细看，这是一笔陈年糊涂账：也许，刘国正不知道一名大学生只能有一个学籍；而上海交大急于引进世界冠军，也无暇去关注他是不是在别处上学。于是刘国正没有念过一页国际贸易的书，便在交大的学籍上挂了4年，直到那届学生毕业的时候，交大发现他没有学分，只好将他和其他4名运动员一起除名。

上海交大体育系主任孙麒麟表示：“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其他体育明星，一旦进入了上海交大，我们都要按照一个大学生的标准来要求，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修满该修的学分才能顺利拿到学位。”

最VIP

一群教授围着丁俊晖转

“平时上MBA课程的教授们，要围着丁俊晖一个人转。”这就是丁俊晖的读书模式。在众多已经进入上海交大的体育明星中，丁俊晖无疑是大牌之一。

2007年进入上海交大的丁俊晖主修工商管理专业，不过由于这位台球神童赛事频繁，他的功课也被一拖再拖。不过近期，“失学已久”的丁俊晖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课程，根据上海交大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丁俊晖开设的课程是和工商管理专业相关的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类的。”

对于为何选择工商管理专业，丁俊晖的解释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对于未来生活的精确打算。据丁俊晖所在的众辉经纪公司总经理陆浩透露，他们对于小晖完成学业的能力丝毫没有担心。“我们会协同老师一起，让丁俊晖在交大的学业有个完满的结果。”

而丁俊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自己并没有对繁重课程有什么担忧，一直都脚踏实地的他对于学业的前景只用了十个字来概括――“现在会努力，前景不知道”。

最坦荡

王军霞看淡毕业证书

“上学就是为了学习知识，那张毕业证只是一个证明书，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更看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