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大全11篇
时间：2022-06-02 08:13:50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国外的实证研究
1.1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资
KeithHead，JonhRies，和DeborahSwenson（1995）等美国学者对日资制造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东道国制造业活动在当地产业集聚的影响。（2）已有的日本投资对新投资的影响。（3）产业集群对日本投资的影响，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产生的向心力。（4）地区边界附近同产业的企业活动对日本投资的影响。
他们建立模型，根据Mcfadden1974年证明的条件logit模型，用极大似然法计算厂商选择地区的概率。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同一产业（以相同四位SIC产业为划分标准）的对美投资为例，研究了以上四个因素影响日本企业在美国各洲投资地点的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在外资区位选择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个州的产业集聚度增加10%，未来被日资制造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5—7%。
1.2外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
PauloGuimaraes，OctavioFigueiredo，和DouglasWoodward（2000）等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把影响外资在葡萄牙区位分布的因素归结为经济集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成本等。他们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间各地区新建的758个外资企业的数据，建立条件logit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模型中他们不仅分析了所有制造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还着重分析了本地工业集聚、外资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用劳动力素质状况和技能水平代替名义工资率衡量，具体又分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两类；考虑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关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来代替；由于波尔图和里斯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因此将与波尔图和里斯本两大港口的距离纳入该模型中来。因为影响资本成本的税收均是国家层次，因此资本成本与外资在葡萄牙内各地区的外资区位选择无关，不计入模型中。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作用最大的是经济集聚，其次是运输成本，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不明显。
2产业集聚影响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实证研究
2.1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为了便于清楚地比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我国大陆除青海省和自治区以外的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根据估计系数进行验证与比较。为了消除各指标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法。这样就可以保证最后所得到的是“最优”的回归变量。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0.0。
决定投资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并采取相应变量：（1）基础设施条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础设施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以交通网密度（JT）为代表来考察。（2）优惠政策。本文对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进行扩展，给出了各省市区的优惠政策指数（POLICY）。（3）消费水平（CON）。（4）开放度。本文用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OPEN）来度量开放程度。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我们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业集聚状况。用地区工业企业数（QY）来反映。（6）服务体系。用第三产业占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DS）来替代。另外选择分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一变量。为了消除个别年份的波动，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为了消除以上变量量纲不一致性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能为外商的生产和交易提供极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资源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
2.2模型设计与计算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为正向影响，ε为估计残差。由于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检验中要对估计残差进行异方差检验。下面是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方程：
上式括号内表示参数的显著性系数（t值）。通过方差比和VIF检验，没有发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异方差检验也拒绝有异方差的假设，调整可决系数达到了0.842，说明设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从方程中各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地区对外开放度和地区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等都对外资的流入有着重要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和消费水平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不显著。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和地区对外开放度三者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社会服务体系的第三产业在地区中的比重的估计系数却为负。从估计方程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工业企业数每增加10%，该地区便将增加4.2%的国际直接投资；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0%，国际直接投资就会增加2.2%；开放程度每扩大10%，就会增加6%的国际直接投资。由此可以认为，地区对外开放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工业企业数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又大于地区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这就说明，曾经在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一个地区的总体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关联。
3启示与建议
3.1亟待调整引资政策
从前述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企业数，地区企业数的影响又大于优惠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实践也证实优惠政策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纷纷想方设法提供种种优惠强化本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其结果则是导致吸引外资的优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今后我国需要调整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不能单纯靠以减免税负为主的优惠政策，而应注重提高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和产业关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以吸引外资。
虽然产业集聚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对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形成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包括交易费用的下降、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经济外部性的加强。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降低产业交易费用、引导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预措施，培育产业集聚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3.2对东部地区引资的建议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面言，东部地区开放程度较高，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今后东部地区进一步吸引外资时除应继续对外开放外，还应提高产业的集聚程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1）对正在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体系，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2）在产业集聚区，利用企业的示范与竞争效应，一方面增加本区的相关产业，另一方面提高企业创新力度，使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3）正确处理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建立各种类型企业密切合作与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引导集体效率的形成，增强产业集聚区的竞争力。（4）发挥政府职能，完善产业集聚区功能。包括整合区内外的科技资源，增强企业的科技服务能力；提升产业信息平台，实现本地企业与国内外市场的联接；建立职能综合，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提高企业服务效率。
3.3对中西部地区引资的建议
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最少的10个省市均位于中西部，而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10个省市中除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区外，其他9个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与东部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固然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和政策的优惠程度有关，但中西部地区较弱的产业关联也应该说是不利于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企业数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的企业平均数为2002.52家，中部地区企业平均数为4112.97家，而东部地区的平均企业数为12051家，约为西部平均值的6.02倍，中部平均值的2.93倍。从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在产业关联和产业集聚方面远远逊于东部地区。
鉴于目前优惠政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方面的劣势，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不抵沿海地区，今后可以通过增强地区产业关联从而增强集聚力的办法来吸引外资。其具体做法是：（1）确定地区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鼓励比较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并围绕这些产业建设有效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形成某一行业的关联企业群，从而吸引相关联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2）结合自身情况，有意识地通过政策的倾向，尽可能将同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引入同一地区，形成外资产业集聚；或引进外资龙头企业，进而吸引其下游配套企业，从而逐步增强集聚效应。之后再通过现有外资的集聚，吸引更多相关联的外资进入。（3）建立与完善服务体系，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帮助外商克服远距离经营和不熟悉东道国经营环境所产生的困难。这些服务体系可以包括融资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物流仓储服务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等。上述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可促进服务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篇（3）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利用198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重新检验，并与同一时期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进行横向比较。
一、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时间变量的平稳性。其
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对于变量的滞后期，一般从0～3期内选择，并根据使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选择变量的滞后期。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准确性，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后，还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Stock证明，对存在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最小二乘回归（OLS）的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0l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因此可以直接使用传统的OLS方法。对FDI和出口贸易变量进行OLS回归，模型如下：
LNEXt＝C＋atLNFDIt+?滋t（1）
考察式（1）的回归残差?滋t是否平稳，如果回归残差平稳，说明存在协整关系，该方程描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本文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1983～2006年共23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各国出口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关各期，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
二、实证检验
在变量选取上，用FDI表示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用EX表示各国出口额。为研究方便，对以上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首先对各变量的对数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国的LNFDI和LNEX的原值在5%的水平上都不显著，取一阶差分后，除英国的EXUK和中国的LNFDICH在1%的水平显著，德国的EXGE、法国的LNFDIFR以及中国的EXCH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其他变量都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即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
笔者曾对这六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因果检验之前，首先通过VAR模型确定变量的滞后期数，选择使AIC和SC最小的滞后期数使模型达到最优效果。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在存在2期的最后滞后期下，并无相互因果关系；日本同美国的情况相似，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FDI和出口之间也没有表现出因果关系；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5%的检验水平上是出口贸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却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二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英国的情况与德国基本相同；法国的结果则与德国和英国相反，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法国的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了单向的因果关系；对中国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引起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不能被拒绝，而其“出口贸易不是引起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被拒绝，说明中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并无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准确性，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下面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日本和美国的单位根无法通过10%检验水平的平稳性检验外，其他四国OLS方程的单位根均能通过10%的检验水平。说明美国和日本在样本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检验结果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均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其中，德国和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均无显著影响；中国和法国的出口增长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的显著促进作用。
对于日本的检验结果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所认为的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扩大国内出口相悖，笔者认为主要是与其不同的投资阶段有关。边际产业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属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当时日本相对于美国来说，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对外投资的目标以为国内产业发展和出口提供能源以及转移边际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为重心。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域及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1983～2006年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中，结果与边际产业理论相悖。
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由于其投资行业以汽车制造、化工业、电器和机械制造为主，这些都属于后向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创造东道国对国内大型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的需求，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出口创造作用。德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9.7%。
而对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的显著促进作用。对于这种情况，作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少，还未能充分显示其出口效应。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分析，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区位优势增加，直接投资流入增加，但所有权优势增加有限，直接投资流出很少。虽然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世界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仅有1.15%左右，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我国仅为1∶0.09。此外，与我国每年高达几千亿的对外出口额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显得微不足道。
2、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差，难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出口。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跨国公司极少。在2004年按国外资产排名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中，中国的跨国公司仅有一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且其排名位于94位。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的国际投资经营活动对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出口拉动力较低。
3、投资产业地区结构不合理。从地区结构上看，过分偏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忽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偏重利用东道国市场的低成本优势，忽视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学习，这使得国内各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从而使我国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而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它们的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机械、技术的出口拉动作用不大，从而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拉动效应较低。
四、政策建议
首先，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应建立和完善政策促进体系，加大在财税、金融、外汇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规范的宏观管理体系，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大规模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篇（4）
技术溢出,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情形。FDI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一部分源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包括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软技术扩散和以研发投入为载体的硬技术扩散。
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1966年,弗农在俄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Raymond Vernon)。所谓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在市场的销售过程的新陈代谢,而不是指产品的自然属性失效问题。该理论认为,一种产品具有诞生、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它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了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由于技术的传递和扩散,比较优势从一种类型的国家转向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也就是说在:FDI的过程中,通常技术较发达的一方把产品技术传递给不发达的一方,而不发达的一方即可借此机会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相关技能。另外,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旨在探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改进而形成其特有的竞争优势。
对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1994年,Blomstrom和Wolff通过对101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种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因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多发生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中。赵伟、汪全力在2006年通过对Coe-Helpman模型的修正和扩展表明,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国内研发、贸易伙伴国溢出的研发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通过对模型的计量发现,在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况下,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很小的作用,而在考虑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吸收能力的情况下,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的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着的促进作用。
二、FDI在华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在我国,FDI在通过影响中国人力资本来实现软技术的溢出效应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在通过影响本国研发资本投入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FDI在我国所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FDI多采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东道国可通过模仿和应用成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成果直接获得技术外溢效应。如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还可获得更大的技术外溢效应
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FDI流入我国时,进入产品的生产技术等均已成熟。当产品通过FDI形式进入的时候,便会发生非自愿的技术传递和扩散,我国便可从中享用此种产品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就使通过模仿和应用成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成果而直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成为可能;另外,从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国内企业在直接模仿的基础上,能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消化、吸收并且加以改造创新,就可以形成自身的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在此情况下,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发挥新一轮的作用。例如:战后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在欧美先进技术基础上的。但日本企业并不是将这些技术一般性地应用到生产中去,而是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独特优势。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国企业借鉴。
2.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体现在外商进入所带来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及一些研发中心的建设
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大都具有一定规模和经验,因而在管理和企业文化上几乎都有一套独特且有效的方法。在FDI的进入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只开了眼界,更在与外商合作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种方式的溢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纯技术的溢出效应,中国企业由此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这对国内产业的未来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的在华投资商已经或即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更多的国人可以参予研发过程,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如:目前美国通用公司在华的投资额度已达15.2亿美元,堪称时下中国最大的中美合资项目。该公司在1997年启动了合资技术公司--泛亚中心,由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各出资50%兴建。在这10年里,我国汽车工业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得到了更多的技术和经验,其中包括市场分析、决策投资、法规标准、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隐形收益”。这种“隐形收益”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泛亚已经成长为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3.在华的FDI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培养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截止2005年,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已达2000多万,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华的FDI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岗位。在此过程中,我国也迅速成长了一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另外,国际范围的人才交叉流动还会使知识、理念、管理方法和技术外溢到中国的其他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源泉。在华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使我国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外商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又为我国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人才,这一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在华:FDI通过增大外部竞争压力刺激国内企业参与竞争,达到技术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在中国出现后,由于其规模效益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种种压力,迫使我国企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加大自主技术创新力度,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要素的作用,力求实现自身的最大效用;另外,在此形势下,许多中小企业还自发地形成联盟和产业集群,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竞争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的电器行业就是在此种方式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已成为全球范围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为我国的出口创汇做出了重大贡献。
5.社会责任驱使外商传递技术到其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
着名可持续发展研究者约翰·埃尔金顿(Joho Elkington)在他的《茧经济:通向“企业公民”模式的企业转型》一书中提出:你所在的公司是毛虫、蝗虫、蝴蝶还是蜜蜂?由此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跨国蜜蜂。这是指跨国公司在国际间扮演了蜜蜂的角色,传播社会责任,促进和谐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2006年10月启动的巴斯夫“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延伸并创新了其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具体内容是由一家企业带动其供应链上的3家企业,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所谓的“1”就会不断地将行业中最重要的经验和技术传递给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也就是“3”。这种不断地帮助使得在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都得到了实惠,获得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可否认,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上述正面的效应之外,也必然产生不少负面效应,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道国的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但是,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对这些负面效应进行抑制,对正面效应加以合理利用,那么FDI的流入便会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我国合理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篇（5）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同时，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带有了间接投资灵活性、流动性的投机性的特点，这又让资本市场在金融监管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的开放成为一柄双刃剑。因为一些“热钱”可能会趁机进入，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篇（6）
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影响着国际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以企业国际化经营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企业的国际化，是一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基础。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些好的理论更能供我们借鉴并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邓宁提出的。根据此理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三个基本因素综合决定的，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各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直接投资输出与输入的流量，也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生产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以下方面吸取经验：利用所有权优势，发展对外投资。通过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与调整，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一些主要资源开发领域已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资金上，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汇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国的不少企业在境外较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摸索总结出优越的管理技术经验，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为企业效益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声望上，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在国际上确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加强内部优势，增强企业效益。我国现已出现了一批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使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一些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尽量使其内部化。但有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也存在着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缺乏对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因此，为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应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申请专利保护，使其不受侵犯。重视区位优势，选准投资区域。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以谋求最快的发展。
（二）边际生产扩张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称其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比较优势理论比较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但它否定了垄断因素在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回避了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后果。为了使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投资行为影响更深，我们应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在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奉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国内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者服务。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区位优势理论
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该理论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它不仅解释了投资者到国外投资的原因，还对投资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较好的回答。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并在区位选择决策上遵循以下原则：尽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标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各种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明确企业的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向，正确认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结合东道国区位优势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企业自身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综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其他方面的战略，做出最后的选择。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篇（7）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1.市场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市场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对出口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上,应用前面阐述的投资的贸易替代分析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明新产品―当地生产―对外出口―对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由投资取代了母国的出口。
2.资源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由于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而且还涉及资本、技术、管理能力、国民素质、创造能力等战略性资源,因而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与战略性资源联系在一起。
这种影响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自然资源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出口的效应有限,但这类国际直接投资只会促进出口,而一般不会产生替代效应。
3.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资源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跨国公司追求战略性资源以提高效率,从而导致产业国际化。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指因国际直接投资直接促进母国出口产品构成,而间接影响则是来自母国由于国际直接投资而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1.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直接影响
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在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由于海外企业对于母公司总部行为的需求与国际直接投资一起上升,服务产品的出口会相应增加。
自然资源行业国际直接投资。自然资源行业国际直接投资对于相应自然资源产成品的影响并不能确定,但肯定的结果是,母国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出口比例会上升。
2.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间接影响
母国出口产品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母国产业结构所决定,而国际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衡量其对母国出口产品产业结构的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一国应从在本国处于劣势,但与某些国家相比处于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开始国际直接投资,而保持国内优势产业,以出口方式参与国际化经营。根据这种理论,一国不断向外进行 国际直接投资转移劣势产业可以提高国内产业结构,从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也为母国政府采取倾斜政策,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改善国内产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取低成本的资源或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现有产品升级换代来加强出口竞争力,从而也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当然,过度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可能对就业、产出等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产生投资“空心化”现象。
三、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市场的影响
1.公司的国际化生产体系为母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了一个可进入的特权市场。不过,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一市场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体系外市场而高效地组织生产与销售的机制。利用外部市场有两种途径:直接出口或在国外设点,通过直接对外部市场的国内销售来进行。为了尽可能地有效组织生产与营销,贸易可与国际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
2.跨国经营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在保证和扩大本身市场时,也对母国其它企业带来了扩大市场的机会,这常常是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的溢出效应。
四、中国通过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提高外贸竞争力的建议
1.提高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
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国家间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较量,反映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该国经济实力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随着资本大规模地跨国流动,企业发展逐步打破国家界限,国际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出现偏离。一国应将注意力放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的经济效益上,而不是进出口数额的增长与贸易顺差数字上。从这种全新的视角出发,外贸不在于看出口多少产品,而在于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与竞争力,在于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有多少是自己国家企业生产出的,因为它们才能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和一国企业的外贸竞争力。
2.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培育我国企业的外贸竞争力
在转变外贸发展观与我国吸收外资对贸易地位改善的依赖性过强且效果欠佳的背景下,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的唯一选择是依靠本国企业自身实力。这一方面需要注重按提高国际竞争力原则引进外资,使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在组织、管理、技术上的溢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塑造我国企业的未来。在面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国际化两个市场局面的巨大压力下,审时度势,开展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外国市场是现实的选择。发展我国的FDI,一方面,可以从质和量这两方面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通过FDI 可使我国在利用比较优势的同时,利用国外资源特别是战略性的如知识、技术、组织管理等无形资源,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我国基于企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以适应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生产领域的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例如,我国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PC业务,只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举措才是我们增强外贸竞争力的方法,也只有它才是中国未来应该选择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钱荣坤.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何智蕴等.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结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国际直接投资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FDI重新趋于活跃。从2004年起全球FDI开始回暖，达到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跨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回升。2004年美国吸引的FDI出现大幅增长，由200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FDI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趋势增强。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已经并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地区；FDI继续向服务业倾斜。2003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产业上的调整，服务业成为FDI的新宠，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金额就达到9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是制造业跨国并购金额的1.5倍；跨国并购成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全球FDI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加入WTO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后，我国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FDI2740.9亿美元，年均利用外资超过500亿美元，目前保持在6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继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我国利用FDI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8.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十五”期间制造业利用FDI1900亿美元，占FDI总量的70%，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产业集群，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普通机电产品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三是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05年服务业利用合同外资金额218亿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业、会展以及咨询等领域利用外资取得较大进展，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四是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大型国有企业重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资参与。在我国，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企业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我国利用FDI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引进外商投资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区域、方式、领域的布局不够合理，部分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拉动作用有限、甚至在个别领域开始出现外资垄断；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些诸如增加国际收支风险、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阻碍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社会成本等负面效应，并因此引起了FDI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纵观我国利用FDI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利用FDI的未来前景良好，利用外资仍具一定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三、进一步促进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对利用FDI的偏见和争论，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开放的进取精神，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措施，坚持“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
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稳定、透明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要根据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研究制定促进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前重点是制定对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反垄断法》，修订颁布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严格实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利用外资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协调。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投向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外商投资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严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资项目准入，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延长国内产业链。继续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各类营运中心。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加快引进生产业外商投资，特别是现代物流、会展、法律、教育培训、信息、人力资源配置、工程技术服务等。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稳步推进金融、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电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同时逐步开放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市场。
促进农业利用外资。在农业生产领域，继续鼓励外资发展优质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以及饲料作物生产，鼓励外资进入牛羊肉、优质禽肉生产和发展远洋捕捞业。在农业产业化领域，吸引外资发展有机栽培，加快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出口基地。在农业综合开发领域，鼓励外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工业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竞争和政策引导外资技术转移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创新体系，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创造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引导外资技术向国内转移。通过加快培育能够与外资企业相竞争的国内优秀企业，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4、加强对外资的空间投向引导，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特征，优化利用外资区域布局，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外向程度高和资金、人才、技术、区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优势，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若干基础设施建设好、外资密集、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带。要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外资转移的机遇，适当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5、创新引资方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引资
引导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引导和规范外商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鼓励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华投资，鼓励合格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产业转移趋势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提升对日本、韩国招商层次。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国并购、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招商。推进与港台、东南亚华人企业、大财团和基金的合作。
篇（9）
发达国际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结合国内研究与发展活动可以提高一国创新能力。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有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对外直投应从本国有比较劣势而东道国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开始。而自从MacDougall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Globerman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证明了FDI溢出效应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如Harris与Robinson。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沈坤荣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篇（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陕西省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工作发展迅速，成效显著，形成了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主，借用国外贷款和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为辅，多种渠道并存，多种形式并举的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格局。截止到2006年6月底，陕西省累计 签订合同项目4111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93.1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7.79亿美元。
为了进一步提高陕西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质量并改善投资结构成，本文运用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将对陕西利用FDI的现状、国际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提出对陕西省充分利用FDI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给东道国带来的整体经济福利效应。英国的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在《国外私人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理论探讨》（1960年）一文中，系统探讨了国际投资对母国、东道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福利的影响。其认为:从总体上讲，国际投资对母国、东道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福利的改善都是有利的。不过麦克杜格尔只是泛泛指出FDI的流入不仅可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可以改善东道国的国民经济福利，但没有说明FDI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国民经济福利。伯仁斯坦（E. Borensztein）和格力格瑞诺（J. Gregorio）用20年间69个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提出FDI是技术转让的重要渠道，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内资大，但前提条件是东道国有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桑秀国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FDI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FDI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李志军，瞿北秦将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定义为外资依存度，计算得出陕西与全国的外资依存度变化趋势相一致，但却明显低于全国的情况，说明陕西的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之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差距。袁辉，徐玲利用1984年～2003年陕西省FDI进出口额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陕西省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进出口额增长0.745个百分点。
三、陕西省利用FDI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共有69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对陕投资，形成了以港、台地区和美、日、欧、新加坡、维尔京岛等国家(地区)为主的多元化投资格局。
1.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结构
亚洲是陕西省吸引外资的重点地区。表1所示，以合同外资金额排位，前十位的合同外资额为89167万美元，占所有国家和地区对陕投资合同外资总额的94.9%;实际利用这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额为40931万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94.4% ，其中实际利用港澳台资金达11746万美元，占前十位总数的27.1%。
数据来源: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07》整理。
2.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制造业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第三产业投资呈现增加趋势。2000年以来，总体上呈现第一产业的投资下降，从2000年以前所占比重约6%下降到2005年的5%以下；第二产业仍然是投资的重点。随着第三产业的投资呈现增加趋势，第二产业的比重也稍有下降，平均值在65%以下，而第三产业上升到30%以上。
3.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目前,由于陕西省各地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国际投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85%以上的项目集中在关中“一线两带”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和杨凌示范区,总体来看,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在西安的外商投资项目占全省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项目数占全省的70%;二是关中的“一线两带”所占比重上升达85%;三是陕南和陕北的吸引外资所占全省的比重较低,小于15%。
4.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趋势
从单个项目平均合同外资金额指标来讲，陕西省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从单个项目平均合同外资金额指标来讲，陕西省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截至2004年底，富士通、NEC、日立，美国的联合技术、强生、德国的西门子，瑞典沃尔沃等29家已在陕投资，共设立了33家企业，项目总投资额5.8亿美元，其中合同外资额为2.03亿美元，项目平均合同外资规模为634万美元，比陕西全部项目平均外资规模高出200多万美元。其中麦德龙、汉高、丰业银行等9家为近五年对投资的企业，四年引进的500强企业占500强对队投资总数的31%，9个项目投资总额为2.1亿美元，项目平均规模为2333万美元，显著高于2000年以前引进的20家500强项目平均规模为613亿美元的水平，说明500强对陕西投资的力度正在加大。
四、FDI对陕西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陕西省FDI对GDP的影响
注：X：FDI以左方纵坐标表示，单位为万美元，Y：GDP以右方纵坐标表示，单位为亿元。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06》整理。
由图1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8年，外商在陕西投资发展趋势稳步上升;1992年，陕西省引进外资较少;1993年外商投资出现明显上升迹象，且幅度较大。1994年～1996年FDI成台阶式增长到1997年突然升至顶峰;1998年回落;1999年又开始稳步提升。
2.陕西省FDI对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
陕西省FDI与进出口总额(T)的增长态势较为相似，对外贸易形势稳定时，FDI增长迅速，如1993年～1997年和1998年～2006年。当然特殊年份的突变值的出现偏离了进出口额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总额T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外商投资企业扩大了陕西对外贸易的总额，外资企业出口总额占陕西省的出口比重总体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根据统计结果显示，1993年占3.19%，1995年占4.03%，1999年7.82%，2000年占8.86%，2005年占16.95%。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省内相关企业的营销状况，增加最终产品的贸易并且带动了出口，提高了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另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促进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对1992年～2004年陕西省FDI与陕西省进出口贸易额的数据进行数据的回归分析。为提高拟合优度，对陕西省进出口贸易额(Y)与陕西省FDI(X)取自然对数。对两者自然对数的运算结果如下：
LnY=3.759+0.401LnX （0.34)(0.09)
R2=0.570Adj-R2=0.531
T检验值符合要求。
由此看出,陕西省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进出口额增长0.401个百分点。但模型拟合优度较低，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症结在于所得到的数据资料。
假设剔除掉突变值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剔除掉的突变值年份为:1992和1997年，剩下10个运算量），对两者自然对数整理上表结果:
LnY=1.719+ 0.809LnX (0.80)(0.18)
R2=0.712Adj-R2=0.677
T检验值符合要求。
由此也验证了陕西省FDI与陕西省进出口贸易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陕西省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应该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陕西省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进出口额增长0.809个百分点。
3.FDI对陕西省资本形成的影响
截止到2005年12月底，全省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7.79亿美元。这些资金极大地弥补了陕西省经济建设资金的缺口。特别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平均达到5.36%。
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的效应,还表现在对资本供给与外汇收支产生的间接效应，这种间接效应主要体现为产业连锁效应和示范与牵动效应。另一方面,FDI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不是“天上掉馅饼”,外商的直接投资在资本形成方面会产生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从长期看(或从总体上)已经出现挤出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即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了负效应。
陕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也存在着FDI的进入“挤出”了省内投资的情况。这是因为在陕西省的FDI主要进入了一些竞争性行业和市场化行业，这样的资金流入减少或取代了省内资本将进行的投资。另外，一些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的投资活动会连带或致使陕西当地的企业将资金也转向类似的产业，从而使本省的其他产业的发展资金更加匾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对陕西省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计算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陕西省经济的发展，而且两者正相关，然后具体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效果。
本文认为，针对陕西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目标出发，不断提高全省的城市化水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要充分认识完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最基本条件，是扩大开放的“生命线”，因此不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要从与国际接轨的视野出发加以改善和优化，提高竞争力，降低外商投资的运价成本，特别是强化服务意识，减少隐性成本，并注意改善陕南、陕北以及关中等其他城市的投资环境，使全省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同时，陕西省引资战略应以西部打开发和加入WTO为背景，利用特色进行招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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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辉 徐玲: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2006.（10）100～126
篇（11）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