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信息技术创新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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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决策迅速、反应灵敏,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和重要源泉。同时,技术创新是中小企业健康快速成长的重要动力。而目前国内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能力差,科技投入不足,无法突破资本稀缺的瓶颈。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和金融资本高度融合,没有有效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就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因此,研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小企业创新理论综述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这个概念。早期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包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内)重点集中在技术创新领域,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创新理论目前已经形成两大主要分支:一是创新与技术经济的结合,形成以索洛、阿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创新与产权制度的结合,形成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经济学。此后理论界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是上述两大理论流派从宏观向微观、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的延伸,是对中小企业进行逐步深入研究的展开。

事实上,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资金不足就是其一,而金融支持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

目前国外对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贷政策和风险投资研究两个方面。对于信贷资金,虽然中小企业也向大企业一样以银行信贷为主,但是与大企业相比,很难获得信贷资金,从而影响技术创新。对于风险投资,一些学者认为鼓励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和支持创新的一项重要金融政策。另外,比较金融理论也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研究。该理论从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融资模式的比较角度,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国别金融制度差异。

近年,中国学者也对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及金融支持问题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国外理论和成功经验的介绍和比较研究。

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目前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等三大主要途径而获得。

1、风险投资

1985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开始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的实践探索。1999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表明了政府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决心。此后,各种风险投资机构争先建立,风险投资金额不断增加。2007年风险投资金额达到398.04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加177.2%,创历史新高。但是,我国风险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在风险资本总量、来源渠道、产权自由交易制度、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和风险资本退出渠道等方面都存在着先天不足。

2、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1999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通过无偿资助、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鼓励并优先支持产学研联合创新,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高技术、高附加值和能大量吸纳就业的科技创新型产业项目,用于扶持和促进各种所有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基金首期额度为10亿元,于该年6月份启动。但是,创新基金存在支持覆盖面低,支持对象多元化程度低的问题,而且,基金大多投向了资助项目(企业)的扩张期和成长期,种子期融资水平不足。

3、商业银行、信用社、民营银行

目前,我国的城乡信用社、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都把中小企业作为主要支持对象,尤其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更是乡镇中小企业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此外,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各个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均建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部门――中小企业信贷部,配备必要的人员,完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功能,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但是,银行信贷支持严重不足,尤其是作为发放贷款的主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科技创新的支持还很有限。

4、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我国政府运用互保、联保、贷款保险和多渠道筹资建立贷款担保基金等多种形式,初步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贷款中抵押、担保难的问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初步建立,为促进中小企业商业银行贷款融资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不仅总体上实力过小,且在结构、经营和功能上存在较为突出的缺陷,比如缺乏有效的资金补偿机制等,严重制约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2009年上半年,中国新增贷款余额达到7.37万亿元,但对中小企业贷款仅占8.5%。据统计,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已经从1996年11月的7.5%下降至2008年11月的3.8%;目前,有80%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行融资进行开办和扩张。可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比较低效。

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的路径

1、风险投资创新

完善风险投资基金,要将政府原来的各类科技基金作为政府引导早期投资基金,开辟多样化资金来源渠道,扩大风险资本规模,并由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人士投资、管理,通过杠杆效应放大资金量。

一是开辟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要强化政府风险基金的导向作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吸引大型企业集团、保险机构、金融机构等进入风险投资业。继而允许一般企业法人和个人参与基金发起甚至基金管理,逐步发展到以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其他类型投资基金等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出资为主阶段。另外,也可引进国际资本开展风险业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风险投资机构,享受国内风险投资企业同等税收待遇。

二是实行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风险资本规模。1969年,美国政府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9%增加到49.5%,此后风险投资规模由1.71亿美元降到1975年的1000万美元。当美国政府在1978年将资本收益税率从49.5%降至28%时,其风险投资规模迅速增至5.7亿美元。可见,资本收益税率与风险投资规模呈反方向变动关系。因此,要通过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风险投资环境,对风险投资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扩大风险资本规模。

2、金融机构创新

以四大国有银行和股市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存在“规模歧视”“所有制歧视”,使得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十分困难。因此,组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门金融机构,是保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为了发挥中小企业的活力,综合实施了各种相应措施,其中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工商公会中央金库利用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具体而言,专门化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金融实力可与中小企业相当,或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专门从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此种银行的资产管理方式相对便捷、效率更高,对贷款质量的跟踪监控力度也明显强于大型商业银行。另外,也可通过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的整合,加快对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造,使其成为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3、担保体系创新

首先,尽快推出信用担保业相关法律法规。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中小企业的融资信用担保体系,但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较多,所以不排除某些部门利用职权或职务、制度上的漏洞,也影响到了专业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为促进我国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要尽快推出信用担保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担保行业发展,切实保障专业担保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在我国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总体思路是:以由政府出面成立的永久性的信用担保公司为主体,以商业担保和民间互助担保为辅助,构建中央一级,省(市、区)一级,地级市一级的三级担保体系。

另外,建立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互动机制。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较多具有短视性而不愿为潜在成长性好但经营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金融机构与信用担保机构合作的实质就是控制和分散信用风险,要有效实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建立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的互动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4、资本市场创新

只有完善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才能为科技进步提供现实有效的资金融通。2004年5月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了中小企业板块;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正式上市。可见,我国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是目前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规模较小,市场影响力和吸引力还不够,在资本市场上直接面向社会筹措的技术创新资金对于整个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来讲只是杯水车薪。国家应尽快完善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的相关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二板市场”健康发展。此外,我国还应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到香港、美国NASDAQ股票市场等境外创业板上市,在获得资金的同时,扩大企业的影响。

5、政府优惠政策创新

一是中央银行在再贷款方面向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予以倾斜,增强它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能力。二是国家以补贴的方式促使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贷款利率,使中小企业可以适当低于市场利率的利率向金融机构贷款。三是改进现有的利率制度和贷款制度,建立风险与利益相对称的信贷机制,制定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四是提高国有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份额。目前小型企业信贷部的贷款份额应占到各银行贷款总额的1/3以上,确保中小企业有充分的融资来源。五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实行股份制的中小企业以股票、债券等非信贷方式融资。

【参考文献】

[1] 毕克新、郭文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中外比较[J].商业研究,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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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背景

国外一些国家在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方面开始的实践比较早，这些国家不仅在政策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而且在金融支持体系方面也在不断创新与强化。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以及发展状况的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金融结构支持体系。而且，在特定的时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正是促使本国经济技术、金融结构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

美国在20世纪工业化发展末期阶段着重向高技术产业发展，正是在信息高技术产业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焕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特性，因此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此时，美国的金融资本结构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由此催生出了“金融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风险投资融资模式。此外，美国政府在推进技术创新发展的进程中也展现出关键性的作用。二战后美国政府通过建立宽松的法律法规环境、扩宽风险资本的渠道、多种优惠税收政策、日趋完善的金融资本市场等来适应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从而加快促进美国企业技术创新产业的进步。（详见表1）

三、“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以日本为例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国内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为此日本政府要大力提升经济实力。在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资金的内部积累严重匮乏，同时证券市场不发达，企业只能依赖于向银行申请融资。因此，日本就形成了独特的以“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金融支持体系。该方式通过间接融资把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有机的组织起来。同时，为了解决间接融资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匹配关系，日本除了建立商业银行体系、发展民间的金融融资机构解决企业“资金难”问题以外，还在政策、法律、信用担保、资本市场等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详见表2）

四、结语

虽然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式不同，但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根据本国技术创新的要求来不断完善金融结构的支持功能，在充分展示自身金融支持体系长处的同时，又能通过有关的政策措施来弥补自身存在的一些劣势，为技术创新提供系统性的支持。因此，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注意如下几点：首先，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给予支持和保障。其次，要充分重视政府政策性金融对于企业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影响。再次，要建立企业信用方面的担保制度来有效地降低企业资本融资的风险。最后，要不断拓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为企业的资本融资进行服务。

参考文献：

[1]林德发.我国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1）.

[2]王朝晖,孙伍琴.不同金融体系下技术创新的跨国比较[J].工业技术经济,2009,28(4).

[3]程贵.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关系的研究进展[J].财金研究,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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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风险的过程,中间需要经过多次惊险的飞跃,必须有妥善的金融安排和支持,使技术创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充裕资金。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器。现代金融体系通过提供风险管理、信息处理、资源配置、清算和支付等功能来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从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看,政策重点逐渐由促进科技的发展转向促进自主创新,各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趋向于更积极地推动和指导技术创新,并努力将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整合为一体而构建金融支持政策。

就中国而言,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既是对以往科技方针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新时期新阶段对科技发展的新要求。这16字指导方针的核心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

一、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基本渠道

从中国的当前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主要有三种基本渠道:一是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二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支持;三是创业资本和股票融资等直接金融支持。

1.技术创新的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一般说来,社会产品有三种基本类型: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用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市场提供时会出现效率损失,因而一般由政府直接提供;准公共物品的特性介于前两者之间,一般由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成果——技术知识和信息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利用它获取收益具有非竞争性。因此,技术创新的社会产品具有一定的准公共物品属性,需要由政府财政资金介入。同时,技术创新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会随着新产品和新工艺诞生所经历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当技术创新过程到达应用阶段时,受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可视为私人产品,成为基本上由市场激励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创新领域主要应该是外溢性大的基础性领域。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主要指国家通过各种财政拨款或有关信贷优惠政策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资金支持。国外大量的实践表明,一般来说,政府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公共性较强的技术创新活动领域,主要有:(1)大部分创新得以产生的基础研究。(2)技术创新活动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3)社会收益往往远大于私人收益的战略导向性产业的技术创新。(4)有利于增强国防竞争能力的特种技术创新。(5)有益于全社会的创新扩散活动。我国的财政资金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是,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财政已由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这种方式比重有所减少。

2.技术创新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信贷资金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信贷方式积聚和分配的货币资金。对需要大量资金的技术创新活动来说,信贷资金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可通过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来实现。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利益要求和收益性、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原则对竞争性行业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评估筛选,将资金投放到预期收益较高而风险适当的技术创新项目上,并根据资金价格进行资金的配置,促使资金从相对低效的部门或企业转移到高效的部门或企业,从而使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技术创新行业或企业直接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将金融手段与财政手段有效结合起来,综合两者的优势,通过政府资金来吸引民间资本投入科技创新,从而能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主要以政策性贷款支持和商业性贷款支持为主。其中,政策性贷款支持表现为科技贷款、科技风险开发投资基金等,而商业性贷款支持即金融机构贷款是科技经费的重要资金来源。

3.创业资本和股票融资等直接金融支持。创业投资有时也称为风险投资,按照1996年OECD研究报告《创业投资与创新》中的定义,创业投资是一种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创业企业并参与管理的投资行为。创业投资的实质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中成功的项目出售或上市,以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从而不仅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还可以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创业投资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的不足,在传统融资方式之外,为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资金供给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它通过向风险较大的高科技产业投资,并借助技术和金融专家直接持股、参与管理和创业投资整体变现的方式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大量的事实表明,创业投资能够将各投资主体融为一个有机整体,使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在各主体之间合理配置,保证企业技术创新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而持续有力地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而依靠股票融资的技术创新企业受到的利润压力很大,一旦预期的利润没有达到,企业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企业进一步融资的困难就会加大。因而股票融资方式对新技术的适用性有一种事后筛选和淘汰的机制,只有那些迅速得到市场承认的技术才能生存下来,这也是保证创新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机制。我国创业投资和股票融资尽管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使其潜在的效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在中国,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和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渠道中的政府资金在科技经费投入中还发挥着主导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还不够,特别是民间资本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支持还远远不够。目前,中国已形成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在内的金融市场格局,但专门服务于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很不健全,金融业对科技投入在融资方式及总体规模上仍十分有限。而同期债券融资、创业投资、投资基金、信用担保以及政府引导下的银企合作等新的科技投资方式仅处起步阶段,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部门技术创新日益增加的资金需求。中国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将一部分有资金实力的、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引入技术创新领域,同时吸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技术创新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

二、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国际经验

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是在经济运行中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些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特征并取得成功绩效的金融支持渠道和金融支持方式组合。由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三种渠道中,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支持、创业资本和股票融资等金融支持涉及民间资本运作,其中前者属于间接融资支持,后者属于直接融资支持。因此,在民间资本参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金融支持问题就转化为选择以间接融资支持为主的模式,还是以直接融资支持为主的模式,或者是两者并重的模式。从国外实践经验看,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实质上是技术创新模式和金融体系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1.技术创新与金融体系的基本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创新有两种基本模式,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领先者发展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技术追赶者发展模式。技术领先者依靠自己在基础研究中的优势,沿着“研究—开发—工程管理”的轨迹前进,不断发明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工艺方法,从而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占据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一般来说,创造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大,其优势的维持时间也比较长。技术追赶者主要进行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改进为主的模仿式技术创新,沿着与技术领先者相反的运动轨迹前进,即“工程管理—开发—研究”的路径。模仿技术创新根据市场需求引进技术,可以享受“技术搭车”的优势,较快实现追赶。但模仿型技术创新缺乏创新,在技术发展上受到制约。

世界国家的金融体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中,企业融资方式是多元化的直接融资,对商业银行信用的依赖性不强,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并靠隐性的自我强制合同与信用来维持,这种长期关系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管理成本;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中,企业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资本通过债权和股权结合的方式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必要时,银行资本能够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掌握企业的控制权。

2.技术创新模式与金融体系模式的相互作用。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领先者承担的创新失败风险很大,因而追求稳定收益的传统银行机构对其发放贷款十分谨慎。同时,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并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使得技术领先者多倾向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基于法律的体系”的金融支持。与“基于关系的体系”相比,“基于法律的体系”通常需要透明与大量的信息披露,因而监管成本相对较高;“基于法律的体系”中股权变动频繁、投资周期较短,具有较强的资金优化配置功能。近30年来,信息技术革命肇始和发展于美国也并非偶然,以NASDAQ为代表的新兴股市和蓬勃发展的风险投资等金融革命直接带动了民间资本参与信息领域的技术创新,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风险投资机制不仅是对传统银行制度的超越,也是对传统证券市场制度的超越,它为美国技术创新引入全新“引擎”,从而使美国引领信息技术创新的世界潮流。

技术追赶者则以间接的信贷资金支持为主要融资渠道和方式。从日本和德国的历史实践看,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直接融资需要严格的条件,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基于关系的体系”也就成为技术创新融资的必然选择。明显的例子是日本的主银行系统和德国的全能银行系统。这种体系的监督功能完全由银行来完成,是一种以银行为中心、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二战后,日、德两国在艰难的资金匮乏的经济复兴的核心原因就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模式和技术创新模式的匹配。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民间资本采取这种金融体系进行技术创新融资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大量的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场条件下,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与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都是有效率的。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与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美国和英国,一些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开始直接介入公司的监督运行并向其提供后续融资。而日本和德国也大大加速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开始向更为松散的融资形式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两种金融体系将在更深的层次上相互借鉴并相互融合。

三、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方略

1.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模式选择。当前我国相关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市场结构、金融工具等单一、僵硬,不能够满足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要求。其中的主要弊端表现为:(1)金融业务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国以追求资产安全保值为主要目标的传统金融业务对于具有高风险的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是相当有限的。(2)金融组织结构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大银行为主,缺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3)资本市场结构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层次单一,不同风险偏好的企业都集中在一个较高标准的主板市场上市、缺乏其他可供创新型中小型企业选择的直接融资渠道。这种单一的资本市场结构不仅不能满足各个层次的融资者和民间投资者的需求,而且导致资本市场金融资源的错位配置。

在民间资本大量参与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选择要从历史的背景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对技术创新模式和金融体系模式及其相互作用进行通盘考虑。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

的金融支持目标模式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两种模式于一体的模式,而不是对某种具体模式的照搬。不论是英、美的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还是日、德的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本身都在发生变化,都不应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目标模式的选择。受法律体系的不健全,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等现实条件的制约,科技企业较多地实行股权融资方式短期内还不太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不良债权的负担,银行经营有较大风险,继续太多地依赖银行融资也不现实,必须大力发展传统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创业投资。在中国13亿元左右金融资产总量的大部分仍然在银行体系中的现实下,我们应该进行两元发展,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并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不可偏废一端。核心在于运用市场化机制,推进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种金融支持模式的协调发展。

2.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策略。

为了促进技术创新的顺利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建立完善能够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持丰富多样的要求。就目前而言,促进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策略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健全关于促进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现有的《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多种法律、法规、条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金融机构业务、金融工具运用等存在诸多方面的限制性规定,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有关部门应该及时修改这些法律法规,为民间资本通过金融支持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有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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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金融发展终将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Levine，1997）。Hicks（1969）认为英格兰的金融体系在为巨大工程筹集资本进而引发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张功能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并向最有机会在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而促进技术创新。20世纪80年代，随着内生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关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入。在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的增长模型中，金融体系功能通过改变技术创新率最终影响稳态增长，这些文献将研究重点都集中在新生产过程和商品的创新上。此外，持有可分散风险且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所发行的股票，不但可以减少风险，而且还能促进全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资（King和Levine，1993）。因此，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功能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Saint和Paul，1992）。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均以生产率作为技术创新的指标，通过讨论金融发展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来判断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机制。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的研究基础上，利用77个国家1960-1989期间的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于长期生产率增长的预测能力。Levine、Loayza和Beck（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提高资本存量。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对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具有积极的启示，也得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孙伍琴（2004）、李建伟（2005）、王永中（2006）和彭文平（2007）等从理论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张军和金煜（2005）使用中国的省份面板数据，检验并发现1987-2001年中国改革以来金融深化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沈能和赵建强（2005）、刘凤朝和沈能（2007）对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近的结论：我国金融规模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技术进步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

国内研究多从金融中介角度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本文拟从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技术创新率进行估计；第三部分介绍了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及其度量方法；第四部分建立计量模型进行相关性估计并分析；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二、我国技术创新的测度

在检验“技术创新”渠道的实证研究中，早期研究将索洛余值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反映生产者的技术水平。根据索洛模型，产出的增长扣除投入增长之外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索洛增长核算假定所有生产者在技术上都充分有效，显然不完全符合经济现实，随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分析和分解，前沿技术分析逐步被发展起来并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允许生产者存在技术无效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前沿技术和技术效率，前者刻画某一时期所有生产者最优生产技术，技术进步表明了生产可能性边界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后者描述个别生产者实际生产技术与最优技术的差距，一个企业在等量要素投入条件下，产出与最大产出的距离。而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是分解前沿技术和技术效率的两种最主要的方法。

傅晓霞和吴利学（2007）利用1978-2004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数据分别应用SFA和DEA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由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随机扰动和不可观测因素，特别是位于生产率前沿的东部发达地区受体制转轨和国际市场环境等不完全可控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SFA可能比DEA更为适用，其结论也更为可靠。因此，本文运用SFA方法来测算我国技术创新率。

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采用形式灵活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主要有3个优点：一是允许要素间替代弹性可变；二是允许存在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分解为一个共同项和一个随不同地区和时间而变化的特质项；三是可以方便地将 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项、生产效率变化项，以及规模效率变化项。

假定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采用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为：

1nyt=?茁0+?茁11nkt+?茁21nLt+?茁31n2kt+?茁41n2Lt+?茁51nkt?鄢1nLt+?茁6t+

其中1nyt是第t年的对数产出，1nkt是第t年的对数资本投入，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快报》；1nLt是第t年的对数劳动投入，本文以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衡量；t是时间趋势，表示技术变化。由于我们的目的是测算技术创新，即前沿面技术，故对技术效率、生产无效率项没有进行进一步分析。

其中?茁6+2?茁7t表示纯粹的技术变化，是所有地区面临的共同的技术进步率，这是因为技术外溢使每个地区都面临相似的前沿技术水平；?茁8t1nkt+?茁91nLt表示非中性的技术进步，随不同的时期而变，因为有些技术是通过“干中学”获得的，这种学习能力因各种原因而有所差异，而且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并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上面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回归，计算出技术进步率。从图1的变化趋势看，我国技术进步增长率整体趋势都是在不断提高，1995年和1999年增长较快，随后都比较平稳，增速趋缓，近两年略有下降。

三、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其度量

要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首先要对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和技术创新分别建立衡量指标，以进一步分别考虑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针对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提出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所需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1、金融深度指标

Goldsmith提出金融相关率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深化特征越明显，金融发展越快。衡量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使用学术界广为认同的货币化指标，等于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与季度GDP的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我国缺乏M3的统计数据，故用M2替代。

2、金融效率指标

即存款银行贷款对名义GDP的比率，更能直接反映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反映金融效率方面，银行向私人部门贷款与信贷总额的比值指标则更加适合（King和Levine，1993）。但由于缺乏宏观金融指标的官方统计数据，当前可供选择的指标只有全部信贷与GDP的比值。

3、资本化率

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等于流通股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由于大部分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信息收集、风险分散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真正代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规模和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金和分散风险能力越强，所以本文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此外，流通股市价总值是某一时点值，而可获得的是上交所和深交所月末股票流通市值，我们先加总上交所和深交所流通股票每个月的月末值，得到各月的流通股市价总值，再对每个季度三个月的月末流通股市价总值求算术平均即得各季的平均流通股市价总值。

4、周转率

等于该季度的股票总成交金额除以该季度的股票流通市值，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金融系统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的机制，而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似乎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我们把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指标放入模型中进行考察，以检验股票市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同时高换手率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能够反映了金融市场发展。

四、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季度数据以增加样本数量，但会导致时间序列随季节呈现有规律的波动。为消除季节的影响，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对DEPTH、DEBT、CAP和TURN进行调整，使得不同季度之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此外，将时间序列转换成相应的对数系列LTECH、LDEPTH、LDEBT、LCAP和LTURN，以克服数据的异方差性。为了判断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需要先判断各序列的单整阶数，为此采用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进一步对各序列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检验发现它们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稳过程。因此，可以判定各序列都是1阶单整过程。因而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注：检验类型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表2给出了技术创新率与金融深度、金融效率的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结果。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TECH 与LDEPTH、LDEB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取标准化协整向量，其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为：

LTECHt-0.117LDEBTt-0.817LDEPTHt+4.690=u1t

其中u1t为平稳序列，它表示协整关系当中的动态偏差，常数项表示技术创新率与金融深度、金融效率的尺度差异。经济时间序列的协整组合一般具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它表示这些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之间具有稳定的影响关系，这种长期影响关系经常表示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技术创新率LTECHt和金融深度LDEBTt、金融效率LDEPTHt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且金融深化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更大。

表3给出了技术创新率与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与周转率金融深度、金融效率的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结果：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TECH与LTURN、LCA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取标准化协整向量，其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为：

LTECHt-0.042LTURNt-0.232LCAPt+3.191=u2t

协整检验表明，技术创新与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周转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以技术进步率作为技术创新的变量，讨论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联性，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我国的TFP进行估计，并分解门出技术进步率。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进步增长率整体趋势都是在不断提高，1995年和1999年增长较快，随后都比较平稳，增速趋缓，近两年略有下降。第二，金融中介的发展与技术创新有着长期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深化、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都对技术创新产生拉动作用。第三，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相关性，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大于扩大股市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结论可以用来支持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途径。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基金编号：06BTJ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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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e， R. ：Fundamentals of Production Theory[J].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al Systems，1998.

[4] King，R. G. and R：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

[5] Levine，R.：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M].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Elsevier Science，2005.

篇（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4-0014-08

一、引言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核心在于以构建创新型国家为战略目标，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之路。考虑到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包括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和“火炬”计划，大大增强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国务院于2006年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指出为了“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科技投入、税收支持、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予以配合。由此可见，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创新至关重要，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着力改革银行体制，推动资本市场创新，扩大保险市场规模。但值得指出的是，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以及保险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①，厘清这三个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不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特性，本文采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在综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方面的基础上，结合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全面深入地剖析中国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现状，以期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特别是为提高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效率，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其实现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制度环境、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国际贸易等。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金融体系主要通过动员储蓄、配置资源、提供清算支付、风险管理、提供信息以及监督激励等功能来推动技术创新。熊彼特（Schumpeter，1934）强调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指出银行通过甄别把资金提供给最具新产品研发能力的企业，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希克斯（Hicks，1969）指出，金融体系通过把流动性金融证券转化为长期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长期资本，进而使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库利和史密斯（Cooley和Smith，1991）认为，金融市场通过建立各种建议制度，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的专业化、技术创新和在干中学习，他们关于金融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观点得到了格罗斯曼和埃尔普曼（Grossman和Helpman，1991）、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和Howitt，1992）、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和Smith，1997）的支持。圣保罗（Saint-Paul，1992）认为，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分散和对冲服务，消减了风险厌恶型的行为人对低投资灵活性的顾虑，进而促使他们选择具有高生产率的新技术进行生产。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体系可以筛选出最具潜力的企业经理，从而有效引导资本配置。进一步地，金和莱文（King和Levine，1993）从监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这一金融功能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上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指出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提供资金，因此，金融机构对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富恩特和马丁（Fuente和Martin，1996）的研究并没有侧重于对企业家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事前评估从而避免逆向选择，而是侧重于对企业家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事中或事后监督从而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拉扬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nles，1998）认为，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减少企业获得外源融资的障碍，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在金融发展中尤其受益，经济因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而提高了增长率。此外，伊顿和科图姆（Eaton和Kortum，1996）指出，国际技术外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国际技术外溢程度取决于东道国本身的技术吸收能力，而金融发展又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赫米斯和兰辛克（Hermes和Lensink，2003）、阿尔法罗（Alfaro，2004）等都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韩廷春（2001）指出，与金融发展相比，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是他并没有对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孙伍琴（2004）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刘凤朝和沈能（2007）采用Geweke分解检验及协整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与动态演进，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中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金融规模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同时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叶耀明和王胜（2007）以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出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王莉（2008）基于信息、风险以及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比较了两种金融结构促进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创新活动的差异，同时指出银行和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差异，一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需要更加多元化的金融结构和更高的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姚耀军（2010）基于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钱水土和周永涛（2010）采用2000―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跨过某一分界点之后，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系数值迅速提高；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并不显著；同时，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系数变化曲线呈现斜向上的“W”型，但从整体来看，研发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会越来越好。

综上所述，关于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国内外许多文献均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迄今为止，鲜有文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进行研究。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以及经济增长中可能存在的空间依赖性，本文利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综合银行、证券和保险这三个主要渠道，兼顾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以中国省级数据作为样本，对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从而为中国未来经济协同发展提供经验和政策思路。

三、空间计量方法与实证模型

在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转移、技术扩散以及资金流动等问题可能会导致变量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但是，传统的面板计量模型却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中包含的空间自相关性。因此，如果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直接运用传统的面板计量模型，把不同的经济体当作互相独立的个体，而忽略了它们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则会产生建模失误以及有偏估计等问题（吴玉鸣，2006；安瑟兰，2009）。鉴于此，本文根据空间统计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原理，尝试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进行研究。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一般思路是：利用空间统计分析Moran I指数法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如果存在空间依赖性，则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空间计量估计和检验；如果不存在空间依赖性，则建立传统的面板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目前，我们一般采用莫兰（Moran，1950）提出的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 I来判断各地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 I的定义是：

[Moran I=i=1nj=1nWij（Yij-Y）S2i=1nj=1nWij] （1）

式中，[S2=1ni=1n（Yi-Y）]；[Y=1ni=1nYi]；[Yij]表示第[i]个地区的第[j]次观测值；[n]表示地区总数；[Wij]表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值矩阵，意味着其中任意元素使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旨在定义空间对象相互邻接关系。本文根据相邻距离设定权值即：

[Wij=1，区域i和区域j相邻0，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 i，j=1，2，???，N，i≠j] （2）

根据数据的分布，计算状态分布Moran I的期望值为：

[En（I）=-1n-1]

[VaRn（I）=n2w1+nw2+3w20w20（n2-1）-E2n（I）] （3）

式中，[w0=i=1nj=1nwij]；[w1=12i=1nj=1n（wij+wji）2]；

[w2=i=1n（wi.+w.j）2]，[wi.]与[w.j]分别为空间权值矩阵的[i]行与[j]列之和。

根据公式（4）可以检验出[n]个地区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

[Z（d）=Moran I-E（I）VaR（I）] （4）

如果Moran I正态统计量[Z（d）]值都大于正态分布函数95%（99%）置信水平的临界值1.65（1.96），那么意味着该指标的统计观测值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空间依赖性）。更进一步地，在二维平面上，绘制空间相关系数Moran I指数的散点图，可以把各个区域的这个指标分为四个象限的集群模式，用来清晰地识别出一个区域与其邻近区域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一象限是“高―高”组合，意味着该指标高统计值的区域被同是高统计值的区域包围；第二象限是“低―高”组合，意味着该指标低统计值的区域被高统计值的区域包围；第三象限是“低―低”组合，意味着该指标低统计值的区域被同是低统计值的区域包围；第四象限是“高―低”组合，意味着该指标低统计值的区域被同是低统计值的区域包围。

（二）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了考虑空间效应的空间常系数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SLM与SEM的主要区别在于：SLM研究因变量在各个子区域的空间相关性，考察变量在一个区域是否存在溢出效应；SEM则研究存在于误差扰动项中的空间依赖性，考察邻近区域对因变量的误差影响对于本区域观测值的影响程度。

SLM把因变量引入空间加权矩阵修正经典回归模型，其形式为：

[y=ρWy+Xβ+ε] （5）

式中，[y]表示因变量；[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W]表示[n×n]的空间权重矩阵；[X]表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Wy]表示空间滞后因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

SEM在误差修正项中引入空间加权矩阵来修正模型，其形式为：

[y=Xβ+εε=λW+μ] （6）

式中，[β]为参数，表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λ]表示[n×1]的截面因变量的空间误差系数，用来衡量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性，即相邻区域的观测值[y]对本区域观测值[y]的影响方向与程度；[ε]表示随机误差项；[μ]表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三）实证模型建立

本文所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lnINVit=a0+α1lnSTPit+α2STEit+α3FDit+α4FDIit+α5HCit+εit] （7）

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INVit]表示技术创新水平，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STPit]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数；[STEit]表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FDit]表示金融发展水平②；[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HCit]表示人力资本水平；[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文根据SLM和SEM空间估计方法，分别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同时与传统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1. 空间滞后模型为：

[lnINVit=ρWlnINVit-1+a0+α1lnSTPit+α2STEit+α3FDit+α4FDIit+α5HCit+εit]（8）

式中，[W]表示[n×n]的空间加权矩阵，意味着不同地区在地理上的相邻关系；[ρ]表示反映观测值空间依赖性的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 空间误差模型为：

[lnINVit=a0+α1lnSTPit+α2STEit+α3FDit+α4FDIit+α5HCit+εitεit=λWεit+μit （9）]

式（9）采用了与式（8）相同的空间加权矩阵；[λ]表示反映空间依赖对误差项影响程度的系数；[μ]表示随机扰动项。此外，鉴于空间相关性的存在，采用传统的OLS方法估计空间滞后模型，不但是有偏的，而且不一致；同时采用OLS方法估计空间误差模型虽然是无偏的，但不具备有效性。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本文使用针对空间面板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埃洛斯特，2003），同时使用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来判断模型的有效性。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及数据说明

1.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INV）是因变量。综观现有文献，尚无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是常用的近似指标。鉴于专利局审批专利到授权存在较长的滞后性，专利授权量不能及时反映各区域的技术创新产出，因此本文使用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的指标。

2. 金融发展。金融发展（FD）是主要的自变量，一般采用三类指标来衡量。（1）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周立（2002）选用金融市场化比率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张军等（2005）提出非国有企业的贷款规模与GDP的比值是衡量金融中介发展程度较为合适的指标；林毅夫（2006）则认为由于我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因此应该用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来衡量银行业机构的优化程度；姚耀军（2009）指出私营企业与个体贷款之和占总贷款的比重可以合理地衡量我国金融中介发展程度③。本文借鉴张军（2005）等的做法，采用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我国金融中介发展程度④。（2）以股票和债券为主的直接融资市场。由于债券数据较难获得，本文选择股票总市值与GDP之比来衡量。（3）新兴的保险市场。考虑到保险市场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原始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保费收入与GDP之比来衡量。

3. 其他指标。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HC）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来衡量⑤；科技活动人员数（STP）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TE）⑥的含义如前文所述。相关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通过对模型（7）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科技活动人员数（STP）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STE）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科技活动人员数与专利申请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故将其去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二）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图1是2007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专利申请数（取对数）在地理空间上的分位图，地图上的颜色由浅到深表示估计值由小到大。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创新活动发生在沿海省域，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及以四川为核心的中西部地区。这表明围绕我国若干大都市的空间集群已经形成，当然还有一些中等程度的空间集群，如中部的湖北、河北和河南等地区。

依据式（1）计算可得1998―2007年各指标的Moran I值，同时根据式（4）判断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由表3可见，技术创新指标的Moran I值由1998年的0.3048增加到2007年的0.3367，其正态统计量Z（d）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说明技术创新空间随机分布的假设被拒绝，技术创新在整个样本期间具有显著的空间集群趋势。图2是2007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技术创新的Moran I指数散点图，该图显示了技术创新指标空间滞后INV作为横轴和W_INV作为纵轴的分布情况，其中，W_INV表示邻近值的加权平均值。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重庆等12个省市位于第一象限，属于“高―高”的正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安徽、江西、贵州、广西、吉林、山西等6个省区位于第二象限，属于“低―高”的负空间自相关关系集群；甘肃、内蒙古、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7个省区位于第三象限，属于“低―低”的正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辽宁、四川、黑龙江等3个省份位于第四象限，属于“高―低”的负空间自相关关系集群；广东同时位于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海南和陕西同时位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其中，61.29%的省域存在正向关联，29.03%的省域偏离了全域空间自相关。技术创新指标的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这种局域集群的“高―高”和“低―低”分化，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省域技术创新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依赖性和异质性。

（三）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Matlab7.0软件，对面板SEM模型和面板SLM模型进行估计，同时，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对传统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由表4可见，空间固定的面板SEM模型估计结果的Log似然值优于传统面板模型以及其他各种空间面板模型的log似然值，与此同时，空间固定面板SEM模型的调整后的R2值也很大。因此，本文将选择空间固定的面板SEM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表4空间固定面板SEM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系数显著并且为正（0.697），这说明以非国有部门贷款与GDP之比来衡量的间接融资市场发展水平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票市场的系数为正（0.019）但是不显著，说明股票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值得肯定的是，保险市场的系数显著并且为正（6.654），同时其数值比较大，这说明保险市场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大量学者研究发现，尽管非国有企业在扩大就业、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国内银行仍然将大量的信贷资源优先分配给国有企业（林毅夫，2006）。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各个地区非国有部门增加银行信贷的支持将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技术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这一支持力度明显小于人们的预期。其次，传统理论指出股票市场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从而会促进公司的技术创新。但是，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省域经济发展中，股票总市值占比与技术创新水平呈现不显著的变动关系，这与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背离、信息披露不充分和市场投机气氛较浓等密切相关。最后，保险市场的参数估计要明显大于银行信贷与股票市场，这与中国保险市场的兴起与高速发展密不可分。加入WTO之后，外资保险机构的引入促使国内保险业在精算技术、风险控制、产品开发以及核保核赔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作为风险分散的手段之一，保险产品对科技企业及研发机构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合理安排风险转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空间固定面板SEM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我国的技术创新均呈正相关关系，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这说明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技术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增加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投入，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我国虽然实行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并且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整体上显著为负，远远没有成为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外在动力。从理论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形成，而且有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具有产业升级、就业创造等效应；但是，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大相径庭。研究结果显示，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导致该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设立了技术壁垒，限制核心技术的出口；二是我国在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比较薄弱，因此导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比较弱。科研经费投入的系数显著为正，符合我们的预期。

五、结论

本文基于银行信贷、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三个角度，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1998―2007年间我国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空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如下：（1）技术创新展示出显著的局域集群“高―高”和“低―低”分化，具体表现为局域高值的沿海集群地区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而局域低值的西部集群地区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2）由于变量间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性，传统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有偏且不一致的，使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可以获得更加稳健的结论。（3）空间固定面板SEM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以非国有部门贷款与GDP之比来衡量的间接融资市场发展水平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票市场前面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保险市场前面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较大；科研经费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也是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FDI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为了构建与中国技术创新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目前间接融资（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仍然是企业技术创新外源融资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必须通过对外和对内开放，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才能真正发挥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把握银行追求利润及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技术创新的高风险，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技术给予资金支持，促使高风险转化为高收益。（2）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前我国的金融供给仍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所以必须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大力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例如，鼓励金融机构改善并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完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的政策法律体系；构建多种形式的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参与科技研发等等，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3）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科研的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真正源泉，应该大力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建立多层次的兼容支持体系，逐步形成一个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涵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证券市场、保险、创业投资以及技术产权交易机构的金融支持体系，进而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注：

① 艾伦（Allen，1993）、莫克和中村（Morck和Nakamura，1999）、布特和撒克（Boot和Thakor，1997）等认为，市场导向的资本市场相比银行中介导向的金融体系来说更适合高创新、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而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更适合传统型的低风险投资项目。

②金融发展指标（FD）由三大类指标衡量：银行信贷（BAN）、股票市场（SEC）、保险市场（INS），详见下文。

③国内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GDP、或金融机构贷款/GDP，但由于中国银行部门存在政策导向的贷款和大量的不良资产（张军、金煜，2005），且实际中我国政府把银行信贷作为一种降低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工具，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省份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姚耀军，2010），用该指标进行实证的结果大多为负，造成的假象是我国金融中介好像根本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该指标并不能真实地衡量我国金融中介发展水平。

④这里我们假定全部信贷只分配给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部门，并进一步假定各省分配到国有企业的贷款与该省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正比，则非国有部门贷款为总贷款余额× （1-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⑤即设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年数分别为0、6、9、12和16年，然后再计算加权平均值。

⑥其中STE历年数据都以1998年为不变价格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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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本文将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细化高新技术产业的种子期、创建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和创业风险，同时通过综合分析上海地区金融支持体系的构成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各个阶段的具体投入和退出机制等，针对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存在着天使投资部分缺失、风险投资不足的现状，在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制度失灵、人才失灵的状况下，政府的引导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对比分析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金融支撑体系后，给出相关建议。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的融资特征分析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的经济特性分析

1、生命周期性：一般来讲将产业发展过程分为种子期、创建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着各自的经济特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多阶段性更加的明显，具有更加突出的S型曲线。一方面是由于高新技术本身是一个技术创新的过程，所需投入的设备、资金和人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的产品是一种全新的产品或者服务，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巨大，增长迅速而且能有机会获取长期高额的利润。

2、成本骤变性：在成本的经济范畴内有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两个部分。由于高新技术的研发是多学科交差创新，直接导致科研投入金额激增，固定成本较传统工业经济要高出许多。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术研发完成后，一般其复制或者重复再生产的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基本保持不变。

3、规模经济性：在代工专业化的大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性具有全球化的经济特性，信息的流动成本越来越低，一个信息几乎可以再同一时间在全球散播，各种壁垒正在逐步消除，全球商品化的实现成本较低。

4、速度经济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特性就是速度经济性，在当今社会，新技术本身的先发优势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掌握，陷入低利润的尴尬境地。此外，新的替代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新技术的产业化竞争非常激烈。

综合上述经济特性，可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周期的多阶段性和成本骤变性，将直接导致其投融资需求的多样性，而规模经济性、速度经济性决定了金融支持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特征分析

在上述的分析基础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个的具有多阶段性的动态过程，是个连续完整的技术经济行为。不同阶段的特征分析如下：

1、种子期的融资特征

种子期具有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内部融资”融资需求特征。种子期企业基本处于产品技术研发的中后期，一般已经取得实验室成果，还没有对技术成功实现产品化，也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销售渠道，无法从市场取得产品收入。资金需求量较小，但投资风险很大。

2、创建期的融资特征

创建期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与风险资本（VC）的“风险性”的融资特征。此阶段高新技术企业将步入“死亡谷”阶段，虽然技术风险已经能够有效的控制，但是市场风险急剧增加，资金的需求急速放大。由于还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只有专业的风险资本从战略投资布局的角度会投资部分企业或者项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发挥融资功能。

3、成长期的融资特征

成长期具有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的“互动性”融资特征。在此阶段企业已经有自身的经营特征，如果能够有效的整合风险资金、商业银行资源、政府减税项目等各类资源，朝着资本市场的目标经营，将可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或者促进作用，政府的资本市场制度性的设计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4、成熟期的融资特征

成熟阶段高科技企业具有与资本市场相对应的“市场化”融资特征。因此，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将对高科技企业的后续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整体来看，资本和技术以及信息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发挥作用，但是后续的资本市场监管将会显得更加重要。

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现状分析

（一）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现状分析

1、数额巨大的上海地方政府财政投入

2010年，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上海财政在全市科技领域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基础科研建设、推动自主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成果应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全市财政共安排科学技术支出202.03亿元，是2004年的5.14倍，占比地方财政总支出也由2.8%增长到6.1%，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

2、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类型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邮政储汇局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够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更是这个市场的引领者。

3、功能不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资本市场主要由主板（包括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场外交易等市场组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上市门槛还相对较高，新三板市场主要是北京中关村的非上市高科技股份公司服务的报价交易系统，各场外市场主要由各个政府部门主办，交易市场的定位不明确，分布不合理。整个资本市场结构层次单一，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4、体系不完整的上海创业投资市场

上海市创投机构数量逐年增加，2010年共有各类创投机构313家，管理资本总量以及单个机构平均管理资本量已增长至866.96亿元和2.77亿元，创投投资总额为58.41亿元，但是据对93家样本创投机构调研，2010年共投资158个项目，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投资占比为75.21%，种子期的投资严重缺失。

（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运行特征

1、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与自主创新战略间的矛盾

高新技术产业除了具有传统产业的经济特征外，还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投入等独特的特征。这种高风险的特性，是无法与目前已经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和监管政策所契合的。

2. 信用缺失和退出渠道不完善造成资金供需渠道不通畅

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却一直落后于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的主板和中小企业板块，面对的都是已经拥有巨额净利润的成熟企业，创业板的上市标准也出于种种因素，进入门槛相对较高。2010年创业板共有117家企业IPO成功，企业的最低门槛也远高于证监会所规定的条件，整体来看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退出市场渠道，直接挤压了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热情。

3、政府投入方式单一、边际效率急速下降

上海的科技政策和财政投入，都面临着法律层面和绩效评估的约束，这种过分追求投入回报的政府投入，导致70%以上的财政投入都投入到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后期。不少中后期的企业都已经有利润，这种政府投入无形中变成了补贴企业的净利润，使用的效率很低，而使用效率非常高效的早期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却无法获得足够的政府支持。

三、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分析

在第三次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中保持了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是其中最成功的地区，综合多数专家学者对美国硅谷的研究，与硅谷的金融支持体系，特别是风险投资体制和纳斯达克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发达的区域性金融服务机制

按照美国政府的监管规定，通常以资产规模的大小来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将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归为社区银行。如果照此标准来分析，根据2006年美国公布的监管数据，全美国约有6995家商业银行可称作社区银行，占所有参保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中商业银行总家数的93.5％，社区银行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据着数量上的最大份额。社区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农场主、小企业以及个人，主要业务形式是小企业贷款、农场贷款以及个人存款。可以说，社区银行作为一种区域性的金融中介机构，在银行体系中发挥着与大型商业银行不完全相同的功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中介服务。

（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

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律来考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需要结合实体产业的发展，但是要想持续发展高科技产业及风险投资业，必须要有通畅高效的退出渠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证券市场分层体系，第一个层次是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纳斯达克交易所（NASDAQ），第二个层次是公开报价系统，公开报价系统包括信息公告栏市场(OTCBB)和粉单市场(Pink Sheet)，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性柜台交易市场，第四个层次是私募股票交易市场。由上述四个层次构成的证券市场体系，为全美3万家左右的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

（三）较宽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促进社会其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同时也利用财政资金设立投资公司参与直接投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自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在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风险资金主要的投资来源，更加强调决策理论化和程序化，机构化的资金能够以非常合理的方式来进行风险投资，使得风险投资产业成为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行业，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

（四）繁荣的风险投资运营机制

美国拥有丰富人才渠道、灵活的公司体质、宽容失败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多方共同参与、互动发展的良好风险投资模式，基本解决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高投入、高风险中融资难题，使得新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的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五）高效的政府扶持模式

美国政府在高科技产业不同的创新研发阶段，都制定有不同的科技计划以及相对应投入模式。美国政府的科技投入对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机构进行负责，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健康研究院（NIH）、能源部（DOE）等部门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中小企业管理局（SBA）则是针对应用型的科研资助。

总之，美国政策、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支持充分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所以，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策上的支持是风险投资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

四、上海和硅谷地区的对比分析

对上海和硅谷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区别：

（一）在种子期，由于企业存在巨大的风险，导致市场失灵，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此阶段。对于此种情况，美国硅谷具有高效而全面的政府投入机制，而且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引导者社会资本对天使投资的支持，而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阶段政府支持的形式较为单一，显得非常的不足。

（二）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拥有非常发达的OTC、纳斯达克、纽约交易所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而且对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言，缺乏有效的OTC交易系统、新三版市场（只对中关村开饭），创业板和主板的高门槛导致很多高科技企业很难获得有效融资。

（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机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硅谷的社区银行与上海的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考核机制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五、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体系的改善建议

（一）资本市场方面创新建议——推出更加适合高科技创业风险的区域性产权市场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风险很大，因此有很大比例的企业将部分创业成功或者不成功。鉴于此种特点，建议推出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征，瞄准融资功能，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降低企业进入区域性产区交易系统的门槛，规范交易系统的监管，引导企业提高经营水平。此外，通过政府与银行的合作机制，使得进入区域产权交易系统的企业可以较为便利的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二) 政府投入机制方面创新建议——成立专门的天使投资管理机构，引导社会参与天使投资，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

根据上海市创投业发展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基于创投产业链的运动轨迹，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和融资周期的角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支持的环节，建议加大对种子期创业企业的投资力度。

（三）金融市场方面创新建议——建立区域性的科技型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服务

面对全国统一监管的商业银行的关系型融资体系与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依靠银行自身的改革是无法解决的，靠行政的手段可以暂时缓解此种矛盾，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参考美国社区银行的运营经验和做法，新成立一个面向高科技产业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按照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等特征来设定经营目标和措施以及考核目标，专注于服务区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四）服务体系方面创新建议——做好金融市场的政策体系和市场服务工作

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还需要信用担保、人才培养、交易市场现代化和法律完善等多个方面的跟进，特别是在政府支持方面，创新融合各类金融支持政策，形成优惠政策体系，集中关注金融支持的风险和成本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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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是近年来金融业发展的一种趋势。金融创新活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给整个世界金融体制、各国金融宏观调节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国际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飞速发展，全球银行业务模式的创新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美理迪安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公司用于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将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而金融业用于这方面的战略性投资将以每年17.7%的高速度增长，金融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战略性投资占全部信息技术总投资的20%。由此可见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与转变，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技术支撑。当代信息技术的冲击不仅促使银行的服务创新不断跃上新台阶，还使银行本身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相对传统概念上的银行而言，如今的银行正不断走向电子信息网络化，不断走向虚拟，并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组织体系与经营形态。银行的金融科技综合实力，特别是业务需求、业务软件、系统集成和网络技术的水平，将越来越决定着银行金融创新的能力，并成为衡量银行竞争实力的标志。

一、银行业务创新

银行业务创新是商业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所提供的金融产品而进行的创新活动，它是金融产品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菲利普·科特勒把产品定义为“能够提供给市场，引起人们注意，供人取得使用或消费，并能够满足某种欲望和需要的任何东西”。银行通常被认为是服务行业，这主要是由于其竞争力来源于产品和服务的高度整合。若没有产品，所谓服务就是空谈。但是有了好产品服务却跟不上，市场份额也难以扩大。在很多的情况下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是密不可分的。一项银行产品总是包含着一项或数项金融服务，而某一项金融服务可能渗透到几种银行产品之中。因此，在许多场合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是难以明确区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银行业务。

1、银行业务的特征。银行业务主要属于服务性产品的范畴，与制造业的产品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性。

（1）无形性。客户在消费或投资银行所提供的产品之前，这种产品既看不见，又摸不着，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也无法感觉到它的质量和价值。银行产品的无形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银行品牌和信誉的价值。

（2）整体性。一项银行产品总是包含着一种或数种服务，而某一种服务可能渗透到几项产品之中。所以说有时银行所提供的实际物质服务不变，但其可能会因营业网点的不同或客户购买方式的改变而变化。银行业务只有在整个产品体系中与其它产品、服务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易逝性。银行业务不涉及制造，贮存和运送的过程。只在提供给顾客时才发生，产品提供后即告消失。

（4）易模仿性。银行产品大多数为无形产品，无法申请专利，因此银行新开发的产品容易被其他银行所仿效，产品创新者无法有效地保护其产品的特权。常用的价格竞争以及其它营销手段也很容易为其他金融机构所模仿，而且模仿的时间较短。

（5）增值性和高风险性。商业银行出售产品尤其是贷款和信用，实际上是货币和银行品牌使用权的“出租”。它要求客户不仅要支付“租金”——利息或手续费，还要求货币和信用在约定期限后安全偿还。因此，和一般企业实现销售即获得营业收入和利润不同的是，银行卖出了产品就买入了风险，这是银行产品区别其它产品的显著特点。

2、银行业务创新的内容。根据银行经营的业务分类，银行业务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负债业务的创新。负债业务的创新主要发生在60年代，其创新动力一方面是为了规避政府的管制，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银行的负债来源。主要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账户）、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协定账户、个人退休金账户及货币市场存单等。

（2）资产业务的创新。主要有消费信用、住宅抵押贷款、分享股权贷款、组合性贷款等。

（3）中间业务的创新。主要有信托业务、租赁业务等。银行中间业务的创新改变了银行传统的业务结构，增强了竞争力。

（4）清算系统的创新。包括信用卡的开发与使用、电子计算机转账系统的应用等。

二、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历程

所谓金融信息化，是指信息化与金融的融合，是构建在由通信网络、计算机、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四要素组成的国家信息基础框架之上，具有统一技术标准，通过不同速率传送数据、语音、图形图像、视频影像的综合信息网络，将具备智能交换和增值服务的多种以计算机为主的金融信息系统互联在一起，创造金融经营、管理、服务新模式的系统工程。

在金融信息化领域，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为基础的数据大集中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并成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大趋势。所谓大集中是一种通俗的说法，虽然集中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其实质就是数据的集中和系统、应用的集合。它是提高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石，一方面能够对金融业务进行即时风险控制，另一方面支持新业务的大规模、低成本扩张。数据大集中使银行业发展的后台支撑系统，能为用户带来的最直观感受的就是建立在各种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电子化金融业务。

在国外发达国家，银行业信息化建设随着信息技术的几次革命，大体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1、第一阶段是脱机批处理阶段。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外一些银行就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票据集中录入，实现账务管理的批处理，以提高银行账务处理效率。这一信息技术的应用在客观上使银行账务管理模式由传统的分散型走向了集中型。

2、第二阶段是联机实时处理阶段。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分时操作系统的出现，大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外银行开始通过联机实时交易实现异地的通存通兑，出现了ATM、POS机等新型自助服务渠道，使银行业务迅速超出传统的存、贷、汇范畴，金融的服务、产品和渠道创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3、第三阶段是经营管理信息化阶段。随着数据库和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国外银行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客户信息分析，同时推出了更具个性化的家庭银行、企业银行、电话银行等服务和产品。初步建立了电子银行体系，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银行产品服务体系趋于完整。

4、第四阶段是银行业务虚拟化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国外先进同业开始基于互联网技术探索对银行服务渠道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出现了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渠道以提供虚拟化、个性化服务。对于银行业务的虚拟化，国外发达国家也处在尝试和探索阶段。

三、信息技术对银行业务创新的影响

业务创新是金融创新的核心，金融信息化作为一个跨行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不仅是计算机技术在金融业的推广应用，还表现为金融业务的管理和发展与电子科技的高度统一与整合。信息技术推动了金融业务创新，从银行业务创新的历史可以看到几乎所有金融创新品种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的有力支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银行金融业务发展的历史也是银行高科技不断发展和应用的历史，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有着极大的契合性。信息技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影响金融业务创新。1、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银行相关业务的经营成本，提高了经营效率。网上银行的出现是信息技术带来银行业创新最直接的成果之一。网上银行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实现了交易无纸化、业务无纸化和办公无纸化。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全面使用了网络货币，不仅能给银行节约使用现金的业务成本，而且可以减少资金的滞留和沉淀，银行利用计算机和数据通信网传递信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进行结算，从而简化了业务流程，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

2、信息技术为各金融机构的间接合作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技术型金融创新可以有效地规避分业经营模式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限制。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银行只需聘请少数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客户购买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各类疑问，从而顺利地实现分销。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模糊了各行业之间的截然分别，实现了它们之间的有机合作，给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以后的柜台上可以享受保险、证券、基金的服务。从发达国家己经建立的网上银行看，它已经成为了“一站购足”的金融超市，各类金融服务和相关信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3、信息技术为银行向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奠定了基础。以网络银行为例，由于网络银行的客户地域跨度大，传统的大众营销模式已经不适合新的客户结构。因此如何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是网络银行竞争成败的关键所在。借助网上完善的交易记录，银行可以对客户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和数据处理，从中发现重要的客户，并细分服务市场，制定特定的营销策略和服务内容。

4、由信息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给传统商业银行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银行借助信息技术可以更快的实现资金的流动。银行集中各式各样的经济和金融信息，并向社会，从而引导社会商品运动和资金的运动，以实现金融资源在社会各经济部门间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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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10?06

一、引言

自1967年日本科学技术和经济研究协会首次提出“信息化”一词以来，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Castells[1]认为信息化主要通过产业经济的扩充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Biswas[2]提出信息化通过影响生产技术和消费结构两种形式来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深刻影响了国际竞争格局和人类的生存方式，更引发了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如混业经营成为金融行业的主流模式，客户需求成为金融服务的市场主导，风险管理成为金融管理的重中之重等。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长期以来，金融业一直非常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不但在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作用，而且对于提高金融行业内部管理水平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是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视角研究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它们的互动机制，有利于评估我国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协调水平，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给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宏观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证的依据，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发展主要包括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总量的提高，以及金融结构的改善和优化，McKinnon[3]、Shaw[4]在各自的著作中独立地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从制度框架和金融效率的角度，强调了金融市场化的积极作用，由此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关于信息技术、信息化对金融的影响，谭荣华、左志刚[5]论述了信息生产功能是现代金融中介的一项重要功能，信息化作用于金融中介的信息生产，从而成为推动金融中介的一个重要原因，信息化通过使可利用的信息量增加和使信息利用能力提高两种机制实现。张立洲[6]探讨了金融信息化对货币形态及智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货币政策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赵昱光、张雪梅[7]认为金融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从便利资金供应、加快资金结算和支付、促进银行体系效率提高、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等多方面促进了金融的发展，同时信息技术也为金融运行和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李政、王雷[8]认为金融信息化对金融发展的

收稿日期：2012?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0BJY105)；宁波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点课题(QYJYS1106)

作者简介：俞立平(1967?)，男，江苏姜堰人，博士，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信息经济，科学计量.

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金融信息化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信息化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温平川[9]利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江苏省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信息化的推进对金融规模的扩张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对金融效率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影响较小。

此外，关于金融信息化存在的问题，石双元、张金隆等[10]较系统地分析了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关系及其对金融业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由于金融信息化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探讨了信息技术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郝向荣、王松等[11]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走过了电算化的初级阶段，正朝着金融信息化时展，将面临着一些新的风险。

从以上研究看，关于信息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和理论相对比较成熟，但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现有的研究侧重从微观视角进行，缺乏区域层面信息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宏观研究，虽然微观是宏观的基础，但并不是简单的累加。而且在微观层面，金融发展对信息化的影响极其有限。

第二，关于信息化对金融发展影响研究较多，缺乏金融发展对信息化影响的研究。

第三，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迄今为止仅有数篇文献，而且主要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缺乏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近年来的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互动机制，然后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面板数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AR, PVAR)全面分析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

二、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研究信息化与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进行两者互动机制的理论研究，然后再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进行实证，静态研究主要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与面板数据进行，动态研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最后再进行综合分析。

信息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金融、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等；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信息化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为信息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信息化离不开科学技术，信息化的发展不仅需要计算机、

图1 研究框架

网络、通讯、电子等领域的信息技术，也离不开化工、能源、机械、建筑等相关科学技术。为此，建立如下模型：

(1)

式中：Info表示信息化水平，FIR表示金融水平，GDP为经济发展水平，ST为科技水平，c为常数项，α、β、γ表示回归系数。为了减少异方差，同时增强结果的解释性，所有变量都取对数进行处理。

面板数据有很多优越性，它更能反映个体变化，有更高的效率，能够较好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对遗失重要变量也不敏感，因此本文采取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三、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 信息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关于信息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概括一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能够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目前，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实现了电脑化、网络化、信息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的工作效率，节省了金融系统的劳动力成本，加快了资金周转，改善了金融服务方式。

第二，信息技术能够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依靠金融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对于提高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与职能，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加速国际资本流动，使得金融机构的筹资渠道大大拓宽，而技术手段的进步又使金融机构临时融通资金的能力大为增强，各种金融科技产品也在整体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减少了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渠道，使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职能主要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来进行。

第四，信息技术是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是金融风险监管的重要支柱，为了实现对风险监管的精确性、前瞻性、预警性目标，就需要不断提高监管手段的现代化水平。依靠各类信息系统建立起发现风险、度量风险、应对风险的决策体系对金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金融发展对信息化的影响机制

关于金融发展对信息化的影响机制，尚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金融对信息化的影响机理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发展加快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庞大的资金，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难以筹集必要的资金，必然影响信息化的进程。从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看，无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等信息化巨头，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时都通过金融体系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信息化进程。

第二，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对信息化产生了巨大需求。新的金融机构的设立、管理体系的完善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每年金融体系的信息化采购都达到数千亿，产生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吸引更多信息技术人员就业，促进了信息产业发展。

第三，金融发展促进了信息化的技术进步。金融体系对信息技术的需求，许多需要专用技术，从而对软件、设备、网络、计算机安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广大信息技术厂商不断研发新的技术，从而带动信息技术进步。

四、数据

关于信息化发展水平变量，较好的方法是采用指标体系测度，但采用面板数据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很多信息化指标数据仅有数年的，而且不连续，舍弃这些指标必然导致信息化测度的偏差。本文采用邮电业务额作为信息化的替代变量，邮电业务额包括了电话、互联网、邮件、报刊发行等众多业务收入，是典型的信息化指标，其中函件邮寄虽然与信息化关系不大，但由于函件面临各快递公司激烈的竞争，邮政局函件份额较小，加上函件邮寄收入仅占整个邮电业务额极小的份额，因此并不影响采用邮电业务额作为信息化的替代变量。

关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实际应用中方法较多。典型的是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之比，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中国缺乏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银行的最主要的业务是存款和贷款，因此本文用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变量采用地区生产总值，这一般没有太大的争议。科技水平变量可选指标也较多，如论文、奖励、专利等，最好的方法是选取科技产出指标来测度科技产出，但基于和信息化同样的原因，面板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选取各地区的研发投入(R&D)作为科技水平的替代变量。

2000年分省的邮电业务额指标缺失，因此数据来自于2002～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数据为2001～2009年期间的数据。地区由于部分年度数据缺失，因此进行了省略。所有数据的描述统计量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描述统计量

邮电业务额 金融比率 地区生产总值 研发投入

均值 461.14 0.13 7 168.00 94.20

极大值 4 149.11 0.71 39 482.56 699.99

极小值 13.21 0.01 298.38 0.80

标准差 523.60 0.11 6 822.05 126.70

N 30×9=270

五、实证结果

（一）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因果 检验

从理论上讲，信息化与金融发展之间是双向因果关系，那么实际数据是否支撑这个结论呢？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是格兰杰因果检验。考虑到两者发挥作用的滞后期在以1～4年之内，因此滞后期以此为准。

格兰杰因果检验本质上采用的是回归分析，如果面板数据不平稳会导致伪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对面板数据做平稳性检验。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跟检验方法有Levin检验、ADF检验、PP检验等，本文采用这3种方法同时进行检验，以3种方法结果一致为准。经过1阶差分，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平稳性检验结果。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信息化在滞后1～4期时，都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在滞后2～3期时，才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两者互动关系比较显著，但信息化对金融的影响比较持久，而金融对信息化的贡献相对短暂。

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滞后期 检验与结论 F检验 概率 结论

1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4.260 0.040 拒绝**

1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1.024 0.313 接受

2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9.709 0.000 拒绝***

2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2.329 0.099 拒绝*

3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11.969 0.000 拒绝***

3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4.475 0.005 拒绝***

4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10.731 0.000 拒绝***

4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1.905 0.113 接受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

（二）面板数据估计

由于金融对信息化的贡献只在滞后2年和3年时才比较有效，经济发展对信息化的影响一般至少要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信息化的影响至少也要滞后2~3期，综合考虑，本文选取滞后期为2年进行面板数据估计。

首先进行构造一个是采用混合回归还是面板数据的F检验，结果发现应该采用面板数据。接下来进行hauseman检验，发现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为了进行比较，表3同时给出了混合回归结果。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看，总体拟合水平较高，达到0.992，金融每增长1%，会导致信息化增加0.783%，经济发展水平每增长1%，信息化增加0.636%，科技水平每增加1%，会导致信息化增加0.164%，总体上，金融发展对信息化的贡献最大。对比混合回归发现，由于多重共线性，科技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而且没有通过统计检验，金融对信息化的贡献被低估，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信息化的贡献被高估了。

（三）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

由于面板数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根据前文的分析确定为2。协整检验方法采用Kao面板协整检验，发现存在协整关系。接着建立VAR模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R2为0.995，

表3 信息化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估计

变量 含义 混合回归 固定效应

C 常数 ?2.299***

(?7.416) ?5.228***

(?11.204)

log(FIR(?2)) 金融相关比率 0.203***

(2.805) 0.783***

(8.597)

log(GDP(?2)) 地区生产总值 0.839***

(15.914) 0.636***

(8.758)

log(ST(?2)) 科技水平 ?0.039

(?1.198) 0.164***

(3.021)

Hauseman — 155.341

p — 0.000

R2 0.923 0.992

n 30×7=210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

且VAR模型所有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圆内，模型结构稳定，拟合效果较好。

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的系数并没有经济学意义，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进一步分析，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

先看信息化的脉冲响应函数，来自金融发展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当期对信息化的影响为0，随后缓慢升高，到第3期后基本平稳，说明金融的冲击对信息化影响比较平稳，并且有一定的滞后期。来自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当期对信息化的影响为0，随后缓慢持续升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冲击对信息化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滞后，总体也是平稳的。来自科技发展水平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当期为0，随后为负值，从第3期趋于平稳，但全部是负值，主要原因可能是只有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进步才会促进信息化的发展，而一般科技水平的冲击对信息化没有什么影响。

再看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函数，来自信息化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当期对金融的影响就是负值，随后继续下降，到第3期后缓慢升高，总体为负。一般信息化的冲击，主要由新的信息技术应用引发，而金融是对数据处理要求极高的部门，一般会使用成熟技术，而新技术需要一定时间的考验期。经济增长对金融的影响当期为负，然后缓慢下降，可能与我国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不够有关。科技发展对金融的影响总体较低，因为影响金融的技术因素主要是信息化，科技水平相对低一些。

图2 脉冲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 MSE)的贡献度，了解各类因素的相对作用，和时间序列数据一样，面板数据预测的误差方差是其自身扰动及系统扰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表4、表5分别为信息化与金融的方差分解。

表4 信息化的方差分解

时期 标准差 INFO FIR GDP ST

1 0.07 100.00 0.00 0.00 0.00

2 0.10 97.83 0.37 0.13 1.66

3 0.11 97.14 0.75 0.29 1.82

4 0.13 96.26 1.05 0.63 2.06

5 0.14 95.40 1.30 1.08 2.22

6 0.15 94.50 1.50 1.63 2.37

7 0.16 93.58 1.67 2.25 2.50

8 0.17 92.63 1.82 2.93 2.62

9 0.17 91.66 1.95 3.66 2.73

10 0.18 90.69 2.07 4.42 2.82

表5 金融的方差分解

时期 标准差 INFO FIR GDP ST

1 0.06 18.81 81.19 0.00 0.00

2 0.10 19.49 80.19 0.11 0.22

3 0.14 18.32 81.21 0.18 0.29

4 0.17 16.72 82.80 0.18 0.31

5 0.19 15.06 84.49 0.15 0.30

6 0.21 13.49 86.11 0.13 0.27

7 0.23 12.08 87.56 0.11 0.24

8 0.25 10.87 88.80 0.11 0.22

9 0.26 9.87 89.80 0.13 0.20

10 0.27 9.10 90.55 0.17 0.19

从信息化的方差分解看，对信息化影响最大的是其自身，在末期占90.69%，金融占2.07%，经济发展水平占4.42%，科技水平占2.82%。

从金融的方差分解看，与信息化类似，对金融影响最大的是其自身，末期金融自身占90.55%，信息化占9.10%，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金融几乎没有影响。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信息化对金融的重要作用。

六、结论与讨论

（一）信息化与金融互动关系显著

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互动机制鲜明，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对信息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促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进步，带动信息化的巨大需求方面。信息化对金融的影响相对持久，而金融对信息化的影响相对短暂。从变量的弹性系数看，金融对信息化的贡献大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信息化的贡献。

（二）金融对信息化的影响的核心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金融对信息化的影响，离不开信息技术领域中关键的技术进步，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领域中较大的技术进步，就不会产生信息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如果新的信息技术本身尚处在的验证阶段，对数据和系统要求极高的金融部门也不会产生需求，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看，信息化与金融互动关系鲜明，信息化对金融的影响大于金融对信息化的影响。

（三）模型的选用对结果影响很大

在分析信息化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中，采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模型对结果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时间序列数据较少，因此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比较片面，而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又不能发挥面板数据的特长，难以挖掘数据中潜在的信息，从本文的实践看，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面板数据、面板向量自回归综合进行分析是比较恰当的，而且它们之间能够互相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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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ormatization and finance based on panel VAR

YU Liping

篇（9）

互联网金融是依托移动和网络支付、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工具，拓展了传统金融的支付、资金融通和信用中介等功能的新型金融业态。从这一概念出发，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创新出来的新型金融业态，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技术创新构成了经济创新的基础，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要素，并最终引发产业变更和形成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因而，自熊彼特以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加注重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角度研究新经济业态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纵观截至目前的整个金融业创新发展历程，支付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支付工具、系统、方法以及组织和市场等方面的变革，会引发金融业在服务、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功能创新，同时，由于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业信息行为，因此会产生新型金融风险和风险管理模式。本文遵循这一方法和思路，研究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征及其风险管理等问题。

一、金融创新理论与支付创新

（一）金融创新理论中的技术因素

为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创新理论，将创新界定为一种经济行为，并特别强调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从此建立起了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变革为基础的经济创新理论。熊彼特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创新理论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产业经济和实体经济领域，虽然较少涉及金融问题，但提供了一种从“非经济现象”视角研究解决经济创新（当然包括金融创新）问题的方法理论体系。

对金融创新的专业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各种浮动利率工具和期货、期权、掉期等新兴风险管理工具大量被创新出来，20年内创新的金融工具甚至超过任何历史时期，20世纪90年代金融创新理论基本形成体系。在对金融创新的成因研究方面，理论界主要有“内因”和“外因”两种理论。“内因”说认为金融创新是主动型的，是金融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满足市场的金融需求而在技术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做出的改进，如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公众不断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而技术进步为金融企业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创造了条件，因而金融创新是由技术进步引发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下对市场新需求的满足。“外因”说认为金融创新是被动型的，是金融企业对技术变更和外部管制等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调整结果。如为适应通货膨胀、外部汇率和利率变动频繁而重新组合金融产品要素，为适应竞争而主动应用信息技术，或是为应对金融监管和金融抑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等。

可见，无论是主动型“内因”式的金融创新还是被动型“外因”式的金融创新，技术因素都在金融创新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如果按照熊彼特所定义的技术创新，广泛涵盖着新产品、新材料、新的生产方法或商业应用，甚至衍生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支付创新必然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二）支付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交易是金融活动最基础的单元，现代金融交易服务于交易双方对货币、资本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转让或转让实现，其中对货币的借贷和信用等支付行为是基础。金融市场依托于支付工具以及整个支付市场和组织体系，实现交易过程中的财产权益转移和信息交换，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金融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说，支付体系支撑起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转，并作为基础设施成为金融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历史地看，以支付工具为基础的整个支付体系发展变革，极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活动的属性和形态，并根本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方式。

表1整理了目前为止金融业主要经历的三次创新发展，及其所对应的支付体系和技术变革情况。从表1中可以看出，每一次以支付工具为核心的支付体系创新发展，必然会催生新型金融新业态，进而引发整个金融市场变革创新。

第一次金融创新，主要起源于实物支付体系的发展变革，支付工具从实物转化为货币，专营货币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逐步形成和发展。

第二次金融创新，起源于信用支付体系的发展变革，支付工具由贵金属转化为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信用货币，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多种信用经营机构全面发展，同时伴随产生了担保和信用评级公司等专业化信用服务中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形成，中央银行作为国家信用专营机构出现并在各国普遍建立。

第三次金融创新，起源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支付体系发展变革，支付工具向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和电子金融等新型金融工具创新应用，支撑起基于互联网和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信息技术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并持续催化着金融信息化和金融脱媒。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形式主要表现为通道创新、平台创新和模式创新，主要创新功能点集中在支付方式、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创新三个方面。而所有创新功能则完全依托于支付体系在账户、终端和交易功能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新型支付组织和市场（见表2）。

二、支付创新与金融信息行为

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解决跨期和跨地域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不确定性。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金融组织的主要功能，都是以最小成本获取信息以最优管理金融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因而金融业主要从事的就是获取和收集、计量和管理与交易不确定性相关的数据信息。首先将与金融风险相关数据信息从标准化和获取难易程度区分，其中：支付信息基本已实现标准化，如大部分支付信息以银行记账等会计数据的形式存在，能较为轻易地一次性获取。其次，交易信息包括交易习惯、信用、频次和金额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数据信息，其中只有交易频次和金额等信息相对容易被标准化处理和一次性获取，而交易习惯和信用等行为信息的标准化和获取难度较大。最后，人力资本如市场主体及其商业关系和交易背景等信息，由于分散储存于社会个体中，更难以被标准化处理和一次性获取。

根据资产专用性决定了交易治理结构的相关经济理论，对于标准化程度低、获取难度高的人力资本及其交易行为信息，由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获取、加工和管理运用等问题，需要金融组织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提供服务和产品等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方式收集，并在长期契约关系中逐步维护和提升信息质量。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个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等金融组织获取相关专用性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在提品和服务等交易过程中，通过与客户直接面对面的方式获取、识别和核实有关信息，然后用以建立金融契约和对交易实施监督。

建立在支付创新基础上的互联网金融，由于主要通过网络向客户提品和服务，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工处理与客户交易的相关信息，因此更加依赖以非面对面的方式获取和收集信息，进而根本改变了传统金融信息行为及其风险管理模式。表3从识别客户身份、了解客户及其交易背景、分析交易风险和保存交易记录四个最基础的风险管理环节，对比了传统金融组织与互联网金融在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的差异。

根据表3，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根本性的差异在于，支付创新改变了其信息行为方式、信息属性及其结构，由于主要依赖信息技术手段获取、收集、加工和利用客户及其交易相关信息，所取得的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较差，表3中11项的对比指标，互联网金融在6种信息获取方式下难以得到与传统金融相同有效的信息，仅在第8、9项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三、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征和管理经验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性

金融业主要通过获取、收集、处理和加工信息管理风险和配置资源，支付创新改变了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行为和信息结构，进而表现出完全区别于传统金融的风险特征。

1.受信息摩擦的影响更为显著。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摩擦是现代金融交易的一个重要特征，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主要在办理业务时以面对面获取信息的方式，基于支付创新的互联网金融难以直接获取较为真实准确的客户及其交易信息。一是在识别客户身份及其交易背景时，由于未能留存交易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信息、笔迹、资金收付凭证等原始记录，因而无法核实客户或交易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及其交易环境等信息。二是在核实客户及其交易信息时，由于主要依赖信息技术，如密码、数字证书、手机验证和身份证明文件电子扫描件等，相对于通过物理介质和人工认证客户及其交易的措施，信息化认证工具更容易被伪造或盗用。三是在交易过程中，在网络支持下可在线购买理财产品、进行P2P撮合信贷交易、O2O线上支付和线下交易、以众筹方式进行直接投融资等，交易各方基本处于不见面的交易状态，缺乏互相了解进而加大了信息摩擦。

2.信息渠道和处理方式多元化。互联网金融虽然在直接获取信息方面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但可通过多元化获取和处理信息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质量。一是信息来源多元化。随着包括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自然和社会要素经济行为及其属性的离散信息化表达和网络呈现，原来难以或无法获取的人力资本信息等，也逐步可被收集和标准化处理。在Twitter、Facebook、腾讯、淘宝等社交和交易网络上，持续产生和释放着大量与客户及其交易相关的信息，如Johart BoUen等已经通过抓取分析Twitter用户微博中能反映其情绪变化的信息，发现其中某些信息能较为有效地预测道・琼斯平均指数（DJIA）的未来走势，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收集其中有用的信息，同时在标准化处理后用于交易管理。二是网络信用环境逐渐形成。相比传统金融组织与客户单向、反复的信息行为，网络环境能构建起比市场更为稳固、比企业更为柔性的信息传递机制，交易主体间在网络社会中相互学习并增进了解，所形成的网络信用可用于治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阿里巴巴、腾讯和网易等社交和交易网络积累形成的客户信用信息，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挑战传统金融最主要的优势。三是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持续提升。随着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成本的降低，出现了专业处理信息的组织和技术，如利用谷歌和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根据风险管理需要收集和甄别有关信息，而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则能实现对海量信息的标准化处理，并有利于建立起网络信息与金融交易相关信息的价值关联。同时根据梅特卡夫定律和摩尔定律，网络信息对互联网金融的有用性和处理能力还将呈量级增长趋势。

3.信息技术风险更加突出。由于过度依赖支付账户、终端和功能等技术创新及互联网信息资源，对信息制造、传播和加工利用方式的改变，均会给互联网金融带来新型信息技术风险。一是随着电子信息及其商业价值的提升，对金融消费者个人及其交易和社会行为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和利甩过程中，侵犯消费者权益以及相关信息被泄漏、盗用、篡改等风险与日俱增。二是在互联网信息发生、发送和传播认证及监管机制未配套、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虚假、欺诈和误导性的信息，加之网络用户的信息行为“搭便车”现象，均增加了互联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支付清算、计算机病毒和电脑黑客攻击等信息安全问题也更加突出。三是互联网拓展了金融交易的可能性边界，形成的“长尾”风险使个体非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更为突出，金融风险的负外部性更容易通过网络传播和蔓延。

（二）基于支付创新的金融风险管理

支付创新不仅决定着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性，同时也对传统金融的风险特性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就要求银行业预估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风险，提出要针对办理特定业务的客户设计特别风险识别和管理措施。FATF在2013年修订的反洗钱国际标准中，要求金融机构制定措施管理非面对面业务带来的风险。此外，欧盟和美国等在规制网络信息行为方面，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立法和管理模式，相关经验均可运用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

1.基于风险配套管理措施。欧盟2005年采纳了市场观点，认为完全的客户尽职调查不适用于所有电子支付，而且可能因此阻碍市场的创新发展，建议根据电子工具的风险程度引入相对简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以满足更加灵活、低风险、低成本的支付需求。为此，欧盟监管机构允许其成员对一定限额内的电子货币执行简化客户尽职调查，如150欧元以下不可充值的电子货币，年度总额度不超过2500欧元的可充值电子货币。FATF在2011年提出，可按照“客户尽职调查程序越完备、支付限额越高”的原则处理对电子交易的客户身份识别，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监管法律中已经参照这些建议，简化了对小额账户、小额支付的客户身份识别要求。

2.充分依托可靠、独立来源的信息来源。FATF在2011年提出了这一原则，允许各国自行确定客户身份验证措施，金融机构可按照风险为本的原则（Risk-Based Approach）确定各种验证措施的适用性。目前，已经有少部分国家在限制业务种类和账户额度的情况下，拓展了客户身份验证资料的来源，如墨西哥监管机构将选票、护照、执业许可证、军队服役卡、领事馆登记证明、老年证、驾驶证、联邦政府或市政府颁发的凭证、经银行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证明文件均列入了身份证明文件清单，作为官方认可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管理电子支付风险的措施，主要包括要求客户提供额外补充性文件资料，与客户单独接触，利用第三方引荐，以及要求客户的第一笔支付来自其他已采取相同标准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账户等。

3.立法严格管制信息行为。基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信息数据商业价值的不断挖掘，各国逐步将包括公共机构和市场组织等主题的信息收集、存储、处理、利用和共享的等一系列信息行为纳入规制，并主要确定了几大原则。一是信息行为目的正当原则。如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明确规定，不论个人信息是否由信息主体直接提供或是间接获得，信息控制者都必须告知数据主体以下信息：信息控制者或者其人的身份、信息处理的目的、信息的接受者、获取个人信息的权利、对个人信息的修正权等。二是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完整的原则。如德国的《个人资料保护法》要求处理个人资料应该采取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必要措施，并就人口管制、资料库管制、输入管制、利用者管制等安全细节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要求个人信息控制者要确保个人信息的准确和完整，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及时更新，并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对不准确数据信息的修正和消除。三是个人信息自由原则，即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传输和利用等享有全部利益。这些权益主要分为知情权、获取权、修改权、异议权和救济权，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明确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中将以上权利作为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四是敏感信息妥善处理原则。如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规定种族血缘、政治意向、宗教或哲学信仰、商会会员、健康等皆属于敏感资料，英国《信息自由法》规定任何信息的披露将或者有可能危害个人的肉体和精神健康，或者威胁任何个人的安全，则该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原则上禁止处理。

4.根据业务实质实施监管。如美国法律规定，所有金钱或价值转移服务的提供者，在美国提供相关支付服务前必须注册且得到授权许可，并按照“业务实质”开展监管。如Paypal一直宣称自己仅是第三方支付机构，但美国纽约州分析其从事的业务和交易后，要求其要么遵照与银行同样的监管标准，要么改变业务模式退回真正的“支付机构”。欧盟《电子货币指引》和《电子货币机构指引》也规定，电子支付权限应限定在传统信用机构和受监管的新型支付机构，非银行电子支付服务商必须取得执照并在监管账户中预留准备金，才能办理相关业务。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2015年，互联网金融连续第二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在2014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更强调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反映出互联网金融在被我国社会公众和政府认可后，风险管理已成为其健康持续发展的核心。本文从支付创新的技术角度研究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金融创新发展，从支付创新改变了金融信息行为从而构成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支付在账户、终端和功能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是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基础，信息技术革命引发支付体系变革发展后，才最终支撑起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等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和运营。

第二，支付创新改变了传统金融组织主要以直接面对面获取和核实金融交易信息的方式，更依赖于以非面对面的方式获取金融交易相关信息，使互联网金融难于获得与传统金融相同真实准确的信息。但随着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发展和能力提升，多元化信息来源及其与金融交易建立起的价值关联，给互联网金融识别和管理风险提供新的资源和技术，但也带来了更多信息技术风险。

第三，在应对支付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特性和管理方式方面，传统金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和立法经验，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基于风险配套管理措施，充分依托可靠、独立来源的信息来源，立法严格管制信息行为，以及根据业务实质实施监管。这些经验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中同样适用。

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方面，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主要明确了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责任，并确立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监管原则。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三年内四易其稿后，最终出台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方面跨出关键性一步。其中，对个人支付账户进行分类并与支付功能和身份核实方式相匹配，体现了“基于风险配套管理措施”的原则；强调支付账户实名制和多渠道验证客户身份信息，体现了“充分依托可靠、独立来源的信息来源”的原则；同时，还在保证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信息及资金安全方面监理了诸多配套措施。可见，该办法充分吸纳了国际上对支付创新的金融风险管理经验，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同时，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方面，还应着手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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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项重要的体现就是在互联网技术当中，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容易受到法律、会计准则、政策法规和税收的影响。我国金融事业中的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也基本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而现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给融资租赁业务的模式创新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由互联网打底，催生出来的全新融资租赁业务模式改变了传统融资租赁业务在市场中的地位，给我国的金融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我们要重视这一发展机遇，力求更好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完成对融资租赁业务的促进工作，使融资租赁业务再上高峰。

二、传统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化

从金融业务模式的发展状况来看，基本可以根据时间的年限将金融业务模式分为两种不同的板块。其一是借助传统的市场交易方式的传统的金融业务，其中也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其二则是通过已经逐渐发展完善的先进互联网技术创新出的全新互联网金融业务，包括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移动支付和大数据收集和挖掘在其中应用较多，现阶段也更受到人们的亲睐和喜好，成为了现下新兴的金融业务产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多个行业的生产模式，将全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金融业务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自身专项了电子金融的领域当中，信息化的处理系统代替了人工的业务处理系统，更加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数据的大集中、全新的网络支付和结算系统以及多种网络银行的出现都说明了在当下已经延伸发展出了多个金融信息电子化的产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是金融机构借助先进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内发性变革的产物，利用信息系统高效、便捷的完成储蓄、支付、结算业务，从本质上来说即借助信息技术完成传统金融业务。但从业务结构或业务模式上来说并没有革命性的创新。

三、互联网催生出全新的金融业务模式

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也进入到了更多的人的事业当中。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各个行业也开始了自身业务的发展和创新，金融业务模式抓住了这一发展的潮流，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将自己传统的金融业务模式转化成为了全新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颠覆了传统的商务贸易模式，让现代化的电子商务站在了时展的前列。

在互联网模式下，互联网公司和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断开创出全新的融资租赁业务，这些创新发展出的金融业务模式都是根据互联网技术本身对于数据的挖掘和分析造就的。现阶段我国最常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就是P2P网络金融和移动支付模式两种。通过互联网技术，将市场上的金融信息和个人连接起来，达到了更加高效也更加快捷的金融管理效果，人们在尝到了这一业务的好处之后也必将更加支持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

可以说，在互联网催生出的金融业务模式当中，通过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搜索引擎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避免了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当中市场信息不够透明的弊端，让人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市场当中，双方的交易和融合都是透明可见的，使得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变得更加可靠。并且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自身的技术特点，规避了传统金融业务模式的当中的金融中介，减少了客户在使用金融业务之中的麻烦，并且由于减少了中介这一环节，相应的也就减少了日常的金融业务管理费用。在资金交互和匹配的过程中，双方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十分公平也清晰可见，将资金的交易放在网络上进行，也降低了在市场中交易的成本。

从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和传统金融业务模式的区别上看，两者不仅所采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更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将数据变得更加透明，在金融业务的协同操作上更具优势；且由于采用网络互联网技术进行交易，本身的中间成本也变得更低，更容易受到民众的亲睐。

四、结论

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作为现下互联网时代当中一个金融事业发展模式的分支，其本质任务仍旧没有改变，属于传统的金融业务。但由于包装上了互联网的外表，在现阶段仍属于新兴出现的金融业务，人们的接受程度还相对较低。可以看出，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必将为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更加可靠的技术保障；并且通过建立网络信用机制，完善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的相关风险控制项目，让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变得更加具有可信度；最后，也希望相关领导部门和监管机构能够针对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出台油套管的监管政策，真正从制度上保证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郭瑞.互联网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发展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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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各界、企业和居民个人对金融科技的服务需求进一步增多，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增多、金融科技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元给基层央行的科技管理带来众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本文在分析基层央行科技管理面临现状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思路和措施。

一、基层央行科技管理工作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区域金融业的广泛应用，基层央行科技管理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1、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基层央行“科技保障业务”能力和保障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较快，基层央行的金融科技保障工作量越来越大。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2012年底止，义乌市有银行业机构23家，机构数比2009年增加17家，增速35.3%。2012年底止，义乌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分别为1985.51亿元人民币和1514.31亿元人民币，分别比2009年增加58.37%和74.62%。同时信息技术创新的发展进程快，对基层央行金融科技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从发展轨迹看，我国银行业信息化发展先后历经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般称为业务电算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末至“十一五”规划中期的数据大集中阶段，第三阶段是“十一五”规划后期发展到至今的整合优化阶段，目前仍处于整合优化过程。信息化过程中，业务电算化阶段经历了30多年时间，数据大集中阶段大约经过了10年左右时间，发展阶段的时间间隔呈现越来越短的态势，科技信息系统建设从“以业务为中心”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发展到“以客户为中心”，使基层央行金融科技的保障、管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现代社会生存模式的发展和转变，使得基层央行科技管理的服务职能履职要求越来越高。现代社会生存模式，正由现实空间向网络空间扩展，虚拟化、网络化的生存模式，对金融服务需求异常强烈，金融科技保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管理对网络和系统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作为区域金融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维护者，基层央行为保障金融业的安全运行所提供安全、高效的科技信息化服务责任越发重大，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区域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发显现。目前，我国已进入了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新阶段，社会发展将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弱势群体的金融可获得性和基础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普惠性。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在支付、结算、转账、汇兑等方面的金融保障需求，已经成为基础央行科技管理工作的现实课题。

3、新时期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远景，对基层央行科技管理工作提出众多新的挑战。根据“十二五”时期金融信息化的工作安排，人民银行将建设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第二代支付系统，统筹考虑支付服务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第二代支付系统将构建以大额支付系统为主渠道，小额支付系统、网银互联系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为辅助渠道的支付体系，支持银行通过单一法人账户集中办理跨行资金结算等集约化经营的需要。目前，基层央行科技部门人员配备相对不足，人员素质离业务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科技管理的水平也还需提高和改善。因此，基层央行科技管理工作除了要适应金融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外，还要做好央行自身各个业务系统的科技保障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4、科技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安全隐患。从外部环境看，许多金融机构科技基础工作较为薄弱，信息安全技术保障措施不够健全，更增加了基层央行科技管理工作的难度。这几年，随着新设立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再加上金融业务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科技保障业务运行的压力，使得信息安全和金融运行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科技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安全隐患。

（1）信息安全与机构设置、业务发展不匹配，不相适应。部分银行机构存在“重业务发展，轻信息安全”思想。许多机构专职的科技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有的机构虽然配备了科技人员，但一人多岗，忽视了科技工作专业性，人力资源配备难以保障信息安全的需要。

（2）技术设施不尽完善。一是有的银行机构机房设计有待完善。如有个别机构将主机房与厨房相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二是有的银行机构供配电系统形同虚设。有的银行未按规定配置发电机或者是租用了发电机，但无法实现接入机房，使供配电保障系统难以保证业务稳健运行的信息安全要求，一旦发生意外，极易酿发金融风险。三是许多新设立的银行机构灾备系统不尽完善。有的银行机构未建立同城灾备中心，有的银行机构异地灾备中心设计在合理性、规范性上缺陷较多，给信息安全埋下众多隐患。

（3）制度执行不够到位。一是制度建立设未能跟上发展的步伐，出现许多真空和盲点。有的银行机构未建立监测类科技管理内控制度。有的银行机构未能根据近几年信息安全出现的新情况和业务“扁平化”发展的现状及时地对本单位的信息安全制度进行修订。二是银行机构业务运行内网和外联网络管理比较宽松，漏洞多、隐患多。如有的银行外联单位线路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就直接接入内部核心网络，如遇网络黑客攻击，极易造成网络运行出现故障，严重的会造成系统运行瘫痪。三是有的银行机构移动存储介质方面制度要求不严，管理宽松，容易诱发病毒感染，造成信息安全隐患，给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运行带来一定影响。

二、加强基层央行科技管理的思路和应对措施

1、统筹协调，增强科技管理的综合力。一是加强调研，根据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制定完善区域金融科技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基层央行金融科技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任务，并将其纳入到业务发展中同部署、同落实。二是在人民银行的主导下，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安全联席会议的作用，及时沟通交流区域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化发展情况，探讨金融科技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方法，促进金融信息化健康发展。三是适应金融信息化发展新要求，及时更新基层央行科技人员工作理念，适当增加科技人员配备，同时对现有科技人员采取外出学习、专题培训、课题攻关、自主自学等方式和途径，切实提高科技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工作水平。

2、扎实工作，增强业务系统的建设力。基层央行自身业务系统的有效维护和保障，是做好科技管理，为金融机构提供信息化网络有效运行的工作基础，因此，加强基层央行科技管理，加快自身各种系统应用工作的建设，保证高效、稳定运行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是要做好应用系统的建设、维护工作。根据安排，基层央行科技管理方面要开展业务网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及电子档案系统、金融业信息交换系统、ACS系统建设的相关工作，同时要做好已经接入运行的国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等系统的优化、完善工作。二是完善基层央行机房及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要认真实施辖区内人民银行县级支行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建设工程，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机房建设，在规范县级支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做好科技常态化管理和科技工作的完善提高。三是建立和实施计算机客户端信息安全检查制度。要指导各业务科室和人员，每月对计算机进行全盘病毒扫描和安全配置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为系统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3、积极有为，增强科技管理的创新力。实践证明，创新是科技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基层央行科技管理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创新工作：一是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开展“勤思考、勇创新”活动，对科技管理提出“新点子”，提升科技管理工作的潜能和效率。二是创新服务方式。要针对县支行科技人员多为兼职、科技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编写县支行科技管理工作手册，指导县支行提高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技能，规范金融科技管理。三是创新信息安全防范工具。根据计算机病毒多发、易发的情况，开发病毒防护辅助工具，指导和提醒用户定期扫描计算机，防止病毒扩散，有效地提升计算机病毒防护工作水平。

4、综合治理，增强行业管理的执行力。一是建立“金融机构信息安全评价办法”，从人员组织、网络、机房、系统建设、灾难恢复、安全管理等方面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科技管理，开展信息安全现场与非现场评价，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信息安全管理意识、提高信息安全内部管理水平。二是进一步做好外联机构的网络接入管理。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统筹规划、集中组织、电信汇聚、一口接入”的方式，进一步规范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微型金融机构的接入服务。三是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等级保护工作。根据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落实系统安全等级定级和备案工作，同时将等保工作纳入安全评价范围，督促其做好三级及以上系统的测评和整改工作，确保系统达到相应等级的技术要求，提高系统安全性。四是深入推进银行卡与电子支付管理工作。继续推动金融IC卡迁移，指导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及时总结有关商业银行的亮点经验和做法，加快金融IC卡系统的改造步伐。以行业合作模式促进金融IC卡多应用，加强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指导商业银行积极开展金融IC卡在公共服务领域应用，扩大金融社保卡的发卡地区和发行量，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的工作协调机制。严把准入关，加强银行卡发卡和电子支付技术审核。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