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篇（2）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篇（3）

一座城市人民的幸福，跟环境、财富、个人价值等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什么让北京人觉得生活是幸福的呢？

2016年12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会在京举行。报告称，现阶段北京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在这份报告中，具体指数并未对外公布。报告从社会感受与生活目标、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流动性与城市认同以及网民社会心态四大部分入手，依据数字调查报告，全面分析了社会幸福指数的差异。

幸福指数，很简单的四个字，然而，在社会学上，它涉及的问题太广泛，涉及的领域也很复杂。

幸福感节节攀升

2012年9月12日，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与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报告称，在调查的全国20个城市中，大连、沈阳等辽宁居民幸福感最高，其次是天津及山东的城市，而北京居民的幸福指数则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北京也因此成为此次调查中的“幸福低谷”。

在这里，问题来了。仅仅4年之后，北京居民就变得感受到幸福了？幸福感真的是会节节攀升的吗？

在词条搜索中，关于幸福指数的定义很繁杂。其中有几点提醒我们：幸福指数并不是快乐指数，财富多少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不是主要的，对城市的满意度跟幸福指数高低没有最直接的关系……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一项针对世界34个国家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权威报告显示，虽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状r、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得分均超过平均数，但日本民众普遍自我感觉“不幸福”，仅40%的民众对生活满意。调查发现，日本失业率极低，在15?64岁民众中，70%的人都有稳定收入来源，而34个国家的平均数只有65%。日本人经常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平均一年工作1714个小时，但34国的平均数却达1739个小时。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2.7岁，为34个国家中最高。单从单项指标来看，多数日本人应该感到幸福，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

那么，幸福指数到底是什么，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又是从何而来？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幸福指数”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

从上面的名词解释可以看出，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数。即便11个因素中10个因素满意度都很高，如果其中一个因素的满意度过低，也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幸福指数偏低。

这也正是北京居民幸福指数偏高的原因。

从环境来看，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大气中雾霾的问题虽然严重，但并没有达到人们不能忍受的程度。另外，因为政府一直积极面对这两项问题，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进行治理，也让北京居民在对交通、环境的未来发展上有着良好的期待。有数据表明，北京居民对于雾霾的治理75%以上的人认为，政府治理力度令人满意，并对治理的结果持有好的预期。由于各个发达城市都曾经面临过相同的环境问题，北京人普遍认为，雾霾的治理前途光明。

从收入、就业角度看，北京整体收入偏高，尤其是2012年之后，各个行业的就业很稳定，虽然物价涨幅很大，但相对于收入来说，北京人平均收入尚能满足生活的需要。

而教育、卫生、健康、社区生活这几项，可以说，北京人是相当自豪的。北京有全国最好的教育机构，有最好的医院，这让北京人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身在北京，你最不缺的就是文化环境，各种文化娱乐大幅度地满足了北京人精神层面的追求。

对于北京人来说，不论是老北京人，还是北漂一族，北京总是以包容的态度，从容的气度海纳百川。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很高，个人发挥的空间很大，幸福指数在全国排名偏高，很容易理解。

对于2012年的调查，多数北京人认为，近些年来，北京的规划与城市建设脚步发展很快，北京人的幸福指数确实可以用节节攀高来形容。

北京人：我的根在这里，

我的幸福在这里

随着城市脚步的发展，城市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北京人从老城区迁往了郊区。最开始，很多北京人不能接受。小风的爷爷奶奶就是其中的两位。他对笔者说：“世世代代生活在城里，我的爷爷奶奶对于迁往郊区生活是最不能接受的。当初搬迁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大有就要背井离乡的架势。然而，随着发展，爷爷奶奶慢慢开始喜欢上了新的居住环境。首先，告别了大杂院，生活便利了很多，上厕所、洗澡都不再是问题。这几年，四环以外的小区建设是有目共睹的。商场、餐馆、便民设施、网络越来越完备。现在，谁还会为了买东西进城啊？网络的发展更是快，坐在家里什么东西都能收到，想吃什么手机下单一切搞定。爷爷奶奶虽然岁数大了，可是都知道让我们年轻人用手机下单，生活方便度，有哪里能媲美北京？小区里的绿地多，没事谁还会去公园？爷爷奶奶天天和周围的同龄人在小区空场聊天、下棋，那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

对于北京的老年人来说，幸福指数在全国居于第二。日前，“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在北京。该指数主要针对我国各省市老年人社会服务、福利待遇、健康等多项指标评估。“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与智睿养老产业研究院联合，首次对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老年人政策环境进行评价，并对老年人政策和服务发展趋势作出判断。据该指数显示，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北京、上海、山东、江苏、贵州、福建、陕西、甘肃、山西。其中，北京在政策环境、老年人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老年健康与教育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包括持续向60?79岁重度残疾人、8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养老（助残）券；较早出台了《养老设施专项规划》。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北京人来说，生活的方便舒适是他们幸福感的来源。而从“根”的角度来说，北京人也有着幸福的感觉。郎先生是一位30多岁的老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对北京的热爱是众多土生土长北京人的一个缩影。他说：“对于北京人来说，提及幸福感，首先就要说一说归属感所带来的幸福，用咱北京话讲叫‘踏实’。无论您走在繁华闹市还是胡同深处，您都有种在家的感觉，这种幸福来自地域优势，更来自根植于这里的城市情结。以我为例，北京不但给予了我生命，更为我带来了无尽的创作源泉，这些创作也为我的事业打下了越来越深厚的发展基础。坐在自己家里，写自己家发生的故事――这点对于一位创作者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此外，生活在北京，幸福感同时来自国家优质资源。北京作为国家的特殊地位，治安保障、民生建设、文化发展等领域均处在全国发展的第一梯队中，身处这样一座城市的人们，无疑成为了受益者之一。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企业与机构乐于在北京或是建立根据地，或是打造梦想之舟。这不但为北京人带来了便捷、丰富、优质的服务体验，更提供了多样的发展机遇。可以说，只要您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并乐于付出，肯于努力，在这座城市里都会得到收获。”

北漂一族：文化与宽容是我的幸福来源

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这种现象在小城市更是如此。王阳阳来自江苏某县城，在女儿5岁以前她在县城的银行工作，有一份在别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女儿5岁这年，她和做服装生意的丈夫因为“小三”的原因离了婚。尽管从婚姻角度看她是受害者，然而，在众人的眼中她却并非如此。在她的家乡，大家普遍认为，丈夫出轨并不是什么大事，做妻子的人应该更多的是宽容对待。更何况，她还是生的女儿，而“小三”却给丈夫生了个儿子。在离婚前，周围的亲戚很多人竟然劝她：“你只给他生了个女儿，你老公都没跟你离婚，你干吗要离婚？”亲戚的不认同，周围同事也是多以看笑话的心态对她，让从小要强的王阳阳毅然决然地带着女儿离开了家乡。多数江苏人都喜欢去上海发展，但是王阳阳离开的时候，恨不得离家乡越远越好，于是，她选择了北京，成为了北漂一族。

在北京，她经过同学介绍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纳，由于她肯吃苦，工作努力，慢慢从出纳做到了会计，5年之后又跳到了一家大公司出任财务主管。生活慢慢好起来，从开始居住的地下室，搬到了四环以外的居民楼里。女儿也从上打工子弟小学，转学到了一家民办小W。说起幸福感，她说：“在别人看来，也许我发展得没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个公司职员。然而，对我而言，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我有很强烈的归属感，尤其是在思想意识上。生活在北京，周围的人不会问你私生活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从家乡出来，在思想意识上也没有家乡那种女人就应该为男人活着的压抑感。这个城市太大了，也许有人会说这里不是家乡，会寂寞，我却不觉得。我觉得个人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北京这个城市在思想上自由、开放。我在这里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尽管压力很大，可是我觉得未来只会越来越好。我的女儿也很喜欢北京，在这里，她如鱼得水，跟周围的孩子非常融洽，更重要的是没有人问她关于爸爸和妈妈离婚的问题，她活得很自在。”

篇（4）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1]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表现为客观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

二、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富的积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个人事业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等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数[2]。我们认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质量状况。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接受社会救济比例、人身财产保护满意率、社会参与率、居民消费价格(CPI)满意率等。

身心健康状况。主要有人均寿命、病死率、精神病发病率、食品卫生达标率、医疗状况满意率等。

婚姻家庭状况。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满意度、离婚率、子女孝敬满意度、居住方式满意度、家庭成员数量满意度、儿女就业满意度等。

职业发展状况。主要有职业满意度、工作现状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跳槽频率等。

人际社会状况。主要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自身价值体现满意度;群众办结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等。

环境条件状况。主要包括反映生态建设情况的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情况反映环境污染和保护情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单位能耗指标、环境治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都的途径和措施

(一)切实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提高全民幸福指数必须正确处理好全体民众的利益关系。要适度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机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对垄断行业收入、福利待遇过高,个别行业暴利经营、非法经营等影响社会公平的客观因素进行合法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压力。同时,要把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务公开等民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机关的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廉政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创优工程,民主参与工程,切实做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成就感。要进一步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建设经济强城,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瞄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加快构建南部沿海经济走廊,整合钢铁资源打造七大主导产业链,建好科学发展示范区,在富民强市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四)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这说明,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国际经验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广大群众拥有社会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以解决住房、看病难、上学难、工作难等“四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社会保障、救助、帮扶三大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工程、扩大就业工程、社保扩面工程、教育辅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诚信平安创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健康服务水平,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家庭、对工作、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数调查评价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幸福之都建设工作

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关注和提升幸福指数,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幸福长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要将幸福指数写入城市发展纲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要在探索中密切关注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下转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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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

一项调查显示，八成人交不到知心朋友。在参与调查的3874人中，55.2%的人只有1―2个知心朋友，22.4%的人几乎没有真朋友，五成人表示知心朋友多为同学，59.8%的人认为没有真朋友的原因是利益关系所致。

51%

“婚后能有异性朋友吗”的快速调查显示：51%的网民认为可以有异性朋友，25%的网民认为不可以有异性朋友，还有24%的网民对此抱无所谓的态度。

32.8%

面对压力，32.8%的人会找要好的朋友倾诉；21.8％的人会到外面走走散散心；16.4%的人会自己生闷气；选择唱K、泡吧、游戏等娱乐手段的人占8.1%；4.2%的人会找理由把气发泄到别人头上。

53%

在“你有没有职场朋友？”的调查中，选择“当然有，很多”的占8%；“有，但不多”的比例占绝大多数，有53%；“没有职场朋友”的占28%；“说不清”和“没想过”的分别是8%和3%。调查显示，人们追求职场朋友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少而精是职场上的交友原则。

20.5%

在一项关于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中显示，对于“有很多朋友”这一项，城市居民的提及率达到20.5%，而农村居民的提及率只有6.8%。城市人说起朋友，更多是知己，患难之交，惺惺相惜，亲人般的感觉，说明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朋友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50%

一项随机调查显示，50%的女人有蓝颜知己，30%的女人不确定算不算有蓝颜知己，40%的女人没有蓝颜知己，但明确表示不想有蓝颜知己的只有0.2%。

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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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由央视经济频道发起，整合国家统计局的专业调查优势和邮政的渠道优势，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参与分析工作。调查聚焦了公众最关注的经济生活话题，通过数据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提炼国民幸福观。

“调查通过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较多，回收率达到80%以上，这在大规模调查里是比较罕见的，回收率高，调查结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认为，不同于社会调查的发放问卷，本次调查是按统计规律来做的抽样调查，也叫概率调查，结果非常接近全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居民幸福感调查，今年的亮点是新增加了国人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的调查，调查试图寻找国人收入增加后，在时间分配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同幸福感的关系。

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就在全国十省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调查样本涉及1.8万户家庭的4.5万人，选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踪受访者，并按时间顺序每隔15分钟记录其活动，调查很细致，数据量很大。

据胡大源教授介绍，今年央视关于闲暇的调查结果同2008年很接近，调查发现，闲暇的利用方式能影响受访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会很热爱他的工作，工作时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但绝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时产生。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工作时间延长，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产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就是产生幸福感的时间——闲暇时间。

闲暇之于幸福

闲暇时间，是指除生存必需时间、社会义务时间、家庭义务时间之外的所有个人可支配时间。闲暇时间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受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休闲时间、旅游时间、文化娱乐时间）。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有休闲时间不一定觉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闲时间，幸福感一定会大打折扣。

调查同时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人均休闲时间较少的现状。其中，8%的受访者没有休闲时间，超过65%每天休闲时间在3个小时之内，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只占调查人数的26%，其中大于5小时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绍，从国际水平来看，虽然每年“有闲”的标准会有浮动，但整体趋势是欧洲人每天有5小时休闲时间，美国稍低于欧洲，每天约有3.5-4.5小时。比较看来，国内的工作时间比欧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国人的休闲时间同国际水平还有距离。

在地域上，闲暇地区的分布和经济发展程度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调查，休闲时间比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从辽东半岛到长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这些区域收入水平比较高；而休闲时间比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较低的西南地区。将这两种分布比较时可以看到，收入和闲暇，似乎处于两者不可兼得的状态。

但进一步研究调查报告，可以发现年休闲时间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关系。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没有休闲时间，在这个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中，拥有1-2小时休闲时间比较普遍；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没有休闲时间，2-3个小时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闲时间段，闲暇在3小时以上的超过30%。

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人还没有达到“闲钱兼得”的境界，对他们来说，休闲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靠收入来购买。这多少说明一个道理：在收入没有达到“门槛”之前，人们很难实现“有钱有闲”的状态。

如果说，闲暇是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收入水平则可影响这种幸福感的层次。但根据这次调查，国民休闲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人都热衷于上网和看电视，而且多数会选择娱乐类节目，选择出门看电影、戏剧，参加培训的人并不多。这种休闲方式多少有些被动，不利于激发创新意识。

但这也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笔者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同学就曾感叹，高收入者能选择的休闲活动很多，我们却不得不用些“经济”的方式，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休闲，而是没有资本休闲。

“这种情况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据魏翔在美国的研究，习惯于被动休闲还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人网聊的时候美国人喜欢阅读。还有，我们崇尚静态休闲，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

魏翔还谈到了一些在美国的见闻，比如中国人锻炼时间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从整体上看，锻炼的比例在下降，这和美国的数据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们崇尚积极生活的态度，追求匀称、健康的身体。

“因此，休闲教育是重要议题，需要在中国推行。同时，国家有责任将更多税收用于公共休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机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这样。”

另外，收入确实会影响休闲质量，但本质上关系并不大。生活观、性格、社会保障体系、民主化进程等因素，才是影响休闲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个人层面，要转变观念，学会用生活引领经济，了解生活的目的。”

篇（7）

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权威机构，政府的智囊，却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这样的幸福指数和排名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人们不知道这样的排名是怎样得出的，为何两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事实上，这仅是关注点的表面。从其深层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吗，可以测量吗？“幸福不是一连串生硬的数字，而应该是让人们亲身感受并且认同的事实”。回到社会层面，幸福与社会公平、福利保障、个人实现等等因素都息息相关。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种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成为越来越多政府议题的关注焦点。

对于这样一份貌似科学，实际忽悠成分很大的测算和排名，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之背书的。根据报告，有学者认为，北京等大城市主观满意度靠后，可能与生活节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关系，像银川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靠前，可能与城市小，生活节奏舒缓有关。“（银川）骑着自行车10分钟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满意度（主观）指标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并没有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这可能与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环境改善幅度较大等有关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观满意度偏低与通胀率高、高房价、社保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有关。“这也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

为了显示这次蓝皮书测评的科学性，重点长卷的调查中涉及的指标则包括家庭和睦状况、人际关系状况、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灾害防范状况、居住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教育状况、环境卫生状况、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状况、交通状况。有关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居住状况、环境卫生状况、交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就业状况。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个整体，这样切割出来的幸福，还是幸福吗？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他把先天的遗传素质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作为心理学的测评内容，通过总幸福指数来测评这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如何把先天的遗传素质（S）、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为社会学的测评内容，作为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的内容，不仅错上加错，走入死胡同，而且会将其带入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因此，将先天的遗传素质带入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是难以测评的，也背离了倡导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

篇（8）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数量超过一亿人。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享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到迷惘、彷徨、焦虑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与特征

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追求个人进步、职业发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领着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资，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对抗的情绪中。

1、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凭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务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这类企业往往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工时等手段来获取利润，基本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农民工“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据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深圳市总工会在对深圳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严重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职业培训的需求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比体力价值更高。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新生代渴望改变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现状的双重压力下，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一门甚至更多职业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已从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转变为现在的“学技术、重发展”，从而有资本选择一份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好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

3、融入社会的愿望愈加强烈。据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会融合。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子中所说，“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4、权利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报纸、网络等信息传递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了。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他们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愈发渴望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希望能在企业经营、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享有话语权。据一份在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显示，73.6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让企业、媒体、政府机构和人民大众听见自己的声音。一旦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用脚投票”就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最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写照。

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性指标用来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质量的生活，而现实中却是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他们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而现实中他们能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渴望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现实仅仅只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1、农民工追求提高收入与企业追求压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与职业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就会降低。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赢得世界市场的订单、获得高额利润要归功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些企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线上的“工具”。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然到了非转型不可的阶段，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企业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切入价值链的中高增值环节来扩大利润空间。而现实中，企业的眼光却还是瞄准于尽可能地压低劳务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严重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机会缺乏的矛盾。心理学家Katja调查发现，对于青年人而言，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与幸福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满足这一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择业资本”，获得有发展前景的、稳定的、能让自己从中获得满意情绪的工作。而现实中，社会培训机构少，培训费用高，企业内部培训机会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主导的公立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无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与社会认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为平台彻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命运，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但由于历史、制度、政策、社会文化的影响，“进城打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处于敏感、躁动、安全感低、自我意识强的青春期，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心理，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城市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变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权利与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和两级分化。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显而易见的社会排斥迫使他们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然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和保障；在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仍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民主参与程度低，工会的保护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企业内部也缺少畅通沟通的渠道。“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行为特征来看，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 转贴于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与现实存在严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四大矛盾。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和薪酬体系是否受法律的保护，他们有无职业发展的空间，他们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产业现代化——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国际上产业转移的过程都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要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现状，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以廉价劳动力为盈利基础的产业模式，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简单依赖，加快自主创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终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继而使劳动力价格得以跃升。企业应注重劳动力与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新型制造业、服务业等经济产业；同时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协同成长。

2、员工知识化——建立培育机制，营造人文关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我发展，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做支撑。各级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重点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工作岗位的具体需求联系起来，增强培训的可预期性和有效性，从而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满足他们的成就动机。同时，企业可以与社区、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合作，根据农民工工作实际情况，以开设网络学习室、成立技术辅导小组、周末培训班、组建农民工观摩团、开展交流会等灵活多样的培育方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

3、社会开放化——降低市民化门槛，提高社会包容性。鲁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东(1988)、解亚林(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城市是提高农民工社会满意度的重要支撑。全社会应努力形成一种接纳氛围，彻底消除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为他们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平台；政府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步伐，摒弃制度性歧视，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时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全社会的整合程度，促进城市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是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建立起能够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养老、医疗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社会保障部门、劳工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维持其社会责任，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组织发育等多种途径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和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在企业内部，应推进参与型组织文化，保障内部沟通顺畅，授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事务的权利，增加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但并未提供保障这一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和幸福感。如果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在城市活动中的参与度，则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项开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筑梦情结[J].今日南风，2008(8)

[2]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3]李坤晟，王学良.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忧思录[J].黄金时代，2010（7）

[4]仇日红.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838.6元[N].广州日报，2010年7月15日。

[5]长子中.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J].北方经济(综合版)，2009（9）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7]康君.幸福涵义与度量要素[J].中国统计，2OO6(9)

[8]杨继斌.富士康：触目惊心的“13连跳”[J].新闻天地，2010(6)

[9]梁艳华，谢钢.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2)

篇（9）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数量超过一亿人。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享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到迷惘、彷徨、焦虑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与特征

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追求个人进步、职业发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领着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资，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对抗的情绪中。

1、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凭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务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这类企业往往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工时等手段来获取利润，基本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农民工“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据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深圳市总工会在对深圳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严重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职业培训的需求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比体力价值更高。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新生代渴望改变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现状的双重压力下，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一门甚至更多职业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已从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转变为现在的“学技术、重发展”，从而有资本选择一份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好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

3、融入社会的愿望愈加强烈。据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会融合。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子中所说，“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4、权利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报纸、网络等信息传递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了。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他们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愈发渴望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希望能在企业经营、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享有话语权。据一份在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显示，73.6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让企业、媒体、政府机构和人民大众听见自己的声音。一旦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用脚投票”就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最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写照。

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性指标用来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质量的生活，而现实中却是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他们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而现实中他们能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渴望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现实仅仅只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1、农民工追求提高收入与企业追求压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与职业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就会降低。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赢得世界市场的订单、获得高额利润要归功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些企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线上的“工具”。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然到了非转型不可的阶段，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企业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切入价值链的中高增值环节来扩大利润空间。而现实中，企业的眼光却还是瞄准于尽可能地压低劳务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严重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机会缺乏的矛盾。心理学家katja调查发现，对于青年人而言，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与幸福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满足这一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择业资本”，获得有发展前景的、稳定的、能让自己从中获得满意情绪的工作。而现实中，社会培训机构少，培训费用高，企业内部培训机会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主导的公立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无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与社会认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为平台彻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命运，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但由于历史、制度、政策、社会文化的影响，“进城打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处于敏感、躁动、安全感低、自我意识强的青春期，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心理，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城市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变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权利与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和两级分化。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显而易见的社会排斥迫使他们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然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和保障；在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仍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民主参与程度低，工会的保护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企业内部也缺少畅通沟通的渠道。“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行为特征来看，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与现实存在严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四大矛盾。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和薪酬体系是否受法律的保护，他们有无职业发展的空间，他们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产业现代化——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国际上产业转移的过程都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要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现状，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以廉价劳动力为盈利基础的产业模式，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简单依赖，加快自主创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终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继而使劳动力价格得以跃升。企业应注重劳动力与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新型制造业、服务业等经济产业；同时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协同成长。

2、员工知识化——建立培育机制，营造人文关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我发展，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做支撑。各级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重点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工作岗位的具体需求联系起来，增强培训的可预期性和有效性，从而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满足他们的成就动机。同时，企业可以与社区、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合作，根据农民工工作实际情况，以开设网络学习室、成立技术辅导小组、周末培训班、组建农民工观摩团、开展交流会等灵活多样的培育方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

3、社会开放化——降低市民化门槛，提高社会包容性。鲁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东(1988)、解亚林(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城市是提高农民工社会满意度的重要支撑。全社会应努力形成一种接纳氛围，彻底消除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为他们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平台；政府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步伐，摒弃制度性歧视，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时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全社会的整合程度，促进城市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是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建立起能够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养老、医疗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社会保障部门、劳工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维持其社会责任，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组织发育等多种途径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和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在企业内部，应推进参与型组织文化，保障内部沟通顺畅，授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事务的权利，增加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但并未提供保障这一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和幸福感。如果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在城市活动中的参与度，则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项开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筑梦情结[j].今日南风，2008(8)

[2]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3]李坤晟，王学良.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忧思录[j].黄金时代，2010（7）

[4]仇日红.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838.6元[n].广州日报，2010年7月15日。

[5]长子中.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j].北方经济(综合版)，2009（9）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7]康君.幸福涵义与度量要素[j].中国统计，2oo6(9)

[8]杨继斌.富士康：触目惊心的“13连跳”[j].新闻天地，2010(6)

[9]梁艳华，谢钢.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2)

篇（10）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城市空间紧张，道路拥挤，事故频发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机动车保有量从200多万辆增加到1.63亿辆，增长了近70倍[1]。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及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人们对城市交通状况的不满，降低了生活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在此背景下，在探究出行行为和主观幸福感方面研究欧美国家起步早、数据更加全面，因此其研究理念、探测方法，及其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交通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结合英国2014～2015年纵向问卷调查报告，understand society，其问卷内容包含英国居民的特点、居民的满意度、时间偏好及其交通出行方式等问题[2]，建立回归模型探测交通出行行为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对国内的交通发展研究起重要借鉴之意。

二、文献综述

St-Louis运用回归模型对20851个样本研究，得出样本的满意度由高到低分别是行人，火车，自行车，轿车，地铁最后是公交车[2]。Ettema，D等以7点满意度量表，建立多次线性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其慢行交通工具相比汽车和公共交通更易获得主观幸福感[3]。Abou-Zeid等归纳选取旅程变量，通勤者自身特征及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通勤者社会比较三个层面的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试图找出通勤者交通出行与幸福度的关系[4]。

国内研究交通出行模型主要以时间和费用成本最优为目标，通过不同的模型方法对不同的特征进行探测。潘驰等通过二元Logit模型对大连市主城200名通勤者出行行为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停车费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能够促进驾车者放弃小汽车改乘公共交通[7]。姚丽亚等采用分层Logit模型，对北京市出行者实证研究表明出高收入及其公费出行人倾向于使用私人交通，而以上班上学为出行目的人群更倾向公共交通[8]。陈俊励等采用巢式Logit模型，定量分析公共交通出行者特征。殷焕焕等基于BinaryLogit模型得出性别和年龄两个因素对公交出行影响不大，而时间和费用是主要影响居民出行的因素。

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来看，不同地区因出行者特点和区域交通系统完备度的差异对于不同交通工具的满意度各有不同，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究相对于自行车或步行出行，公共交通模式和小汽车模式对不同满意度指标的影响，以此更好的促进集中资源提升出行者的满意度。

三、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运用英国家庭普查2014/2015（BHPS）的调查问卷数据，其包含1814个问题[24]。问卷对4617个家庭进行包括社会经济特征、通勤特征、主观感受等问题的调研。根据本研究问题，选取了三个满意度相关问题分别探测个人主观幸福度。在样本选择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有效数据，避免无效数据过多引起结果的无意义，最终有效样本为748个。

对于不同出行者的满意度，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PSS 23.0 对交通出行和满意度数据用crosstabulate进行整合，其结果可得，自行车和步行分别对健康满意度指标和休闲时间满意度指标的满意度占比高于小汽车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同时所有指标的不满意程度占比较低。综合两方面考虑，可得自行车和步行能够更大程度促进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小汽车则在收入满意占比中表现优秀，而公共交通出行则在四方面满意度评价中占比最低。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出行模型与满意度指标相关性分析

我们运用皮尔森卡方测试（Pearson’s chi-square）来探测出行模型与各幸福指标的相关性。如果两个变量不相关，则表明出行模型和此幸福指标没有明显关系，则假设不成立。

通常，相关性检查关键指标为Sig.，如果Sig.值小于0.05，那么系统的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将被拒绝。皮尔卡森卡方相关性检验结果，可见出行工具选择变量与各个满意度变量显性相关。同时为构建回归模型的前提。

（二）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探测不同出行选择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把满意度分为‘满意’、‘无所谓’、‘不满意’，三类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而对于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通过构建相关自变量对层级因变量进行预测。

由上述可得，我们考虑各指标均为分类型指标，同时满意度问题具有层级性，所以选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学理论，显著性值Sig.（p

假设1检验，收入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1。结果表明（表1），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相比自行车或步行，每增加1个单位的公共交通出行，其收入满意度下降0.754（p=0.0120.05）。因此H1得到部分验证。

假设2模型，我们选取健康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2。结果表明（表2），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公共交通出行每增加1个单位量，其相应的健康满意度下降0.789（p=0.0220.05）。因此H2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3检验，结果表明（表3），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一个单位的小汽车量出行增加带来0.666的休闲时间满意度下降（p= 0.008

五、结论及经验借鉴

本研究对英国2014～2015个人出行模型选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小汽车出行者对于‘享受日常活动’和‘休闲时间满意度’的不满意感表现显著，其拥堵所引起的休闲时间的占用是这一不满的主要原因。

第二，公共交通出行对于‘享受日常活动’的负向影响显著。而相较于自行车或步行，公共交通选择的增加带来三方面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分别是‘健康满意度’（-0.789）、‘收入满意度’（-0.754）、‘休闲时间满意度’（-0.754）。

第三，对国内交通出行模型与幸福感的借鉴。虽然国内的小汽车出行总量占比并未高达72.7%，但其增速极快，随着日益增长的小汽车出行，交通问题日渐凸显，环境污染也因此加重，必将带来人民幸福感的下降。所以出台相应措施大力鼓励步行及自行车出行，从出行者角度促进更多的满足感，带给出行者更加幸福的生活进而改善小汽车出行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

参考文献

[1]潘驰，&赵胜川.（2012）.基于logit模型的大连市居民通勤出行行为研究.交通信息与安全，30（3），25-28.

篇（11）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冬至，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士兵在王则的带领下发动兵变，朝廷派开封知府明镐征讨，久而无功。参知政事（副宰相）文彦博主动请缨，要求前去平乱，仁宗欣然应允，并寄予厚望地说：‘贝’字加上‘文’字就是个‘败’字，爱卿此行一定会擒住王则的。”果然不到一个月，前线便传来了捷报。

印章广告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做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太低，不足以养家糊口，无奈之时，朋友们帮其出主意：刻印章。不过，闻一多的治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大学教授街上设摊，有失体统。但一家老小的生计仍无着落。校长梅贻琦出面，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 联名在报纸上为闻先生刊登广告：“闻一多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治印。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习惯，加之名教授治印，生意便滚滚而来，日渐兴隆。

禁止家族婚姻

禁止表兄妹、堂兄妹结婚的法令，是美国1860年左右开始实施的，那时并没有遗传学和优生学，政府的动机是从管理、伦理出发的：倘若婚姻都是在家族内部解决，结局是出现大家庭作为独立的政治机构，教会和政府很难有机会插手他们的事情。统治者更喜欢一夫一妻带一群小孩子的社会结构单元，好管。

【数字】

12分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法国安盛集团在对2000人的初次约会体验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第一次约会中，约会者通常都会通过对方的笑容、眼神接触以及声音等方面来做出判断。64%的人首先会注意到笑容，58%的人会先看眼神，先听声音做出判断的占25%。迷人的微笑、适时的眼神交流和清新的口气都是增加好感的利器。而所有这些细节，对方基本会在12分钟内有所感受，因此，把握好这段时间，会对两人的爱情有积极作用。

50%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一步步提高，但幸福感却没有随之提高。我们偶尔能够听到有人抱怨自己不幸福，但其实，幸福与否的秘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据《印度时报》报道称，人类的幸福感50%由遗传基因决定，10%受其所在的外部环境影响，其余40%与人类的自我管理紧密相关。

80%

据官方数字，2013年美国政府向中国人发放的EB-5投资签证数量为6895人，而2011年还不到2500人。在美国发放的投资签证总数中，中国大陆移民占80%。这种签证给予愿意投资100万美元（在高失业率或农村地区至少投资50万美元）的个人美国居民身份。

【观点】

美机构分析称手机上瘾者激增，女性占大多数

近日，手机用量分析机构Flurry了一项关于手机用户使用手机频率的调查报告，此次调查收集了全球13亿部流动装置总共50万种手机应用程序（APP）的数据，计算被调查者使用APP的频密程度。Flurry发现，过去一年来全球“手机上瘾者”增加123%，达1.76亿人，当中52%是女性。在女性中，以下这类身份的手机上瘾者是普通手机用户的几倍甚至十倍，如：教育工作者，在这次的调查中，女性教育工作者中的手机上瘾人数是普通手机用户的7倍，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教育工作者，那么你手机上瘾的概率就会高一些。此外，女性手机上瘾者比普通手机用户高数倍的族群还有游戏玩家和体育迷等。

乐观心态不利于减肥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研究人员斋藤瞳带领同事对101名年龄在30岁至60岁之间的肥胖患者开展研究，其间研究对象均参与为期6个月的减肥课程。

为探索性格与减肥成效之间的关系，斋藤瞳让每个人在课程开始前和结束后填写性格调查问卷。通过对问卷的分析，研究人员把他们的性格分成“FC”（自由儿童）和“A”（成人）两类，其中FC类性格自信乐观，A类性格小心谨慎、责任心强。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而言自我认知强的A类减重较多。而那些在课程开始前就性格乐观开朗的FC类往往不易减肥成功。报告写道：“那些在课程开始前拥有更少FC性格而且课程结束后A类性格比例增加的人减重较多。”

【视野】

澳大利亚一餐馆用降落伞空投送餐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餐厅发明一种向客户送外卖的新奇方式，即把三明治绑在塑料袋制成的降落伞上，然后空投给顾客。

据悉，这家餐厅名为Jafflechutes。送餐人员来到高楼上，给三明治绑上降落伞，然后将其空投给在楼下焦急等待的客户。通常情况下，客户可通过PayPal提前预订，然后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等待空投。

目前，空投的地点多位于墨尔本的中央商务区（CBD），但雇员不会透露具体地点，直到空投当天才会告知客户。Jafflechutes在网上称：“我们是墨尔本首家漂浮餐馆。”当然，如果你的订餐丢失或被挂在树上，Jafflechutes会重新空投，以免客户爬树受伤。该餐馆在网站上称：“你已经不再是孩子，我们会空投另一份给你。”

西班牙一所大学禁止男生用洗衣机

据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西班牙马德里Duque de Ahumada de la Guardia公共学院近日出台新禁令，禁止男生自己洗衣服，必须找女人代洗。

这家大学新的学生规则称，男生被禁止进入洗衣房，使用洗衣机将被驱逐出校园，时间从最少的15天持续到最长3个月。而男生应该将脏衣服交给女性朋友，让她们帮忙代洗。

许多人呼吁改变这项规则。当地人权人士称：“在今天的世界中，规定男性居民将脏衣服偷偷交给女性，或前往自助洗衣店自己洗衣，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