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教育论文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当北京大学校长骄傲地宣布北大已经连续三年稳居内地中国造福大学排行榜之首时,当教授放出“40岁挣不够四千万不要来见我”的狂言时,我们是该庆幸欣喜,还是该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曾揶揄过中国的大学“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了教育的成功,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笑话。”虽然我们摒弃了“君子重义不言利”的束缚,但帮助学生完善人格的基本法则是不能丢弃的。如果用铜臭代替书香,用金钱衡量水平,无疑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德行的培养。从孔子设立杏坛开始,中国教育的馨香已飘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孔夫子所创立的私塾却成了众人声讨的对象,有人称私塾传播的传统经典使国人泯灭了个性,使少年变得老成,无形之中扼杀了创造性。可是当“弱肉强食”的法则被奉为圭臬,当亲情遭遇寒光闪闪的利刃,当道德让位于功利私欲,当幸福指数被GDP远远甩在身后,我们才发现生活中更需要的是扶持和关爱。所以,更需要重视的是教育方法,而不是课程内容本身。素养的提升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它能否以人为本,使学生得到长足发展。
所以,近几年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出现了大量“在家上学”的私塾式学堂,其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等教学阶段,存在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些甚至已初具微型学校的规模。家长们认为私塾学堂不考试、不评比的教学模式能让孩子们自由发展,更适合个性化,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但也有家长认为,这种教育的环境相对封闭,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而言,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还是一个培养孩子社会交往能力的“群体舞台”。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阶段或许可以选择“在家学习”,但最终这些孩子还是要回归正规国民教育体系的轨道,还是要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样才能就业融入社会。很难想象,没有经过学校的培养。“在家学习”的孩子如何适应和通过高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私塾的兴起,将成为传统教育模式有力的补充,是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的落实。而且在当前这个教育需求多样化、教育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教育多元化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社会需要人才,但人才不一定需要按照千人一面的模式来培养。尽管创新性思维一再被强调,但在批量生产式的同质教育的体系下,各种努力均被证明收效甚微。比同质化更具破坏性的,则是个性个性的压抑与摧毁。无法适应的学生很容易出现极端严重的心理问题。当孩子把复仇的刀刺向父母或老师时,当处于豆蔻年华的孩子绝望地结束生命时,人们才开始叩问教育。而比极端案例更为普遍的,则是人们对诸多社会现象的不满,比如啃老,比如道德失范……
如:一学生在记叙文《变迁》中这样写:……阿婆笑着对我说:“自以来,我们家的生活日益美满。我虽年高体弱,不再从事田间劳动了,然而干些家务还精神抖擞的。”
这几句话中的“日益美满”、“年高体弱”、“从事田间劳动”、“虽……然而”、“精神抖擞”等词语,用得不妥,不合乎老阿婆的身份口吻,这里将谈话的口语体,误用正规的书面语体。
再看学生以《道路》为题写的议论文其中一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得出的真理。现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从文体看,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是议论文,但从语言材料看,满篇政治术语,像报刊上的大社论,不合作文语体。
从以上两个例子看,证明我们在进行作文教学中,对“合体”的理解还存在问题。为克服这一弊端,我们必须重视作文的语体教学。
“语体”,简言之,就是语言运用的风格。作文语体是文章中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它的形式取决于语境。平时我们在工作、学生、生活中用笔“说话”时,总会考虑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从而选用与之相适应的词语、句式、语气,修辞手法等等。而不会不管什么情境,都用一个腔调说话,这种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由于场合、条件、交际对象、目的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语言材料,采取不同的语言组织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作文语体。从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原则出发,我们把社会上常用的书面表述语言,根据自身特色,暂且将它划分为三种作文语体,口语体,正语体和雅语休。
这三种语体的特点是:口语体多用日常语言(包括方言,俗语、工语),句子可能不合语法规范,但灵活自由,亲切易懂,正语体使用普通话规范语言,还有专门用语、术语,表达规范,严谨,给人以严肃感。雅语体多用古今中外形象性。情感性词语、富于文采和感染力,遣词造句常常突破语言规范。
下面举例说明:如果我们以《路在脚下》为题,表达对挫折的看法:口语体:地上的路多着呢,哪一条不是坑坑洼洼的?人一辈子也难老是顺当啊,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
正语体: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因而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困难也是必然的。只有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才能有所进步。
雅语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也要披荆崭棘追求真理。
表达同一个意思,但各具不同的语体特点,这些语体又适合于不同的文体,中学阶段主要训练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四种实用文体和散文这种审美文体,在进行作文语体教学中,必须搞清文体与语体的关系。一般来说,文体如语体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关系,但以一种语体为主。
如:记叙文--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说明文--正语体。
议论文--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应用文--正语体。
一
作为言语作品的文章,是言与意的统一体,即将意转换为言之后的作品。然而,只有纳入到教学程序中,文章才成为课文,具有教学的意义。所以,阅读教学就是教师指导学生由言求意的言意转换的行为,即将作者的文章还原为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意。在将言还原为意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对某些言语作品的非精确认知与理解。例如读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诗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为什么会是老水车?为什么纺着疲惫的歌?歌怎么会是疲惫的?“我”为什么会是刚挣脱蛛网的理想?神话的蛛网又是怎样一幅具体的图景?这里边难以穷尽,大有文章可做,做得越多越细,则越难以刨根究底,证明读者仍未最后感觉到它究竟表达了什么,仍未真正捕捉住隐藏在言语幕后的内蕴。教师提供一个或几个答案让学生对这些诗句所蕴含的真正的意进行“是”或“非”的简单判断,总是难免给人一种雾里看花、隔山观火之感。但阅读教学终究是引导学生由言求意,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模糊集合与隶属函数的方法,求取近似值,将这些诗句视为从历史、现实角度对“我”与祖国割舍不断的血肉的整体,让人去感悟、去意会其深长悠远的韵味,不必将它的完整画面与深邃意境肢解为具体的思想与清晰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阅读教学所具有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教师引导学生依照言语作品的不确定性进行笼统认知与模糊理解。它以其更广泛、完美与高效的特征,使学生与课文迅速沟通起来,节约了信息传递,并且更自由灵活地诱发学生大脑中表象的聚集,促使学生更深切地把握言语作品整体寓意以获得更充分的审美享受。
阅读教学的模糊性,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基本形式是由模糊到模糊,一种基本形式是由模糊趋向精确。
第一种基本形式是阅读主体(学生)在认识言语作品的类属与形态时缺乏明晰的划分而产生的模糊识别,始于对言语作品的模糊感知,终于对言语作品整体的模糊评判。有的学生在课前阅读课文,大部分读懂了,有点似懂非懂的味道,觉得作为言语作品的课文是非常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但在上课时听老师讲解分析课文,则味同嚼蜡,原先获得的难以名状的美感至此已涣然冰释。这是因为学生在课前获得了对课文的模糊感知,而教师却以抽象干瘪的条分缕析取代了学生对课文的模糊评判,使得学生的模糊识别在中途嘎然断裂。高明的教师总是既尊重、保护学生在初始阅读课文所获得的模糊感知,又尽力地去完善学生对课文的最后的模糊评判。如在《药》的总结课上问大家:“夏四奶奶与华大妈在坟场上相遇,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呢?”经过紧张的思索与暂时沉默之后,学生兴奋地举起手说:“我想起来了”,但回答时又支吾其词,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教师肯定了回答偶然者,因为偶然相遇使得课文中明、暗两条线索在此交汇;同时,教师又肯定了回答必然者,因为必然相遇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结果,明、暗两条线索的必然汇合要通过夏四奶奶与华大妈在坟场偶然相遇体现出来。感受言语作品的美,往往受个人的阅历、心理、修养、情趣等制约而显得灵活多样,很难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正如康德所言:“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唯其如此,所以,“我们避免两种极端的做法:一种是关于课文的意思一定都要让学生说出来;另一种是教师一个人解说课文的内容,说明艺术形象,却没有给儿童留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机会,而儿童的这些思想和感情正是能够反映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和体会的”。
阅读教学模糊性的另一种基本形式——由模糊趋向精确,是指教师引导学生先对课文进行模糊处理再压缩、抽象出相对明晰的界限,以便达到对课文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先让学生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了解鲁迅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是如何度过少年生活的,然后让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对于该课文的内容理解,可以处理为界限相对明晰的三种认识:A、嘲讽脱离实际的清末私塾教育,暴露封建社会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漠视、束缚和残害;B、真实地再现了封建时代少年儿童入学前后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气蓬勃的少年生活的怀恋与追求;C、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实际上,认识C更切合课文,而认识A与B也不无道理,社会上也有类似看法。明确的认识、精确的评判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只是模糊程度较浅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模糊趋向精确只不过是程度较深的模糊向程度较浅的模糊的过渡。
当然,阅读教学的模糊性并非将学生带入一个糊涂、迷惘的境地而不可自拔,而是强调、重视学生对课文由言求意的理解应具有丰富性与多元性;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单向线型思维模式给学生带来的压抑与桎梏
二
在阅读教学中对课文信息进行模糊处理,并非东施效颦,机械地照搬模糊数学的现成结论,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依据的。我们可以从言与意之间的非一致性、学生认识过程本身、阅读教学本身的特点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揭示其内在原因。
阅读教学的模糊性是否符合科学的道理,必然牵涉到言与意(语言与思维)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语言的结构单位如词与词组、单句、复句分别对应着思维的结构单位如概念、判断与推理,这就使得语言表达思维活动的产物——思想成为可能。强调语言与思想的一致性,言能尽意,则是将“意”视为“一般人在日常的知性范围内能把握的名物事理。”反映这种“意”的相应的言语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陈述化的文字符号。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言与意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具有不一致性。周建人先生在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报》的副刊《科学》上发表《思想科学初探》,在建国后首次提出“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其实,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往哲先贤早就看到了言与意之间的内在矛盾。《周易·系辞》对儒家的言意观作了这样的概括:“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正因为言无法穷尽意,所以再设立一个“象”来穷尽意,这个意中之象后来衍化、发展为言语作品中的意象。读者只能寻言观象,再寻象观意,由言求意必须经过“象”这个中间环节。《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扬雄《法言》里也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言,难矣。”无论是庄子还是扬雄,他们都认为言是无法直接穷尽意的,更无法穷尽纷繁复杂的客观实在。如果一定要用言去表现永恒的外在客观,那只能是得其粗略而已:“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正是在这种本质意义上,道家创始人老子才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深刻命题,意谓客观的道可以说得出来则不是永恒的道,而概念能用概念来表达就不是永恒的概念。
意是对外在客观的能动反映,言要用来传达意,言则陷入了困境——无法精确地穷尽意。言不尽意,则是因为这个“意”,既是人们穷尽宇宙奥秘、体悟人生真谛时所获得的某种超验、独特的难以名状的心领神会,又是文学家在神与物游的过程中营造出来并具体呈现在言语作品中的“意象”。涵盖了“心领神会”与“意象”的意,朦朦胧胧,模模糊糊,闪烁不定,瞬息万变,它不仅包括了逻辑化的思想,而且包括了情感,更包括了思想与情感的复合体。何谓情感?情感属于感知的心理领域,是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而引起的肯定或否定,积极或消极的反映或体验。对于思想,我们可以条分缕析地采用精确的逻辑处理;而对于情感,我们则无法科学地加以量化,无法称出它有多重,测出它有多长,算出它有多厚。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语言哲学家莫汉蒂(J·N·Mohnty)也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知觉领域中实在的事物与人·才·完·整地显现出来。是知觉——而不是思想——给予我们关于其对象的实在感”,“但是,知觉领域总是比较模糊的:它有一个不确定的边界和中心”,因而,“语言指称达不到属于实在的所指的绝对确定性和单一性。”内涵丰富的意大于言,言要借助于“象”去传达意,则必然会出现言外之象、象外之意,最终往往出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产生言语作品本身的不确指性。
1.将高远的志向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志向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或者目标的向往,并为这一向往而付诸努力的过程,能够突出展现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的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高远的志向,不仅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内在层次性,同时还能够体现时代具有的前瞻性特征。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将自强不息、不懈努力、奉献祖国等作为培养学生高远志向的主要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怀有远大抱负。
2.将高雅的情趣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情趣是一个人拥有的情调趣味,或者是这个人内在的情意、志趣,高雅的情趣和低俗的情趣对于一个人道德影响巨大。高雅的情趣是积极的、文明的、健康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相得益彰,同时也与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相符合[2]。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明确地将培养学生高雅情趣作为办学目标之一,积极开办学校礼仪教育、文化艺术节、读书节、志愿服务活动等人文娱乐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观,增强学生对美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创造美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养成高雅的情趣,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的同时,也能将未来的世界创造得更加美好。
(二)明确学校德育内容
学校德育内容的明确要求学校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促进其在教育理论中的发展。
1.物质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物质文化主要指的是学校的建筑设计、空间设计、人文景观设计以及园林绿化情况等所展现的风格形态。一个学校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样式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资源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物质文化资源是学校文化存在的基础。只有对学校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才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凸显出学校本身及学生的自身道德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学校德育的建设离不开物质文化资源的建设,学校应从各个场馆、校舍、广场、雕塑等文化建筑开始,丰富学校精神内涵,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使学校德育能够充分融于教育理论发展之中[3]。首先,在建设学校场馆及校舍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将古典因素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展示学校浓郁的人文教学氛围,更新陈旧的配套设施,营造出新的教学精神风貌。通过建立学校博物馆、陈列馆、纪念园等能够展现学校发展历程的馆区、园区,充分凸显学校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有效促进学校文明的继续传承。同时,学校还可以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的优秀内涵,进一步丰富学校的文化底蕴。学校广场的建设也是有讲究的,可以在广场的适当位置设置一些与学校校训、校风等密切相关的雕塑,凸显学校文化主元素,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另外,还可以通过积极成立心理咨询室、网络实验室、自动录播室、演奏厅、体育馆、创作室等能够充实文化内涵的专用教室,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德育情操,为学生的德育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还可以对校园内的植物种类、园林广场、道路建筑等命名,充分展现出学校办学的“生态文明”、“和谐开放”、“开拓创新”等价值追求,例如可以将学校的主要道路命名为“致远路”、“求实路”、“思源路”等,将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格物楼”、“育才楼”、“知行楼”等。另外还可以在学校办公楼、行政楼以及宿舍楼等楼梯间的墙面上张贴一些能够展现学校校训、学校精神的名人格言以及学校美术班学生的毕业创作作品等,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墙面以及教室墙面上将一些能够体现学校优良学风的人生格言、励志格言等张贴上去,通过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时刻陶冶学生以及教师的情操,从无形中帮助学生塑造高尚的人格,树立高远的志向[4]。最后,学校可以通过提倡学生对校园环境进行自主设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学校的德育办学理念很好地灌输到学生的思想理念中,形成学校与学生在道德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和融合。
2.精神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精神文化资源层面主要包括学校发展历史文化的沉淀、学校校训以及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首先,一个学校可以将其办学的理念浓缩在校训之中。校训能够很好地将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体现出来。校训不仅是一个学校文化与历史的积淀、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更是校园文化与教学理念的体现。校训作为校园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制定校训时应该结合校园文化突出校园特色。以某高校的校训为例,“饮水思源,宁静致远”。[5]该校训主要蕴涵三重含义,自强不息、精忠爱国、勇于承担。这种校训不仅能够激励师生的爱国情怀,更他们让对未来怀一种积极宁静的心态去创造。这对于学校、对于师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其次,历史是学校的根,文化是学校的魂,学校应该传承历史,丰富文化。将学校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断地挖掘出来,建设以校友名人榜、校史课等为重点的课程,打造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突出体现老校的文化韵味,扎根文化基础,进一步发挥出文化的励志、继承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建设校史陈列室,将校园风云史、传奇故事以及名人校友提词等呈现出来,同时还可设置贵宾接待室,接待一些外宾或是历史研究人员。再者,还可以修建一些名人墙砖,将对学校有贡献、捐助者、优秀师生以及杰出校友的名字刻在墙砖上,介绍其光荣事迹,表彰其精神,让师生以此为榜样。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相关的校史教育课程。把校史中经典的故事、人物事迹提炼出来,编排整合,作为教育新生的入学课程,为新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激励学生传承优秀的文化。最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是一个学校办学的核心和信念所在,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办学方针及灵魂,是一个学校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以某高校的办学理念为例,“发展教育”,该教育理念总的来说,囊括了四个发展观。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观、综合且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增长极限观。从理念的操作层面来讲,可以将学生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尝试发展、自觉发展以及超越发展阶段[6]。但就学生个体而言,“发展教育”的理念应该重点以学生为核心,让学生做到不断地挖掘自我、超越自我。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去尝试、去发展、最后超越自我,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创新发展,达到学校教书育人的目的。
二、学校德育在教学实践中的发展途径
(一)构建学校德育教育体系
首先,联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种力量,建立起开放的德育体系。在学校方面,要成立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来统筹领导学校的德育工作,小组应当由校长担任组长,组员包括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德育处领导、团委领导和年级部主任等。在社会方面,学校应该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法律资源、科技资源、环保资源、军队资源等,促进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发挥作用,如可以聘请法律专家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等。在家庭方面,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通过学校开放日、家长会、家访等途径加强与家长的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到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中来。其次,将团委、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三股学生自治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起学生德育管理的自主体系。依靠团委、学生会和社团委员会的力量,充分发挥三者对学生事务的管理协调作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德育教育工作中来,通过自主策划、组织和实施一些大型活动,如读书会、人文沙龙、体育竞技、艺术展览、志愿服务、科技大赛、暑期实践等活动,将德育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学生活动中。此外,在学生自主组织的学生活动中,要注意发挥学校行政人员的管理协调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要鼓励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形成全员参与德育教育的局面,将德育精神普及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促进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构建学校德育办学模式
1.架构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
学校德育教育要发挥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的作用,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教师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三级平台的管理架构。第一级平台以班主任为核心进行班级管理,第二级平台以年级部为核心进行年级管理,第三级平台以学校德育处为核心进行全校范围的管理。三级平台协调发挥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自我德育管理。要尽量避免包办式德育教育,重视激发学生自我德育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在学生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由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联合管理的学生自我德育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以学校中学生自治的各个组织,如学生会、团委、学生社团、学生协会等为主力,立足于学生的利益,在学校的指导下和教师的协助下,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自我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相结合,共同促进、共同进步,有利于学校德育教育的成功开展。
2.营造学校德育教育资源网络。
德育网络营造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学校、家庭、社会等都是德育资源的重要来源。首先,在校内资源方面,要充分重视校训的作用,注重校训的内涵,将勇于承担、自强自立、精忠爱国等理念融入校训之中,通过校训感染学生;此外,编写相关读本,讲述校训精神、学校历史等等,作为学生德育课程的必读书目。选拔德育骨干对校训进行专题研究,开展校训解读课堂讲解研究成果也是发挥校训作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次,在学校推进德育主题教育,可包含多个主题,如责任意识教育、法制知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感恩父母教育、爱护环境教育、公德意识教育等等。最后,将家庭和社会的德育资源与学校的德育资源相结合,建立起德育资源网络,让德育工作在家庭和社会中持续开展。
3.铸造学校德育教育特色品牌。
首先,要重视学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心理辅导活动和心理知识培训活动。依靠学校负责心理教育的专职教师,建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要重视学校师生的身体素质,规范体育锻炼活动和课间操活动,在体育锻炼活动中锻炼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他们的体质,打造有学校特色的阳光体育;最后,注重学校德育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增强其时效性,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德育教育。
2.如在教巴金的《小狗包弟》时,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让学生了解巴金先生和妻子萧珊生死与共的真挚情感和那个特殊时代给他们造成的伤痛,再引导学生走进作品反复品读小狗包弟在与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细节描写,与作者进行近距离的对话,从而让作者对已逝的小狗的思念和追悔之情,对妻子刻骨铭心的怀恋和亏欠之情,一直渗入学生的内心深处。
二、以学生为中心,内化人文精神
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将各种方法运用到课堂中去,力求将人文精神内化到学生的内心。
1.情境式教学情境式教学,是“教”与“学”互动性最强的教学方式。它要求教师用主体参与的思想去改造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摒弃传统乏味、枯燥的讲解,为学生营造文本情境,让学生亲身体味和感受文本,从而身临其境地走进课文。如在教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节选)时,教师可以事先组织学生进行角色分类,分组排练话剧,然后在课堂上进行片段表演。学生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中,感受到了哈姆莱特这个悲剧王子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背离的亲情和无望的爱情,重整乾坤的责任与薄弱的意志;弑兄、娶嫂、篡位的克劳狄斯的阴险狠毒残暴;同样为复仇而丧生的雷欧提斯的感性和冲动。
2.对话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立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也必不可少。对话式教学要求教师要从不同的学生基础出发,发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参与到教学中来,把学生看成是共同研究问题的对象,一起探讨问题,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让所有的学生都感受到参与教学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如在教《雷雨》这部作品时,对蘩漪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时,因为传统的看法是蘩漪身上更多体现的是非理性、恶魔性和破坏性,所以这个形象也被多数学生认为是可憎的;但也有一些学生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大胆表白说蘩漪是很值得同情的,她的追求是正常且合乎人性的,她身上其实有着追求幸福、敢于叛逆的美好一面,只是迫于不合时宜的外在环境压力,才导致这种家庭悲剧的发生。
三、提高语文教师的人文素质
教师人文素质的水平,对学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语文教师,他们从事教学工作的过程,都是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教育活动。所以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1.基于“临床教育学”的教师教育研究成果
我国以“临床教育学”为命题要素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以译介性内容为主,较有影响的有两篇:刘燕红、周琴发表在《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上的《美国临床实践型教师培养模式述评》,钟启泉发表在《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9期上的《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看“临床教育学”———日本教育学者浅沼茂教授访谈》,前者概述美国2009年以来临床教育学应用与发展,重点介绍“临床实践型教师”教育模式的研究背景、研制思路、主要内容等,对我国深入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钟先生的访谈文章涉及理论视野较深广,其中介绍临床教育学三基轴概念:“现场性、实践性”,聚焦医学中“实地”特征;“病理性、问题性”,聚焦医学中针对“病人”个别性;“发现性、批判性”,基于“临床”的引申义。此三基轴构成彼此独立的三维空间,虽然逻辑关系不甚清晰,但基本揭示了近年来临床教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及特色,为研究者提供一个鸟瞰临床教育学整体面貌的工具,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基于临床教育学的教师教育研究,国外体现为“在实践中”“指向实践”“为了实践”的教育模式,以英、法、日、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国内聚焦于教师实践性知识及其获得途径的研究,钟启泉、陈向明的研究成果具有引领性影响。我国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现场性、实践性”问题的研究,而缺乏对“病理性、问题性”现象的关注;有些研究即使涉及学校存在的“教育的病理”或“病理的教育”领域,也多数是着眼于对教育教学中“已然”的“问题”“病理”进行归类、总结,为之寻找“治疗”手段,并形成带有共性特征的诊疗方案。而临床教育学则注重教育教学问题的个性化内涵研究:如果时间、地点和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诸多教育因素不同,则其“现场性、实践性”内涵必然不同,可能出现的“问题”“病理”也将各有不同。教师要充分认识儿童成长环境的复杂性,对中小学生行为、心灵的“病理”有一定的敏感度;善于预测或发现学生学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如“焦虑、困惑”等心理问题,“逃学、欺凌”等不当行为,以及校园“轻生案”“案”等,对此能够适时寻求恰当的引导、教育等规避策略和方法。总之,师范教育不可能为教师提供教育教学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教师只有增强反思能力、发展教育智慧,才能妥善解决复杂教育教学情境中的“旁逸斜出”或“突发事件”。
2.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发展新趋势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实践指向研究,以裴娣娜、倪文锦、王荣生等学者及大批语文教改一线专家为代表,其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语文建设》2013年首期发表《聚龙宣言》,开启了大规模的“真语文大讨论”,全国语文人针对新课改以来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假大空杂”的积弊,进行了全面反思和重构。2014年以来,《语文建设》又相继推出系列讨论专题,如“将国学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以语言文字运用为本”“文本解读应以文本为本”“语文知识是语文学习之本”“继承并弘扬古代优秀语文教育传统”等,并且集中刊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前期成果,包括语文教育改革的总体构想(任翔)、语文教育语用观的核心理念(曹明海)、语文教育改革的整体设计(李宇明等),还有语文教育评价(倪文锦)、语文教师教育(靳彤)、语文教材改革(顾之川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语文建设》2014年第6期、第7期、第8期)。这些都是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前沿成果,无疑应该成为语文教学论课程优化建构的重要元素。
3.“临床教育学”视域下语文教学论课程优化研究的意义
临床教育学强调实践性、跨学科性,其隐喻意义在于:临床医生在决定治疗病人时,一般运用艺术的、非形式的、质性的方略,是不能量化的。基于临床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优化学科教学论课程,将使高效开展教师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在职研修工作拥有源头活水。当前,业内人士已经关注“临床性”,普遍重视教师实践能力的打造,但往往强调了可操作性,却淡化了学术性;流于急功近利的机械训练、低效模仿,解决的都是“已然”“应然”问题;侧重于打造知道“怎样教”,却淡化了要理解“为什么这样教”,忽略了要反思“还可以怎样教”。借鉴临床教育学“三基轴”内涵特征,突出对“或然”“将然”问题的研究,体现了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导致教育环境的复杂对教师的新要求。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特殊性质,在人终身发展中奠基性的重要地位,以及学习内容和任务的高度综合性、实践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情境更为复杂,不确定因素更多;同时,母语教育对于“立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任重道远的使命,对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更高。因而,开展临床教育学视域下的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研究,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国家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志最近指出:“广大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9月9日)因此,进行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研究,对于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培养出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从而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实效性、时效性,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二、语文教学论课程优化建构的目标定位及主要内容
1.目标定位
借鉴临床教育学“三基轴”内涵特征,贯彻《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三个基本理念;以“回到原点”为突破口,着力研究“学科”“知识与能力”“学习与发展”几方面的原点问题,以语文学科为凭借和依托,以语文教学事实为基础,以提升语文教师临床实践能力和教育智慧为旨归。
2.主要内容
(1)遵循“实践取向”理念,突出“现场性、实践性”特征,研究当代语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内涵、特征及获得途径和策略,聚焦于“语文教师知识”,包括语文学科知识、语文课程知识、语文教学知识。语文学科知识。学科知识,是教学实践的主要原料和依据;知识与能力,是教学实践的两个基本支点;语文教师知识首先应该指向“语文学科知识”。语文学科知识,即学校教育课程中的语文课程学科知识,由文字、语言、文学、文章等多门学科综合改造、遴选、提取而来,这些知识力求精要、好懂、有用,以适应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需要,后来被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称为语文基础知识,与语文基本技能“听说读写”并列,构成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双基”。语文课程知识。随着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从关注“教学层面”走向关注“课程层面”,已经成为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把握课程的整体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自觉。语文课程知识,即把语文学科知识转化为语文课程内容的知识,其基础内容仍然是语文学科知识,但又不是单纯的语文学科知识的直接呈现,而是对它们进行加工、重整、变更,使其形成课程知识,即指向语文教学目标、在学校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学习,而且是可以教、可以学,值得教、值得学的语文知识。语文课程知识内容指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实现什么目标”,指向语文学科教学目标知识;二是“拿什么来实现此目标”,指向为了实现此教学目标,要运用哪些语文知识;三是“怎样教才能更好地实现此目标”,指向将采取哪些方法、策略来呈现、传递这些语文知识,使其能够转化为语文能力,形成学生的语文素养;四是“何以知晓是否实现了教学目标”,指向如何通过检测、评估学生语文知识的掌握程度,来判断教学目标实现的效度。语文教学知识。198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L.S.Shulman)提出“教师知识”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由七个组成部分构成:学科内容的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关于学习及其性质的知识、教育情境的知识、教育目标与价值的知识,其中“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PCK)最受重视,它是“学科的科学内容与教学论的合金”:教师将学科内容转化和表征为有教学意义的形式、适合不同能力和背景学生的能力,是综合了学科知识、教学和背景的知识而形成的知识,是教师专业知识的核心。由于学科教学知识(PCK)具有专业独特性、个体发展性、多元整合性、实践生成性等特征,因此,该部分的重点是语文教学知识(PCK)如何获得,难点是语文教材内容教学化和语文教学设计个性化。理想的语文课程体系应该是:课程目标内容化(国家)———课程内容教材化(专门机构)———教材内容教学化(教材编者、教师)———教学设计个性化(教师)。我国2011年修订版语文课程标准仍然属于“能力型”标准,缺乏课程内容;而当前的教材基本属于“文选型”教材,在“教材内容教学化”方面还有待提高,这必然增加语文教师“备课”的难度。据业内研究者粗略统计,70%的语文课堂教学问题,是源于教师研究教材和把握教材的欠缺,问题大多处在弄不明白究竟要“教什么”。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教材内容教学化”不到位有很大关系。“教什么”“学什么”比“怎样教”“怎样学”更重要,这是有效教学的重要前提,也是有效教学的原理之一。
(2)坚持“育人为本”理念,注重“病理性、问题性”特征,改变一味重视“已然”“应然”问题的研究惯习,重视语文教育教学中“或然”“将然”问题的研究,旨在提高语文教师的实践能力,促进其形成语文教育智慧。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教师教育必须从“教书匠的训练”走向“反思性实践家的成长”,课程实施需要由“定型化教学”走向“情境化教学”,教学研究需要由“技术性实践”走向“反思性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由“教育理论实践化”走向“教育实践理论化”,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必须在此前提下进行。要广泛吸纳“真语文”大讨论的研究成果,探索怎样建构有效、高效的语文课堂,注重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获得和教育智慧的形成。特别要研究怎样锻造教师的“专业品性”,引导语文教师形塑自我角色,恪守专业伦理,习得专业知能,养成实践智慧,促使其提高对学校教育教学中“或然”和“将然”的“问题”的洞察力和敏锐度,增强驾驭教育教学中“突发事件”的能力。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必须进行自我角色的形塑,了解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善于通过母语文化的熏陶浸润,促成儿童心智的良好发展。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品性,才能避免在教育教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怠惰心理,甚至出现“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的逃避行为;教师“不愿做”比“不会做”更亵渎“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本,更有损于教书育人的大业。拥有优秀专业品性的教师,对教育教学中“或然”“将然”问题,不仅具有敏锐度,还具有责任感;他们对待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能够使日常“保健”“预防”与“临床治疗”合理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适应当今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需求。传承母语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文教师更加责无旁贷。
一
“德育”就是道德教育,如果将“法律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保教育”,甚至“性教育”等纳入“德育”,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德育概念的泛化,德育地位的异变。德育方式的偏颇等。教育“是人们尝试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人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部分,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相应地,“道德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形成或者改善个体品德素质,让个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在杜威看来,“教育即生活”,教育与个体生活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而道德则是生活的“构成性因素”,不能脱离生活存在,生活也不能离开道德进行。可以看出,生成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重要的目的之一,道德教育则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现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现代则又有把德育空虚化的倾向,名义上给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实中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边缘地带。对这种种情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反思,但是仍有进一步厘清德育与教育之关系的必要。
二
从教育目的看,培养“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时,一般都能通盘考虑。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在具体实施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则往往会把该目的分割成一些独立的部分,而对这些独立部分之间的关系又缺乏恰当的处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个人品德的发展,而轻视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目中无人”;当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把道德品质培养流放到了边缘地带。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离开生活无以存在。而生活也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生活就会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视智育,只看重科学知识的价值而无视道德教育,就会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协调者,正如一四肢极大而躯干极小之人。
学校教育在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也把教育目的进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终落实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体现在受教育个体的发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固定目的”,另一种是“流动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时段、可以用确定的内容来完成的方面,比如各类科学素养、动作技能等。这种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物质生活进行把握和谋划。“流动目的”则是指那些伴随着生活本身的流动而不断变化、生成着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很难用特定的内容来形成,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经历独立地实现。这类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义世界。这两类目的是互相结合的,尽管可以分开来认识,但在实际教育中却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流动目的”可以说是车的方向盘,指引着所要开往的方向,但它不能离开车身而独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则好比是车身,载着方向盘,而自身却不能抛开方向盘而前进到某个地方。德育更多地属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动目的”部分,尽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质的、相对确定的规范教育在内,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并促进实现。在实际教育中,存在着简单、机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产生许多没有“方向盘”的“车体”和没有“车体”的“方向盘”。因此,在把教育目的进行分解时,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进行分解,而“流动目的”则应附着于每一个“固定目的”。这样“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动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三
教师是教育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为纲的。首先,德育是全体教师共同的责任。有些学校设置专门的德育工作部门和配备专职的德育工作者,将德育工作化,忽略了其他教师在德育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其次,德育作用的发挥依靠每一个教师真实、真诚地对待学生。杜威曾经说过:“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教师如果搞“两套伦理”,一方面容易使自己迷失于异己的世界,既劳累了自己,也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则给学生一种虚假的熏陶,这种虚假的熏陶无论被学生识破与否,都对其人生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教师需积极作为,不能消极避事。尽管学校教育经常与社会影响不一致,但教师必须机智地把这种矛盾转化为德育的资源和动力,要化负面影响为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开发“恶”的教育价值。
四
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整体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研究教育的目标层面,运用整体的思想把德、智、体、美、劳联系起来,使学生到达全面的发展。其次,在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强调其系统性、完整性和连贯性的特性。教师在讲授任何一门课程时,必须使学生掌握该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外在联系,使学生具备社会、自然科学、哲学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过早地强调单一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整体和全面的发展,违背了整体性的要求。再次,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不能一条条孤立的讲授知识,而要加强各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对这门课程形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认知。最后,在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教师还应加强教学的整体性进行系统的讲授,综合考虑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教学目的的设定、教学方法的优选、多媒体方式的选择,并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互补,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最终达到课堂教学目标的优化。
2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
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强调有序的状态,就是要处理好教学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它们的信息都处于交换和开放的状态。因此可以看出,有序原理要求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教育、教师、学生都属于统一系统,必须要对外交换其主要信息和重要内容,比如闭门造车这样的不与外界交流的做法都只能使各系统的不断退化。而封闭的教育,恰恰是造成教育落后、教育贫困、教学水平低、学术重量不重质的主要因素。在教育方式上运用系统的有序原理,就可以以直观生动的教育方法,开发学生的思维,按照从感性到理性、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系统的思维方式去学习和认知。因此,也可以说有序是最直接有效的学习方法之一。如在我们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将会遇到听、说、读、写四个步骤,经过这四步的多次反复才能使学生掌握这门语言,这个掌握的过程其实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并且,教师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也要把结构化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使学习者通过有序的思考把大脑里储存的相关信息有效的连接起来,是其更加有序完整的呈现。
当前,社会正处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关系急剧变革的时期,我们有着转型期的教育所绵连的未知的机遇和挑战。所以,对于教育过程中不断出新的问题和理念,应该用系统理论在教育系统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序的发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教育的理论意义来解决新问题。
3系统理论为教育研究提供有效的管理决策
教师在对这两个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前,应该在班级上进行集体目标的要求,设置让本班在当月争取到学校“班级流动红旗”的目标。然后,教师再独自对这两名学生说明他们不讲卫生的坏习惯将会导致集体目标的失败,再结合学生自身的想法引导他们设置自己改掉不良习惯的目标,教师负责每天监督他们的进度,并不断的给予提醒。经过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最终集体目标得到了实现,这两个同学也在不知觉中改掉了不良习惯。给学生设置一个个目标,并且教师亲自带领着去实现目标,让学生在前进中改掉不良习惯,可以增加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二、在小学思想教育中应用集体影响来激励学生
现在的小学生对友爱与归属都比较缺乏,学生也非常渴望拥有他们。而思想道德品质较为落后的学生对友爱与归属的需要则更是强烈。每个学生内心都希望能跟同学在一起学习、玩耍,在集体中得到快乐。但是,思想道德品质落后的学生身上绝大部分都有着诸多问题存在,而且学习成绩多数情况都不会很好,这群学生多数情况都是存在于集体之外的“边缘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是孤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外部看,考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从内部看,人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同于家的感觉。除了情感的寄托以外,“家”还有天然的血亲关系加以维系。朋友圈则不同,友情不仅可以满足情感表达交流的需要,还可以使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同。纯粹的友情总是靠共同的取向得以维系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朋友这面镜子,了解自己是谁;另一方面,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产生共鸣。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纯粹的友情带来的是超脱功利的快乐。
当然,朋友还可以满足我们工具性的需求。“工具性”的说法很不好听,但却是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将工具需要和情感需要完完全全剥离开来。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孔子的行动好象就是有子的话的注释。安葬无可归的朋友,看似普通却体现了孔子对朋友朴实深厚的感情。人生道路上的相互关照,一点一滴往往最能透出友情的珍贵。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子贡问何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两段话是结交朋友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性目的交织并存的最好体现。朋友有时也是良师,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当我们要实现某种崇高的价值或理想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们就要有意去结交。就其交友的目的来说是工具性的,就其内容而言是高尚的。
朋友的作用大致粗分至此,因为牵扯到朋友的种类,很多话不及细说,下文再谈。
二、结交朋友的标准
《论语》有关结交朋友之标准的论述很有意思,其中既有对朋友的要求,又有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的地方,看上去还有矛盾之处。
首先,孔子认为,交友必须交优秀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有道而正。这一点颇合上述交友的目的。
其次,我们要同正直的人、信实的人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不同谄媚的人、背后毁谤的人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我将孔子这六类人的对举看作是对第一条标准的具体化,也是交朋友的道德底线。我觉得以上这两条标准非常符合孔子对“仁”的追求。从“恭、宽、信、敏、惠”这些“仁”的细目来看,“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孔子一生努力实践“仁”德,在交友方面也渗入了他的这一标准。直、谅和多闻分别从立身、对人和学识三个方面对选择朋友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又完备的要求。
第三,孔子中庸的思想在交友观上也有体现。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我们要尽可能地与言行合乎中庸的人相交,可这毕竟非常理想化,反映在现实中我们既要结交激进者,也要结交狷介者,优势互补。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偏执。
另外,《论语》中还有另两处相关的记载,我觉得更为重要。一处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这里的兄弟可以做“朋友”理解。我觉得,这一段语录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使自己能群,能让人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恭敬有礼是基本的条件。此外,这段话还扩大了选择朋友的范围,提出了与人交往应有的气度。我觉得子夏是相当有胸襟的。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容我成为他的朋友?同样,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不超越道德底线,“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点可以和另一处对读:子夏之门人问交友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既然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朋友,那么朋友有没有种类之分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可视为开放与包容,“同”可视为封闭与单一。从人际交往来说,“和”指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同”是指只与气息相投的人交朋友。不同类型指得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这个词事实上很难定义,在很多场合,“朋友”只是“有用的熟人”的代名词。勉强加以分类,可以以一个个体为中心,从他的主观角度出发,以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或情感认同性目的各自所占比例为尺度,画圈。围绕个体最紧的是主要以纯粹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朋友,越的朋友,工具性越重。当然,所谓工具性和认同性只是为了划分方便,在实际中,两者搀杂在一起,很难一刀切。不过,也会有极端情况,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毫无感情可言,与他相交只剩利用价值了,我想我们即使称之为朋友,其内涵也变味儿了。这还仅仅是主观的划分,客观的现实生活常常让我们与工具性朋友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认同性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两个人的心还是相通的,客观不能,主观也无须见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划分仍不严密,只考虑了常态、共时的情况。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结交上述两种朋友。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的朋友只解燃眉之急,有的朋友只在人生旅途中同路一段。最值得珍惜的是老朋友,最难忘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朋友。这虽然是人生憾事,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保持联系。因为情感的相投、价值的认同往往只在某一情境、某一机缘下才产生。执着地追求全面的了解可能会使刹那的美感烟消云散。所谓距离产生美,我和他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一种和谐,该散就散,回忆有时更加美好。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欣赏他人异于己的地方,那和他们交朋友也不是件困难的事。这一点与认同感并不矛盾。接受甚至欣赏异己,便意味着从反面认同了对方的“异”,从“异”中求得了“同”,达到“和合”的境界。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如果说俞伯牙之于钟子期是一种同质的认同,那么庄子之于惠施就是一种异质的认同。好比矛盾的双方,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与朋友交往时的准则
首先,朋友相交重在一个“信”字。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前提,没有“信”根本不能交往,何来朋友。不过有时越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越难以做到,越难以做到这要求就变得越高。当一个人真正做到最基本的要求时他所达到的价值层面是最高的。
第二,对朋友要宽容,在朋友有难或犯错时要帮助朋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朋友的价值在关键时刻最能显现出来。我想,这也是“信”所要求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对方。
第三,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朋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真正的朋友之间用不了太多客套。但那并不是亲密无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再怎么认同,两个人总还是不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两个人挨得越近矛盾就可能越大,就好像挤公共汽车。我们都需要一定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从朋友间的交往来看,稍微疏远一点给双方都留出了余地。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距离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利用这种空间交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朋友。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就能把握好交友的质和量。有的人只有泛泛之交却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交友面却很小。他们都没有处理好交友的距离感。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四、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
关于颜回,《论语》有以下记载:
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罕: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颜回是一个勤勉好学,学有所成,品行高尚,一生兢兢业业努力实践孔子学说的人。对他的记载有几处很值得玩味。一是孔子说他“不愚”。孔子并没用“敏”、“惠”等字眼,而用“不愚”,说明颜回资质并不特别高。二是说他对自己并没什么帮助,无论自己说什么,颜回都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还是很看重这个学生的,颜回死时,孔子极度伤心,大呼“天丧予”。颜回也对孔子充满了感情,孔子受困时,他对孔子说,您还没死我怎么敢死。我觉得,对于孔子来说,颜回就是自己的翻版。他眼见自己的学生一步一步跟自己越来越象。面对这种情景,我想孔子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除了“天”以外,最知道自己的就是颜回了。颜回即使并不意识到自己了解孔子,他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已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和这样一个学生在一起,孔子应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但孔子并没有过明显的表达,甚至还嫌不足,“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可能是因为颜回太像自己了。只有在颜回死后,孔子才意识到失去颜回意味着什么,叹息道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并对学生说我不为颜回哭为谁哭?孔子是否觉得颜回之死意味着自己理想人格之死,意味着镜中自己的死呢?再也没有人可以像颜回那样勾起孔子的共鸣了。
关于曾参,《论语》有以下相关记载:
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3]。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吴定初指出,国内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独立价值的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国内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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