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大全11篇
时间：2024-04-21 14:54:39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关键词：
基层社会管理 创新 乌海市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因为大量社会需求来源于基层，大量社会问题产生在基层，大量社会矛盾根源在基层，只有搞好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的大厦才具有扎实的根基。因而，一定意义上讲，基层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响着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有效贯彻和落实，也直接反映出社会管理的整体绩效。因此，必须明晰当前重点，并努力寻求有效路径，促进基层社会管理水平提升。
乌海市辖3个县级行政区，总面积1754平方公里，人口50万，2004年实行城乡一体化改革，城市化率达94%，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与全国其他地级市相比，乌海市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城市化水平较高。当前，乌海市正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刻不容缓。具体工作中，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
1、社区运转机制不能够适应新形势。社区工作联系责任机制和工作协调机构仍不健全，社区所辖改制企业移交工作不够规范，如少数破产、改制企业移交本单位职工组织、户籍、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关系时底子不清，情况不明，少数单位在将各项社会事务向社区移交时，不能提供必要的管理条件等等，给社区工作带来较多难度。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而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使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解决。
2、一些领导对基层社会管理认识不到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有的认为社会管理事杂面广，成绩体现难；有的认为社会管理在政绩考核中权重较低，干好干坏影响不大；有的认为社会管理耗时耗神，害怕被琐事缠身；有的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管理工作就能迎刃而解，基层社会管理是基层干部的事，与己关系不大。
3、服务体系不够健全，部分地方出现管理真空。目前，社区服务水平及质量仍无法满足居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如社区居民普遍关心的公共安全问题、居住环境优化问题、文体活动组织问题等较多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有效地解决。同时，现在的社区居委会难以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际上每日从事大量本来由政府职能部门或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管理粗放，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绝大部分问题在基层得不到有效解决，造成大量上访和。
4、基层自治与居民参与不足。社区参与是社区自治的基础，只有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协商和处置，社区自治才有萌芽和发育成长的土壤。目前我市社区参与总体处于初级水平，社区居民在社区事务和管理服务上参与不足，积极性不高，没有体现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民主形式。
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
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打好基层、夯实基础”。为此，必须针对乌海存在的突出问题，选准突破口，从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笔者认为，要从5个方面着力：
1、转变机制。由弱街道强社区过渡到撤街道建社区。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多元化，街道办事处逐渐成为了区政府与社区的传话筒，其具体管理职能弱化，且占据着人、财物等大部分基层社会管理资源。而最贴近居民的社区管理得不到应有重视和支持。因此，“撤街建区”不失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可选路径。
下放人、权、责，由二级政府、四级管理向三级政府、三级服务转变。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一方面，加快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另一方面，推动公共资源社会投入重心向下，重点扶持社区。并利用科技信息管理对社区服务做到网格化、精细化。
2、转变观念，加强认识。一调整“指挥棒”的内容。进一步把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纳入政绩考核内容，扭转各级干部的政绩观，切实提高对社会管理特别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视程度。努力转变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工作重点，把及时了解掌握和化解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作为核心工作来抓，把基层社会管理能力和效能作为领导考评的重要内容。加强群众工作能力培训和锻炼，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二强化“治未病”的思想，变应急管理为日常管理。转变依靠强制力和威慑力保持社会稳定的传统观念，增强从“治未病”的思维和角度维持社会稳定的意识，改进与完善对容易引发社会纠纷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管理办法、体制机制，切实增强将社会矛盾主动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能力。
3、加强社区功能，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职能转变的加快，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改革的深入，社区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服务功能，服务居民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任务越来越繁重，因此，必须加快强化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在社会救助、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区治安、权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发挥作用。在工作实践中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社区自治经验，探索设立政务、卫生、文化服务中心，剥离原有村（社区）承担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建立“两级统筹发展、三级管理服务”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要按照“强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将社区工作人员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主导居民服务。
4、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共建和谐社区。树立“多中心”思想，积极支持和培育基层社会管理力量。坚持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更多吸纳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管理，引导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社区服务意识，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社会骨干、志愿者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
5、加大基层居民参与力度。居民参与是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因此，要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居民参与基层社会管理不足的现状和原因，在政策制定、制度设计、行为观念、社会文化、社区建设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管理的居民参与度，实现参与数量和参与质量双提升。
三、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除了从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还需要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1、动态协调与源头治理的关系
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因此，需要建立诉求表达机制、矛盾纠纷的滚动排查和预警机制、矛盾的调处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源头治理是治本之举。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民生、民主、民心问题。
2、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篇（2）
第一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发展目标的关注程度都很低。这是一个“盲目型”的目标模式，与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品性格格不入。
第二类：对农村基层发展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国家基层战略的关注程度较低。这是一种“基层取向型”的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农村基层发展上。这种取向容易获得农村基层的认可，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关注度不够，也不可取。
第三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的关注程度较高，不在意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控制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国家政权的延伸之上。乡村社会在大学生“村官”工作中感觉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层面的“实惠”。
第四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目标都较为关注。这是一种“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作为中介，链接国家基层战略和农村基层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大学生“村官”的介入，一可以服务于国家基层战略，增强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既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又通过基层锻炼，促进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为党和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二可以服务于农村基层社会发展，通过大学生“村官”这一新型力量促进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全面发展，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与数量；三可以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大学生“村官”自身的成长成才和自我实现。“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有机协调、整合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偏好和目标取向，也具有一定可持续发展特性，是可取的目标模式，也是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中必须明确和服从的目标前提。
二、长效机制的内容：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长效机制是属于“工具范畴”的，其合理性需要以“目的”为基础，只有服务于“目的”的“工具”才是合理的。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方法选择行动方案的理性，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思维来判断采取何种行动实施何种政策。价值理性指的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以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是否行动、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该行动蕴含的价值意义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伦理需求。上文第一类既不关注工具理性，也不关注价值理性，属于非理性型，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如果遵循此类理性模式，将无法真正推动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长效”机制。第二类“价值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人性化、伦理化和价值化，更多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要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但是，目标的实现需要切实的工具予以实现。若一味强调目标而不关心工具（即长效机制）的科学化程度，目标也就无法很好实现。第三类“工具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关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但是这种理性模式似乎忘掉了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属于是“没有目标”的机制。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建设更多属于此类。第四类“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以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为目标前提，在此基础上科学设定有关体制机制，以科学化的方式实现目标。它有助于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的“长效化”——既被多元群体所认可，具有可持续性，又兼具有效性，能够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预期效果、效能和效率。
建设中的目标—工具关系
体现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应该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坚持差别化的选聘、培养机制。“差别化”的原因是实际情况具有多元化特征，村情有差别，大学生“村官”的个性、专长和价值偏好也有差别。因此，在选聘大学生“村官”时，不能单凭“行政能力”、“申论”考试成绩，而应该兼顾任职农村需求、应聘者专业特长和偏好；在任职安排时，也不能单凭直觉或随机进行，而应该结合村情、村需，结合大学生“村官”个性特点和意愿等综合考虑；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培养时，更不能实施“一刀切”模式，而应该根据创业富民、服务亲民、村务管理、专业技术和复合发展等五类分类实施。
二是基于农村公共需求导向的创业机制。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首先必须保障农村基层公共需求的满足，并通过具体的创业行动切实满足这些需求。最终使得其工作能够符合农村的具体需要，让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取得发展；实现大学生创业与富民相结合、发展企业与发展农村事业相结合、自我实现与农村基层发展相结合；大学生“村官”顺利“进村”、有效“干事”，使大学生“村官”的个性特长、专业特长与现代农业、现代农村、现代农民无缝隙对接等。
三是兼顾国家战略和基层发展的考评机制。考评具有引导、诊断、监督和激励的作用，是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当中的重要内容。据调查，现行考评机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更多针对大学生“村官”本人开展测评，而对某一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考核的机制并不多见；更多笼统地、原则性地考核德、能、勤、绩等几方面，并没有切实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因此，以后需要做到如下几方面：考评指标的设计要紧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重点考察大学生“村官”工作以及个人对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的贡献度；考核内容设计要详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两个维度；考核方式、考核期限、考评主体、结果运用等方面要科学、规范、有效；不仅要建立针对大学生“村官”个体、群体的考评机制，而且要建立针对某地区、某部门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考评机制等。
三、长效机制建设的组织实施：增强协调与统筹
在长效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统筹层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效。这需要一定层次的统筹、协调，否则难以促成多元主体的配合，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机制的“长效化”。目前，应该增强省、市级的统筹力度，由省、市级组织部门牵头，财政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等部门联动统筹实施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具体而言，需要着重提高如下几方面的统筹层次和力度：
大学生“村官”选聘培养、激励保障、干事创业机制的统筹。一方面，目前存在省聘、市聘、县聘、乡聘乃至村聘等各类大学生“村官”，在来源、选聘标准、“村官”素质、村官的身份、职能角色定位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各地各级有关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培养、干事创业、激励保障等机制参差不齐。这种多层级、缺乏统筹的工作机制在本质上属于“粗放型”，工作整体绩效不高，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工作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在选聘、培养等方面的机制需要省级、市级统筹，实现整体上的协调和总体工作效率、效果的提升。
大学生“村官”工作监督管理的统筹。目前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监督管理不够，使得实际效果在不同地方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地方大学生压根就没有进入农村，而被乡镇“截留”；有的更多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人口普查、迎接上级检查、整理会议材料等；很多地方大学生虽然形式上“进村”了，但要么忙于自己创业，要么忙于准备考研、考公务员，并未真正担当起“村官”职责，等。因此，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使这一工作切实生效，省级、市级有关部门要承担此类责任。
篇（3）
由于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全能型国家管理”和“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重叠并行，致使社会严重依附于国家，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基于此而建构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单线条的社会治理格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维控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势，但也同时窒息了应有的社会活力。改革开放后30多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更新管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拓宽公共服务领域，对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建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篇（4）
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实”。实施“广场问政”和“脱贫问政”，始终把扶贫工作、脱贫攻坚摆在突出位置，完成生态移民、扶贫搬迁2550户9873人，全面消除贫困乡镇，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3610人，贫困人口发生率从18.88%降至10.23%。
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实”。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为理念，积极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大力实施“绿色都匀”三年行动计划，新增营造林面积8.56万亩，退耕还林工程面积4.5万亩，治理荒漠化面积16.58平方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从55.37%提升到59%。先后荣获全球绿色城市、中国十佳空气质量城市称中国宜居城镇等s誉称号。
党建引领城镇化建设“实”。按照做强城市、做大乡镇、做美农村的思路，加快推进全国新型城镇化县级市综合试点建设，全市城镇化率达57.99%，“双百城市”建设踏出坚实步伐。
党建引领改革创新“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政府职能持续转变，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基层活力持续增强，社会生产力持续解放和发展。
党建引领区域发展“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10.16亿元提高到190.54亿元，财政总收入从16.85亿元提高到34.22亿元，工业增加值从28.39亿元提高到38.95亿元，年均增速均达到15%以上，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立体式综合治理网络初见雏形，法治都匀、平安都匀建设继续推向前进，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进入全省前列。
篇（5）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社会管理能力的核心体现和基础。只有把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社会管理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1）合理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权责，特别要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适当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统一，加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2）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地方财政能力均等化，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确保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平衡不同区域间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差异，从宏观层次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能力。（3）可以考虑开征物业税、改革资源税、将地方国有资本纳入财政预算等途径，建立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培育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稳定财源。（4）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财政管理层级，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强化省级政府调节地方财力分配的责任，调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结构，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投入体制，加大对农村及困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逐步形成合理、平衡的纵向与横向财力分布格局。（5）优化公共财政资金对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与项目的分配结构，重点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投入，把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保健、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强化基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责任。（6）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方式，选择具有部分竞争性或部分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服务，通过委托、合同外包、许可经营、用者付费、内部市场等多种方式，构建公共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体制，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能力，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公共服务社会化。
二、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
篇（6）
以基层社恢复重建为基础，打造全新供销社基层组织体系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大力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和服务创新，进一步增强基层供销社的经营活力和服务能力，逐步把基层供销社建设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体、为农服务的新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供销社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经营与服务同步提升的原则，努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新增长，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坚持改造和新建并重的原则，注重分类建设，鼓励多种形式的新建；坚持统筹兼顾、重点带动的原则，将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基层供销社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具体措施，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基层组织发展；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挂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的 牌子,又要有综合经营服务的内容及其定位；坚持改革创新和开放办社的原则，大胆创新经营机制、服务方式和组织形态，形成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建设目标及标准
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要按照“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服务配套、制度健全”的要求，以基层供销社等为主体，采取提升、改造、新建等多种形式，盘活调整资产和经营设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集商品经营、产业发展、网络建设、涉农服务和带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进一步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构建具有特色的供销社基层经营服务新体系。2014年，每个县市恢复重建基层社1家以上；试点推进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房县开展试点建设3家，其他县市各自试点建设1家。
根据全市基层组织发展的现状，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其标准为：
一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具有集中完整的经营服务设施，参与“新网工程”3项业务以上，有较好的网络基础，经营效益好，参办领办专业合作社5家以上，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5家以上，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500亩以上或销售农产品500万元以上，成立协会或联合会、联合社1家以上，开展3项以上涉农服务，基本制度健全，门店、标识形象良好。
二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经营服务设施较为集中完整，参与“新网工程”2项业务以上，经营活动正常，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参办领办专业合作社2家以上，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社2家以上，发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300亩以上或销售农产品300万元以上，成立协会或联合会、联合社1家以上，开展2项以上涉农服务，基本制度健全，门店、标识形象良好。
三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指依托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营销和服务型龙头企业（市场），组建具有业务优势、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组织（实体）。此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经营服务的内容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项性的，组织架构可与依附的主体“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也可以单独设立。
具备一定网络基础和较强经营功能、具有服务带动能力、基本制度健全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综合服务社等，应通过进一步提升经营服务水平，努力发展成为该类“综合经营服务中心”。
“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对外挂“XXX供销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牌子，还可增挂“XXX综合经营服务社”牌子。
三、主要任务
（一）大力开展经营活动。“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搞活经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切实抓好农资、农产品、日用品、再生资源等传统业务。根据自身条件，积极介入涉农领域、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大经营领域和网络覆盖。加强销售终端的建设、管理与服务规范，提升档次水平，发挥网络综合效能。
（二）积极做好为农服务。“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必须体现办社宗旨，增强服务功能。要采取多种形式领办、参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开展农技、购销、培训、资金、中介、加工储运等专业化服务。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实际开展各类涉农服务。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建设，促进品牌、质量、制度、文化等建设，提升发展水平。
（三）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要顺应市场要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展的运行机制，既要通过改造重组化解历史包袱，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经营上，又要以改造重组为契机，引入资本、人才和业务，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经营机制。要加强基本制度建设，保持供销社组织的特性。
（四）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必须依靠人才支撑。要吸引农村能人、专业大户和高校毕业生参与基层组织建设，造就一批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实用人才。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的教育、管理和培养，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改善年龄、知识结构，提高带领基层组织健康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是供销社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各县市供销社要将“综合经营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这项工作，搞好整体部署、抓好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精心指导。要建立领导班子、相关部门定点联系、分片包干等工作制度，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篇（7）
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层看点在于它推进了行政执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一是基于“决策-执行-监督”原则，构建和完善综合性行政执法体制。在管理与执法适度分离的前提下形成了以“决策-执行、专业-综合、巡察-协察、案审-法制”等为表征的结构化执法体系。二是基于“执法-管理-服务”逻辑，实现了一体化管理模式。以纵深推进的综合行政执法连同不断普遍化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基层地方促进传统行政管理及其实现方式的重构，有利于形成以管理为核心、以执法为保障、以服务为本质的政府治理新模式。三是基于“参与-执法-合作”思维，完善和发展行政主导、市民参与、社会协同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促进市民参与综合行政执法过程，加强行政执法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更加有利于实现综合行政执法目标。
篇（8）
（一）取得的主要成果、亮点、成绩
过去五年，三骏发展蹄疾步稳、务实奋进。在中央、省委、扶余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乡上下紧紧围绕建设绿色、开放、幸福、美好三骏的奋斗目标，在抢抓机遇中苦干实干，在应对挑战中克难前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新成绩。
五年来，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主要经济指标较快增长，预计2021年生产总值9.8亿元，比2016年增长1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50元，比2016年增长25%。创新转型深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保持在14.2万吨,比2016年增长9%。新增小规模养殖场15户，牧业增加值增长6%。农村集体资源清理成效明显，收回资源1.03万亩，清收资金近593.3万元。成功引进扶余市科农谷业生产基地“万头牛、三万只羊”项目，引进投资4.5亿元。
五年来，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现了农村垃圾收转运一体化，改造农村厕所2676户，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100%；打造精品路线1条，创建进步村、示范村17个，完成道路硬化35公里，拆除危旧房屋、残垣断壁538处，安装路灯1793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两级河长累计巡河7000余次，完成造林绿化807.4公顷，联系秸秆打捆企业8个，累计打捆24113.2公顷。乡容乡貌进一步靓化，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五年来，脱贫攻坚成绩斐然。5个省级贫困村全部退出，541户1008人实现脱贫。监测户、边缘户返贫风险全部消除。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个，带动群众人均增收600元。实施农房改造247户；全面落实“两免一补”，享受“雨露计划”19人；办理慢性病证459人，累计报销医保、大病救助、医疗救助等各项费用1000多万元；开发乡本级扶贫特岗29个。
五年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工程深入实施，一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有效解决。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新成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卫生设施继续提升，社会保障扩面提质，住房、就业、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序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平安三骏、法治三骏建设成效显著，社会和谐稳定。
五年来，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持续开展“转作风、抓落实、促崛起”活动，党员、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新发展党员104名。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基础不断夯实。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强化。完善惩防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共处置问题线索27件，其中立案8件、开除党籍4人、党内警告4人、诫勉谈话14人、谈话提醒31人。党管武装、群团、老干部和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持续加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产业发展品质不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较大。二是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维稳工作任重道远。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存在层层递减现象，部分基层组织比较薄弱，少数党员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先锋意识、担当意识不强。
二、未来五年（2022-2026）工作安排
（一）发展形势分析
2022-2026年三骏乡将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在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上下好功夫、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下好功夫、在在做强做特文旅经济上下好功夫、在美化创优乡村环境上下好功夫。
一是在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上下好功夫。三骏乡具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还有得天独厚、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可以打造“一村一品”等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激活乡村业态，带动乡村发展。
二是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下好功夫。鉴于三骏乡实际情况，要抓住产业振兴这个“牛鼻子”，立足“黏玉米”特色产业，在“特”字上做文章、在“优质”上下功夫，加快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以产业振兴吸引资源、留住人才、带旺乡村。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加快调整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要坚持以商业化的经营为方向发展农业，积极引导农户做大农产品加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做强做特文旅经济上下好功夫。三骏乡拥有旅游资源，有少数民族文化。可以说，我乡发展文旅经济已经有一手好牌，关键要打好、用好这副牌。要把“龙头”舞起来，我们要着力打造的景区，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形态多元，要成为发展全域旅游的龙头。要加大创建力度，既要抓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也要抓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保障，还要抓服务品质、运行机制、宣传推介，多管齐下、全面推进，着力提升景区对全域旅游的核心带动作用，争取将核心景区纳入全市旅游总体规划。
四是在美化创优乡村环境上下好功夫。把乡村扮美，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幸福开放新三骏。我乡依然不够“美”，一些村庄也仅仅停留在“面子”上，“里子”还比较虚，存在文化优势发挥不明显、生态挖掘不充分、服务配套不健全等问题。
（二）重点工作安排
1.力促经济发展有速度更有质量。立足新发展格局，大力气推进产业转型。一是铸强总部经济支柱。继续把招商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途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再引进1-2家上规模企业落户三骏。二是发挥现代农业特色。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筑牢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充分整合资源，科学统筹布局，优化产业布局，聚力打造规模种植业，力争培育1-2种绿色品牌产品，全面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三是激发服务业态活力。以生态文化旅游为突破口，深挖生态资源和特色文化，积极融入扶余市“一村一品、一乡一景”的特色乡村环境创建，力争打造1-2条精品线路，打造锡伯族民俗文化园。
2.力促城乡面貌有颜值更有底蕴。一是以扶余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为契机，努力实现全面全域人居环境整治的美丽蝶变，力争形成了“一户一处景、一路一幅画、一线一风光、一村一特色”的大美格局。二是以基础设施打底，实施五化并进，硬化县级道路2公里、硬化屯内道路19公里，新建排水设施33公里，安装路灯0.17万基，绿化村屯面积0.1万亩。三是以环境保护修容，全面打响生态革命工作持久战，抓好河长机制长效运行，全力推进秸秆全量化处置。四是以乡村文化铸魂，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到村、进户、见人、走心，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等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理念，形成节约简朴、爱护环境的社会风气，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3.力促民生改善有力度更有温度。坚持民生优先导向，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一是筑牢社会保障。坚持把更多财力投向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实现全民参保目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叠加效应，加大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力度，实现托底救助保障全覆盖。二是巩固社会事业。坚持质量兴教，推进教育优质发展，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锡伯族民俗文化园建设，加强民俗文化的传承宣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重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完善道路健身设施，多层次举办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呼应群众新需求。推进公共医疗事业发展，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增强基层医疗能力。三是促进致富增收。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加大对农村闲置劳动力、低收入农户等重点人群就业帮扶力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本土产业“规模化、精品化、特色化”发展。
4.力促基层治理有活力更有效能。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网格服务团队、群防群治团队、志愿者团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团队建设。提升平安综治软实力，紧抓平安创建。健全公共安全机制，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提升全乡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二是推动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有机融合，充分发挥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的“乘数效应”，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治理新体系。四是坚持需求导向，突出精细要求，下沉治理重心，做到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建立纠纷解决对接机制，妥善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以细“治”入微的服务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
三、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获得荣誉情况
1.省级
篇（9）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篇（10）
在宏观管理方面，着眼于理顺“一个关系”，即理顺区镇两级责权关系，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为转型发展“引路”。
首先，明确了乡镇职能定位和工作重点，通过开展镇街机构改革评估等后续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乡镇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职能，各镇街“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挂牌和人员配备工作基本完成，提升了服务“三农”的工作水平。
其次，同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区行政审批中心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大力推行政务服务标准化。清理和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根据不同类型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逐步下放部分管理权限，充实完善了镇街管理职责，正在研究较大的镇综合改革配套相关问题，超前谋划促进门楼镇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各项支持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双管单位的管理问题上，建立了统一协调工作制度，严格事权划分和人员编制管理，区直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和依法监督，较好地理顺了乡镇与区直业务部门的关系。
二、优化“两个结构”
在具体实践方面，着眼于找准服务基层转型发展的切入点，以镇街机构改革评估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基层组织结构和干部队伍结构，为转型发展“加油”。
一是统筹编制资源配置，优化组织结构。按照“精简、统一、高效”原则，综合设置了乡镇党政机构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强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重新核定了人员编制，明确了具体岗位，机构编制更加符合基层工作实际。加强基层社区组织管理，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重点明确了社区管理机构和岗位职责。制定出台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了人员配备、聘用、待遇、社会保障及考核激励等事项，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二是科学制定用编计划，优化队伍结构。改革后，进一步完善了镇街机构编制实名制、公示制，与基层党务、政务公开工作有机结合，强化社会监督。结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竞争上岗，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将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作风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年轻干部选拔到乡镇领导和关键岗位，干部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将有限的编制资源向镇街紧缺岗位和关键部门倾斜，联合人社、组织等部门合理制定人员招考计划，各镇街均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不强求统一，为基层单位补齐配强高素质人才提供了保障，基层水利服务、农村经管人才匮乏的情况有所缓解。
三、健全“三个体系”
在创新发展方面，将基层转型发展重点放在夯实发展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集中精力健全基层便民服务、农业公共服务和科学化考核评价三大服务体系，为转型发展“护航”。
第一，健全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积极推行为民服务全程制，实行“居站分设”管理模式，各镇街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村居设立了便民服务点，并将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联网，逐步建立区、镇、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实行“一站式”服务，乡镇所有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都在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建立镇街便民服务中心8所，村级便民服务点229个。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方便了基层群众。
篇（11）
从制定《鄞州区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标准》和《鄞州区基层综治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标准》入手，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规划，强化阵地意识，努力把综治工作中心(室站)这一阵地建设好、运作好、发展好。
制定标准，分类管理。根据镇乡(街道)实际情况，对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和基层综治工作室，划分类型。明确标准，分类管理。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按经济水平较高、较快、一般和实有人口超过10万、5～10万和5万元以下，划分三类。分别要求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面积不少于10人、9人、8人和300、250、200。同时，采取入驻或派驻人员等方式，将综治办、司法所、办、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派出所、基层法庭、公共安全监督管理所、城管综合执法中队、劳动和社会事务服务站等部门集中纳入综治中心，统一对外服务。基层综治工作室按省定较大村综治室、社区综治(警务)室、企业综治工作室划分三类，办公场所原则上不少于45、30和15，由村(社区)相关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服务组织、镇乡(街道)及政府部门派驻人员负责日常工作。从而实现了人员力量配置从模糊到清晰、从兼职到专职、从松散到聚合的转变。
明确功能，规范设置。从方便工作、方便服务、方便管理的实际出发，在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设置接待大厅(窗口)、矛盾纠纷()联合调解(接待)室、联席会议室、集中办公区四个功能区。在村(社区)综治工作室设治保(警务)室、调解()室、和谐促进工作室，并视条件设接待窗口，配备相应的办公设备，安装内部动态视频监控系统。
标识标牌，统一悬挂。在综治工作中心大门正上方统一悬挂蓝底银字的中心横式牌匾，驻中心办公的职能部门在适当位置挂统一规格的功能标识牌或导示牌，在接待大厅合理位置悬挂“中心组织网络图、人员亮相台、中心工作机制、中心工作流程指引图”四块版面。对基层工作室的标识标牌本着“精简、清楚”的原则作了相应规定，并在集中办公区悬挂集中办公单位的主要职责，在办公桌面放置工作标识牌，含岗位、姓名、职务、照片，使群众到中心(室站)办事，能看得见、找得到。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努力建立“一站式”服务管理工作流程
探索实施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承办到底，一个机制考核落实的“一站式”工作模式，不断提升基层综治工作平台的规范化建设层次和水平。
实行集中受理。在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大厅(窗口)统一设置受理台和候访室(候访区)，设置综合受理、矛盾纠纷、法律服务、流动人口等接待窗口，由综治工作中心的入驻或派驻部门人员值班，集中登记、受理交办、转办来人来电来信等综治事项，值班人员根据接访事项，一事一案，按事项、矛盾纠纷、便民服务逐一进行登记。对简单的事项、矛盾纠纷、便民服务当场进行解释答复、调处和办理：对属于公共服务项目的，引导到公共服务中心办理：对现场难以解释、需要其他部门协同处理的，根据事项和矛盾纠纷的性质，报中心领导。
实行统一分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中心主任或常务副主任及时审签分流，开具办理转办单，交办人驻部门或转办其他职能单位限时办理；对不宜调解或调解不成的问题，引导当事人走司法讼诉途径；对疑难复杂问题、突发事件，由中心牵头协调，整合有关力量进行集中处置，并采取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承办人员、定整改对策、定办结期限“五定”措施，确保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实行督查督办。本着对群众反映的各类诉求和问题。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尽量不让老百姓再进第二个门，再跑第二趟路，各镇乡(街道)明确由一名中心领导对办理事项实行全程关注与督促协调，督促人驻部门和其他承办部门强化办理责任，依法依政策办事，及时明确责任人，在指定办理时限内，逐案处理到位，提交办结反馈结果，并定期或不定期对交办或转发的各类事项进行专项督查，将交办事项办结情况纳入综治工作考核体系。确保各类事项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实行回复归档。综治工作中心对群众来电来信来访实行统一回复，简单事项由值班人员电话回复或当面回复，并作好记录；较大事项以书面形式回复当事人，并定期落实中心工作人员或村(社区)综治干部对当事人进行跟踪回访。了解落实情况和调解协议的履约情况，确保问题的解决。同时按照“一案一档”的要求，将所办事项有关资料收集整理、组卷成册，存档备查。
创新举措，公开承诺，充分发挥中心(室站)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综合服务功能
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多措并举，使综治工作中心成为社会舆情收集、矛盾纠纷调处、治安防范控制、重点人员服务管理和社会稳定维护的中心阵地。
采取“双中心”联动服务。一是整合公共资源。从方便群众办事和有利于工作开展出发，采取租借、新建、改建等方式，实现综治工作中心(室)与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同规划选址、同运作服务，做到基层群众要服务办事到公共服务中心，遇矛盾纠纷到综治工作中心，从而方便百姓，服务群众。目前全区有50％的综治工作中心和30％以上的村(社区)综治工作室采取这种“双中心”联动模式。二是理顺组织体制。将公共服务中心列入综治委成员单位，吸纳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为综治工作中心副主任，完善综治工作中心月例会、首问责任制、公开承诺制、考核激励等制度，通过直接办理、承诺办理、联合办理、上报办理、协助办理、代为办理等方式，实现“双中心”联合办公、并轨运行、联动服务。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效能。
推行“1+2+x”基层领导常态化接访模式。一是在镇级层面，全区推行邱隘镇的“1+2+X”工作日接待模式，进一步畅通了社情民意渠道。各镇乡(街道)将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分成若干组，每组由一名班子成员、两名中层干部组成，每个工作日安排一组，接访做到“定时、定人、定点”，每月一安排，提前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