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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Shan-lin
(SchoolofEconomics,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
China,200433)
【作者】伍山林
【作者简介】伍山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伍山林(1963—),男,湖南新邵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现代工商企业史和有关“分包制”的史料,对两种理论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起源的交易费用决定论得不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企业是利用分工合作利益与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的假说,与企业史提供的证据一致。
【英文摘要】Inthispapertheoriesoffirmoriginbasedonthehistoriesofmodernbusiness
firmsandthe"Putting-out"willbetested.Theresultsshowthat(1)thetheorythatfirmaimsat
economizingtransactioncostshasnotbeensupportedbythehistoriesof
thefirmand(2)thetheorythatfirmisanorganizationthatcanbothexploit
benefitsfrom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andeconomizetansactioncosts
isinaccordwiththehistoriesofthefirm.
【关键词】企业起源/企业史检验/现代工商企业/分包制
firmorigin/historialtestofthefirm/modernbusinessfirm/Putting-out
【正文】
中图分类号:F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00)05—0023—05
企业起源的交易费用决定论认为,若市场运行不存在交易费用,则不管分工多么复杂,任何一个想要生产最终产品的经济主体,都可以放手让他人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中间产品,再借助市场以完全契约的形式将这些中间产品组合起来,并且这种生产方式是最优的、无法加以改进的。因此,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新古典世界里,企业没有出现的必要。为什么企业出现了呢?该理论解释道,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是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不为零;企业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当它比市场更能节约交易费用时,便取市场而代之。
另一种理论认为,在现实经济世界里将节约交易费用当作企业出现的唯一原因是片面的,即使将交易费用不为零视为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企业的起源上,还需要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能带来种种额外好处。这些额外好处都是分工合作的结果。事实上,若不存在分工,则交易没有必要,合作没有基础,市场不会出现,企业不知为何物。因此,有必要将企业视为在利用分工合作利益与节约交易费用上达到均衡的经济组织(Alchain,A.A.andDemsetz,H.,1972;杨小凯,1998)。
企业理论发展到现在,最为缺乏的是对各家企业理论进行检验的文献。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了一套立意深远的理论企业史外,钱德勒的著作可能是检验企业理论的最好材料。但是,钱德勒的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的著作只分析了美、英、德三国的企业发展史,且考察的对象局限于现代工商企业的起源与发展。本文将利用钱德勒著作中关于现代工商企业史的丰富材料以及散布在各类文献中的有关“分包制”(Putting-out)——一种前现代企业的零星材料,检验这两种企业理论。
一、基于现代工商企业史的检验
钱德勒(1977)认为,1840年以前的美国,之所以还不存在现代工商企业,“单一单位企业”一统天下,是因为当时“经济活动的规模尚未大到足以使管理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更有利可图”的程度,“建立多单位企业的必要和机会并不存在。”只有到了煤能提供廉价和方便的能源,铁路能提供迅速和有规律的全天候的运输服务的时候,才结束了500年来一直延续的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传统方法。为什么铁路与电报企业成为最早出现的现代企业呢?因为“对列车运行和运输流量进行管理协调,这对于旅客的安全以及横贯全境的铁路上高效率地运输各种各样的货物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要在电报线路上传递数以千计的讯息,这种协调也极为必要。在其它形式的运输和通讯中,如果运输量变化不大,或者运行速度较慢,则协调的必要性就较低,大企业的出现也较慢。”将新的复杂的工艺用于生产,需要现代经理人员对多个生产单位进行广泛的组织协调。他总结道:“在生产上,最早的一批现代经理人员是出现在这样一些工业和企业中,它们的工艺性质允许把几个生产过程置于一个单一的工厂内来进行(亦即内部化)。最早的现代经理人员也出现在这样的工业中,一旦它们更集约地使用能源或者当机器、工厂设计和程序得到改进时,它们的产量会猛增。当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工人数减少时,从事监督这些流程所需的经理人数却在增加。大量生产的工厂于是变成经理密集型企业”。
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那部书里,钱德勒总结的主要是企业在适应技术变迁的过程中调整组织结构以节约交易费用。他认为,(1)现代工商企业将原来独立运行的经营单位内部化。这使得交易规范化了,交易费用以及获得市场和供应来源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商品流量在单位之间可以进行管理和协调了,能够更好地利用设备和人员、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了。(2)许多营业单位的活动内部化到一个企业,管理层级制变得必不可少并成为现代企业的一个标志。这种管理层级制与独立的、自主的营业单位的联合体相比较,在于能提供管理上的方便,更好地发挥协调功能。(3)各级支薪经理越来越职业化,其工作的技术性含量越来越高,企业也变成了企业家式企业。企业家的选拔和晋升越来越依靠培训、经验和表现;现代企业中所有权越来越分散,股东不具备参与企业高层管理的影响力、知识、经验和义务,若所有者或金融机构不委派代表成为企业的专职经理,它们与企业的关系与一般的股东并无二致,虽然它们拥有否决权。(4)企业获得了“自己的生命”,企业家的决策目标也改变了,他们并不贪图眼前利益,宁愿选择使企业长期稳定和成长的决策。
在《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钱德勒对上述总结只作了很小的改变。在他看来,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当新的改进了的生产工艺发展起来后,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大量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建立现代工商企业的一般步骤是:先“对大得足以实现规模和范围成本利益的生产设施进行投资”,再“对特殊产品的销售、批发和采购网进行投资”,最后“征聘和组织必要的管理人员,以监督属于产品的生产和批发的职能活动,协调和监测货物通过各个工序的流量,并在现时的业绩和预期的需求基础上为未来的生产和经销分配资源”。另外,节约交易费用也是导致企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是把货物和服务从一个经营单位转移到另一个经营单位时所发生的成本,它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密切相关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市场规模的变化不断地改变着企业制度出现和发展的经济环境,现代工商企业从一开始就集中于具有相似特点的产业,它们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几乎是突然出现的,它们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产生和发展。由于借助充分利用规模、范围和交易费用经济能够很好地解释现代工商企业这些历史特征,故他说:“正是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放,导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使交易费用减少,从而使大的多种单位工业企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并以那种方式产生。”
根据钱德勒的考察和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生产技术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克服交易的困难而产生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又使协调生产的方式或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发生相应的变革,它在19世纪末使“单一单位企业”演变为现代工商企业。(2)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之间总是存在着交互作用的,作为技术条件与制度结构综合体的企业,其目的在于提高生产率、节约各种费用。(3)随着专业化分工和技术的发展,需要受过专门教育、拥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员来完成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复杂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二、基于“分包制”的检验
“分包制”广泛存在的时期比现代工商企业要早很多,它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生产与交易的:中心商人将一些产品的不同零件、工艺或工序分包给不同的家庭独立完成,按照基本不变的质量标准,采取按件计酬的办法,对生产者的工作进行衡量和支付;待加工产品以及生产工具,或者是中心商人提供的,或者是独立家庭自己准备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对生产者加工过的产品的集中和销售,总是由中心商人完成的。
芒图(1959)清楚地描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具体发展过程。他说,当家庭工业不能亲自将自己的商品销售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与商人发生联系,由商人买进这些商品,并将这些商品出卖于国内外市场。逐渐地,商人掌握了家庭工业的命运并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关心制造上的某些次要的细节。在呢绒生产中,独立生产者分散且兼营农业和加工业,商人亲自监督很困难,于是:(1)这些生产者获得了充当企业主角色和同时为多个分包商生产产品的机会,增强了与单个分包商讨价还价的力量;(2)由于贫穷,这些生产者不得不向呢绒商借款,呢绒商通过要求织工以织机作为抵押的贷款方式,获得了对生产设备的所有权;(3)生产者原来的家庭生产方式逐渐丧失其独立自主地位,对呢绒商的经济依赖亦逐渐加深。当然,这种状况改变的快慢还与所采用的技术、原料的等级以及工人的技能等有关。考特(1965)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描述。他说,当农村家庭对棉毛织品市场的花色品种或前景不是非常了解时,那些对市场了解深刻、头脑灵活的人就积极地组织生产以满足市场形形的需要,凭借其知识成为别人的老板,他们根据估计的销售额购买原料,亲自或托人将这些原料转交给家庭工人去生产,按成品给付加工费,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这种家庭生产因资本缺乏,总要受商人盘剥,家庭工人的自由程度非常小。由于在农村进行这种家庭生产能够逃避政府的控制和纳税,商人手头的工业资本很快变得充裕起来。但对于是否采用新的工业制度,他们显得优柔寡断,担心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达不到上等衣料的要求。
克拉潘(1926)描述了“分包制”在英国的变迁。他说,当产品是为遥远的市场而生产的时候,生产者就可能通过商人与消费者发生联系,商人成为控制生产过程的主导力量。这样,“厂外加工制渐渐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占优势的——虽则绝不是唯一的——形式。在乔治四世在位时多半仍是占优势的形式;因为它虽则在一方面对大工厂和制造厂节节失败,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以家庭生产和工匠为牺牲而有所得逞。只有在原料属于商业雇主,并且在需要厂外加工工人的技术的加工过程完成之后再行缴回的时候,资本主义厂外加工制才可以说是完全确立。”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英国曾经广泛地存在过,“凡是工匠仍然可以在家里做活的那些行业,无不为场外加工工作的发展提供过机会——先采取工匠自备原料、但经常为商业企业主做活的那种不完全的形式,继而则采取原料也为工匠师傅所有的那种完全的形式。要把凡是据知其中有某种形式场外加工的英国各技术性城市行业一一加以列举,那无异是要编织一部完整的英国行业名录索引。”
诺斯(1981)和林钟雄(1987)则把“分包制”当作早期的企业形态。诺斯说,从手工业到领料加工再到工厂制,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生产制度的这种演变要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质量控制的难易来解释,其发展伴随着工资劳动的发展、投入产出计量的改变以及生产技术的变革。它是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原料包给各地,工资(主要是计件工资)按阶段支付,生产任务分散,在产品质量控制上较市场具有优势,可将这种生产方式视为“早期的企业形式”。林钟雄认为,这种生产制度是大量利用农村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供给的一种方式,在中古后期已存在于纺织业和冶金业;它是一种以商人为中心的生产制度,是生产技术处于较低水平时最多能称为“原始工厂”的小规模生产方式;是欧洲商人为逃避城市行会管制而精心设计的一种生产流程,这种生产流程将各生产阶段连在一起,生产过程中的粗加工通常在农村进行,最终产品在城市中完成。
什么原因使“分包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工厂制所替代呢?学者们提供了好几种竞争性假说。早期的经济史专家强调的是新技术的规模收益,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传统的假说受到了挑战。以马格林为代表的“新左派”认为,工厂制之所以逐渐代替“分包制”取得支配地位,并非由于大机器的技术优越性,而是由于资本家加深了对工人的控制,以种种方式降低成本;威廉姆森提出工厂制使市场上的交易转入企业之内更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的假说,他认为,工厂制在防止盗窃、减少存货、节约运输费用、按技能分配工作、保持灵活性等方面,较“分包制”和其它类型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具有优势;诺斯抱怨道,大多数关于产业革命的文献,作了错误的强调,即以技术变迁来解释工厂制的变迁,而不是沿着从中心工场、到监督管理、到更深的专业化、到要素投入生产的更好的管理、到技术变迁这样的路径来考虑问题。在这些假说中哪一个更符合实际呢?琼斯(1987)以1700—1870年间英国丝绸业有关技术变迁与产业组织形式变迁的史料,对新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提出批评,再次强调了技术在生产方式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他总结道:(1)托马斯·隆贝18世纪早期的作坊是工厂的雏形,这种作坊的建立是为了利用水力及更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他是否也想节约交易费用却没有有力的证据来支持;(2)工厂制的采纳落在捻丝技术和编织技术的重大进展之后,发明和组织变迁这种时间上的联系,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技术变迁的进程决定工厂化生产的采纳速度;(3)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丝绸业采用工厂制的地理分布与动力织机的引入密切相关,那些在技术上可用动力织机生产产品的地带,通常采用工厂制进行生产,那些在技术上难以采用动力织机进行生产的地带,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4)随着关税保护的逐渐消除,在19世纪的前半叶,制造业主还很少考虑用工厂制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节约在后半叶才对组织形式发生一些影响。
从这些考虑中我们可得到如下结论:(1)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生产技术条件不变而交易很不便捷以致成为利用经济机会的主要障碍的时候,组织形式的变迁主要是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2)组织形式的变化使人们地位发生相应变化,在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方面拥有优势的人,逐渐获得了以有利的方式利用其他人劳动的权利。(3)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生产的组织方式,生产制度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结语
很显然,上面的考察还远不是企业起源理论的完整的企业史检验。不过,如果遵从逻辑与历史一致原则,根据上述有限的初步的检验,我们将不得不说:(1)将交易费用不为零当作企业出现的唯一必要条件,企业的出现在于它较市场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的理论,虽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肯定是片面的;(2)能统辖在分工合作利益里的因利用新工艺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即劳动的社会结合的利益,也是企业起源的必要条件;(3)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将企业视为在利用分工合作利益与节约交易费用上达到均衡的组织生产、配置资源的方式,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所处的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收稿日期:2000—02—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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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lchain,A.A.,andDemsetz,H.1972.Production,
企业文化,并非企业内部各种文化的机械总和,而是一种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科学管理理论。那么,企业文化是什么呢?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思想;二是管理实践。从其管理角度看,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部门,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精心培育、倡导,塑造的一种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奉行的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从其实践的角度看,界定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宗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人员素质、企业形象等。这时价值观念是核心内容。由于企业的情况不同,所以各企业的企业文化也各不相同。比如,我们安装公司提出的“团结、安全、奉献、创新”,只是体现了我们公司的企业的风格,而不是我们公司企业文化的全部。
企业文化是当代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它来自社会文化,但又高于社会文化;它反映社会文化,但又不是社会文化在企业里的重复出现。它把社会文化对企业的客观要求转换成增加企业活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这种理论新就新在突破就经济论经济的圈子,把人看成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上研究企业管理的问题。因此,必须打破过去那种单纯用钱管人,用规章制度卡人,用长官意志指挥人的老办法。企业文化管理理论是把管理的着眼点转移到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企业文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今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科学途径,是企业管理的灵魂。
2.企业文化的管理指导思想,应该是最大限度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
现代企业的活力,不仅表现在生产水平上,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企业内在因素的提高及其手段上。曾经说过,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因此,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应该是最大限度的放在如何调动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上为最终出发点,只有这样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扎实、有效的节节攀升。如何做到这些?这就是企业文化管理所在探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下成功企业里的经验。成功的企业把员工看作是“上帝”。员工一到企业,企业先想到的是员工的吃、住、行方面的问题,并且首先帮助解决,接着培训,上岗以后还有指导,企业还在员工经常去的场所,设置了许多建议箱,定时搜集员工意见、建议。对员工的意见、建议定期研究、回复,对有特殊意义的建议还要给以奖励,各级管理人员,按分工定期或不定期的回访……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手段,把员工凝聚起来。员工也为是该企业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这样的企业的员工主人翁意识树立了起来,以公司为家,以公司为荣。工作起来不是要,而是我要干。这样的员工,思想境界高了,企业自然也好了,企业好了,员工的后顾之忧也没了。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企业文化的管理实践要明确几个问题
企业文化既是管理思想又包含管理实践。如果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永远是空中楼阁。为此,我们在确定是或实践企业文化时,是要把如何管理好企业的抽象思维,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即把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企业目标、价值观念、企业精神、行为准则变为员工的努力方向和要达到的目标以后,企业就能无往而不胜。为此,要明确几个问题:第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在企业的目标上。企业目标是什么?包含企业的经营方针、中长远发展规划、目标。具体说,应包含企业近、中、远期的产值、利润、效益、安全、技术发展方向、员工素质、管理水平等内容,形成“软”、“硬”结合的目标体系。进而将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班组。使员工看得清,方向明,把握得住,这实现目标而尽心尽力。第二,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价值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企业价值观念来说,主要是本企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估价;二是,对个人来说,价值观念主在指对劳动价值的取向和估价。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价值观的确定同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企业就必须经常进行道德观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员工增强责任感、荣誉感和自豪感,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决心为企业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我们安装公司才能受到社会的关爱、尊重,从而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此时自然也就扩展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三,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企业精神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是因为它与企业经济工作融为一体才有生命力。这是因为企业精神反映了企业管理的主体———人的主体意识。企业精神在体现企业基本宗旨,是企业的明显标志;企业精神还要体现企业特征、发展方向趋势的文化追求;企业精神还要把员工自信作为企业的支撑点和活力源泉,这就构成了企业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发展的内动力;通过培育企业精神,把员工的个人命运与企业的生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渗透到企业组织的各个肌体,企业也就有了生命力。第四,企业管理标准和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约束要素。超级秘书网
1.企业伦理的产生与发展
工业文明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伴随而来的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耗损、道德的沦丧和人性之恶的暴露。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开始呼吁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管理等,开始建构最初的企业的伦理文化。
对实际的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因素的重视,则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企业伦理运动。在当时,许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大肆污染自然环境、销售不合格产品、忽视员工权益,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在被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感,并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此后,企业自身迫于社会的压力和自身存续的需要,开始重视起企业伦理问题。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首先从范围上,企业伦理学从美国扩展到了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次,在许多大学的商学院都开设了相关的企业伦理和商业道德方面的课程,企业伦理教育的研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第三,许多企业开始明确企业的价值观和信念,制定企业经营管理守则和行为规范,对企业员工进行道德培训,建立起相应的企业伦理领导和伦理办公室制度。
2.企业伦理文化的?群?
企业伦理逐渐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相关的企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企业伦理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同员工、消费者、社会、自然环境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和谐相处、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责任价值观,包括生产伦理文化、管理伦理文化等多重内容。企业伦理文化以“义利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企业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企业自身和社会的关系”等具体关系加以展开,并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企业规范等影响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的实践行为。企业伦理文化对员工的日常行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有着约束力,并能有效的调节企业各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源泉,也是企业文化正确与否的标尺。
二、企业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企业管理,是企业为了实现经营目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计划、指挥、监督和调节等职能。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水平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持续营业时间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在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下,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要不断改善企业的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伴随着全球化、生态危机的影响以及合作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方式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企业的共识,这个共识影响着企业价值观,成为企业使命的一部分。其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的作用和价值,把对人才的吸收、培养、任用、激发列入战略规划之中。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员工的权益保障、消费者的需求满足等。第三,对信息的获取更加智能化。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体系广泛使用的情况下,社会信息化的程度不断加快,企业将会在短时间内拥有更多信息,运用商务智能将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技术应用到企业的管理中,通过集成多种数据类型,从数据中发现新的关系,有利于企业提高企业效益、创新管理模式。
三、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在许多人看来,企业的管理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企业的伦理文化培养是非经济行为,因而认为二者是没有实质必然性的联系的,比如说“管理活动不容干预论”就认为,企业管理在真正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非经济因素的干预。还有一种“企业伦理文化培养无用论”认为企业的伦理文化培养只是一种形式主义,浪费金钱并没有过多的效果,认为在新形势下,企业伦理文化的培养应该“退居二线”。但是在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企业的伦理文化培养与企业管理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企业伦理文化培养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良好的企业伦理文化能够提高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同时也能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会无形中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科学有效的企业管理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管理活动内容本身包含了企业伦理文化培养。企业管理的过程中需要调节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需要相应的企业伦理文化来给自己的行为作出指导,没有企业伦理文化培养的管理活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管理活动。不仅如此,企业伦理文化和企业管理最终还在“人”这个维度上达到了统一。企业伦理文化实质上是人所培养,并为人服务,企业管理也是由人来进行,由人来完善,且人的充分完善和人的价值的发挥本身就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四、我国企业管理中伦理文化的现状和建议
1.企业伦理文化认识加深
党的十以来,中央更加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应“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也提到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这说明,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已经渗透到相关的法律中,这为我国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统一的指导。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正视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开始通过自觉维护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和捐助公益事业等来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2.企业伦理文化的建设仍旧滞后
(二)企业资产证券理论化的参与者和一般程序通常来说,企业资产证券理论化的参与者由如下几个方面的参与者组成,即发起人、特定目的机构或特定目的受托人、资金和资产存管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承销人、证券化产品投资者。发起人也称原始权益人,是证券化资产的原始所有者。特定目的机构或特定目的受托人指接受发起人转让的资产或受发起人委托持有资产,并以该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化产品的相关机构。资金和资产存管机构是特定目的机构为保证资金和基础资产的安全聘请的金融机构,以进行资金和资产的托管。信用增级机构的作用是负责提升证券化产品的相应信用等级,并在证券违约时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有的证券化交易中并不需要外部增级机构而是采用内部增级。信用评级机构针对发行的债券类的证券化产品,进行信用的评级。承销人是指负责证券的设计和发行的投资银行,也指某些针对涉及金额较大证券化交易组成的承销团。证券化产品投资者即是证券化产品发行后的持有人。除上述当事人以外,证券化交易还可能需要特定的金融机构参与,对资产池中的现金流进行管理,一般是由发起人来兼任。资产证券化的一般程序可以简单概括为:1)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组成资产池;2)组建特设信托机构(SPV),实现真实出售;3)完善交易结构,进行信用增级;4)资产证券化的信用评级;5)安排证券销售,向发起人支付购买价格;6)证券挂牌上市交易,资产售后管理和服务。
(三)企业资产证券理论化融资的适用条件只有拥有适合作为资产证券化融资的特定的资产才能进行资产证券转化。发起人根据自身融资需求确定融资目标,选择适合于证券化且符合融资目标的基础资产组建资产池。基础资产的选择主要有三个标准:风险分散度高,风险可测性强,风险控制性好。适合证券化的基础资产通常具有以下特征:资产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具有可预测性和相对稳定性;资产能够持续保持正常的存续期,原所有者已持有该资产一段时间,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有持续一定时期的较低比例的拖欠、违约率、低损失率的纪录;有相关担保品,且担保品具有较高的变现价值或者对于债权人具有较大的效用;资产的相关数据容易得到,质量和信用等级能够被准确评价等等。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中小企业融资的传统途径
传统途径的融资途径有三个。首先是政府扶持。1999年5月21日,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并于1999年6月25日正式启动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这是一项专门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政府专项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一项政策性风险基金,不以自身盈利为目的,在企业发展和融资过程中主要起一个引导作用。现阶段加大中小企业扶持资金的投入,主要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市场开拓、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方面。其次是银行贷款。银行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之一。按资金性质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和专项贷款三类。由于其对企业资质要求较高,手续相对繁琐,对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往往远水难解近渴。现阶段人民银行实行风险定价和利率浮动,安排短期融资券,下调银行准备金率,存贷利率“双降”,放开小企业信贷规模等政策,以刺激商业银行增加对小企业贷款。银监会采取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观念和机制创新,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最后是创业投资。为满足创业前期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国家发改委会等十部委联合下发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接着又下发了创业引导基金意见,以推动建立创业投资机制,支持不同层次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设立与发展。
(二)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及面临的困难
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和社会金融环境的原因。考虑到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财务制度通常不健全,信用度也比较低。我国中小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一般而言都在企业主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其经营运作就缺乏相应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由此看来,中小企业就含有较大的风险。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一些金融机构考虑到其中的风险就不愿放贷。就社会金融环境因素来说,我国缺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和法规政策。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国有的大型金融机构,其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就显得匮乏。在另一方面,制度化的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体系还真正完全建立起来,因此政府在制定金融政策时往往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会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安全性高、效益好的企业中。
(三)中小企业资产证券理论化融资的可行性
进行资产证券证券化融资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有能够用于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我国中小企业拥有庞大的应收账款和知识产权等资产,为其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提供了充足的基础资产。通过应收账款证券化融资可以使中小企业能够在应收账款到期前取得现金资产,为正常的生产运营提供现金支持,同时改善企业财务结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另外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众多,它们拥有众多的高新技术产权,其中不乏许多优质的资产,市场认知度高,也能进行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重大金融创新,在我国已经经过了20年的探索和发展,并且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符合我国实践的模式。从微观方面看,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只有市场对其有需求才能发挥融资作用,才能优化市场结构,从而进一步扩大证券市场规模。只要发行的证券具备较高的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信誉度,将会受到广大投资者的青睐。从宏观方面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力度正在加大,证券管理、证券交易条件日趋完善,为实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较好的市场环境。
三、适用于我国中小企业资产证券理论化的运作模式
(一)我国中小企业资产证券理论化运作流程
我国中小企业在较多情况下呈现出规模偏小、信用较低的特点。如果单个中小企业的资产规模达不到资产证券化的具体要求,可以考虑将多个中小企业的资产组合起来进行证券化融资。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化融资方案的开展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比如可以由政府支持的企业管理机构来进行。由此以来,该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就可以通过收购数家中小企业的资产来进行证券转化,也就是通过建立资产池来实现既定目的。这样的方法可以产生规模效应,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当然也就可以通过分散基础资产而减少可能的违约风险。
(二)拓宽间接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商业银行贷款的证券化
商业银行贷款证券化指的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的融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商业银行把中小企业贷款出售给SPV,从而达到证券化融资的目的。在具体程序上,中小企业首先把金融机构给他们的贷款出售给SPV,这些贷款的种类和风险各不相同,然后由SPV将相应的贷款进行重新组合后进行证券化,最后在经过一定的信用评级之后就可以出售给某些投资者。贷款的证券化将有效降低银行的商业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有效改善银行的“惜贷”行为,从而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的放大。贷款证券化的主要流程为:
(三)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资产的证券化
1.应收账款证券化应收账款证券化是指企业把一些应收账款作为资产,通过出售这些拥有的应收账款给SPV而达到融资的目的。比如一些中小企业的运营是服务于一些大型企业的配套,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在和大型企业的配套服务中就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应收账款,而这些应收账款一般来说比较稳定。因为有大型企业的稳定性作支撑,这些应收账款的坏账率就比较低,因此现金流就比较稳定,相应地证券化的价值也就比较高。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可以把这些应收账款作为特定的基础资产,通过出售这些应收账款给SPV而获取经营所需的资金。SPV在获得这些优质应收账款之后,可以进行重组以形成资产池,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发行证券以回笼资金。有的中小企业拥有比较稳定的国外市场,与境外公司的贸易往来较多,拥有大量优质的出口贸易应收账款。通常情况下这类应收账款的稳定性比较高,坏账率比较低,较好地符合了证券化的要求条件。在把这些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出售给SPV的过程中,可以与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分离开来,从而就可以向境外投资者发行债务型有价证券,最终达到融资的目的。应收账款的第一次出售是为了实现真实出售,实现对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隔离。在通常情况下,发起人向应收账款的原始权益人支付的价格是应收账款面值打折扣,或是按面值付足全部金额,同时向应收款的原始权益人收取一定费用,作为提供融资服务的报酬。应收账款的第二次出售是将应收账款的权益转移给SPV,有时发起人会设立优先、次级的从属结构,自己持有部分次级权益,从而减少SPV的信用风险。
2.知识产权证券化数据显示,约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明和完成的。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而由于国内的风险投资尚不发达,难以满足这类企业的融资需求,企业因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工业化。如果凭借知识产权,企业将其作为基础资产出售给SPV进行证券化融资,则可以满足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需求,促进知识产权资产的流通,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3.具体项目证券化一些中小企业拥有一些效益较好的项目,这些项目运营比较稳定而且能产生较为稳定的预期现金流。而这些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融资能力不强,因而就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扩大和再生产,抑制了应有的发展潜力。运用资产证券化,中小企业就可以向特定目的机构转让项目营运的收益权,特定目的机构就以这些项目产生的预期现金流为支持向资本市场发行证券,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去解决中小企业扩大再生产所急需的资金,有力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期待视野”的内涵
“期待视野”这一概念从内部结构上分析是三部分组成的,即类型的现在理解、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前两部分是指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定向期待,第三部分是指接受活动中的创新期待。
(一)定向期待划定了文学接受的基本方向。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活动过程中会构成一定的审美心理,并会在这个相对的时间内形成较为稳定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状态是由“主体的需要和相应的客观环境”因素决定的儿这种既定形成的接受主体的“心理定势”就是所谓的定向期待,它是读者进行文学接受的前提,也将影响或决定继起的文学接受活动。读者进行文学接受活动时,其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会对文本形成一种阅读期待视野,当读者以定向期待投入作品之中时就会自动填补文本中的空白并连接其断裂的部分,充分体会文本的意味。这种表现就说明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具有预期性的,也就是文学接受活动中形成的“自我世界”,并会试图将作家构造的“作品世界”纳入其中来实现同化。两者相重叠的部分就是作品被理解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定向期待视野。可以看出,定向期待为文学接受规定了基本的走向,对文本的任何理解都是定向期待的重新整合。
(二)创新期待使文学接受得以升华。人在进行文学活动的时候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会不断通过自我调节,积极地改变和应对新事物。所以说,如果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以定向期待进入,那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阅读视野就不会随其自身的文学经验的增加得到相应的充实与提高。也就是说,读者在定向期待的作用下,对作品进行理解,对读者而言,作家所创造的作品世界不一定与其定向期待视野一致,对于陌生与新鲜的作品世界,读者有可能会排斥,也有可能引起好奇,于是敞开已有的期待视野来接受新的文学经验从而顺应作品,这就是所谓的创新期待。读者应以定向期待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主体理解,并在创新期待视野的推动下不断寻找和修正定向视野,伴随文学接受活动的发展,使其阅读期待视野得到升华
(三)审美距离说。姚斯认为文学史就是作品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作用,不断产生审美距离而发生期待视野的改变,从而产生新作品的过程。姚斯将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出现的不一致命名为“审美距离”。作品的创新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好的作品往往既满足读者的定向期待,又不断打破他的定向期待,以塞万提斯的著名作品《唐吉坷德》为例,人们在进行文学接受过程之中,既定的定向期待视野是对美妙神奇的古老传说的追求,但细读作品,读者就会发现,文章写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骑士小说,而是一部讽刺意味极浓的作品,这打破了读者在阅读初期的期待视野,被改变讽刺性地被现实。即便如此,这部作品还是成为了流传历史的经典作品,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引导并形成了读者对骑士小说的新的期待视野。所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立、改变、修正、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
(四)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姚斯认为,接受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期待视野。他将期待视野分为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期待的视野就是所谓的公共期待视野,它决定这这一时期个人期待视野的生成、变化与发展,使其在进行文学接受活动中所受到的公共期待视野下开始并完成。公共期待视野是群众个体期待视野的融合与升华,它伴随个人期待视野的发展而发展。公共期待视野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视野和水准的集结,决定了这个时代群众个体读者的文学接受的发展与方向。
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使东方文明重伦理、讲道德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伦理道德的观点与内涵,又必然会突破历史的局限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企业伦理道德的内容
伦理是指道德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企业伦理是伦理的具体表现之一,通过企业道德规范来调节企业和企业员工的行为。所谓企业伦理,是指企业全体员工认同并在实际处理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善恶标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是一种习俗,是人们自觉自愿追求的,对人们行为活动具有约束力。企业伦理道德属于企业文化系统中的习俗要素,对企业和企业员工的约束是自然的,对企业和企业员工的影响是长期的。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种文化,企业伦理道德的优劣对企业的发展又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伦理道德包括员工个体道德和企业法人道德两个方面。
1.员工个体道德。员工个体道德的主体是企业单个的员工,员工个人道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任何人的道德素质的各个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都统一在人的根本道德价值观念。人内在的根本的道德价值观念,控制、导向、左右和调节人在各种场合下的道德行为。事实上,我国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是人的道德行为在各种场合的统一性。员工个体道德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也必然影响整个企业的形象。员工个人道德对整个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员工的职业道德上,加强员工职业道德的教育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内容。
2.企业法人道德。企业法人道德是以善良、正直、公正、诚信等为标准,来评价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并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员工等之间的行为规范。企业道德一方面通过舆论和教育来影响员工个体道德,形成员工的爱憎、善恶、是非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在企业确定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道德准则,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约束企业和员工行为的原则和规范。企业法人道德素质的优劣,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比员工个体道德的影响更大,并直接决定着整个企业的形象和发展前途。企业道德建设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明确企业法人道德在整个道德体系中的根本或关键地位,着眼于用优良的企业法人道德来带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优化。企业正而后市场平,市场平而后社会稳,社会稳而后民风纯,由此可见,企业法人道德建设的地位重要、作用重大。
二、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是我国古代讲的“修己安人”的道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已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安人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系统的管理哲学,其根本的核心就是“规规矩矩地做事,诚诚恳恳地做人”。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立于不败地位,全面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有两个方面的层次,一是员工个体道德的建设,二是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员工个体道德与企业法人道德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者之中,企业法人道德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应重点加强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
1.员工个体道德的建设。员工个体道德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占居重要地位,加强员工个体道德建设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修身养性,完美人格,儒家文化对人们修身养性的影响已有几千年了。仁、义、礼、智、信、温、良、勤、俭、让、真、善、美、诚、敏、圣、宽、严、勇等,都有着丰富而浓厚的内容,即使在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也有着新的内涵,对人格的完善仍然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在我国,企业员工道德建设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如今,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迎接世纪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企业员工个体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加强职工职业道德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遵守企业行为规范,爱集体,爱岗位,爱劳动,爱他人;讲责任,讲纪律,计协作,讲奉献,讲和谐;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诚实劳动,承认差距;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团结互助,不断创新,创造价值。
2.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企业法人道德与员工个体道德是有区别的,两者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企业法人道德缺失的危害远比员工个体道德缺失的危害要大得多。但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法人道德的建立,必然会对员工提出相应的要求,必然要部分地体现在每一员工的言行之中,特别会经常性地体现在员工的职业道德之中。在当前,我国企业法人伦理道德的建设,应充分关注企业的社会道德、生态道德、人际道德和行业道德四个方面的建设。
⑴企业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在法律道德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如果一个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社会病害。一个遵守文明道德行为准则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社会道德。就企业与国家关系来说,毫无疑义,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企业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应自觉地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就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无论企业大小、强弱,都不能靠损害社会求发展,应充分考虑并承担企业的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如慈善资助等,而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发展环境。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提倡公平合理的文明竞争,在企业自身求发展的同时,不中伤陷害其他企业。
⑵企业生态道德的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企业对它所处的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有很大影响的。企业不仅改变自然环境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而且还会改变社会环境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一个能与环境共同优化发展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生态道德。就企业与自然环境关系来说,企业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已是责无旁贷,企业必须采用先进工艺和先进技术,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做到企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和谐。就企业与社会环境关系来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促进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如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污染等,最大限度地提高对社会环境的正面影响,如促进地区的经济繁荣、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等。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企业的活动范围已不再受到国家和地区的限制而走向全球化。为了抵御风险,抢占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多元化的经营道路。加之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经营提供了条件。对于从事多种业务的企业来说,有关各种业务的信息,常常与有关企业整体的信息一样重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就出现了有关分部信息披露的制度规定。英、美是最早提出分部财务报告要求的国家。1965年英国的股票交易所率先要求上市公司编制分部财务报告,1967年英国公司法首次做出公司应披露分部信息的法律规定,1990年英国原会计准则委员会了SSAP第25号《分部报告》;1976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SFAS14"企业分部财务报告",1997年FASB对此进行了修订,并了新的SFAS131"分部报告";198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了IAS14"按分部编制财务资料",并于1997年重新进行了修订。1994年以来,我国的证监会、财政部也陆续了一些分部报告方面的规定,但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比较零散,操作性也不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范企业分部报告的编制和分部信息的提供,我国财政部于2001年11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分部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基本上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了一致,有利于同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本文拟从理论上和实务上对分部报告做一些简要的探讨。
二、关于分部报告的立足点和目标
信息使用者对跨行业、跨国界集团公司财务信息的需求,导致了合并会计报表与分部报告的产生和规范。从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对合并会计报表编制、披露的相关制度规定早于对分部报告的有关规定。合并会计报表通过对集团内企业间的内部交易进行抵消,使信息使用者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合并会计报表的缺点在于尽管它可以展示出集团的全貌,但它所表达的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仅是对各个经营分部的盈利水平、增长趋势和风险情况的简均,未能反映出集团对各个经营分部的依赖程度,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对集团整体风险与报酬进行更精确的预测。正因如此,作为对合并会计报表解释与补充的分部报告就应运而生了。合并会计报表与分部报告之间是一种综合-分解-再综合的关系。首先是合并会计报表在抵消内部交易的基础上对各个经营分部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简单综合,接着是分部报告按风险与报酬标准(IASC的做法)或内部管理框架(FASB的做法)对合并会计报表进行分解,最后是信息使用者在分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形成对企业整体经营情况、未来前景的判断。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集团的合并会计报表是企业分部报告的立足点[]。明确了这一立足点,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第3条"如果母公司的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一并提供,则只需在合并会计报表的基础上提供分部报告信息"以及第23条"企业应列示按报告分部披露的信息和在合并会计报表或企业会计报表中的总额信息之间的调节情况";明确了这一立足点,也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企业分步报告的目标,即企业分部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要建立在对整个企业作出更合理判断的基础上,分部及可报告分布的确定、分部报告主要项目的确认与计量、分部信息的披露等都只是作为一个过程、一种手段而存在,分部报告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对整个企业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发展趋势作出更好的评估。
三、关于分部报告的信息质量特征和披露原则
分部信息涉及的最主要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对于相关性,IASC的看法是"当资料通过帮助使用者评估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件或者通过确证或纠正使用者过去的评价,影响到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时,资料就具相关性"。我国对相关性的定义比较宽泛,CPA辅导教材《会计》对相关性是这样定义的:"相关性原则所说的相关,是指与决策有关,有助于决策,如果会计信息提供以后,对经济决策没有什么作用,就不具有相关性"。对于信息的可靠性,FASB认为是可证实性和如实描述。可靠性原则在我国又称为客观性原则。对于可比性,FASB认为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企业之间的可比性,二是各期间的一贯性,三是报表项目间的一致性。而我国一般所讲的可比性仅包括第一个含义。保持各期间的一贯性在我国称为一贯性原则。至于报表项目的一致性,目前还未纳入到我国的会计信息的一般原则中去。一般说来,信息的有用性是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的效用函数。在该效用函数中,相关性、可靠性与可比性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因此,为了保证效用最大化,人们不得不经常在这三者之间进行权衡,作出取舍。分部报告准则制订者和信息使用者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最初分部划分是参照政府或其它权威机?怪贫ǖ谋曜夹幸祷虿贩掷嘟械模悸堑酵恍幸捣缦蘸捅ǔ甏笾孪嗤畔⑹褂谜咭材艽庸ど坛霭铩⒄臣谱柿系戎谢袢⌒幸底纯龅男畔ⅲ虼耍庵只直曜加欣笠导浣斜冉希杀刃越锨俊5捎谛幸当曜纪矸海贾鹿竟芾淼本衷诨址植渴贝嬖诤艽笞灾魅ǎ現ASB也承认"尽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分类有多种体系,产业分布的确定主要还是依赖于管理当局的判断",分部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是以降低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代价的。为此,1997年FASB了SFAS131,要求对分部的划分采用"管理法",即让企业分部报告与内部报告保持一致,企业在对外报告中所划分的分部,应该与向企业高层管理部门(或董事会)报告时所做的划分相一致。FASB认为"管理法"能够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活动中出现的风险和报酬的洞察力,能够"直面"企业经营者是如何进行经营管理、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如何抵御风险的,即提高了分部信息的相关性。同时,以企业内部管理框架作为划分标准也保证了信息的可靠性。尽管"管理法"可能降低了分部信息在不同企业间的可比性,但它仍然可以做到:各期间的一贯性、报表项目间的一致性及分部间的可比性。两相权衡,"管理法"?挠诺闶敲飨缘摹T诜植康幕直曜忌希琁ASC及我国的征求意见稿采用了"风险和报酬法",即按业务或地区承担的不同风险和报酬作为划分依据。"风险和报酬法"也兼顾了企业的内部管理框架,"企业的内部组织和管理结构及其内部对董事会和总经理报告的制度,通常是确定企业面临的风险的主要来源和性质以及不同的收益率的基础,从而也是确定哪种报告形式是主要的,哪种报告是次要的基础"(IAS14,1997,第27段)。笔者认为,"风险和报酬法"理论上虽然较完美,但可行性较低。实务中,企业很难界定各种业务或各个地区的风险和报酬,分部的划分依赖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而且,审计师也无可操作的标准对分部的风险和报酬进行验证,使得企业能以"不同的风险和报酬"为借口而任意操纵分部的划分,从而降低了分部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同时,若按"风险和报酬法"划分的分部与企业内部报告所做的划分不一致,则将提高分部报告的编制和提供成本,武断的分配和估计可能进一步降低了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明显的,没有可靠性和相关性为基础的可比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我国目前会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及会计信息失真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采用"风险和报酬法"可能得不偿失。此外,要引起注意的是,国际会计准则主要是用来协调各国会计准则的,它本身并不直接用于指导企业会计处理,因此,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强调可比性而不是可操作性。相比之下,FASB的财务会计准则操作性要更强一些。
分部信息的披露受制于"效益大于成本"原则。FASB认为,有效信息的收益包括资本配置和计价的优化与信息使用者保护两方面。有效信息的成本包括处理和提供信息的成本、诉讼成本和竞争劣势。各国在对分部信息披露进行规范时,都努力使有效信息的净效益(信息收益减信息成本)最大化。如为了减少信息披露的竞争劣势,英国在其SSAP25《分部报告》中规定:"根据董事会意见,如果这些信息的披露将会对公司的利益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那么这些信息可不必披露,但这些信息没有披露的事实必须予于声明。"FASB在采用"管理法"对分部进行划分时,也部分地出于对"效益大于成本"原则的考虑,认为"公司内部设立的利润中心对分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很有帮助,有利于降低信息的生产成本"。而我国的征求意见稿在分部披露信息的内容上虽然较好地做到了"简明扼要"和"充分披露"相结合,但"效益大于成本原则"体现并不明显,企业为分部信息披露的成本很大,这可能会不利于分部会计准则的实施。进一步讲,美国70年代开始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对信息进行管制的结果并不一定具有帕累托法则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优(本斯顿,1973;周,1983)。管制的成本是巨大的,而没有证据表明管制的效益明显(巴斯塔波,1977)。因此,无论是从分部报告准则的更好实施,还是从信息的净效益最大出发,分部报告准则的制订都应该多从爱护企业角度出发,降低企业遵守准则的成本。例如,规定企业在特殊情况下就分部信息披露的免责条款等。
重要性是分部信息披露的另一个约束原则。FASB对重要性的定义是"根据周围的环境,会计信息的遗漏或错报很可能会改变或影响依赖这一信息的理性人的判断"(1980)。重要性原则同信息相关性、可靠性关系很密切。在会计中,一般认为重要性原则是财务会计的一个限制性或修正性惯例。根据重要性原则的要求制订具体的重要性标准是会计规范的重要内容。各国以及IASC在对企业可报告分部的确认上,都对分部的重要性做出了量化的规定。例如,FASB规定,当分部的营业收入、损益或可辨认资产只要有一项达到了企业集团的10%上,就应确认为一个可报告分部;IASC及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所有报告分部的外销收入合计应不低于整个合并收入的75%,否则,应增加可报告分部的数量,但同时又规定可报告分部的数量以不超过10个为限。这些都是重要性原则具体的量化指标。
分部报告的信息披露原则和质量特征是一种制约和反映的关系,具体见下图:
普遍性约束条件效益大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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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信息的质量特征—相关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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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风报|如可
绩险酬|实验
理评预|反证
解估测|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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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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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间可比前后期一贯分部报告项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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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界限-----------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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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分部报告的披露内容
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应就报告分部分别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进行披露。其中主要报告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分部收入、分部费用、分部利润、分部资产和分部负债,还包括分部信息与公司合并数字之间的调节情况、分部会计政策及分部间转移交易及定价基础等项目。从定义及构成内容上看,分部收入、分部费用、分部资产和分部负债在确认和计量上保持了一致,例如,征求意见稿规定,若利息收入未计入分部收入,则利息费用也不应计入分部费用,相应的利息资产或利息负债也不能计入分部资产或分部负债。这样就满足了可比性的第三个含义"报表项目间的一致性",有利于信息使用者正确理解和分析分部信息。
在分部费用的构成内容上,财政部关于《企业会计准则--分部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认为:"营业费用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是与分部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费用,因此宜将其计入分部费用"以及"发生的营业费用有的可以直接计入,有的需要采用合理的方法分摊计入"。征求意见稿没有指出若营业费用没有合理分摊基础时的解决办法。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营业费用指"企业销售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保险费、展览费和广告费,以及………"。由于营业费用构成内容比较广泛,有些项目可能不宜计入分部费用,例如广告费。实务中,企业经常为整个集团的品牌而支付巨额的广告费用,这些费用若强行分配给各分部,必然导致主观、武断或不为财务报表外部使用者理解等情况[1]。因此,笔者认为,若没有合理的分摊基础,应该允许企业分部费用中不包括营业费用,但企业应就该事实提供说明。
五、关于分部报告的财务分析
对分部报告进行分析无疑是必要的。信息使用者必须十分了解有关报告基础的定义、共同收入与成本的分配方法、内部转移价格的定价方式等情况,否则,他们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分析分部报告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分部报告。分析分部报告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评价企业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利润的来源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分部报告的财务分析应结合"管理当局分析和讨论(MD&A)",并在对各报告分部经营业绩单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由于对分部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评价企业整体的风险和报酬,分析方法应以比较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为主。具体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通过对各报告分部的外销收入与内销收入的比较分析,了解各个分部的收入对外部客户的依赖程度。
2.计算各个分部的外销收入、外销利润对整个企业销售与利润的贡献大小,以确定各个分部的相对重要性。
3.计算和比较各个分部的收入、利润及资产增长率水平,揭示整个企业增长率变动原因。
4.计算和比较各个分部的资产收益率与销售利润率,以确定各分部的相对获利能力,并同企业整体获利能力进行比较。
5.通过计算企业总资产在各个分部的百分比分布及各个分部资产变动趋势的分析,更好地理解企业管理层有关的资本配置决策和各分部的重要性。
6.应用百分比分布分析各个分部的本年新增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支出,以及计算各分部的资本支出对折旧费、摊消费的比例,更好地了解企业有关资本的投向情况、企业对各个分部的支持力度和各分部资本支出现状与需求。
7.计算和比较各个分部的资产周转率,以确定每一分部资产管理效率以及各个分部对整个企业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
8.利用因素分析法对分部的资产收益率进行分解,以分别确定分部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解释各个分部对企业整体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此外,上述分析还应结合各分部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区域经济条件、产品生命周期、主要客户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甚至国内外的政治发展情况等各种因素,以确定这些环境因素对各分部发展前景以及对整个企业的预期报酬与承担的风险产生的影响。仅仅利用企业定期的财务报告是不够的。
分部报告的编制、利用在我国还处于不断摸索阶段。可以预见,随着《企业会计准则--分部报告》的实施[1],分部信息披露将对促进社会主义资源配置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会在具体实施中暴露一些问题,这些需要得到广大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及证券监管部门的重视,并在实践中逐渐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FASB-131,IASC-14(1981),IASC-14(1997),SSA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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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一)现实障碍经济责任的优先性
给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形成了现实障碍。企业的经济责任要先于其社会责任(Carroll,1979),因为没有经济责任的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没有物质基础。国有企业当然地具有“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按要求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利润增长、利税缴纳等经济责任要求外;同时也存在股东投资回报、技改创新投入、职工待遇改善等基本支出。尽管国企在融资、资质获取、经营许可等方面具有一般企业所不具有的天然优势,但因为国有特性,其在具体经济指标等经济责任的履行方面往往被加重了砝码。这就致使在现实中,不少人、特别是少数国企内部的管理人员,经常性地把“企业的经济责任要先于其社会责任”中的“先于”理解为“高于”或者“大于”,把企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履行经济责任上,客观上无力顾及或主观上有意回避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无形困扰较高的社会成本支出
给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成本的客观存在使得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其经济功能是为社会和市场提供各种有益的产品和服务,但在其实现经济功能的过程中,它同时要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影响。社会为了克服或忍受企业的负面影响,必须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企业对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企业产生社会成本的事实不以其性质而改变,凡是企业都会存在社会成本。总体上国有企业相对占有较高的社会成本。如电信类国企,因获得国家的特许而占有天然垄断地位;电力类国企,在项目的移民、征地等问题上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更多支持;金融保险等国企,运营的资本直接来自于国家,等等,国有企业在拥有资源占用、资源消耗,取得的政府许可、公众支持等方面都较其他企业有较多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国企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占用了较高的社会成本。相对较高的社会成本占用,使得社会就对国企履行的社会责任有了比其他企业更高的期望与要求。事实上,有时这种期望与要求还在公众中被放大,以致远远超过国企的能力,从伦理上给国有企业造成很大的预期压力,无形中困扰着企业。综合上述两点,国有企业因为其权属的公共性,一方面不得不集中力量履行好经济责任;另一方面又因较多地占有公共资源等社会成本,被寄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期望与要求。这致使国有企业在协调履行好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上显得无所适从。即是说,在企业的履责能力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本身的意愿(或行为)与社会公众的意愿总是存在一定的分歧,这种分歧又时时困扰国有企业权衡如何履行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意愿(或行为),这就是国有企业的责任困境。
二、突围从伦理学视角来看
国有企业应当获得公正的伦理环境。就国有企业本身的伦理选择来说,其“既不应当获得也不应该寻求不公平的对待”。具体地说,若不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公众会对企业有意见,并可能将这种意见转化为对产品服务的好恶偏见,最终影响企业的口碑与经营业绩;若不很好地履行经济责任,企业经营业绩受影响,最终企业将无条件也不可能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自身,以及社会公众应该从其权属的公共性出发,建立协调的伦理秩序来突破前述困境。国有企业具有公共性和市场性两重属性,有学者称这两重性为公共性和企业性。所谓公共性主要指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公共性,所谓市场性是指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内部效率性(植草益,1992)。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相对完善的时下,尽管各个层面对于企业性质的问题已经关注较少,但我们要研究企业行为,毋庸置疑应当且必须从研究企业的出资人或所有者出发。一般地,企业通常是按照股东(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来确定经济责任与分配经营成果。所有权的公共性从权属关系上决定了企业必须主动按照公共意志(国家意志、公众意志)来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是能代表所有公民普遍意愿与权益的国家机构(在形式上可能是政府及所属管理部门委托的具体机构或个人)。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维护并实现国家意志、公众意愿自然就是其逻辑起点。其伦理困境突围的关键,在于以权属的公共性为总体尺度,协调好企业自身利益与国家、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伦理基础
商业价值社会上存在一种不太好的认识倾向,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讲奉献、维稳定、促和谐、保就业、做增量、献爱心等等都要他们承担。诚然,企业都应该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国有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的前置条件是企业自身必须获得良好的运行发展与经济收益,否则,谈其社会责任就如无源之水。德鲁克认为,管理中的伦理和责任对组织(企业)与社会的连续性至关重要,一般伦理原则应适用于所有组织与个人,而不能对企业组织提出特殊的伦理要求,因为企业没有特殊的地位。他所强调一般的伦理原则(标准)有两个层面:有时一些企业被不公平地要求满足高于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而有时企业将不道德操守视为合理,因为这些企业认为他们对股东和雇员有其特殊责任。这就是说,作为具有一般企业特征的国有企业,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首先不应当获得不对等的要求。一般商业伦理有哪些内涵呢?一般商业伦理应是“从大家的认知中抽绎”出来的得多数人认同的观点、认识———以人为本、平等公正、趋利向善、诚信经营等都是目前普遍为社会所赞誉、被所有企业所认同的一般商业伦理的具体内涵,这也是企业所应遵循的商业价值。于国企来讲,其“经济责任先于社会责任”,应是能被普遍接受的商业价值观。从这个角度,以一般商业伦理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国有企业内在发展对社会的伦理诉求,也是国有企业协调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伦理基础,更应该是社会给予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伦理空间。
(二)伦理边界
限度生存限度生存的发展原则是社会对国有企业协调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冲突的建设性要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生存是人类最基础的需求。将企业视为一个活化的整体,其最基础的需求仍然也应该是生存,因为企业若不能生存,就无法谈及履行好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正如人的需求没有止境一样,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对规模的扩张、利润的追求,乃至为形式上社会责任的履行等需求也都在不断的膨胀。这些需求膨胀带来了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消耗,如不加控制便会造成生态恶化、资源枯竭。事实上,这些行为正在或者不断地在出现。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类如何协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当资源极大丰富足够满足人的需求时,人与自然关系很容易协调;同样地,当企业所需的资源足够企业发展的需要时,企业与自然的关系很容易协调。限度生存的基本精神是节俭,“人类不仅对现在的人们,而且对未来的人们负有某种责任。我们如何通过节俭地使用现有的资源,节俭地进行生产和消费来安排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是当前道德争论的核心所在。”限度生存原则要求国有企业不仅要考虑企业员工的生存发展,也要考虑社区公民当前的生存发展,还要考虑企业的未来、考虑企业员工与社区公民的子孙后代也能生存发展。企业对未来后代的公正要求,集中表现在为未来后代留下能够生存的资源。限度生存原则对国有企业在实践上的要求是代际储存,其具体的实践操作路径是国有企业应该树立代际储存观念,并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代际储存制度,比如协调好能源开采进度与储存总量的关系,协调好资源(空气、水)消耗量与自然输出总量的关系等等。
(三)伦理秩序
生态协调生态协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而对企业提出的系统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相统一。国企权属的公共属性,从企业内在动因上决定了其既要注重产品服务的生态性,更要关注生产服务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生态协调。企业的生态协调是项系统工程,至少应包括三个子系统协调,即:自然生态协调、经济生态协调、人文生态协调。自然生态协调。自然生态主要是指环境生态。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与实践往往忽略了人类活动的基础———自然环境,导致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偏向;而传统的生态学又过分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的原生状态,忽视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及民生改善的现实需求。两种传统观点都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需求,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民生等问题割裂开来,把本应系统化的问题孤立片面化。我们经营企业、发展经济,不应以降低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为代价。实际操作中,政府对企业的建设环境影响及排污等都有相应的管制,但这个管制的前提是允许企业因发展而产生的环境损害行为;而国企因其公共性,在经营过程中就应更多地顾及公共利益,应该做到最大化地减小对生态的损害。经济生态协调。新兴生态经济学要求人们综合汲取生态学、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创新理论和实践经验,从生态、经济和人文综合系统及其新的内在运行模式上,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上,从人类的根本、长远利益上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生态协调的主要实现途径是企业经济运行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模式向新型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模式转变。举个例子:废污处理已经达标的企业,如果还有降低排放空间,一般情况下,民营企业可能就不愿意出钱来进行技术升级改造降低排放;但对国有企业来讲,就应主动进行技改,降低排放,以弥补对社会成本的消耗。经济生态协调另一途径是国企要充分将科学技术成果与社会共享。④如在参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中,国企要将一些涉及民生、节约能源、提高效率、降低排放的技术,尽可能地推广运用。人文生态协调。除了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与经济生态,还有一种生态形式就是人文生态。人文生态包括法律规制、政企关系、企业与社区及上下游客户关系等。从企业外部来讲,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社会环境(提供基础设施、配套保障,不要求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等);从企业自身来讲,要维护好与其他企业以及社区的关系,不能因为资质好、项目多在同行中挤压他人。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经济实体,企业的存在当然有其边界的存在。然而企业的合理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经济理论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企业理论都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企业存在的理由;什么因素限制着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因而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当然离不开对企业本质特性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企业的边界对于促进企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又能使企业在自身运行时达到难以达到的目的或目标。因此,通过对企业本质特性的认识来完成对企业边界的界定,通过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企业边界的作用与功能,对于现代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企业边界”这一概念,虽然最早是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Coase)1937年在他的着名文章《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但对于企业边界的认识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对企业的认识论。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弄清企业边界问题,本文将依从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线索,通过对不同阶段企业边界理论的分析,对企业边界理论进行一次深入探究,并对企业边界理论今后的创新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基本围绕在专业化和分工所产生的企业规模扩大的水平上,此时企业边界也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规模概念。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国富论》中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认为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认为企业规模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当企业把它的主要任务放在努力生产劳动产品而满足社会对产品需要的时候,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方式就显得单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企业边界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过大进而使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媒介仅仅只有企业的劳动产品,或者叫商品。这样,企业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场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数量所取代,使它成为被掩盖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对于这样的“黑箱”,它的存在与否以及它边界的形式及形状与使用商品的消费者来说是毫无关系或者说是关系不大的,而且对于生产劳动产品的企业本身来说也觉得企业形象对它们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不大。这就使得企业边界曾经一度被管理学家,进而被经济学家忽视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三、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偏好条件下来配置资源。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将企业的目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设定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为了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把企业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最优化生产者。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从前面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从企业的生产性角度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边界进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仅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的规模边界在给定技术条件的最优化决策下是清晰而简单的。
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其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中心仍然是资源配置问题,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和市场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
因而,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新解释或修正其假设前提。为了解释企业存在的合理性或“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假设市场交易成本为零,而事实上,“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的搜寻成本和每一笔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企业存在或企业替代市场的根源在于能够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和市场相区别的、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即“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业本质的基础上,科斯考察了企业的行为特征,认为企业的纵向边界决定于企业和市场在组织交易活动时的交易成本边际比较,在组织交易活动的过程中企业是最优化行为者。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此时,企业处于最优规模边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在这些理论中,由于企业的存在只能归因于市场失败,所以仍然没有企业的主动地位,企业的边界也是市场失灵的被动接受结果。
五、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的企业边界理论发展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探索企业边界理论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使人们认识到交易费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费用对分工效率的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企业是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们在配置资源时根据效率需要自觉地选择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传统厂商理论,正如有批评者所说的,在人们注意到企业内交易费用存在的同时,又使人们忘记了企业的生产属性,而生产是企业的主要功能;企业边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但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无法合理解释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大的历史现象。因为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企业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缩小,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把企业与市场相对立,从而使人们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为弥补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现了许多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边界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企业目标为增长最大化,其价格理论也不是关注如何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企业产品的稀缺性,而是关注通过价格来保证企业的增长潜力。后凯恩斯主义在企业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下,构建了一个把企业产量决策、投融资决策和定价决策融为一体的企业成长模型。企业依据成本加成定价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满足企业所希望从事的投资支出需要,因此企业的定价决策与投融资决策联系在一起,价格运动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需要和正常生产成本的运动,企业边界由相应的投资支出水平决定。
(二)制度变迁的企业边界理论
对企业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经营规模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也促进着企业边界的不断扩张。
(三)潘罗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美国女经济学家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是一部继承了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重要着作。潘罗斯始终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这一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潘罗斯否认新古典经济理论认定的对企业规模的三个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产品或要素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她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和企业边界。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元化成长以及企业的最终边界高度正相关。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在对经理式企业目标行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身份的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这些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阶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六、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认识无非是从生产分工角度扩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各流派对企业边界的分析思路宽广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断出新,但大都是从某一个不同的侧面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从这些种种的努力中可以认识到,企业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而企业边界的确定也绝非易事。但通过本文分析,应该有以下清晰的认识:
(一)企业是异质的且生产和交易性是企业的基本属性
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价格理论。通过企业的同质性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惟一的协调机制,价格机制的有效协调使整个经济活动处于稳定而和谐的“静态循环流转”状态。但是,持续变迁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不仅表现为产品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更根本地表现为企业自身的创新性活动及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事实上,作为历史发展的有机体和长期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结果,现实的企业是异质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内生性和多样性是现实经济持续变迁的根源。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是考察企业本质和竞争行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业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产功能都是为了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增值,在企业内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就体现在最后的利润增加上,利润的实现只有生产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后才能够完成,因此,不能够单独地强调企业中生产和交易哪一个更重要,两者是并重的。
(二)企业边界是由企业的外部因素与企业目标函数共同决定的
企业的外部因素包括生产技术条件、交通通讯环境、资本数量、信用制度、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状况,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可实现程度。但是企业的目标函数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场份额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这都是企业内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在制度约束下综合反映的结果。这样,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对不同的企业还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因素可能在缩小利润最大化企业边界的同时,扩大了市场份额最大化企业边界。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是这样的:外部因素先决定企业目标可实现程度,企业再依据目标可实现程度来决定企业边界的大小。
(三)对企业边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须正确认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业和市场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资源优势,从而会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动,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市场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场是由企业组成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市场,也相应地会使两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从而企业与市场又是互补的,由于这是动态变化的结果,所以这个结论更容易从长期的考察中得到证实。钱德勒(Chandler)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技术、市场和交通通讯在降低了交易费用的同时,企业和市场同时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这样一些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这些部门和工业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反之,在那些技术并不能创成产出的急剧增加、市场依然是小而专的部门和工业中,管理的协调并不比市场协调更为有利。因而在那些领域里,现代工商企业出现较晚,而且发展较慢”。
(四)企业边界概念的多重标准和相对模糊性
现实世界的企业一般存在着两重清晰的边界,一是法定边界,二是契约边界,契约边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种经济常态。随着“经理革命”的出现,公司制企业又出现了经营边界和治理边界。
举例来说明单一标准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约边界,科斯在论述企业性质时,实际上是从合约的角度来把握问题的。他认为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但他并没有对这两种合约加以精确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对市场合约做了较为精确的规定:在买方和卖方不接受其未来行为上的任何义务—无论这种义务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况中,合作就不会发生,因而称此为纯市场交易。根据理查德森的市场合约定义,市场合约在现实中是鲜见的。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企业合约是要素使用权转让合约,而且“要素使用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要素使用权转让得到明确界定,那么这种合约就与市场合约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尽管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许没有进一步地认识到,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并不是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实上,理查德森与张五常所说的市场合约与企业合约,是两种极端的合约形式,企业合约使用的是管理协调机制,而市场合约使用的是价格协调机制。而现实中的合约往往是他们所说的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组合。譬如张五常所说的“件工合约”、“特许经营权合约”以及“外包合约”,甚至于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等,这些形式的合约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企业合约,也不是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市场合约,而是既含有企业合约,又含有市场合约。
获得了这一认识,便很容易解释科斯与张五常所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企业边界的模糊性”问题。譬如跨国集团的海外子公司、连锁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们既具有一定的市场独立性,又受到总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些企业现象如果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则难以做出恰当的回答。本文的解释是,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所组成的,而是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比例组合,因此企业的边界可能被外延,企业的规模被放大,因而企业的边界呈现出模糊性。
(五)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方法变化
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其发展轨迹正由静态研究(即认为组织的边界是明确、清晰与固定的)趋向动态研究(即认为企业的边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由被动研究(企业是市场失灵后的替代)趋向主动研究(重视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和内部因素变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
参考文献:
企业在成立之初便有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两种企业的支撑力量存在,这两种软性约束与硬性控制的管理手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企业文化注重的是企业的文明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是企业的一种内在精神所在,企业管理注重的是规范性、条约性、制度性、执行性等一种外在管理方法。两种管理力量相互关联,通过企业文化能够看出企业的发展方向、价值理念,通过企业管理能够表现出企业的经营方式与发展战略。所以,企业管理中有企业文化的存在,企业文化也需要企业管理的硬性支撑,这样才能够促使企业超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相互促进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相互促进,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一,企业管理在表现、执行的过程中,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建成。包括通过企业管理,使员工认同企业文化,然后形成自身的一种文化行为,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另外,通过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能够强化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行为表现上,使企业文化更加牢固的存在于企业中,成为员工认可的企业思想[3]。第二,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管理的有效实施和不偏离,也就是说,在企业的管理中,如果只有单纯硬性规定和监督执行,在管理上太过生硬,员工会产生反叛心理,或者执行方面会产生背离,这样便会增加管理成本。如果结合企业文化的渗透,员工的行为便会成为一种自愿,通过企业文化的引领,企业管理就无需加强监督约束,这样一方面减少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尊重了员工的个人意志。当企业管理中的一些外在管理条例形成一种软文化,让员工自觉、自愿的展开活动,这便是企业管理的成功表现。所以,通过上文所述,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长期执行积累出的结果,而企业的市场环境会产生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新问题的出现,如果单凭企业管理无法做到周全,还应该用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力量来保存企业的核心发展理念。
二、促进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互相融合的措施
(一)构建企业文化,坚持以人为本
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以人为本,企业需要注重员工的思想建设,提高对员工的重视程度,这样才会使员工产生凝聚力、对企业产生归属感,从而尽心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所以,任何企业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上都需要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以员工的角度出发,让员工清楚知道自身的努力目标,这样对企业的内部管理及企业的未来发展十分有利[4]。
(二)创建核心价值,确立发展目标
可以说,即使是同一行业的企业也都有自身存在的特点,所以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创建核心价值,确立发展目标,这样便有利于完善企业员工的价值理念。当员工价值理念得到完善后,一方面能够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将自身的利益与企业发展挂钩,相互融合,相互促动。
(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企业文化未形成之前,就需要企业制定出合理、科学的管理制度,用来规范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也是为了规范企业文化建立的成果。通过已有的规章制度与企业文化共同的激励,员工首先受到的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管理,然后逐渐形成自觉自愿的工作态度,在此工作态度下,员工的工作会更加轻松、积极[5]。企业的规章制度并非都是约束性管理制度,也可以建立激励性制度,例如可以针对部门的职责不同,制定“优秀员工奖”,将评价标准与评价结果透明化,以此来带动员工的工作热情,激发员工潜力,将企业利益与员工自身利益结合后,员工便会形成“主人翁”意识,会积极投入到工作中。企业需要拥有长效的管理机制,而如何制定长效的管理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企业在制定管理制度时需要做到分工明确,设置负责企业文化的管理部门,常与员工互动,鼓励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并给予一定的实际奖励。特别是在人事部门,需要设置员工合理的晋升平台,并明确晋升条件,让员工有更明确的奋斗目标,并且需要帮助员工做好职业规划。
(2)企业需要注重绩效评价,定期对员工做企业文化认识评估,这样便能够对员工的企业文化认识程度进行调查,有利于深入企业价值观与企业文化理念。
(3)将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从企业管理方面约束员工行为,从企业文化方面促进员工行为,这两种管理方式可以同时进行,共同促进,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并且减少人才流失量[6]。
(四)提高员工认识,宣传企业文化
可以通过培训方式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及企业管理的认识,培训方式有很多,显性培训是针对员工对企业文化及企业管理进行直接培训,让员工清楚知道企业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内容和规定,隐性培训可以通过开展各项员工活动,例如征集企业文化标语、演讲、拓展活动等等,在此期间,便能够清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程度,当员工自身形成一种约束机制后,便能够正确引导员工的发展,从而提高企业内部管理能力。
2加强核心制度建设,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人才风电企业是新兴企业,在制度上不够完善,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制度要简单有效,首先要有严格的制度理念。风电企业刚刚起步,因此要更加谨慎,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形成高起点的制度文化体制。人才则是企业执行力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再好的规划如果没有人才去实现,也终归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风电企业,由于人少,所以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除加强有效地技能培训外,还要注重拜托岗位综合发展的陷阱。“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所以企业要时刻秉承着这样的思想,每一个员工,都会在某一个领域里发掘出更大的潜力。
二、风电企业管理措施
1规范财务管理体系,创新财务管理制度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金管理与流通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对于风电企业,要建立以资金为中心的统一财务管理体制,有利于风电企业更加稳步的发展,建立全面成本控制管理体系,将发电成本降至最低,以保证风电市场经济的健康。完善的资金管理体制能有效的调整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的有效管理体制。
2创建有效科学民主决策程序风电企业要有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企业行为实际上是经济行为,企业中某些重大的经济行为会直接影响企业经济命脉,有时一个不够准确的决策很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选择有效的民主决策,将会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总之,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出现,给风电企业带来更大风险。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风险的出现或者降低风险的破坏性,建立正确的民主决策程序是必然选择。
3开发与风电能源对应的设备,满足市场要求风能属于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是风能利用的重要形式,风能、无污染、能量大、前景广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能源之一。然而,风电设备是风电产业有效利用风能的重要手段,也是风电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开发与风能对应的设备,是风电企业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正确决策,合理有效的设备能够满足市场要求,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前景,为生态文明建设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