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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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进程是促进中国特色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而市场经济中以消费者为指导。如果国家经济运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则会出现经济疲软的局面，市场经济发展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经济的滞后和随意，美国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缺少消费者的指导，完全由政府负责，权利过于集中，也会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发展过程中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加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的探析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目标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杂乱无章的局面，进而实现计划经济的稳步发展是其主要经济目标。然而大量实践活动表明，传统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变革市场和市场经济方式，这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经济主动性，还获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导致在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凸显。十会议后，我国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提高经济积极性，进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求。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科学性

国际经济强调经济的整体性，而国内经济注重经济的和谐性与合理性。单纯的市场经济中缺少对经济从整体层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现整体经济崩溃的湖面。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市场主观能动性不足，制约了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大量的实践活动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不仅能够让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较多的负面性，有时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需求，我国应进一步控制经济的负面影响，借助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优点，增强我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旨在通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弥补这两者的缺陷，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亮点

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可知，这两者经济运行体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系内部。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点，并将此二者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需求。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宏观调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隐患或者降低危害，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合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可知，这两者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为构建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应合理应用这两种经济体制，取长补短，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为核心，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注意事项

为更好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建设需求，加快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在该运行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2.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紧密结合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以此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

3.增加计划经济的科学性，不断规范、优化经济管理条例，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进程，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求，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选择性地应用了计划经济，为促进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依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走向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合理应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励作用，进而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桂芬.浅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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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中，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及优势确保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对我国国内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维持稳定发展趋势。这一现状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健全性及抗风险能力，充分肯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策略与战略的科学性。但是，全面小康社会构建中，市场经济文化也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全面小康社会构建需求，新时期经济发展中必须加强经济文化的建设与引导。以国家政策、战略的有效实施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经济体系的完善。

1 市场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分析

现代经济领域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经济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与经济文化有着重要关系。经济体制、发展模式需要以文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引导，以文化为动因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使市场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何实现科学的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加快经济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利用文化支撑作用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

市场经济文化内容的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崭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重要阶段。由于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借鉴性，因此经济发展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与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经济文化核心价值观，指导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发展。根据市场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市场经济文化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合理的个人利益与价值观、价值评价与社会导向、商业氛围及经营理念等几个方面。针对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确定文化内容、针对社会主义特性完善文化内容，以此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

2 市场经济文化与经济现代化分析

2.1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促进市场经济文化与经济现代化发展

在世界经济环境影响下，我国经济环境不可避免收到了冲击与应用。为了满足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彻底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质，以市场经济现代化为目标开展经济体制的完善工作。依靠市场经济特征实现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应用，实现健康的市场竞争、市场整合与市场分配，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满足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构建战略目标要求。

2.2 以政策引导及国家宣传为基础，促进市场经济文化的建设

针对市场经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国相关部门应加快政策的分析与探讨。以政策引导为基础、以宣传工作为中心，提高经济体系内各组成部分对经济文化的关注。通过国家政策倾斜、引导工作的开展，保障市场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同时，对行业发展、行业法规等进行规范，促进各行各业行业协会的建设，以行业协会为基础，满足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文化的建设。

2.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市场经济文化需求的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针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我国政治、社会会、文化、经济的并列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各因素的协调、促进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核心问题，是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制定的关键。针对经济发展对市场经济文化的需求，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应对市场经济因素、价值观念等进行分析，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借助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文化为依托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市场经济规律发展。通过协调文化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内容，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满足我国经济体系转变与改革的需求。

2.4 以市场经济文化为引导，促进经济现代化发展

在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现代化发展需要以文化为引导，以此为基础实现高度综合的社会发展。通过国民经济工业化、知识化以及劳动生产力、国民收入的持续性增长，实现经济的改善，实现国内经济公平环境的建设。根据市场经济文化对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应明确经济文化的重要意义。通过市场经济文化构建、引导及科学发展，促进经济现代化目标实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目标的实现。

3 以诚信经济文化为重点，促进经济现代化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缺乏经验借鉴，因此需要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推进，以此实现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针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应规范企业的经营。以企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遵循、诚信态度及法律法规的遵守，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诚信和规则为基石，以规则文化为重点，建立有法必依、坚决执行的市场经济环境。以文化强化、经济强国为中心，针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运用文化引导、政策规范等实现经济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经济文化对经济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与规范作用。为了满足我国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的需求、满足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必须加快市场经济文化的构建。通过政策、法规、宣传、舆论等方式，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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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在发展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当中，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大量外流，整个社会仿佛在丧失活力。曾经作为“共和国长子”、走在工业化发展前列的东北何以至此？这里除了改革开放后国家调整政策的原因，循着韦伯式的思路，想必也应该有文化层面的原因。

人是文化动物，生活在人类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人的经济行为是带有自我附加的涵义的。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是如何作用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的呢？ 东北文化的特点

相比其他地区，东北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文化的同质性高。东北地区包括3个省份，但来自这里的人通常会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为“东北人”，相应地，不会有人说“我是西北人”或者“我是华南人”。这种独特的文化认同大概与东北的地理有关，广袤的大平原上少有山川阻隔，除了语调和个别词语的用法有所不同，整个东北地区共享同一种方言，也共享同一种文化，南方山区那种翻过一座山头就难以交流的现象在东北是不存在的。

这种特点使粗略地概括东北文化得以可能。记者本人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根据相关研究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这里尝试着归纳东北文化的3个特点。

第一， 既有闯劲儿，又有安土重迁的保守倾向。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顺治皇帝入主北京后，东北百万人“从龙入关”，东北几乎变得荒无人烟。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风水，清朝还一度封禁东北，使东北成了发配罪犯的苦寒之地。清廷古装剧里经常出现这样一句台词，“发配宁古塔（编者注：今黑龙江宁安），永世不得入关”。

后，沙俄不断蚕食北方领土，清朝才被迫解禁，移民充实东北。到了清末民初，关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大量流民“闯关东”，到东北寻找出路。

“闯关东”的精髓在“闯”字，一路乞讨，一路荆棘，没有一点冒险精神和勇武的性情是不行的。这闯劲儿便成了东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久前，总理在东北调研还提起了“闯关东”精神。

但这股闯劲儿向保守的滑动也是容易的。“闯关东”只为糊命，目标简单直接;东北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只要安顿下来，解决生存问题要比在关内容易。而一旦生计有了着落，也就没有更多的目标想要实现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除此没有更多追求。东北人缺乏不断积累财富的动力。

第二， 爽直而勇武。孟德斯鸠是第一个把气候和族群的品格联系起来分析的人，他认为寒冷的天气易于让人勇敢、自信，直爽且少猜忌。他的分析严格地说并没有什么依据，但恰巧与东北的情况较为吻合。“闯关东”面对的是一条生死未卜的路途，缺乏一点彪悍气息的人是难以踏出那一步的，这种由移民带来的气质和东北地区原有的少数民族的气质相融合，形成了东北人的“山林气概”。

东北移民大都来自山东、河北、河南，所以东北文化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变种。移民无疑为社会底层，故而他们带到东北的文化也是平民的，这种粗糙感在东北的饮食上就可见一斑。底层人民虽不尚文，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另一些优秀品质，比如忠与勇。清末，当国家被外敌蹂躏，“肉食者”望风逃窜的时候，是山东、河北等地的底层百姓站出来，组成，挽救了中国被瓜分的命运。1931年“”后，东北抗联即开始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全民族抗战历时8年，东北的抗战则坚持了14年。

这种彪悍的气息至今犹存，在和平时代没有正经的用场，就会反映在社会治安上，成了一个负面的因素。全国人民大多听说过东北人的“你瞅啥”，这句话往往就会导致一场斗殴的发生。 电影《钢的琴》是以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某重工业城市为背景，主人翁是钢厂的下岗工人。

第三，闲散，规则意识淡漠。闲散也与气候因素有关，东北适合农业耕作的时间短，素有“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干闲”的说法，在漫长的“猫冬”期无所事事，时间就用来交游，这培育了东北民间文化的幽默感。东北资源丰富，“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生活一旦安定，生存竞争就不至于过度激烈。资源的相对丰富和东北人骨子里固有的好面子、江湖义气、不分彼此的脾性结合起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界限的模糊，规则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在需要产权明晰和规则意识作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时代，东北人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应。 市场经济中的东北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进行的。他提出并解答了为什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唯独出现在信奉新教的地区的问题。但资本主义精神只能在新教地区产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在其他地区存在，但其发展得如何会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

当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成型，对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它就成了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既定秩序，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工人。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些规则，就要受到惩罚，被从经济舞台上赶下去。也就是说，是否信仰新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循资本无限积累的法则，是否按照富兰克林总结的“教条”生活和工作。

中国当然也可以嫁接这样的经济制度。但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中国各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表现上各不相同，这可以从地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契合度的高低上加以分析。通过这个视角来看，东北地区的迷失就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东北文化缺乏市场经济精神的影子，甚至可以说，东北文化中只有找到其反面。

东北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建国后是计划经济搞得最彻底的，走在全国的前列。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当然迥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不是为了资本的剩余价值而生产。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不容易适应市场经济把挣钱当成目的本身的经济伦理。东北出产的企业家不多，在沿海地区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的东北人比例也不高，这与文化的因素不无关系。

自然条件的优越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反而可能成为劣势，因为这样的条件不容易孕育带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业文化。相反，南方人口密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人均一亩三分田”，靠挤在土地上生存不易，故而自古就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在计划经济时代遭受打压的“投机倒把分子”，改革开放后摇身一变成为敢为天下先的时代英雄，这是需要靠历史积累下来的文化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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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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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处分权，是我国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即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公民有权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进行处理，而他人不得干涉。民事权利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所想要维护实际利益或想请法院给予一定保护的内容。也就是说，当事人为了能够保障自身利益，有权利通过诉讼等形式来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是相依相存的，都具有很强的独立处分权。当公民形式处分权时，法官不得干涉或错误引导，其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控制诉讼程序。

一、处分权的基本理论概述

在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理论主要是体现在市场自我调节控制能力上，也就是说，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其发展方向主要是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操控，在市场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市场调节而实现供需平衡，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市场可以处理的问题若受到国家的过多干预或调控，就会将市场自身的发展秩序打破，从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才是主体，必须要尊重主体自身的独立意志，保证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在法律建设上，同样需要尊重这一原则。这不仅仅只表现在实体法律建设上，还应该体现在程序法的建设中。对于处分权来讲，民事权利的处分权就是实体法内容，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则是实体法的延伸，是程序法的内容。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处分权存在的问题

建国初期，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但经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为此我国摒弃了这种效率低下的经济体制，重新改革，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给我国的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民事诉讼制度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要求国家或法院的职权应该逐渐淡化，而要求当事人的处分权应该不断得到强化。目前我国的处分权的强化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1.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影响，使得职权在诉讼程序中具有很大的表现力。在政治方面过分强调集权，将法院当做国家职权的主要工具，在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的处分权进行干预，没有体现出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2.重实体轻程序，把程序当做是保证实体法附属法律，而没有正确意识到程序法的独立性、公平性与客观性。在对事实进行探知时表现出绝对化，不经过当事人正常诉讼程序而直接请求法院判决，职权超过了处分权，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3.过分注重两面关系说，所谓两面关系说，就是指民事诉讼中，法院与被告、原告之间分别是两面关系。但事实上，民事诉讼是具有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的三面关系说，这要求法院要起到公正公平的作用，而双方当事人则分别是平等的关系。

三、完善与实现处分权的强化

为了能够充分保障我国公民应有的权利，使其在民事诉讼中能够自由行使自己的处分权，而不会过多的被政府或法院限制干预。就必须要对法院职权进行淡化处理，并加强对处分权的强化，完善民事诉讼法律建设。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具体如下所示：

1.设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扩大程序选择范围。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当事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方式，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这同样体现了处分原则。诉讼外完善和解、调解、仲裁和行政处理。诉讼内则可以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并明确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的转化条件。

2.区分处分权受限制的案件类型

对于公益案件、身份型案件和非讼案件，由于其牵涉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处分。应该区分这些案件及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设置不同程度的限制，如处分权受限制、可采职权探知主义、裁判对法院的羁束力。

3.诉讼程序的启动

权是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妨碍当事人启动权表现为对于要件的实质审核。原告必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这限制了当事人的范围。但是民事纠纷有很多种，必须要采用排除法来确定案件的受理范围而不能使用列举法，以免使很多本该受理的案件不能被受理。

4.诉讼程序的终止

撤诉包括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现行法对于撤诉的规定是需要经过批准。这也是对于处分权的不当限制，法院应该退出撤诉批复者的角色。需要考虑的是撤诉中被告的利益，在言辞辩论前应当允许原告自由撤诉。而言辞辩论后则需经被告同意。对于按撤诉处理的—概需被告同意。对于撤诉须经被告同意理由如下：赋予被告对等的诉讼权利；督促原告慎重行使权；防止被告单纯利用达到目的；即使不赋予，被告也可另行提起消极确认之诉。

四、结语

总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人们都希望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被管理的对象。因此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希望受到过多的职权干预，很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同时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又需要按规则办事，使得人们常常会受这种契约意识的影响而忽视了自身权利的行使。只有当事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的完全觉醒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当事人的处分权也才能够真正构成对于审判权的限制，反映到了民事诉讼领域则表现为处分权的强化。

篇（6）

企业在长期的管理活动以及生产经营活动中渐渐形成的一种经营理念称为企业文化，其是企业的所有职工认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其具体的表现为企业的宗旨、价值观、形象、行为准则、人际关系以及标识等。职工体育文化的核心是形成该企业职工的价值观，其目的是培养职工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开展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集体主义精神、强化竞争意识、提高企业文化品位和层次的体育文化活动。体育文化不但是历史现象，还是一种动态系统、一种社会现象。体育文化是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制度、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总称。企业体育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其还可以为职工提供健康条件、凝聚职工精神和扩展企业与客户、政府、媒体之间的互相交流，具备着多元化的功能。所以，企业职工体育是塑造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企业职工体育文化的现状

1、企业职工体育的管理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职工体育可以丰富企业员工的文化生活、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及树立健康观念的多元化功能，职工体育必须跳出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重新构建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体育培养企业精神、促进企业生产经营以及提升企业素质的功能。在企业转型期间，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为企业体育的开展提供了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企业职工体育工作得到了稳步的发展。

2、企业职工体育管理的现状。现在企业职工体育的管理道路逐渐走向人本管理，把企业职工放在主要位置，强调人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的体育管理逐渐的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形式、多层次的管理模式，这种形式的体育管理在发挥体育的健康身体以及育人的功效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3、企业投入的体育经费。在近些年来，很多企业在职工体育的经费投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企业在不断地发展，企业员工素质要求不断的提高，对体育经费的投入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企业加大了对体育活动经费的投入但是仍然小于企业员工对体育日渐增长的需求，其实际上是投入的一种削弱，企业规模越大，对企业员工体育管理和投入的难度就越大，其实大型企业职工体育发展的阻碍。当然，随着企业体育改革的进一步实行，投入经费的渠道也会相对地拓宽，例如一些社会赞助、行政拨款以及工会经费的投入等，企业员工体育的投入表现出了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企业体育活动获得额外的投入以及赞助费并不是无缘之本，其大部分都用在了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以及高水准的比赛上；特别是台球、保龄球以及室内网球的提早出现，误导了员工的消费观念。虽然企业的高层领导认识到了体育运动对企业形象的树立以及企业宣传的广告效应，但是这种消费通常会削弱企业员工的群众健身基础，导致了企业失去了体育文化的基础和内涵。

三、企业员工体育活动的特点

1、企业员工的体育观念不断地更新。其表现为：（1）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企业职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康投资的队伍中去。（2）职工对体育的需求不断的加强而且向多元化发展。（3）公平竞争和平等不断被企业职工所接受。企业职工在体育竞技比赛中，逐渐形成了公平、竞争的意识，与此同时，群体精神、习惯、道德和规范等也被职工认同，对职工群体的行为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企业职工体育活动的多样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职工参与体育活动以及自我投资的意识不断地增强，体育活动的方式也表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员工的体育活动围绕着健身、调整心态以及有益群体多方向展开，并且和其他的文化相互结合，表现出各种舞蹈、健身操、武术以及趣味游戏等多种类别的局面。四、增加市场经济下企业职工体育文化的建议1、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企业职工的体育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企业体育改革这个特定期间，要正确的认识到体育文化的作用和地位，要建立一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职工管理体系，要对企业职工的行为、价值取向以及定势有积极向上的影响。

篇（7）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文秘站:)，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就比较低。而任何银行它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惟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在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东亚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

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惟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九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五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东亚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为八百多亩，中国仅为四亩多，相差二百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三，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篇（8）

摘要：导致环境恶化的“三乱”之风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它使各部门自身的利益与职责处于对立的状态。要解决这一，必须使现有的对的行政保护为制度保护。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减少乃至消亡为前提。

关键词：创收　经济环境　政府部门　三乱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效益整体滑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缩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大大减少了给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的数额，不足部分由各单位自行解决。从此，“创收”活动便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这些年的实效看，虽然它有效地减轻了财政负担、增加了行政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负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其正效应。一、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导致经济环境恶化可以说，个人的贪污、腐败，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是侵蚀社会肌体的两颗毒瘤。打着执行公务的幌子利用职权为本部门谋取利益，叫“创收”；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已聚敛钱财就是贪污、腐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与贪污、腐败相比，“创收”活动对市场经济环境危害更大。因为它的“寻租”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使政府职能部门的不正当行为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明目张胆地进行“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许多人利用为部门“创收”的机会，大肆为自己敛取钱财。使个人的贪污、腐败行为与单位的“创收”活动混淆在一起，难以辨别。对此，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约。现在有一个流行诙谐语叫“集体腐败”，“创收”实际上就是集体腐败。它的出现破坏了社会活动的秩序，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威胁着长远的社会稳定，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各种形式的“创收”活动早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国家各部委，下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乡政府、村委会，从工商、税务到学校、，各种“创收”活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其中既有职能部门的“三乱”，也有部门的高价生、培训班，还有新闻单位的“有偿新闻”，以及医院给患者开出的昂贵的药品……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则以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危害最大。因为它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环境，大大增加了经营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抑制了民间投资，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形式大致有两类：其一就是各部门利用本身所拥有的权利，巧立名目，收取费用。还有一种就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创办经营实体，然后利用本部门的职权提供各种方便。两相比较，第一种情形产生的危害更大，屡禁不止的“三乱”就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据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赤壁市的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涉及企业的行政收费标准达2528项，很多企业都不堪重负。赤壁市境内的省属国有企业蒲纺集团公司集团下属的三陆公司由原纺织厂改制成立，企业营业执照年审中，土地部门要求办理土地过户，光过户费就要几十万元。因企业无钱交纳，至今营业执照仍被工商部门扣留。蒲纺公司原是三线军工企业，职工集资建房，人防部门硬要收取几十万元的人防费。另外，环保部门也瞄上职工集资盖房的机会，先要求使用他们的无动力生化处理装置，后得知企业已有污水处理设施，又要求收取超标排污费，开口就是好几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仅2001年，赤壁市有关部门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达26项，金额200多万元。许多企业都因承受不起这些高昂的“额外成本”，经营萎缩，难以为继。国有企业如此，个体私营经济境况更为糟糕。因为这些小企业一则难以明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更不敢得罪的有关部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忍气吞声。否则，一个“小鞋”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据邢台市物价局对向个体私营单位乱收费情况的调查表明，目前共有38个部门参与收费。据对两个市场、5条商业街道的门店调查，收费部门达18个，共涉及收费51项。其中，符合政策规定的24项，不符合政策的25项。在合理收费的24项中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一个门店月均税费负担在600元至2500元之间，各种收费占税费总额的55％—65％。至于的状况就更为严重。在安徽省当涂县湖阳乡，针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可谓五花八门，从1995年以来，湖阳乡就严重违反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强行将4个村农民手中仅有的人均2亩田收回其中1亩，用每亩三四百元的高价向农民发包，农民想种田，必须花钱买才行。税改之后，湖阳乡村干部们在继续大肆收取“发包费”的前提下，还趁机继续按每亩37至60元不等向农民收取农业税，并美其名曰“按国家规定”。在强劲的“三乱”歪风中，外资企业也难以幸免。县不少地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乱收费问题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满，开始成为投资环境恶化的突出问题。2003年四月，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纠风办还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向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的通知》。以上例举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现象，已经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扼制，经济环境的恶化就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二、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根源在于体制实际上，对于“三乱”的治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总是治理期间有所收敛，风头一过，又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根子就在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需要。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的“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如果某个部门、单位不搞“创收”，仅凭财政下拨的那点死工资生活，职工就会怨声载道，领导的日子恐怕很难过。像长工资，上面只给政策，不给钱，行政部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资金。有些单位的奖金、补贴、福利甚至一部分人的工资都得从这上头来。“创收”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该单位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衡量一个领导的“水平”高低，群众是否拥戴的重要标准。而且，对于部门领导来说，在给本部门员工“谋福利”的同时，他本人得到的要多得多。许多领导的超标准住房及座驾都是从这里来的。以前政府部门进人首先要有指标，这样新来人员的工资才有着落，由于这一限制，机构膨胀有限。自从政府各部门自己搞创收后，新增人员的所有开销都由各部门自己负担。导致机关人员急遽增多，机构日益臃肿。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三乱”之风。许多部门内部每年都下达有罚没指标和创收指标。这些指标到每个人的头上，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经济处罚。这样，就形成一种悖论：如设立政法部门的目的是减少和杜绝违法乱纪的行为。但如果真得做到人人遵纪守法，这些部门的“创收”便没有了着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搞“三乱”，危害社会经济秩序。也就是说各部门的自身利益与职责处于对立状态。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危害所在。这也说明政府职能部门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三、体制性变革是杜绝这类现象的根本行政部门的“创收”活动虽然使国家财政抛掉了一个大包袱，但这包袱并未消失，它化成了无数个小包袱散落在千千万万个实体身上。且由于各行政事业部门在内在利益的驱动下，千方百计搞“创收”，使一个个小包袱越变越大，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将“创收”一词加在政府职能部门身上并不准确。因为利用职权进行“创收”活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仅仅是财富的“转移”。 政府职能部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设置重重关卡来为本部门谋利，实际上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别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而且“创收”成果的大小与该单位所拥有权力的含金量是成正比的。那些没有什么职权的“清水衙门”一般只有靠像出租临街房屋赚取一点租金这样的方式来“创收”。与此相比，拥有行政审批大权部门的“创收”活动就非常轻松愉快，公章一起一落，对方就陪着笑脸奉上大把的钞票。例如，按照国家规定，颁发进口汽车许可证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同时禁止买卖。而现在，许可证俨然形成一个数十亿元的产业。因为许可证是稀缺的资源，拥有很高的含金量，它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是政府运用权利赋予给它的。没有了权力的“支撑”，它就是废纸一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化国家的市场体制相异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产生了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创收”，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并且使它对市场经济产生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成为势不两立的“仇人”。因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职能部门“创收”活动的减少乃至消亡为前提。眼下，“创收”活动真可以用泛滥成灾一词来形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之差，远远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够想象的程度，且还没有什么真正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制约。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重点企业采取挂牌的方式予以保护，确属无奈之举，而且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行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就是公平。保护了少数重点企业，那么大多数非重点企业怎么办？难道任人宰割？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对由政府职能部门的创收活动而导致的“三乱”等违法活动的妥协。它无情地击碎了广大的经营者对政府抱有的唯一一点幻想，其消极远远大于其现实作用。要解决这一，仅靠有关部门的三令五申及不定期的检查是做不到的。要真正杜绝这类现象，必须变行政保护为制度保护。政府部门经费的来源方式必须重新调整，如由中央或各地财政统一拨款。在保证各行政单位经费的情况下，严禁政府部门从事“创收”活动。当然，这也仅仅是治表之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各部门放弃阻碍市场经济的各种权力，才能够使“创收”这类活动真正得以消声匿迹。

篇（9）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与电子商务发展

（一）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1978年，我国开始了市场化进程，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经历了近40年的锤炼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初始阶段（1978-1984年）。该阶段未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总格局，计划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发育刚刚起步，市场机制的引入基本上都于“体制外”展开，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体制外市场化阶段”。展开阶段（1984-1992年）。该阶段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市场体系的框架慢慢浮现，市场力量开始与计划力量相抗衡，出现了“双轨制”并存的体制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为我国经济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市场化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也导致了“寻租”与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阻碍了市场化进程，使改革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深化阶段（1992年至今）。此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化进程便转向“快车道”行使。要素市场开始同时发展资本与劳动力，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实现了劳动力的全国性流动；企业化市场由“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不断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资产重组、资本运营、结构调整的步伐，将民营经济推上了经济舞台；政府逐渐与市场相适应，由原始型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增大了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压力。在深化阶段，市场化实现了广度与深度上的突破，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中的绝对优势愈发明显。（二）电子商务发展与前景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其将传统的商务活动形式予以改进，从全球化层面将市场造就得更广阔、更灵活、更迅捷，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40年代，人们通过电报对贸易信息进行传输，之后电话与传真逐渐发展起来。EDI（ElectronicDateInterchange）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电子商务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现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基础，开展各项电子化商业活动。互联网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贸易形态发生了变化，通过自身载体与媒介作用进行信息传递与商业贸易开展，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电子商务起步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交换为其起步的标志。1993年以来，我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与推动作用，“三金工程”、“金贸工程”、国务院国家信息化小组等的成立，不断地指导着国家电子商务的工作进程。2009年，以B2B为主体的电子商务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时期。在此之后，电子商务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提供新服务、开辟新市场、成立新的组织方式推动我国传统经济的升级与转型，未来的电子商务必定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电子商务的关系

本文选取各地区电子商务人均增长率反映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市场化指数衡量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作为衡量电子商务发展的辅助指标。样本空间为2005-2014年，数据部分来源于我国统计年鉴与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部分来源于文献查阅。（一）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一般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通过单位根（ADF）检验，对上文提到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此处将各地区电子商务人均增长率用ECG来表示，MI、IP以及GOP分别表示市场化指数、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D表示对原变量进行了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均不平稳，但是由于各序列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值均比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要小，故可以认为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能够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检验来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均衡关系进行验证。（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受到检验结果对滞后阶数敏感性的影响，当敏感性比较低时，其可信度会比较高，故而为了对检验结果的敏感性进行考察，需要检验不同的滞后阶数。本文所选择的是滞后1期与2期的阶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的变动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变动互为因果关系，技术进步率与上网人数增长率是经济发展市场化变动的原因。（三）协整关系检验本文的分析属于多变量协整问题，故采用Johansen-Juselius的极大似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电子商务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显著性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否仍然十分显著，市场化程度的扩大是否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采用Leamer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一）模型设置Leamer、Levine以及Renelt提出了如下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用来评价不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强显著”性：Y=α+βiI+βmM+βzZ+μ在该式中，Y通常指某国或某一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本文将其用来表示电子商务增长率。I为核心变量信息集，通常用其来表示与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关系的解释变量，此处将其用来表示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的解释变量。M为将要研究或者感兴趣的目标变量，多用于代表经济政策性或制度性等变量，本文用其表示市场化指数。Z为一组条件变量集，多将其设为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当然，本文将其设置为与电子商务潜在相关的解释变量。条件集Z的目的为从最大限度对目标变量M系数βm的范围予以确认。I与Z中解释变量的选择依据为文献资料以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μ代表随机误差项。通过Levine以及Renelt的研究可知，当I与Z发生变化之时，模型分析结果不受影响。（二）模型估计与检验模型估计。在对EBA模型进行估计之时需要分两步进行：首先，通过核心变量集I以及目标变量M对Y进行基本回归：Y=α+βiI+βmM+μ此时对βm进行观察，若其统计显著，便可直接进入下一步；而若不显著，便无需进入下一步，因为这可能存在模型设置有误、各变量并无“强显著”关系等问题。其次，对模型Y=α+βiI+βmM+βzZ+μ进行多次遍历式估计，并尽可能对Z变量的线性组合进行回归分析，并发现最大与最小βm，将其分别记为βm-max与βm-min。模型检验。在对EBA模型进行估计时同样需要分两步进行：首先，计算极限边界的上下边界，有：β_=βm-max+2δmaxβ_=βm-min-2δmin其中，δmax与δmin代表的分别是系数βm-max与βm-min的标准差，2为95%置信区间的近似概率值。其次，假设Y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不显著”的，本文即假设电子商务增长率与市场化指数是不显著的，以下三个条件必须同时予以满足才能够拒绝此原假设：第一，βm∈[β_，β-]；第二，，即最大边界与最小边界必须同为正或者同为负，符号必须相同；第三，βm、βm-max与βm-min在回归模型中必须都统计显著。若这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便需要接受原假设。相反，若这三个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原假设便会遭到拒绝，这时便会接受备择假设，即Y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强显著”的，亦即电子商务增长率与市场化指数是“强显著”的。（三）数据说明以EBA模型的设置要求为依据，定义Y为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人均电子商务平均增长率，目标变量M为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核心变量信息集I包含：2014年各地区人均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EC2014）、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考虑到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潜在变量很多，综合考虑各变量的意义，并计算其与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系数，本文决定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潜在的重要解释变量集（条件集Z）：政府干预度、网络安全程度、通讯发展水平以及组织规模，将其依次记为GOV、NS、TL以及OC。（四）EBA核模型估计通过I与M对Y进行基本回归，可以得到如下的EBA核估计模型：Y=0.29821-0.5153EC2014+0.2574TP（2.067）（－3.113）（2.265）+0.05727GOP+0.4312M+ε（3）（1.815）（3.473）R2=0.748DW=1.84F=12.24其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检验量的值，从该核估计模型可以看出，目标变量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于市场化指数M的t值显著，便可以进行βm的“强显著”性检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若市场化指数M的t值不显著，βm的“强显著”性检验便没有进行的必要。（五）目标变量系数βm的“强显著”性检验如表4所示，β满足了EBA模型的三个检验，因此可以说明目标变量M对电子商务变量的影响是“强显著”的，即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抗干扰的，这也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

基于经济发展市场化的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一）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对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撑，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支出，并合理引导资金投入，通过对高速传输骨干网络以及宽带互联网的工程建设，提高上网速度与效率，降低上网成本。引入与开发电子信息化的软硬件，缩短我国与互联网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些投资比较困难的重要发展项目，政府可以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通过政府主导对电子商务建设给予支持。总而言之，政府与企业需要借助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信息化建设投入，整合企业内部信息与资源，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二）保障网络安全并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安全问题尤以网络安全为主日益引发关注，为了使电子商务发展得到有力保障，各级部门及相关企业需组建起专业性队伍，研发包括防火墙技术、密码技术、认证技术等在内的网络安全技术，营造出安全的网络运行环境，以使网民网上交易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与不可抵赖性得到有力保障。电子商务企业需提高自身整体防范能力，对网站进行严格的安全管理与配置，切实做好重要信息的保密工作。为了使电子商务健康发展，需要建设电子商务信用认证中心、电子商务信用等级数据库等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信用评价及数字等级证书发放等措施，解决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商业信用问题，使之适应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三）完善电子支付结算体系由于我国各大商业银行拥有不统一的网络通信平台，因此应该将标准统一，加强银行、企业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鼓励其运用银行卡、电子支票、电子现金等进行支付与结算。各大银行应不断完善自身网银业务，通过健全电子支付与结算系统，推动我国电子支付水平的提高。（四）建设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为了向电子商务提供良好的支持与服务，各类物流企业需优化自身物流流程，建立健全物流配送体系，加强信息化管理，在物流成本得到降低的同时提高配送效率。通过第三方物流体系的建设，提高专业化程度。此外，各物流企业还要积极引进外部先进的设备与技术，通过企业间资源的整合与国内外物流企业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在国内建立起现代物流配送体系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五）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外部环境会对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应制定并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例如电子商务贸易、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通过法律法规的建设，保护信息安全、网络管理等内容，使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在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的同时实现与国际的接轨，以保障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六）宣传电子商务并培养高素质人才电子商务宣传能够提高全民电子商务意识，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宣传，人们会更加具有网上交易积极性，消费环境也会得到优化。对于政府来说，不仅需要建设外部环境，还要培养与引进电子商务专业型人才。通过在高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讲授相关课程或者采取远程教育与在职培训等方式，提高电子商务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素养。综上，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与电子商务之间具有“强显著”关系。经济发展市场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未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任重道远。在这一背景下，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我国电子商务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完成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理论创新，因而需要更加科学、客观、深刻地理论与阐述。

参考文献：

1.郑淑芬，单姗.市场化水平及其测度[J].商业经济，2008（2）

2.陆宇海.我国市场化与电子商务关系实证分析[J].北方经济，2007（10）

3.华天昕，张玲玲.我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20）

4.吴倩，纪淑娴.电子商务发展的新趋势：C2B模式研究[J].商业时代，2013（33）

5.余华银，宋马林，张一川.极值边界分析模型及其应用[C].纪念我国统计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五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2009

6.王裴，周亮，王等.基于市场化的电子商务模式探析[J].航天工业管理，2014（S1）

篇（10）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入世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即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①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贸易与资本流动，促进各国间技术与文化的交流，最终达到各国间相互依存，互帮互助的目的。也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得到合理配置，而且也促进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不仅使科学技术在全球大幅扩张，而且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仭剑，既是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这些问题对于科技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迫在眉睫，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从根源上带动了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也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当前及未来政府管理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成为中国发展的宏大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政治环境是政府管理更为直接现实的基础”。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起步晚，速度慢，资源短缺，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弊端。并且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形势的多样性，各国之间存在一定制度上、政策上的差异，公平竞争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的入世之举，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我们要从全民的利益、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中国的入世之举。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作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已改变其贫穷、落后、保守的状态，正在向世界发达国家靠近，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入世的最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发挥中国能源潜力的现代经济体制，而不是某些具体行业的得失。入世使中国步入富强也不在是理想，而即将成为现实。

二、NGO-新时期社会组织

近年来，在国内外基金的支持下出现了一些以行动支持和理论研究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并且他们都具有自己的特色。NGO就是其产物。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把只要他的目的是扶贫救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称为非正式组织。”③亦叫做“民间组织”、“非盈利性组织”、“第三部门”。NGO主以扶贫、环保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理论研究及为主。参与这些NGO研究的志愿者都是经过严格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士和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作为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同时并存，在社会管理中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也成为了NGO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等领域。社会形势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涉及领域也随之不断完善，地域也在不断扩展。长期以来，政府在社会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需求正从依靠单位分配向依靠市场和社区来 提供和解决，亦出现了“单位人”像“社会人”、“社区人”转变，基层社区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活动基地，也就逐渐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区也就将承接企业剥夺出来的社会职能以及社会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但是社区在协助政府做好与居民的相关工作中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已显现出时间和精力上的匮乏。而那些带有公益性、自愿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的介入，也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介组织的出现，使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可能，社区居民自治也成为可能，同时NGO服务人员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工队伍也成为可能。NGO作为政府与百姓的桥梁和纽带，表达着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居民可以通过NGO参与社区和政府的交流，对话与对策，参与对社会事务的诉求，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也在逐渐向国际接轨，可见，NGO在社区建设中必将会展现他特有的价值。

三、中国NGO现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自“入世”以后，一些国家也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政府为了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社会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大包大揽”的治理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难以继续下去。以社会力量来处理社会事务也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共识。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初步实现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社会的总体分工是由政府总揽全部事务和支配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分工而构成的多元化经济体制转化。“在政府职能收缩、计划经济解体过程中：“首先经济领域从政府的绝对控制下逐渐独立出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肯定。”④

中国的NGO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大部分是根据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定原则建立起来的。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我国的法律和市场仍有待完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而由政府主导并发展的NGO，是一种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正与我国的国情相符。依据现行法规，我国的社团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是由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愿望、按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盈利民营组织，主要包括一些自发的协会和学会，助人的基金会和联谊会，各种团体的商会，研究会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公益活动，其社会定位是作为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桥梁与纽带，并附有一定社会行为规范职能的中介组织。

NGO的基本属性是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我国的NGO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异。缺乏人才、资金不足是NGO发展的首要问题；政治社区不分、放而不活是NGO发展的关键问题；法律不完备也是阻碍NGO发展的一道屏障。并且NGO自身领域的一些问题，也是较为突出的，有的人打着NGO公益的旗号，滥用减免特权；也有的人进行非法集资，触犯国家法律，造成财务混乱，内耗严重，等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打破了政府与社会法人一元化格局，社会上的一些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逐渐取代了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领域也走上了自治化进程，主要表现在其被赋予的自越来越大，还引进了许多的新主体，并推进其发展壮大。由此可见，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不可能将全部事务纳入管理范围的，因此政府不再是所有公共事务的承担者。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大量社会事务必须由社会自行来管理，某些特定的事务才由政府来管理。于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存在多元化主体来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NGO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生产力，社会资本的壮大有助于解决社会运行中的难题。“市场不是万能的，外部性、垄断、宏观经济失调、分配不均等问题市场本事是无法解决的。”⑤在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时，政府也可能会出现失灵状态，为保证社会的稳定，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和市场、政府和国家的合作伙伴，也就有义务以及责任帮助政府协调整个社会事务。

四、三者之间的关系

受市场机制的影响，NGO部门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属于混合形态。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色转换在社会中构成的不同身份团体或专业人士，是基于社会的发展因素考虑的，而其最突出的问题却是转换中造成贫穷的原因及其理解和对NGO转型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对中国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影响较大，而且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加深，对中国NGO发展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取得良好效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逐渐形成，在各个领域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而在这个时期，政府也在进行着角色的转变使其无暇顾及全局，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却是极为活跃，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的五场战争》【M】辛立本著，中国政治网，2003年版

[2] 《WTO与中国政府管理》【M】李文良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3] 《社会转型与公共管理》【M】席恒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当代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丛书》【M】赵立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篇（11）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人民公社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