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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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

既然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来理解风水学，不妨以外来的“和尚”的认识来理解，用更加现代、简洁的解释更通俗易懂一些。英国传教士伊特尔《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中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伊特尔对古代风水元素中的“理”、“数”、“气”、“形”，归纳为“自然法则”、“自然数值比”、“自然气息”、“自然外形”。通过四个角度解释了风水所依据自然的基本面貌。同时，伊特尔也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风水发展中的遗憾:“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再通过实践分析来解剖自然，或者真正科学性的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地位”。简单的来说就是初级的、淳朴的认识没能以实验来推导，而是以一种经验的逻辑来无限的推广，是一种没有发展成熟的古老学科。日本学者郭中端在《风水:中国的环境设计》中指出，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耕作、收获与天地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克服自然界的影响，进行再创造，而是逐渐的产生了对天地万物的信仰和向自然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如果抛开风水理论，就很难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真正奥妙所在。关于风水，我们除了想古人学习有用的东西之外，在风水诞生之初的一种向自然学习的态度，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谈到:“中国人不仅根据天象来占卜，也相土或风水来卜地。风水产生的深远影响，已比占星术更为近代学者所注意。风水与占卜不同，从罗盘发明，可以认识风水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种植树木和竹木以防风，强调流水近于房屋的价值。虽然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以说明。”李约瑟谈到了风水对于科技的贡献“当欧洲人甚至连指向性都还没有听说过时，中国人就已在为磁偏角的起因而操心了”，肯定了风水的确在很多方面对于人类史有益的，也清醒的认识到它存在说不清的迷信，并且出人意料的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的风水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同样是封建社会，欧洲的中世纪城市，逐步自然发展到了一种有机的城市尺度，场所的感觉适宜人的心理及尺度，但是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并未有过实际系统的研究，而在中国在探究居住环境领域却形成了一套相当实用的理论，同时这种理论与儒家、道家思想的结合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美学，比如我国的古建筑群的布局，古典园林，都有着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效果。牧尾良海对风水的定义:“当人们在构筑都城、住宅、坟墓等建筑物时，对构成所择地点环境的大地自然的形式、方位，流泉的有无以及它的形态，地表下的精气(龙脉)的优劣吉凶，整个局面的阴阳调和程度等，进行观察判断，寻求各种条件尽可能优良的佳境胜地，包括上述种种理论和方法的思想的体系，即是风水思想。”牧尾良海的这一定义，把握住了整个风水的思想。

篇（2）

一、关于理论模式的讨论

在/人文学科和建筑史学的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建筑空间往往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乃至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通过建立一种理论模式来进行解释的。本文把“理论模式”理解为研究者用来描述对象的术语及其关系和规定。

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和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考察，一种简单的理论模式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高级意识形态（一般是宗教、）和它的主流建筑形态（一般是寺庙、教堂或宫殿）进行对应性的考察，在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寻求对应关系。这种理论模式的特点是静止的、典型的和对应性的。这一的关键是对应性关系的判断和分析，合理的对应性关系可以使理论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这种简化的理论模式的缺点在于：

（1）对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描述采用一种静止的概念，这对于稳定的历史现象的概括性解释是有效的，但是很难对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历史演进作出解释，尤其是当这些用来描述的概念直接使用既有的名称时（如宗教派别或建筑类型等等），还有可能受其历史语境的；

（2）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对应，实际上省略了人的行为这一中介。意识形态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反映的，人的行为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建筑的空间关系来反映。人是建筑空间中活动的主体。建筑空间中有不同的人群活动，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考虑人的行为这一中介，实际上就是要考虑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进一步的，这就带来了建筑空间解释的多义性。

一种理论模式要更为有效，就必须恰当地处理好历史因素（上文（1））和主体因素（上文（2））的影响。在前述简化的理论模式中，历史因素和主体因素都是作为模式的外部因素起作用，因此很难在模式内部处理。当这种外部效应比较大时，理论模式的解释力就会受到影响。一般说来，这种外部效应的大小和研究对象有关：当研究对象在一段时期中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时，历史因素的外部效应就比较小乃至可以忽略；当研究是在一个较大规模的概略性的层次上进行时，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也就可以简化处理，比如以最具有代表性的主体及其主要行为作为空间分析的基础，乃至直接以空间的关系作为行为的表现，后者就取消了主体因素的外部效应。

本文的课题是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基本构图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总体性、概略性的考察。对于上述简化的理论模式存在的，本文的分析和对策是：

（1）历史因素的内化：

为了避免历史语境对既有的名词的影响，可以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历史阐释，比如根据“佛教”一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含义，有区别的使用这一术语；也可以使用新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术语。不论是哪一种方式，还仅仅是表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理论模式中反映历史现象的演进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考虑把具体现象的抽象概括（即术语）表述为随时间的变量，这样理论模式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时间）因素内化为系统的内部因素；

（2）主体因素的内化及其矛盾：

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带来的建筑空间解释的多义性问题，解决的一种途径就是用多重解释方式代替单一解释方式的理论模式。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于同一个固定的几何空间做出多种解释时，这种解释必然脱离了空间的几何性质，这时候采用何种理论分析工具来描述同一空间中的多种行为就成为一个新的困难。

朱剑飞先生在对清故宫及北京空间的分析中，提出了“神圣”、“世俗”、“常规”、“暴力”四类关于政治空间的“实践”，正是上述多重解释方式的表现；他提出“把叙事性民俗学方法和结构性分析学方法结合起来”，正反映了主体因素的内化后的矛盾。

对于理论模式的多重解释方式，是否只限于采用“并置”的表述方式呢？同样由于人的行为的多样性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几何空间的基础上，而这一几何（物质）空间的设计和营建必然是服务于其主要使用者，体现该使用者的主要价值观，所以理论模式的多重解释方式必然有主次之分，而且其主要解释方式也必然和几何空间更为吻合，同时几何（物质）空间的设计和营建也必然要在实现多种行为的目标之间表现出一种调和的努力。因此，在完成多重解释方式的分析之后，对几何空间如何表现多种行为方式的整合性进行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不管这种“整合性”是表现为和谐还是冲突，这种“整合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节开头提到的，所谓简单化的理论模式（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这也是朱剑飞先生所批评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解释力。

简言之，主体因素的内化和理论模式的可操作性是一种矛盾。这个矛盾还难以彻底的解决。另一方面，正如上文分析的，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的研究仍有其合理性，表现为：长时段大规模研究的概略性和几何空间本身的“整合性”。本文的课题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本文的理论模式

本文的理论模式，在第一层次上，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高级意识形态和主流建筑形态的典型构图方式作为对应因素；在第二层次上，是把意识形态中的超验的、有神的部分和中心对称的集中式构图作为对应因素；而把意识形态中的经验的、伦理的部分和主体（人）的主要动线上的空间组合方式作为对应因素；在第三层次上，具体对中国古代建筑而言，就是把上古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和“明堂式”构图作为对应因素；把后世具有本体论地位的以“礼制”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和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序列化空间组合方式作为对应因素。

以上采用这样一种略显呆板的形式化的表述，目的是：

（1）明确理论模式的逻辑关系，有利于读者检验和批判；

（2）历史演进问题的引入。比如说，如果解释模式只停留在上述的第一层次上，也就是把既定的宗教（或宗教性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分类的依据，就不容易解释同一宗教内部的分异和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交叉现象。以佛教为例，汉化的大乘佛教在唐代普及之后，想以佛教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区别来解释寺庙和宫殿的空间构图方式的区别其实是很难的。在笔者看来，后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这个解释模式中，把意识形态中的超验的部分和经验的部分作为两条线索（两个因素），避免了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的宗教类型或哲学流派的术语表述方式，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可以成为一种随时间的变量。这样就可以把历史演进的问题引入理论模式内部。

（3）主要动线上的空间组合方式的考察仍然是一种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的研究。而对主要动线的强调则是对主体因素的一种简单回应。

这种对历史现象各个因素的形式化的对应性考察会丧失丰富的细节，但是对于长时段的历史的逻辑分析，仍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视角。

三、“明堂式”构图

“明堂式”构图是指建筑物居中，近似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本文把这种构图方式和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有神的部分相联系。具体展开为：

1.“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共性

历史早期的建筑形态，多采用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这似乎是东西方的通例。比如原始社会的“大房子”，中国三代传说中的明堂制度，西亚的山岳崇拜、埃及的金字塔等等。这些突出构图中心的做法意味着东西方共同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这种宗教性的文化中，对人性的超越无法在现实的世间达到，只能通过非的力量（巫术），而空间的图式也是集中向上的构图，运用一切技术的极限，和地球的重力对抗。构图中心的建筑物既表现了人力对自然力的挑战，又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崇拜。无论是挑战还是崇拜，这里表现出来的人和自然的根本关系（天人关系）仍是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的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逻辑。

强调“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重点在于说明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共性。比如，这种构图形式可以和所谓的萨满巫术的工具象征联系起来：如大地之柱、神山。当然也可以说和更原始的太阳崇拜有关。而在西周以前的尊神重巫的神本主义的文化，也接近于西方的宗教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有神的部分始终保留者，并且具有哲学本体论的地位。

在强调了中、西方早期建筑形态的“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之后，才可以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异，例如《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中对“垂直向”和“水平向”，对数字“7”和数字“5”（或“9”）的区别的深入讨论。中国早期建筑形态的“明堂式”构图对“水平向”和数字“5”（或“9”）的偏重，表明了时间因素在中国文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时间是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方位来表现的。构图是中心对称的，各个方向的均一，表明人们意识中的时间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的时间，没有历史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当时作为意识形态中心问题的天人关系，是绝对的，不含有历史因素，或者说不能通过人的历史实践来解决天人关系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这一阶段，更多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共性（超验的、有神的部分）。

只有弱化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强调某一方向的独特性，才能强调人在空间中活动的作用，才能表明人的时间意识是“的”而不是“的”。但是仅此还不足以成为对意识形态的根本修正。只有在古代建筑形态的中，单一方向的强化才继续走上了序列化空间组织的道路（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解释见后文），而同时“明堂式”构图逐渐衰落。在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构图方式中，单一殿堂的地位依附于它在空间序列中的位置。同时作为象征性的对应，殷商的神学本体论也让位于西周的宗法伦理制度，并最终以“礼教”的名义，长期统治了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

2.“明堂式”构图的延续和衰落

中国古代建筑的中心对称构图（即“明堂式”构图）延续的时间并不短暂。在秦汉的实例中是高台和楼阁，在南北朝到唐代的实例中是塔院式的佛寺（见四），以及皇家陵墓的陵体布局（见四）等等。

（1）尽管在殷周之际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转折，但是儒家的宗族伦理制度占据统治地位迟至东汉以后。考虑到建筑形态对文化心理反映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各种以楼台为中心的建筑形式延续的时间较为久远也是可以接受的。从泰始皇到汉武帝，建造高台的目的之一都是为了与天神相通，这一点与西方基督徒们到教堂的尖顶下接受上帝的召唤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2）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明堂之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宗教性意识形态的追求，或者是帝王对“绝对”权力象征的追求：汉代王莽和唐代武则天夺取权力后都通过明堂的兴建来显示自己的地位的合法性。

（3）这种强化构图中心的群体组合方式，在中国建筑的发展上，从早期的流行到后来的式微，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从宗教的超越性转向世俗的生活秩序，这是中西文化的分异之处。到了宋以后，统治者终于不再建造仿古式的明堂，而家的学说则占据了统治地位。唯一的例外是高耸的天坛，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宗教精神的最后一块纪念碑。

四、序列化空间组织

1.关于“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说明

序列化空间组织指的是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多个空间的一种组合方式。这里主要动线一般是建筑的南北轴线（也有例外，如园林）；序列化指的是多个空间以明确的“界面”（门或堂等）来分隔和联系，从而形成一系列空间的层次和秩序。

正如通常情况下被普遍认为的，中国古建筑的单体形象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正反映了建筑象征意义的传达主要通过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整体进行，而单体形象，作为序列化空间组织中的一个“界面”，往往缺乏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建筑象征意义。

序列化空间组织对象征建筑象征意义的传达，严格来说必须引入主体性的因素。只有通过制度文化的规定，我们才能比较确切的了解一系列看似重复的空间有什么不同的含义。而如果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那么多个空间之间的“界面”（门或堂等）就成为的重点。不同“界面”的处理方式，不同“界面”所限定的空间尺度，不同“界面”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中国古建筑中都有其象征意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界面”对象征意义的传达是要通过一系列“界面”的差异性来体现的。

中国古代对日常人伦世务的重视，使得政治思想和伦理学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儒家学说”可以被后人称为“儒教”，“礼制”也可以被称为“礼教”。“礼”本来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制度规定，而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空间形式反映的。因此本文把以“礼制”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等级伦理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和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序列化空间组合方式的发展相联系，作为对应因素来考察。

即使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对序列化空间组合中的“界面”进行研究，也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只从序列化空间组织和“明堂式”构图的消长关系作一简单的。

2.序列化空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和“明堂式”构图的交叉关系

西周宗法制度的确立，以现世的伦理秩序取代了殷商的尊神重巫的宗教文化，同时在古籍中也有周天子“三朝”，“五门”的记载，成为早期建筑空间纵深布局的典型例证。正如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要迟至东汉以后一样，“三朝”、“五门”制度的整理也得益于东汉的儒生。从单一的“明堂”式空间分化出不同的仪式空间，是一个连续的逻辑过程，从汉代的东西厢到六朝的东西堂一直到后期的纵三朝制度，可以看成是世俗礼仪逐渐加强的缓慢过程。而典型的“五门”制度只有在明南京和明清北京才形成。

佛教寺院的布局变化是一个例证。早期传入汉地的佛教偏重于小乘教理，这种具有较强的超越现实的宗教色彩伴随随着的是佛塔中心式的构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在佛教传入初期，楼台的营造之盛。只有在大乘佛教教理盛行以后，入世的修炼，现世的秩序才被重视，纵深布局的序列化空间组织也才在佛寺中流行起来。而后世的寺庙和宫殿、官府在空间布局方面也就很相似了。

皇家陵墓的陵体布局从唐到明清也体现了构图方式从中心对称到轴线引导的变化。唐代在山陵四周筑以正方形墙，四面辟门，四角建角楼。明清陵体放弃了方形布局，采用前方后园，圆形宝顶，四周围以墙，仅南向辟门。

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构图和“明堂式”构图的关系并非完全不相容。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序列化空间组织的一些节点上仍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即主体建筑在院落的中心）。这在大量的宫殿、寺庙实例中都可以见到。这正反映了“礼教”对“宗教”的兼容性，或者说，反映了等级伦理制度中，“尊者”对“卑者”关系的绝对性。而在这种交叉关系中，序列化空间组织无疑是根本的。

这种序列化空间组织中的节点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制度文化中的细微的部分。例如以唐代的《戒坛图经》的律宗寺院格局作为当时庭院组合方式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到每一个小庭院当中都有一个作为构图中心的小殿堂。从这里仿佛可以看到当时林立的藩镇割据现象。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藩镇割据是“封建”制度的遗存，而“封建”制度起源就是宗族的分封制度。宗族间关系同时也反映在大家族的聚居生活形态上，最终落实为庭院的组合方式及其体现出来的控制关系。

五、两个引申的

1.“明堂式”构图对形成“殿堂式”结构类型的作用

《营造法式》的殿堂式结构形式的形成，在技术上是井干式的，这一点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功能上和多层楼阁有关，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在社会文化背景上的研究更少。如果考虑到“明堂式”构图在高等级建筑中的延续性，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木构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汉魏北朝时期楼阁作为高等级建筑的普遍性，对殿堂式形成的几个因素可以得到一个较完整的解释：

（1）陈明达先生对早期木结构技术的研究指出，在铺作形成和大量早期建筑形象中，都有井干式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秦汉以后，高台建筑向楼阁式建筑发展，木结构的多层建筑采用了井干式的木构架体系，在此基础上促成了铺作层的产生的抬梁式的出现。而楼阁的首先是在皇家的建筑中，在各种充满象征意味的“中天台”、“神明楼”乃至后来的佛塔中。皇家的建筑活动刺激了楼阁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使这种技术形式获得特殊的等级象征性。

（2）汉代画像砖中的建筑形象，已经出现了穿斗、井干、三角架等多种形式。民间建筑并没有太多的高层的需要，只有在皇家建筑中才采用并发展了井干式。而井干式的技术，一方面满足了高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吻合了皇家建筑在早期（更富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时期）对“明堂式”构图的需要。

（3）《营造法式》的殿堂式结构形式，实际上保留了“明堂式”构图的中心对称模式，因此它不是用只有一个维度的侧架图来反映，而是用整体式的分槽形式来反映。换句话说，象金厢斗底槽这样的例子，在草架以下，它的平面、正立面和侧立面只有间数的区别，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佛宫寺释迦塔的例子更明显。

（4）井干式构架的中心对称性，使得纵架和横架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对每一个立面而言，看到的都是纵架的表现。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汉崖墓、南北朝石窟的局部建筑形象中（它们都属于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看到的都是纵架的显著效果。

2.“四合院式”构图的反思

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组合方式，以庭院的使用为突出特征之一。三千多年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一号、二号宫殿遗址都出现了庭院，可见庭院的历史很久远。当史前庭院遗址和明清四合院被联系起来时，“四合院式”构图往往被看作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四合院式”指建筑物周边布置，中心为庭院的构图方式。很明显，这种构图方式和前述的“明堂式”构图是有矛盾的。

要澄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四合院式建筑本身有它在功能上的合理性，因此早在汉代画像砖中就出现了四合院式的建筑形象。但是如果以“四合院式”构图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还需要加以讨论。笔者在对闽粤交界区的“从厝式”民居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早期庭院的“堂庑式”及“堂厢式”的模式，其特点是庭院的构图中心是实体形态的“堂”；在庭院的组合秩序上提出了从“向心围合式”到“单元重复式”的演进，并结合家族制度的变迁和人口迁移对现存“从厝式”民居现象作了初步解释.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四合院式”构图的形成和发展试作如下解释：

（1）就单个合院而言，四合院式建筑有可能出现得很早，但是它的普遍性是可以怀疑的。一方面大量的乡村民居可能并没有严格建筑意义上的院落；另一方面类似“明堂式”构图的堂屋居于院落中央的例子也可能在历史前期长期存在，典型的例子可见于敦煌晚唐85窟壁画的一个住宅形象中。

（2）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更主要的在建筑群的整体中表现出来。因此考察“四合院式”构图在建筑群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在当代的一些中，中国古建筑群体组合方式常常被简约为一种“单元式”的网格扩展的方式。李允的观点或可作为代表。这是一种从四合院为单元的，向纵横两个方向（进、路）平均展开的均质的网格状平面扩展模式。这是一种有强烈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中国古建筑群体是一个有开始、、收尾不同处理的序列化空间组织，把它看成均质的平面网格是不合适的。即使忽略建筑形象的具体处理方式，中国古建筑群体也不能看成是四合院空间的叠加。

前文论述序列化空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和“明堂式”构图的交叉关系时，已经指出序列化空间组织的一些节点上仍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即主体建筑在院落的中心），在大量的宫殿、寺庙实例中都可以见到。本文把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节点从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到“四合院式”构图方式的转化称为“构图中心的虚化”，这种“构图中心的虚化”在宫殿、寺庙等建筑中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这种高等级建筑始终要保留一定的神化色彩。

篇（3）

2000多年前，伴随着云南地区水稻技术成功传入日本，云南地区特有的干阑式建筑也随之传入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成为日本建筑造型原始形态之一。日本的神社建筑造型就是源于干阑式建筑。就佛教建筑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也因此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文化纽带。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四周以回廊相连，并且左右对称。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慢慢消失，现在的法隆寺已经是依山就势的非对称格局了。

这种不对称布局不仅在寺院建筑的规划中使用，也被日本皇家建筑采用。桂离宫中的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人工的痕迹融于自然的地形当中。这已经和源于中国的建筑习惯大异其趣了。中国的宫殿，等级制度森严，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出现不对称布局是不可想象的。而源于中国的日本建筑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有的学者认为，桂离宫的布局更像中国的皇家园林，如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但是在中国这些皇家园林中，它们的主体建筑依然是严格的轴线对称，只是在园林部分布置的比较自由，建筑的色彩也是华丽富贵，彰显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日本多山多丘陵，这种依山就势的不对称布局适应了日本的自然地形，也和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直接相关。

除了不对称布局之外，日本建筑还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材料非常纯粹，以木材和茅草等自然材料为主。木结构，草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功能、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桂离宫内的体量并不高大的竹编御幸门，园内的草葺或树皮葺屋顶，以及素色的格子门窗，抛弃了人工的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还有源于中国的牌坊式建筑——鸟居，和中国牌坊的繁琐和华丽也形成了强烈的相比，已经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日本的禅文化与建筑

日本的建筑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对禅宗的欢迎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仰慕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使然，还有来自日本内部的自身因素。

日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日本远离大陆，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经常有突发的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使再美的事物也会因自然灾害的降临而瞬间消逝。这自然助长了日本人的无常感跟宿命感。他们知道再美的事物也只是一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人爱樱花，但樱花的的花期只有七天，短暂易落，它的美是一种让人心醉更是心碎的凄凉的美。伤感的日本人，总是把它与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联系起来。同时，大量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压抑、自身的渺小。台风、火山、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也因其不可征服而让日本人更加崇拜自然。这种无常感和孤寂感渗入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人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正是在这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禅宗美学相逢了。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有着浓厚的自然本位的思想。禅宗也追求自然，让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这也是禅宗容易被日本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和神道教的融合嫁接使“日本的审美更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见叶渭渠《日本文明》）。“空寂”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对日本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现为“留白”，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空相”，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

枯山水

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深受禅宗影响。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以禅宗崇尚自然，喜爱山水的灵性，对园林浓缩天地的艺术形式有着特殊的情感。回国后，在禅寺庭院模仿杭州、苏州名园，陶冶性情，体会“物我一如”的禅境。梦窗疏石著《梦中的问答》中说“把庭院和修道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室町时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有文化的阶层—朝廷贵族、禅宗僧侣，他们热爱造庭，认为山水庭院有助于参禅。在质朴、空灵、通透的庭院里吟咏禅诗，观赏园景。禅僧们大都擅长园林设计，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枯山水”造景艺术。

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枯山水中使用的石头，气势浑厚；象征水面的白砂常被耙成一道道曲线，好似万重波澜，块石根部，耙成环形，好似惊涛拍岸。如果点缀花木，也是偏爱使用矮株，尽量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这种以凝思自然景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禅宗的美学观念，所造之境多供人们静观，为人们的冥想提供一个视觉场景，人们只能通过视线进入它的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中国古典园林可游、可居相比，它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的二维效果。枯山水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人们留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貌似简单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能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这正是禅宗思想在造园领域的凝聚。

茶庭

日本的茶室建筑可以说是日本建筑空间精神性的代表。茶室面积通常都比较小？室内设壁龛？其中挂上一幅画、或摆上一枝花以供人眺望。通过这种处理来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空间的扩展感。日本茶道以拂去俗尘而体认并表现清净寂静的佛心为第一要义？特别强调禅茶一如。茶叶虽然在汉末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随着佛教禅宗和禅僧饮茶习尚的传入，饮茶才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茶道即来源于中国宋代禅宗倡导的和、敬、清、寂的教义，其目的是利用茗茶来修养个人性情和参禅悟道。桃山时代，艺术家干和休将禅宗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道开始从幽闭的寺院走入日本社会，日本的园林也因此多了一种类型——茶庭。

茶庭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园内石景很少。石水钵，供客人净手、漱口之用，石灯则是夜间的照明用具，同时也作为园内惟一的小品。园内植物主要为草地和苔藓。除了梅花以外，不种植任何观赏花卉，为的是避免斑斓的色彩干扰人们的宁静情绪。

茶庭格调洗练、简约，并突出其“闹中取静”的山林隐逸气势，以便于沉思冥想，故造园设计比较偏重于写意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园中有水井一口，供烹茶洗漱之用。一般在茶庭在内、外露地之间，用碎石和白砂铺成一条干枯的小溪，溪上架桥，增加园林气氛。这种由喧嚣入静寂的庭院设计，就像中国宋代兴起的“城市山林”，使人人在朝野不妨心存江湖。在茶庭中，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无华，富有自然情趣，更加突出禅者、茶人心造其境的禅宗主旨。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法，把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使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精神空间的追求。超级秘书网

茶室外部造型好像草庵，尺度不大，材料结构都很简朴、原始。茶室内部利用凹间、窗户和天花布置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小空间。大量使用自然材料，不加修饰，追求空寂、枯寒的气氛。这种自然、优雅的中性色，配合阳光从外面射入，使得内外空间表现出简朴、实用、洁净、安详的气氛，从而启发茶人的清静情趣，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觉悟的目的。

铃木大拙说“日本人最擅长的，是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并借表象将此极为现实地表现出来。”从日本枯山水园和茶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壶中天地”的园林审美倾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改造成一种以高度典型化、再现自然美为特征的写意庭园。无论是枯山水园还是茶庭，虽然本身并不大，但常常让人感到其空间的无限延伸，或者是一种从小空间向大空间甚至是向无限空间扩展的精神诱导。它们那种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不如说是美学的境界。佛教禅宗在日本兴盛，使日本人认为大自然是超脱凡世的，日本庭园也在自然美中融入了浓厚的禅的意趣。

禅宗思想对日本庭园的影响是深远广泛、潜移默化的。这种禅的样式已成为经久相传的程式，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虽然来源于中土，但是经过和日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制的融合与变异，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土生土长的主导文化，甚至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

[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篇（4）

建筑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是人类思想的寄托，更是人类进步的载体！它表现在地区的历史，人文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生活决定了的历史文化的传统，让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一下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

一、儒家宗法观念与古代建筑形式

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地位，它提倡以孔子所强调的“仁”和“礼”来治理社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在五伦的基础上又详细论证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君臣、父子、夫妇不仅是人伦关系，更是主从关系。对君王的无条件效忠成了绝对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命令。这样儒家文化其实是慢慢演变成一套具体实在执着于尊卑等级秩序的宗法轨制。随着历史的推进，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宗法伦理成为居室建筑的表现主题。宫殿是中国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也最大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最主要的组成，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强调统治者权威的特色。宫殿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除了满足帝王的物质生活需要外，更重要是以巍峨壮丽的气势、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空间格局，给人以强烈的精神感染，突出帝王的权威。为了表达宫殿的尊崇壮丽，很早以来，中国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向横向生长，占据很大一片面积，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群中的各种各构图元素有机组合起来，以单体的烘托对比、远道的流通变化、庭院空间和建筑实体之间虚实互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来达到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从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跟人以深刻感受。它也同时做为一种文化深入到各个领域之中，影响着古代建筑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民居的产生和发展为例，它既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状况，风俗习惯，民族差异，，同时又沉淀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和社会意识。尤其是宗法伦理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空间构成与场景处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步渗入人类的思维，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这种看法 准确地道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意境。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建筑能形成有别于其它国家民族建筑文化的格局及体系，除受制于地域、 民族、气候、制度及历史等因素外，“天人合一”这个几乎贯穿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的哲学审美观念，则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表明，遵法自然，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实际上成了古代中国人营构建筑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一种理想境界。但同时，另一种文化在社会的进步中相继产生，便有了道家的自然观。

三、道家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自然观是人对生活中的可见的天然世界的认识。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从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营造活动（特别是园林）时，中国古代呈现出与欧洲迥然两样的设计思想。同为人工的经营，欧洲的主要造园要素时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之物，在中国却包容着更多的甚至作为主题与灵魂的建筑物，欧洲园林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人工管理、统治的特权的痕迹，而在中国，虽然树木也经过剪裁，却因不露痕迹和合于事物原来的特性与规律而被认为时“自然”的，“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环境追求的意境。可是，历史总要前进，社会总在发展，于是中庸之道走进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四、中庸之道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任何事都是不偏不倚，即所谓中庸之道。这种机制使得中国建筑在整体上不曾出现欧洲建筑史上那种跌宕起伏的变化，始终沿着渐变的方向走到了近代。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就是居中的思想，正所谓以中为贵。

西汉的长安城，就体现出了居中的思想，在西汉的皇城 里，重要建筑物，建筑群与都城中轴线的关系。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是西安门至横门，再向南穿过南郊礼制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布其东西。都城中轴线的南段在未央宫 上，未央宫是西汉都城中枢，大朝正殿又是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大朝正殿即未央宫前殿，位于未央宫中央。都城中轴线南段即未央宫中轴线未央宫作为最重要的宫殿 就在其中轴线上。再如唐长安城，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居中思想，而由于这种中轴线的设计，也使唐长安城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以至于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必要 材料。都城的主干道朱雀大街，是其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0米，是当时长安城最宽道路，它处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而自南向北，依次有都城正门明德门，朱雀 门，承天门中轴线北端正对宫城南北排列的三大殿，太极殿，两仪殿，甘泉殿。它不但突出了大朝正殿，宫城正门，皇城正门，郭城正门的突出地位，围绕中轴线， 宫室，官府，宗庙，社稷，市场，里坊对称分布于中轴线东西。并且其每个里坊设计也体现了居中思想。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深远的文化哲理，重情知礼，以人为本，创作思维上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作为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技术和建筑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由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文化所组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谐调的完备统一的体系，古典建筑体系处处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因此可得出结论古代建筑体系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两者之间更多深层的联系，以求对比当代社会文化状况，对传统建筑遗存进行理解和取舍；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以某种启示，启发我们对于发扬传统建筑风格的精髓，指点我们对未来设计方向的探索。

总结

建筑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它既是人类文化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息息相关，各种观念，无时不在制约着建筑文化的表达和发展。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生活的方式，文化观念，美学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科技与人文同步发展的这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建筑文化也呈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建筑要有一个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却是永远的必然。

篇（5）

目前，我国对古建筑进行深入研究都有不少的研究性书籍和论文。如：

1.古建筑保护措施与意义的探讨，《古建筑保护的意义与措施》（杨笑天，1997），提出古建筑保护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明确地说明保护古建筑既是见证历史的需要，也是建筑专业学习和旅游产业发展需要。

2.古建筑数字化保护研究，《基于GIS与三维激光扫描的古建筑保护》（邢昱等，2009），提出以三维激光扫描点云数据作为基础数据，结合地理数据库和三维建模技术，通过建立古建筑数据库，设计基于GIS的古建筑数字化保护系统。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方法论即数字化的保护研究，对立体保护古建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过去，我们仅依靠文字、图片去诠释古建筑艺术，这对于古建筑艺术文化内涵的解读显得薄弱而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文字和图片呈现给人们的仅仅是二维的影像，在文字方面仅依赖于讲述者的个人感官意愿，无法正确阐释其古建筑文化内涵，也无法及激起族群内部人的自觉性，其建筑艺术也难以赓延。只有通过现代影视技术的立体性展现，引入当地建筑文化持有者的讲述，利用现代影视技术对族群古建筑进行全息性保存，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艺术元素的本真性；编辑和整合族群古建筑艺术系列影视片，传播族群古建筑艺术文化内涵。

（二）贺州族群古建筑的艺术特点

对贺州族群古建筑艺术进行分析和研究，是我们将现代影视技术引入的第一步，只有对古建筑的艺术特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使族群古建筑艺术得到保护与传承。贺州的族群古建筑随着族群社会各方面的变迁与发展，特别是族群文化艺术的发展，表现出极富地域族群性和艺术多样化的特点。

1.建筑布局方面。贺州的族群古村落的建筑布局各有不同，大到整个古村的整体环境布局，小到每一间房屋的建筑布局，都经过了古人的精心布置。有的古村呈八卦图形，有的犹如蛟龙盘旋而上之势，有的依山临水，每一处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贺州黄姚古镇，整个村落有八条街巷形成建筑组团的网络，布局呈“九宫八卦”形，呈现的是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宝地”。大部分建筑白墙灰瓦，两层砖木结构，一楼多为商铺，二楼住人，具有典型的岭南建筑特色。每一座建筑在整个布局当中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它们用其特殊建筑语言诠释不同的族群文化。

2.建筑结构方面。贺州目前大致保存的古建筑包括有干栏式、半干栏式和砖木结构三种主要类型。在不同环境下生活的族群，地理、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其建筑结构也受地形、气候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影响，因而古建筑的选址、风格与造型、内部结构、布局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如：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福溪村百柱庙，采用我国北方常见的抬梁式和南方的穿斗式构架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建筑形式独特，内部装饰精美，为全国少见。其特殊的结构形式，是楚文化沿贺州古道南传的重要历史遗迹。

3.建筑装饰方面。古建筑中的雕塑刻饰也是由早期的简单质朴向繁复精细发展，形成图案化、规格化，时代风格非常明显。如贺州龙道古村，整个古村的建筑为青砖瓦房，特别是建筑中的“三雕”即灰雕、木雕和砖雕的构图、内容及文化蕴涵，在建筑雕刻艺术根植于深厚的族群传统文化，体现出独特的民俗艺术气息和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

4.建筑形式方面。贺州地处三省交界，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形成多样的建筑形式，在贺州的族群古建筑中有些建筑物有着明显的外国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这表明了早期国外建筑艺术对中国古建筑的渗透和融合。如临贺古城，整个古村建筑群中形成国外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相生相惜的格局。在建筑构件上，护栏、壁柱、拱券等西式建筑构件的广泛运用，也体现着外国建筑技术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相结合，使古建筑具备了中国式的新风格、新形式。

（三）现代影视技术的应用

现代影视技术在古建筑艺术中的最优化研究，主要探索摄像与对象的高保真问题，即解决色差、解析度等技术问题，最大限度保留建筑艺术元素的本真性。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影视技术、影视材料对古建筑细节进行刻画和表现，甚至是对古建筑的仿真性的影视重构，在影视片段的后期处理中还可以运用多媒体集成技术（Presenter、CorelDraw、PhotoShop、IEBook、Captivate、Cooledit、Flash、SwiffChartPremierePro、SwishMAX等等）对文本、图形、图像、音频和视频等进行编辑，同时对各种媒体进行采样、压缩、编辑、修改、整合、存储、传输等交互性处理，通过对多种媒体表达的建筑元素进行恰当地整合、提炼，展示出古建筑的素材具有较强的交互性，从多角度去体验古建筑的魅力。如：Premiere是非线性编辑软件，由于它的编辑功能强大，文件格式和相关软件的兼容性好，在视频、音频编辑方面表现出色。可以根据族群古建筑所反映的真实的艺术内涵和脚本，对采集的数字视频、音频进行处理、合成、最后形成具有真实性的影视片段。从而使族群古建筑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实现艺术和技术并行。

二、族群古建筑艺术保护与传承的策略

（一）加强古建筑持有者保护艺术文化自觉性

当地居民作为族群古建筑的“持有者”，族群内部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是解读族群古建筑艺术文化的关键。所以，实实在在的将保护族群古建筑的自交回古建筑的拥有者———当地居民，由他们直接管理和经营，并与相应的旅游开发商洽谈合作，在此过程中，政府只是加以适当的调控及帮扶，使古建筑“持有者”真正感受到“主人翁”的地位，增加居民收益，同时也减轻了在古建筑维护、维修方面的资金压力，形成不断提高古建筑应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经济利益链”。同时，当地居民在保护族群古建筑中应该处于主导的地位，他们除了充当保护的使者同时也是古建筑艺术文化的诠释者，通过宣传、教育等多方面手段，提高“持有者”的艺术文化修养，使其具备对本族建筑与艺术文化独特的思维和视角。通过对族群古建筑艺术元素的提取及其“持有者”的文化解读，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古建筑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特点，给我们破解其“文化地图”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最大程度地保护族群古建筑艺术的完整性、保真性。通过实施一系列积极保护与传承相结合策略，以激活族群的传承内动力和文化自觉，达到古建筑艺术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

（二）加强对古建筑艺术文化的挖掘与开发利用的研究

目前，对贺州族群古建筑的研究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而对于古建筑艺术文化的解读显得薄弱，而对贺州族群古建筑艺术进行影视化保护，是用影视文化特有的方式诠释古建筑艺术的魅力。目前，贺州族群古建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也相对落后。近年来，《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月光恋》等影片在国内火热上映，贺州的深厚文化底蕴不断地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被人们所熟知。随着贺州古建筑的知名度不断地提高，我们更需要以此为契机，利用专业的团队研究，充分发掘和整合古建筑的人文历史资源，并运用影视媒体等宣传手段具象地将族群古建筑的艺术文化呈现出来，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发掘族群古建筑的艺术价值。同时，以影视化为载体，将发展当地特有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互结合起来。如贺州黄姚古镇年接待游客上万人，大量游客的涌入必定带动当地的相关旅游业、服务业、手工业、食品业等行业的发展，具有三维立体的影视片段可以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推广及广告宣传等方面，从而成为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三）古建筑的维护应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及旅游产业的开发必定会对古建筑造成一定的损坏。特别是古镇的旅游由开发商运作，为求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古镇接待游客的数量大大超过的所能接待的能力，这给古镇的定期修复造成较大影响。如何对古建筑进行合理的修复，也是广大学者所重点研究的内容。我国对古建筑的保护研究，缘起古文物修复理论。梁思成留下了珍贵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等学术遗产，并提出“修旧如旧”的方法，给人以启迪。贺州的族群古建筑中，依附于古建筑并存的还有大量的建筑装饰艺术，如：白墙灰瓦的色彩搭配，体现了质朴淡雅的岭南特色；砖雕、灰雕、石雕和壁画、匾额等，其表现形式、艺术造型、色彩的运用等方面，都有其不可代替的意义。在修复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原有的修复工艺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保护与传承古建筑文化艺术。

篇（6）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27-10

建筑装饰，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中，是人类建筑审美语言最直观的物质化表述方式，人们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塑造等处理手法赋予建筑外部形貌以独特的美感，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题材叙述一个建筑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精神。因此，可以说“装饰，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在空间、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显示其独特之外，更以其丰富多样、精巧绚丽的建筑装饰令人惊叹。无论是北京故宫这样庄严雄伟的皇家宫殿，还是远在边陲的云南大理白族民居；无论是繁华都市中商贾云集的会馆，还是偏僻山村里家族祭祖的宗祠，其建筑中的梁、枋、檩、椽、柱、斗棋、门楣、天花、柱础、山墙、屋脊等无不展现出形式各异、绚丽多彩、涵意深刻的装饰。一些国内外建筑学者干脆直言：“中国建筑是装饰性的建筑。”

诚然而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丰富多变、题材内容多样、处理手法娴熟、色彩绚丽、材料运用广泛以及雕刻工艺精巧等，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确是独树一帜、赫然超群。它不仅有官式装饰与民间装饰之分别，而且地域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与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不同，中国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所表述的文化意义更是极为广泛、寓意深长，它涉及社会伦理、宗教、文学、戏曲、绘画、风水、生活等诸多内容，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纵穿历史、横贯江河，既包含严肃的伦理说教和人生哲理的题材、又充满生活情趣、诙谐而活泼的题材，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多元化文化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装饰题材的发展与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装饰，大概以距今约5000多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村女神庙建筑遗址中出现的“彩绘”、“线脚”等为已知最早的建筑装饰实例。比其稍晚的是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建筑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室，地面刷饰白灰以求光洁和防潮。

夏商时，因诸事皆“惧鬼崇神”，青铜器装饰采用绳纹、云雷纹、环带纹、夔纹、饕餮纹、象纹、龙纹、凤纹、鹿纹、蚕纹等抽象化的纹样为题材，由此可推当时的建筑装饰题材亦大体相同。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此时建筑装饰的部位可能是人们认为建筑中最为瞩目或显著的构件，如大门的兽面铺首、屋面瓦当的装饰等。西周晚期，出现半圆形瓦当，纹饰以素面为多，也有重环纹、纹、回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如陕西宝鸡市扶风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半圆瓦当纹饰即是重环纹(图1)。

春秋战国，建筑装饰日益兴起，不仅瓦当有装饰纹样，而且瓦钉上也有，同时装饰题材更加丰富，除云纹、山气纹、星光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样外，还出现鸟、鹿、犬等动物图像题材以及文字装饰题材的半瓦当，如：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等装饰题材为多，尚有少量的对鸟纹。再如，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太极气树纹(图2)及太极气树双兽纹为多(图3)。此外，建筑山面、梁架和蜀柱等部分构件也开始有了装饰，其中蜀柱的装饰采用了植物题材，如《论语・公治长》所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礼记・明堂位》曰：“山节藻税……天子之庙饰也。”可见，前述文献中“臧文仲”已经逾越制度规定了。东周末年，王朝逐渐衰落，诸侯逾制现象常有发生，正如汉代荀悦《汉纪・文帝纪上》所说：“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

秦代，沿袭战国阴阳思想的影响，瓦当装饰题材大量运用各种阴阳气旋错行的纹样，如咸阳窑店出土的秦瓦当(图4)，其纹饰表述“外部十气纹为十干，左旋；内四阴数右旋 ”。此外，还有表示“八节之气”的瓦当，中乳为阳、八向左旋气纹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图5)。此外，秦代瓦当装饰还有花蒂纹(如陕西淳化县下常村出土瓦当)、动物交颈纹(如陕西凤翔铁沟村出土瓦当)等。

及至汉代，建筑瓦当的装饰题材发生很大的变化，装饰纹样更加丰富，除初期继承和保留战国至秦代的纹样外出现了新的纹样题材，其中有：神兽、星相、文字、动物、几何图案等(图6、图7)。不仅如此，在宫殿、祀庙和陵寝等重要建筑的铺地砖、空心砖、条砖上还出现了装饰有几何纹、龙纹、文字和建筑图案等题材的模印花纹，反映了汉代建筑砖瓦构件装饰题材的多样性特征(图8、图9)。

汉代的地面建筑虽然存留不多，仅存于世的为分布在四川地区及河南登封一带的石阙、山东地区汉墓的享堂石祠、北京西郊的汉墓墓表以及西安附近的汉代陵墓石像生等，但是从这些遗留建筑和石像生上，依然可见一些地面建筑局部构件装饰题材的运用情况，如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的母阙顶部檐下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段饰有以祥瑞神兽、羽人、舞乐等为题材的浮雕石刻，中段则装饰以三朵斗棋以及棋间雕刻舞乐人物，下段四角雕刻力士人物鼎承整个檐部，中间装饰兽面浮雕；此外，母阙的阙身上部则雕刻车骑出行浮雕图案，子阙檐部也饰有斗棋、神兽等(图10)。

汉代地下墓葬建筑中大量画像砖石上的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地展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风貌特征，其中既有描绘墓主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又有表现向往神仙世界的图景，前者如江苏睢宁双沟发现的汉画像石中雕刻墓主的出行、宴饮、舞乐生活等内容(图11)；后者如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门楣石、立柱上装饰题材描绘了传说中的冥界图案，内部石柱、斗棋雕刻成象征羽化成仙的附翼形象(图12)。从中可见，汉代社会不仅追求现实的享乐生活，而且还在独尊儒家文化的同时，依然崇尚先秦的神仙观、阴阳观以及民间流行的五行思想。

根据目前全国发掘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的考古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地区汉代画像砖石的装饰题材内容有所差异，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早期题材为建筑、历史故事、星宿图像等，中期题材为宴饮生活、舞乐百戏和出行图等，晚期题材为门吏、动物等(图13)。商丘一带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为祥瑞、神仙、辟邪、珍禽异兽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主要为生产劳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神兽等(图14)。江苏徐淮扬地区的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祥瑞神兽、神仙人物、宴饮出行、舞乐百戏以及建筑形象等。四川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则是生产劳动、宴饮生活、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神仙人物等(图15)。陕北地区以绥德为代表，装饰题材则以农牧、畜牧、狩猎等为主，也有一些神仙人物和祥瑞神兽等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装饰题材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活动和生产劳动等生

动场景为主，同时也有展现神话故事、神仙人物和祥瑞辟邪等寄托精神的画面，由此折射出汉达的社会经济、深邃的文化意识、娴熟的雕刻艺术、先进的模具制作技术以及丰富的生活内容等。

此外，汉代陵墓中随葬的陶楼明器，也非常直接而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征，其中不少实例很清晰地呈现了一些建筑部位的装饰形式，不过这些装饰并非是独立的，大都结合建筑构件外露部分进行形状美化的装饰性处理，如屋顶正脊两端做成飞翅状、大门门楣上的门簪做成方形或菱形以及大门上安置铺首的形象(图16)等。但是，陶楼明器上的窗棂却颇具有装饰性，装饰纹样有斜纹格、锁纹、菱花格等(图17)。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以及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导致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另外加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促使建筑装饰题材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汉代的部分建筑装饰题材，如北齐时期邺城宫殿遗址发掘的云纹、文字、莲瓣、人面瓦等瓦当装饰题材。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装饰题材，如：铜雀台遗址所发掘出的东魏北齐时的“石螭首”建筑装饰构件、兽面铺首、石门墩以及陶制鸱尾，北魏时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图18)，北朝洛阳宫殿脊兽方砖(图19)以及南朝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神道柱、天禄、麒麟、辟邪等装饰物，却是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造型。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反映的建筑形象中屋脊两端所采用的鸱尾、兽面等构件装饰(图20)，则具有厌胜驱邪镇脊的装饰功能。

特别是，由于中原汉文化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从西域传来的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装饰题材中又出现了莲瓣、缨络、卷草、火焰、飞天、狮子等许多新的外来装饰元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北魏砖塔，塔身门额做成火焰尖券形，上饰三个莲瓣，券角饰有对称的外券旋纹；塔身转角砌出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倚柱之间佛龛内外有彩画痕迹；龛下部基座正面两个并列的壶门内各雕一尊狮，立卧各异、造型雄健。

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题材基本承袭了南北朝的内容，但风格更加圆润、饱满和柔美。装饰纹样由单一纹样转向组合纹样，如：卷草凤纹、狮鹿卷草纹、佛像迦陵频加卷草纹。除此而外，还出现了新的纹样形式如：回纹、连珠纹、海石榴凤纹、葡萄纹、团巢纹、宝相花等。而此时的瓦当装饰纹样则与以往不同，也由莲花与连珠两种题材组合而成。

其他建筑装饰题材的变化，如塔门两侧出现持剑武士的雕像、柱础刻覆盆莲花、须弥座束腰转角刻力士人像等，这在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以及南京栖霞寺塔等建筑中均可见例。另外，在南京栖霞寺塔各层塔檐垂脊端部出现了螭首垂兽的做法；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一些绘画中的建筑山面则出现了“悬鱼”形象。在唐献陵等墓前神道一侧有“鸵鸟”石刻，这种新的动物题材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商业经济和技术工具发展很快，城市变得空前的繁荣，市民生活多样化，园林、娱乐性建筑大量兴建，风格趋向细致工整，柔美绚丽。此时的建筑装饰，重要建筑除有正脊吻兽外，垂脊上也有垂兽、走兽，而且正脊吻兽一改隋唐“鸱尾”的形象，转变为具象的“龙吻”或“鱼龙兽”。其事例均可从《清明上河图》城楼屋顶、《中兴应桢图》的王府、《文姬归汉图》等大批宋画中的住宅屋顶得以见证。瓦当装饰纹样题材有兽面、花卉、花纹等。此外，北宋建筑中还有以“盘龙”、武将人物等装饰柱子的，前者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前檐柱饰雕盘龙；后者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柱。另，河北省赵县陀罗尼经幢中出现仿写自然山水的须弥山、城阁和狮象等为题材的装饰内容。北宋彩画采用卷草、宝相花等植物题材，其中梁枋端头装饰题材为“如意头”、“云头”和“剑环”等，这些题材应用于官式建筑或其它重要建筑中，并成为《营造法式》规定的彩绘样式。

辽代建筑总体上继承了唐代风格，天花、梁檩枋等构件以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为彩画装饰题材，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但建筑外檐装饰题材却有较大变化，如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采用“吻兽”，垂脊走兽四件、嫔伽一件；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饰有佛像、力士，平坐栏板以几何纹、莲花等为装饰题材。

元代推崇喇嘛教，由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北京居庸关云台基座上的券石和内壁上的天神、金翅鸟、龙、云等装饰纹样，正反映了这一装饰新特征。另外，宫殿建筑采用红色配金龙的方式涂饰柱子，并用毡毯、毛皮和丝质帷幕装饰塔壁，显示了蒙古统治者的生活风习的沿袭和影响。而道教建筑大多以道教人物为题材，在道观大殿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教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等。

明代初期经济尚在恢复期，主要建筑活动为城市建设、海防城堡以及宫殿陵寝等，加上明初令律制度严格，所以建筑装饰发展缓慢。明中叶以后经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建筑活跃，出现了会馆、戏院、旅店等新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各地住宅建筑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木、砖、石三雕装饰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装饰风格。此时，官式建筑装饰趋向程式化，题材固定单一，手法缺少变化；而民间装饰题材内容却极其丰富活泼，有：花鸟鱼虫、山水风物、人物故事、历史典故、戏曲艺文、吉祥文字、伦理教化、祥瑞神兽、琴棋书画、文字四宝、生活场景、风雅器物等，特别是一些建筑物件自身，随着结构功能的退化而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构件，从而成为新的装饰题材。

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艺术走向堆砌、繁缛、琐碎的风格，但地区性特征更加鲜明，并形成北京、江浙、安徽、广东、福州、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性装饰风格或流派，其中以苏派、徽派、晋派、潮派最为突出。苏派以砖雕见长、徽派以木雕见长、晋派以石雕见长，潮派以灰塑见长；且各派题材特征明显，苏派文儒清雅、徽派商儒兼蓄、晋派尊古重礼、潮派崇礼随俗。此时期建筑装饰题材突显建筑空间内、外有别，相比较而言内檐题材更多样、繁华，外檐则简约、清朗。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具备了各种装饰题材类型，而且装饰工艺技术、雕刻绘制手法更加多元化，并且与园林、家具、陶瓷器等装饰题材趋于同化。明清后期建筑装饰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大陆新建筑装饰题材、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的影响。

二、装饰题材的类型构成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极其丰富多样，若仅依据其纹样、图案、功能、内容或装饰部位等某一种进行分类难以涵盖全部，因此，只有综合归纳分类，方可完整表述其类型构成、功能作用、部位特征、思想内容及文化意义。为此，根据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发展情况，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划分为：云气星象类、祥瑞类、几何类、文字类、动植物类、神话传说类、生活场景类、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宗教类、戏曲类、山水类、器物类、建筑构件类以及其它特殊类型等。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类型如此之多，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　云气星象类：雷云纹、气纹、日月、北斗星相等。

2　祥瑞神兽类：龙、凤、麒麟、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泽、辟邪、獬豸、天马、天龙、天鹿、夔龙、饕餮、螭、虺、虬、等。

3　几何类：环形纹、锯齿纹、波形纹、折线、曲线、回纹、龟背纹、菱形纹、曲尺纹、编织纹、(万字)纹等。

4　文字类：瓦当、照壁、柱枋、匾额、牌坊、牌楼等上的文字、对联、题字以及与室内装饰结合的字幅。

5　动物类：狮、虎、象、鹿、马、牛、羊、猴、鸡、龟、兔、狗、鼠、猪、鱼、喜鹊、蝙蝠、鸳鸯、锦鸡、鹰、蝉等。

6　植物类：松、竹、梅、兰、菊、牡丹、荷、莲、桔、柿、桃、杏、桐、柳、柏、槐、榆、梓、、茶、水仙、石榴、山茶、灵芝、琵琶、玉兰、海棠、百合、芙蓉、桂花、葵花、腊梅、芭蕉、茉莉、栀子、红蓼、绀蓼、月草、葡萄、芍药、瞿麦、太平花、宝牙花、宝相花、万年青、金盏花、雁来红等。

7　纹样类：卷草纹、流苏纹、冰裂纹、花形纹、回纹等。

8　器物类：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佛八宝、暗八仙、青铜器、玉器、古陶器、古漆器、象牙器、香炉等。

9　历史故事类：二十四孝、负荆请罪、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竹林七贤、文王访贤、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

10　神话传说类：东王公、西王母、蓬莱仙境等。

11　祈福吉祥类：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三羊开泰、凤凰戏牡丹、挂帅封侯、马上平安、麒麟送子、龙凤庆寿、连年有余、喜禄封侯、双嚣临门、喜上眉梢、平升三级、五子登科、六合同喜、连中三元、鹿灵合欢、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春光长寿、平安如意、八仙祝寿、三星高照等。

12　历史典故类：渔樵耕读、凿壁偷光、孟母三迁、胡人驯狮、鹬蚌相争等。

13　宗教类：莲花、飞天、角兽、力神、塔刹、相轮、水烟、日月元光、佛本生故事、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

14　戏曲类：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戏文场景。

15　建筑构件类：雀替、隔架科、如意斗棋、天花、藻井、盘龙柱、栏杆、门窗花棂、挂落、脊兽、垂柱、悬鱼、惹草、鼓墩、上马石、拴马桩、照壁、须弥座、铺地、景窗等。

以上装饰题材中，云气星象类当为最早产生的装饰题材纹样之一，考古发现在商周建筑的瓦当和其它器物上出现，后来一直延续到汉代。云气纹作为建筑装饰题材，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宇宙天地本源的认知，“气分天地而后生万物”，以“云气”象征天体宇宙来装饰建筑屋宇的瓦当，可见古人将屋顶比作宇宙天空，其间云气流动，生生不息。

文字类装饰题材，也是使用最早的装饰题材之一。由于汉字具有象形、会意、谐音、转义等特殊意义，加上中国文字自身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的艺术特征，经后人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特有的装饰艺术题材。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

动物类的装饰题材，也是早期比较常见的装饰内容。这恐怕与原始社会游牧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以猎获凶禽猛兽为荣耀，象征男性的勇武和力量，因此部落男子以狩猎技能高低确立社会地位。迄今为止非洲一些部落中男人能否娶妻自立门户，取决于他们捕获猛兽的数量。此外，凶禽猛兽的神化，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猛兽具有某种特殊的神奇力量，或是神的化身，所以许多原始部落将其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供奉。随后，人们又以“善恶”将“神兽”社会化，从而产生祥瑞的神兽与恶煞的神兽，分别赋予其“吉凶”不同的代表意义，如：龙、凤、麒麟、鹤、鹿等为祥瑞神兽，而饕餮等为邪恶凶兽。善恶不同，装饰功能与意义也就不一样。后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动物装饰题材，这些题材更多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龙凤呈祥”、“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祝福美好未来的装饰题材应运而生，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装饰内容。“狮”、“象”等动物题材是随佛教传人而出现的新题材，其最初具有宗教意义，后来逐渐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吉祥题材。“狮子”，最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一是发音与“喜”相谐，二是有镇宅驱邪的心理抚慰作用。

植物类装饰题材，比之动物类题材要略晚一些。西周半瓦当中的树状装饰题材，据考古研究推测为接天地之气的神树。上古人认为高大入云的树木是登天通神的捷径，上接天宇下通黄泉，故为“神木”。因此，西周至汉的瓦当等建筑构件上常见此装饰题材。在早期文学诗歌中常常借用花草咏物寄情，据有关研究统计《诗经》所涉及的植物大致有二百八十种之多。由此可见，植物题材是早期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借物抒情的对象，是籍以表达和比喻爱恋的人或事物的品行和姿貌等，后来被士大夫文人“格物致志”而比拟道德品行，并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格式化题材，如《离骚》“以盈室兮”，其中“”即苍耳，因长满刺而代喻小人；蕙、兰等则被用来比喻君子。所以古代士大夫文人咏唱的“松、竹、梅、兰、菊”就被以赋予美德的象征而作为建筑装饰常用的题材。

戏曲类装饰题材，是在明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有打破严格宗法制度下住宅序列空间的单调沉闷气氛，创造娱乐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透过戏文人物，也赋予一定的伦理教化意义。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等题材功能，主要为教育族人和子孙如何遵守儒学的修身为人的法则，如何勤劳耕读进身功名、精忠报国、光耀门庭等。祈福吉祥类题材是大众喜见的题材，应用极其广泛，反映古代人们追求家庭和谐、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愿景。

建筑构件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建筑形式与结构的不断演进与成熟，一些建筑部位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以自身形态为装饰题材，并针对造型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展现其优美的装饰性效果，如江南地区园亭等建筑翼角起翘，以其舒展、柔美的曲线将整个建筑屋顶塑造为“如鸟斯革，如荤斯飞”的形象。而另一些具有结构功能的建筑构件，在建筑不断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仅保留了构件的基本外形并转变为纯粹的装饰性构件，如“斗棋”构件，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装饰题材。

三、装饰题材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1　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建筑形制等级相一致，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装饰题材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题材内容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例如：商周时，兽面铺首是封建社会帝王诸侯建筑正门装饰的象征。魏晋时屋脊饰有鸱尾的门庑以及唐代的乌头门都是当时贵族府邸大门的地位标志；宋金至明清门窗中的“纹隔扇”是官式建筑的装饰形式。明清时，“龙凤”题材是皇家建筑专用的装饰题材。为此，对于建筑装饰题材的使用，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条律规定，如商周时“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尚书・大传》)，汉代则“按旧制，三公黄阁听事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陈书・肖摩诃传》)，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宋代“凡庶民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宋史・舆服志》)，元代

“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元史・刑法志》)，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屋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明史・舆服志》)，清代“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殿寝均覆绿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垩，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龙首……余各有禁，逾制者罪之”(《大清会典》)。

龙凤图案在建筑装饰中，标志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与帝王建筑相关的装饰才能使用。同样是宫殿建筑，主次不同的功能建筑采用的装饰题材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如皇家彩画装饰中依据等级分为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形式，其中和玺彩绘等级最高，采用的题材为龙图案，色彩以金色为主。而苏式彩绘等级最低，题材选择比较自由活泼、风格素雅，花鸟鱼虫、村舍山水、人物故事等均可。此外，建筑大门装修中，官式建筑大门可以使用“铺首”、“门钉”、“斗棋”等作为装饰题材，但一般民居住宅严格规定不得使用。因此，民居的大门装饰就显得比较简朴，江南地区的民居大门采用“竹片拼花”构成回形或其它几何图案进行装饰。门簪的雕饰题材，以荷花、葡萄、梅花、牡丹等，根据住宅主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多寡。

2　社会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自汉代开始由于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汉代帝王独尊儒术，致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地浸润了儒家的宗法人伦思想精神，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贯穿着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仁义、孝悌、忠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即“天地之行美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尤其是自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以后，社会进一步崇尚儒家严格宗法礼仪，以儒家的人伦思想教化民众，因此，中国古代建筑更以严谨有序的平面空间布局形态，忠实地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人伦关系，而建筑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反映出“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特征，宣扬封建宗法伦理的“忠孝义节”、反映儒家文化的“二十四孝”、以“松竹梅兰菊”标榜传统文人节气等的装饰题材不断贯穿于各类建筑中，尤其是民居住宅建筑更是突出。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高家崖东堡院中，在两侧厢房裙墙的四个转角立石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面刻画生动，高度位置适合儿童观看，这是王氏宗族作为弘扬孝悌、教育家族子孙孝敬父母长辈的一幅幅生动的教材。另外，牌坊也是古代社会作为旌表“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如贞洁牌坊、孝义牌坊、功德牌坊等，其具有的社会作用就是弘扬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美德，颂扬妇女、事孝父母、扶贫助弱、精忠报国等功业，教化社会民众识仁义、知廉耻，像这一类装饰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成为社会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标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涉及社会人伦教化装饰题材的还有如“文王访贤”、“孟母三迁”、“竹林七贤”、“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木兰从军”等内容。

3　祈福辟邪与禁忌警示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充满了古人祈福求吉的意愿，人们通过美好的题材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功名前程等寄予极大的希望和追求，如山西灵石县静升古镇文庙前的元代石雕照壁上，雕刻了“鲤鱼跃龙门”的画面场景，以此作为对前来文庙祭祀孔子、祈求功名的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居住建筑生活空间中还以间接的方式和形式，借助建筑装饰，以各种题材进行组合构成吉祥的图画，如鹿与荷花、喜鹊与梅花、花瓶与大象、蝙蝠与寿字、凤凰与牡丹等，通过语言谐音转义为“六合同春”、“喜上眉梢”、“太平有象”、“五福捧寿”、“富贵高升”等吉祥成语，从而在心里和精神层面获得幸福的抚慰与喜庆的满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普遍流行着各种禁忌文化，人们出于驱凶求吉、祈求平安幸福等目的，在日常活动中对于居住、出行、生产、营造、商贸、交往等行为进行的场所、时间、环境、对象等，根据社会公认的禁忌法则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对自己或家人有利和适宜，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如古人认为住宅方位若有悖于风水、或门窗朝向相对等则是不吉之征兆的禁忌。因此，在营造住宅和装饰建筑时，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传说中创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并可以寄望保佑自己避受伤害的善良神兽或宗教法器(如阴阳八卦图、佛八宝、道八仙或道八宝)等装饰自己居住空间的关键部位，以求得镇守辟邪、保护宅第安宁的心灵慰藉，常见的事例就是当某民居对着路口或巷道交叉处的墙角被认为是“犯冲”时，房屋的主人就会请人在此树立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文字的石块作避邪应对处理。此外，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还具有警示、告诫和行为拒止等象征意义，如松江方塔园中明代砖雕照壁，原是松江府城隍庙山门外的影壁，其上砖雕题材取自民间传说，说是世间原来有一种贪婪无比的怪物，吃遍人间金银财宝，犹贪心不足，妄想连天上的太阳也吞吃，结果蹈东海而亡。以此题材雕刻装饰，其意义在于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

四、装饰题材的空间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题材的作用不仅仅是修饰建筑空间，有时还对空间具有强化、限定、警示和引导作用。装饰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赋予建筑空间以某种涵义，尤其是当某一装饰题材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被大众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时，那么这一装饰题材在建筑中的运用就会给予空间某种新的诠释语义。比如历代帝王陵墓前的甬道空间，由于安放了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石阙、石柱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物，甬道空间就具有特殊仪式的性质，并被限定作为空间序列的辅助过渡功能，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一旦进入这一空间，行为将受到仪礼制度的约束，而上述装饰物则以某题材语义警示和引导从事仪式活动者的行为。再如“照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具有某种风水意义的装饰性建筑，它是构成一定空间围合与限定的重要元素，但若照壁中装饰题材不同，照壁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像民宅照壁装饰吉祥花卉的题材，则表示居住空间和谐，给来访者以亲和的空间感。若是佛门照壁，则又装饰“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文字题材，作为规范佛教信众和香客行为的特殊语言，提醒和告诫众生进入佛门净地，不可妄生杂念。

古代建筑中的牌坊或牌楼，常作为村镇、街巷或建筑群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具有强化和限定入口空间的功能，如安徽皖南棠樾等明清古村落村口的“忠、孝、义、节”牌坊群，既是整个村落人口空间的限定标志，更是社会道德模范的精神标杆，它是封建朝廷对整个村落宗族杰出伦理的表彰，是整个宗族的自豪与骄傲。又如，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又名“望君归”，而门内的华表，又名“望君出”，这内外各一对华表寓意深长，表达对身处太和殿高堂的君王以施政警示，前者寄望君王常出皇城巡访体察天下百姓之疾苦；后者则希望君王外出巡察，不要留恋外面的山水美景，及时回归处理国家朝政。

建筑空间的划分，有时也可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加以区隔。苏州拙政园西园部分的“鸳鸯厅”，就是对内梁架构件采用不同的装饰方法、运用不同的装饰题材，将大厅空间分隔成北南“一阴一阳”两个不同的意向空间，北厅梁架以圆作，南厅梁架以扁作，所谓“一雌一雄”，形同鸳鸯；同时也以“鸳鸯”喻意大厅空间的琴瑟和谐之意。

建筑装饰题材有时却被用来表述非常含蓄的图式语言，暗示某一空间的功能或性质，以告知某一特定部分的社会群体(如乡里、宗族等)，提供空间性质和功能的可识别性，防止逾越礼制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永嘉县芙蓉古村内部街巷交叉路口地面铺设了不同的装饰图案题材，挖掘了大小不同形状的池塘，构成“七星八斗”的空间识别系统，使不怀好意的侵入者寻找不到退却之路，从而保障村落整体的安全防御。又如江西吉安钓源古村中某宅第，其院落内部各功能房间门窗小木装修用不同的生肖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题材，标示各房间使用者的性质和空间功能，从而避免非家族成员的冒失误入。类似这样的以装饰题材标识和限定建筑空间的事例，在中国民居住宅建筑中比比皆是。

篇（7）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居多．木结构有很多优点，倒如卯榫结合整体抗震、雕粱唾栋艺术纯粹、单体组合空间丰富等；但也有许多致命的缺点，例如取材匮乏、腐朽老化、制作复杂、单体空间单调等。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如何合理化、规律化的在古建筑中应用，使现代结构的仿古建筑既保持浓郁的中国古代特色又能摒弃木结构的致命缺点，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现代设计中仿古建筑的特点分析

1.现代设计中仿古建筑的概念简述

中国建筑文化历史悠远，形成独特，建筑物造型优美，结构严谨，宏伟中不失细腻，庄严中不失优雅。而“仿古建筑”一词正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上世纪末学术界在理论上的探讨, 褒贬不一, 可以说它经历了一个坎坷不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仿古建筑形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仿古建筑形式是指利用现代建筑材料或传统建筑材料, 对古建筑形式进行符合传统文化特征的再创造。狭义的仿古建筑形式是指利用传统建筑材料, 在特定范围内对古建筑的复原,严格讲属于文物修复范畴。

2.仿古建筑的特点简述

仿古建筑通俗点讲既是用现代的施工工艺体现古代建筑的外形。而我们知道由于古代建筑材料和理论的局限性，古建筑并不存在高层结构；故而现今的仿古建筑多以单层和多层为主。众所周知，现代多层建筑多为砌体结构和框架结构。所以在仿古建筑中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

（一）中国古代建筑特点体现在使用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并保持构架制原则。为了保护木材，表面需加油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中国古代建筑形成独具特色的彩画制度，令世人叹为观止。鉴于木结构的耐火性很差且使用周期短，在现今建筑中已经不提倡使用；而构架制的结构形式和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极为相似：传力途径明确，主体的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分开。这就说明框架结构是最能体现古建筑精髓的结构形式。这也为室内空间的灵活布局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古代建筑中，常用多种多样的罩、挂落、隔扇、屏等自由灵活地分隔室内空间。但彩画制度这一形式在现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也只能通过外贴或喷绘等装修手段才能达到。

（三）中国古代建筑创造并使用斗拱结构形式，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所特有的形制，它既是梁和柱之间传递荷载以及承担抗震作用的结构构件，又以其自身优美、华丽的造型而成为建筑的主要装饰构件。集结构功能与装饰功能为一体的精华所在。随着现代结构形式及建筑材料的发展，斗拱这一重要的结构构件应用在仿古建筑中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实质性作用，而仅仅作为一种具有观赏性的装饰构件。但是它作为古建筑的代表性构件是不可或缺的。

（四）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大多以庭院为组合单位：单体建筑沿周边布置，围合成中间的庭院。这样的庭院整体风格是内向的：内部开敞而富于变化，外观较封闭。按照中国的封建礼制观念，庭院强调中轴对称布局，以突出主体建筑，并求得整体的平衡。正是由于这种理念，古代建筑的单体建筑形式也是高度统一，无论是宫殿、寺庙、住宅等，不论其规模大小，外观体形皆由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组成。这些特点难免单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建筑的多样性，而古代建筑师则从建筑组群沿轴线作多层次的纵身布局，从而使庭院变化丰富多彩的。而在古代园林的设计中这些特点并不明显，原因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以“师法自然”为原则，极尽自由灵活之能事。这才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各式园林。

三、现代设计在仿古建筑中的应用

仿古建筑中应尽可能的以现在设计方式来使得各个方面的特点得到显示。中国古建筑中以明清时期的苏式园林古建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所以在仿古建筑形式中以仿明清苏式古建为主。仿古建筑的主受力构件大体可分为：柱、梁、桁、檩、椽。传力方向为：屋面椽檩桁梁柱；途径明确，受力简单。笔者将以一个简单的仿古建筑设计做出分析。

1.景点的整体规划

如图1，该景点是为纪念一个上古凰落架”的传说依山而建。简单地分为两个标高平台。

首层平台是一个小型的游园，二层平台是围绕一颗老梧桐树的纪念游园。两个高差所形成的两个立面采用汉阏组合造型，第一立面两组组合，中间设神道，通过神道台阶上至第一层游园平台，该平台采用对称手法完成以铺装、落差广场、旱地喷泉等要素组合的休闲广场；第二立面一组组合，中间设过门阀门，阕门两侧分列两组阁和宫墙，通过阕门上至二层纪念平台。该平台上设纪念亭和老梧桐树遥相对应。其间夹杂绿化、铺装、廊道、水池等园林设计因素。

2.单体设计

如图2，汉阕的造型古朴刚劲，别名凤阕，能够很好地突出该景点纪念。凤凰落架”的古老传说。将单体的阗分体量大小，前后不一地组台在一起形成立面造型就要求单体的阔比例及大的构件仿古特点明显，且利于现代结构施工。

设计中通过对古代汉阋造型有选择取舍，强调大形体的同时忽略某些结构细部，尽量通过小型装饰构件体现古朴的昧道。单闫分上下两层檐，中间是空口回音腔体，内置风铃致枚，每当山风吹过铃声清脆引人寻觅。戗脊、覆瓦条等构件粗拙刚劲．线条挺拔。双层阕顶面覆墨绿琉璃平瓦，其余外露面铺青灰陶土砖。阕体正面中间置古式青铜浮雕。总体组合色调以青灰的阕墙、青灰的铺装地面、墙上铜制金属花箍、古松柏、红绿的花草构成既庄重又活泼的纪念场所。单体组合方面通过阕体的高低、前后错落，材质的转换，横向竖向线条的对比，墙体古式花盆的点缀形成单体的统一，丰富的多角度观感组合立面。

3.结构分析

如何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百分之百解决建筑设计的思路，在基础承载、基础形式、墙体形式、阕头形式、细部构件等方面分别对待，既要考虑安全合理．又要考虑经济实用。由于该地盛产石灰石，所以在基础和墙体上采用了M7．5水泥砂浆浆砌MU20石灰石，在围头标高范围内采用了内部框架，两层檐板和竖向腔板从框架梁上以折板的形式挑出，板厚100 mm，壬10配筋，根部由于双层板厚承载剪力不是问题，主要荷载考虑板自重、瓦板重量、风荷载、雪荷载。内部框架柱基础伸人浆砌石灰石满足锚固，并每隔800mm环形拉结一道框架梁，框架梁内侧挑出基础板，上浆砌石灰石作为压载。且为防止风的侧向力，必须在框架基础上砌够足够压载的石灰石，防止阕头的侧倾。其余戗脊等构件按照加工尺寸，用细石混凝土9号铅丝做骨架，壁厚15 mm，预制后，焊接在相应位置的预埋铁件上。外露装饰分90采用铺装、抹面涂料、斩假石等做法。

四、结束语

通过对现代设计在仿古建筑中的应用案例分析，对现代结构的仿古建筑借助古老传说的优美意境，和谐地与景观规划有机地融为一体有了浅显的认识和大胆的尝试。该景点建筑建成后，给人以建筑总体布置。彰显雄浑大气，单体建筑突出沉稳厚重，细部装饰刻意精雕细琢的感觉，是谓成功的现代设计思路，同时也成为人们在闲暇时观赏、游览、休闲、散步的理想场所

参考文献：

[1]牛毅胜 浅析现代设计在仿古建筑中的应用 [期刊论文] 《山西建筑》 -2007年28期

[2]张向东 肖胜利 夏琪谷 洪勋 马学 仿古建筑地震灾后重建施工技术 [期刊论文] 《施工技术》 ISTIC PKU -2011年6期

[3]张福萍 仿古建筑结构设计实例简介 [期刊论文] 《煤炭工程》 PKU -2003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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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篇（9）

一、木结构——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与世界其它建筑形态最基本的区别是木结构，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把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榫卯木结构建筑遗迹当作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真正”起点，那么，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只在一些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出现，如云南。

抬梁式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穿斗式构架用料较少，建造时先在地面上拼装成整榀屋架，然后竖立起来，具有省工、省料、便于施工和比较经济的优点。同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的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将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 ：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木结构的建筑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包含各种“作”（大木作、瓦作等）的制度、工限、料例三个主要内容以及有关附图，系统地说明了当时建筑的分级、结构方法规范要领。书中提出“以材为祖”的材份制，即以与建筑规模等级相应的某一尺度作为建筑的空间尺度及构件尺度的模数。这是建筑体系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种模数制度或比例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了这一体系的最后形态——斗口制。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它的基本艺术造型特点来自结构本身。中国建筑的起点是以间为代表的房屋，宫殿是房屋的扩大，它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柱子更高、梁坊更长、间数更多而已。

二、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

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它古代社会作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

说，则是它的“大屋顶”，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为，在所有的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人字形的“大屋顶”。

中国任何类型的建筑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过来，它是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其基本外形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的屋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大屋顶，这个人字形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

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称呼的建筑，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或像故宫一样的建筑群体 ；无论是住宅，还是宫殿，或是庙宇、寺观 ；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或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站在景山顶向南望去，紫禁城一片金色的屋顶，它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形式统一、规整，这就是“大屋顶”。

三、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的习惯。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的组合体，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早在殷商的建筑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而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布局。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就更为普遍了。我们从隋唐时期绘画、明器中可以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宋代对这种四合院布局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或“工”、“王”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元代四合院目前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与近现代北京的四合院十分近似。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的。

由于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四合院是个统称，也可以称为“合院”。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组织建筑的形式的形成，是人类在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过渡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用高墙封闭的空间（院子）是一种外界环境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过渡，这种布局原则不但适应了人们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人们思想上既要安全又想亲近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了我国封建礼制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功能要求，因此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在生活空间上，民居建筑“有宅必有院”的“院”是其精华所在，建筑内部的内庭院空间，使整体建筑形成多进式格局。在中国式庭院中，院门关起来，就是自己的，门外始终是别人的。讲究的是私密性、安全性，而不是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南方北方都是这样的。四合院虽小，但却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大门一般在南向，其形式分为屋宇式。大门有门屋；或为墙垣式，就是直接在墙上开门。其中以屋宇式的大门为贵，依房主地位分3、5、7间，间数越多，则房主地位越高。

篇（10）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二、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

历代以来，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很容易产生矛盾。一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驱动，二是因为各地风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价值观，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们的意见产生分歧。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在我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也更易为我们理解。民族的融合，促进了风俗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进而价值观，文化理念趋于统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审美范畴，和人类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不同文化风俗下，我们建筑艺术要取得杰出的创举，必须做到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必须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纳不同的建筑风格，多一点谦虚，虚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艺术去学习，取长补短，优化我们的作品。

由于时代的发展，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交流内容的广泛化，当代建筑风格相差越来越小。建筑风格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分析不同文化风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通过比较很容易的出来。我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古代的建筑都有遗址，遗迹存在，风格迥异。即使当代，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虽然各地建筑风格趋于多样化，同化。但仍能体现出不同文化风俗下，不同的风格。各种风格都有其优缺点，去劣存优，取长补短，是我们当代建筑设计工作者应孜孜以求的。

参考文献

[1]程宏，王烨.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J].时代文学，2009(10)．

[2]陆元鼎.中国传统民居研究二十年[J].古建园林技术，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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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建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

很多考古资料证明，对人的居住环境比较重视，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已经在选择自身居住环境和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很明显的“环境选择”倾向是在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择，它的主要表现有：1）和水源比较接近，不仅生活取水很方便，而且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很有帮助；2）在河流交汇处的位置，很便利的交通；3）在河流阶地上的位置，不仅耕作时有很肥沃的土壤，而且可以降低洪水侵袭；4）如果是在山坡上，通常在向阳的地方。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的典型上吉风水格局，就是半坡遗址。颇具启发意思的是，现代村落或城镇将这些村落迭压，如在某一段河南河水沿岸的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11处。

2.古代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启示

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的改变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资源危机，水土流失，气候反常等。这些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还有一个方面，人类居住的小环境也不尽人意。尤其是城市中现代建筑忽略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使居住的小环境也逐步恶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风水术强调的平衡、和谐及安宁，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引起了深受环境恶化之苦人们的重视。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苏杭的园林，一定会为它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而折服，当我们居住在山清水秀、避风向阳的寓所，周围的环境会让人神情愉悦；看到流水潺潺，草木欣欣，会使人留恋忘返，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会使人心旷神怡，工作的压抑、生活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可是当我们遇到寸草不生、尘土四扬、狂风席卷着黄沙漫天飞舞之地定会眉头紧、避而远之……等等这是环境景观对人类本能产生的种种物理、生理、心理反应。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气场，千方百计寻求营造一处天、地、人和的“好气场”，这就是风水，即对人的生长发育，工作心境最为有利的外在环境，这个环境要山清水秀，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匹配，相得益彰。所以，规划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么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心旷神怡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一看湖南、江西出了多少位共和国将军，上海、浙江有多少富翁，再看看曾经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洛文化也曾是震惊世界的中原，渭河流域的西安古城今天又如何呢？怀古而革新必然是一服良药。这就不难理解有理性的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的原因了。

所谓风水的核心便是探求建筑的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生活的协调关系。它将中国古老哲学命题“天人合一”等引入建筑中，其注意力不只是放在人类对环境的感应，而是要指导人如何按这些感应来解决建筑的选址乃至建造。在这里，位置的选择，平面安排以及空间位置，无不遵从某种“图案”与“秩序”，“天”的秩序，“地”的秩序、“人体”的秩序。如此，人才能与住所、与整个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获取心理上的平衡。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建筑也会由此得到一种勃勃的生机。

3.古代建筑风水学的现代运用与价值

古代建筑风水学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必然会有很多虚幻不实的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对传统思想的阐释用当代的语言和科学的理念，以在社会中能够更好地服务，这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学的专家学者一个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

（1）要从传统风水学中“玄之又玄”语言怪圈中跳出来，表达方法要用比较容易懂的现代表达方式，以把风水学的精义及现代价值使更多的人有所了解。

（2）应该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所适应，善于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点金石”，对传统风水学进行升华，使它可以进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风水学的精华发扬光大。

（3）应该对当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建筑业的高速发展有所适应，对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敢于创新，尽快地对风水学的现代化进行促进，也就是在当代建筑学之中把传统风水学中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

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但众多的城市却没有山峦，或缺少河流，似乎与传统风水中强调的依山傍水距离甚远。但只要略加变通，依然可以找到符合传统风水宝地的范例。在考察城市中的风水状况时，可以将一座座的楼房看作是重重迭迭的山峰峦头，左右护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可以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看作是一条条的河流溪水。因为对于城市、民居建筑而言，自然环境即山岳河流等要素的影响，远不及毗邻宅周的其它屋宇、墙垣及道路等影响更为直接和密切，因此在城市井邑之宅的辨形方法中，龙、砂、水、穴遂被赋予了新的特殊喻义而加以应用。

海口国际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海交中心）是海口市拟建设的一个以展览、交易为主，兼容办公、旅馆等功能的综合设施，建成后将成为海口市对外开放的新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海交中心选址于市中心区，占地76 940平米，建设面积约24万平米，由会馆、宾馆、写字楼三部分组成。现代城市中类似的综合性建筑，大多数是各个部分相对独立，将各个不同功能建筑的入口安排在不同方向的街道上；即使是一面临街，也将几个功能区的入口绝对分开，并对各自的外部空间作均质处理，这种方式虽然是基于对功能和交通的考虑，但不可避免带来以下弊端：1）空间感觉分散，向心感不强；2）难以形成集中的城市公共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代表西方建筑思想的设计方案方式与中国传统风水思想相悖。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小至家庭住宅，大致大型复杂的综合性建筑群，乃至整个区域，都可视为一，即天地人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个整体。因此不论何种规模的建筑与区域，都应该尊重环境与人的使用，以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就是风水学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形成“和合”的完美之家。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建筑风水学在现代建筑中的影响与运用.（省略）.

[2] 小区的风水知识.（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