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执法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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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农业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农业领域可以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成果包括农、牧、渔、机具的发明与改进，肥料和饲料配方、农药和兽药组合物，食品、饮料和调味品的酿造技术，新的生物菌种及产品，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方法等。

2、植物新品种。

指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所享有的生产、销售、转让、标记等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一般认为，农业专利系统不适于品种保护。除美国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未将植物品种纳入专利保护范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的颁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的出台，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

3、农业商标。

除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所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外，对名、优、特、稀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权或原产地域名称权的保护一般也属于农业商标权保护的范畴。

4、农业商业秘密。

指农业科研单位对其繁殖材料、数据、栽培方法等技术信息，以及农产品经营对其决策、价格、客户名单等信息等所享有的经济利益权利。

5、农业著作权。

即农业科技人员对其科技活动中所产生的著作、论文、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农业科技、影音资料及软件等，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二、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特征

受产业特征的影响，农业知识产权除具有排他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知识产权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易扩散性、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等特征：

1、易扩散性。

指由于农业科学研究新成果、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大多在田间进行，所以较易被他人非法窃取或流失；

2、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

受生产分散性特点的影响，在农业的一些权利领域范围内，权利主体往往难以控制，如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发明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3、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

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自然和经济的交互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知识产权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

4、侵权数额难以计算。

以小麦新品种为例，除非收割并根据市场价收购，难以估算其产量、价格。

三、农业知识产权侵权鉴定问题

1、鉴定单位的鉴定资质问题

目前对植物新品种的鉴定，尚无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和授权的鉴定资质单位。法院还是应当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出发，不能仅仅因为资质问题而不去委托鉴定。只要鉴定单位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水平和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了科学先进的鉴定方法，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就可以采信.

2、鉴定方式和标准问题。

DNA指纹技术、醋酸同工酶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的方法，是目前我国通用的三种种子鉴定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除个别国家认可外，尚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方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种植方法（DUS方法），这三种方式有其快捷、方便，成本低的优势。鉴定方法的选择，既要考虑公正，又要考虑诉讼效率，兼顾诉讼成本。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鉴定是首选的鉴定方法，种植的方法可以作为最终的手段。若一方当事人对采用上述三种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且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反驳，才可以采用种植的方法。即使采用种植的方法，也要对如何进行种植设定相应的标准，以保证从种到收这一长段时间内不出现差错。

四、关于证据保全的问题

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时，能否查证侵权人侵权销售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赔偿请求的实现。

在采取保全措施时：

1、从仓库入手，直接到仓库清点库存被控侵权产品；

2、控制被告的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由于目前种业公司管理相对规范，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等资料比较齐全，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销售量；

3、通过铁路部门调取货运单据和附随的植物检疫证等证据，证实其调入的种子量。

目前，许多侵权者为了逃避责任，采用散装种子销售，销售凭证、账目、货运单据均不体现侵权品种名称，或者干脆变换名称出售，既使掌握了这些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为被控侵权品种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即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购进的或销售的品种名称。否则，法院可以调取的销售量作为全部侵权产品的销售量来计算损害赔偿额。

五、利害关系人诉权的确定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9条规定是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法律依据，但是，利害关系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原告提讼，以什么形式参与诉讼，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一般来讲，法院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和品种权人共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利害关系人符合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因生产、销售同一新品种，侵权人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而被许可人必须支付使用费，那么被许可人的产品成本必然高于侵权者，侵权者的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此侵权案件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

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在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确定全面赔偿原则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但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

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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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函数理论表明院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决定了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水平。同样，农业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其配置对农业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并决定了农业的基础竞争力。由于甘肃省人均耕地面积较全国平均水平要高，生产运作的机械化程度和每百户拥有的拖拉机数这2个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较其他南方省份更是高出许多，说明其基础竞争力水平较强。

但从表2可以看出，甘肃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率为17.77%，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南方省份，与其他西北地区相比，属文盲率较高的省份。劳动力文化程度低的现状在甘肃农村经济发展中是一个突出的障碍，这种情况必然制约甘肃特色农业劳动力水平的提高，也影响农业科技的普及。

效益竞争力

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这3个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的情况，进而反映效益竞争力曰该文主要选择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农业从业人员主要农产品生产量来表征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甘肃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甘肃省2008年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落后全国15~20年，仅相当于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而农村人均纯收入也只达到发达省份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由此表明，甘肃农业生产的效益竞争力水平相当落后。

结构竞争力

农业经济结构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格局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分布状况。该文选择第一产业占总产值比重、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3个指标来衡量农业结构竞争力。从表4可以看出，甘肃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和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第二、三产业发展落后。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比重来看，与其他经济发达的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明显差距，说明甘肃省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度较高，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第二、三产业服务于第一产业的能力也较低，因此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现代化竞争力

机械化、电力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4个方面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该文选取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以反映机械化装备水平曰以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反映农业电力化水平曰以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渊以1hm2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计算冤，反映各区域农业化学化程度曰选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以反映一个地区农业生产水利状况。从表5可以看出，甘肃农业在以上几个指标上基本都属落后，因此整体来说，甘肃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综合以上5个方面的竞争力指标可以判断，甘肃农业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只能算是一个农业大省，并非农业强省，其综合竞争力只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甘肃特色农业发展制约因素

1生态环境劣势

甘肃生态环境较其他省份劣势，农业发展中最大的障碍是水资源贫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7%，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均降水量不足310mm，且时空和区域分布不均。干旱，风暴、霜冻和干热风等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往往给甘肃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近年来，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化学物质的投入增大，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解决甘肃省粮食自给有一定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地膜覆盖造成的野白色污染冶在全省范围内普遍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甘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劳动力素质劣势

甘肃属教育相对落后省份，全省文盲或半文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2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口仅占11.97%。妇女中文盲与半文盲的比例则更大。文化程度的普遍偏低致使农业科技推广困难，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严重制约农业生产效率。

3科技劣势

据调查显示，农业科技在甘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40豫左右，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不足1/3，大约只有5%的技术真正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科技含量低，生产机械化运作能力差，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将直接制约甘肃农业发展，成为特色农业发展的羁绊。

4信息劣势

信息化已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和制约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关键因素。甘肃信息化各要素指数在西部地区均处落后，信息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信息服务的渠道不畅通。特别是信息化人力资源发展较慢，信息化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甘肃信息化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制约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规模劣势

2010年，甘肃特色农业销售收入达1亿元以上的企业有46个，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到500家。截至2010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4800个。这些数值虽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其他省份相比，在绝对数量和增速上都落后许多。这说明甘肃农业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覆盖面窄，参与农户比例不高，利益和运行机制不规范，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大影响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6制度劣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我国农业制度围绕市场经济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创新。但许多制度瓶颈仍未完全消除。一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严重阻碍农业规模经济的发展。二是不合理、不规范的农村财税制度难以激励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三是现行的农村信用制度和农业发展支持体系的缺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投资欲望，更无法满足农业和农民市场化、国际化的需要。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及产权不明晰的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都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矛盾在甘肃特色农业发展上表现尤为突出。

提升甘肃特色农业竞争力的建议

1调整特色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特色农业集群化的发展

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区域布局、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3个方面。甘肃要加快建设一批规模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在完善的产业体系要求下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有选择地重点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外资项目，进而促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完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布局。

2大力引进和挖掘农业技术人才，加大对农业科技研究的扶持

一是要通过制订优待政策，吸引省外农业科技人才。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省内科研院所尧高等院校与特色农业基地密切配合，订单式的培养特色农业技术人才。三是在选择农业推广技术时，要注重选择针对性强尧实用性高和可操作性佳的农业技术。对推广的技术要简化操作程序，降低操作成本，不断改进和提高农业科技的使用效率，努力使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尧增效中的贡献率不断得到提高。

3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品牌建设，特别是要重点扶持绿色品牌

甘肃特色农业缺乏知名品牌和市场号召力。今后甘肃要重视品牌建设，以打造明星企业和名牌产品为依托，提升市场号召力。同时，要顺应市场对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的趋势，重点培育绿色农业品牌，建立绿色农产品质量控制体系，从产到销都要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严格把关，更要注重绿色品牌认证。

4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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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机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2.1农业机械是农民增收的助推器

农业机械在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比如，一台中型农业机械每天可以进行农田作业的面积在5.3万m2，生产成本在12元/667m2，如果是人工进行作业，每667m2需要1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需要120元。农业机械作业价格在40元/667m2，每667m2将会节约80元，同时还能抢抓农时，不误节令。这不但能够节约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农业机械的快速发展为剩余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给予了很多时间，使人们能够利用第二产业为自己创收收入。还吸引了剩余劳动力从事一些和农业有关的工作，比如农机维修、农机运输和农机作业等，扩展了人们的就业空间，大大促进农民增收。

2.2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

农业机械作为现代的生产工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它在无形中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农业现代化方式和传统方式有很大区别，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处于集体化和规范化；二、农业市场化。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广泛应用使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市场化；三、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不管是资源的有效利用还是环境保护一定程度上需要农业机械来保障。首先，农业集体化和规模化就预示着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就使少数农民得到了规模效益，就需要以农业机械代替人工生产来提高效益。规模化和标准化只能靠机械作业。农业产业要合理利用资源来满足农业市场需求，使农业商品化，让农产品立足于市场走向国际，在国际市场中提高我国农业产品影响力，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质量和加工依然需要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来保证。农业机械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很好的保护了环境，做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比如农业机械解决了“白色污染”问题，使资源能够得到循环利用，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环境污染；小麦收割之后剩余的麦秆会被焚烧，严重增加了环境的健康指数，农业机械进行收割之后会把秸秆粉碎之后进行还田，这不但给土壤增加了养分，而且大大降低了由于焚烧秸秆造成的空气污染。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农业依然不能实现现代化，农业机械在其中的地位相当高。很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虽然道路不相同，但是都是实现了机械化之后随之进行现代化。

篇（4）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占据了本国产品供应的主要市场份额，成为农业和食品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以及农业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我国的工商登记中尚未取得单独的企业法人地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没有法律保护环境下运作，而少量进行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登记注册时主要采取了“社会团体（社团）”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两种法律形式。这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只能从事公益性活动，无法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这显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业务需要。

2.合作组织内部缺少有效的制度约束

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运动的历史虽然各不相同，农业合作社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其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相比之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内部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不少缺陷。突出表现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产权制度不清。二是决策机制失控。发起人往往既是董事长又是经理，一人控制合作组织的所有权力，普通成员的参与度低，合作组织缺乏凝聚力。三是政府干预较多，合作组织没有自力。四是组织建设松散。不具备参与市场竞争和国际、国内高科技农产品相抗衡的实力，只能依托“能人效应”进行管理和运作。五是制度建设薄弱。合作组织成员绝大多数是农民，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组织内部财产权属不清，成员的责权利不明显现象比较严重。六是支持保护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常被忽视。

二、主要对策

1．各级政府应广泛宣传提高认识

政府要利用新闻媒体等宣传工具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着眼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农业、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第二，重点解决实际问题。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于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怀着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尽早登记，以证明其独立的法人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注册后按照普通企业纳税，难以承受。鉴于该组织具有社团法人与企业法人双重属性的特点，可设立单独的“合作社法人”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并在税收方面予以进一步的优惠。第三，改善资金融通机制。各级政府要利用财政扶持资金为其创造有效的贷款担保机制。同时鼓励农村信用社选择制度健全、经营业绩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流动资金贷款的信誉担保制度，扩大信用社对农户的信誉担保范围及贷款额度。第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纳入政府农村经济政策目标的组织体系中。在扶持产业化项目、开展农业科技体系推广、建设农业安全体系等方面优先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重要的实施载体，创造机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第五，抓好示范推广工作。各地可以在产业基础良好、农户经营专业化、市场程度较高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借鉴、推广的做法。

2．合作组织要建立规章，增强对自身的制约力

一是建章立制。指导合作组织制定完备的章程，召开合作成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进一步明确“三会”的活动范围、责任和权利。二是强化民主管理。在内部决策上，严格执行“一人一票”制，切实防止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三是建立健全人事、劳动、财务、营销等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四是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第二，以人为本，增强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坚持以人为本，对内服务于合作成员，对外服务于社会。坚持“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关心他人”的国际合作运动的理念和信条。第三，诚信联合，增强合作组织的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是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其关键是制定有效的经营战略，打造合作组织的品牌、提高合作组织产品的品质、树立合作组织的信誉，以及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其它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第四，创新发展增强合作组织的后发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保障。进行创新式发展，“围绕产业建组织、建好组织兴产业”，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协同发展，起初可以是“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将逐步发展成为“合作组织办公司带农户”的经营模式，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经济学家，2004，5．

［2］农业部关于支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意见.农民日报，2005-5-9．

篇（5）

 

瓜类蔬菜属于夏生草本植物，生长速度快，分枝能力强，处理好蔓叶生长和开花结果的关系是获得优质高产的关键。栽培实践证明，在瓜类蔬菜生长过程中，如果借用柑桔等水果的整形修剪原理，对黄瓜、南瓜、苦瓜、丝瓜等瓜类蔬菜进行整枝、摘心等，可以改善光照条件，集中养分供应，减轻病虫为害，延长结果盛期，取得明显的提高品质、增产增收的效果。一些主要瓜类蔬菜的优质高产整枝方法如下：

一、黄瓜

主侧蔓结瓜的品种如本地种、珠江黄瓜，播种早，培育越冬苗，植株主蔓、侧蔓结瓜早，发生侧蔓少，很少整枝。播种晚（2月下旬后），以及种植密度高（亩栽1300株以上），植株主蔓结瓜晚，发生侧蔓多，一般采取间隔整枝，根据其长势农业论文，抹除侧蔓1/3~2/3。侧蔓坐瓜后，前端留1~2片叶即摘心，生长盛期，摘除老叶、黄叶、病叶。主蔓接近架上及时摘心促结回头瓜。主蔓结瓜的品种如津春、津杂、中农8号黄瓜，其分枝较少，一般基部4节以下侧蔓摘除，其余不整枝摘心。

二、苦瓜

留主蔓及其基部1个侧蔓，抹除其余侧蔓，不摘心。当植株生长茂盛时可剪掉棚上过密侧枝。

三、丝瓜

主蔓上棚前摘去所有侧枝、雌花、雄花，上架后主蔓再伸长33厘米左右，进行摘心，留前端一个侧芽和一朵雄花，抹去其余侧枝、雄花，此时可坐瓜5~7个。待其采收后，侧蔓又伸长16~26厘米，进行第二次摘心，留1~2个雄花以及前端的侧芽，抹掉其余的侧芽和雄花，此次可坐瓜3~6个，如此反复。

四、冬瓜

留主蔓以及在主蔓3~4节选留一个侧蔓，其余侧蔓抹除，早期雌花营养不足，结瓜小，应抹除，一般在15~20节后留瓜。

五、南瓜晚熟品种留主蔓以及主蔓4~5节处的1个侧蔓，或在植株生长5~6片叶时摘心，促进侧蔓发生，留2~3个侧蔓，争取每株结瓜2~3个。早熟品种，如园地贫瘠，宜实行单蔓结瓜，主蔓选留结瓜，在前端留5~6片叶摘心。

六、瓠瓜

子蔓结瓜，子蔓产生2~4个雌花，结1条瓜，至多2条瓜，采收后剪掉子蔓免费论文下载。大腿瓠：孙蔓结瓜，主蔓上架时进行摘心，当侧蔓伸长33~66厘米再次摘心，促进孙蔓产生雌花、结瓜。

七、佛手瓜

主蔓生长4~5节时摘心，选留2~3条强健子蔓，当子蔓生长1.3米许进行第二次摘心，促之发生孙蔓6~7条，任其生长。如过密，则疏去细弱蔓。

八、金丝瓜

金丝瓜主、侧蔓瓜均可结果农业论文，但以主蔓结瓜为主。短蔓品种一般不整枝，长蔓品种支架栽培仅留主蔓，摘除侧枝，满架时打顶，使养分集中供应开花结果。雨季要用瓜叶遮花，防止雨水冲刷花粉，影响结果。为提高坐果率，在上午8时前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并摘除过多的雄花。中后期及时摘去病叶和老叶，以利通风透光。

九、西葫

篇（6）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表现

(一)我国保险业整体发展迅速，农业保险却渐趋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非常滞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出现渐趋萎缩的尴尬局面。在保费收入方面(表1)，总保费收入由1992年的378.0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318.1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2.5%，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却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年均负增长5.9%；在经营主体方面，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商业化保险市场已经形成，截止2005年底，共有保险公司82家，财产保险公司40家，但是，除了2004年后相继成立的数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外，长期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势单力薄；在险种方面，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例，农业保险由原来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30个险种(张祖荣，2006)。相对于整个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来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二)农业风险损失日益严重，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

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农村总人口仍然超过7.5亿，接近总人口数的60%；200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5.2%(美国约为2%)。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据国务院新闻办2006年1月5日的消息，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42.1亿元。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最为广泛，而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却最为薄弱，因此，农业更为迫切地需要保险保障。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灾害损失，我国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1992年农业保险赔款达8.15亿元，而2004年仅2.87亿元(表1)，不到农业灾害损失的1%；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2%(庹国柱，李军，2005)。保险保障的不足，给恢复生产与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困难。

对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学术界多归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方式，即缺乏政府的支持。本文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既有外在因素，即缺乏必要的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支持；更有内在因素，即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农业保险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虫灾、疫灾等，具有风险单位大、区域性强、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可保性差等特点。因此，农业保险经营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普通财产保险经营技术难以奏效。但由于我国开办农业保险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还非常落后。主要包括：

1．农业风险监测。农业风险监测包括农业风险的识别、度量、预测、预警以及信息统计与管理等，是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环节。科学监测农业风险不仅有利于直接控制和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而且也是其他农业保险技术(如定价、定损、产品开发等技术)有效运用和发挥的前提与基础。我国农业风险监测技术非常落后，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例如，由于没有建立自然灾害全程动态预报警报系统，致使防灾防损变得十分被动；由于没有建立灾害损失信息的统计分析与管理系统，以致农业保险定价所要求的历史风险损失资料难以满足。农业风险监测技术落后，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2．农业风险区划。由于农业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因此，开展农业保险必须进行风险区划。风险区划是以农作物历史产量、气候条件、土壤及地形地貌、农作物种类、水利及其他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为依据，按照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的原则，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划分为若干不同等级的区域，目的是保证同一区域内的风险程度基本相同，使投保人的保费负担与其风险责任保持一致。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都客观存在着风险的区域性差异问题。风险区划是农业保险经营特有的重要技术之一，它不仅是科学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合理界定保险责任，减少逆选择的主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曾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无论是单一风险责任险还是农作物一切险，都划分了严格的风险等级，从而形成科学的费率分区。但是，风险区划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大的工作，我国风险区划技术非常落后，进行风险区划的实用指标体系尚未建立。目前除了山东德州对农作物单一责任险和陕西泾阳县对棉花一切险进行过风险区划外，其他地区的风险区划几近空白。

3．农业保险定价。首先，保险定价以科学的精算理论为基础。我国保险精算人才奇缺，现代精算理论及应用研究十分落后，而农业保险领域的精算技术则更为原始。其次，为使保险价格与其风险水平保持一致，农业保险定价必须以风险区划为前提，但我国尚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再次，由于有关农作物和畜禽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数据很不完整，长时间的、准确可靠的农作物及畜禽的损失数据资料难以搜集，耕地面积资料也很不准确，由此计算的平均保额损失率与真实的损失率偏差很大。因此，农业保险费率的厘定和应用既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又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费率相对较低，管理成本又高，致使农业保险连年亏损。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一直存在高风险、高赔付的特点，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4．防灾减损。完善的防灾减损体系是有效的保险体制存在的前提——如果潜在损失过大，保险公司就不得不收取投保人难以接受或无力承担的保险费，并对承保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使保险难以成立(孙祈祥，锁凌燕，2004)。由于农业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大、覆盖面广、经济损失严重，因此，农业保险中防灾减损更为重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防灾减损技术的应用。我国农业防灾减损技术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用地管理不科学、防御工程设施落后、灾害预警预报服务体系不健全、气象卫星等高科技的应用水平低。

5．定损理赔。农业保险的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在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对于特定风险保险，定损时还要从产量的损失中扣除约定风险之外的灾害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技术难度大。目前，我国不仅对灾害发生频率及强度的测定、灾害损失程度的测算等很不准确，而且没有制定统一赔偿标准，理赔中出现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以上，牲畜保险中更为严重(庹国柱、李军，2005)。

6．产品开发。农业保险产品开发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或改造老险种，以期达到合理配置农业保险资源、增加有效供给。它不仅涉及保险、精算、金融、法律等理论，还涉及栽培学、畜牧学、气象学、灾害学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一项综合性“知识工程”。我国在农险产品开发方面人才匮乏、技术落后，集中表现在产品数量少、质量低，产品单一，缺乏针对性，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设计的产品少之又少，难以满足农民的保障需求。

7．再保险。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种有效分散和分摊原保险公司风险损失的重要方式，它对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理、拓展业务领域、提高风险保障能力的风险保障能力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农业风险单位大、灾害损失关联性强，容易形成巨灾损失，保险公司难以独立承担与消化。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再保险的依赖更为强烈(张祖荣，2006)。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再保险市场很不成熟，农业再保险尤为薄弱，无论是技术，还是能力，都远不能满足处理农业巨灾风险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主要采用普通财产保险技术来开发与经营，忽视了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

(二)农业保险经营缺乏政策支持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表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保险的开办，不仅对于管理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作用。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法律、经济、行政上给予政策支持。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以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制度，发生农业灾害时由财政拨款救济灾民，而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很少。

1．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美国、日本、法国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是在开办农业保险前先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以保证农业保险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这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最根本的环境因素。

2．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给予农业保险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费用补贴以及再保险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除上海等少数地区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仅限于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农业保险几乎是纯商业性保险。国内外农业保险实践证明，由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的特点，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庹国柱，李车，2005)。

3．缺少必要的行政支持。开展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支持。首先，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需要基层干部进行宣传引导；其次，农村广阔，农户分散，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等环节都离小开政府特别是乡镇、村政府的支持与协助；同时，基层干部更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及风险损失情况，有利于配合保险公司防范逆选择与道德风险。再次，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如，与防灾减损、灾害救济等有关的政府部门)、保险公司、投保农户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不力，我国农业保险实践中出现很多混乱与纠纷，有的地方甚至指责农业保险为“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阻碍农民投保，或者发生灾害损失后，要求保险公司多予赔付，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公信力，削弱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简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技术水平

1．充分利用现达的科学技术，包括气象卫星技术、通讯卫星技术、网络媒体技术等，建立农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农业风险监测水平，夯实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

2．根据我国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等特点以及灾害发生的历史数据资料，合理划分风险区域；在严格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多档次费率体系，减少逆选择。

3．借鉴国外经验，创新保险产品，特别是开发新型的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区域产量指数保险等多功能高新理赔技术产品，减少道德风险，降低理赔成本。

4．健全防灾减损体系，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的观念。实行积极的用地管理、建立必要的防御工程、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避免或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加强灾后管理，控制灾害事故蔓延，减少灾害损失；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人工降雨、人工防雹等为防灾防损服务。

5．建立健全的再保险机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针对某些特殊的巨灾风险如洪灾、飓风等，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基金，条件成熟时成立国家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风险转移机制，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二)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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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超级秘书网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篇（8）

农业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或恢复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农业生态受益者对农业生态服务者(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所给予的多种方式的利益补偿。农业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具体形式，除具有生态补偿的基本特性之外，更具有针对性。农业生态补偿的对象不仅涉及如农业生态示范园区、退耕还林、保护性耕作等农业的生态建设，还包括对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环境保护，尤其是对水资源污染、农用化学投入品使用、乡镇企业“三公”污染等污染防治问题。

1．2农业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1．2．1缓解农业生态环境压力的需要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日益进步，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农业生产者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却面临着农业资源短缺和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农业资源上，农业生产者采用不科学的方式使用农业资源，导致我国农业资源严重短缺，如不科学的用水方式，导致水资源短缺;二是在农业环境污染上，我国农业主要面临着农业生产者盲目加大化肥、农药和农用地膜的使用、城市工业污染转入农村等问题，这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保育和改善生态环境迫在眉睫。

1．2．2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我国农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保障了工业和城市的向前发展，但农业生态环境却面临着严重破坏和资源的耗竭。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由农民承担保育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显然有失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可以平衡农业生态效益与农民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经济或者技术等措施来弥补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损失，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2．1缺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目前，我国关于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之中，缺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首先，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虽然明确了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地位，但2014年《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生态补偿制度的具体内容作出详细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其次，《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环境单行法只是对农业生态环境中一类或几类要素的生态补偿作出规定，没有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缺乏完整性;最后，各省市制定的《农业生态保护条例》只能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地域性限制，不能跨区域解决农业的生态环境问题，缺乏系统性。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法律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国急需出台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同时出台配套实施细则，以提高农业生态补偿的可操作性。

2．2补偿的具体内容不明确

我国环境问题采用“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的基本原则，这对农业生态补偿具体内容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但是，由于《生态补偿条例》仍未推出，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仍不明确，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范围不明确。补偿主体享受着农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态效益，补偿客体却承受着因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损失。根据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相关法律规定，农业生态补偿以政府为补偿主体、以农业生产者为补偿客体，却没有覆盖全部的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如企事业单位、农业生产者等并没有纳入补偿主体范畴;二是补偿标准不科学，影响农业生产者参与的积极性。标准的不科学不单单只是表现在法律对补偿的界定不明晰，还表现在补偿标准不透明、“一刀切”、补偿标准过低等。例如，《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畜禽养殖废弃物和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农业投入品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生物农药和生物有机肥的推广使用等逐步实行农业生态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但是，从该条例实施以来，湖北省政府并没有出台补偿的具体办法，因此很难确定农业生态补偿的标准;三是措施简单且缺乏长效机制，无法完全弥补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损失。补偿措施包括实物补偿、资金补偿和项目支持等措施，目前我国主要以资金补偿为主，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对整个农业生态环境进行补偿，但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条件存在差异，补偿标准缺少结构性和针对性，很难改善和保育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

2．3缺乏有效的补偿监管机制

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其内容，还需要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实。目前，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补偿的监管机制还不健全，主要体现在:首先，监管部门权责不清，导致监管不到位。农业管理涉及到农业、环保、国土资源、财政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对管辖范围内农业生态补偿都具有管理权，管理者常常以多头管理为由相互推诿而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盲区;其次，农民的监督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和农业生态补偿的直接受益者，农民应该是农业生态补偿最有动力的监督主体。然而，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运行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民对农业生态补偿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够了解，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最后，社会监督机制缺少。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效果不仅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还关系到整个农业生态环境的生态利益，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获得的生态利益会惠及社会每个成员，社会成员有权监督农业生态补偿措施是否落到实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管，除了有利益相关者的监管外，还需要加强社会中间层的监督力度。

3借鉴国内外对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3．1国外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

国外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上具有丰富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国外很多国家明确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了一套完善农业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例如，美国在环境保护、生态补偿，特别是农业生产、湿地再建等方面已经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几乎各个行业的单行法里都渗透着生态补偿。德国也制订了较多的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如《水资源管理条例》《土地资源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生态农业法》等。其次，明确规定了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国外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对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措施和补偿程序等内容加以明确规定，强调了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例如，1985年美国《食品保障法》设立了保护性储备计划，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林、还草及休耕，该保护性储备计划对补偿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如规定补偿主体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受偿主体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愿意放弃耕地、申请参加保保护性储备计划并被准入参加项目的农牧场主和土地所有者，补偿标准是根据环境收益指数的得分进行动态补偿等。再次，有严格的监管确保生态建设的成果。国外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监管机制，对农业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关、申请程序、定期开展监测等进行全程监管，并对不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从而确保农业生态建设的成果。例如，欧美等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政府专项拨款、依托当地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代行来监督农业生态补偿的执行情况。

3．2国内省市对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经验

我国各省、市、区基于本区域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资源枯竭的现状，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出台了农业生态补偿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例如，湖北省制定了《湖北省农业生态保护条例》，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农业生态补偿予以确定;随后，《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对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都有相应的规定;2014年，江苏省苏州市出台的《农业生态补偿条例》是我国目前第一部完全针对农业生态补偿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了农业生态补偿的具体内容。在党和国家构建生态文明的精神指导下，各省市结合各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特点，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采用补偿的方式引导农业生产者及其他主体提高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缓解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压力作出了贡献。

3．3启示

国外和我国关于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对构建我国统一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制定完善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确立其法律地位;二是明确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增强其可操作性;三是结合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打破区域性局限和补偿内容的特定性，建立和完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4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取决于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建立，又取决于农业生态补偿内容的具体化、明确化，还取决于农业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农业生态补偿实施成果的保障。

4．1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及实施细则

农业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要求有统一、系统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这种统一性和系统性不仅要求在生态补偿立法层级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还要求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国必须制定系统、完整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首先，应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及实施细则。2010年，国务院已将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的工作计划，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资金来源、补偿标准、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考核评估办法、责任追究等内容，《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指日可待;其次，对各省市已经实施的农业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内容相冲突的规定应进行相应调整，以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和系统性。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应坚持以《环境保护法》为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以《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为法律依据，参考各省市农业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建立多层次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利于保障农业生态补偿的实施。

4．2明确补偿的具体内容

完善农业生态补偿的具体内容，增强农业生态补偿措施的可操作性，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明确补偿主体与补偿客体权利义务关系。农业是具有公共属性的产业部门，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会惠及全社会，补偿主体除政府等行政机关外，应明确把企事业单位、农业生产者等主体纳入补偿主体的范畴，明确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为补偿客体。企事业单位、农业生产者作为补偿主体，主要对企事业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农业生产者生产活动严重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或者浪费农业资源的行为承担补偿责任，如通过缴纳农业生态税的形式，或者建立农产品价格补贴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挂钩的补助机制进行补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等方面具有专业知识，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农业生态环境，并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制定动态科学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打破区域差别化局限。农业生态补偿标准科学与否，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还决定着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制定合理科学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应综合考虑:一是坚持公平正义、分类补偿和对农民利益倾斜保护的原则;二是应结合农业生产者损失的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数量;三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如美国为解决土地生态问题设立了环境质量激励计划，其补偿标准参考了生产者对计划实施成本的分担比例，并考察生产者对计划的执行情况。再次，加大技术补偿、项目支持补偿等扶持力度。虽然政府通过资金补偿和实物补偿等措施能够直接弥补农民为保育和改善生态环境而采用环境友好的方式生产而面临的经济损失，但传统的补偿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者面临的经济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者的经济问题，我国在农业生态补偿措施中，应在资金补偿等传统补偿措施的基础上，推广技术支持和项目支持等先进的补偿措施，通过引用具专业知识和先进技术的人才，采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农业生态补偿的压力。技术支持和项目支持等措施不仅能够改善和恢复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还能为农业生产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者的产量，激发农民投身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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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它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它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农药是农业生产中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农业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体系中，是普遍使用、必不可少的有效防治措施农业论文，在保证农业高产稳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常用农药的分类

农药的分类方法不止一种，根据农药的来源和化学性质可分为：无机农药、有机农药和生物农药；根据农药的防治对象和用途不同，可分为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脱叶剂、保鲜剂、病毒抑制剂、杀线虫剂、杀软体动物剂、杀鼠剂。

一般情况下，通常农药根据不同的用途，可简单分为七种类型：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杀线虫剂、杀鼠剂。

1.1杀虫剂：是用来防治各种害虫的药剂，有的还具有兼杀螨类害虫的作用。它主要通过胃毒、触杀、熏蒸、内吸四种方式起到杀死害虫的作用。

1.2杀螨剂：是专门用来防治螨类的药剂。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对于不同发育阶段的螨，防治效果不一样论文格式。有的对卵、幼虫或幼螨触杀效果较好，但对成螨的效果较差。

1.3杀菌剂：是防治植物病害的药剂。主要抑制病菌的生长，保护农作物不受侵害和渗进作物体内，消灭侵入病菌的作用。大多数杀菌剂主要起保护作用农业论文，预防病害的发生和传播。

1.4除草剂：是专门用来防除农田杂草的药剂，它可分为触杀性除草剂（防除由种子发芽的一年生杂草）和内吸性除草剂（可杀死多年生杂草）。

1.5植物生长调节剂：用来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的药剂。这类农药具有与植物激素相类似的效应，可以促进或抑制植物的生长发育，以满足生长需要。

1.6杀线虫剂：适用于防治蔬菜、草莓、烟草、果树、林木上的各种线虫。它是由原来具有兼治作用的杀虫、杀菌剂发展成为的一类药剂。目前的杀线虫剂几乎全部是土壤处理剂，多数兼有杀菌、杀土壤害虫的作用，有的还有除草作用。1.7 杀鼠剂：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胃毒和熏蒸剂；按照成分来源不同可以分为无机杀鼠剂、有机杀鼠剂、天然植物杀鼠剂；按照作用特点分为急性杀鼠剂（单剂量杀鼠剂）、慢性抗凝血剂（多剂量抗凝血剂）。

2农药的质量指标

农药的质量如何，要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是有效成分含量是否与标明的含量相符；另一方面是其物理化学性状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要求，如细化、乳化性能、悬浮性、润湿性、PH值等。

2.1农药的有效成分

农药的有效成分是保证药剂具有使用效果的基础物质。农药产品的有效成分含量必须与标明的含量相符，否则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判断农药的优劣，首先要进行定性分析农业论文，看商品农药的有效成分与标识上标明的是否一致。其次要进行定量分析，看商品农药的有效成分含量与标识上标明的是否一致。

2.2农药乳剂稳定性

农药乳剂稳定性是保证有效成分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物理指标论文格式。要求乳油在硬水稀释后，在一定的时间呈稳定性的乳浊液，应上无乳油，下无沉油或沉淀出现。

2.3粉剂类农药的细度

粉剂农药为了喷撒时施用均匀，要求有一定的细度，一般要求95%以上的粉剂颗粒达到指定的细度（200目）。

2.4可湿性粉剂悬浮粒

要注意悬浮粒高低，要求用水稀释后形成良好的悬浊液，如果悬乳性能不好，大颗粒结块沉下，容易造成喷农药时浓度不一致农业论文，一般可湿性粉剂农药要求停放30分钟的悬浮粒不小于50%。

2.5润湿时间

将农药分散水面后，被水面润湿的时间一般应大于2分钟。

2.6农药的酸度

农药原药及制剂中的酸度对有效成分的分解起一定的控制作用，同时也要注意酸度过高，对植物产生危害。

2.7农药中的水分

农药原药及制剂中的水分能引起农药的分解，农药粉剂中的水分能影响粉剂的分散性和使用时的均匀性。

2.8农药的热稳定性

农药的热稳定性，是指将农药置于（54±2）℃条件下，储存14天后分析结果符合标准规定。

2.9农药的低温稳定性

农药的低温稳定性是指农药乳油在（0±1）℃条件下，放置1小时无固体或油状物析出，为合格。

3农药的鉴别方法

3.1什么是假（伪）农药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六章第三十条规定，下列农药为假（伪）农药：1、以非农药冒充农药或者以此种农药冒充他种农药的。2、所含有效成分的种类、名称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上注明的农药成分和种类、名称不相符的。

3.2什么劣质农药

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辩别：1、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2、失去使用效能的。3、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的。

3.3如何签别假冒伪劣农药

3.3.1注意标签。农药标签紧贴或印制在农药包装上，其上标有该农药性能、使用方法、毒性、注意事项等内容的技术资料。标签上应有农药名称。农药名称有三种：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和化学名称论文格式。

3.3.2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生产批准文件号、产品标准号、产品性能和注意事项、有效成分、含量、剂型和净重（容）量、使用说明、毒性标志及注意事项、生产日期、质量保证期、企业名称、地址、电话、邮政编码等。

3.3.3注意有效期。一般为二年农业论文，没有标明有效期的为假农药。

3.3.4标签残缺不全或不明确，包装破损的农药都没有质量保证，不宜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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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完成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与现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将日渐加剧。如何通过现行土地制度的创新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土地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和方向选择

土地制度不是某种因素、某种力量作用的简单函数，它是某个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到制约其生成的种种条件。制约我国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主要条件有：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始终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部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农业比重还很高甚至是国民经济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土地制度更成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鉴于我国整体经济性质和土地制度在整个经济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不能也不应当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从总体技术特征来看，我国尚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广大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特征还相当明显。全社会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这个最原始产业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会劳动人口仍然只能从农业中得到就业机会。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须与农业发展过度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农业发展阶段去建构现代农业阶段的先进的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尽早实现的目标，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将农业生产导向现代化目标。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加速导致农业资源的非农转移，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这一农业发展目标偏好，决定了它必然倾向于有利于上地产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选择。增加农业生产收人，缩小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的利益差距，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追求的最现实的目标。上地制度的设计必须有利于满足农民对收人增长目标的追求，这＃才能使农民成为推动农业发展最积极的力量。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设计，既要有利于政府产量增长目标与农民收人增长追求之间的协调，又必须使它纳人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早日实现的长远目标的轨道。

第四、一种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终只能由农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行为反映作出检验。一种可行的土地制度，不仅不能背离广大农民的意愿，相反应当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在我国农业发展现阶段，占有土地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转化程度低就是证明；产权不受侵犯是来自农民最强烈的呼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对过重负担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经营是最受农民欢迎的生产组织形式，改革前后农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是最有力的说明。

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来自制度安排与其所对应的约束条件的协调性。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只能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国新型土地产权制度，只能在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框架内生成，并且只能是这些条件的内在要求处在耦合和均衡状态时的产物。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空间是相当狭小的。它们决定了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只能沿着如下方向推进；（1）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权能完善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也就是说，虽然对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最好是集体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建构，而不应是对集体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土地资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经营方式的改变，不仅背离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也会使政府粮食总量增长目标至少经受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设计

在理论界提出的各种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对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约束条件的考虑相对最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为我国现阶段上地制度建构的主体模式。这一模式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对家庭经营方式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来农业家庭经营的成功实践，并且可以从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经验中获得支持，同时现代产权理论和农业发展经济学中亦不乏理论依据。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对传体体制下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属关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态度，试图绕过所有制通过经营形式的改善来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产权缺陷。不可否认，这只能延缓和积累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足进而刺激农业增长。

在现有土地制度创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创新意义。一方面它在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较好地实现了集体产权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为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一条极富启发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农民实实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创新低政治风险的要求。不难分析，土地股份合制与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依赖的约束条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协调的，因而它的出现受到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现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来的最突出问题，是存在着以合作化经营或集体化经营否定家庭经营的倾向。尽管其出发点是试图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这种倾向还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因为农业中集体经营的低激励效应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转变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视作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误区，即忽视农业产业特性而试图以集中化、统一化经营取代农户的个体经营。因此，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点，是试图使家庭经营方式在土地产权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规模合理的基础上继续成为农业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制度性保证。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过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希图在较易得到政府和农民双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础上，建构起土地合理流转和有效集中的机制，从而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顺利过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现代化指向和规模经济偏好决定了其建构的主要条件是，农村非农产业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的非农转转移，使目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与劳地关系得以改变。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出相对宽松的人地比例关系，70％左右的农业人口依然凝固在农业上实现就业和维持生存及低水平发展，那么，以减小土地有效流转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设计必然失去意义，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投包机制亦无发挥作用的可能。

土地股份投包制建构条件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还不具备该模式普遍推行的条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国的建构，第一，在时间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我国农业人口的比重还很高，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任务还相当艰巨；第二，在空间上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展，首先在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形成，然后随着非农产业发展的地域扩张而逐步推开；第三，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应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与加速二、三产业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而这一制度变迁的起点则是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其衔接过渡可以通过三个阶段完成：

1、由农户土地承包权向农户土地股份所有权转换阶段。（1）认定目前集体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这种合理性的有效期限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据人口的变动而调整；（3）在承包权稳定化的基础上，赋予农户对经营的集体土地份额的股份所有权；（4）实行土地股份所有权和相应份额土地经营权的统一，农户可以直接经营自己应占股份的土地。

2、股权与经营权统一向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转换阶段。在农村二、三产业获得一定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基础上，确立股份共有土地的经营数量下限，促成小规模经营农户在持有土地股权的条件下寻求农外就业和放弃经营土地，将土地逐渐向少数种田能手手中集中。

3、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完成阶段，即社区农民股份共有上地的少数农户规模经营阶段。这时，原大部分农民持有土地股权而在非农部门就业，少数农民通过竟包在完成农业税和交纳地租的基础上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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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农业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中最直接最关键的环节。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农业行政执法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1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专职执法人员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舆论氛围不浓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编制、理顺体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农业行政执法分散于各个基层单位。有的没有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4行政执法面临的难点

农业行政执法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相对人、执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素质不同，导致执法难，难执法。有些由于认识不到位，行政执法难以放到应有位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执法机构履职无法独立完成，干扰因素多，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落实；在少数地区，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日趋严重，管理机构重标识、轻质检，重处罚、轻管理，重外地、轻本地产品现象普遍存在。

2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2.1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将分散在各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统一起来，单立机构，专司执法工作，单独行使职能；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人头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2.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只有努力学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2.4加强执法监督，确保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