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态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油污土壤的含水率均高于对照样品,证实油污土壤中含有油分进而对水分进行包裹,阻止了水分的蒸发。有机质的测定结果显示,油污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对照样品。对照样品和油污样品的土壤粒度、总氮、有效磷、速效钾测定结果没有明显规律性,说明能很快被植物吸收的钾和磷与土壤的污染程度无明显关联。所有的土壤样品的pH值无明显差异,并且均偏碱性。
1.2DGGE分析样品中的菌群结构差异
3个样品共检测到32个处于不同迁移位置的条带(见图1a),其中1-1,1-2和1-C样品中分别检测到19个、16个和19个条带,显示该类土壤样品中的细菌多样性组成非常丰富,细菌菌群结构比较复杂。但是,3个样品间条带数差异不明显,显示其中微生物的种类多样性复杂度没有因石油污染产生明显的差异。聚类分析图可以看出,石油污染土壤样品1-1,1-2的菌群结构图谱相对较为近似,并且与它们的对照组1-C差异较大,这显示同一区域的样品与对照样之间的微生物菌群结构组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PCA分析后,确定3个样品中对于菌群结构差异贡献较大的条带6条,包括B8,B12,B16,B24,B26,B27号带(条带位置参见。这些条带除B12失败未能获得条带序列外,其余条带均成功测序。通过对序列比对分析获得其所代表的物种信息。除B16能够比对上已知物种,条带B8,B24,B26,B27均不能以较高相似性比对到已知的物种(<96%),显示它们所代表的是未被分离培养的微生物类群,而与之最近似的均为NCBIgenebank数据库中未培养的物种序列。B12,B16和B26为1-1和1-2共有的区别于1-C的特殊条带。B16和B26分别以100%的相似性比对上嗜血杆菌Haemophilussp.HGH0209和98.5%的相似性比对上未培养的Rubrobacter(放线菌红色杆菌属)。这2条条带以及条带B12只存在于石油污染土壤样品中或者是在其中的丰度要明显高于对照样品,显示这些微生物是造成石油污染和未污染土壤中菌群结构差异的主要类群。对照样品1-C有或比例较高的条带为B8,B24和B27,分别属于拟杆菌门、放线菌的红色杆菌属。B8在NCBIgenebank数据库中最近似的序列也只有96%的相似性,显示其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未知物种,其在RDP数据库的物种分类地位中以83%的可信度被归类于拟杆菌门鞘脂杆菌目的Gracil-imonas属。
1.316SrDNA克隆文库组成分析
DGGE技术的不足之处在于检测片段的长度较短(约200bp),且群落中比较稀少的成员(<1%)难以被检测到。需通过构建16SrDNA全长克隆文库对微生物组成进行更精细的分析。1-1,1-2和1-C样品构建16SrDNA克隆文库,分别获得可用序列70条、139条和37条。这246条16SrDNA序列总共被分成149个OTU。经与RDP数据库比对分析。其中主要的细菌类群属于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其中最占优势的是变形菌门,分别占1-1,1-2和1-C样品细菌克隆文库的58.6%,46.8%和43.2%。显示在石油污染土壤中,变形菌门细菌的比例升高,而在对照样品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细菌的比例则相对于石油污染土壤样品中较高。常见的石油降解菌假单胞菌属属于变形菌门,而在两个石油污染土壤样品中,假单胞菌属分别占了该样品变形菌门细菌的16.7%和10%,而在对照样品中则没有找到假单胞菌属的细菌。因此变形菌门细菌在样品中比例的升高很可能是与石油降解有关的微生物受到底物刺激后大量增殖所导致的。DGGE检测到的部分差异条带能够在16SrDNA克隆文库中找到相似的克隆,如B8条带序列与OTU29有96%的相似性。但是,其余DGGE条带与文库中已有的OTU相似性较低(<92%),可能是由于该条带所代表的细菌比例
教学目标是问题设计的支点,所有设计的问题都必须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目标包括课程专业目标和其他综合素质目标。专业目标是学生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这是专业课教学的目的。环境科学专业生态学的学习是要学生掌握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过程的影响,在这个总目标下,不同的章节内容又有各自的分目标,如,“群落生态学”部分,要求学生掌握群落的性质、结构、动态以及群落分类等,并能将这些理论应用于生态管理实际。老师必须准确把握这些目标,不得偏离。综合素质目标是通过学习活动,使学生获得专业以外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一般包括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探索与利用资源的能力,培养自我驱动、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技能等。老师只有准确把握了教学目标,才算占据了PBL模式的制高点,才有可能做好问题设计和发挥PBL模式教学的效果。
2.生态学问题设计
根据PBL模式问题的特点,结合环境科学专业生态学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通过反复斟酌和在2012级生态学教学中试用后再修改,凝练了9个问题,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3.问题的特点
中9个问题具有如下特点:
(1)紧扣生态学课程内容,有明确的专业目标和其他综合素质培养目标,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分析推理问题或调查、实验等实证研究解决问题,能够获得专业水平和其他综合素质的提升。
(2)问题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或是来源于身边,或是社会热点,能激发起学生探索与主题相关的专业知识。
(3)有理论性问题也有只能通过实验才能找出答案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答案,一些问题会随着信息的不断增多而不断改变和逐渐深入,如问题1、5、6。
(4)问题分布到了生态学各部分内容之中,避免了重复;
(5)适合于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和动机态度等,可以引导学生获得一定的学习产品,如图表、录像、论文等。在PBL模式生态学教学中应用证明,学生通过对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一方面可以获得丰富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使自身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等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1.教育资源的生态学研究由于高等教育出现严重的不公平问题,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难点问题。这些学者大多借鉴生态位的概念,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在外部环境中区域分布不均,中观环境中出现教育层次、教学类型高度重叠和空场,内部环境中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重构政府、社会、高校之间的关系。学者邢运凯通过对高等教育生态位的研究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当下出现生态位高度重叠的情况,出现教育类型、教育层次、区域覆盖等生态位高度重叠现象。并探索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办学自主性较差,政府的权力过大等诸多矛盾是高等教育生态位高度重叠的根本原因。朱振林不仅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生态位重叠,辩证地分析高等教育中存在大量的生态位空场。一是区域空场,大量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在东中部发达地区;二是层次空场,高职院校较少且覆盖区域狭窄,三是行业空场,高校大规模的合并和综合化,缺乏行业特色的高校。认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首先是要调整政府管理高校在资源配置、评价方式、权力分配的模式。其次就是对高校在专业、区域、层次上进行合理布局。赵书山则是从资源配置失衡来解读高等教育生态学现象。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存在主客体失衡,资源配置过程、资源配置方式失衡等现象。
2.人才培养的生态学研究通过国内学者对人才培养的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归纳、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1)关于创业教育的生态学研究创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部分,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创业教育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创业教育生态学研究中,如何构建良好的创业教育体系的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国内的研究成果很多。综合而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其一,有部分学者借鉴国外的创业教育经验,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刘振亚通过对中美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化培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中国高校创业生态系统中存在国家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少,对创业教育认识不足,创业课程少、社会和政府对创业资金资助缺乏、大学生创业实践科技含量低和时间短、创业积极性弱。并结合美国创业教育经验提出培养合格师资、构建良性高校创业生态系统、整合资金和资源、制定创业鼓励政策等建议。其二,以实证视角进行研究。如,陈少雄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创业教育主体中内部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各环境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创业教育主体与各环节因子之间的关系。构建出大学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培育策略。
(2)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胡春蕾、黄文龙以生态学视角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进行解读,认为学科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学科生态承载力,主要包括学科自我引导能力、学科资源、学科竞争力三要素。这三要素的能力越强,学科生态承载力就越强。并对三要素的发展走向提出建议,分享决策与包容共治是学科自我引导能力有效提升的途径;结构优化和质量先行是学科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多科综合与均衡发展是长期形成学科竞争力的方法。
(3)关于教师教育的研究教师教育作为教育生态发展的主体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研究的内容之一。于海洪以生态哲学的视角阐述了当下教师教育的困境———教育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学术性与师范性对立等问题。强调应优化“教师教育生态环境”,打破学术与教学的樊篱,构建“四位一体的”教师教育途径。马瑞娟认为影响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环境的主要有外部环境中的自然生存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以及内部生态环境中的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知识限度、教学方法等生态因子。
3.学术生态的研究随着我国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关于如何治理学术生态环境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术角度对高校学术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关于“学术生态”这一概念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两种理解:
(1)环境观。李中赋认为学术生态环境是一个由思想、知识和信息的交换,还有评价体系、学术制度、科研条件与其他因素组成的整体环境。
(2)现象观。栗明伟把当下大学学术界存在的“学术腐败、学术失范”等学术现象称作“学术生态”。通过对于大学学术生态文献的分析归纳,目前对于学术生态的研究就是关于大学学术生态危机的研究,王全林、程东峰认为一是高校追求学术数量而放弃质量,存在学术评价量化;二是由于高校内部行政权力过于强势,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所左右;三是学术过于功利化。宋燕、张应强认为我国大学教学学术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面临诸多制度障碍。强调既要构建支持教学学术的外在制度,也要确立教学学术的使命和理念。
(二)高等教育生态策略研究
关于如何促进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发展,国内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建议:第一,大多数学者强调,首先从宏观上构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体系。杨彩玲在《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生态化趋向的策略分析》中提到,强化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生态理念,突破生态理论与生态实践相结合,倡导高等教育生态化经营、确保生态化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生态体系。第二,由于高等教育生态位的错位发展,部分学者强调高等教育资源应该合理配置。彭福扬、邱跃华《生态化理念与高等教育生态化发展》中指出,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分布上、类别层次上、学科结构上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等作用进行优化调整。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学者邢运凯。黄志勇《生态管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发展的新境界》一文中在宏观配置上,强调有关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社会、高校等职能分布、权责明晰等问题。而陈雯兰、邢运凯《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路径分析与设计》则从微观上解读高校内部权力结构配置,认为应该将高校权力下放,尊重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第三,针对如何缓解目前高校存在的学术生态危机现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制度层面改善学术生态。以促进大学学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建立健全的大学保障制度。杨蕊提到重构尊重教师学术权力的保障制度、完善教师人事制度,建立大学的流动机制(即大学师生与学校之间进行双向选择、自主选择的流动机制)。
二、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以上国内对高等教育生态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有关高等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采用不同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生态学,探讨了当下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分析了在教育生态系统中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现象;比较了不同视角下高等教育生态学发展方向和路径,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综合研究不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结构交错、内容复杂的生态系统,因子之间相互关系不可忽视。现有文献大多是以高校内部某一生态因子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因子之间建构有效联系和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再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属于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当前过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部环境的研究,缺乏内外部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探索。
(二)研究方法有限除个别学者运用了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高等教育生态学发展中创业教育发展开展研究之外,其他学者都基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缺乏数据支撑,更难以找到质化研究的踪影。例如,在论述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过程研究中,对教师教育生态发展以及学术生态研究仅限于对当下现象描述分析,教师教育发展的主体诉求并未通过量化与质化研究进行深入剖析。
(三)研究对象单一在有关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多数集中于国内高校内部生态环境中部分生态因子的研究,全面性还不够。例如,仅有的文本中,以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研究主体对象,大多数是以国内高校本科教育为中心所展开的研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日新月异地发展趋势下,忽视了研究生和留学生教育的研究。
1.1校企、区校、校校、局校合作构筑四大平台
政府引导,促使学校与区域主导产业的主流企业合作,本着立足一个企业、面向整个行业的思路成立了友嘉机电学院、达利女装学院、青年汽车学院等七大校企共同体,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做到人财物相对独立,既是学校的二级学院又是企业的二级部门。学校和企业实行五个共同,即共同调整专业结构、共同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共同参与教学管理、共同开展就业指导、共同实施质量评价,其中友嘉模式和达利现象已经成为国家示范性要样本。学校与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展战略合作,组建学校发展委员会,以开发区政府为主、双方共同参与,共建高职学生创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学研发展学院和高技能培训中心,在人才培养、工学结合、专业建设、毕业生实习与就业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学校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建立了校校战略联盟平台,开展师资互派、学生互访、资源互通、学术共研,协同发展等在内的校际合作。学校与市人社局合作,建立杭职院实训中心暨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可同时容纳2600多人实训。四大平台的构筑,实现校企联动、同伴互助、专家引领,为专业发展构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1.2基于校企共同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目前国外流行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德国双元制模式;二是加拿大美国模式;三是澳大利亚模式。这几种模式有各自的优点,很难直接为我国的高职教育所用。目前国内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此,学校各专业基于校企共同体平台,提出“走出教材、走出教室、走出学校”,与企业合作育人、合作就业,根据专业特点,开展多种类型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例如,服装设计专业开展“整体化教学、生产性实训”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专业开展基于“四真三融”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等。
1.3实行“毕业即上岗、岗位能迁移、发展可续”的教学改革
学校结合区域产业主流企业人才需求,以培养学生“毕业即上岗、岗位能迁移、发展可续”为目标进行教学改革。打破教程的限制,把活页、工作任务书、实际的工作资料等作为校本教材;打破空间限制,把上课环境的限制,设在真实职业情境中,营造与工作现场一致的全真或仿真的教学环境;打破时间限制,采用模块化、整体性的理实结合教学;转变教学形式和手段,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打破教学内容的限制,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将职业资格标准融入教学内容,引入真实生产任务。改革考核评价方式,开展过程性评价为中心教学评价。打破教师的限制,企业的能工巧匠与教师之间进行身份互换。
1.4开展突出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多形式项目化课程开发
首先,学校各专业与校企共同体参与企业共同确定岗位群,开展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融入岗位职业资格标准,共同制定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共同开发项目化课程及教材,包括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课件等教学资源,并通过数字化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满足本专业学生和企业员工自主学习需求。
1.5推行“校中厂”、“厂中校”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一方面,学习按照企业生产要求,以生产车间、生产流水线的形式,校企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同时引进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和能工巧匠,开展生产性实训的同时也解决企业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校企合作企业生产车间建立教学区,如友嘉实业集团厂中校、达利教学生产车间、杭州电化集团教学区等,确保学生一边顶岗实习,一边及时得到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的指导。
1.6搭建“校企互通、人才共享”为平台的专业教师队伍
学校全面深入推进“教师企业经历工程”,要求专业教师必须带着项目下企业,每年必须有十五天的企业经历,这是教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与企业打通人才引入通道,采取“学校供编,企业支薪”的方式吸引企业高端人才进驻专业。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担任兼职专业负责人,确保每个专业都有一名来自企业的兼职专业负责人,实现与校内专业负责人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专业现代化建设。依托合作企业,积极吸纳一线专业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参与学校教学工作,实施兼职教师与专业教师结对子工程,保证教学质量。
1.1课堂主体“度”的失衡
教师和学生在教育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虽然他们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若有不同,但只要在适应范围内,他们所产生的教育、学习影响力是可以把握有“度”的。目前,形体训练俨然成为“体育运动”的课程,参与学习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由原来的10-20人,增长至现在的30-40人,在规定教育空间内,课堂生态环境已超过了生态主体的承受力,致使把握无“度”。学生活动空间过于密集,致使设计好的形体训练项目无法有效落实,学生不能有效实践,也就无法真正掌握形体训练的精髓,形体训练也就无法发挥其实践价值和影响力。
1.2课堂内部生态环境失衡
现阶段,高校形体训练教学资源短缺、知识结构单一,教学模式体系多存有漏洞,这些不利条件会给课堂内部生态环境造成“包围圈”,禁锢实践教学项目有效开展。比方说:形体训练教学场地设施少,训练器材的缺乏无法为教师提供充足、丰富的教学资源,无法满足形体训练室内教学要求。又比如:形体教学过程会发出不少“噪声”,在室内空间狭小的生态环境中,无论是克制学生行为训练,还是改变形体训练项目,都无法降低形体训练教学对周边教育生态环境的噪声影响。2.3课堂内、外部环境失衡高校教育与社会环境的距离很近,为充分锻炼学生的社会行为能力,形体训练通常会设置学校内部教育、社会外部教育两方面训练内容。在内,通过体能训练,让学生拥有强壮的身体,在外,通过举止、仪态等行为培养,让学生拥有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一方面,高校教学资源有限,要想从社会汲取“养分”,必须要促进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生态环境融合,如跳过这一步骤,形体训练会成为一项毫无应用价值的教学项目,它的生长、生存空间会被大大压缩;另一方面,社会要想借助高校大学生来维系人力资源结构,必须坚持用系统的眼光看待形体训练教学问题,一旦教师、学生对形体训练教学出现了理解和认识偏差,则社会很难正确解读出高校大学生在形体训练、社会行为培养上的发展趋向。
2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新型高校形体训练教学实践探究
2.1提高高校形体教学效果
遵循社会性群聚与阿里氏原则,让形体教学融入生物种群社会行为发展规律中,使其成为一种编辑工具,利用教育手段,改变高校形体训练教学思想,使其与社会“实践”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2.1.1社会群聚性以“社会群聚性”为特征,搜索形体训练教学资源,如:以基本形体训练项目为主,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辅,填充、完善单一化、区域化、理论化的形体训练内容,让瑜伽、体操、舞蹈等多种形体训练技术融入到教育中来,让学生感受到形体训练的实践价值,并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群聚性”社会当中,以最大限度发挥行为影响力。
2.1.2给予学生学习主导权可将形体训练内容划分为多个功能模块,让学生自主选择所要学习、训练的内容,因为被动学生,只会牵制住学生大部分精力,使其对教育生态环境失去信息和兴趣,一来,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二来,也不利于教师的课堂管理。因此,依靠现有教育生态环境,开发教学资源,给予学生学习主导权,对构建自然、平衡的形体教学课堂有积极影响。
2.2避免“花盆效应”建立开放式的、内容丰富的体育教学课堂
花盆效应是指人为制造的“框架”会限制生物自由的生长,使其脱离原有生态环境,走向非常态发展道路。高校形体训练需以此为戒,采用开放式、启发式教学模式,选择多样的、丰富的教学知识,让学生有机会和条件接触符合社会环境的形体训练内容。课堂上,教师可以以“生态系统理论”为题,让学生探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微观形体行为、宏观形体行为。学生在思考议题时,会重新审视形体训练教学,明白形体训练的教育生命力、活力所在,进而懂得如何将形体行为技术、能力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同时,教师也可设置具有实践特色的“形体活动”,让学生围绕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开展活动,教师通过同学间的互动,找出那些社会行为是正确的,那些行为是错误的。与社会环境关系紧密的“形体训练”,可以让学生从根本上了解到形体训练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
2.3贯彻竞争和协同进化机制、构建动态可持续发展的大学形体课堂
竞争是教育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特有的一种资源要素,它对周围生态系统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因此,在高校形体训练时,教师应适时规避消极影响,发扬其积极影响。首先,在日常训练中引入竞争机制,让学生们围绕一组形体训练课题,学习、研究、模仿,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形体技术的掌握能力、模仿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打分。此时,学生的竞争意识会促使其加倍认真、努力的完成老师布置的训练任务,如此一来,便可轻松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削弱“优胜劣汰”思想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力,虽然这与“竞争”理论是相互矛盾的,但其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教学价值。教师可以将同学分为若干活动小组,让学生进行群体式的形体训练,在此过程中,学生会逐渐了解生物之间相互协调与平衡的重要性,认清形体训练的社会价值。最后,结合教育实际,制造与现代教育环境相符的学习氛围。一方面,平衡“获胜者”、“失败者”的情绪状态,让每个学生在“竞争”、“合作”中受到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引入特殊竞争规则,不要将形体训练定义在竞争的范畴上,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推动学生协同合作共同发展。
2中医临床应用与微生态
中医从整体出发,通过调节机体使之处于平衡状态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与微生态学中微生态环境的平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很多学者从微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研究治疗疾病。小儿非细菌感染性腹泻属于中医学泄泻范畴,而微生态平衡则在腹泻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胡小英等[15]通过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观察中医药疗法(口服汤剂和小儿推拿疗法)对小儿急性非细菌感染性腹泻病的疗效及肠道微生态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医药疗法对小儿急性非细菌感染性腹泻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但是短期内对肠道双歧杆菌、大肠杆菌、乳酸菌数量影响不明显。胡晓霞[16]采用对照试验,将80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药治疗组,经临床观察发现,中药疗法既能有效治疗局部症状,又可以显著改善患者伴随的脾虚躯体不适症状,复发率低,疗效稳定性强。推测中草药不仅仅可治疗感染,还可作为一种微生态调节剂,扶持正常阴道内的优势菌,发挥其生物拮抗作用,从而达到重建阴道微生态平衡的治疗目的。陈莉[17]对60例假丝酵母菌阴道炎患者采用中西药对照的前瞻性疗效观察,发现舒乐宁洗剂对改善中医证候疗效与达克宁相似,对维持阴道微生态环境也有显著疗效。
菌根共生体在强化植物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提高植物营养水平以及塑造植物种群和群落结构与动态等方面均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菌根菌与植物相互作用过程中,一方面植物可以向菌根菌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另一方面菌根菌可以为植物提供氮和磷等营养,提高植物对环境中水的利用效率,增强植物对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的抗性.因此,外来植物若能与入侵地的菌根菌形成共生体,将大大提升其入侵潜力.目前的研究表明,菌根共生可能是促进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NI-JJER等在研究乌桕(Sapiumsebiferum)成功入侵的机理时发现,与土著植物相比,其根系中的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mycorrhizafungi,AMF)是提高乌桕生长率、促进其进一步入侵温带湿地系统的重要原因.HARNER等研究了AMF在斑点矢车菊(Cen-taureastoebe)入侵过程中的重要性,结果发现AMF极大地促进了斑点矢车菊对氮的吸收,从而有利于其在河漫滩地的泛滥生长.目前,AMF在外来植物入侵中的作用已被大量试验证实.如杨如意等认为菌根真菌在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canadensis)入侵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MARLER等对入侵美国西北部草地的斑点矢车菊的研究揭示:外来植物如能与AMF形成共生体大大提高了其入侵潜力.FUMANAL等在研究从北美传入法国的豚草(Ambrosiaartemisiifolia)时发现,接种其根系中的AMF显著增加了豚草的株高、基茎、叶片数、根生物量干重、地上生物量干重以及总生物量干重,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入侵.为了说明菌根共生如何促进外来植物入侵的机理问题,CAR-EY等采用同位素标记的方法研究了菌根共生对斑点矢车菊与本土植物爱达荷狐茅(Festucaidahoen-sis)的营养竞争关系,结果表明,菌根菌通过地下菌丝网络将碳水化合物由本土植物爱达荷狐茅向斑点矢车菊进行转运,进而抑制了爱达荷狐茅的生长,促进了斑点矢车菊的入侵,但此机制是否适合于其他入侵植物尚不清楚.此外,有研究发现,本地植物与菌根菌之间存在碳素竞争,从而抑制了本地植物的生长.那么菌根菌是否对入侵植物也具有负反馈作用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证明.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入侵植物与菌根菌相互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温室盆栽试验,所以仍需大量的野外证据来支持.
1.2固氮微生物共生对外来植物入侵的促进作用
土壤氮是决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外来固氮植物通过与土壤中的固氮微生物共生,显著提高了入侵地土壤氮的含量与可获得性,进而提高了入侵种类的丰富度.火树(Myricafaya)是生长于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上的一种能共生固氮的木本植物,该植物侵入夏威夷后,与土壤放线菌Frankia共生,其每年所固定的氮是本地植物固氮量的4倍,为其进一步入侵创造了有利的土壤条件.XU等在研究入侵中国西南部的外来植物紫茎泽兰(Ageratinaadenophora)的根际土壤特性和固氮细菌群落时发现,重度入侵地土壤的土壤肥力、固氮细菌数量和种类多样性显著高于轻度入侵和非入侵地.牛红榜等的研究结果亦显示外来植物紫茎泽兰重度入侵区土壤中氮元素的含量和土壤中自生固氮菌的数量都显著高于轻度入侵区和未入侵区.YELENIK等比较了黄羽扇豆(Lupinusluteus)和金环相思树(Acaciasaligna)2种外来共生固氮植物与入侵地土壤氮循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2种外来植物均显著提高了土壤中植物的可获得性氮含量,进而有利于其进一步入侵.然而固氮植物入侵对土壤氮可获得性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还与被入侵生态系统的生境特征等因素有关.如入侵南非的豆科金合欢属植物金环相思树和海岸金合欢(Acaciacyclops),在养分充足的土壤中氮矿化速率加快,而在贫瘠土壤中却没有.此外,外来固氮植物与入侵地土壤根瘤菌共生要比与本土根瘤菌共生更有利于其生长.如PARKER等对由美国入侵到北澳大利亚的含羞草(Mimosapigra)的根瘤菌进行分类鉴定,结果发现,入侵的含羞草中一些根瘤菌品系完全不同于生长于美国本土的含羞草根瘤菌品系,且这些澳大利亚根瘤菌品系对含羞草的入侵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综上,固氮微生物能提高入侵地土壤中氮的含量与可获得性,创造出有利于外来入侵植物生长的土壤微环境,促进外来植物成功入侵.
1.3土壤病原微生物的释放有利于外来植物入侵
尽管“天敌逃避假说”遭遇了一些研究的挑战,认为入侵植物逃避天敌不一定会提高入侵植物对群落的破坏作用,因而“天敌逃避假说”可能不是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然而,该假说目前仍然是最能解释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之一.该假说认为外来植物的成功入侵是因为其在入侵地成功逃避了本土的天敌(主要指食草性动物),从而充分发挥了其潜在的竞争优势.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外来入侵植物逃避的天敌还包括原产地的土壤病原菌、寄生虫、食根性原生动物等微生物.KLIRONOMOS通过接种病原体进入灭菌与未灭菌的土壤来研究入侵植物和本土植物的生长与病原体侵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土壤病原微生物对本土植物具有负反馈作用.CALLAWAY等研究了入侵植物斑点矢车菊在本土与入侵地土壤上的生长与土壤微生物群落总体作用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未灭菌的本土土壤上栽培斑点矢车菊,其生长速度明显低于灭菌的本土土壤,而斑点矢车菊栽培在入侵的未灭菌的北美土壤上,其生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灭菌的土壤.由此推测:本土土壤病原微生物的侵染对斑点矢车菊的生长具有负反馈作用,而在入侵地由于缺乏相应的土壤病原微生物,斑点矢车菊的入侵更容易.VANDERPUTTEN等在研究入侵博茨瓦纳共和国稀树干草原的印度蒺藜草(Cenchrusbiflorus)时指出,逃避本土土壤病原微生物也许是其成功入侵的原因.“天敌逃避假说”是基于扎实的生态学理论提出的,但该假说也有自身的局限性.BECKSTEAD等在研究入侵美国加州的欧洲海滨草(Ammophilaare-naria)时发现,入侵地与原产地的土壤微生物对欧洲海滨草的生长均表现为负反馈作用.也有研究表明,入侵植物在入侵地可以通过富集对本地植物有害的土壤病原菌来影响本地植物的生长,从而成功入侵.如MANGLA等[52]发现入侵印度的飞机草(Chromo-laenaodorata)可以富集入侵地土壤生态系统中的土传致病真菌-半裸镰刀菌(Fusariumsemitectum),抑制本地植物生长,促进其成功入侵.
1.4土壤微生物群落总体结构的改变促进外来植物进一步入侵
在土壤总群落结构与功能水平上,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地上植物群落组成密切相关.外来植物入侵常常导致本土植物群落组成剧烈改变,进而引起根系分泌物和凋落物的化学组成发生变化,最终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相应的演替,且改变后的土壤微生物群落有利于外来植物的进一步入侵.目前,关于土壤微生物群落与入侵植物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2个方面:
(1)外来植物入侵与土壤微生物群落具体组成的关系.SI等在研究南美蟛蜞菊(Wedeliatrilobata)入侵程度与其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关系时,发现轻度和重度入侵显著增加了南美蟛蜞菊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的丰富度,而对细菌群落未造成明显影响.此外,南美蟛蜞菊的入侵也对参与土壤氮循环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了明显影响.KOURTEV等研究了日本小檗(Ber-beristhunbergii)和柔枝莠竹(Microstegiumvimineum)的入侵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2种植物的入侵显著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尤其是代表细菌与菌根菌的脂肪酸含量均随着入侵的深入显著提高.BATTEN等研究了外来植物黄矢车菊(Centaureasolstitialis)和钩刺山羊草(Aegilopstri-uncialis)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关系,发现植物入侵显著提高了土壤硫还原细菌、硫氧化细菌等的脂肪酸含量.此外,我国学者对紫茎泽兰和薇甘菊(Mika-niamicrantha)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2)外来植物入侵与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关系.外来植物之所以能成功入侵是因为其能够促进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演替,进而创造出有利于自身生长的土壤微环境,从而加快了入侵进程.DUDA等和LI等的研究表明,盐生草(Halogetonglomeratus)和薇甘菊入侵均显著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多样性.针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祖元刚等研究了喜树(Camptothecaacu-minata)替代紫茎泽兰过程中根际微生物的群落特征,结果表明,紫茎泽兰的入侵显著提高了土壤真核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对细菌多样性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研究的入侵植物种类有关.
1.5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改变对外来植物进一步入侵的作用差异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有机物的矿化作用和无机物的转化,并由此影响着土壤营养的可获得性,而土壤营养的可获得性又直接影响着植物的个体生长和种群或群落动态.现有研究表明,外来植物有选择地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某种功能可能是其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之一.如BAJPAI等证实:与非入侵地土壤相比,紫茎泽兰入侵地土壤具有较高的微生物活性和速效氮含量,对紫茎泽兰生物量积累具有积极的作用.LORENZO等发现,银荆(Acaciadealbata)的入侵使土壤碳、氮和可交换磷含量持续增加,从而为银荆的进一步入侵创造了有利的土壤营养条件.SUN等发现,紫茎泽兰的重度入侵显著增加了土壤总磷和硝态氮含量.EHRENFELD等分别研究了入侵植物日本小檗和柔枝莠竹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伴随着植物入侵,土壤总氮的矿化作用和硝化作用均显著提高,从而为植物的进一步入侵创造了有利的营养条件.不同入侵植物对土壤微生物功能的影响不尽相同,如EVANS等研究了旱雀麦(Bromustectorum)入侵对草地氮素营养动态的影响,结果表明,旱雀麦通过提高氮素在植物体中的滞留量而降低了土壤氮的可获得性,从而降低了土壤总氮的矿化速率.DRENOVSKY等研究了钩刺山羊草入侵与土壤营养循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植物入侵显著降低了入侵土壤中碳与氮的循环.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研究的入侵植物种类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入侵生境有关.因此,今后要扩大外来植物种的研究范围,探索不同物种入侵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关系,为揭示入侵机理提供更多的证据.
2植物入侵的内生菌生态学机制
植物内生菌(endophyte)泛指那些在其生活史中的某一段时期寄居在植物体内,对植物组织没有引起明显病害症状的微生物,包括那些对宿主暂时没有伤害的潜伏性病原菌、菌根菌以及营表面生的腐生微生物.植物内生菌可增强宿主的抗逆性、抗病性、抗虫性、提高植物的生产力,以及对其他植物的排斥性等,但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本土植物进行的.近年来,研究者开始从内生菌的角度研究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相关机理.有研究证明,内生菌能够增强入侵植物的入侵性,如SHIPUNOV等发现,入侵北美草原的斑点矢车菊体内定居了多种内生真菌,并且部分内生真菌直接提高了斑点矢车菊在入侵地的竞争力,进而增强其入侵性.ASCHEHOUG等研究了内生真菌对入侵植物斑点矢车菊化感作用的影响,发现感染内生真菌的斑点矢车菊对本土植物(Koeleriamacrantha)的化感强度很高,感染数是没感染数的2倍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斑点矢车菊的竞争能力.此外,假高粱(Sorghumhalepense)体内定居多种内生固氮细菌,这些内生固氮细菌的存在进一步提高了土壤中碱金属(Ca2+、Mg2+、K+、Na+)、微量元素(Zn2+、Fe3+、Cu+、Mn2+)以及可被利用的氮、磷元素的浓度,从而提高了假高粱的入侵能力.此外,人们还发现,内生菌的存在可以通过改变入侵植物的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来修饰其入侵性.如RUDGERS等发现内生真菌(Neotyphodiumcoenophialum)的存在提高了外来植物高羊茅(Loliumarundinaceum)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入侵.然而,人们也发现了一些相反的结果.如NEW-COMBE等发现斑点矢车菊体内的部分内生菌是病原菌,这些病原菌的存在抑制了斑点矢车菊种子的发芽、生长,并延缓其开花.不难看出,植物内生菌在外来植物入侵过程中可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入侵植物的促进作用.因此对入侵植物与其内生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展深入研究可能会发现新的规律,为控制入侵植物提供新的解决途径.
3入侵植物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面临的问题
国内外关于外来植物入侵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由于入侵植物的种类不同,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理亦不尽相同,争议仍然存在,目前很难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二、农村幼儿教师生态学下的现实困境
(一)自身专业成长需要缺失,发展平台短缺在所有幼儿教师中,农村幼儿教师应该是最悲情的。农村幼儿教师往往被排挤在教师编制、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机会之外,缺乏专业发展需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其次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性需要也严重缺失,教师的生存满意度、心理焦虑感、职业忧虑感等心理健康指标明显低于公办幼儿园教师和社会一般人群。
(二)家园合作处于低水平,幼儿园组织文化中的“花盆”效应受农村地区家长文化水平制约,以及农村教师多忙于教育教学工作,幼儿园家园合作水平滞后,家园联系处于一种表面层次上的“良好”状态。幼儿园组织文化是关于观念文化、管理制度、人际模式等交互作用而创生出来的制度模式,它蕴含着教师发展的可能空间和限制因素。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上称为局部生境效应。这种效应在农村幼儿园体现得更为明显,表现为教师与教师之间、年龄组之间的“失语现象”。这种缄默性的组织文化阻碍了教师的专业反思以及交流合作,教师如同处在“花盆”中一样,内部素质提升困难,专业发展停滞不前。
(三)社会性支持环境缺位,农村家庭及乡镇社区与教师衔接不畅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不是教师自身个人的完善,需要多方进行合力效应。农村家庭、乡镇社区是农村幼儿教师的外系统,它虽然不直接对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帮助,却能对其间接产生影响和作用,从而影响教师的个体发展。而当前农村幼儿教师社会性支持环境缺乏,很多在农村地区的幼儿教师社会地位较低,普遍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此同时,家庭对教师提供的支持也较少,很少家庭能为教师的发展提供帮助,乡镇社区与家庭的衔接也不是很通畅,家庭,乡镇社区和教师三者之间衔接不通,这使得农村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外部系统短缺。
三、改善农村幼儿教师现实困境的生态策略
(一)满足农村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搭建农村幼儿教师发展的微系统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的自然性需要以及社会性需要的满足是幼儿教师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首先要满足农村幼儿教师的自然性需要,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满足农村幼儿教师的根本生存需要,第一要保障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幼儿教师的工资,并要保障足额发放;二要增加津贴补助,如学历津贴、加班津贴;三是保障机制,农村幼儿教师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应得到确保,让农村幼儿教师也能享用公费医疗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其次要满足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性需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农村幼儿教师的身份和地位,职称评定是农村幼儿教师身份落实的一个重要体现。
生态工业园则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清洁生产要求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园区。它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等方式把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产业系统中建立“生产者一消费者一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寻求物质闭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它是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后的第三代工业园区。
黄石市工业囿的发展应在循环经济理理念下,尽快建立黄石市生态工业园理论方法体系,并依此建立生态工业园,这对黄石市开展“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构建黄石市生态工业國势在必行
黄石市是主要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黄石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正步八快速发展期。资源型城市是指因当地森林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兴起的,并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资源型产业支持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城市。黄石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享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之美誉。全市已发现的矿产有能源、金属、非金属、水气4大类,计76种,已探明储量的有37种。其中金、铜、钼、钴、锶、硅灰石等14种矿产储量居全省首位。铁、铜、金、煤、石灰石等是黄石的优势矿产。煤、铁、铜、金、硅灰石等矿产丰富,是全国六大铜矿基地、十大铁矿基地之一,硅灰石储量居世界第一。依托这些资源,黄石建起了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等大型企业,吃了较长时间的资源饭。黄石市这个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本地的资源和环境造受到了一些影响和破坏。经过多年的开发和利用,黄石市铁矿、铜矿的开采量已下降50%以上,铁矿石已由最高年产700万吨减少到400万吨。近些年来曾经引以为豪的矿产,开始呈现枯竭:22座矿山相继闭坑,储量低于30%的矿山有14座。煤炭开采量下降70%以上,煤炭只有最高年份的30%。黄石矿产资源面临萎缩、枯竭。
黄石作为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仍不合理、功能不很协调,资源消耗大、利用率低,污染问题较多。黄石市主要环境问题有①未来的环境窑量不足。②污染排放总量大并呈增长趋势。③环境质量面临降级威胁。④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体上未遏制。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⑥资源禀赋不足。⑦产业结构调整艰难。⑧环境保护投八不足。⑦环境监管存在薄弱环节,执行性的环境法制尚待健全。
黄石市的循环经济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黄石市尚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工业园区。黄石市工业园的构建主要以实现地方GDP增长为目标,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手段,多以圈地经营为主要形式,工业园发展存在一定不可持续性、非生态化等特点。目前许多工业园规划和建设趋同化,缺乏特色。很多园区内企业没有形成产业共生关系,物质和能源缺乏有效的流动,资源利用率低且浪费严重。园区内大多数企业都是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物,以“资源-产品-废弃物排放”的开环型物质流动为特征,导致资源的高开采、高消耗、低利用和污染的高排放。这些现状问题困扰着黄石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工业园区是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之后的新型工业组织形式,被视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之一。生态工业园是以循环经济与工业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式。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相比,生态工业园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要实现产业生态化目标,黄石市必须按照生态工韭学和循环经济原理规划一批生态工业园。在作为湖北省工业发展支点之一的黄石市开展生态工业园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势在必行并大有可为。
2黄石市已具备建立循环经济理念下的生态工业园基础
黄石市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黄石积聚了一批较具规模的资源型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这些资源型企业通过产业转型和资源综合利用,逐步形成了以企业自主发展的循环经济体系。黄石工业园区是伴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发展起来,而工业园区的建设主要以经济发展为重点,存在着工业园区规模小,企业间关联差,产业链短,生态园示范效应未能有效体现。黄石市产业发展总体上缺乏生态化规划设计,循环经济主要是由企业自主发展。有限范围内存在不多的准生态工业链。未形成产业生态群。
随着建设经济开发工业园区的经济模式的推行,黄石市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先后建设的工业园使黄石的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了调整。黄石市各工业园区在招商和项目建设中,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企业,选择科技含量高、资源节约、生产渚浩型企业八园,各园区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点,选择主导产业,作为重点领域,构建企业经济共生产业链,形成了市经济开发区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业园区。在黄石市,目前已形成了一批有示范作用环境友好企业、生态企业:湖北黄石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黄石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兴华生化有限公司、黄石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黄石振华化工有限公司、黄石华亿冷轧有限公司、青岛啤酒(黄石)有限公司等。作为推动“循环经济”的重要实施手段,建设生态工业园的价值和必要性已逐渐得到黄石市相关组织部门机构(如黄石环境保护局、黄石市科技局等)、社会各届人士的普遍认同。
黄石市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工业园建设的政策环境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石市依托资源发展经济,并与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同步进行,初步形成了以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为加快发展黄石市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黄石市已被列入全省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试点实施期限为2008年~2010年。黄石市发改委组织编制(黄石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方案)、(黄石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力争通过为期三年的循环经济试点建设,使我市在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率先在全省形成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模式。黄石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体会议(2008年8月22日)指出,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优化发展环境为保障,努力打造全国“两型社会”建设典型示范区;用5~10年时间,基本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文明体系,基本实现”建设大城市、发展大产业、构筑大园区”的宏伟蓝图,到2015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些为黄石市构建循环经济理念下生态工业园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3建设黄石市生态工业园的措施与方法
黄石市现有工业园基本上属于我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工业园,存在着重复性建设、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等弊病,因此需要按照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原理的要求,改造和升级这些传统工业园并建设一批新工业国。构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导引企业的推进机制是推动生态工业园发展的总体思路,应采用不同的推进机制推动生态工业园规划与建设。
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与方法来加快黄石市生态工业园的规划与建设。
3.1加快建立生态工业园规划领导机构。生态工业园是集社会、经济、技术、自然生态为一体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为保证新区生态工业园总体目标和规划指标的实现,黄石市需要尽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和高层次的专家咨询队伍。
3.2尽快建立黄石市生态工业园理论方法体系。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黄石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进行生态工业园建设时必须将规划与本地特点相结台。要遵循“减量优先”、“经济高效”、“物质循环”、”产业集聚”、“企业共生”等原则。尽快组织开展相关规划研究工作:基础资料分析、企业层次规划、工业共生网络设计、污染控制规划、组织运行管理设计、景观生态设计、人文环境设计等。
3.3加快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产业关联。要大力发展有利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产业和产品,调整工业的结构和布局,重点培植生物与医药、机电产品、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采用新技术、可再生资源、清洁生产的新兴产业。通过物质集成、水系统集成、能源集成、技术集成、信息共享和设施共享等措施,建立和加强工业园区内产业之间以及园区内与园区外产业之间的共生耦合关系,引进补链企业,构建工业生态系统,提高产业关联度,强化产业集聚效应。通过协同进化,使企业业务结构、资源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产生费用的节约,并且企业问使对资源和利益的竞争转向互补和合作。
3.4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循环经济为为指导,要改变旧的生产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绩效,提倡资源再生,减少环境污染产出,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实觋企业内部资源和综合循环利用和产品结构的高级化。
3.5加快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与建设。从实际出发,根据工业生态学原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工业园区,明确工业生态园的产业定位,全方位建立园区内和各种链接关系,促进园区产业升级。
根据现有工业园既有条件、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生态工业园特征,黄石市可以按照改造、升级传统工业园、建设一批新工业园和虚拟型工业园等模式发展生态工业园。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有多种样式,不应拘泥于形式,而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设。当前土地资源逐年减少,同时企业存在负担过重问题,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和虚拟型生态工业园是适宜当前现状的两种主要类型的生态工业园。印应对现巳存在的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以冶金、建材、电力为主体生态工业体系,并与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和已经建设的工业园进行生态改造相融合,逐步发展为以生态工业园为依托的循环经济体系。
例如,黄石市新冶钢的冶金工业园区、下陆工业园区应围绕冶炼资源发展冶炼、化工生态工业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增加补链企业,延长产业链。对于新工业园区(如黄石黄金山工业区等)建设,首先要对工业园区进行科学规划,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结合本地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确立园区处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的主导企业,建立起相关工业企业的生态链和生态平衡关系,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污染排放的最小化。黄金山工业区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与园区企业能够形成生态产业链的项目优先建设,发挥产业聚集的工业生态效应,实现生态工业园内产业链共生互补。
3.6研究先进适用技术,建立完善科技支撑平台与体系。生态工业园建设过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关键,重点开发中水回用技术、重金属回收技术、危险废物和有毒有害化学品安全处置技术以及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及生态链关键技术等。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园区企业孵化器,鼓励园区孵化器与高校院所、中介服务、风险投资、孵化器协作网加强联系和合作。
3.7加大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生态工业园多元化投资体系。制订有关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经营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在确保信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支持生态工业建设的有关项目。加大财政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投人。积极吸引民营和国外资金投人,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3.8加强生态经济宣传教育与国内外合作交流。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活动,积极倡导绿色文明,使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中普遍开展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有关课程的教育,提高他们环境资源意识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能力。
加强与国内外相关组织、部门、企业、科研机构等在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领域的学术、经验交流与合作,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生态工业的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