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畜牧业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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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舍饲养殖的不足

舍饲养殖虽然可以快速提高牛羊肉的产量，提高单位养殖规模，有利于大型机械化操作，但前提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有限的农副产品为代价，大量使用各种药物及各种添加剂，生产出口感不好但又不得不吃的奶肉食品，导致现在很多人宁愿长途驾车到农家及牧区高价购买散养的肉蛋奶及天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也不愿在市场购买。特别是舍饲养殖根本无法系统管理，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牛羊容易发生疫情，生产的母畜及幼畜成活率不高，稍有不慎带来的损失将是致命的，尤其是舍饲养羊违背了羊的生长规律，改变了羊的生物特性，产出的羊肉自然品质不高。

3草原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

鉴于以上传统放养的缺陷和舍饲养殖的不足，政府部门目前投入大量资金项目给农牧民建筑羊舍，开发部分饲草料基地等大量的农牧业基础建设。但要想生产更多的有机食品，进行规模化养殖，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饲草问题、改变饲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绿色有机食品，让人们吃到放心肉。而这需要在合适的、符合开发条件的草原和部分沙化半沙化的草场上配套水利设施，种植各种牧草，以最大的限度提高单位产草量，用科学的方式，利用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和牧草的生长特点、生长规律，选择多年生、耐践踏、再生力强的牧草(如柠条、苜蓿、无芒雀麦、羊草、鸭茅、高燕麦草等）分段、分片、分季节循环放牧，建立永久的牧草地，放牧还能促进草地植物，具有超补偿性生长。并结合放牧对象（比如牛吃高草，羊吃矮草，鸡吃虫子等）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节能环保、循环利用又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既可生产出绿色有机食品，有利于消费者健康并带动农牧民致富，而且经营者又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并且种植牧草除了能作为家畜的主要饲料外，对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维护土壤肥力、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绿化环境和调节气候也有重要作用。由于牧草具有高效率利用光能的特点，因而发展牧草生产有利于建立稳产高产的农牧业生产体系、维护生态平衡，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有利于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并且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预期效益好；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产品科技含量较高，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还可有效治理污染；废弃物能得到有效利用；总体投资较舍饲养殖少得多，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成倍增加。但是要想使规模化养殖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单靠个人或企业是无法达到的，只有得到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获得项目资金的大力扶持才可实现种草养畜，自然放牧，生产有机食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产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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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

各省区针对不同险种制定了不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保险金额多参照投保标的的生理价值确定。如表4所示，在能繁母猪险种上，除北京，上海少数发达地区的保险金额达到2000元，其余省区均为1000元，费率为6%，无明显差异。奶牛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差异较大，费率从4%到8%，保险金额从3000元到8000元不等，部分省区根据奶牛年龄、品种及饲养模式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保险金额。如：北京市奶牛的保险金额按奶牛的牛龄及胎次分为两档。四川的育肥猪保险费率按规模进行了区别，鼓励规模化养殖，以便集中管理，降低风险。新疆参照羊只品种、畜龄、饲养成本、市场价格的70%将保险金额厘定为6个档次。2.4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内蒙古畜牧业保险险种有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均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险种，保险责任范围如表5所示，在赔付标准上规定能繁母猪和奶牛按保险金额进行赔付；育肥猪按照尸重和出险时当地生猪市场收购价格计算赔偿。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对3种险种的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大致类似，北京在能繁母猪的保险责任方面增加了难产；奶牛则针对固定圈舍内死亡或伤残，经畜牧兽医鉴定失去产奶能力的奶牛进行赔付，保险责任包括难产死亡或胎产所致伤残失去繁殖能力。在赔付标准上，北京市也有创新，若能繁母猪、奶牛死亡，根据实际情况按保险金额的80%进行赔偿；奶牛因胎产造成子宫受伤所致伤残失去繁殖能力的，在此基础上再减去奶牛残值。除以上3种险种外，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还包括藏系牦牛和藏系羊，主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省和自治区开展。各省区也相继开展了其他养殖险种，制定了相关的保险责任，如表6所示。肉鸡的保险责任范围大体一致，在赔付标准上，北京按肉鸡的饲养日龄成本，江苏按肉鸡尸重计算赔付。2.5风险控制北京、江苏、浙江、河南及黑龙江五省市所采用的不同的农业保险风险模式是目前中国现行的主要农业保险风险控制模式；不同模式下政府与保险人在赔付责任和风险防范上承担不同责任，具体如表7所示。在巨灾风险分散措施方面，目前，北京、江苏的巨灾风险基金制度较为完善，但筹建方式上差别较大。北京按农业增加值1‰计提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并建立再保险巨灾分散机制；江苏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分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构建省市县三级巨灾风险基金制度。对比内蒙古，自2008年开始着手准备巨灾风险准备金，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并未有效落实。

3各省区畜牧业保险的特点总结及启示

以上从保险品种、补贴政策等7个方面分析了各省区畜牧业保险政策的异同点。基本特点如下：在保险险种上，除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外，北京、浙江等多省都相继开展了符合当地养殖条件的保险险种。东部沿海省区多开展水产、家禽保险；中西部地区多开展畜禽保险，对保障养殖户收入水平，促进当地畜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保费补贴上，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普遍在50%以上。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的影响，财政补贴具有差异性，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对于较贫困的市县，保费补贴的承担存在困难。在保险金额上，保险金额多参照投保标的的生理价值确定，北京、黑龙江等省区按品种、规模、生长期将保险金额进行了细分，有利于畜牧业的规范管理和畜牧业保险的持续发展。在保险责任上，保险责任多针对由重大病害、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的保险个体死亡。各地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养殖环境也进行了调整。相比北京的做法更为合理，针对牲畜的经济价值进行赔付。在风险管理上，目前，只有北京、江苏等部分省区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相关性，易发生农业巨灾，各省区应加快大灾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自2007年以来，内蒙古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保险责任范围不切实际，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内蒙古畜牧业保险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启示：

（1）政府财政补贴应加大对畜牧业保险产品研发的支持。

保险产品是否符合保险标的的特点，满足投保人规避风险的需求，直接影响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内蒙古畜牧业保险目前包括奶牛、能繁母猪、育肥猪三个畜种，而在内蒙古畜牧业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牛、绵羊等并没有保险产品。在养殖过程中这些牲畜同样面临诸如病害、自然灾害等多重风险。开发研究这些畜种的保险产品，既是完善内蒙古畜牧业保险制度的需求，也是提高内蒙古畜牧业风险规避水平，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2）根据牲畜养殖特点和经济价值，调整责任范围。

目前内蒙古实施的畜牧业保险大多是保障牲畜生理价值的死亡保险。保险责任所涉及的重大病害大部分属于非常发性疾病，而在饲养过程中农户经常遇到的疾病问题（奶牛养殖中常见的炎、产后死亡等）并未囊括其中。应结合实际，了解养殖户的保险需求，适当保障一些疾病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养殖户参保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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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指导、强培训、重服务

汉中市把标准化规模养殖作为提升畜牧业转业升级的一个阶梯。提出的“255”倍增生猪规模化养殖计划，全市新增百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大户482户，达到6562户；其中千头以上养殖场增加21户，达到350户，万头以上规模猪场增加3户，达到12户。全市规模场生猪出栏占总出栏的61%，较上年增加2.4%。开展百场示范创建活动，在全市通过调研摸底筛选出100个规模养殖场作为市级标准化示范场。通过媒体和汉中农业网对其建设规模、饲养量进行排序公示，并得到市级财政资金的有力扶持，极大激发创建工作的热情。为加强锻炼培养干部职工，提高工作热情和技术服务能力，发挥技术单位的技术优势，分别成立了生猪养殖技术、家禽养殖技术、牛羊养殖技术、动物疫病防控四支技术服务组，由高级技术专业人员带队，深入农村给畜禽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指导，承担项目课题，开展专题调研，给农民群众提供了便民服务。技术服务组先后为市直机关工委、市农业局、市委办、市水利局、市老干局、市扶贫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处等单位和西乡、汉台、勉县等有关县（区）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十多期，培训人员近2000人，发放科技资料近万份，发放科技教材200多册，解决了全市畜牧生产中许多实际问题，赢得了农民的广泛赞誉，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畜牧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三、创新模式和思维方式，提升畜牧业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要求，一批现代化、标准化的养殖场、养殖小区相继建成投产，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型、企业带动型、协会牵头型、项目推动型、农户联建型”五种发展模式，畜牧产业化步伐加快，生产方式得到较大转变。实行品牌战略，狠抓无公害、绿色产地、产品认证，注册了“汉中黑珍珠土猪肉”“朱寰牌生猪”“无抗饲料”等畜产品商标。加大标准化示范带动作用、提升汉中市现代畜牧业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装备武装畜牧产业发展，用科技水平提升产业发展。引进新的养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广自动饲喂新系统和无塔自动供料系统。从养殖场设计规划到圈舍设备，再到粪污无害化处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汉中市通过“百场创建、千户推进”活动，以标准化创建为契机，全面推进汉中市畜禽标准化工作建设。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兽医实验室建设项目、乡镇兽医站建设项目、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畜牧产业化建设项目、大型沼气池建设项目、一村一品建设项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改善养猪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畜禽良种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种源建设，借助国家农业部良种示范体系项目。建设一批科技水平高，技术和资金雄厚，管理规范的种猪场和种猪供精站、点，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种化的水平，为汉中市畜禽良种化提供支撑。抓生产技术管理和制度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和百场示范创建，督导规范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工艺流程，并通过政府行为向畜禽示范场派驻畜牧兽医技术监督员，用规范化制度化加强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标示明确、管理制度上墙、创建文本规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进粪污无害化处理，加大环评力度，取缔无证化经营行为，提高准入制门槛。对饲料添加剂和违禁药品使用监管力度，定期督导检查，确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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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好农机购置补贴项目，2014年用于购置畜牧业机械的各类补贴资金510万元，使我县的畜牧业机械新增303台，到2014年为止全县拥有畜牧业机械1156台。

1.2畜牧业机械化作业完成情况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饲用玉米的机械化种植，2014年初及早维修保养、调试了90台玉米点播机，使饲用玉米的机械化播种面积达100%。收获时积极协调周边各县大型饲用玉米青贮收获机，2014年秋收期间共投入大型饲用玉米青贮机12台，割、搂、捆机械500余台，收获玉米面积2万亩、天然草场机械化收获完成3．91万亩。

2特色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由于受自然气候条件的限制，我县的特色农业主要以马铃薯、大露菜为主。马铃薯产业在我县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也是县委确定的优势产业。2014年建立马铃薯、露地蔬菜、玉米、小麦四个标准化作业示范区，其中:饲用玉米标准化建设完成面积1．2万亩;全县种植马铃薯1．3万亩，马铃薯标准化建设完成0．5万亩。

2.1马铃薯种植、收获机械拥有情况及机械化作业情况

巴里坤县人民政府在前几年出台了对购买马铃薯种植及收获机具的农户给予惠农补贴。农机部门进村入户做了大量宣传，并做好机具对比选型，购进的样式在各乡镇召开现场演示，经试验及改进，各类机械已基本满足巴里坤县的种植习惯和模式。几年共购进马铃薯种植机具113台，马铃薯收获机104台。2014年巴里坤县种植马铃薯1．3万亩，机械化种植0．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46%;机械化收获0．3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27．7%。

2.2建成大露菜推广示范面积3500亩

2014年在巴里坤县实施露地疏菜种植、贮藏、保鲜机械化生产技术推广。根据巴里坤县露地蔬菜种植分布情况，在石人子乡建成露地蔬菜推广示范面积1000亩，4月底在种植区石人子乡大泉湾村二组做好露地蔬菜种植的耕整地作业，5月份开始铺膜播种，截至6月10日全面完成1000亩蔬菜种植任务，种植了小颗粒种子窝笋、莲花白、红萝卜、花菜。在5月初召开蔬菜机具现场演示会，培训种植户及技术人员210余人。在6～7月引进一台旋耕机，并通过改进后进行除草，除草效果较好。蔬菜自8月份陆续上市。经测产，花菜亩产量2t、莲花白4t、大白菜5t、西兰花1．8t。

3存在问题

(1)天然可利用草场退化严重，从而降低了草料收获机械的利用率;(2)饲草料基地不能形成规模，导致畜牧业收获机械的利用率太低;(3)马铃薯机械化种植程度高，但机械化收获有待提高;(4)大露菜的生产一直靠人工点种、除草、收获，费时费力，种植规模小，生产的露地蔬菜量尚不能满足本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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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饲养机械化方面。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讲，主要的畜牧饲养集中在家禽饲养以及牲畜中的猪、牛饲养。目前较发达的是家禽饲养，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家禽饲养方面就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化的设施。但是像电脑自动化控制、智能孵化设备目前只有在大型的养鸡场可见。现在我国养鸡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单一链式喂养，喂养的速度较低。

我国目前养猪机械化发展只占了整个行业的30%，余下仍然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猪舍的建造方面，农户可以清楚地分出保温栏、育喂栏和产仔栏，但是在猪舍的饮水、消毒、喂食和清理方面并没有完全采用机械化。我国先进的养牛机械几乎90%以上都是依赖国外进口，自行研制生产的设备少，局限在移动车式、管道式、提桶式。

二、畜牧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畜牧业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使用半机械，即便是具有先进机器的大养殖场，机械的使用效果也不尽理想。中小型的养殖场，机械配置率低，技术支持较差，经营环境滞后，这已经成为畜牧业全面发展的一个瓶颈。其次，技术质量和服务体系落后。目前市场上机型单一，相互操作起来配套性较差，在售后服务上问题较多。

三、畜牧业机械化发展策略

我们在清醒地认识到现存的问题后，就应该要全力解决，科学设定发展策略。

1.加大畜牧业机械化宣传展示。必须帮助养殖户认识到只有通过机械，才能降低饲养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增值。可以组织沙龙或者以讲座形式互相探讨交流。政府可以组织大型的畜牧业机械展示会，并向农户们普及科学的养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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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羊肉生产能力不足，进口量持续增加与2012年相比，2013年的羊肉进口量成倍增加。我国羊肉产量近几年增速缓慢，羊肉缺口高达20%以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的养羊业正处于提质增效的转型阶段，数量增长明显放缓，但质量效益还未发展到理想的水平；二是来自内蒙、新疆等养羊主产区的养羊生产与牧区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压力越来越大；三是羊肉的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都明显增加，羊肉的供需矛盾突出；四是我国对高端肥羔羊肉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国内的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导致大部分依赖进口。

1.3进口羊肉对国内羊肉生产造成冲击近几年来羊肉价格一直稳步上升，但养殖效益却不尽人意。这主要是因为饲料、人工等养殖成本偏高，加之流通环节不畅造成的。此外，我们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大量进口羊肉，2013年羊肉的进口平均价格不足30元/kg，但我国自产自销的羊肉批发价却高达60元/kg以上。目前我国还缺乏羊肉的屠宰和分级等相关行业标准，无论是进口羊肉或者是自产的羊肉都无法严格区分，更难作到优质优价。因此，进口羊肉不但对我国的羊肉生产造成冲击，同时也扰乱了我国的羊肉市场价格。

1.4注重标准化建设，忽视标准化饲养在养羊利好的政策下，各地区都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羊。政府补贴项目、优惠的土地和税收减免政策使得相当一部分热钱流入养羊业，但投资人多为其他行业，大多数缺乏一定的养羊知识，致使一些投资均未达到预期收益，甚至亏损。标准化养羊包括标准化建设和标准化饲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在实际生产中，大部分投资者都能按照要求进行棚圈标准化建设，甚至拥有先进的饲养设备，但却无法达到标准化养羊的技术要求，很难做到标准化饲养。尤其是一些中大规模的羊场，仍然不能解决人工授精计划配种、分阶段饲料配方等肉羊饲养关键技术，造成硬件过剩软件乏力甚至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1.5疫病防控力度急需加大加强疫病防控工作虽已开展多年，但大部分养殖户尤其是小规模农户疾病防控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一些养殖场只重视发展规模和促进销售，而忽略饲养管理与综合防疫，对于一些既定的防疫，也存在防疫程序不合理，疫苗使用不科学，免疫注射不规范等情况，从而使疫病发生的风险增大。2013年末，小反刍兽疫疾病在多地爆发，并且迅速蔓延。为控制疫情扩散，农业部一度禁止活羊跨省调运，在疫病爆发、销售不畅的情况下，多数养殖户遭遇活羊及其产品价格暴跌的境况。尤其是2013年新增的部分肉羊育肥养殖户，活羊高买低卖是普遍现象，致使亏损严重。

22015年生产展望

2.1规模化标准化程度继续提高2015年，我国肉羊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还将进一步提高。已具有一定养殖规模的中大型企业将更加注重标准化养殖，而农区的散户将通过养羊合作社组织形成一定的规模，以此降低生产成本和规避市场风险。随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建设，种羊企业的前景看好，无论从数量或者效益，都有增加的趋势。总体来说，通过政府引导和资金扶持，农户生产观念和养殖方式的转变，肉羊生产水平会进一步提升。

2.2肉羊生产及市场逐渐好转随着2014年小反刍兽疫疫情的防治和控制，活羊已恢复省际间调运，肉羊生产也逐渐恢复正常。冬季和2015年双节期间，羊肉消费量将大幅增加，这必将促进活羊及羊肉市场回暖，尤其是短期育肥羊的需求量会更大。此外，我国高端羊肉的比重少，需求高，因此，肥羔生产及供应都面临较大压力。受进口羊肉的影响，羊肉价格在短期内不会大幅上涨，基本上处于稳中缓升的状态。

2.3肉羊生产成本增加，养殖效益空间缩小劳动力成本、饲料成本、能源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涨，直接推高肉羊饲养生产各个环节的成本，使肉羊养殖效益的利润空间逐渐缩小。同时，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必然导致今后几年进口羊肉数量持续增长，这将对国内的羊肉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养羊业也将面临生产和贸易的双重挑战，形势非常严峻。

2.4羊的产业化经营程度将会大幅提高随着肉羊规模化程度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羊的产业化经营程度也会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肉羊育种、生产和屠宰加工的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设备、技术及质量体系与国际标准都还有一定差距。随着肉羊生产建设步伐的加快，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组织，聚集中小规模散户，开展统一生产、加工和销售，提高市场竞争力，规避市场风险，增加养殖效益，实现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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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畜牧支撑体系建设日益稳固。近年来，邢台市各级畜牧兽医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按照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综合设置的要求，市级和县级均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全市共建立乡级畜牧兽医分站117个，招聘全额事业编制人员482名，村级动物防疫员5325名，市、县、乡、村四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基础建设资金2600万元，建设市级兽医实验室和畜产品检测中心各1处，建立3个国家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和3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大大增强全市动物疫病预防和畜产品安全监测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连年保持在100%，实现多年无重大疫病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为现代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

1.3畜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邢台市通过亲情招商、以商招商、举办项目推介会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国正大、河北雨润、北京奥天、山东六和等一大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邢台，进一步推动了邢台市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市新、改（扩）建各类畜牧项目100多个，总投资近百亿元，其中北京宝吉安与威县、巨鹿合作的肉鸡产业化项目，山东六和与兴达合作的肉鸭产业链项目，泰国正大集团独资的生猪生产项目等均相继顺利投产，带动了当地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有北京奥天生猪养殖项目、河北雨润集团生猪生产及肉食加工项目、河北旺族集团生猪产业链项目、君乐宝乳业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等正在建设中。特别是君乐宝与威县合作总投资5亿元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预计2014年底可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奶源基地，对我市高端奶产品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差，产业化发展滞后。从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应达到60％。在国内超过50%的地区也为数不少，而邢台市2013年底才达到44%。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远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少，优势不明显，一体化、集团化程度不高。畜牧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有所壮大和发展，但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企业规模小，产品质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竞争力不强。第二，龙头企业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业仍然依靠粗放扩张的经营模式，严重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自己的名牌产品的优势产品，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及时采用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存在产权不明晰、决策不科学的问题，仍然依靠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集团企业，使企业长远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企业严重缺乏稳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业市场营销渠道不畅，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仍待加强。在现阶段，邢台市的畜产品监管机构、监管手段、检测人员及设备等均不能满足产品监测的需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不容忽视。

2.3资金缺乏仍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随着现代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邢台市财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与畜牧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

2.4产业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随着邢台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环境对畜牧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挤压下，畜牧业发展空间的压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薄弱。市、县两级畜牧兽医部门均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机构，现有的畜牧执法人员全部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或畜产品安全监管办公室人员兼职，并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畜牧法赋予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3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3.1实施产业拉动，扶强壮大龙头企业。紧紧围绕畜牧业主导品种，加快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步伐。鼓励现有龙头企业通过更新改造、链条延伸、开发新上，谋划建设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政策优势，广泛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到我市落户，建设一批能够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标准高、规模大、外向型、牵动强的畜牧业深加工龙头企业。坚持引资金与引技术相结合，实现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尽快形成一批龙头企业集群。

3.2实施规模推动，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按照国家《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一是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重点推进年出栏10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和常年存栏1万只以上蛋鸡规模养殖场，推行牛羊舍饲圈养，加快奶牛规模场建设和养殖小区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标准化生产。制订和完善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引导生产者按标准组织生产，逐步使畜禽养殖在选址、圈舍建设、投入品、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粪便处理、产品安全等方面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按照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标准，认真组织开展示范场创建活动，通过示范创建，提升全市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3.3实施品牌牵动，争创国家和省级产品品牌。以鸡蛋、肉类和乳制品为重点,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制定产品品牌建设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实施。引导养殖加工企业增强品牌和质量意识，健全标准化管理、计量检测和质量信用体系，开发高端产品。，帮助我市知名企业在京津及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专店、专柜、连锁商场，增设销售网点，提高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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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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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篇（9）

1.1有利条件

1.1.1地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进贤县位于浙、闽、粤沿海发达省份金三角腹地，水陆交通发达，浙赣铁路、梨温高速、温厚高速、京福高速、昌厦高速以及320国道、316国道过境，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地带。境内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山地、丘陵地带丰富，湖河港交错，素有“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境内农业人口多，农村劳动人力资源丰富。由于省城南昌和相邻省份是人口聚集地、工业密集地，需要从外地调进大量的畜产品，进贤作为南昌市的近郊县，发展畜牧业生产既可有效缓解市区周边开发的压力，又可及时安全的保障畜产品供应，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较大。

1.1.2养殖历史悠久，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进贤县素有畜禽养殖的传统，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贤县的畜牧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温圳蛋鸡、张公肉鸽、前坊茅岗养猪等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优势聚集，现已形成的进阳、进里、进长公路三线养猪、320国道沿线生态养鸡、三里、梅庄、文港等沿湖水禽产业、下埠、衙前、钟陵丘陵地带的草食畜等优势产业带成为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为进贤县畜牧业的厚积薄发、打造品牌积淀了经验和名气。

1.1.3发展势头迅猛，现代畜牧业发展已现雏形。

经过近年来的开放招商和强化技术服务、示范带动，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发展迅猛，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达405户，年出（存）栏1000羽以上规模养禽场2000余户，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牛场22户，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80%、20%、75%以上。现有畜牧龙头企业30余个、省部级以上标准示范场18个、省部级无公害认证单位27个、种畜禽场16个、畜禽专业合作社60余个、畜禽行业协会3个、饲料兽药生产厂家17个、获GPS认证饲料兽药及生物制品营销单位62个，有200余个活跃在省内外的畜牧商品经纪人，畜禽良种率、高科技饲料进场率、设施化建设水平在连年攀升，饲料（兽药）-种畜禽-商品畜禽-加工营销等产业链和设施功能较全的畜牧业生产营销网络已初步形成，为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4服务网络健全，具有一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

从2007年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后，全县组建了一支由63名乡镇畜牧兽医人员和266名村级防疫员组成的队伍，做到每村都有一名村级防疫员和疫情观察员，基层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为提升畜牧行业整体素质，先后从大中专院校招聘了10余名毕业生，并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鼓励人员进修畜牧兽医专业本科、硕士，已建立了一支相对较全的专业技术服务队伍。

1.1.5各级政府重视，畜牧业扶持政策不断增多。

中央1号文件连续十一年关注“三农”的发展，并重点提到要加大畜牧业良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生产、生态养殖的扶持力度，无论是在资金总量还是在扶持覆盖面上都在不断递增；省市县也相应出台了一些现代水禽产业发展、养殖小区扶持及“五免四优”等优惠扶持政策，为加速发展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1.2面对的挑战

1.2.1与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

进贤县虽然地域辽阔，但由于近年来的工农及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普遍较快，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及旅游经济等各功能区的规划、林地、耕地、水源的保护等因素，致使畜牧业可用地块大幅减少。

1.2.2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国内外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贤县作为省城南昌近郊县，始终把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放在首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强化对军山湖、青岚湖等湖河库及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镇村指挥部等机构，并把推进水环境保护项目工作放在首位，先后联合多部门对沿湖河库猪场进行摸底、拆迁、封存和整改，传统的养殖方式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工作已不相适应。

1.2.3与日益复杂的疫病防控之间的矛盾。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气候的变化，畜禽的频繁调运，细菌病毒的变异和扩散，H7N9、布病、口蹄疫、链球菌等各种人畜共患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1.2.4与日益攀升的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

受国际国内影响，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玉米价格从5年前的1800元/t上涨到2650元/t，豆粕价格从3000元/t上涨到3720元/t，麦麸从1700元/t上涨到2200元/t，畜禽全价日粮均价从2.6元/kg的上涨到3.4元/kg，建筑、劳务、环保、种猪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增长，猪粮比价在5.5∶1以上方可达到盈亏平衡点。

1.2.5与日益变幻的市场行情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畜禽产品价格已经打破传统的五年一波动的规律，2011年生猪出栏价高峰时达20.4元/kg，2012年春节期间，猪价就开始“跌跌不休”，低谷时跌破10元/kg，直到2014年清明后才开始回升，当前出栏价为14.6元/kg，处于盈亏平衡点的边缘。家禽由于2014年上半年受国内H7N9的影响，亏损较重，优质肉鸡出栏价从17元/kg跌至4元/kg，现恢复到19元/kg；肉鸽2014年平均售价为25元/羽，在H7N9期间无人问津，售价仅6元/羽；鸡蛋近几年相对处于平衡状态，2014年已从上半年均价180元/箱涨到当前的260元/箱，被称为“火箭蛋”，市场价格较之从前更加难以预测。

1.2.6与日益严峻的安全监管之间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日益严格，而进贤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民投资渠道有限，投入能力弱，以“滚雪球”方式发展畜禽养殖户较多，缺乏科学规划，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力量不强，并且以传统小规模为主，分布散、点多面广、技术含量偏低，为畜产品的安全监管带来了较大难度。

2思考与建议

2.1改革发展模式，切实做到退户入区

进贤县畜牧部门通过积极引导，有较多规模养殖场主动退户入区，但传统滚雪球式和在房前屋后搭建的猪场依然存在，畜牧业的发展正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时期，要加快发展和彻底革新随意搭建、规划不一的现象，还需以大投入、高标准的建设来推动模式创新。要在严格规划“三区”的基础上，专门预留畜牧业发展用地，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农民退户入区，根据土地承载和粪污消纳能力，实行选址、设计、建设、畜种、管理、排污等“六统一”，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对个别散养户、资金投入能力弱的农户，以村为单位，集中建设一批廉租标准栏舍，让农民在不影响环境、不浪费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门口创业。

2.2优化养殖结构，切实做到比例平衡

当前，进贤畜禽养殖总量虽然较大，但畜禽养殖种类相对较少，猪牛禽较多，羊、蜜蜂等特色养殖没有壮大起来。规划畜禽养殖结构、布局结构，促进大、中、小型规模养殖梯度发展，切实做到发展均衡，发挥优势，促进畜牧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2.3抓住三个关键，切实做到环环相扣

一是抓住生产准入关。由当地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对新进入养殖行业，严格土地、环保、动物防疫条件审批，对未在养殖规划区域内，未做到环保“三同时”、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一律不予审批通过。二是抓住疫病防控关。认真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制，按照国务院“24字”方针，积极做好春秋集中免疫注射、计划、监测、净化、消毒、无害化处理及检疫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病损失。三是抓住产品质量关。实行奖惩并举，对“三品一标”认证及标准化示范场给予奖励，对未建立养殖档案、不佩戴耳标、管理混乱、不积极配合抽样监测、逃检漏检的养殖场建立黑名单，3年内不予申报国家扶持项目。

2.4建设三支队伍，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要大力建设管理、防疫、营销三支队伍。人才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先决因素，没有相应的人才队伍，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就无从谈起，建议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启用力度，着力锻造一支肯吃苦、愿奉献、有水平的畜牧兽医队伍，在畜牧业发展、疫病防控、培训及营销等方面发挥人才优势，提升科学饲养水平及养殖效率，能及时指导农民进退有序、防疫有方。

2.5改变三种面貌，切实提升发展品味

虽然进贤县是畜牧业养殖大县，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畜产品品牌，种畜禽生产不太规范，设施不全，管理比较随意，因此，要积极引进一批优良畜禽品种，认真做好已有南昌白猪、青岚麻鸡、樱桃谷鸭等培育工作，强化养殖场的技能培训和监管，通过改变品种不优、设施不全、管理不严的面貌来提升产业发展品味，积极打造进贤自己的品牌畜牧业。

篇（10）

为了有效掌握内蒙古地区人工影响天气对草原草地生产力的影响状况，每年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草原草地生产力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以3S技术辅助调查，对草原植被恢复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如表2所示。通过每年对山地草甸产草量和山地草原草产量进行分析比较，发现草原产草量的平均高度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其中，2013年的草原产草量增产较为显著，与2010年同期同类产草量相比，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每46.33hm2增产32kg，增产35.1%。由此可知，通过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草原生成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人工影响天气对畜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效益，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通过计量统计，发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每年可增产鲜草3500万kg，若每千克按0.3元计算，该试验区每年增产值为1050万元，因此，人工影响天气试验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比较客观，既可以改善牧区的生产条件，也可以提升牧区的抗灾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仔畜的繁殖成活率；社会效益，提高了牧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效益，同时也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生态效益，通过进行人工影响天气试验，为了有效防止草原退化、沙化现象的发生，通过人工增雨、防雹等措施使草地保持水土、防固沙能力及遏制草地退化，人工影响天气对减少自然灾害、优化牧区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人工影响天气，既促进了牧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也改善了牧区的生态环境。

篇（11）

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高，但又不像种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季节性差异，因此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容量。从产业链角度看，畜牧业的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强，可以带动饲料工业、畜产品加工业、皮革制品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1．2增加农民收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益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畜牧业的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研究表明，畜牧业对农村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已达到30％以上。在畜牧业发达的地区，农民纯收益的增长速度也比其他地区快。畜牧业的发展扩展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空间，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繁荣了农村经济。

1．3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成为链接畜牧上下游产业的纽带

畜牧业在循环经济和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是链接畜牧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中间纽带。对于畜牧产业链上游区的饲草饲料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利用种植业的副产品，如桔梗等农作物可用作动物饲料，降低了农民的饲料投入，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对于下游产业而言，畜牧业为许多新型能源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例如畜牧生产产生的粪便可以制成农家有机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农民的种田成本。还可为新型能源沼气等的生产提供物质保障，新能源的利用解决了部分农民的燃料问题，减轻了环境污染的程度。

1．4满足人们消费需求，改善膳食结构

人们通过饲养动物，利用畜牧业的生产能力，既可获得肉、蛋、奶等食用畜产品，还可获取皮、毛、绒等动物性产品。畜牧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优质的畜禽产品，满足了生活需求，改善了传统的膳食结构，同时确保食物安全。畜产品中还含有人类所需的主要动物蛋白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有利于均衡饮食，提高身体素质。

2影响畜牧业经济效益的因素

2．1经济效益低下，市场信息不对称

畜牧业经济效益状况决定了其发展状况。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存在着生产投入大、畜产品产出少、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不稳定等问题。同时饲养一些大牲畜的周期比较长，见效慢，在生产过程中还会受到许多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这极大的挫伤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户不能有效的获取信息，当市场形势看好、畜牧业效益提高时，农户就会盲目跟风、扩大生产；当效益下降时，农户又会减少生产，从而造成畜产品供需的不平衡和价格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2．2畜牧业生产分散落后，规模小

我国畜牧业生产大多采用小规模、散养式经营，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势整合形成规模经济，难以引进推广高新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难以实行市场监管和保障食品安全。同时小规模生产，农户在市场信息的获得、决策供给、销售议价、抵御市场风险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不利于保障农户的利益。

2．3科技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

畜牧业生产科技水平低，生产力落后，严重制约了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畜禽的优质品种少，产品品种单一，没有健全的良繁体系。第二是科技成果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转化率低。第三是养殖场的基础设施落后，缺少现代化的养殖场。第四是在疫病防治方面，缺乏专有技术人员的指导。在生产养殖环节，缺乏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力资源。第五受加工、检疫、冷冻、运输等环节的影响，畜产品的保鲜、保活水平低。2．4产业链条不完善，与龙头企业的衔接不够紧密畜牧业的产业链发展不完善，畜产品主要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形式在市场上流通，从事畜产品精深加工的企业少，与畜牧业相关联的皮毛加工、新型能源等产业发展也相对滞后，不利于提升畜产品的附加值，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畜产品与从事肉奶食品加工的龙头企业衔接不够紧密，没有发挥企业对畜牧业的带动作用。

3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巩固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我国应秉承可持续发展宗旨，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加强政府的调控与指导，依靠科技进步，促使畜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3．1增强政府对畜牧业的宏观调控与指导

市场经济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点。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对畜牧业的调控与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合理布局，统筹规划。政府应依照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实现畜牧业的长足健康发展。加强行业信息引导，及时市场信息。建立高效专业的信息网络平台，健全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加强疫病防控预警分析，让信息资源更好的为我们服务。特别要指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减小市场盲目性的危害，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技术指导，加大培训投入。给予农户技术上的支持，安排专项人员指导生产。同时给农户提供有关基础生产技术、规模化、工厂化养殖的培训，提升农户的职业技能。坚持优惠性政策支持，给予适度的财政补贴。例如购买良种补贴、规模化养殖场改造补贴、亏损补贴、环境保护补贴等。当政府干预畜产品市场，对畜产品的价格实行保护政策时，会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畜产品市场形成相对平衡的供需结构，稳定产品价格。建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吸引龙头企业。支持和引导一些小规模养殖户建立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资源共享。而龙头企业的生产规模大、标准化经营水平高、管理水平先进。吸引伊利、蒙牛、双汇等这样的龙头集团，可有效带动畜牧业的标准化经营，推动整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3．2实行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经营

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成为畜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推行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行专业化，利于充分发挥各地自然、经济、社会等条件的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这样的分工协作，可以使饲养者提供数量更多、品种更全、质量更高的畜产品，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与国际生产标准和市场要求相接轨。商品化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让畜牧业经济活动在价值、供求、竞争三大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3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化畜牧业

加强新技术研发，推广各种先进的技术，重视遗传基因、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手段在畜牧产业的运用，提高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率。采取科学有效的良种选育方式，形成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培育出适合当地环境条件的高质高产新品种，提高牲畜的生产能力。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和完善原种场基地，确保良种纯度。改善目前畜禽落后的饲养方式及简陋的条件，利用机械化的工具和适应畜禽生活要求的现代化养殖场来武装畜牧业。不仅在蓄产品的收购、加工、运输、贮藏等环节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而且在饲养的各个环节如饲料加工、喂食饮水、粪便清除、疾病防治等方面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水平和经营效率。加强疫病防控力度，加大动物防疫的科研投入，推进新型高效兽药和疫苗的研发和推广，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等，做好日常监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