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体育的功能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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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1-0041-04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capital of sports associations

ZHOU Jin-guo1，2，ZHOU Ai-guang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ir expatiation on several main viewpoints on social capital， the authors elaborate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of sports associations， and analyzed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apital of sports associations， which are mainly embodied in helping i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ports associations， helping in building the social credibility of sports associations， helping sports associations acquiring valid information， helping in improving sports associations’ management efficiency， etc.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sports association；social capital；social relation network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民金牌意识的逐渐淡化，从以竞技体育为重心，向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转移，已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体育社团则是群众体育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然而，我国体育社团的发展现状与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差距较大，尚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经费较短缺、自治能力不强、管理效率较低、社会公信力不高、整体实力较弱等。我国体育社团发展仅仅依靠政府资助难以壮大，需要提高自身造血的能力，其中“培育社会资本”是关键的一环。因此，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阐述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功能，旨在为我国体育社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1 社会资本与体育社团社会资本

1.1 社会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观点

“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1]，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2]，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由于社会资本应用范围甚广，学者们基于各自的学科视角和研究领域给出了诸多定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1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科尔曼从学理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界定与分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林南[3]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在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应该在社会网络背景中考虑，作为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和/或重要组织位置的社会关系而获取的资源。因此，他把这个概念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第2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波茨[4]，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

第3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它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是与一个相对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者――换言之，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的[3]。以“结构洞”理论著称的伯特[5]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与朋友、同事以及更普遍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可以获得使用其他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

第4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集合。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6]。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

综观上述4种观点，尽管表述方式不同，但均有两个共同的关键词，即“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第1种观点强调社会资本的功能，即可以从中获取资源，并没有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解释。第2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其内在逻辑是资本即能力，这与资本的本质属性并不相符。第3种观点在学术界的认同度较高，国内许多学者在开展实证研究时都以此为研究性定义。第4种观点将信任和规范纳入社会资本的定义，丰富了社会资本的内涵。通过对上述几种观点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社会资本的概念：第一，社会资本实质上是一种资源，它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具体表现形式；第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需要建立在信任、规范、认知基础之上；第三，行动者可以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获取其他形式的资本，如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因此，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规范、认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表现形式的资源。

1.2 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内涵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促进国家、区域、社区、组织以及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社会资本也内在于体育社团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体育社团的良性发展。充分认识和利用社会资本，是健全完善体育社团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由于体育社团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种概念，本研究将“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界定为：体育社团通过培育所获取的，以建立在信任、规范、认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表现形式的资源。

理解“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定义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体育社团社会资本需要通过培育才能获取。社会资本既然是一种稀缺并能产生价值的资源，它的生产不能够不花费成本[7]，需要通过精心培育才能产生并持久拥有。第二，体育社团社会资本需要建立在信任、规范、认知基础之上。社会学家科尔曼、福山和普特南等都将信任与社会资本相联系进行研究，将信任当作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8]。信任是社会资本生成的前提条件，培育体育社团社会资本首先需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规范主要是指体育社团自身的制度建设，它为社会资本的生成起到了制度保障的作用。完善的制度有利于形成规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认知主要是指人与人、人与组织或组织与组织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共同的愿景和语言，能够经常进行顺畅的沟通与交流。认知对于体育社团社会资本能够起到保值与增值的作用。第三，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关系网络，这是其区别于其他资本形式的主要标志。第四，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一种资源。资本是一种可以给拥有者带来价值的资源，作为资本家族成员之一的社会资本类似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其他形式的资本，其本质也是一种可以使拥有者获益的资源，体育社团社会资本亦是如此。

1.3 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外延

Janine Nahapiet 和 Sumantra Ghoshal[9]将社会资本划分为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这一划分方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国内外许多社会资本应用研究的理论基础。参照这一划分方法，将体育社团社会资本也分成3个维度：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体育社团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网络结构及其数量，例如体育社团组织机构内部构成情况及外部的合作关系；关系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体育社团与社会关系网络节点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及联系紧密程度；认知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网络节点，对体育社团发展理念的认同程度，以及相互之间的有效沟通程度。结构型社会资本是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物质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它具有显性特征，反映了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量；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是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精神特质和内在表现形式，它们具有隐性特征，反映了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质。3种社会资本形式构成了完整的体育社团社会资本概念体系，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

2 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功能

明确社会资本及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外延，为进一步认识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资本对于促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作用亦被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认识[10-12]。在一些发达国家，非营利体育组织也相当重视合理利用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其在非营利体育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助于改善经济状况。

资金来源渠道较单一、经费较紧张是当前我国大多数体育社团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共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政府财政的过于依赖和自身造血的能力较弱。随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社团改革迫在眉睫，其官办性会日渐淡化，而民间性则会日益增强，政府对体育社团的经费支持会逐渐减少。因此，体育社团必须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Robert H Chenhall等[11]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Bou-Wen Lin等[13]通过对企业的研究，以及Soumyananda Dinda[14]通过对国家的研究都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经济资本的增长，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Theingi等[15]提出商业组织应该将培育以及使用社会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营销策略。这一策略也同样适用于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我国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关系网络，体育社团通过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建立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有助于拓宽体育社团的资金来源渠道，改善经济状况，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从而突破传统体育社团较为单一的资金来源模式，增强体育社团的自治能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通过广州市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体育社团的经济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即体育社团社会资本越丰富，其经济收入也相应越多。

2）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信力。

培养社会公信力是任何社会组织的重要使命，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失去了社会公信力，便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衰亡是必然的结果。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对社会公信力的培养还不够重视，加上“近年来，少数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违约行为和管理不善削弱了公众对其的信任”[12]，造成了我国社会组织整体社会公信力的下降。同样，我国体育社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体育社团对政府的过于依赖使其忽视了社会公信力的培养。同时，近几年极少数体育社团的一些不良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体育社团的形象和声誉，对体育社团社会公信力的培养产生了负效应，不利于体育社团的健康发展。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赢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是培育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任务。信任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强化体育社团的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公信力，为建立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通过对广州市体育社团的调查发现，不少体育社团积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意愿，注重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有效地增强了社会公信力，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3）有助于获取有效信息。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掌握丰富且有价值的信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组织乃至个人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育社团的发展同样需要大量有效的信息，包括政府相关方针政策、企业体育需求、其他社团发展状况、国民体育价值观念与行为特征、国外非营利体育组织发展动向等。体育社团依据所掌握的这些有效信息，可以制定或调整自身的发展方略，开展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业务，从而更好地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同时还可以节约运转成本。一些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商业组织知识库的丰富[16]，有助于组织之间信息共享[17]，并且还可以获取国外市场信息[18]。社会资本的信息共享功能，同样适用于我国体育社团发展。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体育社团可以建立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各个节点之间保持经常有效的沟通，有助于知识的传递和信息的共享，从而可以获取丰富的有利于促进自身发展的有效信息。

4）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

当前我国体育社团发展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组织机构不健全、制度建设不完善、内部分工不合理、管理者素质不高、管理效率较低。如何提高体育社团的管理效率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培育社会资本是提高体育社团管理效率有效途径。体育社团通过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各个节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之间进行相互交流与联系，可以学习和借鉴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的先进管理经验，尤其是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方法，从而不断建立和完善体育社团的管理制度。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还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的效益[19-20]，从而有助于提升管理者素质。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样可以获取丰富的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体育社团可以聘请与其建立良好关系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优秀管理者兼任管理职务；二是体育社团可以邀请网络节点的高层次人才（如政府、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者及大学教授等）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三是体育社团还可以委派管理者到网络节点的有关单位进行观摩考察、进修学习以提升管理能力。

随着我国群众体育的蓬勃兴起，体育社团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会日益凸显，责任会不断增大。当前我国体育社团尚未成熟，如何促进体育社团发展壮大是值得学术界认真探索的重要课题。已成熟并被其他领域广泛应用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解决我国体育社团现存问题，促进其健康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并为我国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体育社团社会资本”是指体育社团通过培育所获取的，以建立在信任、规范、认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表现形式的资源。体育社团社会资本包括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3个维度。体育社团社会资本有助于改善体育社团的经济状况、有助于培养体育社团的社会公信力、有助于体育社团获取有效信息、有助于提高体育社团的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 李惠斌，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7.

[2] 燕继荣. 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3]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1-24.

[4] 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for immigration：essays on networks，ethn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M].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12.

[5] Ronald Burt. Stuctural hole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9.

[6]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ry work[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67.

[7] 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 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 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译.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7.

[8] 李安方. 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85.

[9] Janine Nahapiet，Sumantra Ghoshal. 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10] Carlos Pestana Barros，Francisco Nunes. Social capita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8，37）：1554C1569.

[11] Robert H Chenhall，Matthew Hall，David Smith. Social capital and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a study of a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10（35）：737C756.

[12] 林闽钢.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J]. 中国行政管理，2007（1）：42-44.

[13] Lin Bou-wen，Li Po-chien，Chen Ja-shen. Social capital，capabilities，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a study of Taiwanese high-tech new ventur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6（73）：168C181.

[14] Soumyananda Dinda.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a productive consumption approach[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8（37）：2020C2033.

[15] Theingi，Sharon Purchase，Yokfar Phungphol. Social capital in Southeast Asian business relationship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8 （37）：523C530.

[16] Yli-Renko H，Autio E，Tontti V. Social capital，knowledge，and the international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new firm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2（11）：279C304.

[17] Fausto Di Vincenzo，Daniele Mascia. Social capital in project-based organizations：Its role，structure，and impact on project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12（30）：5C14.

[18] Angelika Lindstrand，Sara Mele’n，Emilia Rovira Nordman. Turning social capital into business：a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iotech SM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1（20）：194C212.

[19] Yuan K Chou. Three simple models of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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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中，体育的功能被不断扩大，但无论哪个时期，主体对体育功能的选择总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本文在研究体育社会功能演化中，以整个人类社会为主体切入，进而研究主体社会对于体育功能的选择，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所探寻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对于体育社会功能选择的主线，即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选择体育功能的主要方面。

1.初人时期体育的生产功能

早在上古时期，原人就知道通过身体活动以增强体质，为生存打下最原始的物质基础。据史学考证，早在400万年前，原人中就有一部分能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1]，通过工具和武器进行狩猎和族群的保护。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原始人类开始进入食物采集者的生活，体育的雏形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体育主要是为了追求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存，即获取食物，以求生存。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体育教育思想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体育思想，体育的社会功能侧重于生产功能。

2.古代社会体育的军事功能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开始进入新纪元。人口增加，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财富增加，由此而来的争夺也逐渐加剧，战争开始频繁，体育的功能选择开始倾向于军队士兵身体素质的提高，体育的军事功能出现。这个时期的体育军事功能主要体现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军事争斗和游牧民族的两次入侵上。

从历史考证看，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由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苏美尔人创造并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其教育中窥探当时社会对于体育社会功能的选择。在教育中，苏美尔人的教育目的可笼统地归之为培养统治者，其中在教学内容上，关于体育的教育主要是军事体育的教育。战乱的频繁也使得军事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受到苏美尔人的注意，但与后来的古巴比伦、亚述相比，其重视程度远远低于这些后来者。当时的军事体育项目主要包括追猎、兵法、游泳、射箭、骑马、舞蹈等[2]。从两河流域文明发展中对体育社会功能的选择分析发现，在当时知识匮乏、文明程度不高的时代属性下，体育功能的选择主要侧重于祭祀功能与军事功能。

其次，根据现今发掘出的考古资料，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都从西到东地分布在一条狭长的纬度带内，具体地说，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这十多个纬度之间。这些文明分别是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商代文明。最早的文明体系都是从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就此而言，只有在那些采取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的地区和人群中才产生了最初的文明社会。在这几个文明的北边是广大游牧民族生息的亚欧大草原。他们追逐水草而生，过着游徙不居的生活。游牧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彪悍勇猛的性格和劫掠为生的习惯，对马的驯化又使得他们获得了比农耕世界更强的机动性。游牧民族凭借马和铁制武器，掀起了两次席卷各大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100年之间。在此时期，军事体育成为各个国家所追求的最主要的体育功能。

3.中世纪文明时期的体育教育功能

在基督教历年编纂者的笔下，中世纪被称为“的时代”。在教育史上，中世纪被称为“神性的时代”。中世纪前期的空前发展导致了军事体育功能的弱化。到中世纪中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出现，基督教会也开始关注体育教育对于人的体质增强、素质提高的作用，体育的教育功能开始得到重视与发展。例如，弗吉里奥认为身体训练有利于培养人的高贵情操，且能给人带来声名和荣誉。伊本・西纳认为对一个人来说，其身体、智力和道德都很重要，他认为儿童在3―5岁时期，可以通过游戏锻炼儿童的体力，学习各种运动技能。而安萨里则认为游戏、运动是儿童最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应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不同进行不同的体格锻炼。到了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体育成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的教育功能更加凸显，例如意大利教皇庇护二世西尔维乌斯认为：“人由精神和身体两部分构成，人的精神和身体应一并得到发展。”[3]因此他的体育思想体现在培养身心俱健的人，要求通过体育、军事训练和合理饮食以强健身体。而帕尔梅利也认为人的身体应得到发展，可通过游戏促进体能与身体技巧的发展。他提出要对青年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他认为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需要在学校教育中进行军事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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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对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而高校体育教育的社会功能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拓展延伸，对人才的整体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传统体育教学中，体育被视为发展身体、增强体质的专门教育单科孤立地存在，而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高校体育已经突破了单科教学的束缚，能够对社会产生诸多功效。因此，我们应当重视高校体育教学的社会功能，在增强学生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的同时，促进学生个体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面发展，使其具备更加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一、高校体育教学具有发展功能

高校体育的发展功能主要体现在增强体质和发展智力两个方面。增强体质是高校体育的基础社会功能，因为体育锻炼既可以促进人的正常发育和技能发展，又能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活动能力发展。体育锻炼在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方面都具有完善作用。

发展智力是高校体育的另一社会功能。人的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智力水平，而人的脑功能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先天遗传因素，二是后天发展因素。首先，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必然存在大量体育活动的开展，人脑在体育活动中能够接受大量的外界信息刺激，这些外界信息不断反复地对大脑产生刺激作用，让大脑得到相应的锻炼，促进大脑的发育和智力的发展。其次，体育活动能够大大加强心血管活动，改善大脑的供血能力，一方面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营养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建立并巩固了大脑皮层的条件反射，这都有助于学生运动技能的掌握和活动能力的提高，利于学生智力的发展。再次，学生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学生必然要进行频繁的四肢协调配合运动，肢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断变化对学生右脑功能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大大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

因此，高等体育教育具有重要的发展功能，我们应当重视这一功能，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时促进个体大脑功能的开发和智力水平的提高，使学生获得全方位的发展。

二、高校体育教学具有政治功能

高校体育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高校体育要具有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变革发展的功能。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学校体育要遵循“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宗旨。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我们的高校体育强调的重点是通过刻苦锻炼来磨练学生坚强的意志。一直以来，我国的高校体育都遵循的是“体质教育”，并没有注意到体育教学的其他功能。

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当注意到，高校体育还具有政治功能。除了通过基本的身体锻炼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之外，高校体育教育还能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效地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高校体育竞赛中，获奖的运动健将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这一点也向我们展现了高校体育的政治功能，因为这大大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政治功能在高校体育社会功能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即将占据核心功能的重要地位。而我们只有将高校体育教学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让高校体育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发挥其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变革发展的独特政治功能，为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高校体育教学拥有文化功能

高校体育教学涵盖的内容面比较广，除了基本的体育课程之外，还包括早操、体育竞赛、课外体育活动、节假日体育等等。这既包括了学校对学生体育活动提出的要求，也包括学生自主锻炼的内容。高校基本体育课程的设置与中小学教育有很大的区别，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身体情况等自主地选择课程项目，此外，大学的体育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跑步、球类活动了，体育舞蹈、桥牌、花样滑冰及棋类比赛等集娱乐和锻炼于一身的体育项目开始在高校中发展起来。

因此，单靠每星期仅有的90分钟的体育课程并不能实现高校体育的文化功能，而这些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余暇体育才是构建高校体育文化的主体活动，这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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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羊赛”是一种长期流传于山西北部忻州、定襄和原平一带的民间摔跤项目的俗称，因比赛获胜方的彩头为羊，故称作“挠羊赛”。这种以羊为赌注的传统民间竞技形式是一项以宗教庙会为载体、就地取材的民间娱乐活动。2008年6月该项目被列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地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挠羊赛”在当地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

1功能论的视角

功能论的起源始于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布朗看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当然也包括社会）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排除实体的概念，通过研究构成事物诸因素间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属性和特征，并以此为基础了解每个因素在事物中所发挥的功能。〔1〕以“挠羊赛”为代表的民间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对整个社会建构产生其特有功能。“挠羊赛”不仅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非常敏感的感知作用，并且还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整合、传承作用。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分析社会事物各自的功能时，提出著名的“显功能”和“潜功能”概念。显功能主要指的是社会事物本身是有助于系统自身的调节与适应的，并且这种调整的客观效果是所有活动参与者都期望达到且可以预见的。而潜功能则指的是社会事物本身在实现人们预期功能的同时，仍在发挥某些不为参与者注意的功能，这些功能本身也可能对系统本身的调整发挥作用。〔2〕“显功能”与“潜功能”二者相互协调，共同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系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挠羊赛”本身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活动，理所当然地在社会构建过程中承担了上述两个功能。

2“挠羊赛”在社会建构中所表现的显功能

2.1社会变迁与结构变化观测功能

“挠羊赛”虽起源于唐宋，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已从一种纯粹的宗教祭祀仪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民间的娱乐活动（见图2-1）。每次形式与内容的细微变化实际都与当时社会结构的调整有着必然联系。挠羊赛活动本身正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晴雨表”，且这种对于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在今天亦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在当前的“挠羊赛”中作者发现，女性正逐步走上“挠羊赛”的舞台，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正是工业化进程导致当地男性外出打工人数增多，地区青壮年男性数量急剧减少而出现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环境监测作用的有效发挥将为当地决策的制定与执政思路的转变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进而降低政府决策本身的风险性。

2.2社会规范的解释规定功能

社会在产生初期并无现代的法律制度。此时规范社会行为的主要行动则依靠一种对于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它在现代制度之前充当了社会规范解释者的角色。“挠羊赛”起源于一种原始的宗教祭祀仪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祭祀“仪式”正逐步取代“信仰”本身，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写道：“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2〕“挠羊赛”中对于“羊图腾”的认可正起到了这种社会纽带的作用。在涂尔干看来，宗教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它塑造了人们的社会意识。“神圣的东西首先是依附在集体的非个人的力量之上，这一力量正是社会本身的再现”。〔3〕而宗教本身的各种仪式则是为了定期维系和建构所属群体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不管宗教仪典的重要性是多么弱小，它都能使群体集合起来。所以说，宗教仪典的首要作用是使个体集合起来，加强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密切”。〔4〕最终使得个体能够在宗教仪式的作用下逐步聚集起来，并在其感召力与约束力的共同作用下保持更加亲密的关系。

3“挠羊赛”为社会建构中所表现的功能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笔者发现忻州“挠羊赛”活动在通过文化产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通过文化事业形成内凝的群体意识以及民间自发运作模式与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创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1推动经济发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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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当前，高校阳光体育运动的核心就是提升大学生身体健康水平，并培养其终身体育的意识，而兴趣的培养和健身习惯的养成是学生坚持终身体育的第一动因，但目前高校体育课程所开设的太极拳、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因时间、场地、氛围、人员等因素，均较难使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而体育社团的特点（自愿、主动、兴趣、习惯），恰恰能够使青少年享受运动乐趣，感受体育运动的价值，形成自身的体育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帮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

1.2 提高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

新时代的高校体育社团，活动参与对象不仅针对校园内的师生，还囊括了社会人员、资金、力量，而对内、对外的联络和组织均由社团学生负责，教师仅把控方向或指导，社团活动不仅使学生工作能力得到锻炼，也需与社会进行沟通交流。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深入小区，通过联系、组织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或比赛，邀请体育专家，培训体育裁判，解决比赛矛盾，筹集所需资金等工作，帮助学生深入社会社会、了解社会，在这些具体工作中，他们将在成功和挫折中不断对自己知识和能力评价进行重建，在行动与思考、交流与反馈、努力与提升中，使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社会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得以很好地提高，为自己将来走进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1.3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社会责任感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社会竞争激烈，这就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均衡发展，具备较强的承压能力、身心健康素质、吃苦耐劳品质等，而校园现有的抗挫折教育没有一种可以达到体育竞赛带来的效果，而学校公开组织的体育比赛参与人数比例不高，覆盖面更广的体育社团应运而生，广大学生因兴趣自发参与锻炼、比赛，通过体育释放缓解学习、交往、工作等带来的不良情绪，享受比赛带来的胜利，忍受比赛失利带来的压力，在规则内接受他人的挑战，尊重每一名对手，在集体的互相促进中增强了责任感和荣誉感，进而使其了解社会，了解他人，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

1.4 构建体育文化氛围，丰富校园文化建设

新时期渗透到校园的东西不仅有积极、向上的，但也不乏消极、不健康的。怎样把大学生吸引到充满正能量的文体活动中，不仅是学生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高校各种形式和类别的体育社团，不仅能打造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积极推动高校群众性体育活动深入开展，也能极大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制约高校体育社团发挥功能的因素

2.1 社团活动经费不足

经过调查，高校体育社团活动经费不足情况普遍，多数高校体育社团经费来源包括几个方面：会员缴纳会费，是社团经费的主要来源，约占50%；社团成员集资筹款，约占活动费用的15%；学校行政经费资助，约占活动费用15%；社会资助，约占社团经费10%。个别高校还根据社团取得的成绩，或者评优给予相应经费奖励。但高校体育社团是高校体育课程的有效补充，是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有效途径，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其组织具有一定规模活动，发挥有效功能的主要因素。

2.2 运动场馆不足

经过调查，近50%的体育社团没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地，如健美操、体育舞蹈、网球、跆拳道协会等，多数仅能提前向学校申请临时借（租）用场地，如遇冲突往往被要求改地点或时间，导致体育社团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仅有31%的体育社团运动场所可以满足活动需要。

2.3 专业指导教师不足

高校体育社团指导教师以兼职为主（未发现有专职指导教师），43%的指导教师非体育专业，而担任指导教师的体育教师因科研、教学、训练、体育比赛等工作，在体育社团付出的人均仅为6.4学时/学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社团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2.4 管理人才能力不足

在抽样调查中，高校平均专职社团管理教师仅为0.4人/校，多为兼职分管全校社团（含体育社团）；而学生体育社团负责人平均任期仅为1.2年，同时兼任其他学生组织干部的负责人占约42%，参加过1次以上相应培训的仅有32%。

2.5 缺乏监督与考核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组织松散，对活动的开展缺乏必要的监督与考核。有完整的监督与考核规章制度的社团仅占36%，有教师参与监督与考核的仅占24%，每周固定开展活动的仅有13%。开展哪些活动，何时开展活动，开展活动的频度均成为体育社团的随意而为之的事件。因此，也难以对体育社团进行有效监管，从而发挥在校园内良好的功能。

3 对策研究

3.1 提升体育社团的科学管理

高校应对高度重视体育社团工作，将体育社团活动纳入学校阳光体育工程，作为高校体育课的有效拓展。除在活动经费上给于一定倾斜外，还需依托本校固有体育场馆，强化资源课余配置，充分提高利用率，这样不仅能极大发挥体育社团功能，引导体育社团的健康发展，又可以塑造浓郁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吸引更多青年学生参与锻炼，丰富校园文化建设。

3.2 重视体育社团人才梯队建设

高校应强化体育社团人才梯队建设，可在校团委或体育部下设专职体育社团管理教师，从社团骨干中选拔能力强、专项强的优秀学生干部担任社团负责人，组织专人对社团指导教师以及体育社团学生负责人进行培训，确保体育社团活动开展的有效性、科学性，从而提升体育社团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吸引大学生积极参与。

3.3 强化与外部力量的互动联系

高校应秉持开放的思维做好体育社团工作，吸纳校内外的师资、技术、资金等力量，鼓励体育社团组织一些大型活动、赛事、或体育文化节，开展运动项目培训、裁判员培训等项目，塑造校园体育社团品牌，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挥体育社团在思想引领、文化建设、社会服务、素质拓展等领域的独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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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程序，“阳光”招聘

在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基础医学部领导下，中心成立了“5人招聘小组”。根据勤工助学有关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勤工助学工作岗位应聘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手持岗位申请表和身份证入场，缺席者视为自动放弃。在招聘小组全体成员和应聘学生双方全部到场的情况下进行“阳光”招聘。

3竞争上岗，特困优先

由于申请中心勤工助学学生主要为大一学生，而且申请人数多，岗位少，通常为7～8∶1。在招聘时，首先由招聘小组人员宣读学院有关勤工助学规定，并就中心勤工助学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工作强度和运作方式作以说明。然后，应聘学生逐个就自己的家庭成员、经济来源和收入情况以及致困因素作2～3分钟陈述。最后，应聘学生全部离场，招聘小组对每位应聘学生的家庭状况和致困因素逐一进行对比、筛选，而后拟定岗位候选人（另确定一人作为候补），经中心招聘小组成员签字后报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公示。无异议者由中心通知到岗报到。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小组集体把关，杜绝各种人情关系，把岗位定给那些品学兼优的特困生，尤其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来自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重灾区学生。

4责任到人，强化考核

中心本着育人为本的原则，把勤工助学作为一个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平台。在勤工助学工作中采取的具体措施有：

（1）责任到人。中心对每个教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维护和安全、卫生管理有比较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并将工作任务和包干区责任到人，但尽量避免让学生从事具有危险性的工作（如攀高、接触有害试剂、搬重等作业）。另外，由他们自己推选一位小组长，负责召集、领班，并与中心教师保持工作联系。

（2）严格考勤和考核制度。学生每次来中心工作都有记录，每周工作两次，每次两小时左右。组长持有实验室钥匙，学生可根据学习情况自定业余时间来中心工作。

（3）中心教师对勤工助学工作经常进行检查指导，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其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中心在年底评出一名工作成绩较突出的学生，由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给予表彰和奖励。

（4）中心在勤工助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岗位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5平等交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到中心勤工助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或城镇贫困家庭，他们工作勤奋，但多少带有自卑感。中心注重培养他们“立志自强”的精神，具体做法有：

（1）中心给组长配有实验室钥匙，每周勤工助学时间由他们根据业余时间自定，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信任度，有利于调动他们对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中心的仪器室、标本陈列室、实验准备室和办公室均由教师自己维护管理，未给学生增加工作负担，在工作中建立起一种平等、互动、互信、和谐的师生关系。

（3）中心教师注重与学生保持沟通，除工作之外还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家庭等状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相关问题；而且也尽量让他们参加中心的集体活动，通过平等的互动交流增加师生之间的感情，使勤工助学学生把自己当作中心的一员，从内心深处认为，那是“我们中心”。

6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的体会

在勤工助学活动中，作为用工部门，不仅要为学生解决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体现社会的关爱，把“育人成才”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中心始终把勤工助学活动作为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育人的舞台，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1）由于招聘过程规范、透明、公正，其公信度和满意度都很好，既为学生今后参与社会竞争提供了一次模拟训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2）几乎所有的应聘学生都有一个共识：把勤工助学作为锻炼自己社会实践能力的平台。应聘时学生不仅介绍了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和致困因素，有的学生还介绍了自己在校外勤工俭学的感人经历，有些应聘学生当场就主动提出放弃，把岗位让给更困难的学生，其场面震撼人心，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教育。

（3）在勤工助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岗位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安全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为他们今后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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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2-00-01

一、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一般概念

博物馆主要是依托其中藏品与主要设备的特定性条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其教育性特点，而从灵魂深处触动人的心灵。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是依托于文物标本基础之上的，依照一定形式的表现主题与艺术表达方式，实现二者的有序融合。博物馆除了陈列保存展品之外，便是让受众可以从中学习知识，因为博物馆展示的物品特点鲜明，这些学习素材是书本学习素材难以比拟的。

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参照博物馆所牵涉到的各种学科研究成果，把博物馆当中的各项文物依照科学具体的方式排布在展厅之中，结合展厅中的其他资源将其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文化传播结构。博物馆各种馆藏文物之间的排列组合，以及博物馆解说人员的阐述，让观众从中了解到藏品之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物馆展览属于博物馆开展社会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场所。

二、县级博物馆发展现状

当下很多的县级博物馆缺乏高度的文化思想认知，这对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例如文化经济分离、文化建设无关紧要等等。另外，县级博物馆的文化建设缺乏创新性理念，博物馆在基层设立犹如一个摆设，没有发挥到陶冶群众情操的作用，其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博物馆只是保存文物的场合，缺乏宣传创新，群众也不会主动到博物馆参观。

三、提升县级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的措施

（一）立足本县，找准县级博物馆发展的方向。县级博物馆作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层馆，在展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家大型博物馆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是县级博物馆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发挥县级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上，要立足博物馆所在县市的实际，探索适合本县博物馆管理的发展方向。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县级博物馆可以从此处着手，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博物馆。地方志博物馆一方面为群众全面的了解自己家乡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提供了场所，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怀；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国的民俗文化。

（二）立足本县，找准县级博物馆发展的方向。县级博物馆作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层馆，在展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家大型博物馆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是县级博物馆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发挥县级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上，要立足博物馆所在县市的实际，探索适合本县博物馆管理的发展方向。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县级博物馆可以从此处着手，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博物馆。地方志博物馆一方面为群众全面的了解自己家乡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提供了场所，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怀；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国的民俗文化。

（三）加强合作，拓展县级博物馆发展的渠道。只立足于本地历史文化和特色环境开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远远不够的，这只会造成固步自封和文化的缺失。因此，县级博物馆要认清形势，加强与大型博物馆以及县级兄弟馆的沟通和交流，通过积极的宣传活动，号召社会力量加入博物馆事业。通过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开辟出一条共同宣传历史文化、传播科学文化的渠道。加强与学校、机关的协同联系，建立博物馆教育基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广大群众都能参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事业之中。

（四）广开门路，开拓多元化的教育传播渠道

1、博物馆同各类学校联系，一起组织活动，来丰富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例如举办：“六一”儿童智力竞赛、“参观博物馆有奖知识征文比赛”“我爱家乡――博物馆演讲比赛”“暑期中学生智力竞赛”等。这些活动以竞赛的形式，使孩子们既增长了知识，又开阔了视野，从而接受了潜移默化的教育。

2、出门搞展览。一些学者认为，出门搞展览有两条途径：一是把某些有中国特色的展览到外国展出，这样既能增加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学术、文化交流，又能增加外汇收入。二是将观众爱看的一些小型展览到全国各地进行流动展出，以此来普及科学、文化和历史知识。笔者认为这两种途径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因为只有把展品带到观众面前，才能使观众从中学到知识、接受教育。

3、专题讲座。博物馆可根据馆藏特色，把一些历史事件、先贤英烈等编写成专题报告，组织馆内专家或馆外相关学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到学校、部队、工厂、机关等单位作专题报告或讲座，直接深入这些单位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担负起社会教育的责任，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4、教育普及性出版物。一方面博物馆可以与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文物方面的图册、挂历以及相关方面的科普刊物等；另一方面，为了方便观众的参观，博物馆可以编写各专馆和重点特展的基础知识简介，放在各专馆入口处，免费供观众抽取使用。这种书面材料应小型而简洁，且生动多彩，既可以帮助观众参观及理解陈列展览的内涵，又可以作为一种纪念物被带出博物馆，使博物馆的教育传播得以有效地向社会延伸。

（五）强化队伍，保证县级博物馆发展的人才。博物馆是文化事业单位，县级博物馆与大型博物馆的区别还在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上。因此，提升县级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要选用一批具有专业知识、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一方面能够以专业的眼光体察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还能以专业的知识开展博物馆展览活动来满足群众的需求。文物自身的特殊内涵决定了博物馆是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要求有专门技术人员对文物进行维护、研究与开发。因而县级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完美发挥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四、结语

综上，县级博物馆需要强化其社会责任感意识，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调和剂。日渐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紧绷状态，精神熏陶已经成为人们极度匮乏的一方面内容，因此县级博物馆需要有效的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确立自身的社会职能，并找寻全新的管理模式，用全新的工作理念和传播方式为基层大众奉献一笔丰富的精神食粮。

篇（8）

一、专家与记者的角色定位

在《庐州和事佬》这档节目中，记者的身份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唯一参与采访的报道者，其真正作用是摄影者、记录者以及后期制作者，新闻的主要参与者变为新闻事件的双方当事人和媒体邀请的民间和事佬。整个新闻呈现的是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以及和事佬如何就矛盾对双方进行调解的过程和调解的结果，记者不参与事件的进展，只利用镜头充当着整个事件的记录者，隐藏在调解过程中。

和事佬作为节目的主要参与者和矛盾的主要调解者，来源于婚姻家庭咨询师、律师以及社会和生活经验丰富的基层调解员。他们有着相关的理论知识背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可以说他们是法律，家庭情感等某一领域的专家，但他们又具有一定的亲和力，有一份为老百姓服务的真诚，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随《庐州和事佬》栏目组走进老百姓，无偿的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所以他们是平民化的专家，是节目中的主角。

二、专家与记者的配合与联动

电视媒体是由语言、音响、色彩和形象组成的汇合信息载体，是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体。在镜头面前，和事佬虽然有着调解双方矛盾的技巧和专业知识，但他们对电视媒体的传播方式，现场采访的技巧以及镜头的把握都很陌生；同样，作为记者，懂得媒介传播的知识，但却不了解矛盾化解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这样和事佬和记者之间需要很好的沟通配合，形成合力才能确保矛盾的顺利解决以及节目的成功录制。

在现场矛盾调解之前，《庐州和事佬》团队首先会联系双方当事人以及亲朋好友，通过他们对矛盾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针对具体矛盾，以及和事佬的专业方向等，确定最佳的和事佬人选。在调解过程中，为了以电视的叙事逻辑还原现场，生动再现调解过程，记者会有针对性地提示和事佬如何挖掘看点，引发。此外，当局面难以控制，调解无法进行时，记者会出面进行镜头背后的“隐性”调解。也就是说记者在镜头外扮演着隐性的和事佬。此时和事佬会尽量安抚当事人一方，记者全力做好另一方的思想工作，争取当事人的信任和配合，只有双方齐心协力才能将调解进行到底，达到避免矛盾激化、解决问题的效果。

三、《庐州和事佬》呈现的社会功能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样的，甚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各种利益的诉求会成为一种常规的社会现象。作为调解类民生新闻的《庐州和事佬》通过媒体和平民化专家的强强联合，为普通老百姓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平台，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获得了众多受众的支持。在栏目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栏目的内涵，以对小矛盾的调解彰显了栏目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1、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平台

老百姓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矛盾，一件小事有可能引发大矛盾。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以解决，往往是当事人双方缺少一座沟通的桥梁。而《庐州和事佬》的定位就是解决老百姓家长里短的小矛盾，邀请民间和事佬无偿的为老百姓提供帮助，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解决矛盾的服务平台。

2、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庐州和事佬》这一团队用自己的热心、真诚、职业素养诠释了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栏目把“弱势群体”放在平等的位置，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困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给一方弱势群体带去了物质帮助的背后，是对人本精神的肯定和坚持，这正是当今媒体不可忽视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比如，2011年3月12日和13日的《心愿》（上下）以及《心愿终难了》关注了保护弱势群体，讲述了身患肺癌晚期的魏先英老人因四个儿女都不赡养，独自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其最终心愿是能够进敬老院。可是经过和事佬苦口婆心的调解，四个子女意见仍未达成一致。记者与和事佬对案例进行跟踪发现老人已经不在小屋内，连续数日不能与老人及家人取得联系，直至3月10号早上得知老人已经走了。尽管这是一起调解不成功的案例，老人心愿未能实现，但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庐州和事佬》的记者与和事佬一直在尽力对老人的子女进行劝说开导，在结束调解后仍然密切关注案例，了解老人的近况，寻机再进行调解，希望完成老人的心愿。这一系列的行动，足以证明《庐州和事佬》团队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表现出的真诚。

3、彰显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的本质是对人的深层命运的关注、尊重和维护，以及在情感上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确立正常的伦理关系。我国的民生新闻是随着中国媒体人文精神的复苏而兴起的。民生新闻体现了人文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报道主体是人，关注焦点是人和人性，以受众为中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对受众实施“人文关怀”，正是民生新闻的功能定位所在。《庐州和事佬》帮助他们最大可能地解决实际问题，更能让他们体会到栏目的人文关怀和全社会的爱心，从而得到情感慰藉。如，2011年1月23日的《我的老公是酒鬼》和2011年1月24日的《再也不当酒鬼了》，妻子张秀英不堪忍受丈夫朱大金的酗酒和家庭暴力想要离婚，丈夫嫌妻子对自己太过抠门。和事佬了解这些情况后分别对双方进行了劝解，使其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决心改正，并且帮助困惑中的朱大金联系了一份保安工作，至此这对夫妻矛盾调解成功。

4、舆论引导

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认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口头舆论场”――就是人民群众从自身感受出发，对生活和社会事件公开发表自己的认识和意见，在口口相传中成为一段时间内街谈巷议的焦点和热点。新闻媒体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摸清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的满意程度，以便把握社会脉搏。《庐州和事佬》在关注和解决普通百姓家长里短的矛盾背后，包涵了对道德伦理的弘扬，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人文关怀的展现。这些案例把伦理、法律、理性、情感等大的主题，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实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价值导向，培养了老百姓的公共意识，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比如栏目对于赡养问题的报道，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也是对这种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的宣传。家庭暴力、消费维权、劳资纠纷、养老金索要案件等问题的解决，是对老百姓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的普及等。可见《庐州和事佬》这一平台对于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为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做出了积极的项献。

参考文献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田禾 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2

②李勇、彭鹏，《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J].《新闻爱好者》,2010（11）：4-5

③王起钧，《试论电视民生新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④张慧，《论电视民生新闻中的人文关怀》[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8（2）：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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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再利，传播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社会化媒体是网络时代衍生的一个关键词，因其在构建公众舆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我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94年中国第一个论坛“曙光”BBS站的建立，此后相继出现了门户网站、论坛、即时通信工具等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在形成公众舆论的过程中，给予受众极大的参与空间。相较于传统媒体，目前社交网站、博客、微博、维基等形式的社会化媒体正在以截然不同的传播模式、传播渠道、传播议题，影响并改变着社会公众的舆论生成格局。

一、社会化媒体与公众舆论构建的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形态，社会化媒体以其良好的参与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将以往“一对多”媒体的传播方式改变为“多对多的对话”。到目前为止，对于社会化媒体尚未统一定义。魏武挥认为：社会化媒体指的是“能互动的”媒体，或者说，如果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平台基本上就是毫无内容的媒体。[1]也有学者将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定义为“新新媒体”，之所以选择这个词语，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基于个体互动而建立并维持的沟通平台，社会化媒体同时包含着个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沟通的社会性，因此，“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性关系”，这一不同于其他媒体的显著特点，使社会化媒体在构建公众舆论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地位。

1. 社会化媒体反映并代表公众舆论

一般而言，受众使用大众媒介的动机有三个：一是获取信息，了解外部世界；二是娱乐消遣，满足精神、情感需要；三是获取知识。[2]社会化媒体的用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接触内容，于是被不知不觉分解成一个个小群体，他们在自己主观选择和形成的圈子里寻找信息、理解信息，然后接受。同时，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体，因此他们接触媒体的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的，希望通过使用媒介来反映并表达自己的需求。社会化媒体用户是很有特点的一个群体，他们每天浏览各种信息，但同时又有自己固定的访问目的地。在这些虚拟空间，有人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表达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于是他们“倾诉”的欲望在这里得到了释放和满足。

2. 社会化媒体引导公众舆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因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多，诸如就业难、农民工待遇、拆迁征地、房价和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比较集中，所以社会舆情会很容易产生一些波动。网络为公民创造了一定的公共领域，但同时又成为这些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矛盾引发社会情绪的集聚地。[3]针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社会化媒体用户大多是借助网络平台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继而形成网络舆论。毋庸置疑， 网络舆论正成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它的巨大影响早已渗透至社会各层面。

3. 社会化媒体引发新的舆论

多年的实践表明，媒体对舆论起着强大的引领作用，扮演着“舆论引导”的角色。但新媒体环境中，社会化媒体常常也引发新的舆论。它以不同于其他媒体的传播方式，经过连续的新闻选择与构建信息流，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可以说，在社会化媒体的议程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这是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但对于社会化媒体又有着区别于其他媒体的特点。传统媒体寻找议题、设置议程的过程更为明晰，而社会化媒体因其信息传播的分散性，议程设置的过程较为隐蔽。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更多表现为主观的新闻策划，而社会化媒体经常则是用户的无意识行为。

二、社会化媒体在形成公众舆论中的桎梏

对比传统的 Web1.0网络环境，社会化媒体与传统网站在内容、渠道、使用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具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平台， 其功能、 表现形式各不一样。社会化媒体情境中的舆论构建在受众意识、传播能力以及信息伦理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由此，社会化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众舆论的构建，同时也限制了公众舆论的形成。

1. 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决定其舆论指向泛化

传统网站的信息获取，主要是借助于搜索引擎或在线数据库等工具进行信息搜集来完成，信息内容主要表现为文字、图像、视频、动画。[4]而社会化媒体内容的建设、创造、交流、传播都是由用户来完成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所有内容和渠道对于使用者来说是完全公开的，具有多元化特征，各种信息均成为信息获取的内容，但有些信息是传统信息获取过程所不能获得的内容，如意见观点、闲谈、日志、好友状态等。使用者积极地参与，主动地贡献内容、对内容进行分享、评价，与贡献者形成反馈与互动，构成了社会化媒体多对多的网络传播模式。[5]这种系统互动的传播模式，因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不确定性，而使同一事件中的公众分析评论对象不一，舆论生成的指向不集中，从而也形成不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

受到传播方式限制，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并不像传统网站一样由网站建设者， 而是由用户来贡献。舆论生成过程中，社会化媒体用户提供的信息繁杂，评价褒贬不一，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中心。针对同一事件，社会化媒体网站用户贡献信息， 其他媒体都是以转发的形式对信息进行再推荐。这个过程不仅包含原有信息的再传播，同时还有以评价的对象为基础的用户创造内容。其实这种多对多的网络传播模式以及社会化的特征本质，就是要形成多元的社会评价，但这种信息分享、 意见汇聚、 观点交流、 反馈的方式难免对受众信息搜寻造成困扰。

2. 社会化媒体的用户特点使舆论态度感性化

社会化媒体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公众凭借这个平台可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行意见交流。但社会化媒体的用户数量居多，表面上看可自由表达观点，其实已被分为极端的两类：一类是看客心理，即观望、围观的心态使他们不主动发言，只是追随者，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当然也有部分用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发生关联，形成共识，最终形成公众舆论。但这种过程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社会化媒体用户不是出于“公”的目的进行交流，而是从自我利益出发，感性地评价事物。其实从本质上说，社会化媒体这种通过戏谑化的跟帖、情绪宣泄的语句评价方式不是批判，只是从某种程度证明自己的“主流化”和发泄个人情感，这种方式更多是满足网民的私欲，对于有效公众舆论的形成意义不大。

另一类是炒作心理，即创造内容、群体协作，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热潮。甚至有些社会化媒体凭借其传播特性设置议题，不惜预设传播内容，增加谣言、诽谤和侵犯他人隐私等信息，增加了传播的无序性。所以说，社会化媒体信息是对受众鉴别力的一种大考验。一般而言，越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越能引起广大网民的转载及讨论热情，越是影响重大的负面内容，传播范围越广，在公众盲信、盲从的情况下，一些负面的影响往往会被无限制地放大，由此形成舆论话题。不管怎样，这种将自己的知识体系或根据已有信息创造出新内容予以的重要表现，只是表述了形成新的信息，并没有体现出社会化媒体强调的用户主动创造内容的含义，反而使社会化媒体自由表达的弊端显露无余。

3. 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性导致舆论群体话语权失衡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社会化媒体经过多阶段的进化，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相关，目前，我国社会化媒体用户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北京，这5个省市的用户占据总用户的42%左右。除此之外，从用户分布看，主流社交媒体用户以男性居多，18～34岁的用户占据总用户一半以上，职业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互联网业和广告媒体。所以，社会化媒体用户具有年轻化、高学历、行业集中、地域集中等特点，具有精英化特点，精英人群是其主要用户。

社会化媒体刚一出现就被解释成草根的发言场所，宣扬弱势群体从此拥有了话语权。那些所谓的草根，自愿在视频或论坛网站上提供及时“新闻报道”，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群体在传播中的地位。这种被称为“私媒体”或“自媒体”的媒体形式，是人人均可参与的媒体，人人都能成为信息的者和意见表达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处于信息传播弱势地位的群体信息，且能够部分地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表达出来。由于进入门槛降低，更多的人，包括弱势群体，可借助网络来实现自己的说话权。然而，网络的使用也需一定的技术能力和文化素养，因此，网络话语权的分布也不平等，少数网络精英主导着网络上的新闻焦点，或引导着网络舆论的潮流。然而，网络确实满足了部分人的话语权，但并不是全部。[6]因此，看似人人掌握麦克风的媒体，实质上仍由精英设置议程，精英文化不仅没有被瓦解，甚至是在继续强化。而由于社会化媒体对用户的技术水平、语言表达能力等要求很高，弱势群体依旧很难通过社会化媒体表达自己的见解，即便有，也会被精英们的信息淹没。

三、社会化媒体在公众舆论构建中的功能实现

1. 有效监管信息传播通道及内容

社会化媒体信息内容和评论的多样性，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对社会化媒体内容监管，这可从立法和监控技术两方面同时着手。

从立法角度看，由于社会化媒体缺乏“把关人”，大量虚假信息、垃圾信息横行。需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正确引导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舆论方面的积极作用。虽然，目前我国有几部临时性法规涉及“互联网”，但这些法律法规内容滞后，其中并未涉及对社会化媒体的具体监管措施。

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技术实现对社会化媒体虚假内容的过滤。目前应用广泛的是URL地址列表法和关键词过滤技术。URL地址列表法是利用预先编制好的URL地址列表决定允许还是禁止用户访问网络信息的一种方法，这是信息过滤中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方法。关键词过滤技术现在也运用得很广泛，就是事先建立一个数据库，将一些不适宜出现在社会化媒体的词收纳在其中，一旦用户了这样的词，就被转变成“”号。相信只要合理运用这些技术，将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善社会化媒体环境，遏制虚假信息的蔓延。

2. 规范公众信息传播行为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社会化媒体在新闻和信息的报道和披露方面成为先锋。而纸媒报道的时间性限制及传统程序，导致在很多有关重大问题的报道总是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化媒体以第一现场报道的形式来进行报道。同时，社会化媒体不仅仅是一个媒体，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不但提供信息，且在传播过程中还附有传播者和接受者个人感彩的评论，容易影响信息的客观性，甚至会丧失社会化媒体形成公众舆论平台的作用。

面对以上问题，首先，政府应学会利用社会化媒体合理引导公众，设置吸引受众关注的议题。目前国家从政府层面也开始重视社会化媒体在治国中的作用。从2010年开始，不少省市开始设立官方微博，试图形成与民众进行顺畅交流的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如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微博开通不到3个月，粉丝数量达到24万之多。同时，由于社交媒体用户的广泛性和提供信息内容的不可预知性，也对政府应对政府危机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危机，最关键的做法就是开诚布公与高速回应，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突发事件。“雷政富事件”就是政府有效处理社会化媒体事件的一个典型。从事件的爆料到事件的有效处理仅用了63个小时，这样的速度受到了公众的好评。此事件虽具有偶发性，但也可表明政府对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提供的线索高度重视，对反腐问题高度关注。

再者，要想使社会化媒体成为形成公众舆论的平台，尚须加强网民媒介素养。社会化媒体的网民只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形成的是“圈子文化”，长此以往会导致不同阶层、利益代表群体在相互理解、交流与互动上的困难。大家无法将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最终将导致公共性协商可能性的丧失。因此，为形成有效的公众舆论，一方面，网民应基于“公”的立场发表言论，形成社会能够普遍认同的观点，即打破社会化媒体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标准，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致标准，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化媒体公共领域的作用；另一方面，应加强网民面对社会化媒体中负面信息的思辨能力和对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才能自觉抵制其消极影响，最终也才会有助于健康文明的媒介氛围的形成。

最后，媒介也应加强自律，在尊重公众民主的公共性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公开的批评，从而正确引导社会化媒体的积极作用。

3. 加强与传统媒体的渗透融合

社会化媒体时代，公民通过提供信息和评论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相比于传统媒介时代，公民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虽然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的观点，公民提供的只是“碎片化”信息，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成为专业媒体信息的有力补充和平衡。社会化媒体虽在新闻报道方面和专业媒体相比缺乏深度和整体性，但在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互动性方面却优于专业媒体，即在设置议程和表达民意方面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尤其随着3G手机的普及，信息的成本接近于无，任何人都可简单、便捷地内容和观点。所以说，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组合在一起时，最终呈现出来的媒介环境要比只通过专业媒体提供的媒介环境更为立体、更为真实，也就是说，二者组合而成的媒介环境更接近于客观环境。

随着手机等网络移动终端功能越来越先进，操作越来越简易便捷，社会化媒体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对传统媒体机构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挑战，也使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多元，增加了舆论传播的复杂性。同时，对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的发展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可能，它为传统媒体改善现有业务、开发新兴业务、扩大受众范围、拓展市场空间等提供了新的手段、平台和途径。所以传统媒介未来将向深度报道的方向发展，去验证社会化媒体信息的真实性，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分析事件的潜在影响等。比如新闻可能会以社会化媒体为起点，其他媒介进行多角度、多形态的报道。报道不再是单渠道、单角度、单形态，而是组成一个由传统媒介、网络媒介、社会化媒介共同组合的立体报道体系，原有媒介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形成新的媒介融合方式。新整合的媒介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并不是各种媒介传播效果的简单叠加，甚至会产生“协同效应”。2008年，CNN就上演了一场电视媒体画面嵌入社会化媒体connect的直播页面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Facebook用户可在直播的同时进行即时评论，传播效果显著。所以说，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加快了相互融合；二者在相互制衡的同时也逐步实现多元化共同发展，传统媒介与社会化媒体的交流合作、深化与渗透融合将成为一种必然，媒介新的融合正在逐步形成。

可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在将来还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信息传播媒体，还有增长的空间。目前社会化媒体还只是处于其发展历程中的初级阶段，难免会存在一系列问题，但社会化媒体能否成为未来信息传播领域的主流媒介形态、最终会形成怎样的传播格局和社会影响，目前尚不能妄下结论，但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1] 朱鹤. 什么是社会化媒体[EB/OL]. http：///question/19565344.

[2]段鹏. 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05.

[3]马杰. 政府微博探析[D]. 湖南师范大学，2011：31.

篇（10）

把学生，尤其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责任单方或简单地归咎于家庭、学校或社会的任何一方都不够客观。所谓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也就是说儿童从出生至学龄前阶段，大部分时间与家长和社会联系更为紧密。在儿童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后，家庭、集体和学校三者接轨，合作完成对基础教育阶段儿童文化知识的摄取、认知阶段的体验和情感性格的培养。近年来，对于家校合作及家庭、集体和学校三者合作的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集体和学校的教育功能愈发应该得到重视。

一、社会化过程的含义及其与基础教育的关系

（一）社会化过程的含义

社会化过程指人通过学习社会文化，培养社会属性，进而从自然人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过程。

社会化过程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社会化过程指人终身学习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人的一生，并伴随着人的生理、心理的成熟，随着人的社会生活的深化而逐步深化。而狭义的社会化过程则专指人从出生到青年期这个阶段，经过社会学习，初步形成个性，具备在社会中生活的资格的过程。本文以狭义的社会化过程为主进行分析。

（二）社会化过程与基础教育的关系

中国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等教育。基础教育的社会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人生的童年期（通常指0～14岁）。儿童的社会化是指儿童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逐渐独立地掌握社会规范，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掌握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适应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过程。这是儿童从一个自然人转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在与周围人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社会交往中必需的心理特征，诸如对亲人的依恋、同情心、友善行为、社会性情绪、交往技巧、个人气质、自我约束、对攻击的控制、对外影响、道德情感，等等，儿童经过社会化这个过程，才能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的成员，并通过社会化过程重建或更新一个自己所属的社会文化。

基础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可以分为很多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让儿童进入相应阶段的学校，因为这时候儿童不但需要接受一定文化知识的传输，更需要一定的同伴交流和一定的同伴间的冲突帮助儿童完成社会化过程。而人在儿童时期建立并维持社会关系的能力对其将来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一般的同伴交往和具体的同伴冲突是儿童发展视角、转换能力的必要条件，是儿童摆脱自我中心的前提。”良好的同伴交往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儿童社会往的发展，更有利于儿童人格和性情的塑造和发展，是幼儿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二、家庭、集体和学校在基础教育中分别扮演的角色

（一）家庭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儿童最初的社会化过程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在家庭中通过父母及其他亲属的影响和指导，儿童获得了最初的生活经验、文化知识、社会共识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初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父母通过一定的教育行为将其具备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社会道德规范传授给儿童，并由此构成了儿童社会化最基本的具体内容。

儿童在家庭中受到的社会化过程主要通过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家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儿童的社会化发展程度：比如，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等都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家庭教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社会化发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鲍姆令德（D.Baumrind）针对父母教养模式对儿童的社会化影响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并以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要求和反应性）总结出了四种类型的父母，即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这四种类型的教养行为下教育出来的儿童的社会化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家庭的结构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比如，网络的普及、手机的广泛使用等，这些都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积极层面来说，新的生活方式能够加速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帮助儿童更全面、更便捷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获取知识，这对儿童社会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新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儿童正常地成长，容易使儿童沉溺在手机或网络中，不但容易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而且鱼龙混杂的信息更对尚未能够甄别信息的儿童提出了较大挑战。

（二）集体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随着儿童年龄的不断增长，无论是家庭整体，还是父母、亲属个人的影响力都会逐渐减弱，以同伴为主体的群体影响力则迅速增强。集体与家庭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家庭中儿童接受的教育和教养大部分来自于成年人的教授，是成年人单方面地灌输和教导。而同集体，特别是与儿童年龄相似的同伴的相处、交往，甚至是冲突和矛盾，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此时需要把儿童置于一个群体当中，使之积极融入群体并逐渐为该群体所接纳，最后甚至影响该群体。

在同伴关系中，由于他们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处于近乎相同的水平，因而他们是平等的、互惠的。交往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心理上相互影响，行为上彼此模仿，经过认同，内化融入自己的心理结构，促进自己的心理发展。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为儿童的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广阔舞台。

所以在儿童集体交往中，成年人应当竭尽全力地提供儿童共同活动的便利条件，并鼓励和尊重儿童的集体交往行为。而且要在儿童集体交往中适时引导。在这种情境下进行的引导会使儿童更容易接受成年人的建议和指导，更有利于儿童在未来集体交往中的发展和表现，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三）学校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学校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来说，是社会化过程的必经阶段。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大部分时间所能接触到的社会环境就是家庭和学校。在学校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主要由教师、同学、学生组织和教材构成。上述集体包含了同学和学生组织的作用，所以这部分主要从教师和教材角度进行分析。

皮亚杰认为，10岁是儿童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转化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在儿童10岁之前，其对道德行为的思维判断主要依据他人设定的外在标准，即他律道德；但10岁以后，儿童对道德行为的思维判断大多依据自己的内在标准，也就是自律道德。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对儿童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以基础教育中的低年级小学生（即10岁以前的儿童）为例，由于其道德判断是受到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支配的，而他们又认为道德标准是由权威人士（即教师或家长）制定的，是不可逆且不可改变的。而往往在儿童的感受中教师的权威影响远远大于家长，所以他们在与教师的相处中，对教师的指令表现得更为遵从。但随着儿童认知的不断发展，10岁以后的儿童道德判断逐渐开始受到自己主观价值观点的支配，也就是皮亚杰所说的自律阶段。此时，儿童则表现为开始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教师做出评价。所以，教师的言行举止、价值标准都会给儿童带来深刻的烙印。

另外就是教材作用。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融入了社会的传统文化、主体导向价值观及基本的道德规范。教材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形式传授给儿童，为儿童带来价值判断的标准。儿童在获取这些具有一定普世性且正确的价值观时，尚未形成基本的判断能力，就会全盘接收。所以在教材的选用上更要十分注意，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三、国内外的相关案例

（一）美国的相关案例

家长、集体、学校联合参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项新课题。在美国，有很多组织长期以来从事推动家校合作及家庭、集体、学校三者教育结合的工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PTA。PTA，即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也就是家长教师协会（以下简称PTA），成立于1897年。它是美国最早的和最大的只为儿童与青少年的利益服务的志愿者组织，上至州和全国，下至每所学校，都有相应级别的家长教师协会。其结构好比一个金字塔，最高的是全国家长教师协会，中间是州家长教师协会，最基层的是地方家长教师协会。美国每所中小学几乎都设有家长教师协会，该校所属学生家长均是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除了州教育局、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之外，家长教师协会是最能影响学校决策的组织。学校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势必会征求家长教师协会的意见；同时，家长教师协会可以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学校的相关决策，并将其决议反馈给学校。因此，美国家长教师协会在完善学校教育管理与家校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PTA在其建立之初便确定了两项宗旨：（1）对家长进行教育；（2）发挥家长在改进儿童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作用。最初，由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PTA的任务执行情况并不如意，家长在教育中一直处于辅助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了很多影响家庭与学校关系的重要法律、法规和项目（如《开端教育计划》、《公法93-380》、《残疾儿童教育法公法》等），家校合作才真正得到发展和改善。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国家、州到地方的PTA体系一直是研究、改革家校合作的中流砥柱。

家庭与学校的合作是各国教育和改革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家校合作有着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并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我国的相关案例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工作长效机制，推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为此我国也在不断为家庭、集体、学校三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做出努力。2008年年底，中国移动面向全国教育行业推出了全新的教育信息化产品“校讯通”。“校讯通”通过短信、通话、网络等多种方式构建家庭与学校快捷、实时沟通的教育网络平台，实现家长和学校沟通零距离。并充分调动社会教育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架起学校、家庭之间实时、快捷、有效沟通的桥梁，形成社会、学校、家庭和谐共育的局面，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校讯通”所开设的业务范围包括校务管理、家校互通、平安短信、亲情沟通、家长网校学籍管理、气象提醒和社区等。

除此之外，以远程网络时时授课系统为依托，网络公司为中小学及幼儿园和学生家长开办了网上家长学校，为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家长提供了一个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网上交流互动平台。同时为家庭教育专家及家庭教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向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知识、方法及经验的平台。

在网络平台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庭、集体和学校的教育会日趋完善，也应该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抱以更大信心。

参考文献：

[1]夏扉.重视同伴交往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00（7）.

[2]姜志坚.美国家长教师协会研究.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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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3.011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安防控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安问题的关系。国家治理是指党和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进行有效治理，使社会达到和谐安宁的状态。国家治理体系是指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其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作用的对象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系统①。因此，国家治理面对的是更为具象的社会体系，包括社会治安在内的一切问题都要以时代特点为关照，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国家各项制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社会治安作为社会各项事务中直接关系安全稳定的问题，是国家治理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治安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实现社会稳定和安全。有学者认为，社会治安问题是治安的分支概念，应与治安状况、治安工作构成三位一体的完整概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社会治安的核心要素为秩序与安全，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终极目标。预防和控制扰乱社会秩序的不安因素是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

社会治安防控及其体系建构。为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社会治安防控及其体系构建成为我国治安工作的重点。构建符合法治化战略要求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当前国家治理在治安领域的应然之举。违法犯罪行为是直接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为因素，是社会失序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因此，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效益性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来看，体系构建应当针对违法犯罪行为；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需要有的放矢。基于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当立足于违法犯罪行为，以体系性的视角形成符合社会治安规律和特点的系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重要基石。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功能向度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征表。首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系统性，这是由治理对象所决定的。治安防控体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因而也就囊括了各种治理防控方式，这些多元化的要素共同构成了体系的整体，进而形成了一个有机防控系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构需要国家积极主导，无论是体系主体还是体系的施加对象，防控措施应相互配合，以组织化和有序化的状态高效地对治安问题进行防控，进而实现社会治安领域的有效治理。

其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包容度与开放性，其内部的建构要素是开放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目标是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治理，因此，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同时，由于社会的时代性，治安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能够容纳不断变化的行为类型，并能对新型违法行为予以调整，同时也要依据不同的社会情形发展不同的防控措施②。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核心功能：社会秩序之规范与控制。一切规范的作用都在于通过个体行为的引导使整个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诸多属性及功能向度中，规范与控制功能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规范功能是指通过规范，特别是刑法规范，在社会中培育良好的规范意识。因而，规范性特质强调本源性和基础性需求，强调从根本上寻求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效途径。在诸多规范中，法律规范无疑是规制违法犯罪行为最为合理和有效的选择，它明确了公民行为的一般界限，维持着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与规范功能一致的是社会控制功能，这也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本质所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构需要遵从两方面：一要优化社会的管理，二要对个体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因而，社会控制功能要综合社会权威的各方面力量，在相关规范引导下，对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指导，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和安全的维护。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刑法保障的功能性耦合

刑法保障的应然功能：兼顾个体法益与社会价值秩序的体系性保护。刑法是对人们行为进行指引的规范，能够有效保障公民的权益和利益。刑法对秩序的维护实现了法规范的自在意义，并在社会生活权益与法规范的自在性中实现内在的勾连，这保证了法秩序和生活秩序之间的体系平衡，应当成为后现代社会下刑法保障所兼具的应然功能。③

无论是个体法益保护还是社会伦理价值的维护，对于犯罪行为违法性本质的探讨都旨在为刑法规范的合理性及其控制社会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在不同观点交锋的过程中，刑法不断完善着其保障法的体系和结构，从自然法对于个体权利的崇尚到社会法对于社会整体的关注，刑法保障的功能指向一种体系性的秩序，即以多数人共同安全生活为必要，兼顾个体法益和社会伦理价值。因此，刑法需要对破坏和阻碍社会体系秩序的行为予以规制，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规范，实现刑法保障的应然功能。

功能性耦合：社会秩序体系的维护。现代国家治理下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应对复杂社会治安问题的一种方式，基于社会治安问题的多样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构的侧重点在于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控制。建构的功能向度及属性指向是要形成安全有序的社会体系结构，以规范和管理的双重视角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刑法规范作为社会诸多规范的一种，在法律层面不断发挥着对公民个体法益和社会伦理价值的保护作用，最终指向的价值诉求也必然是对社会秩序体系的维护。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刑法保障在制度归宿上都致力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控制，在控制社会的功能上存在着耦合性。在实现功能的方式上，二者有所不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于国家治理框架，在宏观层面直接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各种治安因素予以规制，刑法保障则基于规范的强制性，对阻碍和削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规制。然而，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整体，从社会体系论的角度考量，维护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体系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刑法保障的最终目标。

结语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对社会机体病因的一种有效治疗措施，其体系建构需要符合规则性，并以社会本身或社会秩序体系作为起点和目的。刑法作为社会普遍遵循的法律规范，在治理社会的层面同样要以社会秩序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为依归。因此，现代社会始终处于两个维度的控制过程中，即外在的宏观层面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机体内在的规范控制，而作为外在社会控制的治安防控体系与作为内在规范控制的刑法保障都致力于共同促进社会机体的不断自我进化。

注释

莫纪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法学杂志》，2014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