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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中获得了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这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想象的,同时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人日常的休息娱乐方式也逐渐多样化。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在那个年代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认识。所以,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需求给我国文学带来了发展空间,呈现出繁荣的状况,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文学期刊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各种家用电器包括电视剧电脑等逐渐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产品能给人们带来更直观更形象的视觉享受。此外,国家给人们的社会福利也越来越好,各种电影院、歌舞剧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文学也开始渐渐被人们远离,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难以跟从前相媲美了。
(二)文学研究染上“自闭症”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丝阴影,“”带来的动乱时期让我国的发展难以跟上发达国家的脚步,80年代初,我国粉碎了“”动乱,社会思潮开始发展,而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引导者,必须要迅速迎合社会的发展速度。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很多经典作品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并且这一时期的作品很注重与人们的生活相挂钩,很多描写的就是人们生活中真实的生活。然而从90年代开始,文学作品逐渐被社会冷落,文学创作者不再与读者的内心世界相连接,开始在文学上进行研究力求取得优秀的成果。我国文学逐渐开始“闭关锁国”,既没有与人民进行有效的沟通,更没有努力地进行创作,逐渐变成封闭的文学,阻碍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难以再起到引领社会价值观的作用。
(三)多元化的形式和丰富的文学内容打垮了传统文学
多种因素对传统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社会科技的进步以及读者或文学创作者的影响,现在的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人们逐渐被这种丰富的形式所吸引,而网络文学便是当今发展最迅速的一类文学,到目前为止对文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当今科技的进步,使得掌上阅读器的发展已经很成熟,网络文学便在这时候发展起来,虽然很多文学作家批评这种掌上文学有种像吃快餐的感觉,但是难以否认的是这种网络文学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虽然在创作内容以及表达的思想价值方面与传统文学相差很多,但这种文学最看重娱乐性,没有那种艰涩的理解难度。而正是这种方便的阅读方式,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学,所以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准确定位是拯救现当代文学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品格定位
通过对我国现当代文学走向破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近百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本文从振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对我国文学进行品格定位的几点浅薄认识。本文认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应当对知识品格和审美品格进行正确的定位,把握正确的品格定位方向。
(一)知识品格
我国当代的文学课程教育对当代文学的知识品格要求很高。在现代的教育教学中,普及知识教育主要通过文学来进行,也一直对社会思想价值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知识性色彩的缺乏,使知识的传播功能越来越薄弱,所以在文学创作上要丰富知识色彩的描写,使其更好地发挥对知识的传播功能,所以从文学教育方面来说,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正确的知识品格定位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要对我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知识定位就要构建以文学史为基础的框架,用作家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以及展现的艺术特色进行文学课程的教学。从文学课程的教育来看,知识品格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与此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从这一点来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更离不开文学教育,由此可见知识的重要性。要想收获物质财富,离不开知识;要想获得精神财富,更离不开知识。因此要想实现物质精神双丰收,必须要注重人们的知识品格定位,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文学的知识品格定位时,要正确对待文学的严肃性,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反对低俗文化,保持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此外,文学创作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创作符合当下社会氛围的文学作品;建设科学的文化教育体系,通过深入地研究文学作品,勇于创新,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审美品格
文学不仅具有知识品格,同时还具有审美品格。文学对于培养我们良好的审美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浓厚的艺气息,文学的美不同于自然的美,自然美更加直观,虽然文学美需要人去用心灵去仔细品读并发现其中的美妙,但更能让读者的心灵升华。相比于自然美而言,文学的美对升华人们的灵魂更具有优势,它是对社会生活以及人类心灵的美的浓缩的精华。正因为如此,人类文学历史上才遗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作品。以审美的眼光去欣赏文学,也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审视。经济迅速发展使原有的社会发展速度已经远远难以跟上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周围的现状进行深刻的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怎么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一个个问题都在诉说着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也是当今时代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文学中,它不像人类对宗教的信仰,更不像哲学那样以深刻的思想解放人类,而以对生活的美好想象来升华人们的灵魂。所以正确把握文学的审美品格,能荡涤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文学主要靠知识品格和审美品格来支撑着它的发展,因此对这两种品格进行正确的把握极其重要。但现存的问题是现行的文学教育仅仅注重科学层面上的文学知识与文学技巧的教育,人文层面上的教育已逐渐被人们忽略,文学作品“审美”品格的注意以及对文学的“审美”思考变得没有了,这种局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并且加以改正。随着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社会的日益多元化,我们需要的正是用文学这一表现形式来进行思考和相互交流,使人类的心灵得到启发。
二、加强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措施
(一)注重启发教学
现当代文学的思想与当今的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渐行渐远,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学者及相关教育者们对现当代文学也进行了诸多改变。比如对现当代文学课程名称进行更改、增加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等。无论教学怎样改革,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忘记文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进行加强,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提升思想境界。虽然现今教学环境恶劣,但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根本任务并没有改变。现当代文学不是技能,是文化思想和精神力量,文学教育应该与时代情况相结合,但不应过多从技能处寻找突破口,教师应使现当代文学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或当今时代思想文化紧密相连,而不是沿着作家介绍,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传统教学套路讲授枯燥乏味的课程。对现当代文学进行作品分析时,教师在指导学生将文学作品的精神世界中结合现今时代思想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进而引起学生对于历史的追问,发散学生思维,借文学作品和相关文学历史来引导学生对当下这个时代进行思考。教学过程中注重文学和时代精神结合,教师应带动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加强与当今践踏生命、无视生命价值的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对生命产生敬畏,学会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惜[3]。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教师不要用过多时间讲解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不要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反感。而应该将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结合,加强文学与历史的契合,使学生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激起大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学习的乐趣,在现当代文学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情趣,最终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培养。
(二)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应与中学语文教育接轨
师范院校承担培养未来初高中教师的任务,师范生的教育好坏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初高中教育。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作为师范院校标准的现当代文学教材出现。这种教材建设的缺失导致现当代文学教育与师范培养的特性不能很好的结合,毕业的师范生很难将所学知识在当前中学语文的教学环境中进行施展,甚至直接会与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脱节的情况。因此,应该及早出版具有师范特性的现当代文学教材,这对于师范院校现当文学教育的师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高等师范院校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学内容上不能与中学语文教学紧密结合,这当中教材占了很大原因,师范院校选用的教材与当今中学语文教育脱节,直接导致两者在教学内容上的脱节,这种脱节不仅会给学生造成学习困惑,而且会加速教学内容上的巨大差异。在培养师范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中学语文的教学对现当代语文教学进行多方面阐释,让学生把握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体系,理解两种教学的差异性。师范院校教师不能轻视中学语文的教学难度,对中学语文的解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对文本的浅阅读。高等师范院校应在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上与中学语文教学接轨,如今,为了加强现当代文学教育,教育工作者们不断转变教学理念、革新教学方法、调整教学目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关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却不多,高等师范院校对中学语文和大学现当代文学的衔接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笔者认为,想让中学语文与大学现当代文学教育紧密相连,必须改变当今中学语文课堂对知识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模式,中学教育者应学习和运用科学先进教学理念,对中学生实现性化教学,增加其创造性。在电子时代中,应注重中学生写作表达能力的培养加强文本分析能力。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传统文化中将书籍设计称为书籍装帧,对书的封面和板式采用二元化的思维进行设计。传统的书籍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情况的影响,其书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变迁。书籍的装帧从字面上讲就是将许多的书页装订成书,其中“装”字的来源主要是传统的卷轴书制作中的装裱,也可以说成对书籍的装潢。帧是数量单位的表示。传统书籍最早的装帧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较为接近现代的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的浪潮推动了书籍设计的更新,出现了现代书籍的设计。
1.2现代书籍的设计
受到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形态脱离了传统形态的约束,在设计中更能体现一种整体性。从传统的书籍装帧到现阶段的书籍设计体现了设计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转变。书籍设计打破了书籍装帧堆叠装订的形式,在设计中对书本内容和书中的元素进行了结合,使其形成一种较为和谐的空间。现代书籍的设计主要是由设计人员通过对书籍内容进行阅读,然后在设计中突出主题,对设计进行知性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在设计中,通过对各种数据精心的计算和把握,有条理的构建整个书籍的框架。综上所述,现代书籍的设计内容相当广泛,无论是外在造型还是文字信息都能体现书籍整体的设计。
2、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传统书籍的装帧设计中不但能够体现人类精神的内涵,还体现了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梯性的过程,这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一定的连续性。新文化通常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发展的,由于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分离,在分合之中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和特点,通过不断的沉淀形成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作为五千年文化的源泉,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的浩瀚和中国人伟大的思想。从传统的诗集到现代的散文,无不显示书籍的丰富内涵。书籍装帧随着现代思维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书籍装帧的形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文学中,对书籍的装帧注重书籍本身的内涵,除了在装帧中体现书籍内容的可视化,将所有书籍内容使用可视化符号表示出来之外,还对书籍的外在美观度相当重视。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会将书籍中抽象的内容使用具体的图像表示出来,这样跟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书籍本身在创作中遵循可读性的原则,在设计中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传统的设计思维也不是守旧思维,而是书籍表面的图形和色彩带有一定的古代文学、文化的气息,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设计者本身对书籍的艺术加工程度的不同,而书籍的功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3、“反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反传统”思维是现代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它不受各种常规的约束,能够突破传统的思维设置和限制,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不可预知性。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运用在行为艺术和概念艺术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反传统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定型思维的偏向性较为严重。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书籍装帧不会使得书籍本身的功能有所改变,其含义的变化也相对较小,随着现代书籍发展的影响,书籍设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设计手段更加繁荣,与此同时,书籍设计中也出现一些较多的流派,使得设计中各种艺术思维相互融合,相互竞争。除此之外,在书籍的设计中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设计和思维模式,使得书籍设计更加体现一种反传统的韵味。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能显示出人类思维的跨越和信息时代的思维变迁。在这样的发展中,设计成为新型思维模式的代言。在反传统潮流的推动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是的《析世鉴—天书》,他的书籍体现的是一种符号化的伪文字,相对来说已经失去交流甚至是阅读的功能,虽然具备了书籍的外表,但是却拒绝读者进入书籍深层的领悟,实际意义上体现的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不可释读的艺术作品。
4、传统书籍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的辩证统一
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书籍的设计本质上体现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将这种辩证关系置于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中更加具有概念化的内涵,有时甚至是超越了概念化本身,成为了精神内涵的抽象化产物。传统因素不能将其单纯的理解为过往经验的叠加亦或是相对陈旧保守的思维,反传统因素也不能将其简单的看作是对传统书籍装帧的,叛逆的思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反传统书籍的设计就是将传统的装帧设计推向一个非理性的书籍设计阶段,其实不然,只有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相互辩证存在,才能为书籍设计和发展开拓新的方向和途径,才能锻炼读者的跳跃性思维模式,促进他们在学习吸收文化知识的同时活跃思维,方便思考和创新。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使得书成为了一种阅读的符号,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工具,只是成为艺术家表达感情的符号产品,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加体现了传统和反传统的辩证关系,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既是辩证的关系又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他们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的是书籍本身概念化的诠释。传统和反传统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主要是这种概念化的思维被现代思维进行了深层次的解释。最具有传统和反传统过渡代表性的是现代文学书籍。相对于传统书籍而言,反传统书籍的出现从内容和书籍设计的形式上完全背叛了传统书籍的设计,更加体现了书籍设计上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反传统思维的背叛,使得书籍设计的空间维度不断扩大,主要具有表现性的是概念书籍的装帧设计,由于概念书籍的形式相对怪异,给读者的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将人类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强化,更深层次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进步。随着书籍设计的不断发展,不论是激情澎湃的可诠释性传统书籍,还是具有概念化符号的反传统书籍,他们都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相互支撑和发展,传统思维逐渐转向反传统思维,在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层的改变。不断对人们的生活和发展进行影响,不断教育人们,使得人们的境界不断的得到提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当代文学兴起,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一大“领导者”。但是现当代文学流传到今天,却受到了社会各类因素的干扰,而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学校扩招、课业压力、课程改革等的影响,都造成了他们不再自觉的去进行阅读文学作品,更感受不到现当代文学著作中所包含的种种现实意蕴。对于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篇章,也只是将其看做是一项考试范围,只求能够答对与其相关的题目,并不进行深入思考。
一、在语文教育中融入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必要性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字语言相比其他文学形态,有着非常明显的教育优势。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在保持本身属性特点的基础上,又受社会的制约,需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而现当代文学作品摆脱了旧的文言文语言表述方法,在文学作品中更加突出了生活中的通俗语言,摆脱了语文文言文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从而使学生更为容易理解作品,进入作者的世界,与作者进行“对话”。同时,在语文教育工作中,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更为贴近学生的生活,这对学生优秀人格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达到借助文学进行教育学生的目的。
二、在语文教育中融入现当代文学的有效策略
(一)重点解析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特色,了解作者创造心境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展现文本语言中的典型特色,进行了一定创造突破,对文本语言进行了更为真实、更为个性鲜明的塑造,它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匠心,文本中鲜明的语言特色,更展现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因此,深度剖析独具特色的文本语言特色,也是更为精准的了解作品意义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朱自清所作的风景散文--《荷塘月色》,这一是他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同时更被收录在了语文教育教材中,这篇语言美丽并精致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风景优美、耐人寻味、如诗如画的绝美意境。用以诗化的文本语言,造就了“文中有诗”、“文中有画”的文学至高意境。可以说,现当代散文语言,在朱自清的写作中已趋于完善,并成为经典,其主要体现在:文本语言符号构成了作品的双重视觉,形成了一种虚无缥缈式的文字语言。朦胧月色和碧叶亭亭的荷花的完美画面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在作者心中,这更是一处天堂、一处精神避难所。这篇文章用以文字语言,尽情的描写池塘、描写月光,描写每一处景物的景色,最终使得作者笔下的月光与荷花池美到了极致,文中夸大了作者对此情此景的审美因素,使学生在欣赏景色的同时,更能读到一种语言的魅力感。这是由于作者正处于一定的特殊时期,荷塘月色更是寄托他对未来无限期待的地方,而现在只有在这里的“荷塘月色”来能安慰自己的灵魂,这孤独的幻想满足他满足他摆脱现实的欲望,从而创造出了这独特的月光,这如天上人间的浪漫天堂般的场景,传达出作者追求自由和宁静的期盼。
(二)深入挖掘现当代文学著作的内蕴
理解文学,我们必须面对文本语言。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语言被认为是需要首要关注的问题。从语言意义上来说,汉字分为三个部分:表音、表形和表义。然而,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内容来说,其所要表述的内容远比单个汉字所要复杂得多。在文学中,某一个词和一个字所要表达的将远远超过它在字典中的意义。的《雷雨》,以文学与舞台的高度统一,而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剧本的代表作。自《雷雨》出现以来,不仅多次被搬上话剧舞台,更加入到了语文教育教材中,成为学生必读课文之一。作者用以高超的人物语言,成功地塑造出了八个经典人物,而这八个人物的成功塑造的先决条件就是作者再本文对话中随突出设计的--潜台词。从而造就了这篇著作能够达到全貌乃后定。所以学习《雷雨》,最为关键的就是文中的人物语言,但是只理解人物语言中的表层意义,也不能对作品内涵进行理解,只有深入挖掘人物语言中的深层意义,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这一文学著作的本质意义。
三、结束语
在语文教育中, 现当代文学作品必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要想充分发挥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必须正确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语言和内涵,促进其自我感知文学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印[J].北京大学学报,2003(5):27.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简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思考的引发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
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2]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
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
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
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古代文学教学包含着对学生的人格、心灵、情感、审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学生的思想灵魂,使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帮人成才。古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品德高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确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高远目标的追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在教学过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论的教学观念,才能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一
在传统的中文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主旨在于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一系列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现代文化品位和现代史审美情趣,训练学生分析、鉴赏、评论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能力,[1]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未来面对的是留学生群体,除了讲授汉语,也不能忽视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介绍。正如查尔斯·弗赖斯在他的名着《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所论述的:“把文化背景当知识去学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背景知识去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从而正确理解目的语国家的人为什么在某一具体情境下那样说或那样做。”[2]由此可见,在向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讲授现当代文学课程时,除了要让其具备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训练其分析鉴赏水平,还要培养他们通过文学观照中国文化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时做到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在讲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同时,注意点出隐藏在背后的文化现象和中国人的心理特点等等。
此外,鉴于现当代文学会被作为一门必修课讲授给留学生,所以笔者认为不妨在授课过程中加入一点教法方面的内容,让学生学会在面对与自己文化背景大相径庭的外国人时如何授课。比如告诉学生由于教学对象的不同,在对留学生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时应掌握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汉语水平,充分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是一门文学课,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它所承担的任务却是传授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心的相关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化课特征。所以要提醒学生将来在备课时根据这一特点去制订教学计划,在课堂上做到有的放矢,将教学目标主要放在介绍中国文化和阅读作家作品上,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则可以放到次要的位置。
二
随着网络和电子图书的兴起,传统文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近几年的图书销量排行榜中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几乎都是一些时下流行的青春文学、网络小说、盗墓小说等,而“阳春白雪”式的高雅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正渐渐衰退。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中阅读过现当代文学经典或是对现当代文学感兴趣的学生越来越少,同时传统的教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也让学生在课堂上兴趣缺缺,这些无疑给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根据自己几年的教学经验,认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首先,将传统的“老师讲,学生记”的授课方法转变为师生互动的“启发式”教学。加强师生互动,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学习,而是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抛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正确与否并不关键,关键是让学生增强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讲到《阿Q正传》时,可向学生列举学术界关于这部小说的三种解读(20年代的“民族自我批判”、50—70年代的揭示的历史局限性、80年代的关注“国民性弱点”),让学生自己去选择支持哪种观点,并说出自己的理由,还可以鼓励学生思考除了这三种观点之外,他们自己对这部小说有哪些新的想法。这样教师不但达到了启发式教学中“启”的目的,还锻炼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让学生多阅读现当代经典文本。据调查,一些大学生每天上课之外的读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教师指定的经典名着通读下来的几乎没有[3]。如果任由学生以这样的状态去听课,则势必会出现教师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学生在下面听得一知半解甚至云山雾罩的情况。尤其是一些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等,如果没有事先的阅读作基础,很难体会到作品真谛。如果只凭教师复述作品内容,学生只会出现短暂记忆,下课后很快就会将学过的东西忘到脑后,这样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教师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去阅读,如在讲到“新月派”诗人时,可让学生自己挑选喜欢的诗人和作品在课堂上进行朗读。在讲到、老舍等人的戏剧时,可将学生分成几组,让他们排演一些经典段落。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所学作品的认识,又增强活跃了课堂气氛,避免了教师唱“独角戏”的上课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一些“强制性”的手段要求学生,如列出一些经典书目,让学生在一学期内读完,并且写出读书心得,在课堂向学生提问书中的内容,一些经典现代诗歌可以让学生背诵、朗读,并将此纳入平时成绩中。
再次,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电子化教学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技术被引入到教学中。对于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而言,适当利用电子化教学手段,可以让课堂锦上添花。例如,在讲到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可以将同名电影做成视频,以片段的形式穿插到课程中,让学生在赏析中自己总结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与当代导演对婚姻情感讲述方式的差别。除了加入影片视频,还可以在多媒体课件中引入作家的经典文本段落,让学生即时进行赏析。
课后,可利用互联网通讯工具如QQ等建立组群,学生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或疑惑,可以在群内讨论,教师也要经常上线,以便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如有条件还可以建立专项网站和现当代试题题库,在网页上传作家经典名着、作品赏析、优秀学生论文、有关现当代文学的时下热门论点等,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同时,还达到了对知识进行补充和延伸的目的。
二、教学方法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中,应打破原有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还原学生的学习中心位置,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开学之初,就应该对教学过程作出周密部署,安排好老师和学生各自讲授内容,让学生分头准备,老师给予适当指导。这种方法,笔者曾在讲授80年代小说时在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公关文秘专业做过对比性实验。汉语言班,提前布置,在老师讲完80年代小说概况后,学生登台介绍王蒙、张贤亮、贾平凹等重要作家及作品。由于学生课下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并自己动手制作了精美的课件,准备充分,所以学生反响热烈,教学效果明显。既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培养了动手制作能力,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课堂表达能力,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而公关文秘班采用了传统的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整节课学生除了在忙于记笔记外,很难有个人独立思考和实践锻炼的机会。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还应当增加讨论的机会,这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性思维都大有帮助。讨论课也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精心设置问题,在确保学生阅读过作品后才可以开始。讨论课也应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适时点拨和总结。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在个别学校,每次课前拿出5分钟,交给学生,让他们轮流介绍最新读过的作家、作品,在扩大了学生阅读面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个班级浓厚的学习氛围。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现代化教学条件也应当充分利用。在有多媒体的条件下,应尽量用课件上课,一方面提高效率,线索性的标题和重要的内容可以在课件上展示,一目了然;另一方面,适当的加入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图片、资料、乃至音乐都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笔者在讲述郭沫若的诗歌时,在课件中穿插了一段《凤凰涅槃》的朗读资料。学生被其中激昂的情绪所感染,整堂课都精神饱满,学习、接受的效果都非常好。再有,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访问一些文学网站、文学研究或评论网站。比如百家讲坛就是一块非常好的阵地,其中曾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老舍、张恨水、张爱玲、钱钟书作过系列节目。还有世说新语栏目也同样是一档人文气息浓厚的节目。这些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自主学习,启发思维都是有帮助的。再者,还可以建立现当代文学名著影视资料库,组织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观看,既可以丰富学生对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感性认识,开阔视野,还可以比较文学原著与改编的影像资料的不同,从而深刻认识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重要特征。甚至,部分学生可以以此为契机,作为突破口,做一种更深入的思考。笔者就有学生针对王安忆小说及影视改编进行比较写作毕业论文。课外实践活动的倡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组织学生排演现当代文学话剧,举办经典作品阅读报告会,开展现当代诗歌散文名篇朗诵会等。这些课外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焕发自身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培养健康人格,真正地愉快学习、自主成长,更好地走上社会。
一、确立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观念,突出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老化、僵化、不适应时代的问题”[1](p21)。而忽视影像资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不适应时代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当今时代是图像文化时代,图像在当代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读图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文学作品不断被影视‘殖民化’……越来越多的非图像文化资源被图像化地开发利用,许多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被搬上影视银屏,或被改编成漫画和连环画”[2](p137),给文学教学提出了时代性挑战。而从学生的学习需求来看,他们当下的阅读已经从专注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普遍优先选择接受影像化的信息,用影像作品来代替文本的阅读。笔者的课程教学调查就显示,百分之百的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利用影像资源,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讲课效率和内涵。因此,直面图像时代的挑战,变危机为契机,从学生的学习需要出发,打破旧的教学观念,将文字、声音、图像等综合起来,探索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和课程教学与时俱进的应然选择。
二、力求适时适量,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科学性
实施基于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根据各教学因素来科学合理安排,做到适时适量。课程性质不同,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处理就有所不同。在必修课教学中,以精选原著和影视作品为基础,截取一些典型片断来配合文学讲解,时间不宜太长。而在选修课教学中,则相对宽松,有时可以使用片断式影像资料,有时可以放整部电影甚至是师生自己拍摄的影像dv。从教学内容安排来看,进行作家作品的教学,要回到文学作品的情境或文学史现场,适合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如果是文学思潮运动的教学则不太适宜。考虑时长因素,如果影像是电视剧就只能精选片断,如《围城》等。而电影或学生自拍的影像则可视情况全部播放。另外,选择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影像均要注意典型性和代表性,如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祥林嫂》与电影《鲁迅》等,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金锁记》、《色戒》等,要选择据文学代表作品拍摄的成功影像。从课堂形式来看,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必须充分利用课外第二课堂来补充第一课堂的不足,通过布置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观看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实施互读,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选择现当代文学教材中的剧目或小说加以改编,自制dv和ltv。在中文专业上课,可联合学生工作部门举行“红色经典”或舞台剧表演大赛并全程录像,通过课外活动创造与运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影视资源,实现第一课堂引领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深化第一课堂的开放式教学。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要体现主导性,在问需于学生之时,要总体把握实施互读的内容、时间、方式、节奏和数量,不能给学生以互读教学的点缀或泛滥感。
三、贯穿教学全过程,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连续性
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贵在坚持,要通过“五进”,做到长时间不断线。一是进课堂,贯穿各教学环节。教学前先让学生阅读观看要讲内容的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最好是要求学生能形成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并引导讨论。课后布置相关改编或写小论文等,最后落实检查批改并及时反馈评价。以《边城》教学为例,在学生课前阅读观看文学和影像文本的基础上,综合学生的疑问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并得出结论,对于争论较大的问题(如“《边城》所展现的生活世界有何特点,如何理解和评价?”和“小说《边城》和电影《边城》有哪些异同?”)则让学生细读细看文学或影像文本,写成小论文,最后及时反馈评价。二是进活动,把课外活动视作课堂教学的有机延伸,支持学生开展影视社团活动,开展自编自导自演自拍活动,开展校园影视文化活动,实现活动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统一。三是进毕业论文(设计)。在选题中,教师可有意识安排诸如“老舍/张爱玲/金庸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等题目,我们目前指导完成的这方面本科生毕业论文就有多篇,如《贾平凹小说〈高兴〉的改编研究》和《电影〈边城〉与小说〈边城〉的比较研究》等。四是要进科研。课程任课教师要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申报此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校教改课题,推动了教学科研的互动。最后就是要进课程考试和评价,在实施课程考试和评价时,要把是否进行互读作为考核的内容之一。平时成绩的计算要把互读状况纳入进去,利用平时成绩这一手段,恰当评价和促进学生的互读学习。
转贴于
四、实施研究性教学,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创新性
研究性教学是将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有机结合并达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3](p37-38)。在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中,要实施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的能力。从文学作品到影像作品是二度创作,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觉寻找二者间的异同,特别突出“异”的教学,从中发现新问题并提出新见解。一个典型案例是在《骆驼祥子》的教学中对虎妞形象的重新理解,传统观点对虎妞形象的定位是老丑怪变态。我把对虎妞的理解定性权交给学生,预先布置学生认真研读小说和观看同名电影,让学生记录自己的印象和感受,结果有女学生感到电影中的虎妞不同于小说中的虎妞,她有可爱之处。我于是安排课堂讨论,最后许多同学认为虎妞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有超前女性性别观的现代女性,从而为虎妞评了反。又如《芙蓉镇》的教学,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比较阅读原著和同名电影,学生往往获得对作品的新理解,如有学生发现李国香对胡玉音的批判不完全是阶级政治因素使然,而是有心理忌妒的原因。他们认为老女人李国香对长得比自己漂亮且受到芙蓉镇男人们宠爱的胡玉音在政治运动开始前是一种心理嫉妒,政治运动开始后,她把心理嫉妒转化为政治批判,李国香的政治疯狂正是其作为女人内在自卑心理的外在转移。
二、信息技术对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
(一)丰富教学手段
作为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当代文学自身具有非常强的文学属性,文学作品中具有非常强的形象性以及想象性。教师在进行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认识到现当代文学的实际特点,并且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给予对该特点的重视以及体现。传统的现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大多是采取口述讲解的方式,同时利用板书来穿针引线,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文学方面的现象性,但是却存在着形象性不足的特点,整个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性、形象性。将信息技术引入到现当代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声音、动画、图像以及文字等多种因素的整合,实现信息平台的拓展,拓展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信息技术能够使得整个教学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形象,使得课堂教学表现形式更加的丰富,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实现感觉上的刺激,实现思维上的充分调动,最终让学生形成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强烈的印象,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例如,在进行余华作品《活着》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文本,该作品思想性非常强,并且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含义,信息技术教学优势非常的明显。由于其实际的文本篇幅非常的强,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总体的把握,其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来进行影视素材的引入,对整个教学进行编排,体现出其精神实质,让学生对其思想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让学生对其思想以及社会等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二)注重教学方式上的丰富性
从高校现当代教学来看,介绍学生了解现当代文学常识的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提高对艺术审美以及思想意蕴方面的领悟能力,提高学生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实际鉴赏能力,让学生树立对于文学、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概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课堂教学的目的性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互动性、研究性的学习方式。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性教学限制在了单一性的教学方式之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式教学限制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发展,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缺乏积极性,教学中过度了放大了学生的主导作用,使得整个课堂呈现出一种灌输性的教学方式。信息技术与现当代文学教学相结合,促使课堂教学在技术和方法上呈现出一种多样性、丰富性。通过信息平台的建立,能够提高学生参与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够引导学生不断进行思考,提高其鉴赏能力以及文学素养,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研究式学习和教学模式。
(三)考核环节的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9-256-01
众所周知,高考是我国社会环境下相对公平的选拔手段。但随着应试教育之风越刮越烈,随着语文分值的增加,高中语文教学渐渐走入误区,陷入了人文性缺失的困境。
一、语文教育理念走入误区,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统一、刻板、功利性的应试教育的阴影下,为了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有些高中的语文教学依然偏重知识技能的训练,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使语文工具性特点更加突出;忽视了语文人文教育态度,削弱了它的人文属性,导致语文学科人文内涵及文化底蕴的缺失,使语文这门充满人性之美、人文底蕴极为深厚的学科,沦为了一种应试的技艺之学。
目前,虽然在形式和理论上人们的认识是比较先进的研究性学习、合作教学、对话教学等,然而,实际操作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依然是热衷于归纳总结教学方法、教学程序和教学模式,轻视道德教化和思想修养;重视智育,轻视美育;重视机械操练,轻视思维开拓;重视短期分数提高,轻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应试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被彻底忽视。
二、语文课程安排欠缺合理性,人文思想缺失严重
在高中课程的设置中,语文这门学科尽管课时并不少,但内容主要被语言、文法、修辞等“理性”内容和八股式写作技巧的枯燥训练所占据。学生被框在课堂里,框在语文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了生活实践。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到:“不观于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1]作为社会交际工具,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源于社会生活,并且运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视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因此,语文教学需要开放的课程体系,需要由教室的小课堂走向生活的大课堂,唯有如此语文教学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三、语文教学严重唯科学化,课堂失去人文光彩
深入到现实的高中语文教学中,会发现唯科学化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有些教师的教学意识当中,广泛地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中。一言以蔽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唯科学化倾向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在教学目标上,知识本位的物式目标成为教学目标。有的学校甚至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压缩以后放进高中语文课程。有些教学材料也是以语文知识系统为编写起点,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削弱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上,有的语文课堂依然以全盘讲授的物式灌注为主。课堂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装知识的容器,把过多而又无用的知识灌注给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造成学生自学能力缺乏,生活能力缺乏,思想自律能力缺乏。
这种“唯科学化教学模式”使最具人文性、人情味、人性美的语文教育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
四、语文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人文精神培养发生偏差
目前,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重视,考上大学成为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目标。
在家长看来,考上大学预示着学生未来的工作有了保证;在学生看来,考上大学就完成了学校和父母的任务;在学校看来,高考的升学率是学校未来发展的直接保障。语文因为直接与考试息息相关而受到了重视。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以分数论成败,以成绩定优劣是教学评价中最常见的现象,“三好”的标准往往为“一好”所代替。
在现实的教学中,教育主管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考分的高低,只要成绩好,考分高,其它的一切都掩盖了。着名教育评价学家斯塔夫尔比姆指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2]简单的评判标准抑制了学生多维度的思考和个性化的体验、理解、表达,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弃了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
五、语文教师缺乏人文精神,教学个性化被程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