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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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彩画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古人曾用丹粉涂刷在木构部分。《论语•公冶长》一书中提到管仲家的装饰———“山节藻”，刻着山岳的斗拱即为山节，而绘制着水藻的梁外的柱子则是藻。秦汉时期多用龙纹、绵纹和云纹作为建筑彩画常用图案形式。佛教在我国兴起之后，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彩画，其绘制的图案吸收了佛教元素，增加了卷草、宝珠、字、莲花等图案。汉代的建筑彩画已非常发达，其彩画主要绘制于门楣、藻井及柱壁之上，色彩多用对比色，常用的色彩是石绿色和朱红色，利用两者冷暖关系、明暗关系以及对比色关系相互映衬，绘制手法上色彩多均匀涂色，“文以朱绿，饰以碧丹，光明熠熠，色彩斑斓”，正是对汉代宫廷装饰彩画的真实描写。西晋的彩画受当时新兴佛教的影响，佛教常见的象征元素如宝瓶、双鱼、法螺等被彩画艺术所吸收，并作为新兴的图案纹样，在此之后，秦汉以来的建筑彩画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建筑彩画色彩选用上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丰富。隋唐期间的彩画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彩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图案绚丽多彩，色彩极其丰富，绘制技巧空前精湛，各种多彩的纹样相应而生。著名的“五彩间金装”的精致纹样就是在隋唐期间绘制而成的，该作品呈现出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美好景象，同一时期，栩栩如生、活泼形象的鸟图案、兽图案纹样显现在了建筑彩画内容之上。建筑彩画进入成熟期是在宋代，当时的彩画颜色分九种，其中以红、绿、蓝三色为主，用退晕的方法表达颜色的深浅，图案也高度程式化，此时的彩画施色上常用的是六种形式，六种彩画形式代表的是不同等级的建筑形式，在构图上弱化了写实性题材，更注重的是纹样的装饰效果，从而也使施工的进度加快了，彩画的纹样更加绚丽多彩。元代多发战争，但短短的一百年，我国古建筑彩画发展在此期间与宋代彩画相比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创造除了梁枋彩画的基本格局，其彩画色彩使用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调为青绿色相间，以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对图案进行边线勾勒处理，在此工艺描绘下的彩画形式带给人们的是清丽的、素美的、强烈视觉冲击的艺术享受。另有雕刻装饰艺术融入了建筑彩画之中，成为一种新的绘制元素也首创于元代。

进入了明代、清代，绘制于建筑之上的图案形式更加精致，绘制技巧更加成熟、进步，其装饰艺术效果更加突出。明代建筑彩画逐渐开始规范，并进入成熟期，同时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清代彩画技术继承并延续了明代技术工艺，但在技术上进行了提升和改革，并形成了整套施工规范，规范对彩画绘制前期及过程诸多方面进行了严格要求，包括整体用金多少、整体基调、施工工艺、绘制内容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明代、清代的建筑彩绘特点就是更加制度化、标准化、程式化。清代宫殿、楼阁中绿色、青色的冷色调为基调的彩画形式，描绘出了古宫殿建筑的光彩夺目、美不胜收。这种基调的彩画也成了清代宫廷建筑的典型代表。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代表着清代彩画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象征着富丽堂皇的、清丽的、灵活可爱的三种基调，从而用以区分不同建筑的等级。同时，到清代时期，建筑彩绘发展到顶峰，绘画内容上开始将山水和楼阁结合在一起，突出磅礴的气势。

彩画中蕴涵的中国文化

(一)“礼”观念的体现

古代的中国，人们崇尚的是儒家推崇的“礼”，“礼”作为最高精神意念指导影响着人们的一切行为。建筑的规划、建造，无疑也要听从“礼”的安排。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彩画，就其色彩、装饰方面都体现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各朝代相关书籍、文献中都可翻阅到对用色的严格限制，对建筑细节雕工工艺也有明文的规范，周代时，统治阶层就已利用色彩限制礼法，把青色、红色、白色、黄色及黑色五种颜色称之为“正色”，并以此五种颜色象征尊贵。战国时的帝王宫殿运用鲜艳的色彩彰显统治阶层的显著地位。彩画到了明代、清代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色彩的等级划分及彩画绘制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彩画的发展反映出中国建筑艺术受儒家礼制思想影响颇深。

(二)彩画中的象征意义

中华民族的象征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六书”中就有记载，“六书”中将造字方法进行了归纳，“指事”造字法就是运用各种象征性的符号来代表不同的汉字。也就是说，象征文化已深深渗透在我国的古建筑艺术之中。从整体构造到细节描写，从建筑方位到色彩描绘，各种象征意义蕴涵在我国古建筑的多个方面，而彩画中蕴涵的象征含义，更多的体现在不同内容和绘制图案形式、选材之上:

1．象征权利与地位。龙凤作为权利、地位的象征，常被用来作为统治阶层的各种装饰用题材，而宫殿中建筑彩画的主体内容也是龙与凤。龙的权力、富贵的象征地位早在周代就有了，代表的是帝王。后来，龙被民间想象成了神，认为龙是万虫之首。佛教也将龙奉为尊位，用以护法。龙在唐代、宋代用以象征风调雨顺、祥和福瑞，到了明代、清代则用以象征皇权。几千年来龙常常成为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利”，是皇权的代名词，因此，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凡是与他们生活起居相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的特权。凤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天下太平的寓意，象征美好、才智和吉祥，常和龙一起使用，凤从属于龙，用于象征皇后嫔妃。

2．象征喜庆、安康。自古以来，人们都有追求祯祥、平安的美好愿景，我国民间善于用各种纹样来预示美好的生活和吉祥太平的景象，这也包含着绘制于建筑之上的图案。灯笼锦的纹样出现在宋代，其图案纹样为灯笼，用以象征年谷顺成，风调雨顺。这些预示着年谷顺成的吉庆纹样，成熟发展于宋代，明代、清代时，发展成“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构思设计。其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万事如意的期待。寓意的多用方法:葡萄图案寓意子孙多多，仙鹤多指长命百岁，牡丹多指多福多贵，鸳鸯多用来比喻夫妻白头偕老等。谐音常用手法:用蝙蝠、梅花鹿、寿桃的谐音表达福禄寿的含义;梅花枝头之上的喜鹊用以形容喜上眉梢;而“金玉满堂”则用数尾金鱼来象征等。图案纹样也有其象征意义:回纹代表连绵不断，子孙万代，吉利深长，富贵不断，此外还有寿字、福字、喜字等常用于吉祥图案中的文字，用于表示对幸福、富有、长寿和喜庆之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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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社会中美术艺术设计更趋于简约性且更具冲击力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氛围下，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放松和享受。在繁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作用下，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审美需求越发的简洁化，因为简洁明快的美术艺术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紧绷的神经，因此简约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对美术艺术设计的又一要求。要做到简约化，就要求美术艺术设计者在进行艺术设计时尽量的将设计理念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还要不失美感。艺术要想持续的流传下去，脱离不了一定的商业性。作为美术艺术设计本身，要想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就要具有吸引消费者的实力，而视觉冲击力恰恰是一件作品吸引人的直观感受。适当的视觉冲击，可以舒缓和释放内心的压力和疲倦，有助于作品的商业化。

三、现代社会中美术艺术设计更趋于民族化和全球化的统一

所谓美术艺术设计的民族化，是指本民族的审美与艺术风格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形成的自身艺术特点。在如今，民族化与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文化审美情趣的重要原因。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对于美术艺术设计的长远发展而言，两者应该得到有效的结合，博采众长，对民族文化有足够的自信心，然后走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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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铜鹿角立鹤中艺术

本质的体现“铜鹿角立鹤，这是一件想象的吉祥动物，身体像鹤，而头上却立着鹿的角，造型非常别致。中国古代把鹤、鹿看作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灵媒。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出土时放置在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这是一段出自于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简介上的关于铜鹿角立鹤的文字说明，配以图片展示，使得未曾见过此展品的人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目睹国宝风采的激动。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关于楚文化展品和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名列中国国宝之物不在少数，有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尊盘等大名鼎鼎的文物，然而笔者在各类展品中最为心动的还是楚文化青铜器上精美的纹饰和奇特的造型。在看到曾侯乙编钟时，对形制各异的连结、底座很感兴趣，其中不乏有着像虎座凤鸟悬鼓一样的神兽结合体，还有类似于铜鹿角立鹤这样的“想象中的吉祥动物”。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和创作者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劳动说、游戏说、模仿说或是巫术说，它表达的是一种记忆或是祈愿。古人在创作这样一件青铜作品时，想到的可能只是它作为陪葬品所要完成的功能性，或许并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挖出来作为陈列展品供世人瞻仰，所以这件青铜器是做给神灵看的，很纯净，是艺术家和神灵之间的沟通。所谓古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还是基于当时的神话传说的基础，对各类神的形象性的描绘，再以艺术家个人的生活阅历，加以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作表达。从创作者通过主观精神和其所在的客观世界的影响，对现实事物进行模仿创造，完成了这样一件作品，对于当时来说是具有实用价值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这样说过，“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多是以言志、感物、缘情、畅神为其本源，从当今的观点来看，其功利意识是不那么明显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匠们或许没有当今艺术家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不过是一件产品，怀着虔诚、敬业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那份传承下来的工作。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最为纯粹的，没有凡尘杂念的，因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最容易感受到令人激动不已的震撼和感动。铜鹿角立鹤以其优雅的造型、完美的鹿鹤形象结合，完全可以作为楚文化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生动形象，使当时的审美意识展现在当代人眼前。这件青铜工艺品已经完全超越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艺术象征。能做到这一切，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发扬光大，而是出于人的意识的本能，对艺术本质问题的共同认识。铜鹿角立鹤虽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观点也能帮助我们分析其艺术价值的所在。由于这是一件墓葬用品，从其产生原因和其实用价值的角度来分析，是完全符合西方美学中对艺术本质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表现说、有意味的形式说等观点而言，这种假想的、充满浪漫与神秘色彩的作品，完全能令人疯狂。而从中国美学中的艺术本质观而言，这是一件不同于中国传统创作形式的作品，几乎不能代表着文人气息、儒家思想，但是究其文化产生本源来看，它属于更早时期的神话题材，神话从本质上说是人存在于自己意识中的反映，每一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是构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是文人思想中最为浪漫的部分，是真正超越现实的艺术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说，“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这是对艺术本质问题上关于模仿说的精彩阐述，说的是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关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描述，在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里都有提过，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重点阐述过此观点，艺术观赏者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也正是如此，要去追求高于生活的精神享受。铜鹿角立鹤，在器物形式上，是客观现实的模仿和再创造，但是由于其特定的功能性，使之加入了楚文化特有的神话题材内容，在视觉上给人以更深远的想象，更加深了该物本身的内涵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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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美术中的色彩体系对油画创作的启示

首先，主观性色彩对油画创作的启示。当前，很多油画家为获得理想的画面效果，在色彩的应用上发挥主观性的特点，主观色彩也成为艺术家表达绘画理想的重要途径。与油画色彩体系类似，民间美术中的色彩体系也具有主观性的特点。民间美术的色彩多蕴含吉祥、喜庆的寓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很少受到原有色彩的局限，创作者主要根据喜好进行施色，用色更加自由。艺术是相通的，油画创作中的主观色彩也可借鉴民间美术的主观色彩，汲取民间美术色彩的营养，更多地体现油画的民族化色彩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其次，艳丽、和谐的色彩对油画创作的启示。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创作者在运用色彩时多遵循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和补色原则，所应用的色彩艳丽而深受大众喜爱。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就是应用单纯的颜色和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满足受众的不同审美需求。而补色的运用则更为广泛，如具有极强装饰性的农民画、唐卡等。油画也主张用色奔放，这与民间美术用色十分相似，因此，在油画创作中可借鉴民间美术中对比色的经验。最后，色彩象征意义对油画创作的启示。民间美术随着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发展而来，其色彩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内容，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而色彩所传达的含义具有差异性。这使得民间美术中色彩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多彩。油画创作同样需要象征意义的色彩，为此，画家可充分借鉴民间美术中的色彩象征意义，将情感与色彩相交融，利用象征意义表达概念，以此体现民族精神。

2.民间美术中的造型对油画创作的启示

中国的民间美术在造型上具有独特的个性，更多地体现主观想象的造型观念，这与民间美术的形成过程有很大关系。劳动人民在创作时偏向用直率、朴实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主观情感或愿望，并未遵循科学、理性的观念。因此，这有利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塑造很多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场景，这反而让民间美术中涌现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造型形式，使民间美术造型变得富有创意、多元化和抽象性。油画创作可从中得到启示，如利用中国民间美术中的超时空、阴阳五行观造型观念等，或运用传统象征图像、阴阳对换等对形象进行变形，以获得别样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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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荟萃并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红磨坊”等百老汇歌舞剧等，在世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市场效应也有目共睹。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巨大问题，同样也是地处西南的多民族的贵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艺术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其意义及价值尤为深远。

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结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文化的问题，探索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力争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为一个亟待形成理论成果的课题。

鉴于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纷呈而理论滞后的现状，我们认为，除了对舞台艺术本身的状况和得失进行评述、比较研究外，更应该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等大视野来思考、研究民族舞台艺术的系列相关问题。一是借助比较文化、文化市场学、传媒学等理论，宏观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舞台艺术；二是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在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民族民间舞台艺术所表现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认识上解决民族舞台艺术当代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个性和形式、风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与人类共性相通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义。我们要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地域特点和审美个性中，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义，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内核。对于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成准则，也是我们评述舞台艺术的出发点。

其次，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传媒手段之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地域特点，是以漫长的农耕文明为依托的；而时生了巨变，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迅急的改变，乡土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日新月异，因此，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放在当代的文化框架中来弘扬。民族大型舞台艺术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化，应充分考虑其作为文化产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引起关注，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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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技术的艺术表现力

光影表现力。通常来说，经过光影的变幻，加上对场景氛围的掌控，可以将场景和人物内心的情况有效的表现出来。在过去的二维动画中，手工绘画工作者依然会对光影花很多的心思，但是，很难得到较为理想的效果，更不要说实现场景和人物内心情感的融合。但是，在三维动画制作中，是完全可以共同虚拟灯光，进而达到想要的光影效果的，通过对明暗等光彩的调节，进而提升动画场景的艺术表现力。动感和空间的表现力。在过去的二维动画中，背景和角色在制作的过程中是完全分开进行的，最终将只做好的背景和角色进行叠加得到的，这样一来，就感觉整个背景和角色之间没有活力，非常的死板。同时，对于一些变化较大的动作来说，就很难顺利的完成，往往给制作者带来诸多的困难。但是，在三维技术当中，空间已经通过软件给予了虚拟构架，角色可以在这个空间内自由的进行运动和观看。还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实现较为真实的模拟运动，在配合相关的摄像机的变化，达到一种非常立体的画面效果。质感和细节的表现力。在过去制作二维动画设计时，通常会将角色设定的十分的简单，因为如果角色制作复杂了，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制作时间和人力，同时，在角色动作变化的过程中，还需要和相关的角色联系起来。比如：在《千与千寻》中，每一个角色的采取了特效处理，使得最后的动画在总体上一种美感，在细节处理方面也十分的细致，从而提升了这部动画的质量，提升了该作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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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的“中和之美”

儒家思想是古典文化在昌盛时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干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其鲜明的特点，深奥的内涵，也使其成为众多动画创作所追求表现内在情感韵意的主要载体。“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精神最基本的观念，主张通过对人类普遍规律的自我感知，将其贯彻到人与自然、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与人生价值等方面。从而教化众人应心胸宽广，心态健康平和，举止优雅得体，才学渊博而灵动。“仁者爱人”是儒教伦理精神的体现，提倡以道德来规范伦理，促进了道德自我的建立、人性智慧的提升与开发。造就中国人重气节、重操守，正义爱国的民族性格，也正是动画情感表现的本源。此外“刚健有为”“贵和尚中”是儒家思想对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处理人际关系方法的高度集中概括，培养中华儿女崇尚团结、热爱和平的价值观。这些都为动画人物性格设计提供了鲜明丰富的情感表达，也是动画片中英雄气节的文化缩影。2.道家的“道法自然”天地万物自然循环的规律及其本质是道家所主张的“道”。处于运动变化中的天地万物以“道”为其基本的法则。《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道家提倡“道法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对待事物不要过于刻意。道家有着平和、宽容、淡然的处事态度。超脱自然，除去心中烦重心事就是快乐。心虚者，没有心事，才能体验生命的趣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也教育世人虚心谦卑才是做人的美德。王强在他的著作《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提到“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①。道教对人生态度的情感表现也为中国传统乃至现代动画片在衣着、场景的设计方面提供了质朴、简约、淡雅、清新等风格的视觉元素。另外，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动画艺术创作有很大影响和促进。蕴含民间丰富创作力与想象力的道家文化为动画设计提供了创作借鉴的源泉。如道家吸收了各地宗教神话传说，形成的庞大的神仙世界体系，为我们创建动画人物关系、人物性格造型提供了合理依据。

3.佛教“含而不露”的意境之美

佛教文化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精神，认为宇宙和人并不是由造物神主宰和创造的，而是因缘而起，世上的一切都存在于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流”中。王强还在他的书中提到“生命被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世的轮回之中，强调因果报应来奉劝世人要心存善念，多行善事”②。禅宗是印度佛学在中国创造发展的产物。在禅宗的影响下，中国的音乐、书法、绘画、园林都呈现一种幽远清静、别有一番意境之美的魅力。佛教文化精神对动画的情感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意境”二字，“意境”一词起源于佛教，动画设计中的意境更凸显它在美学上的应用。比如，一些经典的水墨动画，其灵动性，浑然天成，充满了诗情画意，已经超脱了动画单纯的娱乐功能性，更多地用来表达艺术家内心情感与思想的产物，也是自然流露的情感艺术瑰宝。

4.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习俗文化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宽广，民族的多样性也成为传统习俗文化丰富多彩的主要原因，传统习俗文化精神更是在动画创作过程中被作为传达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传统习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不同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积累的文化宝藏，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精神支柱。传统习俗文化又包括节日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贯穿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同时，也为中国动画的表现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价值。传统习俗文化在动画设计中有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激励作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不同的民俗节日表达着不同的民族情感，不同的民族服饰风格代表着不同民族的个性彰显，也蕴含了动画设计者想要表露的情感基调。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动画设计情感表达的影响

1.对动画造型风格中情感表达的影响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文化，也造就了中国传统动画造型风格的多样性。可传承的文化风格有皮影、木偶、戏曲、建筑、剪纸、年画、水墨等。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使动画以不同的风貌和形态带给观众更多独出心裁的审美体验。剪纸动画是从皮影、木偶、年画等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发展创造而成的。艺术家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赋予了剪纸动画片独特的情趣美感，表达了民间百姓对生命的热爱，对喜庆事物和大地丰收的赞美。比如，在动画《渔童》中，渔童从汉白玉鱼盆的莲花中诞生，莲花在古代民间象征着神圣，纯洁与美好，有用来辟邪的说法。继而渔童也成了正义、勇敢、机智的化身，担负起了惩恶扬善、除暴安民、保护百姓的职责。这是人们对传统剪纸文化心灵的寄托与依靠，也是对生命延绵不息和对大地母亲养育之恩的崇敬。《渔童》中渔童的形象非常可爱，也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情趣。以大量夸张的侧面表现形式来增加人物的艺术感染力。色彩明亮和鲜艳，乡土气息十足。剪纸动画具有形态上虚实相间的独特艺术美感、内容上朴实而热烈的精神内涵。

水墨动画是中国特有的动画创作形式，在强调诗情画意墨韵的同时更多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注重对意境的营造，虚实艺术的结合，画面景色淡雅柔和，人物生动传神，用细致的笔调传达了艺术家对传统美学精神的追求。水墨动画以其独特的造型风格设计成为中国传统动画艺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动画短片《小蝌蚪找妈妈》是借鉴了齐白石的水墨画笔法，并给予它们生命。那活灵活现的小蝌蚪，毛茸茸活泼的小鸡，惟妙惟肖的大对虾爷爷还摆着长长的胡须，生动传神而又如影如幻的金鱼妈妈，这些绘声绘色的动画形象让整个画面都活了起来。水墨风格带给这部动画更多的温馨、宁静、祥和之美。其角色的情感表现也刻画得细致入微，例如，小蝌蚪把鲶鱼当成了妈妈，吵醒并惹怒了它，小蝌蚪们吓得四处逃散，拼命地摇着尾巴躲进水草中。青蛙妈妈来帮忙，鲶鱼赶快道歉逃跑了，最后还不忘再伸出小头来看一下。非常传神地描绘了动物的人性化情感，让人不自觉地会心一笑，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传统动画造型风格的神奇力量。显示艺术气息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成为动画造型风格表现史上的一朵绚丽奇葩。偶类动画是我国最早期的三维立体动画创作方式。和其他国家的偶类动画不同，中国的偶类动画是借鉴民间传统特色的泥偶、布偶和木偶等形式，运用各种材料创作出立体的人物背景效果，直接进行逐格拍摄。给观众带来更加真实、亲切，立体感十足的视觉效果。

中国偶类动画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情感。常以古代神话、寓言、童话故事为脚本，描述的多半是不辞劳苦大众百姓的生活内容，彰显了中国民间艺术的朴实无华、粗犷豪放的个性。短片《神笔马良》就是运用了泥偶的造型风格，以内涵丰富的中国童话小说为剧本，生动地刻画了马良这个爱憎分明、勇敢机智并闪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形象。小马良的外观造型简单朴实，脸型透露着善良与天真的个性。官老爷的形象是圆滚滚的肚皮、华丽的衣裳，脑满肥肠大腹便便的样子，揭示了官僚阶级肮脏丑陋的面孔。还有官老爷身边的师爷，脸型略尖而瘦长，一双狡猾的小眼睛，有点驼背，显示了其诡计多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丑恶内心。让观众在欣赏优秀泥偶动画作品的同时，又得到传统艺术审美的一种身心享受，更在无形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外柔内刚的民族气质与文化情感。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动画造型风格设计，中国传统动画所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都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正义与善良的赞美、对自由的向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动画艺术中最真切的情感表达。

2.对动画场景设计中情感表达的影响

动画场景设计涉及片中材质、光影、色调的设计，是剧情发展与角色表达的衬托与辅助，同样能用自身独特的方式表现主题，传情达意。传统文化在场景设计上对情感的抒发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装饰性设计的表达十分强烈。如水墨动画《牧笛》一片中，牧童沉睡在梦中，寻找丢失的水牛。一路上翻山越岭，遇到了渔翁，渡过潺潺溪流，询问了正在斗蟋蟀的牛娃们和羊肠小径上挑柴下山的少女，终于向着山顶奔去。艺术家借牧童的视角带我们领略了重峦叠嶂的山峰、云烟的美景、壮丽的激流。用儒雅的水墨风呈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充满了诗情画意。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憧憬，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自然与心灵的共鸣之音。又如《大闹天宫》这部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动画电影中，山、水、云及宫殿造型都是中国传统表现形式。山、树、楼阁的设计有棱有角，给画面增加了几分硬朗和坚韧感。云的形象加上其色彩背景，突出了朦胧仙境的意境之美，把整个环境烘托得逼真而又富有神话色彩。到处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风情韵味，达到了“以形写神”的完美境界。

3.对动画剧情节奏中情感表达的影响

剧情的节奏，指的是影片情节进展的缓急，是影片内在的节奏与韵律。剧情节奏直接影响观众的情绪变化。传统文化既有提倡“含而不露”之美的，也有积极健康向上的民族情操，决定了中国动画影片节奏的内在韵律。动画剧情的设计既要做到选材的趣味性，又要做到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性，才是其创作的最终目的。在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具有乐观的人生态度、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所以，中国传统动画的剧情都是健康向上、带有正面影响、具有教化功能的内容。比如，结尾都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或者结局向好的方向发展，带给观众一些人生哲理的启示。在中国传统动画人文精神的传达中，作为五千年历史积累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贡献的艺术价值是功不可没、绚烂而又夺目的。因为传统动画秉承“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所以更注重对剧情的塑造。因受众群体的定位多针对儿童，所以故事叙述相对简洁直白。中国传统动画深受绘画艺术的美学影响，强调了意境的创作和内在的情感表达。动画短片《三个和尚》汲取了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选取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和结尾所表达的“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样一个立意，作为影片的主题内容。叙事既直白简洁又具有强烈的煽情性和感染力。短片中出现许许多多重复内容，加强了叙事的节奏性。

寻求重复中有变化，变化中体现韵味的意境。例如，三个和尚的赶路情景，小和尚赶路时被乌龟绊倒，瘦和尚赶路时与蝴蝶做伴，胖和尚赶路时趟过河水和鱼儿玩乐。动画片中三个和尚之所以没水喝，是因为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不想出力，为了小利益而锱铢必较。但影片却在后半部分出现了转折，寺庙因为老鼠吃断了蜡烛而引发了火灾，在危急时刻，三个和尚终于明白了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解决困难。影片以小事见大道理，更抓住了作品内在的灵魂与情感，并陶冶了我们的艺术情操。中国传统动画在叙事上有着单线顺序式的模式，着重表现一个主要人物和一个贯穿整部动画的主要事件。人物的发展为情节做铺垫，从而更好地突出主角的性格特征。《骄傲的将军》这部动画片所表现的主角是将军，配角是师爷，还有一条“不刻苦，就要落后”的简单思想主线。所有人物都是为了衬托将军而存在的，师爷无时不在的奉承满足了将军的虚荣心，也为剧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部动画短片虽然剧情简单，但蕴意却很深刻，故事对“临阵磨枪”这个成语进行了加工再造的延伸想象，使传统文化在动画的运用中得到更加丰满充裕的阐释。短片把将军这个打了一次胜仗就沾沾自喜不思进取，最终一败涂地的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夸张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情感韵味。传统动画的剧情设计在对民族文化故事进行改编的同时，又对其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与整合，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优秀的传统动画剧情设计中发扬光大。虽然在剧情设计方面，关于矛盾情节制造的复杂性，中国传统动画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传统动画所注重“以形写神”的内在精神文化，才是艺术家对动画剧情设计更深层次的情感抒发与艺术追求。

4.传统艺术对动画人物刻画的影响

在动画中，关于角色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变化，我们往往会对人物动作的脸部表情、外部形象以及动作的姿态进行夸张处理，再加上象征性、比喻性的动作细节处理，使这个动作更趋生动与完美。比如，刻画一个处于极度愤怒的角色，在文学中会用“怒发冲冠”来形容。如果绘制在纸面上，可以从他怒目而视的表情，高高竖起的头发将头上的帽子都顶起等细节体现。一个“火冒三丈”的人物，细节上可以表现为大发脾气，挥动双拳，甚至用升起一团火苗表现其极致的情绪变化。在动画动作设计中，透过几个关键帧将动作表现得自然流畅，并能充分体现角色的个性和当时的情绪，除了从角色的行、走、跑、跳等动作下工夫，还要配合脸部的表情。动作和表情的配合可以得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假设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仅仅是打斗而面无表情，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会食而无味，味如嚼蜡。这可以通过借鉴戏曲艺术中，戏曲表演对人物情感表达的处理。分析戏曲人物表情和情绪配合的合理性与特定性，结合动画想象性和夸张性的特点，表现鲜明的人物个性。戏曲是通过动作来展现冲突以及人物的性格。戏曲的心理动作除了通过人物形体动作外，还配合表情动作传递人物的心理状态，表情与身体动作的配合，使人物更具有真实的情感。成功的动画设计就像一面折射人物内心世界的镜子———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在表演“吃鱼”动作时，从剔刺到食肉，动作准确，表情满足，观众顿时闻到飘香四溢的鱼味;又如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诠释“武松”饮酒这一情节时，神志清晰，但朦胧的醉意使得脚步踉跄，对人物微醉状态出演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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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艺的创新由于钧瓷艺术独特的釉料与创作特点，其在工艺方面的创新是相对较少的。钧瓷艺术的烧制讲求“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其在烧制后的窑变效果是其钧瓷无双的决定性因素。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钧瓷烧制工艺的创新在多个层面均有体现。首先，在烧窑的材料上由最初的柴烧到煤烧，从炭烧到气烧，虽然这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但不同的燃料所带来的烧制效果也是不同的。其次，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发展，人们逐渐也把创新的目光放在了釉料上，利用现代化学的研究成果给钧瓷釉料带来新的内容。

2.造型的创新在创作观念变化的影响下，钧瓷艺术的造型创新成为其创新发展的主要内容。钧瓷的造型能够最为直观地传达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点和文化背景。从唐代的雄浑到宋代的典雅、元代的粗犷到明清的秀丽，进入现代以后的钧瓷造型在融合历代造型的经典内容的基础上，逐渐融入现代陶艺创作理念，进而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在造型设计的类别上也有了极大的丰富，其中有日常器皿的类型也有陈设观赏的类型，既有传统类的造型类别，又有异型化、概念化的造型类型。这是钧瓷造型在漫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的成果，也给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钧瓷艺术。

3.题材的创新钧瓷艺术的创作题材，与时代特征具有紧密的联系。这一领域直接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有被动的原因也有钧瓷本身主动发展的内容，发展为今天钧瓷艺术题材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在钧瓷产生的早期，其题材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要素，这是钧瓷艺术本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并一直保留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观念的融合，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题材逐渐进入钧瓷艺术的创作中，从而丰富了钧瓷创作的内容，造就了今日钧瓷艺术的多姿多彩。

4.钧瓷文化的创新钧瓷艺术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原本只是观赏、摆放的器物，除却表现当时社会的文化属性以外，也是人们精神寄托的一种载体。但在当代社会，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再仅仅包含其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而是更具有延伸的诸多文化内容。钧瓷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与造型形式了，而且成为极具发展与影响力的文化聚合体。其创新不单纯集中在器物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现实拓展。上升到文化层面的钧瓷艺术，具有了在诸多领域展现魅力的能力。钧瓷的创作及其作品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创作活动，而成为了一种精神能量，具有了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的条件。钧瓷艺术的创新不可一概而论，在明晰了钧瓷艺术的创新内容后，我们可以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条件，有针对性地思考钧瓷艺术创新的方法。从中找出最为合适与恰当的方法，最有效益地提升钧瓷艺术的价值。文化创意产业对各艺术门类的促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不同的文化艺术门类，也有自身的特定条件与特点，只有最符合钧瓷艺术特点的产业条件才是最恰当的。

二、文化创意视域下钧瓷艺术创新的方法

面对着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环境，钧瓷艺术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局面，也有了新的要求。选择以文化创意的条件作为钧瓷艺术创新的方法来源，就是要借助文化创意产业在运作模式与创新机制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展现钧瓷艺术所具有文化内涵的魅力，来促进钧瓷艺术在新时期更好地传承与创新。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形式的结合，我们首先需要处理好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创新与传承的平衡。以钧瓷艺术的传统内涵为基础，借助文化创意产业独有的创意运作方式来进行钧瓷艺术的创新。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取精华去糟粕的过程，而是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改造更新、运用新内涵追赶时代精神的过程。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条件的分析以及对钧瓷艺术创新内容的梳理，我们尝试性地思考了钧瓷艺术的创新方法，具体总结如下。

（一）从时代性的视角思考钧瓷造型的创新从运作方式上讲，文化创意产业有效发掘各种文化资源的特色，然后借助现有先进技术作为表现手段，实现最终的产业经营与发展。得益于信息化时代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条件下考虑钧瓷艺术的创新，能够更好地把握钧瓷艺术与当今时代的关系，突出钧瓷艺术的时代性。时代性视角下，钧瓷艺术创新并非是单纯使其成为一种畅销的商品，当今社会物质消费的极大丰富，使人们对于文化艺术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消费欲望。在这样的条件下，钧瓷艺术的创新更应该突出文化内涵，既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又作为当代文化传播的载体，这也是钧瓷艺术新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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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艺术展演策划的一种，非遗文化艺术文化遗产展演策划，立足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展现其自身特色性的文化魅力的同时，实现这类珍贵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特色艺术魅力整合策划感召。即把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中所蕴含的各种特色，经过现代化的编排整合，使其具有现代社会的时尚气息，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感召人们积极地尝试以丰富个人与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活。如针对蒙古族长调民歌专项展演的策划，把长调在蒙古族歌曲中运用的优点都用起来，让人们充分见识其形式与内涵丰富性等，推动人们积极地模仿、学习与创新等。特色艺术魅力拓展策划感召。即针对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的某一种或某一个魅力元素等，进行内容丰富性展演策划，实现创新性的魅力拓展，吸引人们积极地欣赏与学习。如针对皮影戏中道具皮影的制作展演，让人们对充满神秘感的皮影其制作过程有着更加详细地认识，如选皮、制皮、画稿、镂刻与敷彩等过程，驱动自己从个人知识与技能出发加强皮影道具制作的研究。

1.2专项功能群众需求性满足吸引

由于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是特定地域的人们智慧与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其得以产生和丰富发展本身，就是其自身某种功能对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足意义。在实际的展演策划中，可以抓住两个要点切入：群众健身满足策划。即充分开发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表演性，尤其运用其表演的美与魅力，让人们积极地加入与行动起来，实现对某项技能的学习，达成自己健身性的需求满足。如通过井陉拉花的展演，引导人们“把井陉拉花改编为大众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畴之中”[1]，则具有传承、保护与促进参与者身心健康发展的多重功效。群众娱乐满足策划。即在展现策划之初，就充分挖掘其精神娱乐元素，实现人们在欣赏与学习中的身心放松。如针对凤阳花鼓的展演策划，就可以充分运用动感的氛围，策划加入一些幽默或搞笑的元素，如具有戏谑性的击打动作，具有直接搞笑作用的演员表演等，达成人们欣赏过程的身心放松。

1.3文化适应性熏陶

根据文化艺术展演服务的对象性，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展演策划就要首先在确保文化适应性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受众的教育与引导。在实际的策划实践中，有两种路径：地域文化特色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中尽可能地发现与创造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与受众所在地域文化的结合点，从文化艺术遗产自身的亲和性出发，吸引更多的群众关注，激活更多的参与与创造。如黄梅戏在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故乡展演时，可以在黄梅戏戏曲中加入马头琴的元素等，以此实现不同文化遗产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激发创新的灵感。群众文化心理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之初，就首先从群众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兴趣需求、个人精神提升需要，以及其他的心理需要出发，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策划，实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对群众最直接地满足。如非遗聊斋俚曲进乡村的展演策划等。

2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展演策划类型

作为一种展演，既具有非遗文化艺术的传播功能，也具有依托非遗文化艺术为载体的表演，让人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与其他的具象共鸣，实现人们内驱性地学习、活动参与及创造性丰富。

2.1非遗文艺展演

根据当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性质不同，演出组织形式也不同，典型的演出有两类：单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专项展演。主要指那些无论从外在形态、内容与发展都比较成熟的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种类。在当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戏曲类、乐器演奏类、舞蹈类与其他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如舞狮舞龙等），他们都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主题下对群众开展相关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昆曲的专项演出，让群众在欣赏活动中了解到昆曲中的唱念做打、舞蹈、武术，以及其中曲词和行腔，并会根据自己对其他戏曲种类的了解，展开对比性地学习，实现展演传播的目的。多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整合性展演。即按照某种科学性的程序，把多种非遗文化遗产组合起来，使其具有表演性的形式与传播的功能。如把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剪纸、皮影戏与朝鲜族农乐舞等，按照某种内容主题编排成一场文艺演出，实现对群众全面性教育与非遗文化艺术传播。

2.2非遗大众性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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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动画的审美价值

我国的审美思想于西方有着不同，它自成体系，有着不同于欧美的审美观念，在我国主要是主张儒家的“中和之美”，同时还有道家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审美观念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后期主要有宋代朱熹“文以载道”的审美观，清朝王国维“意境说”等等，这说明了我国的审美观念、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什么观念总是在去想相同，在动画产业中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国的动画作品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的审美观，而日本和美国的作品也是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观。我国的动画中力求突出我国的一些传统因素，例如：皮影、十二生肖、武术动作、京剧脸谱、剪纸、中国传统服式、亭台楼阁、舞狮、太极八卦、梅兰竹菊、祥云图案等等。在日本的动画片中角色的设计方面和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总是把一些正面和反面的角色，都设计成很唯美，在很多动画片可以看到日本的审美观念，在宫崎骏的作品中更为明显，它总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了感伤、绝望的情怀，人与自然的空间是互相挤压，人类总是无知的侵犯自然，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审美观念是和日本地理位置和传统的观念息息相关的。一个民族的社会观念、文化底蕴、哲学观等都会在动画中体现，让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动画特色。

三、传统动画的人文价值

动画作为一种艺术，它富有民族性格和人文精神，在表达某一个故事时它往往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不能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动画，总是缺乏一种内涵，例如美国拍摄的中国《花木兰》这个动画片中，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民族来拍，其中所反映的人文精神就会截然不同，总感觉少了一份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美国的《花木兰》他传达给观众的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故事本身宣扬的“忠孝”截然不同，这就是每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而造成的不同的结果。美国的动画片总是给观众一种诙谐轻松的感觉，这也反映了美国这个民族在生活中的诙谐幽默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特质，例如美国的动画片《猫和老鼠》中汤姆和杰瑞总在追逐，一些搞笑的动作和滑稽的表情，给观众一种轻松的心情。但是在我国传统动画中，必然展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同时这些传统美德有其文化根源。

四、传统动画的娱乐价值

动画的主要功能是满足观众在工作之余的消遣游戏为主要目的，它主要包含了诙谐幽默、解构权威、轻松明快、平等色彩等特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人们更需要娱乐精神来抚慰，这就需要不同的动画片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这在日本动画片中做的非常好，动画片不仅仅是儿童的专利，他同样也是成年人的精神食粮，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面前，越来越需要娱乐精神对于精神的抚慰。随着时代的发展，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娱乐文化正在成为一种产业和消费。很多传统的动画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动画也不再是儿童专利，他正在小青年中年人方面进行发展，这对动画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空间，它不仅仅能够给人们带来娱乐的效果，很多动画片对人们的教育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观众在美国和日本商业性、娱乐性的动画影响下，审美需求倾向动画片带来轻松，而不是板着面孔的说教。而我国传统动画虽然不像美国动画把娱乐性放在首位，但仍有许多作品带有娱乐的因子。

五、传统动画的现代意识

传统的动画作品中融入进现代意识，能够给动画带来新鲜的血液，是动画产业焕发出光彩、更好地被人们接受。这在每个国家都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例如我国的传统动画主要体现了我国的传统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很多带有新思想的作品，《喜洋洋和灰太狼》这部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一些现实，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同样在美国迪斯尼的动画历经八十多年而始终在国际动画舞台上占据领先地位，多数动画片都能受到观众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迪斯尼一直在与时俱进，动画片没有墨守成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注重加入具有时代气息的现代精神。从片中女主人公的性格变化可以看到这一特点。1937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的白雪公主善良、柔弱，符合了当时的时代审美趣味。美国动画片梦工厂《怪物史瑞克》的女主人公菲欧娜也不再像童话故事中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们软弱、被动的形象，而是独立、刚强、主动追求幸福，完全是一幅现代社会中的都市女性形象。而到了1998年《花木兰》中的花木兰一改柔弱形象，而是坚强、独立、好强，具有现代都市女性的性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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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界”概念的形而上讨论出现在后分析美学领域。从词源学上说，“艺术界”作为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在美学领域出现的。这个概念代表了美学内部一种新观点的出现及壮大，即主张从艺术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其代表人物是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1964年，丹托在他的论文《艺术界》中率先创造出“artworld”一词。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1〕在丹托看来，后现代艺术实践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如果艺术品与日常物在外观上没有差别，那么是什么让艺术品区别于它的日常对应物?而这根本上取决于作品成功地与外在于它的语境———艺术理论与艺术史氛围———建立了联系，并且上述这种区分只有在语言哲学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决定某个实物成为“艺术品”的不是它外观本身所展示出的东西，而是直指它所涉及的种种观念。在此意义上，丹托显然已经偏离了对艺术品本身的关注，而转向促使一件实物被看作艺术品的特定外在因素。但是就“艺术界”一词的意义而言，虽然丹托指明“艺术界”是一种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在《艺术界》一文中，他其实并没有深入地阐述该概念。对于“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的进一步说明出现在他1992年的《超越布里奥盒子》这本著作中。在此书中，丹托提出了“理由话语”(discourseofreasons)的概念。在他看来，艺术界就是体制化了的理由话语系统，而所谓的“理由话语”有以下几个性质:第一，艺术品不是天生存在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是“理由话语”赋予作品以意义与结构，即赋予其艺术品的资格;第二，“理由话语”是被体制化了的，它遵从一种历史秩序的演变，艺术品也同样遵从相应的历史秩序;第三，艺术界成员需要非常熟悉艺术史知识或艺术理论等这类话语体系。〔2〕在说明这种“理由话语”系统时，丹托援引了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看法，马蒂斯并未高估自己的才能，他承认单凭个人天赋，艺术家并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甚至于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也不可能存在:“我们并非我们所制造之物的主人。它是被施加于我们的。”〔3〕从丹托对“理由话语”的描述，以及马蒂斯的切身体验中，我们大致可以描摹出“艺术理论氛围”的状况:所谓的“理论氛围”是指弥漫于画廊、展览馆、艺术沙龙等艺术机构中的更为宽泛而惯例化的艺术眼光，而非某种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得到严格阐述的理论观点。自《艺术界》一文发表以来，丹托的观点便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美学界，以往美学总是热衷于艺术品内在属性，然而，丹托却让人们认识到艺术品所处的外在情境的重要性。其直接后果就是五年后T．J．迪菲的《艺术界》(“TheRepub-licofArt”)和迪基的《何为艺术?》相继问世，这两篇文章都致力于重视艺术实践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迪基的《何为艺术?》显然影响更著。在这篇文章中，迪基对丹托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发展出自己的艺术界观点，即被后人称之为“艺术的体制理论”(theInstitutionalTheoryofArt)。相对于丹托，迪基在“艺术界”概念上的重大突破就在于他离开了语言哲学的思路，把“艺术界”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按照迪基的说法，艺术品之所以会是艺术品，是因为某个或某些个代表艺术界的人授予了它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资格。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①与丹托相比，迪基的理论显然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学色彩，在他这里“艺术界”不再局限于艺术史知识和艺术理论氛围，它还涉及了更为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在此意义上，迪基把“艺术界”与“艺术体制”相提并论显然极有意味，他进一步淡化了形而上立场，指出艺术品的资格是在社会现实语境下实现的，并将“体制”这一社会学术语引入了艺术界理论中。艺术的体制理论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体制论阶段和80年代的习俗论阶段，其代表作分别是1969年的《何为艺术?》和1984年的《艺术圈》(TheArtCircle:ATheoryofArt)。在这两个阶段，迪基的基本立场主要体现在对“体制”一词的不同态度上。总的说来，迪基是将“体制”理解为文化系统中的“习俗惯例”，即一种“惯例的实践”(customarypractice)〔4〕，它是艺术品得以呈现的特定的文化结构。但所谓“体制”并非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么清晰，无论是他自己的论述还是美学家们的反应都体现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1969年的文章中。1969年，迪基显然是将“体制”和“授予”一词联合使用的。迪基对“体制”的这种用法引起了后分析美学界的轩然大波，尽管迪基自己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极力辩解，但他在此文中多用“体制”来代替“习俗”的做法，以及对“授予”一词的频繁使用，都促使人们很轻易地联想到一种带有一定规范性和权威的社会体制，甚至是社会组织。实际上，美学界对迪基理论这种误读既为他引来了最激烈的批评，也奠定了他在后分析美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诚如《美学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耶纳尔所言，正是这种与“授权”联系在一起的“体制”被认为是迪基理论中最杰出的贡献。〔5〕这种转变进一步体现出当代美学理论中“语境论”路径日益得到了重视。艺术界不仅是艺术品得以呈现的外在场所，更是赋予作品以艺术品资格的活动所发生的体制性环境，这使艺术界具有了规范性和建构性力量。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与其所处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艺术界”理论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之一。尤其在迪基这里，语境与更为具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体制结合了起来。“艺术界”的发现对后分析美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无论是诺埃尔•卡罗尔的历史叙事理论和列文森(JerroldLevinson)的“意图－历史”理论对“历史语境”的强调，还是马戈利斯(JosephMargolis)把艺术品看作一个文化实体的做法，抑或诺维茨(DavidNovitz)对艺术在文化认同过程的建构作用的重视都无法离开“艺术界”这一语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Davies)等美学家会把他们归为“语境论”。当然综合而言，这种对“艺术界”的讨论仍停留在一种形而上层面，无论是丹托还是迪基都是将它作为一种默认的概念加以运用，以说明艺术何以成为艺术，但他们却少有对这一要素自身状况的阐述。

二、对“艺术界”的结构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