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系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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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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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关爱的老师们，特别是我的导师杜玲老师，班主任杜德斌老师、仲艳维老师，专业课聂华老师、汪雯老师、曾蕾老师，学院黄国华老师，党政办汪海洋老师。谢谢你们这四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从你们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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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设计(论文)课题来源、类型

课题来源：经过老师推荐，自己慎重选择后确定的方向与题目

课题类型：本课题属于宏观角度下的研究，通过对中国股市成长性的认识和对投资机会的定性研究，来分析和总结其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秩序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也日益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法力度的强化，使得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得以充分体现，中国股市经历了2007年至2012年底长达5年的大熊市。股票价格已大幅度的下跌，相当一部分蓝筹股具有投资价值，股票市场投资机会凸显没产业升级时新兴产业在经济中比重日益提升，政策扶持的行业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当大，对这些增长型行业在股票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必将获取丰厚的回报。但是中国股市仍然是一个相对不承受的新兴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因而研究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对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

首先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二十几年，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成长性和其对应的投资机会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人研究过同样的课题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一些十分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股市成长与宏观经济》作者周垂日；2000年出版，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近十年来，股市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及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与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美国、韩国股市的同类数据比较，中国股市发展速度较快，论述发展股市对中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义。由于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所以对投资者的价值并不是很大，而且它的出版时间较早。对现在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代价最小的股市路径之争——中国股市十八年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刘纪鹏；刘妍；2007年出版，本文主要说的是从1990年深交所试运行和上交所正式运行起步至今，中国股市历经十八个年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八年来，中国股市的成长史到底是一部不规范的成长史，还是一部国情和西方规范成功结合的发展史？到底是一个充满了投机、泡沫和赌徒的赌场，还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可或缺的主战场？在中国二十九年的改革中，没有一个领域像股市这样，争论如此之多、如此之激烈。"强调国情为主的实事求是派"和"强调海外规范为主的照搬照抄派"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例，"市价减持"变"对价改革"导致天壤之别。因此，敢于正视这十八年发展史，客观科学地总结我们在股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至关重要。本文试图从中国股市发展中争论过的几个焦点问题入手，对过往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寻求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最优路径。他给我们讲述了中国股市的成长历史，但没有对未来的中国股市走势进行展开分析。

《见证成长》作者周宏波；2011年刊登于《股市动态分析》<正>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20岁生日，《股市动态分析》作为中国最刊创刊的专业性证券类期刊也见证了中国股市的成长历程。而中国机构投资者初具规模也就是三五年内的事，每年的"最佳机构投资者"春节特刊也正在见证中国投资人成长的步伐。自2008年首次推出"最佳机构投资者"特刊以来，每年上榜机构风云变幻，新机构名字层出不穷，今年也不例外。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投资者队伍的不成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开始有些机构连续两年上榜，比如公募基金界的华商基金、华夏基金，私募机构的尚雅投资。《中国股市成长质量及其对策研究》作者牟长利；龙子泉；2003年出版。本文主要给我们讲述了我国的沪深股市自九十年代初成立以来，经过短短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以及对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分析。并给投资者以建议。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背后的制度建设缺失》作者：王一静，文献来源：[J].现代商业，2008股市18年的成长，也是中国股市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国股市经过了两年的股改，终于解决了积压已久非流通股问题。本文就中国股市最近出现的一涨暴跌的行情，分析了中国股市制度存在的缺陷。说明我们国家的股市发展存在着制度的缺陷，需要更近一步的改进。

《从A股市盈率变化看股市投资机会》作者：金开安，文献来源：[J].投资北京，2011<正>股市的低估，对于长期投资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买入持有的好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2009年触底反弹，2010年到2011年长期盘整、交易低迷的弱势阶段。本文主要说了我们怎么利用市盈率来把握投资机会。

《危机下的中国投资机会》作者：马晨文献来源：[J].中国金融家，2009文献主要讲了大中华区是如何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充满投资机会而且经济结构互通的地域？中国的股市表现领先全球，哪些行业将出现最佳的投资机会？A股市场的短期和中长期走势如何？流动性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老龄社会养老产业的投资机会研究》作者：刘红，唐继碧，文献来源：[J].会计师，2012，摘要：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四二一"为主的家庭结构模式导致了养老方式从以家庭养老为主转变为以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重的养老模式过渡，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收入也不断增加，政府对养老产业大力支持，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养老产业的落后和养老产品、服务的严重缺失，因此，我国养老产业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中国股市投资组合规模的进一步研究》作者：方少含，文献来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摘要：采用"沪深300"成分股中的280只股票，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建立等权投资组合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股市投资组合规模的非系统风险分散效应，计算了沪深A股系统风险总量，并从马可维茨投资组合理论出发探讨了合适的规避风险的投资组合。

《股市投资机会在哪里？》作者：刘浩，文献来源：[J].卓越理财，2008，摘要：<正>2008年上半年，根据各种理论推算出的"铁底"——5000、4800、4000、3500……，都没能阻止股市大盘的下跌、再下跌，股指在所谓"铁底"中一路畅行。大跌之后，下半年股市能否绝地反击？《中国股市投资策略探讨》作者：刘光彦文献来源：[J].商业研究，2005，摘要：14年来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暴涨暴跌的次数不计其数，许多参与群体损失惨重。然而，中国股市在让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的同时，也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机会，认真研究中国股市的运行情况及涨跌机理，探讨其投资策略是很有必要的。

《争夺资源：故事远未结束》作者：彭波，文献来源：[J].证券导刊，2006，摘要：一年来，一边是股改轰轰烈烈地进行，一边是牛市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股市随着最大的制度障碍的消除，被压抑的上升动能开始逐步释放，除了制度的原因，资源与能源、人民币升值、消费升级被视为这轮牛市的开始。

《中国股市投资价值分析：基于行业角度》作者：钱竞，文献来源：[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2，摘要：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经历了欧债危机，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大盘指数不断跌破低点，中国股市仿佛在一夜之间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众多股民被套，财富大幅缩水，基金公司普遍亏损。中国股市到底具不具被长线投资机会还有待考验。

《中国股市投资风险结构性失衡分析》作者：李玮，陈卫平，文献来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摘要：从介绍股市投资风险特征着手，通过对中外股市风险结构的实证分析比较，指出了当前中国股市系统性风险比例过高，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结构性失衡，并围绕这一失衡现象对其成因、危害进行了分析。

《运用投资机会集方法研究公司成长性》作者：潘立生，任国宏，赵惠芳，文献来源：[J].财会月刊，2010，摘要：本文使用投资机会集方法并选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度量公司的成长性，并对投资机会集方法和传统的托宾Q值方法和市净率方法进行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机会集方法比托宾Q值方法。

《时变性投资机会条件下的战略资产配置决策：理论与中国实证》作者：范利民，陈浩武，文献来源：[J].管理工程学报，2010，摘要：本文分析了投资机会的时变性特征对长期投资者战略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并实证，表明时变性特征降低风险资产长期收益率条件方差的增长速度，降低其在长期投资视角的风险。

从上我们得到：中国股市成长性与其他的一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投资机会与其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借鉴他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有利于我们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

四、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在广泛阅读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理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进行研究。论文通过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投资机会各自分析和实证研究后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最后综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下为提纲：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是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背景、概述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详细说明中国股市的成长性，对中国的成长性展开分析

第三章，详细说明中国股市的投资机会，并研究不同时期的投资机会是怎样变化的

第四章，通过选取样本和萃取数据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五章，对本出总结，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五、完成论文的条件和拟采用的研究手段(途径)

首先，通过研读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各类研究成果，并以此为思路来寻找出我所需要进行的宏观方面的研究。

其次，借鉴国内学者的理论成果及实证检验成果找出我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与实证方法，并找出各类实证检验结果的相同于不同之处，提出我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理论依据及实证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根据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找到能够验证我问题的方法。

再次，对我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此部分相对于前面较理论化，但是会更加具体到细节。

六、本课题进度安排、各阶段预期达到的目标：

1.2.28-3.6：确定论文题目，明确论文目的、内容及进度安排，开始查阅资料。

2.3.7-3.20：收集资料，撰写任务书和文献综述。

3.3.21-3.27：收集资料，完成开题报告。

4.3.28-4.3：整理资料，拟定论文大纲。

篇（4）

一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基本趋势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一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五年内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协议。

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不同判断，不同的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预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分析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强调，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这会降低银行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不是股东们所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分外资银行只会努力做好在中国的、其市场定位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追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利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对于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2）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假如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达到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贷款市场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内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目前经济界被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平均会达到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度。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按照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呢？实际上，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发生支付危机，只要流动性保持较好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局面，这是为各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即使外资银行以上述速度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发生支付危机，而且，在这种限定的前提下，我们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善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定的增量负债来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及总资产。根据现有的实际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满足和达到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当然，在保证不断拓展业务、并且不发生支付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提高营运效益才能不断补足核心资本，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分析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和争夺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对比分析

实际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取决于不同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在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目前来看是明显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声誉、薪酬待遇、激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优势，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利为导向的经营目标，外资银行通常会注重高端市场的开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成长，业能够带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于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约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收居民储蓄存款的兴趣有限，对于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激烈。

因此，在当前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影响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实际上有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改革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对于外资银行的政策举措。即使不考虑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对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夸张实际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本身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优势。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人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术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遍及全国，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经营风险，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各种优势。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展开业务的机会，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一连串金融改革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既有跨国投资的一般风险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好的信誉环境，导致一些企业经营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外资银行的风险，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共同面对的。其次是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约束。再次是信用风险。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程度还较低，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西方银行系统不常见的现象。从资金来源方面，实际上人民币资金来源问题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公开、有效的最终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承担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高出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磨练，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距离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分庭抗礼，在人文环境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格局看中国内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势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仅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灵活进出和高度竞争，实际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时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发展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目前，香港银行市场主要由三大银行集团主导，即中银集团、汇丰-恒生集团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集团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层次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平均市场占有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独霸市场，现在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垄断地位，主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集团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情。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各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强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当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量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间，共同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发展。目前，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为亚太区内最高，股本回报率达15%，开放和竞争给香港银行业带来的共赢，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内地把握外资银行开放进程及其影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合作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因而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经营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经营压力下，不能及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加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考虑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内地银行合作，从而受惠于内地银行现有的网络及市场声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活跃，并且使得中国内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总体提高。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合作，能够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实际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在这个不断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因为经营优势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自然会有差异。例如，从目前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户上，例如，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平均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平均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对照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利用广泛的网络布局服务于更多的普通客户。在这个竞争性合作的过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获得益处，他们将切实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五中国加入世贸也为中国金融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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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本质上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农村建设，其中一个重点和难点就是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而作为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能否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关键，因此，研究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的持续稳定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况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较为齐全的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前，我闻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由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从而确立了中同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1994年从中同农业银行分离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1986年开始设立的邮政储蓄机构被界定为其他金融机构，但因得益于政策优惠，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成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为农发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而需求方则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产品受制于供给水平、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目前品种较为单一，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千差万别的金融需求则显得供不应求。还有，客观上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短缺和抑制，供给方在市场体系中基本处于垄断者的地位，加之资金的价格未能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交易行为扭曲现象普遍存在。

(三)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的监管主要是按金融机构的类型来划分的，既包含银行监管部门也包括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其中银行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农发行、农行以及邮政储蓄等。而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数量众多的农村信用社，在监管的同时还负责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业管理。另外，银监会等其他金融组织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也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之处

目前虽然建立了以政策性、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但由于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完全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尚未发育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不稳定，筹资成本较高，与优惠贷款形成较大反差；业务范围狭窄，功能单一，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只是扮演着“粮食银行”的作用。

2．作为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信贷业务重点向城市倾斜，农业银行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

3．农村信用社“支农”力不从心，其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三会”制度形同虚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率较高。

4．农业保险不适应“三农”发展需要。目前补偿性质的灾害救济，一是受到国家财力限制补偿不足；二是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对农业保险的要求；三是不利于培育农户参与保险的秘极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5．民间金融依然活跃，且缺乏必要的规范。农村的民间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其运行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存贷款利率普遍较高，影响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发展后劲；(2)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不足之处

1，资金供求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未确立，影响资金的优化配置。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十分严格的金融管制，资本的基本价格——利率形成机制还未完全市场化，在民问借贷市场活跃的情况下，资金市场存在两个价格，即利率的“双轨制”，导致资金供求基本信号被扭曲，影响了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本身也是导致农村资金抽往城市和地下金融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2，存在明显的供给短缺，局部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由于农村金融的供给方仅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且资金供给长期难以满足农民和农村经济的需要，资金的卖方市场长期存在。

3，金融产品供给不足，水平较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户和农村企业由于经济活动内容和规模不同，其金融需求也表现出多层次性的特征。而以农信社为主力军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仍然停留在存款、贷款等传统业务上，且资金规模有限、金融产品创新少、结算手段落后，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需求。

(三)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

1．对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缺乏长远规划。主要表现在：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缺乏明确方向，政策性金融业务散布在多个金融机构。

2．农村金融监管力量有限，难以适应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监管要求。由于存在监管体制设置上的问题，监管结构呈现“倒三角”形态。在基层地市、县人行的金融监管力量最少，而监管任务却最重，情况最复杂，监管人员往往疲于奔波，忙于应付，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战略措施

(一)统筹考虑，进一步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1．完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使其真正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要改变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只负责国家粮棉油收购贷款的格局，扩大其业务外延。一是把目前由农业银行经营的农业开发贷款、扶贫贴息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划为农业发展银行；二是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信贷业务、国际金融机构农贷的转贷业务划为农业发展银行管理；三是改变目前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渠道过于狭窄、资金来源不稳定的现状，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建立农业发展基金面向农民筹资、境外筹资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还可将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等划为农业发展银行。

2．整合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使其更好的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化的优秀项目去吸引商业银行的投入；另一方面，国家可规定商业银行向农业投放贷款的最低限额或比例，或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增长的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另外，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实施，其国有银行业务逐渐从农村市场淡出是必然的趋势，可以考虑将其分支机构统一整合基础上，吸收民问资金参股，改组成地方性质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增强对县域经济的支持。

3．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要进一步明确信用社改革的总体目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总体方向应是合作制，按照合作社原则进行改革，农村基层信用合作社应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其次，应明确信用社的财产的归属，即所有制性质。改革中应尊重农民社员的股权和集体所有财产的所有权，任何人不可平调，也不可随意改变其性质。第三，应进一步完善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4．要尽快组建以地方政府为依托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鉴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尚缺乏市场基础，建议在政府推动下争取成立地方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可以采取“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经营，并享受相应的税收和财政优惠。在经营中，公司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走“大农险”之路，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稳步发展。

5．正确引导和充分利用民间金融，实现民间金融适度发展。对民间金融，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间私人借贷机构等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同时，对投机性民间金融组织和以民间金融为幌子进行非法金融活动的要予以严厉打击。

(二)创新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推动以农村资金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为中心的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建立起更加广泛的金融市场，包括农村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实现正式的农村信贷市场与非正式农村金融市场间的有机联系。推动农村资金拆借市场的发育，为农村信用社融通资金提供便利。鼓励金融创新，产品创新，为农村客户提供包括存贷款、证券融资、证券交易、财产担保、租赁、人寿和再保险和支付结算等中间业务在内的多样化金融工具，以适应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三)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尽早实现对农村信用社金融监管和行业管理的分设

篇（6）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GDP、RL、FIR和LDR都接受的原假设，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RGDP、RI、FIR、LDR做一阶差分，对一阶差分做平稳性检验，从上表可知，RGDP、RI、FIR和LDR在10%的水平上表现平稳。结果表明，文中所选数据是一阶平稳的，可以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在VAR模型中，在做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确定滞后阶数的目的是要消除误差项中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AIC和SC两种检验标准，确定出合理的滞后阶数是二阶。

1.协整检验

本文基于回归系数，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做协整检验。在做检验前，对RGDP、RI、FIR和LDR分别取对数，取滞后阶数2。通过Jo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得出的协整系数：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标准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信贷比之间达到了长期均衡状态。其中，金融发展规模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变动0.284633个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最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会变动1.286866个点，而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值，农村经济就会增长12.25%的比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考察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就是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之间是否是因为受到滞后变量影响而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10%的显著水平下，FIR是农村GDP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能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检验结果显示LDR和RGDP增长之间不能相互解释，农村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也不能解释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解释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3.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在短期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内生变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动。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值，这一贡献值用方差来表示，方差越大，一个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贡献值较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陕西金融发展效率低下，不仅不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结论与建议

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金融相关率及存贷比,通过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方差分析等实证检验，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相关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农村存贷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能互相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长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归结果表明，陕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方差分解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值达到38.5%，但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在第4期后就归于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

篇（7）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篇（8）

从2007年3月1日第一家村镇银行在四川开业拉开村镇银行试点的序幕发展至今，村镇银行体系已初具规模。我国村镇银行是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伴随农村商业银行，小额农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而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村镇银行是带着政策的光环诞生的，是政策的产物。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现状及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含两个层次，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种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组织。就正规金融体系而言，这样一个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组织为主体的框架，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的农村地区。

1.1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支农功能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省以下分支机构的缺位使得它的资产运营目标难以得到至上而下的贯彻，不得不将大量业务委托农业银行，一方面农业银行的营利性特征让它有足够的动力来挪用这部分资金甚至直接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过分局限于粮棉收购，对于亟待政策资金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乎漠视。

1.2农业银行的撤离造成农村商业金融安排空位

自1979年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农村金融。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银行业务的交叉使农业银行不再固守农村金融这一传统领域，而逐步将眼光转向农村金融以外的业务领域。在商业化的思路指引下，农业银行更明显的以一个商业银行的姿态参与同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营利性成为其首要目标，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洗脚上岸”式的战略调整，大量拆并县及其以下的分支机构，业务中心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农业银行的撤离，必然造成农村金融主体的缺失，直接在原有金融体系中打开缺口，造成商业性金融机构部分产生供给空白。

1.3农村信用社存在诸多问题

1.3.1产权归属不清

信用社发展到如今，信用社的产权关系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并没有将信用社当成是农民的，而把他当成是商业银行看待，为农意识淡薄；一些农民也不把信用社当成是自己的，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或是商业的银行。

1.3.2不良贷款比重高，资产质量差

农业生产的低效益性和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信社的农业贷款面临较大的损失风险。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近些年，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有所提高，但从绝对比重来看，其比率依然很高。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使农信社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而不得不审慎对待农村贷款，限制其农村业务的开展。

2设立村镇银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2.1培育了新的农村金融主体，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空位”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必不可少。所谓“交易成本”是指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本。

交易方式或交易机构的选择取决于实现交易成本的最低。在交易层次比较低的时候，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优势比较明显，而当交易层次提高以后，伴随资金交易的扩大，商业金融的规模效应就会体现出来。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相应的弥补资金风险的信息成本会增加，这些通过大额资金借贷的高利率体现出来。但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现有的安全评估成本会因为资金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其单位水平，同时单位签约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如图1所示。

图1

所以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不同的金融机构应有自己不同的市场定位，民间金融和合作机构应着力于分散性、小额性的资金需求，而对于集中性、大额性和共性化的市场需求，则安排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能使交易成本最低。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本来包含有商业金融的安排，但是，农业银行的“洗脚上岸”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原有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直接形成商业金融的缺位，导致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交易成本的非最优化。我国村镇银行是按照公司制新组建起来的企业法人，或是其他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从性质上来说，它属于商业银行，按照商业性的原则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它的设立弥补了农行撤离所留下的农村商业金融空位，也缓和了这种空位下的交易成本问题，从而保持了原有体系的完整。

2.2创造竞争环境，推动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不应该只单纯依靠设立几家新的金融机构，对原有金融机构组织的改革同样重要，对于农信社来说，改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合作制。

另一个关键在于竞争机制的培养。村镇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入住农村，从业务来看，它和农信社存在很大的交叉领域；从水平上来看，农信社属土生的金融，管理技术和水平远不如下乡的这些村镇银行。

篇（9）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我国金融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同步发展这就使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显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使人们认识到全球金融一体化使金融监管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

一、金融全球化的内涵

金融全球化主要是指金融活动超越国界，从局部地区性的传统业务活动发展为全球性的创新性的业务活动。其具体内容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资产和收益，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方面。但对金融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不统一。其定义主要是从核心论、趋势论、过程论、一体化论等几种理论来表述。其实质反映了金融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和过程、是世界各国或地区金融活动趋于一体化。它具有广泛的内涵，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具体来说，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

二、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我国金融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

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的威胁，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2.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

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也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

3.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4.电子商务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交易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随着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已在全球范围得到应用，全球金融市场将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同质性。

三、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分析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金融全球化在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的正面效应

(1)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加快工业化进程

中国为实现工业化，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和先进的工业技术。外资的引入为中国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

(2)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金融运作经验引入中国，提高金融效率

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借鉴。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中国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

2.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的负面效应

(1)金融全球化使中国金融业面临挑战

虽然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能给自身带来长远利益。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较晚，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业赢利能力和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不强。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巨大冲击。

(2)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金融风险创造了环境

国际游资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充分的金融自由度和开放度。金融的全球化，一方面扫除和减少了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障碍，使资本可以迅速而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市场流向另一个市场；另一方面，利率、汇率管制放开为各类金融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开辟了道路。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

(3)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银行的脆弱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对信贷机构管理不严，银行内部控制也相对薄弱，缺乏严谨的收益衡量和风险评估制度，致使信贷资金分配不当，流入高风险的部门，从而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率变动的不确定容易导致银行利息支出的增加高于利息收入的增加，存款利率的上升使银行存贷之间的利差缩小，从而使银行收入下降。

(4)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就给中国的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四、中国金融的对策与措施

1.建立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提高中国金融的竞争能力

提高中国金融的竞争能力，国有银行必须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进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

首先，我国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两者产权同构，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建立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对国有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不仅有助于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而且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2.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步伐

(1)转变政府金融管理职能，实现金融创新

转变政府金融管理职能，将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和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消除歧视性政策，放宽市场进入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监管原则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展开充分竞争，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竞争力。

(2)大力开展金融信息化建设，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

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为此，必须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创新步伐，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目前，金融机构的创新突破口应主要围绕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和金融电子信息化展开。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

3.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1)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加强风险防范

首先要转变金融监管政策的基础和方式。金融监管手段必须以法律为基础采取间接手段进行，通过严密的法规约束当局的金融监管行为，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重合规性、轻风险性的问题。合规性监管偏重于事后化解，这种方式较为被动，纠正成本也很高。风险监管则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以及内部管理的评价，提高监管要求，注重于事前防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营，监管重点要更多地关注银行机构及其资本所将承担的最大风险，要加强对银行的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亏等经营状况的风险性检查，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是确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国，实行金融风险预警，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危机处理机制是化解危机、减小损失的最后防线。金融活动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是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有力保障。

(2)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随着金融机构之间交叉业务的增多，需要监管主体之间加强合作。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自拥有各自的监管范围。尽管监管机构高层之间有定期会晤制度，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但是，在监管的实施当中仍能存在着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还需三个监管主体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及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此外还要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以及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最终实现协同监管制度化。

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提高中国的金融监管水平

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其内容主要包括：参加金融监管的国际性组织，进行金融监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国银行进行联合监督以及推广应用金融监管国际规范等。要加强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视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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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建立我国的住房政策体系，必须考虑三个基本国情：

第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中低收入家庭多，人地矛盾尖锐。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约有5.6亿人，约1.9亿户家庭。其中，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约占70％，约4亿人人口，通过政府供给来主导解决这么多人的住房问题，肯定不切实际。即使最低收入家庭（约占10％）也有近6000万人口，其中住房困难户（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0平方米）就有约1000万户、3000万人，超过了很多国家的人口总数，仅保障这部分人的基本住房需求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人口多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地矛盾。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但适合城市化发展的平地面积只占12%。我国人均平地面积不到900平方米，与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的日本相当。平地资源的高度稀缺，意味着占有土地的边际机会成本很高。

第二个基本国情是社会差距巨大。2006年，我国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指居民购房总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是22，而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只有2.44，二者的差距达到了19.56，大大高于国际同等水平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是最高收入户的5倍，2001年扩大到5.4倍，2003年扩大到8.5倍，2004年又扩大到8.9倍，2005年进一步扩大到9.3倍，2006年名义差距有所缩小，但仍有9倍。如果以房价增速与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增速大体同步为合理标准来看，我国近两年房价增速明显偏高，直接导致了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支付能力下降。但由于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速一直较低，即使房价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这些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也依然会较高，与中、高收入家庭的差距也会继续扩大。因此，我国住房问题的核心是购买能力的社会差距过大，根源是收入差距过大。

第三个基本国情是住房征信体系不完善，公民与政府间还不能实施有效监督。目前，与居民住房、购房相关的信息还分散在房屋、城建、民政、公安、金融等部门，不仅各个部门内部的征信体系不完善，部门之间也无法互联互通，政府主管部门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共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住房征信体系很不完善。政府不能准确掌握居民的收入、住房情况，居民也不能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当然，我国还有其它基本国情，但上述三个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在住房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决定我国住房政策体系的最主要因素。

二、我国住房政策体系的总体框架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收入差距客观存在的现实，决定了政府对不同收入群体，应该有不同的住房政策：对低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廉租房等政策保障其基本的居住需求；对高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市场来满足其合理的居住和投资需求，但政府要通过间接调控来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则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边界的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不是政策走样就是扰乱市场，违背政策的初衷。

我国中低收入家庭众多、人地矛盾尖锐、收入差距过大、征信体系不完善等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政府直接供给住房只能限制在小范围，即最低收入家庭。对于众多的中等（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家庭，政府首先应调控市场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通过金融支持来提高这些家庭的支付能力。对于高等收入者，应由市场来供给住房，政府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因此，我国住房政策体系应包括四个基本部分：累进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廉租房制度，以及以货币工具为主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说明这一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太大，扣除廉租房保障对象，其余中低收入人口也有近3.5亿人，想要让经济适用房、“双限房”政策来解决这么多人的住房问题，是难以想象的。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寻租和腐败现象必然会发生，政策无效也是必然结果。因此，经济适用房、“双限房”作为过渡性、应急性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其长期效果不容乐观，不宜作为我国住房政策体系的最终组成部分。今后有必要控制经济适用房、“双限房”的适度发展，并在廉租房制度基本成熟后，推动它们有序转型，以新的住房政策体系取而代之。

三、实施与单户面积和容积率挂钩的房地产税收制度

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占有土地，就等于占用了其他人和后代人使用土地的权利，应该征税。理论上，税率应该等于土地占用的边际机会成本。占用土地越多，机会成本越大，征收的税额也应越多。而且，高收入群体通常占有了地段好、各种服务设施齐全的住房，享受了更多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将城镇居民个人房产纳入征税范围有助于增强社会公平。

目前，我国不动产税制改革已基本达成共识，基本思路是：按照“保有重、流转轻”的原则，在不动产的取得（开发）环节，取消目前存在的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个税种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在不动产的流转（交易）环节，只保留契税。不动产税制的主体税种为房地产税，其纳税人为房地产所有者和法定使用人，包括内外资企业单位、经济组织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纳税人拥有的全部房地产价值，对自用和出租不再做区分；房地产税税率的合理范围在0.3%－0.8%之间。为保证人们基本住房的需要，房地产税可规定有限的减免税条款，减免税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鉴于我国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国情，统一的房地产税税率应该采用累进制，而且还应与单户面积和容积率（指项目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全部建筑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挂钩：首先根据单户面积确定基准税率，然后在此基础上乘以一个容积率调整系数（即：实际税率＝基准税率×容积率调整系数）。住房面积越大，税率越高，多套住房面积累计计算；容积率越低，系数越高。由于税额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这种税率制度设计主要是通过对需求的调节来引导供给，使同等土地多供给住房面积，同等面积多供给住房套数。

这一政策的关键是税率和容积率调整系数的确定，其确定原则包括两个：一是能有效调整供给结构；二是能将房价收入比社会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首先，明确基本居住面积的合理标准。根据我国目前的土地资源、人口结构、现有居住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等因素，人均基本住房建筑面积可以定为30平方米，户均建筑面积约90平方米。各地可在此标准以下酌情调整。

第二，确定基准税率。对建筑面积小于90平方米的住宅，按最低税率征税。超过90平方米，按全额累进方法征税，超过越多，税率越高。基准税率可分5档：小于90平方米，税率为0.3％；90－120平方米，税率为0.8％；120－150平方米，税率为1.5％；150－200平方米，税率为3.0％；大于200平方米，税率为5.0％。

第三，确定基本容积率的合理标准。目前，我国普通住宅小区的容积率平均在2.0－5.0之间，容积率小于1.0的基本都是高档住宅区。为了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我国基本容积率的合理标准可以确定为2.0。各地可在此标准以上酌情调整。最后，确定容积率调整系数。容积率调整系数可分为三档：容积率大于2.0的，系数为1；容积率在1.0－2.0之间的，系数为1.5；容积率小于1.0的，系数为2。

据此计算，一套建筑面积小于90平方米、容积率大于2.0的住宅的实际房地产税税率为0.3％，而一套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容积率小于1.0的住宅的实际房地产税税率将达到10％（5.0％×2＝10％），二者实际税率的差距将达到33倍。这么大的税负差距将会有效增加中小户型普通住宅的供给，逐步改善住房供给结构，缩小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同时，较高的房地产保有税率将避免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财产，刺激交易活动，减少开发商的囤积行为，抑制投机性购房，促进二手房市场的发展。

四、加快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

住房是资金密集型的产品，单位价值很高，一般都在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之间，远远超过一般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因此，住房消费总是与社会信用、尤其是消费信贷紧密结合的。这样，政府就可以对个人购房提供金融支持，来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支持手段除了降低首付比例以外，更应提供长期优惠利率。可根据长期国债的利率趋势，确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政策性住房贷款利率，利率水平相当于市场利率的二分之一左右，还贷期限可延长到30年，对一些特殊困难人群到期无法还款还可在原贷款期限的基础上再延长10年。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

首先，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转变。住房公积金兼具融资和补贴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但它现在归建设主管部门管理，各地市场分割，远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可将各省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构）由行政管理部门逐步改造成住房金融银行，并将住房金融银行及其业务纳入银监会的统一监管体系，允许不同住房金融银行异地开展业务，允许企业或个人自由选择交纳机构，增强住房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其次，还可以通过招标方式允许相关商业银行开展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具体可借鉴德国的经验，实行先存后贷、存贷挂钩的政策。同时，建立政策性住房贷款风险担保机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担保。贴息资金和担保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支付。可探索将经济适用房向普通商品房转型，将对土地出让的暗补转向对贷款利息的明补。

在个人收入和住房征信系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对政策性住房贷款必须有严格的限制：一是只对首次购买提供；二是只对标准面积以下的住房提供。任何人购买超过标准面积的住房，都不提供政策性贷款。用政策性住房贷款购买住房的，其房产证上必须注明，同时在贷款合同上约定一个市场利率水平，购买者如果将住房出售，必须按约定的市场利率水平补交利息，否则不得过户；如果再购买其它住房，也必须按约定补交利息。五、加强和规范廉租房制度建设

廉租房是以“租”的方式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它不具备保值增值的功能，能有效解决资格审查的难题，并减少权力寻租现象，更适合我国国情。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列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廉租房制度建设，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是要增加供给。应将廉租房建设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列入政绩考核范围，并加强督察，增强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地方政府应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廉租房年度建设指标，将建设任务具体化、法定化。通过这些措施彻底改变廉租房严重缺乏的局面。廉租房的保障对象应限定在低收入家庭，并以民政部门的低保户等为重点，与其它政策性住房形成合理分工。

其次是要完善相关制度。各地政府应结合小康社会指标和本地实际，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要求，确定本地廉租房的建设标准、建设规模、套型结构、人均居住面积等指标，既不能将廉租房建成贫民窟，也不能和商品房攀比，以确保廉租房的流动性能。同时，充分吸取经济适用房使用管理中的教训，因地制宜地确定租金标准、租用期限及各项管理办法和社会听证、公示制度；对廉租房对象须跟踪服务，对家庭收入超过规定范围的廉租对象须及时清退。廉租房应免征房地产税。

第三是要完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政府提供廉租房，并不等于政府要直接建设廉租房，应鼓励政府通过市场化购买、租赁等方式获取房源，既减少寻租空间，也活跃房地产二级市场。在出租方式上，要逐步建立租金补贴与实物配租相互联动的模式，最低收入户以实物配租为主，其它保障对象以货币补贴为主。应建立专门的非营利性组织，统筹规划、开发建设和管理廉租房。廉租房的受理、审核等工作，应以街道办事处为主，并建立居住地和媒体两级公示制度，增加出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第四是要保障资金供应。各地政府应根据年度建设目标，明确规定每年用于廉租房建设和租金补贴的财政预算资金、土地收益比例、公积金增值收益，从制度上保障每年用于廉租房建设的资金。由于廉租房的租金收益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可以探索用资产证券化（发行证券到期后再支付投资者券款）的方式，解决廉租房收益回收的时滞性问题。

六、完善以货币工具为主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篇（11）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中国金融控股企业已经产生同时不断持续的发展，其运营方式可划分以下两种：第一种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业为商业银行）全资或控制部份股权，包括附属部门或子公司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类型的服务性质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这样的金融控股企业特点表现在母公司本身，设立了银行经济业务。所管理与控制的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部门或者子公司，各附属部门或独立的子公司自主对外进行与业务相关的活动，同时承担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集团高管有决策权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免及其它附属权利，并对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现阶段，与之形式相似的银行控股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纯粹性质，集团的控股企业不是银行的金融组织。全资拥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子公司。此类金融控股企业的特色是总部（母公司）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相关活动，但其关联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控制进行独立的涉外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甚至是孙公司通过管控股权进行监管，集团公司（母公司）董事会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拥有决定权，同时对子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这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中信企业、光大企业、平安企业等。我国目前实行以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很难开展对金融控股企业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业下层设置的组织机构互相参股现象，导致法人结构难于分析，企业规模庞大以及跨国经营致使内部管理机构层次多样化，企业金融业务牵涉不同金融业务，又导致运营复杂化。从一个角度来说，致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给金融控股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带来了许多阻碍，可能致使监管真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牵涉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业通过在不同专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觉出差异，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监管行动，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碍建立组织形式，进而增大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在对相关金融部门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困难。其次，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的管控虽然能够有效的避开风险，但由于各个监管主体之中信息沟通与交流不顺畅，可能致使信息传递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业整体的风险不易于掌控，极易造成监管真空现象。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工具创新是从零开始的过程，现创段开发出对创新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定和体制难以从一开始就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警惕并加以防范；

(2)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通常需要丰富的经验，通过很行时间运作方能显现其优势与劣势，致使金融监管只能针对事后，对事前无法判断与执行。

(3)因金融机构自身责任所致，监管当局未将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管控纳入直接监管范围，综合以上各种原因，金融工具创新作为金融机构进一步调整金融杠杆率的有效手法同时，也是金融监管过程中需攻克的困难。

二、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此转变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依照金融行业实际发展状态进行持续改进。最理想的选择是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委员会，但是这项选择的落实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过渡才能生效。中国目前执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管理制度，大致上与当下金融市场发展需求相吻合。但还没有明确分工责任，存在监管重复、监管漏洞、监管套利、监管成本过高而监管效用过低等问题，金融控股企业的监管责任不明确以及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尤其显著。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缺少信息交流与沟通、资源共享、团队配合。在维持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不变的态势下，创新与改进十分必要。

第一，对各监管组织的权利与责任要准确落实，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及组织之间信息交流，强化监管协调作用，各个监管机构彼此配合，协同合作。不断改革与完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联合会议体制”。遇到重点难点监管问题集体协商，以实现各监管部门最终统一建议，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

第二，将现阶段对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调整为功能监管，实现联合监管计划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第三，合规性监管及风险性监管方法两者结合，视风险性监督为全局引导并带动合规性检查的发展。对银行与金融机进行合规性与风险性等级评价，设立信用等级制度，使银行与金融机构对其运营与风险程度判断以及管控迈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四，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是监管工作主体，制定与发展相关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法规，组织金融监管对金融控股企业的母公司（总公司）根据企业的功能直接监管，对母公司下设的金融企业一并开展业务监管。还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总公司，实现对集团下属公司的内部管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