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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造成**县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压于经济发展水平。
1.1城镇化水平较低
由于**县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区位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贫困县,造成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到2000年底,只有8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1.2城镇的量少,人口规模小
全县33乡镇中,仅有8个建制镇,其中城关镇、黎集镇、蒋集镇、郭陆滩镇、往流镇、陈淋子镇等六个镇为老城镇,由于大多数乡的经济实力较差,乡改镇的步伐较慢。城镇分密度2.7个/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全省4.1个/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镇不但数量小,而且规模小。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和第三产业滞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功能薄弱,总体规模偏小,建成区面积只有19.6个/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县总人口11.63%。与160多万人口大县地位很不相称。多数乡镇基本以单一的行政中心为主,并有传统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集市贸易,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薄弱,职能单一,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小影响了城镇职能作用的发挥,难以承担带动全县发展的重任。
1.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道路狭窄,建设标准低,交通拥挤;二是自来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镇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处理问题严重;四是环卫、通讯、环保设施、广播、电视、教育、园林绿化设施、消防、防震等综合防灾设施及停车场地等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许多小城镇主要是依托过境公路发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观念,使得许多小城镇的建设沿路拓展,公路不仅有小城镇内部道路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业市场,难以形成小城镇的完整形态和合理布局。
1.5农村城镇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镇职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水平,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主要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物资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务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小城镇集聚要求的第二、三产业还处在资要地位。
二是土地松散,**县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的比例较大,“一户一楼,一家一院”的传统农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镇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从而导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规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在5000人以下,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制约了二、三产业集中区的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机会不多。
二、县城镇发展趋势
2.1**县城镇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农步扭转。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当前县域经呈出一主两副四重点的城镇体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段集、三河尖为二翼,以黎集、蒋集、胡族、往流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为节点的职能结构完善,组合有序,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网络,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城镇的发展处于极化过程,县域内各种经济资源要素都在向县城集聚,城市处于快速膨胀过程。
2.2城镇建设投资呈现多元化
建设小城镇的关键是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大,资金从何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已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来推动小城镇发展,走以地建城、以城养城的市场化路子。对经营性土地一律实行公开拍卖制度,几年来通过拍卖土地,积累资金上亿元,有力的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设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资产吸引增量资金,大胆引进外资。通过有偿转让道路、公厕等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对城市道路、路灯的广告进行招标,出让公益设施冠名权,获得城市维护资金。县城建设已形成企业,民间投资,政府等多元投资机制。
2.3城镇规划成为指导城乡建设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规划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全县**个乡镇都已委托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完成新一轮的整体规划(2000—2020年),城镇规划编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镇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了小城镇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发挥各地的种种优势,为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用地需求预测
2000年底**县城镇化率只有16.8%,城镇人口**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如果城镇化水平达到45%,全县人口**万人,城镇人口**万人,那么全县将有**万人由农村迁居城镇,按照人均占地**平方米算,还要新建、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其中县城人口由17.7万人增加到35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24KM2;乡镇镇区居住人口将由8万人增加到38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69KM2。扩建城镇建设用55KM2盯当于又要占用土地8.25万亩土地,这的确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内部挖掘与改造老城区,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来解决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占用耕地问题,特别是盘活农村老宅基地。
参考文献:
(一)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促进城乡同步发展党的十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决定着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同步性和协调性。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割裂了城乡的联系,拉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破解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民增收途径单一等问题。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使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更多的经营活动,从而多途径地获得收益,提高农民收入。
(二)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出口、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外部市场需求不畅,投资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唯有拉动内需是最具潜力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统筹谋划、高标准规划,可以使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环境上,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拉动各类投资向农村聚焦,扭转过去那种投资过于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释放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作业模式和习惯的影响,农村活力不足、作业方式粗放、稳粮增产的压力比较大。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按照城乡一体的思路,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产业为基础,以产业推进城镇化,可以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使农村的经济模式更加多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也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特点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趋势。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界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城镇化也开始破题起步,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更快,积累了丰富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但整体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农村基础薄弱,吃饭问题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城镇化发展多是自主城镇化我国城乡的区分最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土地性质的不同,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村镇的土地多属于集体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沿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的许多村镇,发展成为在居住、生活、生产等方面与城市相似的人口聚集的社区,已经消除了城乡差距,实现了自主城镇化,这种现象在南方发达地区非常普遍,在这些地区已经很难区分城市与乡村。然而这种城镇化并非以先行将土地征为国有为前提,而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城镇化,这种发展明显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局限性很大,潜在的问题也很多。
(二)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步晚,走的弯路较多,特别是由于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世界发达国家滞后了近半个世纪。
(三)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早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明显的是工业得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有待解决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上楼,简单地把农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打破城乡间的固有障碍,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让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生存有保障、挣钱有门路、生活有面子,使进城农民能够与城市市民一样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化”待遇,逐步消除因农业户籍与城镇户籍不同而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中央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镇化也不同于城镇建设,是一种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内涵丰富,既包括城镇建设,也包含以改善农村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的城镇化,可以使农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相融合的城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准确把握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原则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找准方向,走对路子,才能不造成历史的遗憾,留下历史的包袱。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方面四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扩大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2武陵山区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
2.1地域性特征
由于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共同生存发展的,所以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消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的生活、农业和地区的影响。武陵山片区是由9个少数民族和湘、鄂、渝、黔四省(市)的边远山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各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实践以及历史文化都不同,使形成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2.2传承性特征
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内容是、节日庆典、婚嫁丧娶及生活农事,这些都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如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的茅古斯舞、摆手舞等。
1)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传统的体育文化都是随着传统的节日保存下来的。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发生了改变,古老的传统体育及民俗文化有些地方已经慢慢地淡化,甚至有些民俗体育文化已经失传。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应该为民俗体育文化传承提供一定场所和发展条件。在固定时间及节日开展一些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活动,把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民俗体育文化。
2)传统歌舞文化艺术的传承。
因为武陵山片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传统歌舞文化艺术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曲艺等都是通过这种形式传承到今天的。
2.3封闭性特征
武陵山片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生态环境三者交汇融合,且民族语言种类多但却不相互交流,使其封闭。武陵山片区交通不便利,少数民族与外来的信息交流和物品来往少,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民俗体育文化得以保持完整。
3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武陵山片区民俗体育文化的影响
1)城镇化使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模糊,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逐渐消失,村落传统的体育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生存土壤。
①新型城镇化使少数民族一些地域性的传统体育文化逐渐消失。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模糊,个别民族间的物质和文化信息交流加快的同时,也给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现代化的主流文化使少数民族对于本族文化的认同度弱化了,如湘西土家族对于本族的舞蹈、传统节日等认同的人数在不断的下降。②新型城镇化发展导致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失。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的村落在减少,而少数民族的不少村落是没有文字的,只存在民间文化,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以及记忆都是通过世袭存在的,一旦村落消失,村落的传统体育文化也会消失,这个民族将不再存在。
2)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少数民族青年大量外流,使得村落文化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少数民族青年到沿海发达城市务工,而且人数在逐年增加,导致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受到影响。
3)新型城镇化发展使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破坏了传统体育文化的经济基础。
在落后的农村社会中,人们只是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很少与外界进行交流。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对传统的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经济结构体系,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城镇化的程度,但是也使得传统的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存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4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武陵山片区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以建设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体育圈为价值取向。
发挥地区的特色景点、民族特色浓厚的优势,开展登山、跑步等体育项目。继续发掘整理武陵山片区各少数民族的特色体育项目,通过省市的少数民族运动平台,让更过的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从大山里走出来,提高知名度。大力宣传提升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知名度,利用现代化的科技,使人们了解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还可以建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专门网站,实现资源共享,展示独有的体育文化。加大对少数民族的节日宣传,吸引游客,提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知名度。统筹发展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产业群,为了发展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以与旅游业联手,打造旅游的平台,实现两者互利。也可以与民族传统相关的体育表演业和服装业以及器材制造业等同步发展,提高效益,促进武陵山片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建立文化传承制度。
要对传统的体育文化进行保护,就必须制定《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条例》。传承人是保证传统体育文化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加强对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可以通过在少数民族乡村建立村落文化民间艺人培养的专门机构,加强对乡村民间艺人的挑选和培养,为村落文化的传承培养专门的人才。通过让少数民族参与到保护传统体育文化中来,以此来影响和带动村民积极参与村落文化的保护。通过建立村落文化传承中心,来提高少数民族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要加强村落文化遗产识别,积极建立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建立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数据库和数字博物馆,使用数字化存储手段,做好资料的保存与归档工作。
4)加强旅游场地的管理。
武陵山片区已经属于开发较为完全的旅游景区,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强化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意识和管理规范十分关键。首先,武陵山景区负责人应转变管理意识,对武陵山片区内的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开展要积极调动和推进。同时,景区管理者要充分响应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号召,创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景区管理组织,从而对体育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行规划和协调,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并服务于观光旅客。此外,在加强体育空间和设备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武陵山景区内的管理规章制度、管理手段等要加以改良。
1固始县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造成固始县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压于经济发展水平。
1.1城镇化水平较低
由于固始县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区位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贫困县,造成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到2000年底,只有8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1.2城镇的量少,人口规模小
全县33乡镇中,仅有8个建制镇,其中城关镇、黎集镇、蒋集镇、郭陆滩镇、往流镇、陈淋子镇等六个镇为老城镇,由于大多数乡的经济实力较差,乡改镇的步伐较慢。城镇分密度2.7个/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全省4.1个/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镇不但数量小,而且规模小。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和第三产业滞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功能薄弱,总体规模偏小,建成区面积只有19.6个/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县总人口11.63%。与160多万人口大县地位很不相称。多数乡镇基本以单一的行政中心为主,并有传统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集市贸易,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薄弱,职能单一,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小影响了城镇职能作用的发挥,难以承担带动全县发展的重任。
1.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道路狭窄,建设标准低,交通拥挤;二是自来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镇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处理问题严重;四是环卫、通讯、环保设施、广播、电视、教育、园林绿化设施、消防、防震等综合防灾设施及停车场地等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许多小城镇主要是依托过境公路发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观念,使得许多小城镇的建设沿路拓展,公路不仅有小城镇内部道路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业市场,难以形成小城镇的完整形态和合理布局。
1.5农村城镇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镇职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水平,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主要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物资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务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小城镇集聚要求的第二、三产业还处在资要地位。二是土地松散,固始县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的比例较大,“一户一楼,一家一院”的传统农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镇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从而导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规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在5000人以下,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制约了二、三产业集中区的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机会不多。
2固始县城镇发展趋势
2.1固始县城镇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农步扭转。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当前县域经呈出一主两副四重点的城镇体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段集、三河尖为二翼,以黎集、蒋集、胡族、往流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为节点的职能结构完善,组合有序,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网络,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城镇的发展处于极化过程,县域内各种经济资源要素都在向县城集聚,城市处于快速膨胀过程。
2.2城镇建设投资呈现多元化
建设小城镇的关键是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大,资金从何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固始县已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来推动小城镇发展,走以地建城、以城养城的市场化路子。对经营性土地一律实行公开拍卖制度,几年来通过拍卖土地,积累资金上亿元,有力的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设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资产吸引增量资金,大胆引进外资。通过有偿转让道路、公厕等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对城市道路、路灯的广告进行招标,出让公益设施冠名权,获得城市维护资金。县城建设已形成企业,民间投资,政府等多元投资机制。
2.3城镇规划成为指导城乡建设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规划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全县33个乡镇都已委托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完成新一轮的整体规划(2000—2020年),城镇规划编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镇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了小城镇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发挥各地的种种优势,为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3用地需求预测
2000年底固始县城镇化率只有16.8%,城镇人口25.62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如果城镇化水平达到45%,全县人口180万人,城镇人口70万人,那么全县将有55万人由农村迁居城镇,按照人均占地100平方米算,还要新建、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其中县城人口由17.7万人增加到35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24KM2;乡镇镇区居住人口将由8万人增加到38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69KM2。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盯当于又要占用土地8.25万亩土地,这的确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内部挖掘与改造老城区,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来解决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占用耕地问题,特别是盘活农村老宅基地。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农村城镇化是国之盛策,民之福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引导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水平仍较为落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是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主要来源,土地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进城农民也没有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进城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单一,信息服务不到位,流转操作不规范,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对于企业和大的承包商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偏远地区,很难激起他们土地流转的热情。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被城市边缘化,称之为农民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一是由于进城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业农民无法市民化;二是进城农民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就业竞争没有优势;三是就业农民所期望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就业农民处于城市与农村的游离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
我国城市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却仍然比较薄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以新农保为主,以企业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制度为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保障全覆盖。但这却是低水平的全覆盖,一是农村社保的种类少,项目不全;二是农村社保的实际获益非常有限;三是城乡保障制度不统一,没有建立城乡保证制度统筹制度,尤其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制度难以进行。
三、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建设应是以城镇为轴心的、以便利交通枢纽为网络、以农业水利为命脉、以集团经济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新农村特色的城镇群居体系。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必须长远规划、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根据地区差异化分步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不平衡的特殊生活区和特殊劳动群体聚集地,由于受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各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先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农村城镇示范点,取得经验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与实施,将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等目标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合理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步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集团经营模式,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2、以县域为单位先科学规划再有序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各级村、组集体面临着规模缩小的问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闲置的现象日趋严重。应以县域为单元,做好规划与布局,首先,要对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和推测,计算就地农村城填化的农民总数;其次,以县为单元进行总体部署,在县域范围内,根据城镇规模与人口比例集中建设数量确定的小城镇;再次,要事先规划好支撑产业,确定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农民数量,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把握规划原则,保护耕地,耕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少占耕地,还要建立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即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应退出在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杜绝农民闲置大面积住宅不用的情况下又占据新资源的现象。
3、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由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大致为四类:一是以纯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二是徘徊在在城乡之间农民,三是完全脱离农业长期居住在城镇的现代农民,四是生长城镇基本没有农村概念的新生代农民。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4、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农民赖以生活与生产的土地被流转与征用后,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定额补助、责任分担、缺口自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机制,探索可靠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和有效运营、严格监管的机制,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
5、构建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城镇经济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当地农村城镇的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优质农业资源向高端品牌化产业转化;二是着力发展农村城镇的工业园区,以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实现能耗综合控制、产业集聚、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对农村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大中型银行延伸至农村城镇,并加快农村城镇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组建步伐,拓宽农村城镇资金供给渠道。
6、以信息化促进农村城镇发展
一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依托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实现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二是以信息化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三是围绕农村城镇的主导产业、特色产品等,建立交易平台等电子商务系统,产品购销信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城镇企业与居民利用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产品交易;四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文体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城镇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发展智慧医疗,提高农村城镇的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等。
即使今后海南城镇化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海南热带农业仍然是重要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不会因此而缩小,只会向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升级转型,从业人员相对减少一些。海南产业结构态势表明,海南仍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三次产业中农业从业人口292.14万人,占从业人口总数459.22万人的63.62%,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口最多产业,折射出海南作为农业大省严峻现实。海南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相协调,预示着海南实现城镇化要经历较长时段,不能照搬内地。海南生态环境优势主要在广大农村与山区,热带森林是海南最大碳汇载体,热带农业的经济林和各种农业植被也是贮碳吸收器和缓冲器,是海南实施绿色崛起所依托的生态资源,也是开发休闲农业的旅游资源。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托海南热带农业与热带林业资源的休闲农业的持续经营,直接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要求。海南第一产业优势与其劳动力结构相适应,需要保持相应劳动力在现场劳作。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态势相协调推进,需要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村建设,避免农村衰落,产业空心化。因此不应把城镇化率当作评判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标尺,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工程。提升城镇化率不能大干快上,也不能搞一窝而上,运动式推进。必须统筹进行土地流转、城镇户籍、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配套改革。既要有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开辟市场融资渠道。推进城镇化面临复杂问题,因此贵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不强求统一模式,也不宜追求单纯进度,审慎推进,探索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2海南城镇化及其休闲农业为主产业支撑建议
城镇化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要与就业统筹考量,要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海南要走非制造业为主导,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贯彻利用生态优势,不污染环境,产业构建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结合思路。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流入城镇居住,农民变居民身份。首先要转移人口在镇区有工干,住得下来,有经济收入并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留在农村人口,重组优化生产要素,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业生产与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对休闲消费需求高涨。休闲农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有农家乐休闲农业单位150万家,农业休闲园区1.8万家,年接待游客人次约4亿人次。海南休闲农业发展也方兴未艾,成立了“海南休闲发展局”,统一管理休闲农业发展事宜。截止2011年10月,颁布的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单位共33家,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经农业部审定,海南有5家休闲农业单位入选5星级。海南休闲农业规模逐年壮大,产业类型日趋丰富,品牌影响不断扩大,产业效应初步显现。根据海南省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全省总体上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考虑。做大做强海口、三亚、琼海、儋州、五指山重点城市建设,强化各个县城幅射作用;加快风情小镇建设步伐,打造重点特色村庄。
城镇化代表着地区和国家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是推动地方经济稳步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江西城镇化率近十年统计变化来看,城镇化进程曲线具备“S”曲线中期初步形态,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与全国差距逐年缩小。“一群两带三区”的城镇布局主体架构已初步形成,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沪昆沿线城镇发展带、京九沿线城镇发展带,南昌都市区、赣州都市区、九江都市区正加快建设,城市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大,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在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的有利环境下,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趋向更加明显,2013年建制镇数量增加到794个,城镇体系结构初步形成。南昌市梅岭镇等江西省124个镇以其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强劲、吸纳县域新增城镇人口能力较强、公共服务功能完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等明显发展优势,入选全国重点建制镇,形成强有力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城镇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几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优美生态、山青水绿凸显江西城镇化鲜明特色。
2.产业结构平稳高移
城镇化是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建设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活动的空间聚集,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江西产业以《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思想,依托全省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城镇规模扩张和人口集聚,推动城镇化建设稳步发展。按“诺瑟姆”曲线加速发展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相继上升,从江西产业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表4),自2005年第一产业比重出现明显转折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平稳发展,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期城镇化率37.10%处于加速发展中期起始阶段,基本符合“诺瑟姆”曲线的变化规律。
3.“三低”问题日益凸显
江西在工业化稳步推进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提升的进程中,2013年城镇化率已达到48.87%,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至4.8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2210万,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21.77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始终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目前11个设区市拥有22个城市,按通常意义上城市规模划分,大城市人口100万~500万,中等城市人口50万~100万,其中大城市只有南昌,中等城市有九江、赣州、抚州,总体上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未实现协同,产业与城市未实现融合,城镇化发展速度低于工业化,各主要设市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南昌作为京九线上唯一的省会城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紧邻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3个最具活力经济区域,具有较强的人口流动吸引力和容纳能力,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68.78%,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期宜春城镇化率只有40.27%,高低相差28.51个百分点,仅有南昌、新余、萍乡、景德镇、鹰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另有数据显示,1990年~2012年,江西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6.06%,而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连续统计的15个主要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59.5平方公里扩展到928.8平方公里,增长了3.58倍;但同期户籍人口仅增长了两倍,人口城镇化速率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导致建城区产业强度和人口密度偏低,而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加快,失地农民人数增多,截至2013年末,江西省农民工总数达到789.5万人,其中省外就业540.7万人,省内就业248.8万人,由于各类因素与相关制度限制,省内就业农民工虽逐步转化为产业工人,仍难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市民化进程远低于人口转移的速度。全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城镇化速率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市民化进程低于人口转移速度的“三低”现状,日益凸显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二、江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1.新型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
诺瑟姆曲线揭示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要实现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发展新型城镇化要走“产城融合”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协调同步规划建设新型社区和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结合工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人口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园区是产业集群、企业集聚、资源集约的重要平台,引导和鼓励重点产业新建项目、技改项目、配套项目、深加工项目入园建设,聚集发展。突出江西优势和特色,借国家重点发展长江经济带的东风,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朝着“做强南昌、做大九江、昌九一体、龙头昂起”的最终目标,加速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扩大昌九工业走廊规模,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高端产业集群,根据原有产业结构,南昌将重点建设航空、纺织、光伏、自动化、软件开发、汽车制造等产业,而九江将陆续建成石油化工基地、钢铁产业基地以及有机硅基地,形成南昌、九江双核驱动。振兴千年陶瓷,依托文化创意产业板块,打造景德镇“世界瓷都”,建设国家光伏产业基地,使新余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新型工业城,推进赣湘贸易合作平台建设,将萍乡努力打造成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示范区,突出上饶赣浙闽皖四省交界的交通便利优势,加强传统的有色金属行业基地建设,在此基础上开发并建设光伏和锂电池等新能源基地。抓住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旅游业,实现绿色崛起,并改革规范稀土钨等有色冶金的采挖及开发,引导稀土钨等有色冶金行业企业做大做强,成为行业龙头。预计到2016年,全省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5%,年平均城镇化水平提高约2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届时南昌、赣州和九江将发展成为特大城市,而上饶、吉安、新余、萍乡、景德镇、抚州、宜春将步入大城市行列。
2.城市核心增长构建城镇集群区
城市群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是辐射和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城镇化质量水平提高的重要依托。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各生产要素逐渐向中心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增长极”。坚持城市集群发展的理念,构筑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核心带动、轴带发展,构建南昌为核心、以昌九城镇走廊为重点,以环鄱阳湖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支持建设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有序发展大中城市,打造沪昆城镇发展带和京九城镇发展带,推进南昌都市区、九江都市区、赣州都市区建设步伐。以城市群为载体,促进新一轮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加速南昌都市区建设,使之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核心增长极,加快南昌临空经济区、共青先导区的现代化建设速度,推进昌九新区发展,着力打造昌九电子商务核心新区。大力发展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重点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支持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城市。率先重点建设南昌都市区内一批专业城镇,打造南昌小蓝汽车工业城、进贤县文化用品工业生产和交易基地、奉新县竹器和纺织品工业生产和交易基地、樟树市酒类食品和药品生产交易基地、鄱阳县水产珍珠基地、高安市建筑陶瓷产业基地、靖安县绿色旅游度假基地、万年县粮食与农产品生产和交易基地、新干县箱包生产和交易基地、万载县花炮产业生产和交易基地、余江县眼镜生产和交易基地、抚州市汽车零部件生产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推进南昌、九江等城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同时进一步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创建智慧交通中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重点建设交通枢纽工程,构建一个以地下轨道交通,地上快速高架路网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现代交通系统,推动南昌中心城区部分功能向卫星城疏散,加快南昌为中心的轨道交通建设,形成以高铁和快速铁路为主体架构的1小时交通圈,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城镇集群区。
二、赣南粤北城镇化发展状况
1.盐运枢纽———三河坝。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地处繁茂的广东三河镇,汇聚了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河镇地理位置优越,上接赣南闽西,下通潮州各府,水运陆运交通便捷,因此成为了赣南粤北的盐运枢纽,众多盐运商贩聚集的大本营。早在宋中期,三河坝就已经建立了盐务,为检验盐运的关务,之后又设三河站作为盐运转运之所,更设三河巡检司,作为巡视盐运的关卡。后因三河坝日渐繁荣,人员往来众多,遂建城称之为三河镇城。据旧史记载,潮盐销路沿“潮—汀—赣”商路,从潮州运盐到三河坝,经三河坝转运至汀江,越过众多府县之后到达目的地,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在盐运路线上的重要性。据潮州盐法志记载当时三河坝的盐运状况,称从潮州运盐,每次用趸船二只,在广济桥下进行交换盐钱,之后经检验后装入大船中,转运到三河坝查验盐,之后在此处将盐分装成一小娄一小娄,再运至别处贩卖。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起着盐运关卡的作用。这一点在清朝的其他文献中也可以得知,如《鹾政备览》中讲道:“自经三河坝缉私关排验照,盘查之后,均于该处卸载过驳,凡属嘉应各埠引盐,即分运赴埠销售。”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地处盐运重要路段,连接着各条盐运路线,必须通过三河坝转运才能进行正常的互市交易。作为重要的盐运枢纽,三河镇当时的互市交易状况必定繁荣。据《清一统志》的史料记载,当时的三河镇贸易者众多,处处皆是进行盐钱贸易的商铺小贩“,舟楫辐辏,贸易者为浮店。星布洲许,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百货悉备”,可见盛况。三河镇地处要塞,交通便利,往来人员众多,据记载往来的船只每日皆不停歇,大大小小船只六十余艘,又因交易者众多,很多船家都停泊此处,打尖住店,好不热闹。作为盐运之用的船只,称之为兜篷船,有两兜篷和三兜篷之分。而这些兜篷船往来,有的是载米,有的载石,但最为多的,则是运载盐进行交易。还有一种船称为“哨马船”,船体甚大,船头高跷,能够运载盐数众多,是大商铺大商人才会用的船只。“丰市妇女挑盐肩木,往来如织。雇夫过山,辄以女应”。许多的妇人也进行盐的挑运工作,可见三河坝盐运昌盛的景象。三河坝盐运的昌盛,也带来了三河坝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针对山西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综合评价指标涉及经济指标、人口指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4大类15项指标,其中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数据来自《山西省统计年鉴2013》《城市统计年鉴》,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指标数据来自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及有关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本文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对山西省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为统一各方面统计资料,本文对个别区域进行合并,如太原市的小店区、迎泽区等统一为太原市区进行分析,合并后本研究分析单元共计107个县市。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参考前人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全面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易获得性等原则,从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如经济、人口、基础建设、生态环境等入手进行选取。共选4大类,15项指标,归纳如下:A为人口指标,A1为城区人口密度、A2为城镇人口比重。B为经济指标,B1为人均GDP、B2为固定资产投资、B3为非农产业产值比重、B4为社会消费品总额、B5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C为基础设施,C1为建成区面积、C2为城市(县城)燃气普及率、C3为城市(县城)用水普及率、C4为城市(县城)人均道路面积、C5为城市(县城)人均公共设施用地。D为生态环境,D1为城市(县城)建成区绿化率、D2为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D3为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2.3城市化综合得分计算
本研究基于熵值法对山西省城镇化进行综合测度,所选指标综合得分值越大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越有利,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B2固定资产投资、B4社会消费品总额、C1建成区面积、C5城市人均公共设施用地等指标权重表现较大,A1城区人口密度、A2城镇人口比重(人口城镇化率)、B1人均GDP、B5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及D3城市人均绿地面积、C4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表现较为均衡,而B3非农产业产值比重、C2城市燃气普及率、C3城市用水普及率、D1城市建成区绿化率、D2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等指标权重较小。因此,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总额)与城市建设(建成区面积、人均公共设施用地)同等重要,人口城镇化重要性紧随其后,可见山西省城镇化发展表现为经济、社会、人口协调稳步前进。结合标准化之后原始数据与熵值法所确定的权重。
3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3.1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聚类分析将城镇化综合得分分为六个类别,再利用GIS对评价单元进行分级表达。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呈现集聚现象,其中,中部呈现出以太原市为中心东西延伸南北辐射的趋势,东部延伸至阳泉市,西部延伸至吕梁市,北部至忻州市,包括周边的古交县、清徐县、寿阳县、汾阳市、介休市等,形成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最集中地区域———太原城市圈。北部以大同市、朔州市为中心,辐射至怀仁县、山阴县、大同县、应县等地,形成晋北城镇群。南部以临汾市、运城市为中心,包括河津市、侯马市、霍州市、洪洞县、永济市等,形成晋南城镇群。东南部表现为以长治市、晋城市为中心,辐射襄垣县、长子县、高平市、阳城县等地,形成晋东南城镇群。整个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连接在一起像是一个“大”字,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为山西省未来实现城镇化集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2城镇化重点区域
通过分析山西城镇化综合评价结果,得出平均城镇化综合得分为0.1490,最高得分为省会太原市区0.7983,最低得分为石楼县0.0537。高于平均得分的县市共计40个,高于平均城镇化综合得分率为37.38%。趋势线在0.2与0.3处有两个拐点,综合得分在0.3以上的表现为综合城镇化水平最好的地区,包括太原市区、大同市区、长治市区、阳泉市区,0.2到0.3之间的为城镇化综合水平较好且快速发展的地区,而0.2以下的区域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亟待合理规划实现有序提升。对综合得分位于0.2以上的19个县市进行单独统计发现:山西省十一个地级市中,市中心区综合城镇化水平唯有忻州市区低于0.2,此外,还发现有个别县市城镇化水平较高,接近地级市中心区,如孝义市、河津市、襄垣县、侯马市等。
3.3四大城镇群比较
对城镇化综合评价四类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所示,可看出四类指标中,总体而言人口生态环境指标得分较弱,经济与基础设施指标表现较高,尤其以经济指标贡献最大。四大城镇群之间进行对比可发现:太原城镇群与北部大同朔州城镇群在人口、经济、基础设施指标上表现出相对优势;东南部晋城长治城镇群除人口城镇化指标略显不足之外,其余指标表现良好,尤其以生态环境方面表现突出,高于其余3个城镇群;南部运城临汾城镇群除生态环境方面略高于太原城镇群以外,其余方面都表现较弱,有待提升。
3.4城镇化与地形分布
城镇发展集中表现在自然地理环境较好的六大盆地区。山西省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丘陵、盆地等交错分布。全省总的地势表现为“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突起的山地,中部由北至南表现为一系列低凹盆地,平原分布其间。山西省较为平坦的地形主要分布在中部的一系列盆地区,从北到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东南部的长治盆地。这些区域同时也是山西省历史文化繁荣地,无论是人口的聚集、经济的发展或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比较突出。将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情况与地形进行空间叠置,可明显看出城镇化发展与地形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规律。城镇化综合得分较高的县市集中分布在地理条件优越的盆地区。如北部城镇群集中在大同盆地,中部太原城镇群聚集在太原盆地,南部城镇群集中在临汾运城盆地,东南部城镇群主要集中在长治盆地。
(一)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
它的“新”体现在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片面地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而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标志是要在本质上实现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而不是盖了多少住宅楼、有多少农业户口转变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否者,即使在城里打工一辈子,也达不到“人的城镇化”的要求。按照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科学理念,城镇化是以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城镇化,而不是以房地产拉动城镇化。如果本末倒置,先造城后填人,这样的城镇化是一条歧路。传统的城镇化,是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城镇化,其基本路径就是开发区、房地产,忽略“乡下人”,忽略了土地要素、提高效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果新型城镇化像过去一样演变成房地产化,不仅不能驱动城镇经济增长,还会产生巨量的房地产泡沫,出现所谓的“鬼城”。因此,深入推进统筹城镇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引导人口向城镇聚集,才是广大农民想要的新型城镇化。
(二)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农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动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现代服务业所涉及的各类主体。过去一提到城镇化,有一种观点是把城镇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的一种延续。这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工业企业及房地产企业,要靠工业产业升级及房地产业的发展来拉动城镇化,这是一种将城镇化与城市化同质化的错误观点。从我国国情和已有国内外城镇化经验看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定位应该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全面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所带动的城镇化。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思路,不能忽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农业人口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一定是围绕农业经济产业升级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农业经济产业升级所涉及的各类主体,包括地方政府、现代农业企业及上下游产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
(三)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以为进城的农业人口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居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需要产业的支持。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不可能长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未来20年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要完成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历史任务,必须要发展新型城镇化,其实现途径就是要以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推进教育公平化、均衡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新型城镇化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即首先由国家在顶层设计、政策规定、发展方向等方面做出统一部署,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支撑;然后由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城镇建设规划、招商引资、配套服务业等方面做出统一安排;第三是由农业及相关行业和企业在项目规划、资本运作、项目执行等方面付诸实施;最后是农民以土地、宅基地入股相关企业,并参与企业的生产运作。
(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五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较长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定位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这是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袁常青,2013)。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农村土地集约化,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市民化。而原有城镇化是定位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小城镇建设,其目标是力争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过去3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原有城镇化的定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重新定位。新型城镇化定位应是在政府战略发展规划框架下,使城市顺应市场力量,更自然、更有效地成长。在目前我国经济增幅放缓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已经被赋予了“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的重要历史使命,其目标注定将与过去不同。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配置人口、土地和资本,以“五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改善城市的连接性、方便人们生活和工作、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促进形成新的城镇化格局。
二、县域产业聚集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化,缺失活力和竞争力。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产业依托是根基,并且这些产业发展要拥有可持续性。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农业土地集约化,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一)县域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
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大部分新进城农民则会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无所事事的闲人。因此,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是留住城镇新进人口、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加快县域产城融合步伐,建设选育优质县域产业聚集园区。县域产业聚集能够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乃至创新一体化。而成熟并且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落户到县域产业聚集区,可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观念、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工业项目落地县域产业聚集区,相应会带来就业岗位增多,城镇新进入人口的就业机会增多,进城农民和企业各得其所。农民进入城镇,不仅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生产者、创新者。农民接受培训成为产业工人,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仅素质将会提升,收入也稳定,让农民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可以在新城镇中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在县域产业聚集园区,企业用地成本低,用工本地化,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了人员的流动性,也提高了员工稳定性。因此,大力发展县域产聚集可以有效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人口聚集。
(二)县域产业聚集为新型城镇化良性发展带来资金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大量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所需资金不可能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和财政补贴。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完善投资环境,增强民间投资政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培育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解决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资金难的问题。县域产业聚集为城镇化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前提保障和基础条件,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园区通过实体经济的自身造血功能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支撑和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产业集聚园区的企业,在其发展成熟后,可以通过税收使地方财政得到有效的改善,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具备了自我造血功能。有了县域产业集聚园区产业的反哺,新型城镇化就会更有活力,更能持续长久。同时,县级政府有了财力,就可以不断完善学校、医院、住宅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为城镇居民提供均等的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公共服务,不断地改善民生,新型城镇化是以产城融合推进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
(三)县域产业聚集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资源聚集
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聚集。长久以来,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资源、资金短缺。因此,借鉴先进地区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办好县域产业聚集园区,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好形式和有效办法。县域中小城镇也可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集聚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县域城镇各类生产要素和居民生活成本低,只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能够支撑起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企业、当地居民、社会的相得益彰。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是新形势下破解县域资源环境困境、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佳选择。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能够较好地解决困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促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激活当地劳动力、土地、矿产、资金等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县域产业聚集的要素聚集优势,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县域产业集聚的聚集效应使县域资源优势发酵,产业优势走强,强势产业得到发展,提升了县域主导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充分发挥县域产业聚集的要素聚集优势,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县域产业集聚区在实现社会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四)县域产业聚集推动产业向城镇集聚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
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培育、成长和成熟是一个不断吸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在县域集聚区开发过程中,必须集中构建县域产业集聚区的现代服务体系,立足于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实现县域产业集聚区的功能社会化、服务市场化,高效利用资源。由于产业集聚的专业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企业集聚和产业分工的交易费用节约的吸引,当一个企业落户在县域产业集群园区后,就会有相关配套企业跟随进来,形成了一个大企业在中心,配套企业在,最后是服务企业的跟进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大量同类或相关联企业、项目的集中布局、聚集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产业支撑,又有服务业的相对成熟的新型城镇,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能够推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过去倡导的城镇化、建工业园区有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建城镇、建工业园区,而是走产城融合模式,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县域产业集聚区不仅限于工业,也可以是农业、现代服务业或一、二、三产业相互链接、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聚集区(赵华,2010)。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土地集约化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以产城融合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走适合国情的农村新兴工业化道路,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的聚集,以县域产业集聚区的服务功能为新型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创造条件、提供基础支持。当大量同类或相关联企业、项目的集中布局、聚集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产业支撑,又有服务业的相对成熟的新型城镇,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能够推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