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篇（2）

中图分类号：H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文学不仅仅只是一门艺术，它同时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乃至于是一种生命现象。乡土文学是中国社会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中国社会生命延续的写照。乡土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根，也是传统文化存在的根基，乡土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城乡差异如何巨大，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占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时代社会一直都在关注贫瘠落后的农村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如今作家们以其敏锐的眼光、作家的责任关注到了时代变革中的农村和农民工。

一、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三、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一）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二）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三）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如果说在“农民工”小说中,中国乡村女性与乡村男性一样在时代大潮下抛别乡村走人都市,成为等值的城市民工和城市文明的创造者,这显示出历史之手在善恶纠缠中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推动力和助力作用,因为大批乡村妇女进人城市,对广大农村妇女的社会化和现代文明化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当下小说在城市社会的背景下,通过对乡村女性在城市的被工具化、欲望化和客体化存在的揭示,以及她们依然被压抑的性别地位和由此造成的心理与情感的焦虑,展现了作为农民工的乡村女性复杂的命运图景,其价值意义远非一般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所能涵盖。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J].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J].文史哲,2009.

篇（3）

我的学习与创作 方贤道

1982年春夏，我因为画了一幅反映北方农村题材的作品《夏憩图》，被黄胄老师看中，参加了由他亲自主持的中国画研究院首届人物画研究班，我当时28岁。对于一个刚走出浙江美院不久的青年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个过去似乎很遥远虚幻的大师，如今走到了他的身边。中国画研究院建院之初的临时院址在颐和园藻堂，在那段时间里，黄胄老师忙于院里的各项工作，但他几乎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作画。他作画不用参考和依靠他自己的画稿，许多生动的形象在笔墨之间，呼之欲出，这是他几十年走进生活记录下的画稿，已深刻的储存在大脑里。他画百驴长卷，动态无一重复，复杂的结构透视转换，自然而生动，气韵畅达。点虱几块墨点，随即演变成几只毛绒绒的小鸡。各种人物动态徒手意写“真（客观现实）识（主观感觉）相触，如镜写影”《黄胄语》。黄胄老师曾对我说：“画家要到生活中去‘摔打’，磨练自己的能力，发现记录生动的形象。”从写生到创作，从发现到创作，从记忆到创作，这是他的创作方法和众认的成功经验。

中国绘画史延续至今，成功的大师各不相同，成功的经验也不尽相同，但崇尚自然，热爱生活的经历却大抵一致，殊途而同归。六朝宗炳栖丘饮壑三十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结宇衡山，当其老病俱至，名山难行，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五代大画家荆浩，隐居太行洪谷，宏观天地之壮雄，赞美松石之品格，作写生画稿上万，“搜妙创真”；元人王蒙隐居黄鹤山三十年，过着芒鞋竹杖，高卧青山而望白云的生活，得江南溪山林木之润泽，葱郁深秀，独写青卞神髓；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参禅学道的“高土”，后半生中的二十余年，“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太湖坡岸竹柳、山峦、茅屋，意境清幽疏简；明人渐江，身居歙县西郊五明寺，往来黄山，“常以凌晨而出，尽酉始归，风雪回环，一无所避”，数十载如一日，以禅者之心体悟山川性灵，冥心玄化，画风冷俊。

与古代文人画家、遗民画家不同，黄胄老师直面现实生活，热爱普通劳动者，画面中充溢着蓬勃生机和美好情境。作品中有他熟悉的部队边防生活，有能歌善舞性格豪爽的新疆少数民族，以及与人民群众劳动生活相关连的各种动物。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在中外美术史记载的画家中为数不多。

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家，我的创作之路深受黄胄老师影响。近四十年来，坚持经常深入北方农村，赴太行山、沂蒙山、陕北高原等地写生，吃、住在山乡百姓家，享受阳光，相伴风雨，呼吸乡土气息，记录农民“日出而作，日息而归”的生存状态。近距离速写生动质朴的农民形象，以笔墨和心灵触摸劳动者的形质和神质，寻找中国农民的特有品格。随着对农村生活的不断积淀和心里厚积，挖掘当代农民与土地、自然的深刻情结。时代在变化，农村在变化，农民也在悄然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在这块土地上造就的纯朴厚重的性格。

篇（4）

(2008-04-0009一13)《宋代帝后像》中的皇室家具研究／邵晓峰陶小军

(2008-06-0030-06)全球化、历史化、民族化――“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戏曲研究／唐雪莹

(2008-04-0102一12)明永乐迁都后至万历时期金陵书法发展的阶段性分析／蔡清德

二等奖

(2008-01-0001-05)从艺术、科学到公共政策、意识形态――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现代性转向”的哲学背景／张文辉

(2008-02-0029-08)珠江三角洲地区祠堂建筑审美属性分析／赖瑛郭焕字

(2008-02-0054-04)“转化”与“延伸”――风水术语“龙脉”在中国古代绘画领域的应用／郭建平

(2008-02-0135-05)论“江湖本”的传承模式――以经典戏文为例／白海英

(2008-03-0016-07)《淳化阁帖》排斥颜真卿了吗?／李强

(2008-04-0188-05)论宦官与中晚唐音乐／柏红秀

(2008-05-0001-05)创作意图、公众舆论与作为“改造社会”的美术――以徐悲鸿艺术为例／，Y-菡薇

(2008-06-0190-04)民族身份与性别表述――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邹华芬

三等奖

(2008-01-0010-04)网络与传统电影艺术本体、价值革命／陈吉

(2008-01-0026-08)广东客家传统民居资源调查研究――以梅州村镇传统民居现状调查为例／李婷婷

(2008-01-0140-05)明清戏曲创作中的“拟剧本”现象／徐大军

(2008-0l-0162-04)民族寓言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与抗战电影的历史演变／韩琛

(2008-02-0013-06)梅兰芳的媒体形象――从北平期刊的视角(1928―1937)／贾佳

(2008-02-0019-05)当代艺术品展览展示活动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黄梦阮詹正茂张泉涛

(2008-02-0094-05)明代绘画史学在编撰体例上的发展／耿明松

(2008-03-0062-05)批评家的姿态――阿瑟・丹托的艺术史叙事方式评析／刘鹏

(2008-03―0108-07)设计就是“一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计思想的内核与外延／王丽丹

(2008-04-0055-05)言、像之辩――基督宗教关于图像艺术的论争／扬道圣

(2008-04-0205-07)唐宋两代书学课程设置与教材使用状况／向彬

(2008-05-0082-04)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崛起与审美化生存／傅守祥

优秀奖

(2008-01-0014-06)世纪之交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现状――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主题抽样定量分析／魏国彬万晓萍

(2008-01-0057-06)一本教科书与一个学科的奠基――《美学概论》编写活动的学术意义／李世涛

(2008-02-0037-05)中国古代歌诗之艺术再生产发展现状分析／仇海平

(2008-02-0076-07)图画故事书与插图、漫画、连环画之关系／沙海燕张伟英

(2008-02-0102-07)近代景德镇瓷画装饰的基本特征／熊微

(2008-03-0044-08)艺术产业在互联网上的集群化发展研究――以美术类艺术网站及江苏省发展思路为例／郭峰

(2008-03-0069―16)南朝陵墓石刻研究的艺术史观和方法／章孔畅

(2008-03-0085-04)“艺术学科消亡论”质疑――兼及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徐习文

(2008-04-0175-04)消费文化视野中的后政治、待与文化杂交――以李安的《卧虎藏龙》与《色戒》为核心／陈林侠

(2008-05-0006-08)历史的图像与图像的历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油画创作中的农民形象／杨祥民

(2008-05-0023-05)对《“艺术学科消亡论”质疑》的质疑――与徐习文博士商榷／郭勇健

(2008-05-0104-07)谢时臣绘画考述／金建荣

(2008-05-0192-07)从古乐谱探析汉语声调的理论与方法／李超

篇（5）

Who pens a few sheep in a gap of cloud.

1)Docking 2)mangels, chipping the green skin

From the yellow bones with a 3)half-witted grin

Of satisfaction, or churning the crude earth

To a 4)stiff sea of 5)clods that glint in the wind―

So are his days spent, his 6)spittled mirth

Rarer than the sun that cracks the cheeks

Of the 7)gaunt sky perhaps once in a week.

And then at night see him fixed in his chair

Motionless, except when he leans to 8)gob in the fire.

There is something frightening in the vacancy of his mind.

His clothes, sour with years of sweat

And animal contact, shock the refined,

But 9)affected, sense with their stark naturalness.

Yet this is your 10)prototype, who season by season

Against siege of rain and the wind’s 11)attrition,

Preserves his stock, an 12)impregnable fortress

Not to be stormed even in death’s confusion.

Remember him then, for he, too, is a winner of wars

Enduring like a tree under the curious stars.

且说他名叫埃古・普莱瑟奇，尽管他

只是光秃秃的威尔士丘陵中的一个普通人，

他在云雾弥漫的山谷里圈养了几只绵羊。

割掉甜菜叶，削去青皮，

露出黄色的甜菜头，他就傻乎乎地咧开嘴笑，

很满足，或者把一块荒地

开凿成许多硬邦邦的土块，散落在风中发亮――

他就这样过着日子，他的放声大笑

很少见，还不如太阳穿透当地阴沉天空的次数，

一星期太阳或许还能露出一次笑脸。

到了夜晚，你可以看见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一动不动，除非要起身朝炉火吐口痰。

他脑子空白，这一点有些令人恐惧。

他的衣服，散发着陈年的汗臭

和牲口的气味，以裸的自然面貌，

吓坏了那些自命高雅而虚伪的人。

然而这就是你的原型，一季复一季

抵抗雨的围攻，风的销蚀，

他保卫着他的畜群，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

即便在受死亡威胁的慌乱中也不会被突袭。

那么记住他吧，因为他也是战斗中的一个胜利者，

如好奇的群星下的一棵树那样不朽。

农民：群星下的不朽大树

到乡下去的时候总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小路边，看田里的农民劳作，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他们是那么勤恳和朴实，每天都在和土地、自然打着交道，如果开支不紧张，倒也过得很闲适，很知足。诗中埃古•普莱瑟奇是诗人以山区农民为原型创造的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从1946年到1970年先后出现在他的20多首诗中，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角色，既是诗人的代言人又是一个对立者，既是朋友又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正如诗人所说的，埃古 • 普莱瑟奇虽然平凡，却在用行动保卫着自己的畜群中体现了其生命价值，是战斗中的一个胜利者，会如群星下的大树一般不朽。

篇（6）

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 是重庆文化的重要源流，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其中有典型的文化视觉符号，比如川剧脸谱、大足石刻、铜梁龙舞、秀山花灯、綦江农民版画、荣昌折扇和陶器、东南地区的古镇、吊脚楼等。这些形象多次出现在摄影作品、杂志和宣传海报上，已经成为巴渝文化的象征符号。

作为重庆本土设计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着重研究巴渝的传统图案设计形式与现代设计艺术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结合，探索民族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价值，使传统视觉符号服务于现代设计，既能体现巴渝文化的本土特色，同时兼具时代性和国际性，符合现代视觉审美规则。

视觉传达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涵盖平面广告、标志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网页平面设计等。重庆本土视觉传达设计应该立足于本土，充分拓展巴渝传统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适用性，挖掘符合民族文化的设计风格，构建更富创新的设计思路和设计理念，推广和发扬巴渝优秀传统文化，既有丰富现代设计语言又包含富有代表性的视觉造型符号。探索巴渝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具有现实意义。

探讨视觉传达设计传统图形元素的运用，研究如何让传统图形符号的衍生和重构，在现代设计理念基础之上，把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创造出新的设计语言，对文化的传承提出新的思考。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当中，挖掘巴渝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可改造的视觉符号，通过分解和重组，构建新的符号体系，既符合现在设计的审美要求又继承了文化特征。

日本在挖掘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并在现代设计里发扬光大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日本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度，同时，日本的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又排在世界前列。日本的现代设计无时无刻不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发生联系。日本设计师也非常注重本民族元素在符号化过程中的地位。日本设计重视对本国文字和传统文化符号的研究，作品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典型的国际风格。

日本的科技也相当发达，他们从摄影和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手法，设计作品向多元化发展，他们的作品里都渗透着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热爱。所以，当我们提到日本的优秀设计作品时，我们能很快把它们同日本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字、建筑和服饰。

我们把中国传统视觉符号看作一个经过历史演变的视觉信息体，它包含了丰富的视觉造型语言和深刻的人文内涵，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生活、传统建筑、绘画艺术，传统戏曲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都具有典型的中国视觉文化的特征，必定也会影响着中国现代视觉设计发展的轨迹。如何看待和取舍当今视觉符号与传统视觉信息，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视觉传达的发展与创新的重点。随着大众审美取向、心理趋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中国传统视觉符号的存在价值也在发生着变化。

如何做到价值的创新，让传统视觉符号重新焕发活力，以适合的姿态融入到当代视觉设计中，同时能呈现给世界应有的东方声韵与风采，值得每个中国设计师思考。

设计师们利用传统的符号、民族元素结合原有的作品本身的文化特色或历史风情重新组合，而在早期的现代设计作品中，优秀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把旧元素加以新组合的作品。以建筑设计为例，它们在设计风格上的体现通常是在作品形式或形象上就能让受众直接感觉到这个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早在1982年落成的北京香山饭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贝聿铭在香山饭店这个原清代皇家园囿中没有搞琉璃瓦大屋顶，而是把江南民居、传统庭园中许多装饰元素与现代形式融合于一处。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中除了能作视觉符号用的形象成分外，凝聚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心理方面的因子，也被吸收进新建筑中来。传统文化的作用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由美国SOM公司设计的坐落于上海浦东的金贸大厦，在国人眼里与东方明珠相比其风格是现代的，但反而更易于被接受的，或许人们通常不会去追究原因――其外观造型与中国古典宝塔的传统形象相似，这种视觉上并不十分明显的特色无需文字宣传便在国人的潜意识中被默认了。

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图案作为一种构成元素融入于现代设计中，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外部造型和材料加工工艺中，突出传统地域文化、民族特色的人文特征。仿佛这些元素有跨越时空的能力，它们经过衍生、变形、夸张等方式演变为现代人同样认可和喜好的视觉符号。

我们能看到的文化符号种类繁多：如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秦砖汉瓦、兵马俑、京戏脸谱、皮影、武术、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对联、门神、年画、 鞭炮、谜语、饺子、舞狮。图形元素如：蝙蝠、鹿、鱼、石榴、鸳鸯、松鹤等。又比如石榴象征多子多孙，鸳鸯象征夫妻恩爱，松鹤表示健康长寿。梅，兰、竹、菊 “岁寒三友”“三羊开泰”等图案则又是一种隐喻，借用植物某些生态特征赞颂人类崇高的情操和品行。

在靳埭强为中国银行设计的标识中，受到结了红绳的古钱的启发而产生出创意。用古钱孔和红线构成了“中”字,现代造型中内含着民族特色，形简意赅地体现了中国银行的信息内涵和视觉形象。该标造型简洁流畅，形象传神，寓意深刻，在单纯中有变化，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以及诚信、规范、勤勉、高效的服务宗旨和以客户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标志取汉字“中”与图形“古币”的复合象征方式，极具中国格调，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这个标志获得了高品位的审美性，成为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篇（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电影中心。1928年，推理小说家隆纳德·诺克斯发表了关于推理文学创作的十条禁忌。禁忌之一为“忌中国人出现在故事里。”后来，中国人这种神秘未知的形象也被延伸到了其后3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早期好莱坞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最彻底的当数《傅满楚博士》系列电影。”[1] 1932年电影《傅满洲的面具》体现了当时美国电影对“中国人”这一中国元素的误读与丑化。而后，华人侦探“陈查理”成了重要的华裔主角之一。“‘查理陈’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男性的普遍偏见：麻木不仁、寡言少语、欠缺潇洒和风趣，外形柔弱、缺少阳刚之气。”[2]陈查理是30年代美国荧幕上难得的正面华人形象，但其刻板守旧也受到强化。

1.1“二战”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故事片纷繁

20世纪40年代，中美作为同盟国成员战斗于“二战”太平洋战场。此时也正值美国电影黄金时期，美国影坛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把二战期间的美国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为美国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奠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3]，其间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出现了巨大转变。1943年电影《中国》以作为背景，展现了中国人民面奋勇抗战的形象。片中戴维和卡洛琳对中国难民的帮助，即象征美国社会对于中国抗战表示支持。经典影片《龙种》中，中国农民仍是主要的中国元素，但被赋予更为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战争片《东京上空三十秒》将对中国元素的表达上升到了人性层面，末尾本国飞行员回国时背景音乐中响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中美人民友谊的写照。20世纪40年代战争时期的主流美国电影几乎被战争题材笼罩着，因此涉及中国元素时，主要的情节便是。战争结束后的20年间，受到“冷战”影响，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投射在美国电影中，如反派傅满洲以更为阴险狡诈的面貌出现。

1.2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英雄主义”与 “中国功夫”突显

“好莱坞电影在经历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民族电影兴起的影响以及法国新浪潮的冲击之后……于6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开始对近亲繁殖的类型电影从形式到主题进行了‘反思’。”[4]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也成为这时期电影革命与演变的首要因素并造成大众对“英雄主义”的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以“功夫”为代表的中国元素正式出现在美国电影中。美国《total film》杂志曾指，李小龙作品《龙争虎斗》带起了七十年代的美国功夫热潮。由此，“中国功夫”成了中国元素的代名词，也为日后美国电影中中国元素的呈现形式开辟了新道路。除此之外，商战经典《华尔街》中还出现了《孙子兵法》这一中国古代典籍，这也是除“中国功夫”之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体现形式。

1.320世纪90年代至今：“当代好莱坞”

这一时期，世界范围的交流沟通使得美国电影内容更为丰富；同时，科技进步也使得电影制作技术更为成熟，电影的中国元素向着多元化的方向逐渐展开，同时也更为贴近生活。电影《阿甘正传》（1994）中的主人公阿甘在校期间因为乒乓球技巧精湛被派去中国参加友谊赛，为中美建交立下功劳。好莱坞科幻经典《人工智能》中，中医药成了未来医药界的主导力量，说明中医文化已初步受到西方关注。 《纽约黑帮》中一段京剧表演展示了中国国粹，这也是中国元素在当代好莱坞电影中愈发多元化的体现。此外，中国元素的动画电影可谓美国电影中的里程碑。《花木兰》描绘出中国传统女性的勇敢与坚韧；《功夫熊猫》系列电影

的中国元素呈现不单留于表面，整部电影都贯穿着浓厚的中国风情与哲学意味。

2“中国元素”呈现形式在好莱坞电影中变化的原因

好莱坞早期对“中国人”的丑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交流的缺乏与“黄祸论”的蛊惑所致；而后出现中国元素的战争片则是中美双方有了一定了解后的产物。后来的功夫热潮则是西方社会期待并接受东方文化所承载的特有价值观的产物，“中国功夫电影正是表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抗争精神，这使得西方人为之震撼。从此，他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古典文化和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发掘中西文化的共同之处。”[5]此外，意识形态差异与政治因素也影响到中国元素在美国电影中的呈现。例如，20世纪60年代反派“傅满洲”的复活体现了“冷战”对美国电影的影响。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对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元素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在美国电影中：“中药”“中国历史名人”“中国动物”“中国文学”等等，可见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同时，美国电影制作的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美国社会对于外来文化的认同与接纳也为中国元素在美国电影中的多样化呈现奠定了基础。

3结论：中国元素及文化影响力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整体变化趋势

纵观中国元素在好莱坞主流电影中的演变趋势，可以得出结论：好莱坞早期，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多以“中国人”的形式出现，且多数为反面或苦难角色，并且怯懦、邪恶的性格多被歪曲或夸大，误读占到大多数；直到二战，美国开始了解中国，这期间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仍以“中国人”为主，战争片占有很大分量，“中国人”开始以勤劳勇敢的正面形象出现在美国荧幕；随着新好莱坞时期的到来与美国电影同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国功夫”逐渐成为中国元素在美国主流电影中的载体，对美国电影影响巨大，并掀起了经久不衰的“功夫热”，“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被美国电影熟识。随着社会发展、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元素以更为立体多元的形式出现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形式更为多样，也更贴近生活。

因此，中国元素在美国主流电影中的影响力与对外交流程度息息相关，同时与中国自身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密不可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好莱坞电影吸纳世界多元文化但仍保有自身特色是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若需要增强自身影响力，也应在收容并举的同时保持自身特色。参考文献：

[1] 哈罗德·伊萨克斯（美）. 美国的中国形象[m].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李江月.美国电影中的华人男性形象诠释[j].电影文学，2008，（10）：2122.

篇（8）

不可避免地我亦受孕于罪孽

在那充斥着汗味和神经兴奋的新婚之夜

我知道/身体日渐挣脱于土壤

个子愈高/我们愈残忍/愈冷漠无望

到时候/凭王子的宗室血统

我毫无悬念将王位接掌

我知道/一切从来都如我所想

我从未吃亏上当

学校里的朋友/舞剑时的玩伴/都听我的

就像他们的前辈对我的前辈那样

该说什么话/从不用想

轻松地每天只把空炮放

还被公子哥儿们信奉为

永远的孩子王

连那夜里的守卫都害怕我们

糜烂了的生活像得了天花一样

我睡上好的皮革/大块儿吃肉

用镫子踢着马儿作响

我知道/人们终将对我说/万岁——吾王！

命运早把这印记烙在我的襁褓

我陶醉于战甲的清脆

却受着书本和知识的煎熬

只用嘴角微笑

眼神却暗藏邪恶和悲伤

但它学会了隐藏/像那个训练有素的小丑一样

现在小丑已经死了/我对他说/阿门——叫约里克的 可怜人[2]

但是/我拒收我之所得：

荣誉/特权/猎物和奖赏

忽然/我怜惜死去的侍从

并久久地绕行在青色的麦芽地上[3]

我忘记了猎人的狂热

痛恨起迅捷的猎狗

我放走受伤的野兽/策马返身

鞭打围捕猎物的帮手

我看见/无聊的游戏每天进行

并演变成肆意的胡闹

夜晚/迎着清流

悄悄把白日沾染的龌龊洗掉

我醒悟/正日复一日变得呆笨

我明白/家族中布满诡计

我讨厌/这个时代和其中的人

便埋头于书籍

我的大脑/如贪婪的剥削者/压榨知识

不断领悟那些“运动”和“静止”

但是/在知识和思考中我找不到解释

当现实将其驳斥

儿时之友情/断了线一般全无

这阿里阿德涅之线/原本只是示意图[4]

生存，还是毁灭/我常焦灼于这样的语境

正如置身于无解的两难处境

向永远咆哮着的痛苦之海洋/我们投剑

瞧那筛子上的麦[5]

筛出的答案都是幻象

所答之问题也从未存在

前人的呼唤/透过喧嚣声

我跟随呼唤/却犹豫暗生

沉重的思想拽着我上升

轻浮的肉体却拖我沉降/将我埋葬

当思想变成了脆弱的合成体

它刚刚凝固/又四处逃逸

我流了血/选所有人所选

没有拒绝复仇的勇气

溃败啊/我在死亡面前选择奋起

欧菲利娅/我何曾接受过这等腐气[6]

我将自己与杀人狂等同划一

就如曾与他共卧一片土地

我哈姆雷特——蔑视暴力！

我早把丹麦王冠唾弃

但他们认为/我争帝位费尽心力

杀死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先帝！

不断涌动的天赋/更像呓语

死亡在新生中斜睥

我们都给出了诡异的答语

却不知何为问题

1972年

注：

[1]作者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1938—1980）是俄罗斯著名戏剧、电影演员和诗人。自1971年起，维索茨基开始在塔甘卡剧院饰演哈姆雷特，成为“70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之一”。因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荣获过国际电影节大奖和苏联国家奖。诗歌《我的哈姆雷特》正是作者作为哈姆雷特的扮演者，对所饰演的这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的深度哲学思考。

[2]诗中有意引用哈姆雷特在墓地见到前任权臣的头颅时的独白，意在唤起读者的共同记忆。剧中约里克在皇家人面前总是“风趣无限”，故而哈姆雷特将其称为“小丑”。此处“小丑”为西方戏剧中丑角之意。

[3]这是指农民们的“面包地”，麦子长成了做面包，农民才有吃的；而贵族子弟常摘取刚冒出的绿芽食用或取乐。这两句都指哈姆雷特意识到了“善”。

篇（9）

作者简介：李春会（1979-），男，吉林德惠人，吉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建设与民生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5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130-03

农民工——农民身份的工人，在城市工作了这么些年却不被重视，然而这还不是农民工最头疼的问题。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并不是想在城市安家落户，而只是想挣点辛苦钱寄回家。但是农民工的工资要不回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系列事件不断涌现，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一、夹缝中的农民工阶层——问题的背景及提出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阶层之一。农民工作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踏实、吃苦、廉价，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很受青睐。虽然进城务工比在家务农挣得多，但是他们多数分布在建筑、餐饮、低端服务业等部门中，而白领、技术研发人员、文化生产者、股东等则是本地市民的主要职业。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对城市产业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就业结构的差别外，廉价的农民工还会催生大量的市民老板，影响国民经济的资本流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现象是农村给城市打工的典型表现。

城乡之间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在短时期内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这种城市拉力、农村推力促成的进城务工潮越来越汹涌，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今天，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一个背负满身泥水、扛着麻袋回家过年的社会刻板印象的社会阶层，一个激发城市地方保护主义情绪的社会阶层。很多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等条件限制，依然没有有效地融入到市民生活中去。谈到农民工，一身脏兮兮的工装、操着浓重的方言、干着各种脏活累活，这是大部分市民眼里的农民工形象。本来对于这些农民工兄弟，市民还是怀着包容的心态，然而，当这些朴素的农民工兄弟打算在城市购房置业、让自己的小孩在城市上学的时候，市民看他们的眼神里便多了一丝嫌弃。关于异地高考政策的争论正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体现。既得利益群体的包容心遭受考验，在争论中表现出自我保护和地方排外的倾向。

二、农民工的做事方式及其制度影响

从根本上讲，农民工是土里土气的农民，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熟悉农业生产活动，吃苦耐劳，多为熟人交往，朴实，等等。而“工”只是农民工的一种临时身份，表明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主要角色——作为工人和主要功能——干活。与城市里的其他产业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做事方式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仅成为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标签，而且深深嵌入到制度中去，不断困扰着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之旅。

（一）熟人交往与包工头、劳动分包制度

在影响我国建筑行业劳资团结的众多因素中，熟人关系的亲密互动对建筑行业的劳资团结影响很大。“在我们所调查的吉林省C市建筑工地中，当我们问及建筑工人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工地时，超过80%的工人回答是通过朋友或亲戚介绍进入工地的。由于工友之间是亲戚或朋友关系，甚至个别工人还和老板是亲戚或朋友关系，因此基于差序格局的信任和亲密关系建筑工人进入工地，并由此维系着劳资团结。”[1]由此看见，已经习惯了差序格局下的人际关系和办事方式的农民工，来到新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之后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熟人，也就是强关系，依然是农民工获取有效、有价值的工作和生活信息，获得更为优质的工作机会和福利待遇的可靠媒介。

这就为包工头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需求。建设部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其制度取向》中大致将包工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国至今）：形成阶段、分化阶段和规范阶段，有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领场师傅”、包人头等几种具体的包工头类型。[2]可以看出，包工头的出现和演化受到国家发展政策、行业性质以及劳资供给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毋庸置疑，包工头是农民工与工作岗位的媒介。农民工外出务工很少单枪匹马，往往成群结队，有一个或几个领头人。当这批农民工取得工程项目施工资格的时候，领头人就变成了“领场师傅”，也就是包工头。这种包工头的出现具有明显的乡土色彩，因为“领场师傅”是“自己人”，能信得过，所以重大事情听他的，重大决策由他做。与此同时存在的是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承包人，这些包工头掌握务工机会，他们缺乏的或急切寻找的是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如果能够找到理想的“领场师傅”团队最好，找不到的话就只能招募劳动力市场上的“散兵游勇”了。笔者认为，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乃至所有的非“领场师傅”包工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活动的主要关联人员，依然是差序格局的思维模式在发挥作用。在陌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他们走在结实的柏油路上，很难听到熟悉的方言，总为自己开口说话感到焦虑，除了一起出来的老乡没有几个熟人。但是他们仍然要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的“秩序”，而建立秩序则是从营造场域中的关键节点开始的。以“领场师傅”为基本模型进行类比，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也就成了农民工打交道的主要对象，而包工头无疑助长了分包之风。

（二）乡土气息与劳动法制

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民很“土”，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的命根子。当然费老先生也说了，虽然土里土气的，但是“土”不是个贬义词。比如说，我们不能借口传统农民之间的交流不使用准确的语言，怀疑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够到位。但是，这种浑身散发乡土气息的农民工却与城市的工作环境略显脱节。他们欣赏有品德的包工头，因为这些包工头在行业中很有口碑，赢得了农民工的信任。“这些农民工出来打工都不容易，我们当工头的能照顾尽量照顾。在我们这行干久了，人们都会对你有一个讲不讲究的评价，也就是说你这个老板是不是讲信用，对你手下的人和干活的工人好不好，时间久了，人家心里都会有数，如果你不讲究，人家也不会跟着你干。”[3]从长远来看，这种朴实地道的做法能够保证持续博弈中的良好收益，但是正是基于对口碑和道德的信任，对传统的评估法则的信任，他们没有对城市劳动中异常重要的劳动法制进行足够的重视，因此不签劳动合同，没有足够的劳动保护意识，“与用工企业或者包工头之间基本不会签订劳动合同，在雇主未与其进行结算出具凭据前，一般情况下对雇主的欠薪行为只能忍而让之。”[4]可以看出，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当代中国，农民工在融入现代用工制度的时候，行为方式中仍然带有明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色彩，这为农民工欠薪事件的屡屡发生留下了隐患。

（三）暴力讨薪与事件性质的转变

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这种刻板印象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共识。当然，很多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是农民工群体所特有的，比如校园案，却经常被扣到农民工群体的头上，新闻媒体要对这些事情负很大责任。然而，暴力讨薪作为经常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却带有典型的群体特色，是由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演变而来的一种农民工所采取解决欠薪问题的方式。

与欠薪相对应的是讨薪，如果不欠薪也就没有所谓的“讨薪”了。那么，为什么农民工要自己“讨”薪？一方面，包工头或承包商没钱可发或恶意欠薪（据统计，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只有10%属于恶意拖欠，其余 90%都是因为建设单位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导致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 ）；另一方面，劳动监察部门人手不够，办案条件简陋，再加上农民工欠薪事件自身的复杂性和劳动法律政策的不足，导致政府在讨薪过程中发挥作用微弱。辛苦工作赚来的血汗钱成了空头支票，承载着家庭生计重担和致富希望的农民工异常懊恼，于是他们决定用铁和血夺回自己的血汗钱，虽然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他们定要讨个说法，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但是他们已经被逼上了绝境。在他们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为简单有效、最能跟他们的急切心情相呼应的方式就是暴力讨薪。

由外出务工到暴力讨薪，农民工的群体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合作走向了冲突。这种转变虽然发生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欠薪，但是凸显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的行为困境。如果说，寻找工作机会联系承包商是按照传统“差序格局”建立新环境——城市的生活秩序的开始和主要持续方式的话，那么暴力讨薪则是这种秩序破裂或失效之后所爆发出来的原始力量。很明显，农民工的做事方式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而并没有有效理解和熟练掌握城市的法制运行逻辑。而暴力讨薪则借助的影响力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资关系问题发展成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事件，是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激烈表现。所以，农民工暴力讨薪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而这种新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则会使社会维稳力量关联到农民工进城务工进程中来。如此这般，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典型，将不断受制于这股力量。

（四）城市系统下的行为方式及其制度局限

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所以由人所承载的社会流动也是文化流动、传播、碰撞、融合或冲突的过程。如前文所述，在农村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农民工带着农村人所特有的性格特点、信任取向和办事方式走进了城市。城市较农村是发达地区，工商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市民受教育水平高。然而，农民工却很难享受和使用城市里提供的优越资源和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育成熟的城市系统的封闭性和确定性。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组织的理解很有特色，他没有采用“共同体”式的组织定义，即认为社会组织成员具有共同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等，而是从组织场域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内含组织规范和法则，阻止非组织成员的进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观察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发现繁华的、时尚的、开放的城市系统，对于农村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尊只留下天窗的铜墙铁壁。从实物层面来说，钢筋混凝土结构配合电子摄像头，成功限制和认真记录了城市生活的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会行为交往。拿到突破或占有钢筋混凝土的钥匙，获得电子摄像头下的制度生活的资格，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素养，即具体化为各种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而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之一的网络建设，便是广大农民工很难享受的社会福利，自然也很难感受网络购票的便利性。

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系统对确定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城区的面积有限，必须努力达到最优的功能区规划，才能保证城市的持续稳定运动；城市分工体系发达，依靠市场实现供需的基本平衡，精确的数字和运算是重要保障；市民非常重视自己的利益，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评判处理体系以有效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市民非常关注身体健康，先进的卫生技术手段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当农民工进入城市时，会对城市里的很多设施和市民的办事方式感到难以理解，进而怯步。城市终究是城市，对农民工来说，是尊铜墙铁壁。

（五）农民工的未来与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

“在计划体制下，民工就是农民，却让社会感知其曾经‘工人’过；在市场体制下，农民工就是工人，却让农民工在制度上备受歧视，如此错位，我们有理由将社会感知混乱的劳动者与制度断档的农民工联系在一起，而此恰恰是我国劳动法上极为特殊的主体现象。”[5]这段话从法律层面论述了当代农民工在制度上的尴尬境地或特殊性，也是农民工身上所体现的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流动难题。那么农民工欠薪难题如何破解？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农民工的发展趋势来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并不是想在城市安家落户，而只是想挣点辛苦钱寄回家。农民工的根一直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这是凝固在农民工身上的强大拉力。特别是随着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流入地区的东部沿海工业区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扶持力度的增强，依靠在外长期务工的积累和经验成为农村地区工商业发展的先驱力量。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与上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等等。[6]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的是完全不同于上代农民工的趋势。他们渴望城市生活，渴望通过打拼在城市里买下自己的房子、邂逅心仪的伴侣、成就儿时的梦想。他们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力，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主力。

因此，解决问题的矛头就指向了非城即乡的二分的城乡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制度。中国自古就有城乡的二分，中间有条狭窄的通道——科举考试。但是在流动的现代社会里，社会流动变得如此频繁、多样、成规模，稳固的制度心态必然导致百病丛生。因此，建立适合社会流动的弹性制度是解决当前农民工欠薪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3] 李鸿.我国建筑行业影响劳资关系因素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

[2]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其制度取向[J].中国建设信息，2007，（01）.

篇（10）

据史料记载，早在唐宋年间，万安农民画就已萌芽。九皇图、元宵图、诸天大圣图、门神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年画、烙画、剪纸、浮雕等，在各个朝代可谓层出不穷。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万安更是出现了众多民间绘画作者和代表作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时壁画运动的政治氛围里，万安将壁画创作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民间绘画样式即农民画。那时的农民画作品极多，但由于大多以墙壁作纸，画在室外，因此留存下来的极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万安农民画的成形时期，那时经常会在县文化馆和各乡镇开展农民画培训研讨班，农民参与热情极高，创作队伍达到100多人，并有24位作者加盟中国当代农民书画研究会，有近百幅优秀作品被选送参加民间艺术展览，或在各级报刊发表。自九十年代开始，万安农民画走向了成熟，体现出与民间美术相结合、与专业美术相结合的特点，创作呈现五彩纷呈的局面。1998年，在江西省民间艺术之乡精品展中，肖小银的《乐在其中》、刘玉凤的《车出黄金千万担》被选做展览的宣传折页，江西电视台对《乐在其中》做了专门介绍和艺术评析。2000年后，广大农民画爱好者以新建的梁书中国画艺术馆为平台，在著名国画大师梁书之子梁西江的带领下，广泛加强培训交流。近几年来，万安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大力度保护、传承和发展农民画，使万安农民画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在充分挖掘和展示农民画的魅力中，万安县坚持高位推动，精心打造农民画产业，为农民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2013年，该县专门研究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的农民画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在学习借鉴吉林东山、上海金山等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县实际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民画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对农民画产业发展的规划设计、管理经营、政策优惠、扶持机制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县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为农民画注入活力，还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农民画销售公司，凡公司正式运营且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鼓励农民画作者师傅带徒弟，按每名学员5000元的标准对传授人进行奖励;农民画作者举办个展或联展，外出参展或参赛获得奖励的，均再给予30008000元相应奖励。同时，每年都会举办全县性的农民画创作大赛，一等奖奖金1万元。

为形成传承发展有序局面，该县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邀请知名画家、高校教师来万安开展艺术交流和知识讲座，组织现有农民画作者进行集中培训，并从现有农民画作者中选拔优秀代表到高校美术学院进行短期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画作者的艺术修养和品位。2014年，两次邀请省外知名专家面对面为农民画作者授课，进一步强化了广大作者的创作水平。同时，积极培育农民画传承人。聘请高校美院和本土专家编写《万 安农民画教程》，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美术教 师 ，充实到县职校和中小裕华邱学校。目前，已在多所学校开设农民画课，并充分利用县职校职业技术教育的优势，积极招录万安农民画专业班，每年招收不少于30名学生进行系统培训，从每届专业班中招聘12名优秀生充实到基层文化部门，从事农民画产业发展相关工作。2013年以来，又先后成立了万安县农民画协会、万安农民画女作者协会、万安县政协农民画协会等多个协会，共有会员400余人，其中骨干作者 30 多人。在这些农民画家中，有三代画农民画的陈上智、罗昭勇两家人，有农民画夫妻肖小银、刘玉凤和刘名明、杨继来，有杀猪为生的农民肖群，有做油漆工的匡小兵，等等。

在良好的氛围下，农民画家们潜心创作，形成了万安农民画的特色：取材范围广，人物、花鸟、山水几乎无所不包，给人以广阔的联想空间;构图求满求密求全，追求形象的直观性、完整性、饱满性;造型上善用夸张手法，给人奇特感，新鲜感;色彩运用大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2011 年，陈上智、罗昭勇、肖小银、刘明名、匡小兵等人的作品参加纪念100周年海峡书画展。2012年，肖小银、刘玉凤、罗昭勇等人参加中国农民画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日照农民书画艺术节，多幅作品获佳作奖。2014年5月，陈上智的《有爱才有福》入选联合国总部展览;6月，匡小兵的《八月秋风醉农家》和罗万安的《蒲扇公主》入选青山绿水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展;9月，在我们的中国梦全国农民画画展中，万安农民画家共获得1金2银24优秀奖的好成绩。至今，万安农民画有近3000幅作品在全国各地展出并获奖，50多幅作品获国家级大奖，400多幅作品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2000多幅作品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和个人收藏。

在万安农民画产业发展中，田北农民画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篇（11）

“意象这种诗学的闪光点介入叙事作品，是可以增加叙事过程的诗化程度和审美浓度的。”②意象点亮了现实生活苍白的表象，使其折射出超越寻常的美感。“我们说的‘意象’还是一个情景交融的世界。因为‘意象’显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物的实体，而是显现一个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世界万物与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意象世界必然是带有感情性质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③由于意象中融合着创作者的审美思想与审美情感，使呈现于屏幕之上的客观之物象渗透着审美意蕴。

以电视剧《美丽的田野》为例，同大多数农村题材电视剧一样，这部剧也将焦点对准了“三农”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不同于以往此类主题的乡村书写，这部剧在勇于直面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多次运用“葵花”意象进行抒情，在展示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希冀时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剧中，“葵花”意象与七娘这一人物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葵花给了七娘生命，给了七娘爱情，也给了七娘葵花一样的美好心灵。七娘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收养三个孤儿，连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起抚养成人；在她看到养子长顺倚仗权势胡作非为，肆意践踏凤凰岭村民的利益时，七娘深明大义，从大局着想，成为田野竞选村主任的坚实后盾。当七娘去世后，凤凰岭的村民抬着七娘插满葵花的灵柩，为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送行。田野将七娘的骨灰撒在葵花地中，望着盛开的葵花，田野深情地说：“娘生于葵花，归于葵花，葵花就是娘的生命。娘啊，我知道你没走，你在看着我们，你在伴着我们，每当秋天的太阳照在凤凰岭时，那每一朵向着太阳的葵花都是娘的笑脸……”在这里，七娘和“葵花”已经融为一体，“葵花”意象将七娘这个人物形象升华，使人物的情感更加打动人心。

可见，通过意象的引入，能够将乡村日常生活叙事诗意化，利用意象的美学功能赋予缺乏美感与超越性的乡村之物以新的美学内涵，“成为一种文化意义的审美载体，一种人文精神的感官现象。”④正如朱光潜所认为的那样：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脱。⑤乡村意象之中既包含了现实乡村世界的“返照”，又表现了对现实乡村世界的“超脱”，因此使其在电视剧叙事中呈现一定的审美张力，成为独具特色的审美对象，进而增加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审美浓度。

意象解读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情节内涵

“高明的意象选择，不仅成为连接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引导情节深入新的层面。”⑥以《颍河故事》这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颇有分量的代表作品为例，它虽然只有18集的长度，却包含了巨大的故事容量，并且人物性格转变、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故事发展走向真实生动，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其主要原因在于多个意象介入事件的叙述而产生的作用。以“小桥”意象为例，“小桥”虽然在全剧只出现三次，却构成一条线索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密切相连，同时也暗示着“春生――晓霞”、“麦玲――连生”这两组人物的命运走向。在第二集中，春生和晓霞放学回来，两人手拉手一前一后走在小桥上，春生有感而发，“这小桥啊，就是咱农村学生的出路，考上大学就走过去，考不上大学就掉下去，没别的办法。”此刻，“小桥”与高考联系在一起，成为农村学子“出路”的象征之物，春生和晓霞正是通过高考这种方式来寻求人生的“出路”。走在小桥之上的春生对未来充满信心，步伐稳健，而晓霞则忧心忡忡，在春生的鼓励与扶持下小心翼翼，步履维艰，这为后面故事发展中两人的关系变化埋下了伏笔。就在此时，麦玲如约在小桥边等待连生给她回信，当连生出现在河对面小桥的另一端时，看到麦玲，他并没有走过小桥，而是颓然地坐在地上。麦玲急切地过桥询问连生母亲对婚事的态度，当她得知遭到反对时，对连生由愚孝导致毫无主见的心理充满怨愤，随即过桥离开。在这里，“小桥”这一意象，不再代表春生和晓霞眼中的高考这一“出路”，而是转为麦玲和连生之间追求“婚恋”自由的象征：麦玲主动过桥，表现了她主动追求婚恋自由的观念，而连生面对小桥时的软弱与无助，则表现他唯母命是从、不敢追求真正爱情的懦夫心态。“小桥”意象为后来两人情感发展提供了暗示。在这里，“小桥”意象与两组人物的情感纠葛相对应，其象征意义在后续故事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第六集中，春生为了晓霞的前程放弃高考，在送晓霞去学校的路上，河面上只有一条被河水冲断的土筑的“桥”，春生背起晓霞水走到对岸。在这里，“小桥”意象的象征意义投射到春生这个人物身上，使春生俨然成为晓霞人生路上的“桥”。并且，此时“甘为人桥”的春生内心的喜悦之情也与之后被“过河拆桥”的晓霞在毕业前夕抛弃的绝望之心形成巨大反差，推动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在第七集中，连生在桥上偶遇麦玲，麦玲在桥上对连生倾吐衷情，最后两人相拥跌落桥下。“落桥”既与两人在后来、私奔等种种冲破情感世俗禁忌的行为相呼应，又预示两人最终因连生身上无法克服的“愚孝”而分道扬镳的结局。在剧中，畏惧“过桥”的连生在疯癫中度日，成为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敢于“过桥”的麦玲则勇敢的创出一片天地，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还收获了完美的爱情。

意象深化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思想主题

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其灵魂所在，它包含着创作者的审美感情与审美思想，而审美感情和审美思想正是形成审美意象的重要元素。“艺术的主题思想，是蕴藏在审美意象中的审美观念。”⑦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其主题思想常常蕴含在意象之中，意象凝聚着作品的意义和精神。观众在发现和解读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意象的同时，也能深刻领会到作品的思想主题。以反映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农民在观念、情感与生活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三部电视剧为例，“‘三部曲’共同的精神指向，是通过对中国当代农村经济变革生活的描述，揭示当代农民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深刻演变――冲破世代相袭的封建意识的樊篱，艰难地但不可遏止地奔向现代文明。”⑧电视剧借用“篱笆”、“狗”、“辘轳”、“井”、“古船”、“网”这几个典型的意象，将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出来。“篱笆”与“狗”的意象象征旧的传统观念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生活的障碍；“井”意象则象征我国农村封建意识残余犹如“井”一般深邃，禁锢人的心灵，阻碍人们对自由、对幸福的追求。受困于“井”中之人，由于视野有限，在无法改变自己封建思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他人的现代化改造；而“辘轳”这一意象与“女人”联系在一起，又形象地与那些千百年来缠绕在农民身上，尤其是农村女性身上、令人难以摆脱的旧有思想的“井绳”关联；运用“古船”“网”的意象，象征封建的樊篱、旧意识就像古船一样，虽已陈旧在江面之上，撒下的一张网依旧令枣花和茂源老汉冲不破，表现了顽固的封建意识对于中国农民思想现代化、精神现代化的禁锢和羁绊。通过这些意象，深化了在农村社会变革之中，中国的广大农民只有认清自己，改变旧有思想与观念，不断超越与战胜自己，从根本上打破世代相袭的封建思想的束缚，才能走入现代文明这样一个主题。

总之，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意象化手法的运用能够增加叙事的诗化程度与审美浓度、解读情节内涵并深化所要表现的思想主题。在农村题材电视剧叙事手法普遍缺乏美感的今天，加强意象结构叙事，是实现电视剧作品美学突破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

①③⑤叶 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59、68、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