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新趋势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那么何谓科技信息呢?本文中的科技信息是指农村科技信息，它是指对农民有用的、或能促进农村发展的以及能保证农业稳定增产增收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或技能的总称。科学知识方面的信息是指应了解一些农业科学基础理论的相关知识。如植物生理、农业气象、遗传育种、土壤肥料、病虫害、农畜产品加工、畜牧生产、农业机械以及经济、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信息。而科学技术或技能方面的信息则包括掌握作物、果林栽培技术、农畜产品加工技术信息；畜禽养殖及饲料加工技术信息；农药化肥适用技术信息；农业耕作技术信息；良种繁育技术信息；常用农机具的使用维修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本文中的农村科技信息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主要指与“三农”问题相关的一些实用新型科技信息，同时也包括相应的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等。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问卷调查资料。具体调查方式为人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在设计过程中参考了谭英(2004)、周爱军(2006)等人的研究成果，具体见参考文献[2]和[3]。 ]，且采取典型调查和立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范围涉及贵阳、安顺、铜仁、六盘水等4个地(州、市)、12个行政村的100多个农户家庭。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即每村10份，回收问卷105份，回收率87.5％，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95.2％，其中留守农民32份样本、返乡农民46份样本、外出农民22份样本。此次调查涉及家庭总人口468人，户均4.68人，劳动力总数283人，户均2.83人。

二、三类农民群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异

目前贵州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有亲朋介绍、村能人引导和自己摸索等几种形式，如课题组在调查“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稻谷、玉米等)所采用技术来源于何处”的问题时，有78.7％的农民选择了“实践经验”(如表1)，有14.7％的农民选择了“自学”，还有8.0％的农民选择了，“向村里人学习”：不难看出，贵州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有效渠道确实不多，但为了能更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和畜牧养殖以及其他的副业、手工业劳动等)中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问题，本文拟从“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渠道”以及“最喜欢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研究。

2.1三类农民群体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选择

据笔者对受访农民进行“您通常从哪些地方获得信息”的问题调查时，选择最多的四种渠道就是(如图1)：邻居(52.0％)、乡政府(32.0％)、村干部(31.0％)和村能人(28.O％)若分类别来看，留守农民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邻居(62.5％)、村干部(34.4％)、集市和中央电视台(31.2％)以及乡政府(28.1％)等；返乡农民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邻居(47.8％)、乡政府和村能人(34.8％)、村干部(30.4％)以及中央电视台(23，9％)等；而外出农民获取大众信息渠道主要是邻居(45.5％)、村能人(36.4％)、乡政府和手机(31.8％)以及村干部(27.3％)等。

由此可见，三类农民群体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有如下两方面特点：其一是通过传统方式(如邻居、乡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获取信息的多，通过大众媒体(如报纸、图书)以及网络技术(如互联网、通讯网络)获取信息的相对较少。其二是渠道选择相似度高，仅在个别方式上有差异，如“集市”对留守农民而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外出农民中有很多人则通过“手机”来获取一些大众信息等。

2.2　三类农民群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异

通过图2可以看出，贵州农民获取农村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9种左右，依据受访农民选择的比重大小依次排序为：亲朋介绍(61.0％)、农村示范户(30.0％)、基层政府农技部门(29.0％)、涉农公司(29.0％)、广播电视(27.0％)、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3.0％)、图书报纸(9.0％)、电脑网络(8.0％)、科研部门(5.0％)等。分群体看，留守农民通常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亲朋介绍(53.1％)、农村示范户(37.5％)、广播电视(31.2％)、基层政府农技部门(25.0％)等；返乡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亲朋介绍(60.9％)、农村示范户(32.6％)、基层政府农技部门(32.6％)、涉农公司(28.3％)等；而外出农民则更多地是通过亲朋介绍(72.7％)、涉农公司(40.9％)、基层政府农技部门(27.3％)、广播电视(22.7％)等渠道获取农村科技信息。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亲朋介绍和基层政府农技部门推广是三类农民群体获取有关科技信息的常见方式，同时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对农村示范户的信息意见也非常重视，而返乡农民和外出农民也往往通过涉农公司获取有关的科技信息，当然广播电视信息在留守农民和外出农民的生产生活中也有着很重要影响。然而，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如图书报纸、电脑网络等虽然能提供量大、质优、时效性强的科技信息，但受条件所限其并不为三类农民群体普遍接受。另外，实践中三类农民群体通过科研部门获取科技信息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意味着科技信息的供需还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状况。

2.3　三类农民群体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分析

从前面所述可知，虽然三类农民群体目前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多种，但这些渠道中哪些又是他们最喜爱或最偏好的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相关部门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具有很重要的导向性。

据课题组调查，32.0％的受访农民最偏好的科技 信息传播渠道是“邻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绍”(如图3)，另有30.0％的农民认为“电视、报纸、电脑等提供信息”是最好的信息传播渠道，还有26.0％的农民最偏好“农技员的具体指导”。分群体看，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都是“邻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绍”和“电视，报纸、电脑等提供信息”，外出农民则把“农技员的具体指导”作为最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而三类农民群体则对“政府组织的科技宣讲和指导”和“村干部的提倡与宣传”两种信息传播渠道的偏好程度较低。

以上的偏好选择结果至少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是为了能获得实用、针对性强的信息和技术，外出农民更愿意或更需要农技员的“一对一”指导；其二是目前的贵州农村礼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相对单一，在有限的选择机会中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信息接收模式，即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电视媒体信息，而由政府组织或村委会提供的相关科技信息还未有真正及时、有效地进入“平常百姓家”，从而使得农民对其偏好程度较低。因此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创新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以便通过常态化的信息指导和服务、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渠道来满足不同类型农民的信息需求。

三、简短结论及对策建议

人口双向流动趋势下贵州三类农民群体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选择相似度较高，只是在个别方式上稍有差异，总体上看主要都是通过传统方式如邻居、乡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等渠道获取信息；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选择看，三类农民群体获取有关科技信息的最常见方式都是亲朋介绍和基层政府农技部门推广，而他们通过诸如图书报纸、电脑网络、科研部门等信息传播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较少；从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方式看，“邻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绍”和“电视、报纸等媒介信息”是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而“农技员的具体指导”则是外出农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偏好不尽相同，因而相关部门在提供科技信息服务时就要根据不同类型农民群体的“个性特点”选择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这样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贵州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渠道：

1.开展职业农民培训，培育和扶持农村科技示范户。调查已表明，邻居、村能人等几类人群在传播相关科技信息时具有“亲和力强”，易接受、方便快捷的特点，因此相关部门务必要创造环境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村科技示范户：第一是要完善相关的保险制度以及投融资体制，为农村科技示范户提供资金支持；第二是要对职业农民以及农村科技示范户不定期地进行相关的业务素质以及前沿科技培训，以便让他们有示范的“资本”；第三是要建立农户、农村科技示范户、农技站以及农业科研部门等多级联动机制、

篇（2）

Abstract:Since the late nineti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accompanying the rapid population ageing，Chin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as been in atrend of declining，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a trendof booming.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havebeen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adjusted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Keywords:labor market;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flexible employment;old-age insurance

一、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1．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是反映在一定的人口结构下劳动力资源利用状况的两个指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其中经济活动人口指的是有劳动能力、并且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截至目前为止国家统计部门还没有公布过关于劳动参与率的专门数据，因此这一数据需要进行推算。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对1998～2006年中国劳动参与率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1998年的劳动参与率为84.65%，1999年略有下降，为84.57%，在2000年降至83.23%，尽管2001年劳动参与率升到83.73%，但随后在2002~2004年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2004年劳动参与率为81.

93%，2005年劳动参与率上升至83.44%，2006年则降到82.29%。

从总体上看，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导致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二是提前退休现象导致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三是再就业困难，导致一部分失业者失去寻找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成为“沮丧工人”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参与率下降。

2．灵活就业日益普遍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正发生着变化，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中的正规就业人员比重处于下降过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灵活就业人员数量逐年增多，灵活就业日益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形式。所谓灵活就业，就是在正规单位或非正规单位中区别于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这类就业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等方面更加具有灵活性，在保险福利、劳动关系上又常常是不具备确定的法律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来源不仅有国企下岗人员、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还包括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其中下岗人员多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或正规单位的非正规岗位、从事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多从事于建筑施工、餐饮服务、保安保洁、家政服务等工作；而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多为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范围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一项研究，2003年灵活就业总量约为4700万，占城市就业总量的18%。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类似研究，2003年灵活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在17.5%左右。

3．人口老龄化将使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联合国在1956年提出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其中对老年型国家的划分是：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按此标准中国在2000年成为老龄型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持续加快，预计21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迅速增加，21世纪中叶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放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在人口总量方面，随着生育率和出生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人口增长惯性大为减弱，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之后人口总量将逐步减少；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预计从21世纪30年代开始，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开始下降。有学者预计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比例将从未来20年间的60%以上，逐步下降到本世纪末略高于50%的水平。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缩减，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不利影响。

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将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主要体现在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养老保险负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两个方面：1．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养老保险负担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金的退休职工相对于向养老基金缴费的在职职工的比率是较高的，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我国现行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向社会统筹缴费的部分用于基础养老金的计发，体现社会再分配；向个人账户缴费的部分用于职工本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体现效率性。社会统筹部分财务收支的平衡条件是：缴费率=工资替代率×赡养率，其中缴费率为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额与工资总额之比，工资替代率为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与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之比，赡养率为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人数之比。这个等式表明，如果要维持工资替代率不变，赡养率越高，则缴费率就越高。然而企业和职工个人对缴费率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缴费率达到这一上限比率时，赡养率的进一步提高就意味着养老保险工资替代率需向下调整。然而养老金有向下的刚性，易涨不易降，其结果是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财务危机。

2．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

灵活就业的特点是流动性强，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按照正规就业的特点设计和运作的，它以就业的稳定性和缴费的连续性为基础。在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设置上是以用工单位为中心，主要面向用工单位实行参保人员的登记、申报及费用的征缴，缺乏专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难以掌握这类用人单位的经营现状、职工人数、职工收入等基本情况。

显然，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不能与灵活就业人员的特点相符。尽管近年来为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的省、市社会保险机构设立了个人缴费窗口，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灵活就业人员办理日常性参保事务，但由于这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以个人自我管理为主，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对这类就业人员参保的管理上受职能限制，强制力有限，使得参保不稳定。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新问题，政府需要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入手，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针对灵活就业改进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带来的冲击，以及灵活就业参保难的问题。

1．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面对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带来的挑战，我们应立足当前，尽可能使适龄劳动人口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板块，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为城市中的就业人口，覆盖率从总体上看并不高，用人单位逃缴养老保险费、故意瞒报或漏报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设远滞后于城市，基本上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土地成为农村人口养

老的主要经济保障。

对于城镇养老保险的扩面问题，首先，需要对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形成的历史欠账明确责任，合理地测算缴费费率，以提高用人单位和就业人员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其次，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加大养老保险推行的强制力，对恶意逃避参保的单位应加大惩罚力度，以尽快提高养老保险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非正规部门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参加到养老保险制度中来。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加快制度构建的步伐，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力度，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性的缴费和给付标准，将农村人口纳入到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中来。

2．针对灵活就业改进养老保险制度首先，应考虑制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弹性化标准。正规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单位与劳动者个人共同缴费，这种模式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进行创新，特别是在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以及缴费方式上进行创新：在缴费基数上，可以考虑将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设定为不低于当地职工的最低工资，以减少灵活就业人员的负担；在缴费比例上，面向正规就业的养老保险费率高待遇高，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障碍，应允许灵活就业人员以较低的费率参加养老保险；在缴费方式上，可考虑为灵活就业人员设定年度缴费额度并按年结算，只要在一年内的任何时间缴费达到额度，就视为该年正常缴费，以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缴费方式。

篇（3）

一、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返乡农民工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做好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各省（区、市）人口计生委要高度重视当前返乡农民工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工作，全面把握*届三中全会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讲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体制机制，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切实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

一是抓紧实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按照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部署，研究落实好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重大项目安排。按照《通知》要求，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返乡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和计划生育相关知识宣传，组织和支持返乡农民工投身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推进农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机构的建设。同时，加强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提高面向返乡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信息采集等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是做好对返乡农民工及其随返家属的计划生育服务。各地要按照《通知》的要求,切实加强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协调配合，落实好各项服务管理措施。流入地要进一步强化属地化服务责任，建立健全社区外来人口登记制度，畅通免费提供避孕药具的渠道，落实流入育龄妇女现居住地定点服务制度，提高流动人口享受计划生育基本免费项目服务率，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出地要进一步强化源头管理责任，依法落实流出人口及返乡农民工家庭应享有的奖励优惠政策。建立随访和动态管理制度，切实做好外出人口的登记、宣传教育，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和返乡农民工统计监测

充分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网络优势，配合相关部门，加强流动人口和返乡农民工的统计监测工作。利用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网络，开展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状况调查，摸清流动人口底数和流向，了解返乡农民工及其随返家属的计划生育情况、生殖健康需求和返乡后的就业意向，及时把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动向和新趋势，为领导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篇（4）

本届上海双年展展览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梦想广场”。作品分布于一楼展厅及美术馆周边场地，以人民广场作为思考及创作的起点――因为这里是上海开埠至今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的缩影，见证和容纳了上海当前人口流动、迁移、融合这一复杂现象。作为“梦想广场”主体展览的延伸，一楼展厅将设置一个关于人民广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变迁的文献展，以深化主题“快城快客”的历史内涵及其与上海母体的内在文化联系。

第二部分是“迁徙家园”，作品分布于二楼展厅，主要由三个个展组成，集中展示三位正处于事业顶峰艺术家的作品，也形成了本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展特色。

第三部分是“移居年代”，作品分布于三楼和四楼展厅，它们紧扣展览的主题，也运用非上海的素材，展示世界各地人口迁移融合的问题。在主体展览之外，本届双年展还策划了“我的人民广场”照片征集活动，以增加公众参与和互动为基点，在上海美术馆外的公共空间打造一处属于公众的人民广场。

本届上海双年展的4个亮点是：主题贴近中国当代问题，体现以人为本的关怀；展览呼应上海城市变迁，具有历史内涵和深度；作品深入城市公共空间，联动交通枢纽和社区；展中展结构，群展套个展，开创双年展新局面。

篇（5）

上海双年展首次以人为对象和主题，揭示城市迅速变化中人群的多元身份，通过外乡人／城里人空间迁徙的观点，移民／市民身份转换的观念，过客／主人家园融入的观感这三个层面锲入城市与人的命题，突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关怀，展示今日国际大都市中积极移民与文化融入的新趋势，探索城市化的丰富内涵；在与城市化相应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下，城市急速膨胀，人口快捷流动，进而思考城市是否能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双年展自创办之始，一直关注城市生存发展的状况，坚持以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历史为依托，来进行艺术探索。依循这一策展主线，2008年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决定将展览聚焦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这里是城市重要的标志性公共空间，也是百年上海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各种力量流转、交汇的首要场所。人民广场更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缩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人口流动。中国社会和经济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都市，以寻求发展机会。中国正飞速地从农业化的社会转向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人民广场，人们可以发现不少与“转换”这一概念相关的现场和问题，例如象征着老上海文化的跑马厅、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等建筑，它们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和变迁：象征着今日上海的来自世界各地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超级现代的建筑从天而降，洋溢着高昂乐观的情绪；上海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文化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上海大剧院、上海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所提供的文化盛宴，城市规划展示馆所展现的城市建设远景，还体现在人潮汹涌的市民和外地游客，以及由外来人口经营的摊点上。

在第七届上海双年展中，主体展览力求与人民广场发生更直接的联系。为此，展览的第一部分将邀请约二十名艺术家以人民广场作为思考及创作的起点。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媒材可以丰富多样，可以结合美术馆馆内和馆外的展示。在馆外展示的作品可以包括特定场所发生的活动，以及市民介入公共空间和公共媒体的互动等等。展览期间通过一系列活动的策划使得整个人民广场成了广义的和流动的展示空间。这些作品应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参与性，由此向观众介绍展览的主题：人民广场见证和容纳了中国当前人口流动／迁移／融合这一复杂现象。展览将尤其注意美术馆建筑与之相关的空间，如美术馆临街的出口、正面以及与出口相对的停车场。

在馆内P楼展厅，将设置一个关于人民广场自19世纪末以来历史变迁的展览。展品包括照片、规划图纸、影视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素材，甚至再现文学、戏剧和其他艺术作品中对人民广场的描述。

展览主体的第二部分由三个个展组成，集中展示三位正处于事业顶峰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十分独特的做法有别于许多其他双年展的惯常做法，它们往往选取大量主题不甚鲜明的艺术作品。本次展览挑选艺术家的标准是，他们对人口流动及相关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要有深入广泛的思考，这一主题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要有鲜明的体现。

篇（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73042）；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编号：2010-Z-34）。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 世博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全面调整优化空间载体战略布局等因素将对上海人口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该文利用灰色理论模型对人口分布变动进行预测，结果表明： 2010-2020年期间，上海市人口继续向郊区集聚，近郊区是人口集聚和流动的最显著区域，同时远郊区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近郊区，成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区域。今后一段时期内近郊区和远郊区为上海产业发展和人口布局调整提供空间，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新城镇将成为重点建设区域，上海将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建议：加强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解决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的问题，统筹考虑土地、产业、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实施城市人口发展功能区战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城市形态、区域功能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加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保障机制。

关键词 世博会；上海；人口分布

中图分类号 C9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001-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01

世博会是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世博效应”将对上海的服务经济、产业结构、城市形态和人口变动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世博后上海的发展。“世博效应”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围绕举办世博会所发生的一切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由这些社会经济活动所衍生的一切联系和效益，一个完整的世博周期持续时间达十几年之久。世博后阶段，即世博会后的一段时间，一般为5年左右时间。本文主要就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变动新态势进行研究。

1 世博后影响上海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1.1 世博后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转型”是世博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转型，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布局转型，从以中心城区为主转为依托重点区域的中心城区和郊区并重发展，并在长三角及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拓展发展空间；社会发展转型，适应多元化的特征，凸显文化软实力，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转型，转变过多依赖资源能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世博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将推进郊区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人口向郊区流动。

1.2 世博后形成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体系

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世博后“十二五”期间，上海城市发展目标是基本形成与“四个中心”功能相适应的“四港三网三体系”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海港、空港、铁路港、信息港；轨道交通网、内河航道网、高速公路网；能源保障体系、环境保障体系、安全保障体系，按照“高效、安全、便捷”的要求，以信息化促进城市管理现代化，构建高效运行、管理先进、保障有力的城市管理体系。

据初步统计，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在城市基础设施及环保方面投入2 700亿元。包括地铁、轻轨、铁路等的建设将显著改善上海的交通、通讯、居住环境等，为上海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将有利于吸引各地人才，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帮助上海实现国际经济中心的建设目标。同时，也推进了上海人口的城乡之间的流动，促进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动。

1.3 世博后上海全面调整优化的空间载体战略布局

世博后上海主要围绕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定位，重点突出标志区的建设和能级提升，优化构筑与“四个中心”建设相适应的城市空间形态。一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空间布局以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聚集带为核心，并适当向邻近的郊区延伸和拓展；二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空间布局主要突出“三港”“三区”联动、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及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三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空间布局以位于近郊的大虹桥地区为重要载体，以虹桥交通枢纽为核心集中打造国际贸易中心的标志集聚区，集中建设一批功能性项目和功能性平台，集聚一批国际贸易组织、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依托世博园区的后续利用，整合现有会展场馆资源，适度拓展展览设施规模，建设现代国际化采购交易中心。

世博后上海全面调整优化空间载体战略布局，将大大改变原有城市人口分布格局，这种战略布局调整，特别突出了郊区发展是世博后上海新时期发展的重点［1］。上海的发展，客观要求郊区必须体现综合经济实力，在“集约”上做文章，积极推动“三个集中”（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郊区新城将成为重点建设的区域，为上海产业发展和人口布局调整提供空间。

2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势及预测

2.1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势

世博后上海将更加注重郊区建设，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世博后的“十二五”期间，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四个中心”。要根据“四个率先”的总体要求，突出改革创新的驱动和功能能级的提升，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统筹人口资源环境，注重与长三角发展相协调，注重中心城与郊区发展相协调，注重空间布局与功能完善相协调，进一步完善市域“1966”城乡规划体系，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

从规划的角度分析，世博后上海城市建设的重心将逐渐从中心城转到郊区新城。新一轮郊区新城建设要按照构建与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城乡体系的总体要求，以建设“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低碳宜居城市为目标，实现城市功能多元化、空间布局集约化、产业城市融合化、综合交通便捷化、环境建设生态化和公共服务均质化。同时，加快郊区新市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共同发展。

世博后郊区将逐渐演变成上海存量转移和增量发展所形成的制造业中心，成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地。从区域功能分工来看，上海的西部郊区将成为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业产业圈，其定位主要是形成国内外经济要素的“承接载体”；上海的东部郊区将成为以战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特征的配套产业圈，其定位主要是形成为国际航空港与深水港配套服务的“服务载体”。世博后郊区除城市化和工业化地区之外，在外环线周边，将着力营造大批的城市森林和城市绿化；在郊环工业带以内，将成为推进种子工程、生物工程、温室工程、绿色工程及以信息和贸易为内核的“服务农业”的主要阵地。同时，其他农村地区，则将向着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方向发展。

从上海市域城市群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分析，世博后上海郊区城镇发展迅速，将促进人口郊区化。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城市等级规模划分标准，将上海市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划分为中心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组成的四级城市等级规模体系。上海市域的城镇体系将建设大城市（次中心城市）3-4个，一般大城市5-6个，中等城市控制在15个左右，小城市控制在45个左右。这对上海城市人口结构与总量的规模控制有较大的影响与作用。

表1 上海市域城（镇）市群体系构建

Tab.1 System structure of Shanghai urban area

根据国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世博后将支持上海的嘉定、松江、临港（浦东）3个重点新城建设的同时，将结合上海的市内轨交和城际快铁布局支持远郊南桥、青浦新城加快发展。嘉定、南桥、青浦3个新城的功能定位已从原所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提升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规划人口80万至100万［2］。

从总的趋势看，世博后上海城市建设将在规划、政策和资源上向郊区城镇倾斜，建设的重心将转到郊区，人口郊区化将加速。

2.2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变动预测

2.2.1 建立预测模型

结合世博后影响上海人口分布变动主要因素，根据2005-2009年的统计资料，运用灰色理论GM（1，1）的方法建立模型，对上海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和分布变动趋势进行预测。

灰色理论是研究“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 的“小样本”、“贫信息” 的不确定性系统，遵循现实优先的原则，即注重对系统未来发展趋势起主导作用的现实信息。灰色预测通过鉴别系统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异程度,即进行关联分析, 并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来寻找系统变动的规律, 生成有较强规律性的数据序列,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模型, 从而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状况［3］。灰色数列预测主要是指利用GM 模型预测。

GM（1，1）建模步骤如下：

（1）由原始数据序列X（0）（x0（1）,x（0）（2）,…,x（0）（n））得一阶累加生成序列：

X（1）＝（x（1）（1）,x（1）（2）,…,x（1）（n））

其中，x（1）（k）∑kt1x（0）（t） （k1,2,…,n）

（2）对X（1）作近邻值生成，得X（1）的近邻生成序列：

Z（1）（z（1）（1）,z（1）（2）,…,z（1）（n））

其中， z（1）（k）（x（1）（k-1）+x（1）（k）） （k2,3,…,n）

（3）构造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ax（1）b

设a⌒［a,b］T,应用最小二乘法，解得：

a⌒＝（BTB）-1Y

其中，B-z（1）（2） 1

-z（1）（3） 1

… …

-z（1）（n） 1，Yx（0）（2）

x（0）（3）

…

x（0）（n）

（4）将a、b带回微分方程，得：

x⌒（1）（k+1）x（0）（1）--ak+ k2,3,…,n

并还原求出X（0）的模拟值：

x⌒（0）（k）x⌒（1）（k）-x⌒（1）（k-1）

（1-ea）（x0（1）-）e-ak k2,3,…,n

（5）模型检验：

按预测模型计算x′（0），并将x′（k）累减生成x（k）, 然后计算原始序列x（k）与x′（k）的残差序列及相对误差序列。

表2 GM （1, 1） 模型拟合值及误差一览表

Tab.2 Fitted values and error in model GM （1, 1）

从上表可以看出，灰色理论预测模型相对误差均在6%以内，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12%，0.7%，0.66%，因此残差检验通过。而且GM（1,1）模型比较适用于本次预测，预测函数如下：

上海市常住人口：x（k+1） 96894.010125exp（0.018598k）-95115.590125

中心城区常住人口：x（k+1） 310723.213871exp（0.002087k）-310068.793871

近郊区常住人口：x（k+1） 36453.270135exp（0.021666k）-35689.930135

远郊区常住人口：x（k+1） 9162.809248exp（0.039712k）-8802.149248

其中， k0，1，2，3…，n

2.2.2 预测结果

根据预测，上海常住人口在2015年将达到2 150.31万，到2020年将达到2 359.86万，年均增长约20.96万。从人口分布来看，世博后上海城市近郊区仍是人口集聚最显著的区域，而向远郊区迁移将成为人口迁移流动的新趋势。

依据行政划分法以行政区为单位，我们把上海市的所有区县划分为三类［4］，即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中心城区包括黄浦、静安、卢湾、虹口、徐汇、长宁、普陀、闸北、杨浦等9个区, 这些区全部或大部分位于外环线以内地区；上海近郊区包括浦东、闵行、宝山、嘉定等4区；上海远郊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崇明等5个区县。预测结果见表3。

表3 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预测

Tab.3 Prediction of Shanghai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从表3可以看出，上海常住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主要在近郊区。常住人口在中心城区尚有微弱增加，在远郊区增加速度最快，至2015年达到530.67万，在2020年达到647.23万，年均增长约11.7万；在近郊区，常住人口在2015年达到970.32万，至2020年突破1 000万达到1 081.34万左右，年均增长约11.1万。

在2010-2020年期间，上海市人口继续向郊区集聚，近郊区是人口集聚和流动的最显著的区域，同时远郊区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近郊区，成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区域。今后一段时期内近郊区和远郊区为上海产业发展和人口布局调整提供空间，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新城镇将成为重点建设的区域，世博后上海将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流动人口在上海市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很大，流动人口的分布变动对常住人口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5］，笔者认为，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上述发展趋势也深受流动人口的影响，由于中心市区生活成本的不断升高和就业机会的减少，流动人口向郊区迁移，并呈现向远郊区迁移的趋势。

3 对策建议

3.1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切实做到“三规合一”

目前，上海已经实现土地规划和产业规划的“二规合一”，但是，人口规划与这两个规划之间尚未整合在一起，仍然处于“两张皮”状态，使土地和产业布局与人口布局之间不一致。因此，迫切需要解决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的“三规合一”问题，统筹考虑土地、产业、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使人口规划真正落地［6］。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上海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根据上海城市产业布局和城镇体系规划，正确把握世博后人口发展变动趋势，深化研究上海城市人口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出可借鉴性和操作性的政策与建议。

3.2 加快推进郊区新城建设，引导人口向郊区特别是郊区的新城集聚

上海城市在加快推进郊区建设同时，要引导人口向郊区新城集聚。世博后要按照上海城市统一规划和部署，加大新城建设的力度。郊区新城是承接中心城区人口转移和农村人口集中的主要载体，在城市化进程和统筹城乡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加快连接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建设，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布局、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资源配置向新城倾斜；充分发挥新城在人口集聚和化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中的作用，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人口向郊区集聚。

我们认为，世博后上海人口布局总的原则：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应控制，郊区应适度放宽。中心城区人口总量实现动态平衡；郊区人口实现总量突破。同时，要重点促进郊区内部的人口流动，推动落后郊区的人口向发达郊区流动。

3.3 实施城市人口发展功能区战略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关于编制和实施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的要求，结合上海城市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以及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等情况，将上海市区域科学界定为“人口限制区、人口疏散（收缩）区、人口稳定区、人口集聚区”4类人口发展功能区［7］，并在不同的功能区实施不同的政策措施。同时，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城市形态、区域功能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3.4 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上海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较高，世博后有逐渐增加的趋势［8］，因此流动人口管理是人口工作的重头戏。世博后上海在流动人口均等化方面，要处理好四个关系：要正确处理好本地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关系；要处理好外来流动人口就业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关系；要处理好本地公共服务与外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关系；要处理好扩大覆盖面与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的关系。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保障机制，使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获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流动人口信息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共享，开展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预警监测和综合分析，为科学决策和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潘高峰.世博后上海基建重点转向郊区［N］.新民晚报，2010-06-18. ［Pan Gaofeng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Trend to the Suburbs after Expo［N］. Xin Min Evening News，2010-06-18.］

［2］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EB/OL］.2010-06-07.ndrc.省略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Planning［EB/OL］.2010-06-07.ndrc.省略］

［3］蔡济波,陈海波.基于GM （1, 1） 模型的我国R&D投入强度预测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0,（21）:14-17. ［Cai Jibo, Chen Haibo. Prediction Research on China R&D Input Intensity Based on GM （1,1） Model［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10,（21）:14-17. ］

［4］高向东,王宇.大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方法及其应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 91-92.［Gao Xiangdong,Wang Yu. The Research Method of Big Citie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hanges and Suburban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J］.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09,（4）:91-92.］

［5］高向东.上海远郊区流动人口集聚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09,（2）:105-108. ［Gao Xiangdong. Research of Accumulative Effect ofFloating Population in Outer Region of Shanghai ［J］.Urban Studies,2009,（2）:105-108.］

［6］吴志强，肖建莉.世博会与城市规划学科发展：2010上海世博会规划的回顾［J］.城市规划学刊，2010，（3）：14-19.［Wu Zhiqiang，Xiao Jianli.The Development ofPlanning Discipline and the World Expo：An Overview ofthe Planning of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J］. Urban planning forum，2010，（3）：14-19.］

［7］高向东，汪志，黄丽鹏. 世博后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趋势研究［J］. 科学发展，2010，（9）：49-53.［Cao Xiangdong，Wang Zhi，Huang lipeng.The Trend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fter The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J］. Scientific Development，2010，（9）：49-53.］

［8］任远. 世博机遇与完善现代大都市管理［N］.解放日报，2010-06-06.［Ren Yuan.EXPO Opportunitles and Perfect Modern Metropolitan Management ［N］. Liberation Daily，2010-06-06.］

［9］王宇熹，汪泓，肖峻.基于灰色GM（1，1）模型的上海城镇养老保险人口分布预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0，（12）.［Wang Yuxi，Wang Hong，Xiao Jun.Forecast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Shanghai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the Gray GM（1，1）Model［J］.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etice, 2010，（12）.］

［10］刘睿文，封志明，杨艳昭，等.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2010，（10）.［Liu Ruiwen，Feng Zhiming，Yang Yanzhao，et 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i Pattern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China［J］.Progress in Geography，2010，（10）.］

New Trend of Shanghai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fter the 2010 World Expo

GAO Xiang-dong HUANG Li-peng WANG Zhi

篇（7）

中图分类号：F249.2；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08-04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个国家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而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资源以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现象[1]。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前期是较为明显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在逐渐衰退，劳动力无限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正逐渐逆转，“刘易斯转折点”来到，其中2010年前后是转折点[2]。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民工已悄然更新换代，“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这个群体的形成、壮大，将对我国的就业和城市发展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顶峰转而开始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人口红利时代渐行渐远，已开始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新时期，技术更新换代快，新的产业结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的技术，提高综合素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

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3]。今后一段时期，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我国可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人数及其在我国外出农民工中的比重都将持续上升。新一代的进城务工农民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已经大不一样。

（一）受教育程度高、独立自主性强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与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上代民工相比，明显有了较大的进步。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在雇用制成为主要的用工形式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自主选择职业和就业岗位。

（二）职业期望值高、谋求自身发展

与老一代农民工为改善家庭生存条件而外出打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更加看重工资待遇，更加看重自身技能的提升和权利的实现，从而也更加在意就业岗位与实现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工作耐受力低、职业流动频率高

“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从年龄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20岁出头，思维和心智都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会随着打工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使他们对职业和就业岗位的选择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他们也希望从事轻松而待遇较好的职业，同时，也把工作作为一种开眼界和找机会的手段。

（四）成长经历城市化、融入城市欲求迫切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倾向非常强烈，更加渴望得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和福利。因此，如果融入城市的愿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就业岗位之间流动，而不是直接回到农村。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新趋势

（一）择业标准多元化

由于教育的传播、电视的普及，使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就向往城市生活。因而，他们对于择业标准也走向多元化，除了进行成本-收益的衡量外，还会考虑工作的舒适度、社会地位等综合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过渡群体，但仍尚未完全被城市接纳，表现在仍是农村户口、在城市里没有住房、在城市里就业时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是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夹心层”。受计划生育和家庭“少子化”趋势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大多是家庭的中心，由于能得到父母、祖父母等在经济上的呵护，他们外出务工的动机多以追求人际交往、都市生活享受和个人发展为主，因此其保留工资大多摆脱了生存型需求的约束，而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在网络时代，信息的流通速度快，透明度高，掌握了各种新型沟通工具的新生代农民工能较为及时地了解到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分布的相关信息，从而其保留工资往往不会低于市场出清工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二）择业方式自由化

从择业方式上看，老一代农民工注重选择报酬多的单位，而新生代农民工转向选择尊重人格的单位，他们更希望被他人尊重和得到社会认可。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可以控制加班时间或进行人性化管理的公司。对那些不尊重人格的公司，即使报酬较高，也不愿选择。新生代农民工除了直接搜寻和老乡、亲戚朋友等熟人介绍工作外，广泛运用招聘会、求职网、电视报纸的招工广告等现代化搜寻手段。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化工具进行工作搜寻，减少了交通费、邮寄费等直接成本，同时降低了等待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工作搜寻所要放弃的其他收益等间接成本。从就业手段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由以出卖苦力为主，转为以经营自己的小事业为主。他们都是“小老板”，有的有流动摊位，有的有固定摊位，少数人还有自己的门面，个别人甚至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少部分人认为打工只是为了多挣钱，大多数人都对未来有所憧憬和打算，他们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就业形式短工化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招工难”已经成为许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此同时，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选择性就业”和“旅游式就业”正逐渐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式。其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换行业更加频繁。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不断扩散，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物流、外贸行业受到冲击较大，从业者也纷纷转型。其二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更换城市。由于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一批企业经营困难，同时也让这批新生代农民工陷入失业迷茫，缺乏城市归属感，频繁跨越各省各市。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将继续发挥产业和劳动力积聚效应，这些地区和城市吸引了大量外资，对高素质劳动力存在巨大需求，今后仍将作为主要输入地。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开始形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流动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三、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新问题

当前，社会“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一方面，“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已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却持续陷入频繁跳槽、频繁失业等一系列就业困境之中。这种并存状况的出现不单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经济现象乃至政治现象，其背后隐藏着制度荒、权益荒和技能荒，正是这“三荒”带来了“民工荒”与“就业难”两难境地的持续蔓延。

（一）“制度荒”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流动

现行社会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和各种对农村劳动力的户籍、人事、职业准入、社会保障等制度存在的缺陷成为我国农民工流动的障碍，这种制度规定上的不完善使得广大进城民工付出了巨大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工流动的道路曲折坎坷。

1.滞后的户籍迁移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仅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水平位移，社会身份仍滞留在农村。滞后的户籍迁移制度使城乡二元结构凝固，不仅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医疗、教育、失业等保障，而且面临工种、职业、待遇等多方面的障碍，导致了农民工就业及生活成本增加，使得农民工的进城渠道与机会大为减少。同时又加重了城市居民的优越感，排农、厌农情绪将更加泛滥，从而引发城乡难以融合的社会问题。

2.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前两年做的调查，农民工参保的人数只有10%，这既有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而难参保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工对现行制度缺乏信任，用人单位怕参保增加人工成本，地方政府担心推进农民工参保会影响本地投资环境等主观因素，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流动，社会保障的完善与否已成为农民工择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3.断裂的教育制度

多年来，农村教育过于强调正规教育、基础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忽视各种技能培养。我国约有一亿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直接走向社会，二亿多农民工需要不断充实新知识新技术，而他们大都求技无门。断裂的教育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发展能力提升乏力。这种能力提升困境最终导致农民工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不能满足对于技能条件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的需求，因此，现实中的农民工短缺也表现为农民工“结构性的失业”，“用工荒”也表现为针对特定技能、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短缺。

（二）“权益荒”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正常就业

相对于过去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有了较好的改善，拖欠工资的现象少了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更是提高了不少。但从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仍然比较恶劣，拖欠工资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他们也经常受到歧视，人格上甚至也经常受到伤害。现实中的“权益荒”严重地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常就业。

1.薪酬低导致“拉力”减弱

从迁移理论看，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居住地推动人口迁移的“推力”和迁入地吸引人口迁移的“拉力”。当下“民工荒”，显然是因为城镇提供给农民工的待遇之“拉”力不足与农村的“推”力减弱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的薪酬过低和“收入歧视”导致“薪酬荒”，使民工流动的“拉”力减弱，导致相当多的农民工选择离城回乡，形成事实上的农民工就业不足。

2.务工环境差导致“边缘化”

篇（8）

中国改革开放过了三十多年，经济、政治和社会都开始进入转型期。这个时候进行的城镇化，必须要和转型时期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为了追求GDP，搞大干快上，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不行。学习外国的那一套模式搞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行。中国的城镇化要有中国的特色。

《金融博览》：您怎么理解城镇化中的中国特色？

张孝德：我认为要从新能源革命、中国传统文明传承和“三高技术”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城镇化的特色。

先说第一个，新能源革命。

之所以要从这个维度出发研究城镇化，是因为能源形态问题非常重要。它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对人们从科技范式到文化形态的一系列生活发生影响，从而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新能源革命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的，这场革命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影响，当然也不仅是单纯的能源替代，而是会对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生活等产生革命性影响。

《金融博览》：新能源革命是世界性的，对城镇化来说也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吗？这个影响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张孝德：我们应该清楚，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早就完成了，而中国城镇化正在进行，处于模式形成时期，又刚好同这场革命遭遇上，所以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会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成为城镇化的一个内生因素。

至于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应该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新能源需要我们对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进行重定位。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现代工业属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而可再生能源使今后生态文明走向成本内生成为可能。在不可再生能源支撑下的城市是一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城市化。所以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患有“工业文明病”。这种高能耗、高成本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需要探索低成本、低能耗的生态化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从中国自身情况看，人口这么多，人均自然资源又这么少，如果不能探索出一个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低成本生态城市之路，无论是中国环境容量，还是世界环境和能源承载力，都无法承受一个13.7亿人口的大国城市化。

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已经定型，已经形成对传统能源的高度依赖，它们对生态化城镇的改造只能是存量改造，会产生退出成本。中国城镇化率到2011年还只有51%，城镇化正好是在中期阶段，走生态城镇化的模式，是增量嵌入式的、低成本的城镇化之路。

再一个是中国城镇化一定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留下足够空间和地位，城市不再压倒乡村，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文明和文化共生共存。从工业文明逻辑看，负载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乡村文明没有什么价值。但从生态文明看，中国乡村文明恰恰获得了复兴的机遇，因为新能源更喜欢中国乡村。乡村利用新能源方面存在着城市没有的优势。原来的传统的化石能源，分布不均衡，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大。而新能源不是这样，它的分布相对均衡，比如太阳能、风能等，而且可以就地取材，随用随取，根本不用运输。这决定了新能源的使用优势和市场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现在中国农村，到处可见太阳能热水器、电动自行车、沼气使用等，就是乡村使用新能源具有优势的最好证明。

在化石能源支持的工业文明时代，乡村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文明日渐式微，面临被城市文明替代和终结的命运。但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有机会重新崛起。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文明时代进行的，所以是城市替代乡村、城乡两元文明归于城市一元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将是一条乡村与城市两元文明共生的发展模式。

如果说，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大城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主要发展模式，那么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将是小规模化、田园化的城市。

《金融博览》：您刚才反复提到中国的乡村文明。为什么乡村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显得如此重要？

张孝德：这要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模式来考量，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基不在城市，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乡村文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载体、文明传承之根基。所以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必须保护中国的乡村文明。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文明根源于工商业文明，城市是文明之根。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兴盛衰微，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欧洲中世纪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被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复兴，也是依靠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的城镇化，不用担心文化传统的中断。中国搞城镇化，就不能像西方那样，必须考虑我们的文明传承，我们不能走断根的城市化。要解决这个难题，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必须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与发展留下足够空间，中国必须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

《金融博览》：看来，中国城镇化置身在一个难得的、也非常有利的历史机遇期。那我们带着城镇化发展的任务，怎样走进这样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需要完全放弃上一个工业文明时代所遗留的一切吗？

张孝德：其实，工业文明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我经常讲，今天中国城镇化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往前走的城镇化。因为今天中国的城镇化是依靠工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三高技术”，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高速信息网进行的城市化。

“三高技术”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最重要的技术。从大方面看，“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有三大影响：一是由单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结构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转变。由于“三高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要素机动性和集聚速度，彻底改变了原来大城市通吃的竞争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间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多功能组合成为区域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将会出现由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城市化向要素流动的城市化转变。基于传统技术的城市化，是人口跟着要素的集中而流动；而“三高技术”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形成了要素流跟随人口流动的新趋势。这样就可以使原来分散居住的许多农村和中小城市，就地分享现代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大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共生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可能。三是在传统技术支持下的要素流动由原来的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西方出现逆城市化，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生产要素单向大城市中心流动的格局，形成大城市与郊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新格局。

《金融博览》：“三高技术”作为人类共享的技术，在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面，是不是也像新能源革命一样，对西方和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张孝德：是这样的。高速信息技术和现代高铁技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城镇模式影响是内生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不能简单跟着西方走，中国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道路。

《金融博览》：您讲了这么多，能不能用一句话帮我们概括一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

张孝德：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应该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这是核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如何让乡村文明在城镇化中成为独立一元而保留下来，这是个世界性难题。但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能源技术，工业文明留下的“三高技术”，让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文明共生发展成为必然和可能。如果说生态文明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天时，那么中国文化则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地利，而被现代人类创造的“三高技术”就是人和。

篇（9）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短短二十年，几乎包含了西方企业一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在我国大多数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层次较低，发展程度也参差不齐。总体上有如下特点：

1.从组织发展来看，我国大部分国内企业仍然处在组织科层化和结构化的阶段。很多企业还没有形成一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队伍，在人力资源管理这项工作上，仍将大量的工作集中于档案和一些事务的处理工作，而没能更多地与企业的状况与未来的发展相结合。

2.从员工的人员配备来看，人力资源的规划范围是有限的，比如说在国有企业，干部的选拔上论资排辈的现象比较普遍，有能力的年轻干部很多时候不能得到重用，影响了长远的发展。

3.从员工的能力来看，很多企业只重视对干部的管理，而忽视了对基层员工的管理，导致员工素质的降低，给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二、我国与国外人力资源管理比较

1.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国外的柔性化比我国的战略制度化更具有时代优势。国外企业在经过了“刚性管理”的时代后，为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柔性管理的方式。而我国的战略制度化虽然比以前的管理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但是与国外的柔性管理相较而言，在时代的适应性上略逊一筹。

2.人力资源使用上，国外企业更注重人性化的解放。他们将“以人为本”奉为企业核心的理念，把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员工们看到自身的发展是建立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员工在企业中还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企业看重的也就是他们的绩效，而忽视了创造绩效的人员才是企业的根本。

3.人力资源配置上，国外企业比我国更注重人员与企业战略的结合。国外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并不仅仅是像我国企业进行的岗位技能培训，而是有计划、针对性强地实施系列培训项目。 而我国的人员在有限的培训时间里仅仅是为了岗位的需求。

三、中国人力资源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受着来自信息化、网络化、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教育投资普及化等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的冲击。如今的中国既历经着之前没有完成的工业化变革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严酷挑战，因而，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既有着工业时代的深刻烙印，又反映着新时代、新经济状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1.由战术性向战略性人力资源转变。从时间周期上看，人力资源与其他任何资源相比，都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人力资源的管理不单单只是人力资源职能部门的责任，而应该是所有员工及管理者全体共同的责任。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如何推动和帮助企业的各层管理者及各岗位员工去承担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员管理的责任。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是各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实现组织整体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人力资源管理者已经逐渐从原有的作业性、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脱掉过去那种行政和服务的战术性角色的束缚，逐渐转变为关心组织发展和管理者能力的战略型角色的人才。

2.人员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人力资源的角色不断转变。企业领导与员工之间的角色互相转换速度加快，频度加剧，根据能力而进行提拔和选用人才，能力越来越得到企业的认同和重视。而这种人员的流动不仅仅局限于本国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正在不断加剧。在我国，人力资源的流动重点还是在于有真正才能和实际学识的并且拥有着实用性的技能型的人才，而这些人是比较有资本和能力在各个职位中进行跳槽的。

3.资源管理职能外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是指企业把非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交由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承担。国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的实践表明，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可以获得五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得到外部(社会)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第二，可以获得最新的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第三，可以消除时间压力，提供及时(JIT)服务。如果公司处在初创期或处于生产技术更新换代时期，需要招聘许多新员工，而此时公司又没有时间招聘或培训招聘人员，通过外包即能及时解决这一难题。第四，可以节约管理成本。很多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而采取外包形式。这种外包一般必须与公司内竞争力资源分配相协调，将公司内非核心职能外包，利用外包商的规模经济效应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第五，可以降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由于企业所处的环境，使得它对人力资源的市场了解远比不上咨询公司。如果企业将一些特殊的或关键岗位的填补招聘工作外包给咨询公司可降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4.人力资源开发将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以它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这其中包括了它的反应能力、生产能力、营销能力、服务的能力和组织管理的能力等。但技术创新能力等多项能力的增强来自于人力资源的状况与开发。所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任务是在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如果没有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那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法生存。

参考文献：

[1]逢翼.发达国家人力资源发展趋势分析.管理现代化，2008，1

篇（10）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种高层建筑在城市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在这种趋势下，我国城市空间也向着立体化、复合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城市交通系统已变得多元化，高速公路、城市立交桥、高架桥建设成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那么，城市导向设计为丰富多彩的城市导向起着重大指引作用，选择最快捷的方式到达理想中的城市空间。

2.城市流动人口的需要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城市出现大量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外出工作、学习的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出行、度假、娱乐等活动不断增加。城市流动人口对城市服务系统提出更高要求。所以城市导向设计既要考虑区域中信息的完整性，又要考虑不同人群的爱好和文化倾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加完善、合理的导向设计，以全方位做好导向服务。

3.体现社会价值的需要

城市导向设计为人们提供了城市空间信息，引导和规范着人们行动的区域、方向，避免人们在陌生空间中产生迷失感，增强了城市的亲和感。人们从进入城市借助导向设计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完整无误的交通信息引导能准确人们的判断，一定程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城市导向设计不仅体现人们生活的方便，更体现了人文关怀，体现了以人为本，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城市导向设计的功能

导向设计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指示目标的方向和位置；指引前行的方向；辨别不同的场所；警示危险；了解公用设施的功能、属性等。这些都和人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维护正常的公共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有符合人们的行为特征，具备完整使用功能的导向设计才能发挥其实用价值，否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会起到误导作用。导向设计的功能主要从指示性、指向性和指意性几个方面来体现。指示功能指的是用视觉传达手段强制性指导，通过明确简洁的符号直接传达指定的意思。指向是指通过箭头告知特定环境的区域及特征。它包含了明确的指示标志和隐性空间导向，隐性空间导向是通过建筑和周围空间的设计给人以建议和连续性的有意识的方向感等等。指意性导向是指有特定意义的设计，如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或公共景点等等，体现了该地区的地方特色，展示了城市的品位。

三、城市导向设计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个性和地方性文化

中国城市的导向设计形式也往往是“正规”，这和中国人“严格”、“保守”、“谦虚”等等有关，城市导向设计字体都是“严肃的”黑体字体，所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视觉疲劳，削弱了导向作用。在中国城市，餐厅的导向标识主要是刀和叉的图形组合，缘于与国际文化的接轨。然而，中国饮食习惯不使用刀和叉，而是中国传统的筷子。如果我能在与国际文化接轨的情况下，适当加入中国元素的图形，将更加符合我国居民使用的要求，也会使外国朋友通过系统系统在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2.色彩的识别性不强

目前，据调查中国公路导向系统常用的颜色是白色，蓝色，红色，黄色，绿色，颜色相对单一，单一的颜色主要是考虑更多的颜色会影响司机正常的开车注意力，经常与周围的环境混为一个整体，不容易识别。在一些特殊环境下，给予相关导向色彩的颜色进行相对变化，可以确保指导的效果。

3.没有足够的重视

有些地方设置了无障碍设计的一部分被各种各样的东西破坏，如盲道，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或大量的引导标志被遮荫，无人打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许多城市，有许多色彩导向系统由于长时间脱落，或因为材料老化变形，导致误导。一些建设无障碍卫生间的大小不明显，轮椅通道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未能帮助、方便残疾人，反而给他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由于有关部门和设计师的设计不够关注的结果。

四、城市导向设计的未来

1.形成导向设计的学科

设计业内人士分析，传统设计学科将更加丰富，设计产业的发展将导致更多元化的设计学科，包括设计更边缘的设计学科、交叉学科和其他新的设计学科，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兴起。设计分工形成多元化设计学科广告、动画、产品设计、环境艺术、展示设计等专业逐渐独立于原来的实用美术范畴，形成特殊的、独立的学科，同样城市导向设计也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它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有密切的关系，当人们意识到城市导向设计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它也将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学科，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篇（11）

1.1 医疗保障松动，不够规范

根据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来看，主要的法律来自于2011年推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在本法的第三章中对医疗保障问题作出了基本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比较宽松和广泛，对于流动人口群众并未作出医疗保障的明显规定；另外我国当前和医疗保险制度相关的法律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条例规定和建议，法律制度十分的不规范，层次十分的低下，造成这样一种想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是按照地方性政策执行，普遍的素质不高，主要的保险模式分为北京大病统筹模式、山海成都保险综合模式以及深圳门诊统筹模式这三种。这些政策因为各个地区的不一样，所以存在着大大小小不同的缺点，使得社会保障的核心被分割，使得立法的滞后，造成了许多保障方面的问题以及在诉讼处有状告无门的现象。

1.2 法律监督和机制薄弱

我国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在实施的方面力度还是不够，机制的建设也相对薄弱，缺乏了医疗保险方面的明文规定，也缺乏了法律的效益。我国大部分的城市都存在着挪用医疗保险资金、挤占医疗保险资金和截留医疗保险资金的现象，这些现象中出现的挪用、挤占和截留等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因为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这些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惩罚，使得这些行为越发的放肆。流动人口医疗保障不仅仅需要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更加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从根本上为流动人口进行医疗保障的保证，阻碍一切侵害保护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行为，从根本上为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保驾护航。

1.3 医疗保障救助制度不全面

医疗保障救助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医疗保障制度的最高级别，国外很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善全面的救助制度，而我国还处于对救助制度的不断摸索阶段，只能算的上是中下水平。我国现在存有的一些救助机构都是一些社会公益性的组织，依靠着和企业的捐助和社会政府的拨款来进行基本的维持，这些公益的机构影响力并不大，能够接受帮助的人也并不多，大多数都是不被世人所看重的。因为我国社会会对于这种救助制度的缺失，使得大批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都得不到相应的经济保障和生活保障，这使得我国的弱势群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大幅度的减弱，从而使得这些儿童和老人在发病的时候承受不起巨额的医疗费用，造成了恶性的社会现象[2]。

2 对建设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2.1 建立起健全的医疗保障法律制度

因为大部分流动人口虽然在城市进行工作，但是他们的户口多数还留在农村。他们享受这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还缺乏完善的规定。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建立农村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同时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特点和属性建立起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法律法规的细化和完善，务必保证其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根据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来看，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法律建设方面还处于空白的状态，农民的权益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因此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方向和目标，从确定法律上要明确的规定好农民医疗保障的模式、农民医疗保障筹资的机构以及农民医疗保障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责任，这样才可以有效的解决存在在农民医疗保障中的医疗纠纷和问题。

2.2 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监督的体系

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监督和管理上的薄弱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医疗保障资金的运作和筹建上的监督力度还不够。我们需要修改修改现行的刑法法律，对于挪用、挤占和截留医疗保障资金的不法分子进行严惩，杜绝这种行为的出现。根据我国的现状，还可以在法院中增加保障社会劳动的小分庭，专门对于这类社会保障纠纷的案子进行处理，有司法的保护使得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再受到侵害。同时政府部门还需要强化自身的管理制度，努力承担起保障农村流动人口权益的责任。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好农村合作的医疗制度运行透明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特别是要建立起监督的体系，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保证农民的服务优质和补偿公平。第二步就是政府需要为建设和调整农村的医疗为甚服务机构负起责任，需要加大对于医疗保险制度的资金投入，在建设制度的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满足更多的贫困人口需求，积极的安排医疗救助，尊重他们的生命安全。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状况，选择符合当地农民适合的医疗保障体系，从根本上使得农民都能够有病就医和有病能医，进一步保障好农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2.3 增强农民自身的医疗保障法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