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积极的儿童观下教师教育的新视角

1.对孩子的认识——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可爱天使

曾在一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佐治是一个智障儿童，可是妈妈却总是对他说：佐治，你是妈妈的骄傲！你不是笨，你只是与众不同罢了。妈妈说这些话时总是捧着佐治的脸或把他搂在怀里。不久妈妈去世了，佐治被送进了福利院。可是妈妈带给他的爱和信念却使佐治勇敢地生活着，并且用他的乐观影响和支持着身边的人。佐治始终坚信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与众不同的他，才变得如此圆满。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佐治母亲带给孩子积极、乐观和坚定的生活信念，让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深深地感到健康积极的人格品质会给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这也正是积极心理学带给我们教育的启示。教师需要重新认识孩子，我们的职业因孩子而存在。

在每一天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和欣赏每个孩子的长处，教师的每周教育案例变成了教师对孩子的“新发现”。

在不断地观察中，教师们渐渐地发现，原来班级里最爱打架的孩子，其实是个爱打抱不平的热心肠；经常损坏玩具的孩子，是每一次科学探索活动中最投入和专注的那一个；不喜欢在集体面前唱歌讲故事的孩子，总能在绘画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孩子们会用100种不同的方法来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可爱天使，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等着老师不断地去发现和欣赏。

2.对孩子的教育——每个孩子都需要与众不同的教育策略

每个幼儿都有其独特的个性，都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和自我成长的能力，由于教师看待孩子视角变了，自然对孩子的教育策略和方法也和以前不同了。当老师提供给孩子最优的支持和选择时，孩子会变得更加自信、健康和快乐。

案例：“我不喜欢轮滑”

在自选活动中，伟伟选择了轮滑活动，来到了操场后却哭了起来，喊着“我不喜欢轮滑！”虽然这样说却仍不停地穿着轮滑鞋，做着运动前的准备工作，一会儿又对教师说不要去操场上和大家一起练习，要一个人在走廊上练习滑。

课题研究前教师的行为：教师尽量地鼓励孩子到操场上和大家一起运动，并且在运动过程别关注这个孩子，给予孩子技术上的指导。

课题研究后教师的行为：经过一番观察后，教师给了孩子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同意他一个人留在走廊上练习，并暗中关注伟伟，发现他十分努力地练习着，非常执着，即使摔倒，也始终坚持。结束时伟伟高兴地对教师说；“我已经会了！”

反思：其实伟伟是一位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当他觉得自己的轮滑技能不如其他同伴时，显得很紧张，害怕被同伴嘲笑，出现了退缩情绪，所以不愿意到户外和大家一起，并哭着称自己不喜欢轮滑，又提出希望能单独练习的要求。教师觉得他还是想参加轮滑活动的，只是需要放松心态，慢慢来。面对这样的孩子，如果只是一味地用语言来鼓励他和大家一起轮滑，并不能真正消除孩子的紧张心理。给予孩子一点自我的空间，让他放松心态慢慢地去学习和体验对他来说是最需要的。教师看到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及时给予了尊重和满足。

3.对孩子的期待——每个孩子都有与众不同的发展潜能

积极心理学主张“用积极的观点来解释消极事件”。孩子有的时候难免会调皮、会犯错，但是，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孩子的天性表现。教师应用积极的心理暗示进行引导，用积极的期待代替消极的否定，改消极的贬损为积极的疏导，使幼儿不断地往教育期望的方向发展。

案例：童童做值日班长

同伴都不喜欢童童，因为她喜欢用指甲去抓同伴的脸，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周都会发生。在选举每周的值日班长时，教师发现了童童高高举起的小手和期待的眼神。可是大部分孩子都不答应。

课题研究前教师的行为：教师会告诉童童小伙伴们的意见，请童童尽快地改正自己的缺点，等她改正以后再请她做值日班长。

课题研究后教师的行为：教师告诉大家说，童童虽然有缺点，但她有很多优点，也愿意为大家服务，建议让她先试做三天，如果三天之内她不再欺负同伴，就让她做一周的值日班长，如果她一周之内都不再欺负同伴，奖励她连任两周值日班长。征得全班孩子同意后，童童担任了值日班长，热心地为大家服务，每次午餐后的碗筷，童童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图书角的图书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在值日生工作中，童童表现出了很强的责任心和动手能力，更让人高兴的是童童居然连续两个月再也没有用指甲去抓同伴。这对童童来说也是不小的进步。

反思：有人说，孩子成长就像爬山，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每一小步看上去不起眼，但是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成就。

篇（2）

1.缺乏重视，教学观念落后

有些小学数学教师认为计算题的教学不过就是简单地让学生学会运算即可，这样枯燥的教学无需过多的重视，只要学生能够算对了，那就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在这种对计算题教学缺乏重视的观念下，教师往往也会忽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盲目地发挥自己的主导性，单纯地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没有认识到到学生是否真的对算法和算理有正确的理解。由于教师的忽视和教学过程中的简单化，容易导致小学生学计算时感到很吃力，

虽然能够算得了简单的计算题，但对算理却不能够理解，长此以往，便会导致学生的计算能力不但没有根本性的提高，反而计算能力普遍下降，口算的速度也逐步变慢，甚至在计算的过程中错漏百出。这样长期落下来的“病根”，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重视后，随着年级的增加便会不断地加固，这也是很多学生在后来的数学学习中发现自己在计算方面总是容易出错，却又不知道错在何处的原因。

2.小学生的心理因素影响

由于小学生年龄小，心理因素的动态性强，情感不够稳定，注意力容易分散，难以较长时间地集中在同一个目标上，这些因素都是容易影响学生在数学课堂上学习的质量和效果的。有的小学生因为情感和情绪的变化大，还不懂得如何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导

致在计算时，只是单纯地希望可以更快地算到结果，却缺乏耐心和细心，遇到一些较难的题目时就会感到很烦躁，缺乏对完成计算的耐心，也不愿意去认真思考，使得完成的质量很不理想。有的小学生则是在注意力方面难以集中，总是在读题、审题、计算、检查的这些过程中没有将自己的注意力保持一致，而导致在某一环节中出现小错误，然而，无论是简单地把题目的数字、式子还是符号弄错了，都会使整个计算的过程发生很大的变化。还有的小学生因为厌倦教师要求多做多练，而从心里排斥计算，不愿意接受教师的指导和任务，使得他们在完成计算题目时总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只要时间一长就不愿意认真去做，导致教学的质量和学习的效果都得不到保证。

二、小学数学计算题的教学策略

1.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与时俱进

要有效地促进小学数学计算题的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要加强在教学教学观念上的学习，掌握新课程标准所强调的理念，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手段，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

平，促进小学数学教师的自我成长，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和专业素质，与时俱进。这样让小学数学教师可以从观念上走出传统守旧的教育观念，与学生建立平等友爱的师生关系，关注学生的自我价值，给予小学生更多自主探索问题的时间和空间，增强课堂中师生的互动，让教师可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在教学实践中找出真正合适自己和学生的教学之路。

2.重视直观演示，吸引学生注意力

要有效地促进小学数学计算题的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要重视直观演示，加强操作，吸引学生注意力，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以直观的演示来将抽象的计算过程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他们可以明白整个算理的操作，明白计算的分析、推理的认识过程，突出计算的规律和运算原则。在教师的操作和语言引导下，学生就容易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运算思维。例如，在教学“凑十”时，教师可以直接通过算盘道具，向学生演示整个计算的过程，并且强调这是运用了让简单的数字凑成十的规律来运算的。同时也可以再给出一些题目让学生到讲台上给同学们演示，使学生在这样活泼生动的氛围中感受整个计算的过程，在动手的过程中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

3.引导思路，培养计算思维

要有效地促进小学数学计算题的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要引导学生计算的思路，培养他们的计算思维，使他们可以在运算时形成一系列有条理的思维顺序和思考方向，克服他们的计算思维障碍，养成层次鲜明、清晰简明的思路，懂得如何去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计算方法和运算思路。这就需要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时，要结合不同类型的计算题目的特征，巧妙地引导他们计算的思

路。例如，题目是“222222×999999”时，这样类型的题目有很多，而学生往往看到数字偏大就会束手无策，不知从哪里下手。这时，教师就要教导学生运用简便运算的原则，将“222222×999999”转化为“222222×（1000000-1）”，这样一来复杂的式子就变成了简单明了的运算式子，这时候就可以轻易地进行计算，从而得出“222222×（1000000-1）=222222000000-222222=222221777778”。

篇（3）

什么是企业文化？schein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成功适应外部环境和有效地整合内部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共享的基本假定(schein，1985)。陈国平、景奉杰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人们在较长时间内形成地共享价值观、信念态度、制度和行为准则。它是一个组织特有的传统和风尚(陈国平、景奉杰，2005)。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企业文化下一个定义。诺斯认为制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它表现为企业内部各种各样的组织章程；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价值标准、理想信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实施机制是指产权流转过程中的运行机理。我们所说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它不会像企业内部各种政策制度一样通过去个人化的方式来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按照统一的规则去行为，而是促使员工自愿地做出符合企业利益的行为，使得员工愿意从事一些超出自己角色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因此，我们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公认的，能够促使所有员工自愿的从事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的非正式约束。

正如以上所指，一种制度包括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若想取得成功，三个部分缺一不可。许多企业在单独干的时候，三个部分做得都很好，表现出企业发展快、效益增长迅速、全体员工干劲十足等。而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想通过并购扩大规模的时候，这三个部分就做得不是都很出色了。表现为“重两头，轻中间”，也就是重视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轻视了非正式约束。具体表现为：

(一)企业并购以后比较重视组织、资产和财务整合，而忽视了文化整合。许多企业认为企业并购应遵循找寻并购对象初步协商进行财务可行性分析谈判签订并购协议开展整合工作的步骤。在实施这一流程的过程当中，企业往往会优先考虑组织、资产和财务整合。组织整合是指并购以后企业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重建，以实现企业的组织协同。简单说，就是人事方面的调整。一般以并购企业为主体框架，吸纳个别被并购企业的高层进入管理层。资产和财务整合目的在于使并购后企业能保证在资产和财务上的稳定性及其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形象，以及资产和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上协调一致，从而取得经营和管理上的协同。可以说，大部分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对组织、资产和财务的整合都是不错的。特别是那些跨国并购的大企业，他们在本国基本上都是企业中的佼佼者，都有一套成熟的组织、财务章程，并购时再加上专业公司的服务，这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大的漏洞的。而出现漏洞的往往就是被大部分企业所忽视的非正式约束――企业文化。不少企业认为企业文化是软的，可以不去考虑，或者认为被并购企业是并购对象，类似于战场上的败军俘虏，所谓“成王败寇”，理应全盘接受并购企业的一切，而不去仔细研究双方的文化差异。其实，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若没有非正式约束与实施机制配合，正式约束往往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在当下，大多数企业对于正式约束都很好的基础上，非正式约束的好坏往往就会决定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对于并购企业来说，就会决定企业并购的成败。

(二)对于文化整合往往过于机械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不同于正式约束。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道德、习惯，而这些是无法通过机械的规定所能实现的。现在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时，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在进行文化整合时选择单一，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如前所述，在并购时大部分企业多从自身出发，没有考虑被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采取“一脚踢”的方式，让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文化，造成并购以后的文化冲突时有发生。殊不知不同的企业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规则、习俗形象、劳动人事及薪酬政策等等，这些不同都是每个企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根据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的。

(三)注重表面的形式化，忽视内在文化的真正融合，在企业并购以后，我们大多看到企业以一种新的形象出现，正所谓“旧貌换新颜”，给人一种好像是企业新人新气象，要有大发展的感觉。但这些表面上的整合并不代表着双方的企业文化就真正实现了整合。企业员工可能会在这些表面上支持企业，带上企业微章、穿上企业服装、同唱企业歌曲等等，但是否会真正认同新企业的文化就很难确定了。因此，企业并购以后，最重要的是将新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让所有员工从心眼里认同新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的核心或关键点不在于统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在于共享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精神文化。

(四)在我国时常出现政府出面促成企业并购而非市场，容易造成企业文化难以整合的局面。企业并购理应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只有这样企业才会从实际出发进行企业整合包括文化整合。而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处于政绩的考虑，纷纷主观上促成企业并购，进行所谓的“拉郎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企业处于自身实际需要通过市场作用进行整合都会产生如此大的阻碍，何况让两个没有并购意识的企业进行整合呢?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将企业通过市场作用自发并购看成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将地方政府的“拉郎配”看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会克服企业主体的一些局限性，产生一些好的效果。但体现在文化整合方面，更多的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自身所带来的一些局限性，主要有地方政府由于自身的偏好、有限理性、企业知识方面的短缺，并不能克服其他因素对文化整合的约束(虽然可能会降

低一些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另外，这种变迁虽然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它违背了一致性原则，而一致性原则恰是经济效率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政府出面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困难的成本因素分析

对于并购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分析，现在也存在着许多观点，有的认为是价值取向的不同，有的认为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理性主义与情义主义的冲突以及企业员工心理上的焦虑与对抗情绪强化了冲突，还有的认为是经济利益至上而轻视企业文化等等。以上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文化整合难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文从成本角度对企业文化整合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特别是科斯的企业理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是对市场的替代，是将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是用一个长期契约来代替一系列短期契约，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谈到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要引出两种成本――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C1)和市场上的交易成本(C2)。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取决于它们二者，当边际协调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的时候(MC1＝MC2)，其边界也就自然明确了。再进一步讨论到企业并购，势必涉及并购以后的一体化及并购以前的专业化的问题。当企业并购以前处于自身发展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专业化，而专业化会使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但相应会提高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而当企业并购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一体化，一体化会使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但却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因此，企业并购以后应当权衡这两种成本，以这两种成本之和最小为原则(MinTC=C1+C2)。根据该理论，当MC1=MC2时，总成本才会达到最小，这时企业并购应该是最为成功的。

现在许多企业往往看到了并购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所以多数企业是本着这一目的而进行并购的。但他们却忽视了总成本中还有一个内部协调成本。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总成本包括两个组成部分，而是一味的以乐观的态度看到交易成本的减少，却将协调成本抛之脑后。我们看到的企业文化整合的困难就恰恰出在了这个地方。企业并购以后，减少了交易成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于协调成本这一部分我们应分解开来进行分析。组织、资产及财务等部分，企业并购以后往往都能很好的进行整合，这也为事实所证实。对于这三个部分，企业是能够较好地做到降低内部协调成本的。难就难在双方企业文化的整合不容易降低协调成本或者说由于协调企业文化的成本很高，许多企业便将其进行简单化处理以及许多企业认识不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而将其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重视正式约束，忽视非正式约束。其实企业就是没有看到并购除了降低交易成本这一点，同样存在着权衡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总成本达到最小的目的。企业主观上不重视，在实践中任由其发展，势必造成在工作中冲突不断。甲企业的员工看不惯乙企业的员工，而乙企业的员工同样看不惯甲企业的员工，使得内部协调成本直线上升，最终有可能导致企业并购的失败。第二、文化整合过于机械化。许多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会看到要想成功整合双方企业文化难度太大，而这个协调成本因路径依赖也确实很高。就像一个领导看到自己的两个下属发生争执，想去协调但发现不好协调，他们每个人都各持己见，领导又不想为此费神，于是便各打五十大板简单了事，但了事之后并没有真正化解他们的矛盾。所以许多企业进行文化整合往往简单处理。第三、重形式、轻实质。其实也可以用第二点的原因去解释，只不过企业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点而给自己披上了一层漂亮的外衣罢了。第四、政府主导而非市场所为。政府主导的行为是走一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破坏了作为经济效率基础的一致性原则。这无非就是人为的提高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除此以外，也许连交易成本都不一定得到降低。

三、企业文化整合的对策――市场主导、以人为本

所谓“市场主导”，就是要发挥市场在企业并购中的基础作用。企业并购应该是市场自发作用而产生的行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在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具体到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应该起主导作用而应起辅助作用，具体就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为企业的并购建言献策，提供各种配套服务，使得双方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整合。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发挥双方企业员工在文化整合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以双方员工的利益结合点为基础进行文化整合。企业并购虽然有组织、资产及财务的整合，但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员工如何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1、在企业真正开始并购之前，要努力研究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在哪里，明确应该努力的方向。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往往也看到了文化整合的重要性，但缺乏前期的调查研究，只是一味地为了文化整合而文化整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不清楚问题是什么而就去解决问题，那么这道题是否有解呢？所以，前期的调查研究相当重要。

2、把握好整合的时机。企业并购肯定会造成双方文化的接触甚至冲突，而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文化的正向积累和反向积累。若正向积累占主导，企业会。慢慢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若反向积累占主导，企业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因此，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恰当时机开始文化整合，坚决树立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文化。只要企业明确了主流文化就立即将其向纵深发展，深入员工心中。

3、灵活掌握文化整合的方式方法。现在比较常见的几种文化整合方式主要有注入式、渗透式及分离式，具体选择哪种模式要视双方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如海尔往往并购那些硬件尚可但管理滞后的企业。在并购时，往往选择注入式文化整合模式，以海尔优秀的文化激活对方闲置的资产，被并购企业的员工比较容易接受。而当双方企业实力相当，各自文化中都包含有积极成分，就应该选择渗透式。选择这种文化整合模式意味着双方企业取长补短，将每个企业的优秀文化都融入到新企业中去。当双方企业独立性较强，在各自的企业文化指引下都能取得良好业绩时，应采取分离式，在文化上相对独立、避免冲突，往往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篇（4）

随着医院的高速发展及大学文化、职业化服务理念与医疗技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何使临床医师的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更好的协调发展，真正提升医院人才培养能力，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成为当下医务部工作不可忽视的问题。同时，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或多或少带来了医学终极目标的模糊，医学离人文越来越远，技术至上现象日趋严重。而人文医学执业技能不只影响医生个人专业水平，更关系到患者的诊疗效果及医院的经营与发展。医生所给予患者的诊疗无疑是双方面的――身体疾病的治疗和心灵创伤的抚慰。而医学本身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只能够解决能否做到的问题，而不能解决需要做什么的问题，医学必须与人文紧密结合，才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真正造福人类，因此伴随医学始终的是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医学呼唤人文，医学必须回归人文。作为医学实践主体的临床医师，对医学知识与技能掌握得再好，如果对患者没有爱心，不懂得患者的心理，甚至不掌握如何与患者对话，也是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所谓“大医”都是始于心诚，而成于精湛――医学无人文则野，生命也离不开爱的呵护。

1 提高临床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必要性

1．1 适应新的医学模式的需要 美国精神科医师恩格尔教授提出了替代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后，提倡对患者的有效治疗必须对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关注。良好的心态会增强人的免疫能力，从而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不良的心态或认识则会诱发甚至导致疾病。广为人知的“杯弓蛇影”的成语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一些社会因素对疾病的治疗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如与家人关系良好会有利于疾病康复，而缺乏必要社会支持的患者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外，良好的医患关系本身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所以有人认为最有效的药物就是医生自己。另外，有很多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所能给予患者的主要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温暖的关怀以及对生活的希望，从而尽可能地保障其存活质量。

1．2 缓解医患紧张关系的需要 本来医生和患者所面对的共同敌人是疾病，而目前的医患关系却是医生和患者成为了敌人，双方互相失去了信任，这对治疗是极其不利的。而良好的医患沟通可以帮助建立医患信赖关系，对治疗有积极作用。另外，具有良好的与患者沟通能力使医生能够显得更自信，并能更有效地应付愤怒与怀有敌意的患者。良好的沟通能力对医生个人的益处远远超出临床工作的范围。比如，具有良好沟通能力会有助于婚姻的稳定与家庭的幸福。

1．3 提升临床医师能力的需要 人文科学不仅解决临床医师价值取向，还可提升其思维、灵感、造型、操作等临床实际工作能力，促进医师服务水平的提高，减少缺陷的发生。如一名临床医师，若缺乏人文知识――悟性，一辈子做某一种手术或看某一种病几百例，最多是个“医匠”，因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也无创新和新发现。相反，一名具有人文知识为悟性的外科医师，每做一例或看一例患者都有所悟与所获，也许通过几十个患者，就可以创新形成独特风格，最后也将会成为某一系统疾病诊治的大师级人物。

2 研究方法

2．1 采用CMDA&HumPRO项目研究模式对医院全体医师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提高进行研究，总结出灵活的培训方式，如模块式培训、交互式培训、分小组讨论、角色扮演、SOAP模式教学、视频教学等等。

2．2 研究总结并反复验证得出医患沟通技能评价标准，并进行全院副高职称以下医师的按标准考评，最终研究得出最具真实性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医患沟通技能评价标准。

2．3 在我院内分泌科、肿瘤科、儿科、神经科、普外科五个科室进行临床实践，研究制定简便、适用、专业、高效的模块式医患沟通技能表（如医患关系建立原则技能表、信息搜集所需技能表，制定双方同意的治疗方案所需技能表、告知病情所需技能表等）。

2．4 研究总结并反复验证，制定医患沟通能力模型。

2．5 与科联合通过对各种投诉原因的统计分析得出患者告医生最主要的五个原因。

2．6 在我院内分泌科、肿瘤科、儿科、神经科、普外科、门诊、急诊七个科室进行临床实践，统计分析得出能够降低患者投诉率的七个技能。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得出我院的《临床医师人文执业技能培养体系》，主要是以模块式培训构成。 内容包括：医师法律与法规、医学道德、医护人员沟通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有效进行体势语言的交流、医患沟通的基础理论及评价技术、对患者进行面谈诊断的技能、与患者共同制定治疗计划的技能、在危急情境下进行沟通、学会对付不易对付的患者、处理人际冲突、医师社会化技能。

3．2 研究总结得出我院《医患沟通技能评价标准》的具体内容并对医生进行考核。

①医生是否和患者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关系；②医生对于患者的问诊是否到位，即收集患者的病史；③医生有没有和患者制定一个治疗方案；④医生告诉患者关于病情的坏消息的方式如何；⑤患者能否体会到医生在看护他；⑥医生是否像对待同伴一样对待患者，并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力和地位；⑦患者是否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⑧医生对与患者沟通的整体能力是否有信心，并且表现出幽默感。

3．3 研究总结得出医生沟通技能表，内容包括医患关系建立技能表、信息搜集技能表、制定双方同意的治疗方案所需技能表、透露病情所需技能表，并统一印制成小册子下发给所有的临床医生以方便临床工作。

3．4 研究得出医患沟通能力模型，内容包括职业化态度与服务能力、非言语表达与解读能力、口头表达与解释能力、主动倾听能力、谈判与化解冲突的能力。

3．5 研究得出患者告医生最主要的五个因素是：①医生太匆忙地打发走患者；②医务人员态度恶劣；③医生傲慢的态度；④医患双方在治疗方面的分歧；⑤医生不愿倾听患者诉说。

3．6 研究得出最能够降低患者投诉率的七个技能：①医生的态度非常友好；②医生非常关爱患者并为患者着想；③给予患者情感上的支持；④给患者的解释与交待能让患者听得懂、听得明白；⑤能够让患者知道后面的治疗与进展情况；⑥能够以某种方式确信患者已经听明白了；⑦能够给予患者一些有益的建议，让其感到更舒服或容易些。

3．7 研究总结出典型病历，在临床各科室进行从科主任到负责医、住院医的各层面实地学习并得出了最终正确结论，更加有效的说服教育临床医生。

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良好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帮助医生提高医疗效果、增加医生自己的满意度。同时良好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能够增加患者的满意度，降低医生被投诉甚至被人身功击的可能性。另外通过此项研究的实践，提高了我院临床医师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规范了医师职业道德，提高了医师的职业素养，也提高了医师个人管理技能与团队合作技能。在增强临床医师综合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并在该研究实施过程中能也有技巧地改变了医务人员的工作习惯和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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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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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篇（6）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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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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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ing and Challenge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aniel Houser1 Luo Weidong2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Fairfax 22030， USA； 

2.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篇（8）

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式各种各样，多种形式的广告逐渐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伴随着产品的宣传手段多种多样，广告的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与广告的有关的知识也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体系，逐渐的涵盖了传播文化、经济学理论，甚至涵盖了心理学的有关知识，所以本文对于广告学之中的核心研究文艺以及视角进行了相近的分析。

一、广告学的核心的研究问题详述。

当代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繁多，多样化的广告也就随之衍生而出，也就衍生出了一系列对于广告的研究，也就是本文下文将要介绍的广告学之中的核心的问题，正是这些核心问题使得广告学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1广告学与社会的具体的关系。

广告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其向社会传递了多种多样的信息，无论是盈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的广告，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所以，笔者认为广告学会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广告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广告学传递的信息之中，涵盖了许多社会上的元素，例如在一条广告之中，可以包含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政治问题，社会上的文化因素，甚至是可以在广告之中加入现代社会上的科技元素，在这些元素的影响之下，广告的形式多样变得更加，其中表现得内涵也就更加具有了社会的含义，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的积极的影响，所以广告与社会具有相当的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广告系统成为了一直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元素，传递了社会上广泛推崇的信念、理想、大众文化、社会审美、以及代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所以广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广告学的核心研究的问题。

1.2广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

广告学的存在形式，将其分为了公益广告形式以及商业广告，作为大多数的商业广告形式存在的广告，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产品的最主要的特点以一种鲜明的形式展示在社会大众的眼前，以期使得观众可以记住广告的主体，对广告产品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也是商业广告的主要的利润来源，当商业广告实现了这样的目的之后，广告学在商业广告的制作上也就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从另一层面上说，商业广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及问题都是广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另外，在公益广告的制作上，传递的社会理念是我国传统的美德，对于我国社会健康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对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的健康发展也就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可见，广告对于社会大众的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中还涵盖了社会上最为关心的信息的传递，这样的影响力根据广告业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广告产业机制。

1.3广告系统自身的核心问题研究。

无论广告业有着怎样的社会效应，其本身最主要的还是其自身的发展形式，也就是广告业其自身的发展形式以及运作的行业规律。在广告业之中，每一个广告公司的侧重点不同，制作的环节以及形成的系统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各种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相互制约使得广告业自身的也形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之中，广告业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行业的运行规律以及对行业的经验的研究，使得广告业的自身的发展问题成为了一项对于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有利的一项值得审图研究的问题。

1.4广告业核心问题的总结。

在广告业的发展潮流趋势之中，随着社会的变化速度，广告业必需时刻追随着社会的潮流发展，所以广告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广告业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广告业自身的成为了广告业内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在这样的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下，为了更快的加快发展脚步，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有采用最新的视角研究才能将这些问题做到最佳的处理，甚至是将其中的优势发挥出来。

二、在广告学之中的研究视角。

伴随着广告学的健壮的发展，对于广告学中的核心问题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进行研究，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2.1在传播学的视角看广告的核心问题。

追究广告的最初的起源，广告归根结底是传播学，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一个广告具有了优秀的传播途径以及传播的形式的时候，这一支广告也就可以被品评为一支成功的广告，所以，在传播学的视角上审视广告的发展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在传播学的视角里，广告必需具备的就是品牌效应、并注意品牌的形象，如何将广告产品的特点鲜明的表现在广告之中，并要时刻的注意广告带来的利润效益，所以传播的形式以及传播的途径就相当的重要，在塑造一支广告的时候，在传播学的视角上看待广告的订制是一件重要的问题，在传播学的角度扩大广告的传播效益是增强广告人文性的重要视角。

2.2在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待广告的核心问题。

广告的制作问题在实现了社会效益的基础之后，最终的目的依旧是实现一定的经济利润，只有这样广告业才能够茁壮的成长。在经济的角度上观察，广告在制作的时候需要考虑制作的投入以及能够带来的产出，能够发挥的社会效益的大小以及在众多的竞争产品之中如何能够起到最佳的竞争效应，所以在经济的角度上，广告的成本以及盈利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当一定的经济基础形成之后，才能做到最佳的广告制作，广告的传播效应也就可以起到最佳的效应。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效益下，才能将广告学的意义发挥到极致，使得广告具有真实的意义。

三、总结。

广告学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上从出现到发展昌盛的过程之中，经历的时间尚且不算很长，但是有着很强的意义，虽然广告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阻碍，但是只要解决了广告业的核心问题，在最佳的研究视角解决类似的问题，广告业也就可以顺畅的发展，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篇（9）

首先，经济学是什么。对于经济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我国古人将经济释意为经世济民。西方学者的解释则更多。二十世纪初，琼.罗宾逊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使用可以其他用途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和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满足经济主体多样化需求的科学。经济学是为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而产生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而引起的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他要解决一下问题：（1）生产什么物品和劳务以及生产多少（howmuch）。（2）怎样(how)进行生产（3）为谁(forwhom)生产。

其次，经济学的基本概要。以经济学的历史时期划分，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以下阶段：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近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因其研究对像的范围不同，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的，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被用来生产那些产品，生产多少及采用什么生产方法，产品怎样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又是这样决定的：厂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如何生产则由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成本与收益关系来决定，为谁生产则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微观经济学中包含：（1）需求和供给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成本理论（5）市场理论（6）生产要素定价理论（7）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学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学用来分析国民经济中几个根本问题：一是充分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的经济资源总量的使用情况是如何决定一国的总产量或就业量。二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如何决定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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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政治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代表主张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篇（11）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迈进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德国、日本等国家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这些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总量：近14亿人口使得中国在只有接近美国人均GDP的1/4（PPP，即购买力平价）之时就已经同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PPP），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6%。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况，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1/3左右或以上的时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如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近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中。在过去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重视经济发展，政府有如此强烈地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新的重要问题。

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出现新的生机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机会。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现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