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撤诉申请书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起诉案由：李xx诉张xx租赁合同纠纷。案号(XX)大民初字第xxx号。

申请人李xx于XX年二月二日向贵院起诉李xx诉张xx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贵院已经受理，案件号为：(XX)大民初字第xxx号，现申请人李xx 和被申请人张xx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因自身合法权益已经得到维护，诉讼目的已经达到，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之规定，决定撤回起诉，请贵院予以批准。

此致

篇（2）

职务、住址）

被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

和职务、住址，如果无对方当事人，则不要写。例如申请宣告失踪和死亡，只列申

请人即可）

请求事项：

（写明要求法院确认的内容，如宣告失踪）

事实和理由：

……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年×月×日

2．说明

申请书是公民在民事案件中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请求宣告失踪和死亡、认定某人

无行为能力、财产保全、撤诉、复议、强制执行等所使用的法律文书。申请书贯穿

篇（3）

2、正文部分，写明请求事项，即“申请撤销XXX一案的起诉”，写明当事人和案由；其次，写明事实和理由。

3、尾部部分，写明受理申请的法院，申请人签名或盖章和日期。

篇（4）

    (1)赔偿申请书(一式三份,参照本指南所附的格式);

    (2)是受害人或受害人的继承人、与受害人有抚养关系的亲属的证明文件(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公证、文书等);

    受害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撤销登记或终止运营的,承受其权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国家赔偿,应提交其与作为受害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利承受关系的证明文件;

    (3)证明人民法院违法侵权事实存在的法律文书(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决定书等);

    (4) 人民法院以各种形式确认违法侵权事实的法律文书(改判无罪的刑事判决书、撤销原民事裁定或决定的新的民事裁定书或决定书、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作出的确认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裁定书、判决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有罪的生效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纪检监察部门对违法行使职权的工作人员作出的党纪、政纪处分决定书等);

    (5)证明损失存在的有关证据材料。

    2、赔偿义务机关是下级人民法院,赔偿请求人不服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

    (1)第1类案件所列材料;

    (2)下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赔偿决定书。下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作出赔偿决定的,应提供已向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的证据。

    3、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司法机关,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

    (1)赔偿申请书(一式三份,参照本指南所附的格式);

    (2)是受害人或受害人的继承人,与受害人有抚养关系的亲属的证明文件(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公证文书等);

    受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已经撤销登记或终止运营的,承受其权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国家赔偿,应提交其与作为受害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利承受关系的证明文件;

    (3)证明司法机关违法侵权行为存在的法律文书(刑事拘留证、逮捕证、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决定等);

    (4) 违法侵权行为已被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等确认的法律文书或其他书面材料(撤销拘留决定、撤销逮捕决定、不起诉决定、判决被告人无罪的一、二审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解除财产强制措施的决定书、判决司法机关有关责任人有罪的生效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纪检监察部门对有关机关和个人的处分决定等);

    (5)证明损失存在的有关证据材料;

    (6)赔偿义务机关做出的赔偿决定书和复议机关做出的复议决定书。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赔偿决定和复议决定的,应提供已先后申请赔偿和申请复议的有关证据。

    4、共同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的

    (1)上述第3类案件第(1)、(2)、(5)项所列材料;

    (2)一审判决被告人有罪的未生效刑事判决书;

    (3)二审改判被告人无罪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或者二审人民法院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后,一审人民法院改判被告人无罪的生效刑事判决书。或者公诉机关在案件重审期间申请撤诉,一审人民法院准许其撤诉的裁定书等。

篇（5）

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应采取书写状的方式，口头仅仅是例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口头，省去了原告人因准备诉状而花费的时间。

(2)受理程序简便。

在普通程序中，受理案件必须向原、被告分别发送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还须在5日内向被告发送状副本，被告在接到状15日内可以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还要向原告发送答辩状副本等等。而在简易程序中，受理无须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审理也无须进行公告、通知。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它派出的法庭，则可以同时、应诉和答辩。案情特别简单的，时间和人力又允许的，还可以当即审理。

(3)传唤方式简便。

在普通程序中，传唤当事人、证人必须用传票，并且必须在开庭3日前通知。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则可以用简便的方式，即人民法院认为适宜的任何方式进行传唤，比如打电话、捎口信、有线广播或口头约定等方式。当然，通知应以直接通知本人为原则，未直接通知本人的传唤不能视为合法的传唤。

(4)实行独任制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其组织形式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合议制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审判组织形式，适用于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采用独任制，从开庭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到依法裁判或调解，都是只有审判员一人担任，不必进行合议。审判员在独立审理时，必须配备书记员专门负责记录，不得自审自记。

(5)开庭审理程序简便。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其开庭审理程序的简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不受庭审前通知当事人的手续和时间的限制。在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必须在开庭3个月，而且该期限不得延长。如果在3日以前通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在简易程序中，法庭审理可在受理后立即进行，无须办理传唤手续，即使另行指定开庭日期的，也不受日前通知的限制，可以以任何适宜的方式通知、传唤当事人，通知和传唤均不办理专门的文书手续，只须记录即可。

第二，法庭调查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的顺序的限制，即不必受普通程序中法庭调查的法定顺序的限制，而可以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目的，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随意选择程序的先后。

第三，法庭辩论的顺序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所规定顺序的限制，审判人员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指令或允许某一方当事人或其人发言。但一般情况下，第一轮法庭辩论仍应按《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的顺序，即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被告及其诉讼人发言、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

适用简易程序地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步骤不必严格划分，可以结合进行，以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正确正确解决纠纷的目的。

(6)审结期限较短。

依《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人民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结期限为3个，而且该期限不得延长。如果在3个月内不能审结，则应转入普通程序继续审理。而普通程序的审结期限为6个月，依《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结期限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次6个月，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不特定的期限。

(一)的概念和条件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了争议，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给予法律保护的诉讼行为，就叫作。

和诉、诉权是三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联的概念。诉是一种请求;诉权是请求的权利;而才是实现这种请求的行为。应将三者区别开来。

是一种民事诉讼法律行为，可能引讼程序的发生和诉讼活动的进行。因此，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凡是有诉讼权利能力的人都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可以成为原告，也可以成为被告。但要成为一个具体案件的原告，还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发生争议或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必须是自己的或依法受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如果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属于当事人不合格，就不能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能够通过成为民事案件原告的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中:其他组织是指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例如企业的筹备处、分支机构等不够法人条件的社会团体等。

(2)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是指原告认为侵犯了自己权益或与自己发生争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明确，不能泛泛而指。如果没有明确的被告，原告的请求就无人承认，法律关系无法证实，人民法院也无从开始审判活动。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要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或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内容和范围必须具体，即原告通过诉讼要求达到什么具体目的。如果原告不提具体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无从进行审理和裁判。所谓事实，是指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以及被告侵权的事实或与原告发生争议的事实。同时还包括证明案件事实存在的证据事实。所谓理由，就是原告为什么要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诉讼请求的主要依据。如果原告提不出具体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法院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有可能导致败诉。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事实理由”，而不是“事实根据”。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分不清证据和胜诉证据的区别，把“事实根据”误认为就是胜诉证据。在时就要求原告提供，否则就驳回原告的，从而加重了当事人“告状难’。民事诉讼法摈弃“事实根据”;规定为“事实、理由”，就是为了明确，原告在时只要能提出案件的事实和证明诉讼请求的理由，如果其他条件也符合的话，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受理。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组织职权划分的范围，即指案件应当属于人民法院主管，人民法院依法有权对这一案件进行审判;第二是指在人民法院内部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分工负责的范围，即必须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也就是说这一争议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或者人身关系方面的争议。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是指接受的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对这个民事案件享有管辖权。只有依法由人民法院主管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受诉人民法院才能按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受理和依法审判。

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均不能成立。

(二)方式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有书面和口头两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只有书写状确有困难的，才可以口头，由人民法院将原告口头陈述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状是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书面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自然情况。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这部分内容反映双方当事人的身份情况，使原、被告特定化。

2)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这部分是状的主要内容。原告要在状中写明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提出这种请求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包括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发生纠纷的事实、提出诉讼请求的理由等。

3)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案件事实是否存在，需要证据证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因此，原告在书写状时，对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提出这种请求的理由，都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提供书证、物证的，应在递交状时一并递交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写明证人的住址，便于人民法院调查核对。人民法院记录原告的口诉，必须逐一问清上述内容，记入笔录。

(三)受理和审判

人民法院对进行审查并决定受理案件后，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包括：

1)依法发送状、答辩状。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发送状副本;被告收到状副本后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收到答辩状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2)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有：委托诉讼人，申请回避，收集、提出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查阅或复制本案的有关材料，自行和解;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并有权提起反诉等。诉讼义务主要有：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等。

3)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从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到案件审结，都应当在合议庭所有成员的参与下进行，合议庭成员自始至终应对全案的审理负责，以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保证办案质量。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如果在受理、立案后就已确定了合议庭组成人员的，也可以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连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一并告知当事人。

4)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要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轮流阅卷。通过阅卷，找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明确下一步需要收集哪些必要的证据和需要进一步查证的内容，以便做好其他准备工作。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这是审理前的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应当指出，在民事案件中，进一步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和需要证明的事实必须提供证据。在当事人举不出证据而法院也收集不到证据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特点。

5)依法追加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追加为当事人。这一规定说明，普通的共同诉讼不发生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只有必要的共同诉讼才能适用此条规定。追加当事人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由的，不予追加;申请有理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追加的当事人可以是这一案件的共同原告，也可以是共同被告。属于共同原告的，如果被追加的当事人放弃实体权利，不愿参加诉讼的，可不予追加;如果既不放弃实体权利，又不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列为共同原告适用缺席判决，属于共同被告的，在接到追加当事人的通知后拒不到庭的，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拘传条件，可以适用拘传，不是必须到庭的被告，也可以适用缺席判决。这里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更换当事人。因为更换原告，涉及到原来的原告是否愿意退出诉讼，新更换的原告又是否愿意参加诉讼。尤其在多数原告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有的愿意参加诉讼，有的不愿意参加诉讼的问题;如果更换被告，也涉及到原告是否愿意告这个被告的问题。为了尊重当事人的诉权，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果发生了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是否更换，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更换。

(四)撤诉

申请撤诉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撤诉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提出撤诉申请的人必须是原告或者经过原告特别授权的委托人。对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原告，由他的法定人提出，其他诉讼参加人均不能提出撤诉。

2)申请撤诉必须自愿。撤诉是原告处分诉讼权利的行为，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强迫原告撤诉是法律不许可的，强行动员原告撤诉，附加条件的撤诉，都是违背自愿原则的，也是不许可的。

3)申请撤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这就是说，撤诉不得侵犯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规避法律或者企图逃避法律制裁。

4)申请撤诉必须在人民法院宣判前提出，宣判后原告不能再提出撤诉。原告申请撤诉，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符合撤诉条件的，可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不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不应当准许。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提出的撤诉申请，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裁定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裁定。采用书面形式的，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口头裁定的，应当记入笔录。准予或不准予撤诉的裁定，当事人均不得上诉，也不得申请复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这里应当注意，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是按撤诉处理还是缺席判决，对那些并不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都无须一再传唤，只须一次传唤，但必须是“传票传唤”。而不是口头传唤或者电话传唤。

此外，在审判实践中，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以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都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五)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相对于对缺席审判而言。开庭审理案件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人民法院仅就到庭的一方当事人核对证据、听取陈述，在审查核实未到庭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状或者答辩状和证据后，依法作出的判决，就是缺席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适用缺席判决，或有关诉讼参加人未到庭可以依法判决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原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原告在被告提起反诉的情况下，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2)原告申请撤诉未获准许而拒不到庭。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案件，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3)被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4)被告法定人不到庭。人民法院对无诉讼行为能力的被告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篇（6）

一、我国民事撤诉制度的现状及偏差

撤诉制度是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必设的制度之一，它既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人民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民事诉讼中通常是在狭义上来理解撤诉的，当事人将已经成立之诉撤销，从而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多数情况是原告提出撤诉。但因为在诉讼中还有一些当事人在诉讼地位上相当于原告，如提起反诉的被告等，这一意义上的撤诉也就当然地包括了撤回反诉、第三人之诉及撤回抗诉等。本文的研究仅限于狭义的撤诉。撤诉制度对保障当事人具体诉讼权利的实施，保障人民法院公正快捷地审理案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撤诉制度自身的偏差却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造成了撤诉率的畸高。

（一）撤诉要件的规定不明确

撤诉既然能够产生结束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撤诉的成立和有效就必须具备法定的要件。比如对撤诉的主体、撤诉意思表示、提出撤诉的时间、提出撤诉的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我国民诉法对撤诉要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具体操作中的障碍。由于立法无明确规定,其撤诉申请能否得到准许,全赖法官的裁定。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法院似乎对于这项启动权属于原告的诉讼程序过于热衷，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如动员撤诉、强迫撤诉、诱骗撤诉，或者无理由却不准撤诉、或无理由却任意撤诉等，其直接原因乃是"调解撤诉率"的司法政策直接影响了法官的心理，削弱了其依法办事的观念，扭曲了其正常司法行为。撤诉作为衡量法院或法官工作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法官在实践中大量促成撤诉，尽管不符合撤诉条件或者当事人的纠纷根本没有解决，从而营造出撤诉率的"虚假繁荣"。当原告滥用撤诉权可能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时,法官往往不能更好地比被告估计自己的损失而准许原告撤诉,在客观上怂恿了原告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我国撤诉制度中完全忽略了被告的权益，撤诉只是原告和法院的事，被告无权介入。不管是原告申请撤诉还是按撤诉处理，都不征求被告的同意，法院的裁定也不受被告权利的制约。被告只能因原告的行为而被动的参与诉讼。这样，一旦原告撤诉，被告为诉讼所作的各项准备和投入都将付诸东流，特别是在言词辩论之后，损失更大。被告对胜诉判决的期望也因此而化为泡影，而他所遭受的这些损失却无法获得赔偿，除了得到一个通知外，无任何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撤诉效力的设定不合理

所谓撤诉的效力是指撤诉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撤诉的效力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撤诉导致诉讼终结。诉被撤回后,基于诉之提起而引起的一系列诉讼上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诉讼因此而终结。撤诉后法院不得对该案件再继续审理,当事人也不得要求人民法院就原诉讼程序再行审理,撤诉是法院审结案件的重要方式。其次,一审撤诉后原告可再行。撤诉虽然结束诉讼程序,但当事人的纠纷却不一定得到解决,因而允许当事人在撤诉后就同一纠纷再行。这样规定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体现,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否则就会导致权利被滥用,当事人应本着善意之目的行使撤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申请撤诉或是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的再行为又未作出任何限制。除了某些特殊性质的案件外，原告再次，只要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限，且符合法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就必须对原告的再次予以受理。这意味着原告可以就同一事由再次向法院循环、撤诉，这样不但为原告滥用撤诉权提供了合法的机会，而且还使法院和被告陷入无休止的诉讼痛苦中，也破坏了程序的安定，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按撤诉处理的设置不科学

关于按撤诉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可见，在我国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而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可以缺席判决。首先，原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行为不能简单等同于撤诉的意思表示，"原告之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行为与诉之撤回之意思表示在逻辑上尚非处于同一层面。是以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于原告间或生某种不利益。惟该不利益似仅为于此情形下其所提之诉在裁判上可得之保护可能性较其出庭积极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较小而已，要难生由受诉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而使原告所提之诉消灭之后果。" 其次，这种立法规定显然将原、被告置于不同的诉讼地位,同样的行为却遭到法律截然不同的对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原则。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它为当事人设定平等的诉讼地位、平等的诉讼权利,并以这种平等制度来保障民事诉讼的公正性。如果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认为原告的诉讼地位天然地优于被告,不仅不利于及时、准确、公正地解决纠纷,实现诉讼目的,而且有不利于司法公正。

（四）诉讼和解效力的界定不到位

诉讼和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就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后结

束诉讼的活动。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把诉讼和解作为当事人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明确加以规定，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诉讼中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规定。在当事人双方达成诉讼和解后，以原告撤诉的方式来处理，无论在法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依照法律规定是不具有执行力的，这为被告欺诈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如果原、被告和解，原告向法院撤诉，事后被告反悔，不执行和解协议时，原告无其他救济权利，只能通过重新来达到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被告的不诚信利用了诉讼和解无实质效力的弱点，逃避责任，同时造成撤诉率畸高，但纠纷始终不能彻底解决。

二、民事撤诉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撤诉制度的设置先天不足，因此导致了立法和司法的诸多偏差。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民事撤诉制度的设置与我国有所不同，我们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对可取之处予以借鉴。

（一）撤诉要件的规定

在德国，《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对撤回的时间范围、要件、表达方式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法院在撤诉上没有被赋予较大的职权，无论案件的性质和范围如何，只要原告将撤诉的意思表示向法院作出，法院都应当允许撤诉。在判决作出并宣誓之后，而尚未确定之前，原告都可以撤诉。在法律所规定的不同时间段，撤回诉讼的要件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1)言词辩论之前撤回诉讼，不经被告同意；可以口头撤回诉讼，不必以书面形式作出，但应向法院表示。(2)言词辩论之中撤回诉讼，要经被告同意；可以口头撤回诉讼，不必以书面形式作出，但应向法院表示。(3)言词辩论结束之后，以及判决作出并宣誓之后，而尚未确定（未生效的），撤回诉讼要经被告同意；不可以口头撤回诉讼，只能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向法院表示。

在日本，包括撤回诉讼和拟制撤回诉讼两种类型。日本的民事诉讼法没有限制撤回诉讼案件的范围和性质，因此可以认为，无论案件的性质和范围如何，法院都应允许撤回。撤回的要件和表达形式也根据判决确定之前的不同阶段而定：(1)对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提出答辩状之前，无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即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2)对方当事人对于本案已经提出答辩状，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3)对方当事人在辩论准备程序中已经陈述，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采用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向对方当事人送达撤诉的书状；如果以口头形式撤诉，则送达该口头撤诉的笔录副本）；(4)对方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已经开始口头辩论，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5)辩论结束之后，判决之前，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6)判决之后，但尚未确定，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7)在判决之后，但尚未确定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和解，此时允许撤诉，但是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在上述七个阶段中，除第一个阶段外，其余各个阶段都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否则撤诉无效。日本把时间提前到对方当事人提出答辩状之时，在此之后，撤诉要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就时间而言，原则上在判决确定之前都可以撤诉。在撤诉的方式上，日本采用了严格的书面主义形式。

在我国台湾地区，撤诉分为撤回诉讼和拟制撤诉。对于撤回诉讼，应当由案件的原告提起，原告对于其所提起的任何种类的诉讼，包括婚姻事件之诉、亲子事件之诉，都可以撤回。并且，撤诉的时间范围也很宽泛。不论案件处于哪个审级、也不论案件是否经过言词辩论或判决是否已经做出，只要判决尚未生效，原告随时可以提出撤诉。撤诉的程序由于原告撤诉的时间不同，撤诉的生效是否须经被告同意也不同。在被告对案件进行言词辩论之前，原告的撤诉不需经过被告同意即可生效。原告以书状进行撤诉的，应在书状中应载明撤诉的范围，并提供与被告人数数量相等的善本。法院应将善本送达各被告。原告口头表示撤诉的，如果被告在场，法院应将撤诉的相关陈述计入笔录；如果被告不在场，则应将笔录善本送达被告。被告对案件进行言词辩论之后，原告撤诉必须经过被告的同意方可生效。原告以书状撤诉的，被告应于收到书状后10日内向法院或受命法官书面表示同意与否。如果被告逾期不表示异议，则视为同意撤诉。对于原告是否确有撤诉的意思表示以及撤诉是否合法，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如果当事人对此产生争议，则应在审查之后，以中间判决否定撤诉的效力，或以裁定确认撤诉的合法效力。关于撤诉的方式，撤诉应由原告向法院或受命法官做出。但"于准备程序期日、言词辩论期日、宣示判决期日及其他期日，到场者，均得以言词向法院或受命法官为诉之撤回"。 被告表示同意撤诉的，也适用上述规定。

在英国，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随时撤回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有多名被告，原告可以对所有被告或其中任何被告撤回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有多名原告，经过法院准许或其他原告书面同意，原告也可以撤诉。但是，在一定情形下，原告的撤诉权受到一定限制。如果法院已经签发临时性禁令，或者当事人向法院提供担保，则原告撤诉需经过法院准许。如果原告已接受中期付款，在其撤诉应征得进行中期付款的被告同意，或经过法院准许。在原告为多数人的共同诉讼中，部分原告撤诉需经其他原告书面同意或法院准许。另外，被告也享有部分权利。除了上述提到的在特定情况下原告撤诉需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形以外，被告还可以向法院申请驳回原告的撤诉通知书。可见英国要求当事人在撤诉时做出以后不再的允诺，对撤诉后再采取以当事人同意为依据的限制。当然，被告的这项权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被告应当于撤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28日内行使该项权利。原告撤诉需向法院提交撤诉通知书，并向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撤诉通知书副本。通知书中需载明其已向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该通知书的副本。在撤诉需取得其他当事人同意的情形，通知书还需要附上他人同意书的副本。如果对多名被告撤诉，通知书还需载明撤诉所涉及的各位被告。

在美国，《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规定了"自愿撤销诉讼"和"非自愿撤销诉讼"两种方式。依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第1款的规定，自愿撤销诉讼分为原告撤回诉讼、协议撤销诉讼以及法院命令撤销诉讼三种形式。(1)原告可以在对方当事人送达答辩状或即决判决的申请书之前的任何时间提出撤销诉讼通知书，并且不需要经过被告同意或法院准许，但如果原告在被告答辩后撤回的，则须经过被告同意或法院准许。(2)如果原告和被告在法庭外达成和解协议，则原告可向法院提交由出庭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签名的撤销诉讼协议书，申请撤诉。(3)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原告申请撤诉必须依照法院命令或者法院认为有正当条件时，才准许撤诉。如果被告在原告的撤销诉讼的申请书向其送达之前提出反请求，该诉讼不能为了反对被告异议而撤销。但是，反请求独立于该诉讼进行审判并系属的不在此限。

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均对撤诉的主体、撤诉意思表示、提出撤诉的时间、提出撤诉的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撤诉是否须经法院同意，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原告撤回，无需征得法院许可，撤回与否，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除必须征得被告的同意外，法院对撤诉的职权干预较少；英美法系国家较大陆法系国家更强调法院对当事人的干预。对于撤诉被告同意原则，如果原告在被告答辩或提交书面答辩状后撤诉的，须经被告的同意。对此，两大法系国家均无异议。但被告对撤诉的同意权的限制，两大法系各国的法律规定略有不同。

（二）撤诉效力的规定

在德国，撤回有如下后果：其一，撤回诉讼后，可以重新。其二，判决作出并宣誓之后，而尚未确定的，撤回诉讼，则判决无效。德国民事诉讼法也没有禁止原告于撤诉之后再次的权利，但 是法律规定了另外一种限制，即被告如没有受到在撤诉部分的诉讼中所支付的诉讼费用的偿付，其可以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诉讼。

在日本，关于撤回的效果，日本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终局判决作出之前，视为诉讼从未开始，故可以提起同一诉讼；另一种是终局判决作出之后，则视为本诉已经提起过，并作出了终局判决，要受到既判力的拘束，故双方不得提起同一诉讼。与德国比较，两国在终局判决作出之前，或者作出之后，但尚未确定的，都可以撤诉，并且一旦确定则不能撤诉。两者不同的是，日本在终局判决后撤诉的，以后不得提起同一诉讼，但德国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再提起同一诉讼的。

在我国台湾地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3条第1款规定，诉经撤回以后，视为未曾提起，当事人并不丧失其实体权利。因此，原则上，应当允许原告就同样的诉讼标的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但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权利，保护被告利益，同时保证程序的安定，对原告再次进行了限制。如果原告于判决做出后撤诉的，不得就同一事件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然而，被告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原告为对方当事人提讼。此规定与日本有细微的差别，都规定原告于判决做出后撤诉的，不得就同一事件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于被告是否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原告为对方当事人提讼的立场不同，日本是否定的，而台湾允许。

在英国，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原则上禁止原告撤诉后重新，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告可以对同一被告重新，但必须经过法院的准许：原告在被告提交答辩状之后撤诉的以及原告重新提讼依据的事实与所撤回诉讼依据的事实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否则不得再行。

在美国，美国民事诉讼规则对于原告撤诉后能否再诉也因撤诉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是原告自愿撤销诉讼，美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原告撤诉后可以再次提讼，如果原告在重新提起的诉讼中又一次行使撤诉权，并且法院予以认可的话，那么法院将做出不得再次的登记，原告的再次权则到此终止，因为如果原告已经在联邦法院或州法院并撤诉，再次后又基于或包括同一请求又要撤回，则该撤诉通知书将产生既判力，该原告以后不得再次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从而禁止原告重复。该撤诉通知书具有实体判决同等效力，即具有实体判决的既判力。当事人主张既判力必须证明两个诉讼涉及相同的诉讼理由和诉讼请求，而且对此已经有一个有效和最终的判决。如果是非自愿撤销诉讼的情形，经过法院的审查，认可被告的动议，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被驳回，并且原告不得再次。 所以非自愿撤销诉讼的效果比自愿撤销诉讼的效果更为严重。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均对原告撤诉后再行问题实施了相应的法律限制。两大法系国家出于不同的立法政策考虑，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如属大陆法系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在法院判决宣告后未生效前撤诉的，要受到禁止重新的限制。属英美法系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法院在准许原告撤回时，作为交换条件，法官一般会要求原告承诺就同一请求不得再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则设定了"二次诉讼规则"来制约原告再行行为，即如果原告曾经在任何联邦法院或州法院中行使过撤诉权之后就同一请求提起相同的诉讼，并再次行使撤诉权的话，则法院在准许其撤诉的同时，作出原告不得再次的登记，从而禁止原告重复。

（三）拟制撤诉的规定

两大法系中，日本的拟制撤回诉讼、我国台湾地区的拟制撤回诉讼以及美国的非自愿撤销诉讼与我国的按撤诉处理的规定相似。

在日本，拟制撤回诉讼，又称为诉的准撤销，《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在口头辩论或口头辩论准备程序的期日不出庭或者在辩论或辩论准备程序中不进行陈述而退庭或缺席时，如果在一个月以内不提出指定期日的申请，则视为撤回诉讼。当事人双方连续两次在口头辩论或辩论准备程序中不进行陈述而退庭或缺席时，亦同。"可见，拟制撤诉是指在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在口头辩论或是辩论准备程序期日未出庭或者虽然出庭但是不参加法庭陈述就退庭，在一个月之内未提出指定期日的申请的；或者当事人双方在第二次期日仍旧不出庭或不进行辩论就退庭的，将被视为撤回诉讼。

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拟制撤诉，根据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延误法院指定的言词辩论期日，除非有相反规定，否则应视为双方合意停止诉讼。如果四个月内当事人不继续进行诉讼，则视为撤诉。在停止诉讼期间，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可以依职权继续进行诉讼程序。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也视为撤诉。

在美国，《美国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第2款规定："被告可以基于以下理由提出非自愿撤诉的动议：原告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推动案件走向审判；原告没有出席预期的庭审或者审前会议；原告持续不断地延误时间或者申请延期延长了通常的期间。"如果原告提起的诉讼一经法院依据被告的动议驳回，则原告不得再次。因此，非自愿撤诉的批准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般很难获得同意。

由此可见，美国的非自愿撤销诉讼与日本、台湾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基于被告的动议作出的。

（四）诉讼和解效力的规定

在德国，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一经进入法院笔录，即可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具体到撤诉制度上，德国民事诉讼法就规定，原告与被告和解的，原告对被告负有收回诉之义务，如果原告违反承诺继续诉讼，则被告可以抗辩的方式引证原告所答应的义务，这样则会导致原告所提之诉不合法而予以驳回。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规定与德国大致相同，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一经进入法院笔录，即可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在英国，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法院把和解事项记载在判决上，从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在美国，和解协议经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合意判决后，具有与应诉判决同样的效力。

由此可见，与我国只是将诉讼和解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加以规定，并未使诉讼和解真正独立的特征相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却将诉讼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加以规定，赋予了其实质效力。

三、我国民事撤诉制度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构筑，撤诉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显露，严重阻碍了其应有功能的有效发挥。我国撤诉制度结构中之所以会存在法院权力和当事人权利、当事人之间权利失衡等弊端，其根源在于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目的及理念的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转变理念，把握好完善我国撤诉制度的指导原则，如强化处分原则、贯彻当事人平等原则和程序安定原则等。在正确的指导原则下，以现阶段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契机，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我国的民事撤诉制度加以完善。

（一）科学设置撤诉的要件

法官应当在民事撤诉程序中保持消极、超然、中立的地位，这是审判消极中立原则的必然要求。而在实践中，法官失去了中立，过度热情地对原告撤诉权加以干涉。实践证明，赋予法院对撤诉的无限制的实质否决权，只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演变成为法官暗箱操作、武断专横的局面。因此，在弱化法院职权，加强当事人权利呼声高涨的今天，应当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法院对于撤诉行为的实质否决权，仅赋予其形式否决权。只要原告的撤诉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法院就应当准许其撤诉，"对于原告的撤诉行为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则只能向行政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提出司法建议，而不能逾越司法中立的界限，成为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的代表，主动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不再过问。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仍应进行审查，但这种审查是形式上的审查。审查的内容是原告的撤诉申请是否是其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申请人是否符合撤诉的主体要求，以确定原告撤诉的真实有效性等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法院审查 撤诉的条件过于简略和零散，又仅仅停留在制度宣示层面，过多着眼于国家(法院)权力的角度，如此的立法规定对于纷繁复杂的撤诉实践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撤诉的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撤诉的时间。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在法院宣判前撤诉，出于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其处分权的考虑，是否应当将撤诉的时间扩展至判决生效前，即法院宣告判决后，除了一经宣告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以外，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的一段期间，原告都可以撤回诉讼有待商榷；(2) 提出撤诉的主体。原告及在诉讼中相当于原告的当事人(包括提起反诉的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经原告特别授权的诉讼人有权可以提出撤诉申请，但被告只能申请撤回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能申请撤回参加之诉，这两种撤诉申请均对本诉不发生效果。此外，还要增加当事人对诉讼人撤诉的撤销权和追认权的规定。(3)撤诉的表示要件。即撤诉必须出于撤诉者的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胁迫或变相胁迫的方式使撤诉人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为撤诉行为。法官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强行动员当事人撤诉。同时，还要赋予当事人因受胁迫而撤诉情形下的撤销请求权。(4)撤诉的形式要件。即撤诉应当以书面行使提出，在法庭审理中可以用口头方式提出。

除此之外，撤诉还应当加上一个重要的要件，即撤诉以被告同意为生效要件。虽然被告没有撤诉的权利，但是撤诉与被告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保护被告的利益，实现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有必要赋予被告以撤诉同意权。首先，当事人双方均有权要求法院作出终局判决以结束彼此之间权利的争执状态，如果受诉法院无视被告的意愿而准许原告撤诉，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被告追求胜诉判决的权利。特别是在被告实际答辩后，被告的付出与原告的付出是相当的，这时还过于考虑原告负担的成本明显违背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其次，原告撤诉视为未，可于诉讼时效期间内任何时候再次提起同一诉讼，这意味着被告必须忍受可能再次被拖入诉讼程序的痛苦，这对被告而言未免有失公允。再次，赋予被告同意权还可以避免举证时限滋生的非正当撤诉，防止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不能取得有力证据，或者经过证据交换后针对对方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时日调取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时，原告往往选择撤诉作为"以退为进"的手段。撤诉制度中以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设立的对应性权利保证了双方攻击与抗辩的力量平衡，它最为直接地体现了程序公正这一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理念。因此，无论是立足于坚决贯彻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推进民事撤诉制度改革，还是从契合于世界各国民事撤诉理论的潮流出发，我国民事诉讼法均应赋予被告对于撤诉的同意权，以保障被告的权益。所以，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中增加一款："被告应诉后原告申请撤诉的，应当取得被告的同意。"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撤诉权，又保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

（二）合理规定撤诉的效力

诉的撤回使的效力溯及于时消灭，即视同为未。因此，撤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讼程序的终结，当事人不得再要求法院按照原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法院也无需对该案继续进行审理。从保障原告处分权的角度看，应当允许原告可以再行。如果对此一概而论也极有可能违背诉讼逻辑，而且允许原告撤诉后再行同时又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应。不仅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反而使得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秩序也因此长期不安定，这不但与民事诉讼解决私权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相去甚远，而且完全背离了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原则。"比较各国法律规定，美国允许撤诉后再，但从次数上加以限制，若原告就同一案件再后又自愿撤销的，就不能再次，日本对撤诉后再的规定也较为宽松，只是对于已做出终局判决后撤诉的案件，禁止再次提讼，英国则要求当事人在撤诉时做出以后不再的允诺，对撤诉后再采取以当事人同意为依据的限制。"

因此，基于我国未对原告撤诉再行作出任何限制的弊病，应与世界接轨，对于原告再行行为应实施相应的法律控制和制约。如果原告撤诉是在被告答辩之前的，可以允许原告再行，不作任何限制。因为，在被告还未对原告的作出答辩之前，此时被告尚未为诉讼作出实质准备，法院也未付出太多的资源，原告再行损害甚小。但如果被告己进行应诉答辩，法院也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原告再行使撤诉权，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因为在此种情形下，原告再行，被告要为新诉作出相应的准备，法院之前的审理无效，一切又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原告在后种情形下的重新限定在两次内，赋予特定民事撤诉以既判力效果。如果原告在被告应诉答辩后撤诉的，法院对原告撤诉给与登记，如果原告后又撤诉的，就不再允许其再次，维护程序的安定。

（三）改革修正按撤诉处理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按撤诉处理制度，其立法目的在于对违反诉讼规则的当事人予以惩诫，但其制度设计显然未实现这一目的。可见，我国立法对原告缺席按撤诉处理、对被告缺席却为缺席判决的规定，不仅不能反映公平原则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同时也不利于迅速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会增加和应诉双方的诉累，有悖效率的价值取向，的确存在可改革之处。考察各国立法例，各国民事诉讼立法中都设立了类似的制度，如美国的非自愿撤销诉讼制度和日本民事诉讼法中的拟制撤诉制度。对各国的相关制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设立都遵循了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注重原、被告诉讼权利义务的对等性。

从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出发，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诉讼公正，在借鉴国外有关拟制撤诉的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按撤诉处理制度与缺席审判制度相整合，只有在原、被告双方均不出庭日起过一定期限的情况下，法院才可按撤诉处理。如果仅有一方当事人缺席，为了维护程序的稳定，保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由出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陈述、辩论，并依照查明的事实、证据和缺席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做出缺席判决。所以可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和第130条相应地改为："如果原、被告双方均未到庭，经过一定期间又未提出"指定期日"申请的，按撤诉处理。如果原告或被告一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把"一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的情况纳入缺席判决的范围，由缺席判决制度加以调整。同时，立法应该对"到庭与否的时间界限"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形加以明确规定。

篇（7）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时，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诉讼保全。那么当事人如何申请诉讼保全呢？

1、申请的方式要符合要求。申请诉讼保全的当事人一般采用书面方式提交申请书。但特殊情况如书写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由人民法院记录附卷，并由申请人签名、盖章。

2、申请的时间要及时。诉前保全的申请时间是在起诉以前，诉讼程序尚未开始；诉讼保全的申请时间是在诉讼程序开始后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执行前，执行开始后不能申请诉讼保全。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诉讼措施的，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财产保全。

3、请求的对象和范围要明确。诉讼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申请人的财产。对被申请人财产的保全，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财产所有权凭证，如汽车要提供车户证明，房屋要提供房屋产权证明书等，以防错将他人的财产查封、扣押。

4、申请保全的措施要具体。财产保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提取、扣留等，当事人要求法院采取哪一种措施必须肯定、具体，不能含糊其词。否则法院可以不予受理。

5、申请的条件要符合法律规定。申请诉讼保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或者包含给付之诉的合并，即提起诉讼必须具有给付内容。单纯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都不具有给付内容，不适用诉讼保全。（2）、必须具备诉讼保全的前提。必须是有可能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患后果。

6、申请人要提供担保。诉讼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的一种紧急的强制性措施。人民法院从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避免申请人败诉后，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发生，申请人在提出诉讼保全时，应当同时提供担保，拒绝提供担保或担保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申请。

二、诉讼保全申请的审查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这是他的权利；在他申请诉讼保全的同时，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这是他的义务。只要当事人的申请符合诉讼保全的条件，并且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都应当作出财产的裁定。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定时，没有必要作调查，但必须对当事人的申请认真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注意审查以下几方面内容：

1、审查诉讼保全提出的时间。诉讼保全一般是由当事人在起诉以后判决执行以前或者在起诉的同时，向人民法院采用书面方式提交书面申请。以口头方式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附卷，并由申请人签字、盖章。申请书和笔录应当载明请求诉讼保全的原因，保全的标的物或者有关财产的种类，数量、价额及所在地。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诉讼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制作财产保全的裁定，应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此外，在判决生效后至该判决执行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毁财产的行为，必须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

2、审查请求保全的范围和对象。诉讼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申请人的财产。对被申请人财产的保全，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财产所有权凭证，如汽车要提供车户证明，房屋要提供房屋产权证明书等，以防错将他人的财产查封、扣押。对案外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本案有关的财产一般也不能采取保全措施。诉讼保全的对象界定应以法人、公民合法所有，且能够自由处分为原则。不是合法所有，如土地、物品，或非自己所有，如保管、租借他人之物，或自己所有，但受管制的物品，均不能进行财产保全。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自己所有，但是法律禁止予以财产保全的，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军队的战备、军需物质、款项，以及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办公产所、救灾扶贫专户也禁止进行财产保全；二是非自己所有，但法律允许予以财产保全，则必须严格依法律的规定范围，例如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下可以处分的财物应严格进行财产保全，法律规定被申请人的到期应得收益或债权，必须在有充分的证据和第三人就自己与被申请人享有的债权没有争议的前提下适用。

3、审查保全申请的条件。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要申请诉讼保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或者包含给付之诉的合并，即提起诉讼必须具有给付内容。因为诉讼保全的对象是双方争执的标的物，或者与争议有关的财物，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案件在判决后能得到切实执行。而民事执行必须是给付之诉，即必须有给付内容。因此，如果申请人将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采取保全措施也就失去了意义。单纯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都不具有给付内容，不适用诉讼保全。（2）、必须具备诉讼保全的前提。必须是有可能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国家、人民财产的进一步损失，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患后果。

4、审查申请人提供担保。诉讼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的一种紧急的强制性措施。申请人申请诉讼保全的目的是为了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使财物完好地保存下来，待胜诉后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保全理由，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但由于当事人在起诉时就提出保全，案件尚未审理，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即使查明了申请保全理由充分，应予保全，也不能保证申请人一定胜诉，因此人民法院从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避免申请人败诉后，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发生，申请人在提出诉讼保全时，应当同时提供担保，拒绝提供担保或担保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申请。担保必须是人民法院易于控制和可供执行为标准，可以由申请人提供实物、现金或有价证券，也可以由申请人在银行账户上的存款作担保，由资信良好的个人作担保，还可以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资信较好的大型企业出具担保。以财产担保的，担保财产的价值应不低于保全财产的价额。

三、诉讼保全裁定的执行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认为符合诉讼保全的条件，或者认为有必要依职权决定诉讼保全的，都必须及时作出裁定。对于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立即执行。所谓情况紧急，是指如不立即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诉讼标的物或有关财产，就会被变卖、隐匿、转移、毁损、挥霍或因自然原因灭失，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人民法院在执行财产保全的裁定时，应当根据裁定保全的措施种类如查封、扣押、冻结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进行执行。查封是将需要进行财产保全的财物清点后，加贴封条，就地封存，或者易地封存，查封被申请人的财物，是为了防止财物被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扣押是将财物送到一定场所予以扣留，或者就地扣留，在一定期限内不准被申请人处分和动用；冻结是依法通知有关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单位，不准被申请人提取或者处分其银行存款；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如扣留、提被申请人劳动收入，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等。

在诉讼保全的执行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当事人以被保全的财产已设定抵押、财产不是其所有等为由对抗诉讼保全裁定的执行。在审判实践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

1、虚假抵押协议设定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抵押协议关系是以其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的，但审判实践中却有一部分当事人，由于债务较多，为了逃避债务，事先与第三人串通签订虚假的抵押协议，以防被诉后财产被依法查封或扣押。这种抵押关系，行为人之间根本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即使有少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作为档箭牌。这种民事行为，不仅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认定为无效协议。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抵押协议与担保债权债务关系均系真实的，只是因为债权人到期没有履行付款协议，如抵押贷款中的贷款方没有履行付款义务，这样的债权债务没有实际发生，因此，为其设定的抵押协议，对双方就不产生应有的法律效力，亦视为无效。

2、抵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担保债权数额的抵押协议，超价值部分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抵押权是以保证债权实现为目的而设定的。从抵押权所起的这种保证作用来讲，设定抵押关系时，抵押物的价值高于其担保的债权数额，应当是允许的，但也应当保持基本一致。有些当事人签订的抵押协议抵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担保的债权数额，有的甚至是债权数的数倍，这样设定的抵押协议的意图，有时候难以确定。但无论出于哪种意图，在客观上都会影响其他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此，应认定超出价值部分的抵押无效。

3、多个债权人的债务人，将全部的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的抵押协议所设定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26日在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抵押协议无效”。

4、抵押期限超过抵押物保质期限的抵押协议所设定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有些当事人以保质期较短的商品作抵押，如食品、饮料、药品等；有的在债务清偿期限届满时，因超过保质期限而失去价值，这不仅达不到设定抵押的目的，而且也影响其他债务的及时清偿，同时这种抵押协议还会造成一定的危害，一方面会造成社会资产的浪费；另一方面过期商品流入社会直接危害人民健康。这种抵押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因此，抵押期限超过抵押物保质期限的抵押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5、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以他人名义登记的，或事实上已实际占有并取得财物所有权的，只是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有些当事人为躲避债务，防止自己的财产被人民法院扣押，将自己的财产以他人名义登记，如某公司负债累累，仍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以该公司驾驶员的名义报牌，而该购车的发票却入财务帐，该车的所有权应属该公司所有。有些当事人惧怕财产被查封，向他人购置的财产，迟迟不过户，仍以原户主名义使用该财产，如蔡某有多笔到期债务要偿还，其向李某购买一套房屋，并长期居住，但仍以原户主李某的名义使用该房屋，而不办理过户过续。对这些车子、房屋，人民法院是可以依法查封、扣押的。

6、单位或其他组织公款以个人名义私存的，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个人账户予以冻结。有的单位和组织为防止银行账户被冻结采取公款不入账，搞帐外循环，公款私存，如某采购站欠某银行贷款32万元不还，乘在改制时将房屋出售，将所得款存在该站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法院核实后，依法作出保全的裁定，冻结该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该单位和个人均未提出异议。且在答辩期限内，被告主动将所欠借款本息全部还清，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诉讼保全的解除

诉讼保全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在诉讼过程中，需要解除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措施。审判实践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财产保全。

篇（8）

延长以保证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延长的举证的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目的是为了提高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防止当事人借举证期限的延长的诉讼。为提高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防止当事人借举证期限的延长拖延诉讼举证期限的延长的一般不超过两次。确实存在特殊情形的，当然亦可再次延长。但法院应该严格把关。只有确认当事人不存在举证懈怠和拖延诉讼之动机，法院方可再次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是否举证懈怠和拖延长诉讼，亦属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法院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思，但最终由法院依案件审理的需要来决定。

一、期间的规定

   所谓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效实施诉讼行为的期限和日期。期间依据其确定方式可以分为法定期间和指定期间，前者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期间，后者是由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间。广义的诉讼期间包括期日和期限，狭义的诉讼期间仅指期限。

二、举证时限

    （一）举证时限的概念

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是举证责任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保障之一，是确定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关键因素。

（二）举证时限的诉讼理念

1、举证期限制度的立法例。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审前命令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官确定当事人相互传达书证的期限，如有必要，确定传达书证的方式；必要时，得规定科处逾期罚款”、第135条规定“未在有效期间内传达的书证，法官得将其排除在辩论之外”。德国1976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典》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修改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当事人应在准备性口头辩论阶段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证据失效，在主辩论期间及其后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其《民事诉讼法典》第296条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再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第356条[提供证据的期间]规定“因为有不定期的障碍致不能调查证据，法院应规定一定期间，如在期间内仍不能调查，那么，只有在法院依其自由心证，认为不致拖延诉讼程序时，才可以在期满后使用该证据方法。此项期间可以不经言词辩论定之”。日本《民事诉讼法》战后经多次修改，1995年确立了三种准备程序；准备程序旨在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促进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的期间内提出全部的诉讼资料，准备程序的期间由准备法官指定，准备程序笔录或准备书状中未作记载之事项，当事人原则上不得在此后的口头辩论中主张。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在准备性口头辩论终了之后，当事人提出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如果对方当事人要求，则应向其说明在准备性口头辩论终了之前未能提出的理由”，即迟延提出证据的理由是否正当，法院是否采纳，证据是否失权，由法官自由裁量。瑞典《民事诉讼法》第42章第23条、第43章第10条规定，在开庭审理前，虽可将新的举证内容告知法院和对方当事人，但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将迟延诉讼和对对方当事人形成突然袭击时，法官将不会认可新的主张和新的证据。我国台湾地区实行“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要求当事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举证，举证期限为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否则将承担证据失权之不利后果。其“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之”。可见，各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皆相继采纳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举证时限制度可谓世界民事诉讼立法之普遍趋势。

2、举证时限制度的诉讼理念。第一，举证责任。在现代诉讼中，法院对当事人的请求是承认还是否认，必须依赖一定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存在与否应当由谁来证明？不能证明时，谁应当承担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呢？这就涉及举证责任及其分配问题。如果对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后果未作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将形同虚设。举证时限制度的功能，正在于通过规定当事人若不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承担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得以切实贯彻。第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新证据，有时或许也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出于当事人实施证据突袭之故意。当事人、律师为自身利益，经常滥用提出证据的权利，使诉讼程序复杂化，拖延诉讼，产生不必要的费用，进而拖垮对方当事人，迫其接受不利和解，或者令迟来的正义对他方毫无效用。因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上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倡导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追求诉讼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抑制程序权的滥用。举证时限制度就充分强调当事人在提出证据层面上的诚实信用。第三，程序安定原则。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最终局决定，从而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证据突袭显然违背了当事人平等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将导致程序动荡不定。倘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甚至诉讼终结后的再审程序中，当事人皆有权随时提出证据的话，既判力将不复存在，法院的裁决根本不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将始终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因此，必须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以追求程序安定之价值。

3、举证时限的核心，——证据失权即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

证据失权即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是指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且不存在举证期限的延长或举证期限的重新指定之情形的，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丧失证明权。证明权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从属于当事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之一——主张权和陈述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都有权利加以证明，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当事人没有证明权，则当事人的主张权和陈述权就没有实际意义。而当事人的证明权又体现为有权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提出的证据。只要是合法有限的，就应当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明权的实现又依赖于证据提出权。证据提出权丧失的法律后果十分严重，因为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也不得在裁判时将无效证据作为裁判依据。以无效证据作出的判决属错误判决，当事人就此上诉的，二审应予直接改判，而无需撤销原判发重审。证据失权的规定并不是与民事诉讼法规定有冲突，而是对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与完善。

4、当事人自愿对逾期提出的证据的质证。

尽管当事人超过举证时限

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构成证据失权，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是，民事诉讼以解决私权纠纷为目的，民事纠纷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当事人自主，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应贯彻当事人处分原则，并体现诉讼契约自由。即便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但对当事人愿意放弃因对方逾期举证而可能获得的有利之后果，同意质证的，法院亦应尊重其选择，组织对有关证据的质证。但注意，法院必须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逾期举证构成证据失权，当事人有权拒绝对逾期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该部分涉及到诉讼契约，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事实上也允许诉讼契约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诉讼模式逐渐向当事人主义接近，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将逐步扩大，尊重纠纷当事人的合意则可谓保障程序主体权利和实现程序公正的客观要求，诉讼契约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得重要。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契约是指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为直接目的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诉讼契约的特征主要包括（1）诉讼契约是产生诉讼法上效果为直接目的之合意。比如,有效的撤诉合意导致诉讼受理关系消灭；诉讼上和解产生诉讼终结的后果等。注意，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是诉讼契约的直接目的，而非伴生后果，如所伴生的诉讼法上的效果仅为从属性时，则并非诉讼契约。（2）诉讼契约以当事人依同一诉讼效果为目的，并交换意见表示。（3）诉讼契约的成立时间可在诉前或诉中，成立地点可在法院内外。比如，仲裁协议，不起诉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议形成于诉前；而撤诉期间变更的合意形成于诉中；管辖协议，仲裁协议形成于法院外，诉讼上和解及调解协议则在法院内形成。（4）诉讼契约的并非必定是法律所明文规定，法律未规定的诉讼契约并不当然无效。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诉讼契约一般有效。（5）诉讼契约有时与私法契约混为一体，但两者并不相同。比如，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时，有关管辖地的选择仍有效。

三、举证期限

（一）举证期限的概念

举证期限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最后日期，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但需经人民法院准许。举证期限属民事诉讼期间制度，属于指定期间，由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依职权确定。举证期限虽然是由法院指定的，但法院也不能随意指定，法院在确定举证期限时应充分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能力，所需时间，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以及法院的工作安排等。因为举证期限制度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要求是较高的，如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所有的关联性证据以及保证所收集证据的证明力，须保证当事人和律师拥有收集证据的正当手段，适当扩大律师的证据收集权。总之，法院对举证期限的确定，既要注重诉讼进程的紧凑和快速，又绝不能损害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应在兼顾公正和效率原则的前提下，由法官自由确定。为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贯彻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但当事人就举证期限的合意还须经人民法院的认可。法院对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认可的形式比较灵活，可以由当事人共同提出申请书，由法院存卷，或者亦可经当事人口头达成合意，法院记录在案。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证据权利，在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情形下，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计算方式为，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天为期间届满日。

（二）适时举证规定的提出。第一，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新的证据没有足够的界定，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1款规定举证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将形同虚设，因此，一直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及相应的证据失权制度，对当事人举证采取“证据随时主义”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个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均可提出证据。比如，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规定，在二审中可因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启动事由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实践证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端：一是当事人往往利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施证据突袭，庭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突然袭击，或者一审时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证据，以达到拖延诉讼之目的，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使庭审难以顺利进行，严重地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损害了诉讼公平和司法公正；二是导致质证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当事人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三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甚至扩大了案件的损失，也导致人民法院大量重复劳动，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是妨碍人民法院审判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诉讼拖延，损害诉讼效率。第二，由于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院办案的审限，而对当事人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或无法执行，当事人随时举证的情形导致人民法院大量案件难以在审限内审结，社会各界及案件部分当事人对此反响强烈，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威信和法律实施的效果。第三，为了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弊端，设立或执行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当事人举证集中于某一阶段能促进纠纷的快捷解决降低法院重复开庭的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尽快解决纠纷。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界定了新的证据的同时明确规定未在举证期限内为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是对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又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三）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如果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的，法院一般将不予认可，即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依然成立。这里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提出，应在辩论结束前提前到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主要是为了尽早固定诉讼请求，确定争议点，以便减少诉讼成本。当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也可能提起反诉，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原来指定的举证期限可能无法满足收集证据之需要，因此可能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四、举证期限的延长

          证期限的延长概念

举证期限的延长，是指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能或未能在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间内完成应该进行的诉讼行为，法院依当事人提出延期申请或依职权主动决定延长期间。期间的延长是以期间的延误或可能延误为前提的，而期间延误的原因的大致可分为二类：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加与人由于故意或者过失而造成期间延误的，属主观原因；因不可抗力等不能归责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客观情况，而延误诉讼期间的，属客观原因。不同原因造成期间延误的法律后果不尽相同。因主观原因在法定期间或指定期间内未能完成某项诉讼行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将丧失在该期间内进行某项诉讼行为的权利；对于因客观原因致使期间延误的，为保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了期间延误的补救措施，即期间的延长。期间的延长，一般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由法院决定是否准许。特定情形下，法院亦可依职权确定期间的延长。而举证期限的延长，是指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

延长举证期限。

（二）举证期限延长的的要件

举证期限的延长应具备如二个要件：第一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这是举证期限的延长的必备条件。所谓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指当事人及其律师因客观的、无法克服的困难，不能在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收集和向法院提交证据。其困难可能是证人外出尚没有找到，收集有关证据材料尚需时间，也可能是有关部门不予配合，对方当事人的阻碍等。如属有关部门不予配合，对方当事人的阻碍等情形的，当事人可依据《民诉法》和《证据规则》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包括国家有关部门保存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材料等情形。无论如何，当事人须在举证期限延长申请书中详细载明，适当时并应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第二是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举证之申请，此谓举证期限的延长的形式要件。民事诉讼期间的延长一般以当事人申请为限，而举证期限的延长则完全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法院不依职权确定期间的延长。而且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延长期限的申请，否则，视为当事人同意法院先前指定的举证期限，超过举证期限未申请期限的延长，亦未提供证据的，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其法律后果为证据失权。

（三）举证期限延长的确定

是否延长举证期限；具体延长的期限如何；以及举证延长的次数，皆由人民法院确定。法院不受当事人申请之拘束，亦无需听取他方当事人的意见，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权力。人民法院准许延长举证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适当延长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诉讼在合理期间内进行，避免诉讼迟延。因此，法院一般只能合理延长举证期限。为了便于法院确定举证延长的具体期限，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延长申请书中，除列明具体理由之外，一般还应载明希望延长的期间，供法院作出延长举证期限决定时参考。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李国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3、民常怡  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篇（9）

1988年4月2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在一片欢呼声中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其中中方河源华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华酉公司”）出资 200万美元，外方挪威冰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挪威冰城公司”)出资800万美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桩简单的合资几年后惹出一场纠纷。

合资企业变更股权

由于外方资金未到位，1991年10月6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出资750万美元，外方出资 250万美元。同日，华酉公司与香港德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丰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德丰公司购买华酉公司在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55%的股份(550万美元)。该股权转让经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同月16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的合资主体和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华酉公司出资200万美元，外方挪威冰城公司出资250万美元，外方香港德丰公司出资550万美元。1992年 3月13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进行名称变更登记为深圳金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峰公司”)。

1992年8月19日，香港金峰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总处登记成立。1993年2月6日，香港金峰公司与香港德丰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德丰公司将其在深圳金峰公司中的全部股份(550万美元，占55%)转让给香港金峰公司。同日，香港德丰公司致函深圳金峰公司，称"因我公司香港业务全面调整，经董事会研究，现决定公司名称更改为香港金峰公司，请协助办理更换批准证书、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同年4月5日，外商投资主管部门作出的《关于深圳金峰公司港方投资者更名的批复》中称："由于深圳金峰公司港方投资者--香港德丰公司更名为香港金峰公司，故同意深圳金峰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月24日，市人民政府向深圳金峰公司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者为华酉公司、挪威冰城公司、香港金峰公司。

1993年5月9日，由香港金峰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作出决议，香港金峰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张林、董知明、孙文宁、赵慧、周南各占20%。

1996年10月17日，芬兰金峰公司和赵慧出具"关于香港金峰公司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的说明"，载明："深圳金峰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金峰公司，现因该公司迁移至芬兰，公司注册于芬兰，因此原香港金峰公司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法人董事长未有变动，深圳金峰公司的丙方投资方的股权不变"。同年11月12日，市政府《关于同意深圳金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将其持有的华酉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文达公司，同意原投资丙方香港金峰公司变更为芬兰金峰公司。同月深圳金峰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1999年6月26日，市人民政府向深圳金峰公司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企业的投资者为文达公司、挪威冰城公司、芬兰金峰公司三方。

股权确权生纠纷

1999年6月3日，香港金峰公司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董知明、张林出席，其中张林亦代表孙文宁参加此次大会，赵慧、周南缺席，会议决议授权董知明、张林代表公司全权处理该公司投资的深圳金峰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一案的有关事项。同月19日，由董知明、张林出席的董事会作出决议，授权董知明代表香港金峰公司签署有关深圳金峰公司项目纠纷一案的《民事状》。同日，香港金峰公司以芬兰金峰公司为被告，诉至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芬兰金峰公司侵占了香港金峰公司在深圳金峰公司中55%的股权。香港金峰公司因此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占其投资款550万美元的侵权行为；（2）被告立即向工商机构办理变更归还其在深圳金峰公司中55%的股权，即550万美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00年10月1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领事馆认证的顾长青及由顾长青代赵慧、周南签署的声明称：赵慧、周南及顾长青是香港金峰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局从未研究过亦未做出过决议向一审法院诉讼，所谓诉讼状他们并不知晓。在半数董事未知情及未赞同之形势下的诉讼是非法的。2001年4月2日，由赵慧、周南、顾长青出席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董知明等董事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擅自以公司的名义对芬兰金峰公司向一审法院无效，决定以香港金峰公司的名义申请撤诉。同日，向一审法院发出盖有香港金峰公司公章的《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

2001年5月5日，由董知明、张林、孙文宁参加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1）对芬兰金峰公司的法律诉讼是由董知明、孙文宁、张林等董事依法作出，赵慧等人无权；（2）上述决议已于1999年6月3日获占已发行股份 60%的股东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的确认通过，以维护股东的基本利益，故赵慧等董事无权或反对；（3）授权董知明代表公司发出声明。

一审法院支持原告确权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1996年10月17日之前，深圳金峰公司的投资人分别由文达公司、挪威冰城公司、香港金峰公司三方组成，其中中方资金200万美元、挪威冰城公司资金250万美元、香港金峰公司资金550万美元。关于10月17日之后香港金峰公司是否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是否迁址至芬兰的事实，从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香港金峰公司从未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亦未迁址至芬兰，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不同国籍公司之间的更名和迁址问题。香港金峰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在香港营业，芬兰金峰公司对这一事实亦予以认可。即使香港金峰公司股东内部之间存在权利纠纷，芬兰金峰公司以上述方式获取深圳金峰公司股东地位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违背了法律规定，其行为侵害了香港金峰公司的权益。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根据现有证据证明，香港金峰公司的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芬兰金峰公司提供的以香港金峰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未经香港金峰公司股东成员的多数同意，故对该撤诉申请不予采纳。香港金峰公司与芬兰金峰公司对在深圳金峰公司中原股东香港德丰公司变更为香港金峰公司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故香港金峰公司是深圳金峰公司的股东，亦当然是相应股权的所有人。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确认深圳金峰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香港金峰公司，共计投资550万美元；（2）芬兰金峰公司应停止侵害，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主体和投资款归属香港金峰公司。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被告认为，其一，董知明、张林、孙文宁三人做出的临时股东大会是在未通知赵慧和周南这两位股东、这两位股东也因此未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因而其召开是无效的，其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也是无效的，故而香港金峰公司无权依该股东会决议芬兰金峰公司。其二，本案系确权之诉，且本案中的"确权"有其特殊之处，即本案涉及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变更问题。深圳金峰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中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成立、变更、终止均应当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到工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才能生效。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间接地使有关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的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于实质性的行政行为，如本案所涉的审批行为，则是中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的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即使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行为不当，也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予以纠正。因此，本案香港金峰公司请求确认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民事诉讼解决，因此法院应驳回原告的。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香港金峰公司系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赵慧、周南和张林、董知明、孙文宁均系该公司占20%股份的股东，张林、董知明、孙文宁能否通过所谓"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涉及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因此，本案应当根据香港法来认定占公司60%股份的张林、董知明、孙文宁三股东能否在赵慧、周南未参加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代表香港金峰公司提讼。

篇（10）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

    黄海生与任红艳原为夫妻。

    2009年9月11日，任红艳在怀柔区第一医院生下一女。2009年12月25日，第一医院签发了出生证编号为j110191088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跟随母姓）。黄海生就该出生医学证明向怀柔区卫生局投诉。2010年3月18日，区卫生局给其出具了“关于黄海生投诉一事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收回初次颁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作为废证处理。

    2010年3月17日，黄海生与任

红艳由法院一审判决离婚，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10年6月9日，任红艳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再次填写了助产机构内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和未携带新生儿父亲身份证明原件的情况说明，由第一医院开具了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姓名仍为原出生医学证明上的姓名）。

    2010年6月29日，黄海生向怀

柔区卫生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第一医院在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怀柔区卫生局于7月12日给其答复，内容是：“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怀柔区第一医院开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本局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畴”。黄海生对此仍然不服，向北京市卫生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请求市卫生局撤销该答复并责令撤销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北京市卫生局在行政复议决

定书中认为，怀柔区第一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其在2010年6月9日给任红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被申请人怀柔区卫生局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故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原告黄海生于2010年11月15

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卫生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为其婚生女颁发的出生证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作出的答复。

    【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黄海生不服出生医学证明的记载内容，其提出诉讼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的途径，曾产生了不同意见。对于黄海生在同一诉讼中同时将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列为被告，而且一次性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不能将原告的三个请求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在对原告进行了充分的释明工作后，原告黄海生以被告主体有误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经审查，法院认为，起诉与撤

诉系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原告黄海生申请撤回起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原告黄海生的撤诉请求予以准许。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法院裁定准予原告黄海生撤回起诉。

    【评析】

当前，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争夺表现得比较常见。通常在两个阶段比较突出：一个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父母争着让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另一个是父母离异后通常选择更改子女的姓氏，或者从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随继父的姓氏。本案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就本案的审理而言，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性质认定，其是否行政行为？第二，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责任承担，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被诉？第三，原告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容不服，可以选择哪种诉讼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根据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行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职责，属于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

    故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

性质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但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主要形式有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按照行政法学观点，行政确认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行政确认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行政确认的内容是确定或否定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其直接对象为与这些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紧密相关的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第三，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确认权属于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虽然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行政主体往往也处在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下面我们结合出生医学证明

的具体特征来分析一下其是否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依据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时间、出生地、出生孕周、健康状况、体重、身长、母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父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接生机构名称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具

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即是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证明行为。

     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 可诉性分析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需要考虑原告、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直接利害关系等因素。之所以认定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医院符合行政主体的要件，可以成为适格被告。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行政职权的专门机构，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唯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可见，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也构成行政主体。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是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的结果，该授权基于立法行为而产生。因此，被授权组织，例如本案中的妇产医院，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并在上面加盖“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

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此法条乃强制性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其既不能滥用职权，不予办理相对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也不可渎职，不履行形式审查职责，对相对人的出生信息乱加填写。而且从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要素来看，它是针对特定的公民做出的，目的在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如此观之，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第三，原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了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该行为与原告存在具体利害关系，故具备原告资格。如上分析，医院按照立法授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由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新生婴儿做出的，除了新生婴儿的姓名、出生地、健康状况、出生日期、体重等信息外，同时还负责登录母亲姓名和父亲姓名及双方的身份证号。因此，尽管出生医学证明行为并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系法定权利凭证，出生医学证明所标注的信息，必然使相对人享有和行使权利受到影响。对婴儿来说，至少关系到被抚养权、继承权和户口登记、儿童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对父母而言，既是父母对子女血缘关系的证明，也关系到父母监护权、对婴儿姓名的协商决定权以及其它人身权益的行使。由此，医院没能在出生医学证明上记录父亲信息，父亲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

    第四，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为了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随后具体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并明确规定了几类不可诉的案件。按照确定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违法侵权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标准这三个标准，可以看出都没有将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案件排除在外。由于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必须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该行为至少可以放在“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的范围内依法受理。

    三、不服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

容的诉讼救济途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该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的内容不服，可以将医院列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更正登记内容或者撤销、补办新的出生证明。

    那么，除了行政诉讼，当事人

是否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也是可行的。这关系到父母的监护权中是否包含子女的姓名权问题。当姓名权行使有冲突时，该如何协调？例如本案中妻子前后两次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让女儿的姓跟随母亲姓，这导致了父亲的不满，进而引发诉讼。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属于亲权的范畴，而我国法律没有亲权的相关规定，这与我国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有关。应当认为我国民法所规定的监护权中包含了对亲权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由于子女姓名权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人身和文化属性的权利，超出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围，也不属于可以由单亲的家庭日常事务，因而只能由监护人双方共同决定行使。而本案中妻子在未和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让子女随己姓而且故意不登记父亲的信息，其行为涉嫌侵犯了父亲的监护权。

    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作为父

篇（11）

    2.“申请参诉”不足以充分发挥无独第三人制度的功能。在审判实践中,无独第三人要求参诉有两种情形:一是作为本诉当事人一方的辅助参加人,通过支持该方当事人的主张,来间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免遭受不利的诉讼后果;二是将本诉当事人一方作为被告,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主张该方当事人败诉时向其承担一定的实体义务。对于第一种情形,用申请参诉方式尚可解决问题,但对于第二种情形,申请参诉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申请参诉不能引起新的诉讼发生,而第二种情形恰恰是无独第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参加之诉,并非简单地作为辅助参加人实施诉讼行为。由此表明,申请参诉方式已无法满足无独第三人参诉的实际需要,应予完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设计无独第三人的最佳参诉方式呢?笔者认为应当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参诉方式是否能够充分发挥无独第三人制度的优势,即通过一次诉讼解决多个民事纠纷,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

    第二,参诉方式是否符合处分原则的基本精神,法院依职权干预无独第三人参诉是否超出正当范围。

    第三,参诉方式是否能从整体上保护无独第三人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主张将无独第三人的参诉方式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特别参诉方式”;二是“一般参诉方式”。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一、特别参诉方式

    所谓特别参诉方式,是指当案外人与正在进行的诉讼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当事人一方向案外人或者案外人向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从而使案外人以无独第三人身份参加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的一种参诉方式。在这里,正在进行的诉讼我们称之为本诉,后来提起的诉讼则称为参加之诉。由于本诉与参加之诉在事实认定、法律运用以及实体处理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法院将二者合并审理,统一判决。

    笔者认为,设立特别参诉方式有充分的理由:第一,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第二,符合处分原则的基本精神,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排除了法院不适当的职权干预;第三,赋予无独第三人狭义当事人资格,有利于充分保护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第四,能够防止相关裁判之间发生冲突,从而保证了司法的严肃性;第五,有利于充分发挥无独第三人制度的作用,满足了诉讼实践的需要,弥补了现行参诉方式的不足,还能消除理论上有关无独第三人诸多混乱现象,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为了防止无独第三人和当事人滥用特别参诉权,笔者认为对提起参加之诉的条件应作如下限制:

    其一,必须是无独第三人与本诉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体讲有三种形式:一为“义务性关系”,即本诉当事人一方败诉,无独第三人依法应向败诉方当事人承担一定的实体义务;二为“权利性关系”,即本诉当事人一方败诉,无独第三人可依法向败诉方当事人主张实体权利;三为“权利义务性关系”,即本诉当事人一方败诉,无独第三人应依法对败诉方当事人承担一定的实体义务,并享有一定的实体权利。

    其二,必须是本诉正在进行中。如果本诉尚未形成,或已因和解、撤诉、裁判确定而终结,便不得提起参加之诉。

    其三,必须以书面方式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起。无独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往往比较复杂,用书面方式提起参加之诉,有利于各方当事人进行辨论,也有利于法院进行受理。书面诉状中应说明参加之诉中当事人双方的基本情况、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并附具相关的证据材料。受理本诉的法院对参加之诉享有特别管辖权,不管该参加之诉原归哪个法院管辖。但是,如果参加之诉属于专属管辖,则不能由受理本诉的法院合并审理,而应另案由特定的法院审判。

    无独第三人一旦成为参加之诉的原告或被告,便应享有狭义当事人全部的诉讼权利,而不能受到任何限制,这对于保护无独第三人的实体权益是十分必要的。现行立法规定只有在判决无独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时,才让其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对无独第三人的实体保护也极为不利,因此,笔者主张从参加之诉形成时起就应赋予无独第三人狭义当事人资格,使其拥有完整的诉权。在此前提下,人民法院判决无独第三人承担实体义务或享受实体权利,就有了充分的根据,立法上的矛盾也会迎刃而解。

    在诉讼实践中,参加之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1.本诉被告向无独第三人提起的参加之诉(见图一)。

    (图略)

    此为实践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情形。当无独第三人与本诉被告有法律上的义务性关系,或权利义务性关系时,本诉被告便可向该第三人提起参加之诉,请求其承担实体义务。

    2.本诉原告向无独第三人提起的参加之诉(见图二)。此种情形在审判实践中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时有发生。当无独第三人与本诉原告有法律上的义务性关系或权利义务性时,本诉原告便可向该第三人提起参加之诉,请求其承担实体义务。

    3.无独第三人向本诉被告提起的参加之诉(见图三)。当无独第三人与本诉被告存有法律上的权利性关系或权利义务性关系时,该第三人便可向本诉被告提起参加之诉。这里,无独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在参加之诉中相当于原告,而本诉被告则成为参加之诉中的被告。

    4.无独第三人对本诉原告提起的参加之诉(见图四)。当无独第三人与本诉原告有法律上的权利性关系或权利义务性关系时,该第三人便可对本诉原告提起参加之诉。这时,无独第三人在参加之诉中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而本诉原告则成为参加之诉的被告。

    二、一般参诉方式

    一般参诉,也称辅助参诉,是指无独第三人以辅助参加人的身份参加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间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参诉方式。

    一般参诉方式与特别参诉方式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两种参诉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无独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不同。采一般参诉方式,无独第三人处于辅助参加人的诉讼地位,依附于本诉当事人而存在,只有相对的独立性。而采特别参诉方式,无独第三人在参加之诉中则处于狭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独立于本诉而存在,不具有依附性的特点。第二,无独第三人的诉讼权利范围有别。采一般参诉方式,无独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受到明显限制,通常不得享有与处分实体权利有关的诉讼权利。采特别参诉方式,无独第三人在参加之诉中享有完整的诉权,不得受到任何限制,这是由其狭义当事人地位所决定的。第三,判决对无独第三人的效力有异。采一般参诉方式,判决原则上只能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对无独第三人产生预决作用,而不能给无独第三人设定实体权利义务。采特别参诉方式,判决则可以确定无独第三人享有实体权利或责令其承担实体义务。二者的联系表现在:其一,参诉的根据相同,即二种参诉方式都是基于无独第三人与本诉存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二,参诉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遭不利的诉讼后果。其三,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采一般参诉方式后,根据需要,本诉当事人一方或无独第三人可以提起参加之诉,主张一定的实体权利,要求人民法院将本诉与法院参加之诉合并审理。相反,采特别参诉方式后,提起参加之诉的一方还可以申请撤诉,无独第三人此时有权要求作为辅助参加人进行诉讼活动。

    在诉讼实践中,一般参诉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1.无独第三人申请一般参诉。无独第三人申请一般参诉,是指案外人认为自己与本诉存在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以无独第三人的身份为辅助参加的一种参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