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的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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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P426.4；P42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1-5488-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1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Jining During Thirty Years

LI Fang， ZHAO Jing-feng， ZHANG Xi， MA Li， WANG Xiao-mo

（Jini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Jining 272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ather data，e.g. fog and haze， average wind speed，relative humidity and precipitation days in Jining from 1985 to 2014，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recent 30 years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og days in Jining city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was as follow：autumn and winter seasons were accounting for about 70% of the year，spring and summer season was less. Haze day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The fog days increas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the more in depression（for example，Liangshan and Wenshang），the less in hilly（for example，Zoucheng）. There was a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precipitation days and fog/haze days，and this relation of fog days and precipitation days was obvious. When 95% of haze weather emerged in Jining city，wind speed was less than 3.0 m/s，and more than half emerged under the wind level was less than 1. The change law of haze days showed similar with the changes of proportion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equipment manufacturing，food manufacturing，energy industry in industries above a designated scale，it must be paied attention to control haze day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og； haz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mpact factor； Jining city

在中气象局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1]中，雾是指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 km的天气现象；霾是指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 km，造成空气普遍混浊的大气现象。国外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大气能见度、雾、霾变化趋势的研究工作，在区域性霾现象对气候的影响，辐射雾的形成与城市气候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2]。国内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对雾、霾的物理化学形成条件及如何区分雾、霾等做过细致研究，也开展了一些全国或区域性的雾、霾气候特征研究[3-7]。付桂琴等[8]分析了河北省低能见度事件特征，发现河北省低能见度的地理分布呈北少南多的特点，太行山东麓地区低能见度事件更为集中。李恬等[9]利用多项式线性回归拟合方法研究了1961-2013年山东省霾的季节性特征的年代际变异，发现山东省霾时间整体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之前增长明显，之后增长缓慢但维持在高值区波动，且高值区分布在鲁中西部、鲁中南部和半岛南部地区。本研究利用山东省济宁市30年（1985-2014年）11个气象观测站的地面观测资料，对济宁市雾和霾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对造成其变化及分布特征的影响因子进行初探。

1 资料来源及处理方法

1.1 Y料来源

利用1985-2014年济宁市1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兖州）和10个国家一般气象站（济宁、曲阜、邹城、泗水、微山、梁山、汶上、鱼台、嘉祥和金乡）的观测资料，包括8：00、14：00和20：00的能见度、相对湿度、天气现象等资料，对济宁市雾和霾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所用济宁市煤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制造、能源工业增长值来源于2008-2012年《济宁年鉴》（http：///）。

1.2 资料处理

因不同的台站、不同的观测员对雾与霾的识别有很大差异，因而不能直接使用观测记录，又由于历史污染物资料缺乏，因而1985-2013年雾日和霾日的判别无法采用现行的观测规定（QX/T 113-2010）[10]，本研究采用类似吴兑[6]和过宇飞等[11]对雾和霾的资料处理方法，选取1985-2014年济宁市的逐日观测资料，对8：00、14：00和20：00这3个观测时次的能见度、相对湿度进行判断，定义当3个时次中至少有一个时次满足能见度

2014年以后地面气象观测结合大气污染资料能较为准确地识别雾和霾，但为了资料处理的一致性，仍然使用以上的处理方法，不用雾和霾直接记录资料。季节的划分：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月至次年2月。

2 济宁市雾和霾30年时空对比分析

2.1 济宁市30年雾日和霾日季节变化

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时间为18.8 d（图1a），秋、冬季节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节少；年平均霾时间为11.6 d（图1b），春季最少，夏、秋、冬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从2005-2014年济宁市10年月平均霾日变化可知（图略），10月至次年2月霾日较多，这和秋冬季节雨日少、风速小、逆温增多、冬季取暖有一定关系；4-9月霾日较少，这几个月大气不稳定性增加，雨日增加，霾日减少（6月霾日多，原因可能是6月正值夏收高峰，秸秆焚烧造成的）。

2.2 济宁市30年雾日和霾日空间分布

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时间为18.8 d，从图2a可以看出，兖州、汶上、鱼台、金乡和梁山高于平均值，基本呈西多东少的分布，最多的是鱼台（27.9 d），最少的是邹城（仅8.7 d）。济宁地势东高西低，东南的丘陵地带雾日一直较少（比如邹城）；西北地区的梁山、汶上处于洼地，地势较低，雾日较多。

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霾时间为11.6 d，从图2b可以看出，兖州、汶上、微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微山（28.8 d），最少的是鱼台（仅1.9 d）。

3 雾和霾天气气象要素影响因子分析

由于雾、霾天气局地性特征比较明显，因此，选济宁站近10年气象观测资料为例，讨论雾、霾天气下的气象要素特征。

3.1 济宁市2005-2014年连续性霾持续时间

选取济宁站2005-2014年的数据对霾的持续性特征进行分析，将连续3 d或以上均出现霾作为一次连续性霾天气过程。结果表明，济宁站共出现连续性霾天气过程13次；持续3 d的有8次，约占62%；持续4 d的有4次，约占30%；持续5 d的有1次，约占8%。济宁市近10年持续性霾最长时间为5 d，出现在2011年6月16-20日。仅6月就出现5次连续性霾，约占38%，可见6月出现霾天气不容忽视。

3.2 雾、霾与降水时间的关系

从济宁站2005-2014年雾和霾时间与降水时间的关系（图3、图4）可以看出，7-9月降水时间多的时候，雾和霾时间相对较少；雾和霾时间与降水时间呈负相关，且雾时间与降水时间的负相关性明显。6月霾日增多可能与秸秆焚烧有很大关系，污染物不利于扩散。

雾和霾时间与降水时间的负相关关系是因为降水对空气中的颗粒物有去除作用[12]，一方面它可以吸附、冲刷空气中的污染物粒子和气溶胶，另一方面，降到地面的雨水能抑制地面扬尘的飘散，所以降水时间增多，霾日就相对减少。

3.3 雾、霾与平均风场的关系

风速是雾、霾维持与否的重要因素，风速较大时，大气污染物水平输送和近地层湍流较强，利于垂直方向上的扩散，大气污染物和气溶胶不易堆积，不易出现雾、霾；反之，较小的风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容易形成霾。分析得出，霾天气时风速小于等于1.5 m/s（风力0～1级）的占66.72%，风速在1.6～3.3 m/s（风力2级）的占28.29%，风速大于等于3.4 m/s（风力3级）的仅占4.99%，故霾出现时以静风或小风情况居多，当风力达到3级或以上时一般不易出现霾。风速特征表明，济宁市95%的霾天气出现在风速小于3.0 m/s的天气下，一半以上出现在风力小于1级的天气下。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4月平均风速较大时（大于2.5 m/s），雾和霾时间均出现明显的下降。

3.4 雾、霾与相对湿度的关系

2011年之前，相对湿度大小和雾时间多少变化基本一致，2011年之后，霾日变化和相对湿度变化基本一致（图略）。

4 雾和霾天气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4.1 气候变化

分析济宁市近10年的资料发现，近10年风速呈减弱趋势，2011年之后平均风速小于2 m/s，且一年中多静风，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加重了城市空气污染，这与2011年之后霾日的增多吻合。

同时雾和霾之间的D化也是雾时间减少、霾时间增加的一大原因，当空气中相对湿度超过90%时，霾粒子吸附的液态水成为雾滴，而相对湿度降低时，雾滴脱水后霾粒子又悬浮在大气中；大城市热岛效应易导致较厚的逆温层，阻碍空气垂直方向对流输送，使得城市排放颗粒污染物难以扩散，有利于霾日增加。

4.2 工业污染

城市污染物排放源的增加导致区域气候差异对局地霾天气有较明显的影响，其中工业污染是影响霾天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工业发展，污染物排放源增多，直接导致了能见度降低，空气质量下降，霾天气增多。

查《济宁年鉴》发现，2008-2011年济宁市煤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制造、能源工业四大千亿级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占规模以上工业比例也急剧增加，近年来一直保持同比增长的趋势，具体数值如图7所示。分析可知，2008-2010年霾日迅速增加，2010年和2011年霾日略有减少，2008年四大产业占规模以上比例仅为40.1%，2010年迅速达到73.4%，2011年和2010年比例差不多，霾日的年代变化趋势和2008-2011年四大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例基本一致，这是未来关于霾日防治应该注意的地方。

5 结论

1）济宁市近30年雾日秋、冬季节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节少；济宁市近30年霾日呈显著增多的趋势，春季最少，夏、秋、冬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2）济宁市近30年雾日空间分布：济宁地势东高西低，东南的丘陵地带雾日一直较少（比如邹城）；西北地区的梁山、汶上处于洼地，地势较低，雾日较多。济宁市30年霾日的空间分布：兖州、汶上、微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

3）雾和霾时间与降水时间呈负相关，且雾时间与降水时间的负相关性明显。

4）济宁市95%的霾天气出现在风速小于3.0 m/s的天气情况下，一半以上出现在风力小于1级的天气情况下。

5）2011年之前，相对湿度大小与雾时间变化基本一致；2011年之后，霾时间变化与相对湿度变化基本一致。

6）影响雾、霾的环境因子为气候变化和工业污染。

参考文献：

[1] 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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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这一新型模式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新的运行逻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以及双重委托的格局，转变了以科层制管理为主的治理结构，带来了程序化的运行过程。新模式在决策者和项目结果之间的直接权力链上作出了一个缺口，用新问题代替了新问题，也就对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供给模式下的监督要素构成及特征不再满足新模式下的监督需求，亦不适应该模式的运行逻辑。监督体系要适应和服务于政府购买模式下的公共服务供给，必须转变其内部监督要素的构成及特征，实现适应性转变。

一、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的监督要素构成及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服务都采用政府包办的供给模式，主要由事业单位提供。在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理论下，政府将事业单位作为社会治理的派出机构，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者，实质上政府仍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主体。这种传统管理体制下对事业单位的监管实际上“演变成公共部门的内部治理机制”，是一种“管办不分的监管体制”。

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公共服务监督要素的构成及其特征很大程度上受传统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影响。就其监督主体而言，主要是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这些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和监督者等多重角色。此外，人社局、编制办、财政局、纪检等政府职能部门对事业单位的人事、预算财政等实行监管。虽政府以垂直和水平两种形式对事业单位的业务及行政实行双重监管，但政府作为一个复合监督主体存在，以政府为整体代表一元化的国家利益，呈现出监督主体一元化的特性。

传统供给模式下的监督对象即各级事业单位，其最大特征是缺乏与监督主体间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地位，与上级主管部门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同时各级不同职能的事业单位是相对固定单一的，传统供给模式下监督对象的单一化为监督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该模式下监督规则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志，以行政指令的形式确定下来，缺少法律规范。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规则上，主要确立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行政监察法》等规范，这些只是明确规定了登记监督、人事监督和财务监督等方面的组织和行为。

出于对事业单位“附属物”的认知，主管部门缺乏天然的监督动力，“重决策，轻监督”，缺乏过程监督指标与结果监督指标的建立，对于过程和结果等实质内容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合理的监督内容须以正式的规范性文件确定，因传统供给模式下监督规则的缺乏，对于监督内容的界定更为不易。

此时监督方式受到监督主体、对象和内容的限制，多采用行政性的方式，监督方式较单一，多以自上而下的考核、运动式“迎检”等方式呈现，是一种事后监督。技术的限制以及政府监督理念落后使得整体缺乏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缺乏经济监督和法律监督方式

该模式下监督程序是政府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监督的程序设定具有较强的任意性、随机性，主管部门以上级政府或本部门领导指令为依据开展监督活动，往往内化在日常的管理之中。在此过程中权力封闭运行，不公开透明，监督程序亦不民主。

二、政府购买模式下公共服务监督要素构成及其特征的转变

（一）转变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间的对应关系

区别于传统供给模式下虚拟的委托关系，在政府购买模式下，公民、政府和服务承接主体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双重的、实质的委托关系。

首先，双重委托关系一是指公民委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委托承接主体组织生产公共服务。在这种关系中，存在两个“委托问题”，第一个是政府的不作为和寻租行为；第二个即为承接主体的问题。因而在购买服务中的监督就必须包含两重监督，一为对政府购买方的监督，二是对承接主体的监督。前者在于保证购买行为的合理和合法性；后者在于保证承接主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购买意图。在此逻辑下，公民基于公民身份拥有原始的监督权，同时其作为服务接收者对承接主体享有监督权。政府作为后一关系的委托人对承接主体进行监督。

其次，政府购买模式下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使政府与承接主体间形成了实质的委托关系。作为生产者的承接主体脱离于行政体制外，与政府间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而非附属关系。在这实质委托关系中，从内部监督转向外部监督，形成人享有充分自并接受政府监督制约的模式，此时作为监督主体的政府与作为监督对象的承接主体之间存在距离，这种距离减弱了政府对于监督对象的控制。

此外，承接主体独立于政府的组织身份以及以合同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赋予其监督政府行为的动力和权利。“政府监管模式的落后体现在制度方面――就是没有设计出合理的机制来避免部门利益问题和权力寻租问题。”[2]作为合作者的承接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政府实行监管的同时，相较于事业单位更具有监督政府行为的动力。作为竞争者的其他企业或社会组织，则致力于监督政府和承接主体间是否存在合谋行为，损害自己公平竞争的权利。

最后，新模式下多元化供给主体以及市场化运行机制的适用在实践中也使监督主体与对象间形成更复杂的“多”对“多”交叉关系。一方面在地方政府购买实践中，为了实现竞争需根据具体服务范围和数量承包给多个组织，也就产生了多个监督对象。另一方面，当在该服务领域中的市场发展较成熟阶段，社会力量其自我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会趋于完善。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会逐渐成熟，掌握部分监督权，进一步扩大监督主体这一要素的构成。市场的发展同样会促进其他专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等社会监督主体参与。

（二）降低监督标准中行政指令的效应，提高法律和合同效应

“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由权威治理走向协商治理，即由科层制治理模式走向合同制治理模式的过程。”[3合同制治理在是以合同为内在协调机制形成的一种有效治理社会的形式，在执行过程中实现了权力和责任的移交，使公共权力从垄断走向分享。此时参与执行的组织并不全属于公共行政的范围之内，“承包合同代替了等级制度……从政策到产品的权利链条不同，承包合同是一个能够分离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产出的谈判性文件，高层官员不能像承包商们下达命令，虽然可以威胁、哄骗或者劝说，但他们最终只能依靠激励机制求得承包商的积极回应。”[4]在合同制治理中，政府和承接主体之间是买家和卖家的市场交易关系，“以平等、自由、合作、互惠为原则”，实质是一种合作关系。此时，“契约或者说合同构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也是政府协调自身和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2]

就法律效应而言，社会力量更倾向于参与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更为规范、全面的公共服务领域。在政府对承接主体的市场监管行为中，政府监管必须确定为一种承诺机制，保证承接主体的资产安全性，并提供激励，而不能利用权力将风险转嫁给企业。当政府的监管行为不符合这种承诺时，便产生争议。在购买模式下，脱离于行政体制的承接主体，不适用内部争议解决渠道，而需适用更为权威的、稳定的司法、仲裁等途径，才能保障政府的监管承诺，给予社会力量参与合作的动力。同时，对于在政府购买模式下形成的更为复杂的监督主体网络而言，更需法律法规明确去监督权利和义务，规范其监督行为。

（三）要求重新界定监督内容及监督方式的适应性转变

1.重新界定所需监督的内容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系中通过决策、生产和绩效三个部分实现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由政府和承接主体共同完成。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中，完善的监督内容包括对贯穿整个购买阶段的政府行为及效果和承接主体行为及效果进行监督，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监督和社会效益监督的结合。更具体地分析，主要有以下的监督内容：

对政府行为及其效果进行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会参与到立项、预算、市场准入、招投标、实施和评估各个阶段的运行中。政府的行为大多涉及财政资金使用和绩效并影响公共服务需求满足的行为。这些行为中政府不管是基于公民人还是承接主体委托人的身份，皆有可能出现“委托问题”，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失控”和“寻租”行为，一方面保障财政资金合理使用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维护承接主体的正当权益。

对于监督企业而言，按照市场监管理论的一般规律，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关注经济、效率和效益的经济性监管，具体是对进入退出、价格、服务质量及投资、财政、会计等方面活动的监督；还有社会性监管内容，所谓社会性监管是指为达到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以及保护环境和防止灾害为目的进行的对物品和服务质量及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的监督。

2.监督方式的适应性转变

监督方式必须适应监督主体、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的转变。在政府购买模式下良好的监督方式可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更好地应对监督对象构成的复杂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潜在地存在多个监督主体，但要达到监督合力，必须给予多方参与监督的便捷平台和渠道，通过建立信息化的监督平台，整合多方监督主体在各个阶段中所接触、收集的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孤岛等原因，导致监督不力或监督重复问题。另一方面，监督方式必须适应对服务过程的监督，相较于人工监督的低效率，先进便捷的信息化监督方式更适用于过程监督。同时监督方式需多运用经济监督方式和法律监督方式以适应市场运行环境以及法律效应。

（四）监督程序的法定化和民主化

对于政府的监督行为而言，监督程序的法定化主要体现在对其监督行为的限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不在单纯对内监督，还要对承接主体，即行政相对人进行监督，这是一种对外的监督，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需具有正当程序，这是维护企业的法律地位所提供的程序性保障。在整个监督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监督须按法律规定，应对外公开，保障企业作为相对人听证、申辩的权利，按照法律或合同规定对结果进行处理。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具有多元的监督主体，法定化和民主化的监督程序，如听证会等，是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监督，防止权力封闭运行的重要程序性构件。

三、结语

公共服务监督体系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乏适应整体供给逻辑变迁的科学的监督体系，则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也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监督困境急待解决。基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力量发展和公平意识培育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市场机制本身在解决外部性上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要素适应性转变上仍主要依赖于政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核心责任人仍然是政府，只有政府是负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才可能是负责的”。[6]政府必须通过监督法制以及相关标准建设、监督意识引导以及监督技术资金投入等方面为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效监督作基本的制度、理念以及物资保障。[3]

【参考文献】

[2]徐天柱：“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模式创新及制度创建”[J]，《行政论坛》，2014.2：第88页

[5]郭小聪、聂勇浩：“服务购买中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分析视角及研究方向”[J]，《中山大学学报》，2013.4：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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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512.101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03-0021-05

穗分枝型小麦是一种特殊的小麦种质资源，具有超多小穗数和穗粒数。其分枝特性有两种遗传来源，一种源于普通小麦，这种材料的分枝性状受环境条件的影响极大，难以在生产上应用；另一种源于普通小麦和具有分枝穗型的圆锥小麦的杂交后代，这种分枝类型遗传稳定，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1～3]。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利用多次杂交和回交方法，历经20多年，在国内外首次将圆锥小麦的穗分枝性状导入普通小麦，育成了小麦亚远缘杂交超高产新品种――分33[7]。这种穗分枝小麦表型性状是：一个主穗轴上不是着生小穗，而是再次长出分枝，分枝上再长出小穗。该穗分枝是一种穗结构的变异类型，不增加主穗轴节数，而是通过在主穗轴节上形成的分枝（支穗轴）上着生多个小穗来增加小穗数[8]，从而增加了穗粒数（穗粒数60～120粒，千粒重约50 g），有很大的丰产潜力。通过分析“分33”与普通小麦品种杂交产生的 F1、F2和BC1的穗分枝性状遗传，证明其穗分枝性状与来自圆锥小麦的分枝类型相似，由两对隐性基因控制，无胞质效应，同时还受一些修饰基因的影响[7]。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穗分枝多粒型种质资源，有必要了解其生殖结构的形态发育特点。前期培育的穗分枝不同近等基因系，在穗部特征和农艺性状上具有相似的特点[14]。本研究以一对穗分枝差异的近等基因系为实验材料，研究其生长锥分化及幼穗形成过程，了解生长锥分化及幼穗形成过程与植株外部形态及物候发育特征的关系，旨在为分枝小麦栽培管理、繁殖与育种工作提供更科学和直观的依据；同时，为深入研究分枝小麦的遗传、生理生化和分子机制奠定形态学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通过“分33”与“泰山008”不断回交和表型鉴定获得一组近等基因系材料（BC6F4株系）。选取一对为供试材料，其中穗分枝类型为双隐性基因sb1 sb2系；正常穗轴（不分枝）为双显性基因Sb1 Sb2系。

1.2 方法

实验于2011～2012年在山东农业大学小麦高新技术示范园（E 117°09′，N 36°09′）进行。2011年10月初点播，株距5 cm，行距25 cm，种植面积4 m2。出苗后开始观察，越冬期暂停，2012年2月中旬返青后续测，到开花期止。取材时，随机标定普通穗型、分枝穗型株各10个，每隔2～3天于上午进行株高、叶片数、物候期观测。取全株，将带少量外包叶的生长锥在FAA固定液中固定24 h以上备用，剩余材料在显微镜（O-LYMPUS SZX9）下解剖、照相，测量生长锥长度。数据用Excel和SAS 9.0软件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分枝小麦穗部发育过程

在实验地点，分枝小麦生长锥发育始于2月中下旬返青期，开花期结束于5月中旬。与正常穗型小麦相比，分枝穗型具有分枝穗轴，多了一个分枝突起形成期，发生在二棱期之后。根据其生长和发育的形态特征，分枝型小麦生长锥发育过程可分为9个时期：初生期、伸长期、单棱期、二棱期、分枝突起形成期、分枝小穗突起形成期、小花分化期、雌雄蕊分化期和抽穗始期。

2.1.1 初生期 生长锥在初生期为半球体，高度小于宽度，直径约小于0.1 mm，锥体外面被叶原基包被，底部叶原基交互排列，属于营养生长（图1-1）。该时期一般从冬3叶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2月中旬。

2.1.2 伸长期 生长锥开始伸长，半球体逐渐变为圆锥体，圆锥体长度大于宽度，基部叶原基停止生长。这一时期持续大约2周（图1-2）。

2.1.3 单棱期 生长锥继续伸长，并从生长锥基部由下向上分化出现分节的环状突起，这些突起为苞叶原基。苞叶原基以后退化，并在原着生苞叶原基的节与节之间形成穗轴节片。每节一个苞叶原基，明显地分为正面和侧面，从侧面观察为单棱状，故称为单棱期。此时生长锥略呈扁平状，进入生殖生长阶段。这一时期持续约10 d左右（图1-3）。

2.1.4 二棱期 在幼穗中部，苞叶原基腋部出现二次突起，为小穗原基。由于小穗原基也呈棱状，与苞叶原基构成“二棱”，故称为二棱期，然后幼穗上部和基部相继也出现小穗原基（图1-4）。该时期之前分枝穗型和正常穗型的发育基本一致。

2.1.5 分枝突起形成期 正常穗型小麦，二棱后期已分化的小穗原基不断增大，最终完全遮没苞叶原基。分枝小麦，小穗原基发育停滞，在小穗原基基部形成二次生长锥即新的穗轴突起，随后在分枝穗轴上形成新的小穗原基（图1-5）。该时期进展很快，主穗轴中、上部的分枝形成与主穗轴下部分枝穗轴上的小穗突起期并行发生。

正常穗型小麦在二棱后期就按照护颖分化期、小花分化期、雌雄蕊分化期和抽穗始期的顺序发育；分枝穗型小麦的新生小穗原基进一步伸长，然后重新进入穗部器官的分化过程，而分枝穗基部的小穗按正常穗型小麦的小穗发育顺序生长。

2.1.6 分枝小穗突起形成期 分枝穗轴开始形成小穗原基并进一步发育。而最先分化的小穗原基基部首先分化出护颖原基，小穗原基从正面观测为近圆形。小穗原基首先从分枝穗轴的下部发生，然后逐渐向上发展。小穗原基进一步生长分化，使得整个分枝穗明显呈扁平状（图1-6）。

2.1.7 小花分化期（包括小花原基形成期和分化期） 随着分枝小穗原基的分化，主穗轴着生的原始小穗在护颖原基内侧分化出第一小花外颖原基，进入小花原基分化期，随后分化出第二朵小花的外颖、内颖，此后第一、第二朵小花的内颖亦开始分化，第三朵小花的外颖、内颖继续分化。小穗上小花的发育从基部开始，然后向顶端进行（图1-7）。

2.1.8 雌雄蕊分化期 在外稃内侧组织几乎同时分化出内稃和雌雄蕊原基。从侧面看，初形成的内稃原基为一顶端略尖的突起，与外稃原基相对，它们中间为3枚球形突起的雄蕊原始体，进而发育成3个花药，花丝也慢慢伸长，然后3个雄蕊原始体中间分化出雌蕊原始体，不久就出现了柱头、花柱和柱头分叉（图1-8）。

2.1.9 抽穗始期 5月上旬，分枝穗主穗轴接近成熟时，长度达到160 mm，穗分化结束（图1-9）。

分枝型小麦与正常小麦的穗发育顺序不同。正常穗型小麦的小穗原基和小花原基的分化次序均由穗中部开始，然后向上、向下进行分化；而在分枝穗轴上，小穗原基和小花原基的分化均从基下部开始依次向顶部发育。

2.2 穗发育与植株特征和物候期的关系

2012年2月中旬至4月底分枝小麦花序（前期为生长锥，后期为花序穗轴）各阶段长度变化差异较大。从返青期开始至2月18日，处于初生期的生长锥伸长极为缓慢。2月18日以后生长锥伸长速度稍微加快，但仍较缓慢，长度刚足1.5 mm。3月20日至25日，生长锥迅速伸长，同时经历分枝突起形成期和颖片分化期。3月25日至4月20日，生长锥伸长速度达到顶峰，经历小花分化期、雌雄蕊分化期，4月28日穗已接近成熟长度，平均长160 mm，最大宽28 mm。从返青期至3月15日株高增长缓慢，3月15日至4月28日增长加快，5月5日抽穗期以后趋于停止（表1）。

3 分枝穗型小麦研究展望

分枝穗型与正常穗型小麦相比，有一些性状需要改良，如结实率低、籽粒饱满度不够以及分枝穗轴数目影响小穗小花数等。这些性状既可以通过遗传进行改良，也可通过优化栽培技术进行改良，可以将生长锥发育特点作为施肥、灌溉和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参考标准。

生长锥的发育与整株高度发育、叶发育和物候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18]，由此可以初步确定相应农业栽培措施对生长锥的影响。通过增施氮肥可以显著增加小穗数，促进小穗、小花的分化和干物质的累积[6，19]；孕穗期增加幼穗的ZR和iPA含量、降低IAA和ABA含量，可提高小花育性[20～22]。因此，如果这种效果同样表现于分枝穗型小麦，那么既可在适当的时期使用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增加其可育小花数和千粒重，也可为进一步实现分枝穗型小麦遗传改良、优化栽培技术和加快该种质资源的利用奠定形态发育基础。当然，针对这种多粒的种质资源，还有许多遗传和栽培的基础工作要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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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P4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4-0244-01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Jining City

LI Fang ZHANG Xi MA Li ZHAO Jing-feng

（Jini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in Shandong Province，Jining Shandong 272000）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fog and haze in Jining City from 1985 to 2014，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recent 30 yea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og days in Jining City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and 10 year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In autumn and winter，fog days were accounting for about 70% of the year，and that in spring and summer were less. In the last 10 years，the fog day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Nearly 10 years of haze days in Jining City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The proportion of summer haze in recent 10 years，nearly 30 years relatively increased. The fog days in Jining City increas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The more showed depression（for example Liangshan，Wenshang），the least in hilly（for example，Zoucheng），and plain between Liangshan and Wenshang. A similar distribution appeared in Jining City in recent 10 years and 30 years of haze days in space. Nearly 10 years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haze day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eishan Station for nearly 10 year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haze days.

Key words fog；haze；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Jining Shandong

雾、霾均属悬浮于近地面气层中常见的视程障碍现象。国外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大气能见度、雾、霾变化趋势的研究工作，以此分析空气污染的变化规律。Lee D O[1]从区域变化、气象影响因子、环流形势、空气污染等方面分析了英国大气能见度的变化特征。此外，国外学者在区域性霾现象对气候的影响，辐射雾的形成与城市气候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对雾、霾的物理化学形成条件及如何区分雾、霾等做过细致研究，也开展了一些全国或区域性的雾、霾气候特征研究。关于轻雾和霾的判定区分，吴 兑[2]做了不少工作，初步给出了霾与雾区分的概念模型，区分霾与雾的相对湿度限值大体在90%左右。胡亚旦等[3]通过对中国霾天气的气候特征分析，得出我国霾天气主要分布在东经100°以东、北纬42°以南的地区，且“浊岛”现象非常明显。

本文利用济宁地区近30年（1985―2014年）11个气象观测站的地面观测资料，对济宁地区雾和霾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这对提高雾、霾的预报准确率，减少灾害损失，改善大气环境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1 资料及处理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利用1985―2014年济宁市1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兖州）和10个国家一般气象站（济宁、曲阜、邹城、泗水、微山、梁山、汶上、鱼台、嘉祥和金乡）的观测资料，包括8：00、14：00和20：00的能见度、相对湿度、天气现象等资料，对济宁地区雾和霾日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1.2 资料处理

因不同的台站、不同的观测员对雾与霾的识别有很大差异，因而不能直接使用观测记录，又由于历史污染物资料缺乏，因而1985―2013年雾日和霾日的判别无法采用现行的观测规定（QX/T 113―2010）[4]，本文采用类似吴兑[2]对雾和霾的资料处理方法，选取1985―2014年济宁市的逐日观测资料，对8：00、14：00和20：00 3个观测时次的能见度、相对湿度进行判断，定义当3个时次中至少有1个时次满足能见度

2014年以后地面气象观测结合大气污染资料能较为准确地识别雾和霾，但为了资料处理的一致性，仍然使用以上的处理方法，不用雾和霾直接记录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1 济宁地区雾和霾时间分布对比分析

2.1.1 济宁市30年和10年雾日季节变化。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日数是18.8 d，200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日数是12.5 d，分析得出：济宁市近10年雾日数是个减少的趋势；济宁市雾日的季节近几十年分布比较稳定，秋冬季节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节少。

2.1.2 济宁市30年和10年霾日季节变化。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日数是11.6 d，200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日数是23.9 d，分析得出：济宁市近10年霾日数呈显著增多的趋势，这和近10年经济发展有

关；霾在春季最少，均占19%；近10年霾日夏季比重增加，这和近年全球变暖、秸秆焚烧有一定关系。

从2005―2014年济宁市10年月平均霾日数变化可知：10月至翌年2月霾日较多，这与秋冬季节雨日少、风速小、逆温增多、冬季取暖有一定关系；4―9月霾日较少，这几个月大气不稳定性增加，雨日增加，霾日减少（6月霾日多，原因可能是6月正值夏收高峰，秸秆焚烧造成的）。

2.2 济宁地区雾和霾空间分布对比分析

2.2.1 济宁市30年和10年雾日空间分布。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日数是18.8 d，兖州、汶上、鱼台、金乡和梁山高于平均值，基本呈西多东少的分布，最多的是鱼台（27.9 d），最少的是邹城（仅8.7 d）。200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雾日数是12.5 d，兖州、汶上、梁山和金乡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汶上（22.1 d），最少的是邹城（5.1 d）。

由以上分析得出：济宁市近10年雾日数呈现减少的趋势；济宁地势东高西低，东南的丘陵地带雾日一直较少（比如邹城）；西北地区的梁山、汶上处于洼地，地势较低，雾日较多[5-6]。

2.2.2 济宁市30年和10年霾日空间分布。198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霾日数是11.6 d，兖州、汶上、微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微山（28.8 d），最少的是鱼台（仅1.9 d）。

2005―2014年济宁市11个县市年平均霾日数是23.9 d，兖州、汶上、梁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汶上（59.3 d），最少的是鱼台（5.3 d）。

由以上分析得出：济宁市近10年和30年霾日数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近10年各县市霾日数显著增多；微山站近10年霾日数明显减少。

3 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济宁市近30年和10年雾日数的季节分布基本一致；秋冬季节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节少；近10年雾日数呈减少的趋势。济宁市近10年霾日数是个显著增多的趋势，这和近10年经济发展有关；近10年霾日夏季比重增加。分析济宁30年和10年雾日空间分布：济宁地势东高西低，东南的丘陵地带雾日一直较少（比如邹城）；西北地区的梁山、汶上处于洼地，地势较低，雾日较多。济宁市近10年和近30年霾日数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近10年各县市霾日数显著增多；微山站近10年霾日数明显减少。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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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1-0183-01

雾霾是雾与霾的混合物。雾霾天气，气体可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下呼吸道和肺叶中，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我国大部分地区把雾霾天气现象作为灾害性天气预报。近年来，开原市雾霾天气增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当地群众生存质量。因此，结合雾霾天气特征，加强对雾霾天气成因的研究，探索治理对策，控制PM2.5，改善空气质量。

1 开原市雾霾天气特征分析

对2013―2015年开原市一日4次能见度和相对湿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能见度

2 雾霾天气形成的原因

2.1 气候条件影响

开原市地处辽宁北部，距离海洋远，且纬度高，受季节影响较大，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季4个月，1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13.4 ℃左右，极端最低低温-37.9 ℃；夏季炎热，以7月平均气温最高，为23～24 ℃，极端最高气温37.1 ℃；年日照时数2 526.2 h；无霜期约142 d，初霜期在10月1日前后，4月27日为终霜期；年均降水量672.8 mm。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东北地区大雾天气频繁，尤其秋冬季，受西北气流控制，大气层结构稳定，水汽积聚，同时青藏高原南侧暖湿空气活动强烈，沿西南路径将水汽传输至东北部地区，形成雾气[3-4]。

2.2 地貌特征影响

开原市地处辽河平原中部，地势东高西低，东部为长白山支脉，海拔200～600 m，西部为冲积平原，海拔50～100 m。夜晚平原辐射降温，近地面形成逆温层，950 hPa逆温层大体同东部600 m左右的山体高度相当，山体变热，逆温层温度上升，而逆温层底部温度上升较慢，这样高空气温高于低空，形成持续逆温层并难以被破坏，停留在低空及近地面的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就产生雾霾天气。

2.3 人为因素影响

2.3.1 工业生产的废气排放。随着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企业、厂矿等排放大量废气，对城市空气造成严重污染。若雾霾天气出现，空气中产生具有腐蚀性的重度污染气体，制约重金属等污染物扩散，若长期滞留在大气中，会加重雾霾天气。

2.3.2 机动车的尾气排放。越来越多的机动车行驶过程中排放尾气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空气及环境污染。据研究，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大气细颗粒物占PM2.5总量的20%～30%，促使城市雾霾天气增多。

3 雾霾天气治理对策

3.1 加强雾霾预报预警服务

加强雾霾预报预警服务，强化服务效益，进一步深化与环保、交通、公安、卫生、教育等部门的合作，实现信息资料共享，健全雾霾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及时通过手机短信、广播、电视等向社会公众预报预警信息和服务提示，指导公众安全、合理出行；做好城镇居民、中小学生科普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对雾霾天气的认识及防御意识。

3.2 加强雾霾天气相关技术研发工作

争取政府支持，加强环保、卫生等部门合作，做好雾霾天气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深入探讨雾霾天气形成规律及消散过程，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治对策；建立健全大气成分监测体系，完善雾霾数值预报模式，增强大气污染及雾霾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加快推进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科技创新，加强人工影响工作技术创新，实时开展人工消雾工作；开展区域环境污染控制研究，加快工业污染治理技术及工业脱硫脱硝除尘技术研发，遏制雾霾天气发生。

3.3 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加强工业企业综合治理，对燃煤大户重点监控，确保脱硫设施和除尘设施正常运转；加强煤炭含硫量控制，组织辖区内重点燃煤单位进行煤炭含硫量申报，向企业和个人宣传燃用高硫煤对大气环境的危害性。加大资金及政策支持，推动环保节能产业，加强生产企业创新改革，调整能源结构，有效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消除雾霾天气形成的物质基础。

4 结语

雾霾天气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雾霾天气治理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气象部门要争取政府支持，加强部门f作，做好雾霾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提倡节能减排，减少雾霾天气出现频率，提高人类生存环境质量。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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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雾霾天气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相应出现了雾霾天气，雾霾天气的出现，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了巨大的影响：影响航班的正常延误或取消；空气中带有大量的悬浮颗粒物质，影响人们的外出活动，对于有晨练习惯的人们，纷纷选择待在家中；雾霾天气也造成了一定的交通堵塞现象，增加了交通管制工作的任务量。雾霾天气的影响范围也逐渐在扩大，包括我国一些大中小城市，比如北京、广州、杭州、宁夏等地区，覆盖我国的大江南北。

据江苏省沛县气象台资料显示，2013年春节过后，江苏省沛县地区已接连发生多次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过程，雾霾天气持续较长，空气质量比较低。据相关资料显示，该地区雾霾天气发生频率比较大，年雾霾日超过100d；冬季雾霾天气比较频繁，夏季相对较少；自2000年之后，夏季雾霾天气日数也再逐渐增加增长率大于30d/10a，并且随着该地区工业增涨迅速增加，尤其是2002年之后，增加速度明显增加；在2000-2008年之间，随着该地区城市化率的上升，该区域雾霾天气日数迅猛增多。目前，就该地区的雾霾天气逐渐严重的情况，必须加强该地区雾霾天气造成原因进行分析，对症下药，降低雾霾天气的发生。

二、雾霾天气形成的原因

1.从空中悬浮颗粒和风向关系来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里高楼大厦的数量越来越多，削弱了市区里风力，不利于城市中悬浮颗粒的扩散及稀释，最终，导致大量的悬浮颗粒漂浮在城市的上空滞留和沉积；其次，城市周边空气中悬浮颗粒随着风速的降低，也沉积在城市里；最后，由于大气空气气压低，导致空气流动性差。由于空气的不流动，使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聚集，漂浮在空气中。

2.从社会经济和人为角度分析

随着沛县工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首先，随着城市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购买私家车，导致空气中污染物含量明显增加，包括空气中悬浮颗粒的增加。其次，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集聚，大大增加了城市能源消耗，尤其是民用取暖能源消耗的锐增，并且趋势房屋和住宅区的建设，降低了城市的绿化面积，使城市处于一种繁杂、污浊的空气环境中。最后，在城边、郊区地区，人们对农作物秸秆采用焚烧处理，给空气增加了新的污染物。

3.城市本身地理位置因素

对于地理位置较低，空气中水分比较大的地区，由于其空气中悬浮颗粒的沉积，再加空气中水分含量比较大，是雾霾天气形成的有利条件。

以上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促使大量灰尘、颗粒状物质悬浮在城市的上空，并且，春季城市施工建设容易形成空气中灰尘剧增现象。当空气中水分比较大时，就会凝结成雾，而且，风不容易将他们吹散，致使雾霾天气的出现。

三、防治雾霾天气的对策

针对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状况，人们必须根据雾霾形成原因，做好相关防御措施。要想彻底防治雾霾天气的再次发生，人们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雾霾天气的治理工作。

1.加强雾霾天气的预防措施

加强预防雾霾天气的发生，有利于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雾霾天气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及安全损失，气象站应采取一些措施：一、业务值班人员实时监测雾霾天气，根据雾霾特征、观测数据资料，综合分析能见度、相对湿度等气象条件，及时雾、霾预报预警信息；二、密切关注天气，认真做好预报服务。三、加强与公安交警、高速、农业、环保、交通、公交建设等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四、加强对此次雾霾天气过程发生和持续的成因、雾霾天气过程的影响、后期天气变化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做好决策气象服务和公共气象服务；五、认真分析总结当前雾霾天气预报预警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完善雾霾预报业务。

2.提倡节能减排、环保出行

这里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加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行，积极提高人们环保意识，提倡人们外出游玩时，多采用乘坐公交车出行，减少私家车的使用率。降低空气中污染物含量。同时，加大植树造林工程的开展，提供空气质量。

3.合理规划城市整体建设

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导致城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比较多，不容易扩散和稀释，给雾霾天气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4.建立相应的环境监管制度

由政府部门牵头，加强气象站与相关部门的合作，组建雾霾天气预防工作小组，认真分析本地区的天气状况，并采取相应对策。同时，加强城区违法、违规施工建设单位的调查及处罚。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沛县地区近年来雾霾天气的主要表现特征，并分析了其主要形成原因：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该区域雾霾天气的逐渐增多。因此人们应加强雾霾天气防治措施，调动人们的主管能动性，积极分析研究防治雾霾天气的措施和方法，造福于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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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P4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在地面气象观测工作中, 雾、轻雾、霾作为视程障碍现象，出现频率较高，而且一年四季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出现，但观测员有时很难判定，容易混淆，是地面观测项目中的一个难点。如何准确、迅速地作出判定并发报，是每个气象新人所关心的问题。根据工作实践经验，本文浅谈常出现的雾、霾天气的观测判定要点和发报规定，以期同行参考。

雾、霾的成因及特征

雾和霾都是视程障碍现象，但二者的形成原因和条件却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相对与雾和轻雾，霾发生时的相对湿度不大。

雾是指在水气充足、微风及大气层稳定的情况下，接近地面的空气冷却至某程度后，空气中的水气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于空中，使水平能见度下降的天气现象。雾根据凝结的成因不同，分为辐射雾、 平流雾、混合雾 、蒸发雾等，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多为辐射雾。根据对有效水平能见度的影响程度，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时，称为雾，而有效水平能见度为1.0~10.0千米时称为轻雾。

霾，也称灰霾（烟霞），是指原因不明的因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霾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气象学上称为气溶胶颗粒。出现霾时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

表1 雾、轻雾、霾特征与区别

由上表可见，从能见度的角度来说，三者的区分要点主要为雾和轻雾，以及轻雾和霾。

雾、霾区分常以相对湿度作为参考依据

从成因来看，它们和空气的相对湿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识别时，常有效水平能见度和相对湿度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2.1雾和霾

这二者较好区分，在能见度小于1.0km时，相对于霾，雾出现时的空气相对湿度大很多，常为100%或接近100%。

2.2雾与轻雾

能见度在1.0km左右时，二者的区别在于出现雾时的相对湿度较大，因此在相对湿度≥90%时，可判断为雾，反之为轻雾。但是如空气中含有大量凝结物时，相对湿度小于90%也可能使空气出现饱和，导致能见度小于1.0km，因此应根据地域特点，选择一个适合本地的相对湿度临界值，但一般不低于80%。

2.3 轻雾和霾

当有效水平能见度介于1.0~10.0km时，区分轻雾和霾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是在实际观测工作中，大多数地区均以相对湿度60%或70%作为区分标准，这一标准由各站根据本地实际以及多年来的资料进行自行规定。

但有时雾和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记，交替出现。前文提到，轻雾是水汽凝结现象，形成轻雾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要在空气中有足够的水汽，二是要有大量的凝结核；而霾是大量的干质粒在空气中聚集的结果。因此在有霾的日子里，夜间辐射冷却时霾粒就充当了形成轻雾的凝结核，结果有的地方就会在白天观测到霾，夜间转为轻雾，第二天日出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和雾滴的蒸发又恢复为霾。这样，就出现了霾轻雾霾互相转记、交替出现的现象，并且有可能持续几天。

此外，轻雾和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存在。当霾层较高而近地层又形成轻雾时可以产生下面是轻雾、上面是霾的二者并存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平原测站难以观测到，此时只能见到轻雾。山地站如果地势较高，可以观测到这种现象。

由此可见，在利用相对湿度60%或70%区别轻雾、霾时只能作为参考指标，不是衡量判定的唯一标准。所以要正确区分轻雾和霾，我们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实践观测中也要不断观察、总结，积累实战经验，这样才能客观、真实的记录大自然的风云变幻。

雾、轻雾、霾的记录和重要天气报的编发

轻雾只记录现象符号，不记起止时间。

雾记录现象符号的同时，记录起止时间，并观测和记录最小能见度，记录加[ ]，每天只记录一次，同时编发重要天气报。在能见度小于1.0km、500m、50m时，每达到一个标准要发一份重要报，一日最多三份。但如果是夜间不守夜的台站，早上进入值班室后，发现能见度已经小于500m或者50m，只发当前时次，前面的不补发，之后需要续发的，按照规定进行续发。

霾只记录现象符号，不记起止时间，当能见度小于1.0km后，观测并记录最小能见度，方法同雾。在能见度小于5.0Km时发重要天气报，其后出现的不再续发，一日最多一份。

表2 雾、霾与发报能见度标准、编码对应关系

小结

雾、霾观测有一定困难，观测员除了根据《规范》中各自不同的成因、特征、天气条件和出现时间来区分外，相对湿度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但不是唯一指标，另外相对湿度在临界值左右时，还要看湿度变化趋势，进行综合判断。

参考文献

1.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

篇（8）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7

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与民间双重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通过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并针对雾霾治理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包括作用于雾霾治理的直接正面影响，以及通过两种治理行为的间接正面影响。（2）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导致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因素对提升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力不明显。（3）具有强制力性质的协调行为比倾向于号召性质的激励行为，更有助于提高雾霾治理绩效。（4）政府社会资本比民间社会资本更具公信力，更能调动主体积极实施治理行为。

结合我国雾霾主要成因、公共服务供给等具体国情，提出相关治理建议：（1）政府社会资本作为雾霾治理的主体，需要充分发挥规范与信任等因素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补足我国在环境保护政策、法律等规范层面的缺陷；（2）政府需要加强与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的互动，引导各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规范的制定，促进信任在政府与各主体间形成；（3）积极引导公众树立雾霾治理的环保价值观，引导社会组织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文化；（4）政府与民间社会资本需要彼此激励，摒弃仅关注雾霾治理经济回报的狭隘观念，促进开展协同治理行为，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黄中伟，王宇露.位置嵌入、社会资本与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学习――基于123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144-154.

篇（9）

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30-01

一、雾霾天气的特征

在气象学上，雾和霾是两个气象概念，两种天气现象。雾的气象学定义为：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km。雾的存在使能见度恶化，降低空气透明度，雾看起来呈乳白色或青白色。空气中的有机碳氢化合物、灰尘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混浊，因能见度恶化导致视野模糊，这种非水性形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在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时，该现象称为霾或灰霾。其是由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的浮游在空中造成的。霾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

雾霾天气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一种天气现象，是雾和霾的混合物，还没有被列入气象观测规范。在相对湿度为60%-90%的条件下，雾和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恶化。

二、雾霾天气的成因

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逆温层是指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在逆温层中，较暖而轻的空气位于较冷而重的空气上面，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空气层，笼罩在近地层的上空，严重地阻碍着空气的对流运动。对流运动受阻导致近地层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汽车尾气、烟尘以及水汽等，只能飘浮在逆温层下面的空气层中，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云雾的形成，导致能见度降低，甚至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向大气中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加重，给人们生产生活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

三、雾霾天气的危害

（一）影响身体健康

雾霾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包括数百种大气颗粒物。其中有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气溶胶粒子，如矿物颗粒物、海盐、硫酸盐、硝酸盐、有机气溶胶粒子等，它能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上下呼吸道和肺叶中，并沉积在上面，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病症，长久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还有可能引发肺癌。

（二）影响心理健康

雾霾天气容易让人心情灰暗压抑，产生悲观情绪，如不及时调节，很容易失控。

（三）影响交通安全

雾霾天气造成了近空气层中的能见度急剧降低，可见度恶化，严重的影响着交通行驶，造成交通阻塞，事故频发。若雾霾天气丛生，会影响区域海陆空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正常运营，造成地区经济发展障碍。

（四）影响区域气候

雾霾天气严重影响着区域大气气候，甚至造成极端气候条件的发生，引起气象季节性灾害，使得整个地区的区域气候恶化，自然灾害丛生，甚至改变了地区的季节性气候规律。

（五）其他危害

雾霾天气促使颗粒活跃，携带病菌增多，诱发传染病等疫情的发生，同时雾霾天气会造成近地面层紫外线的削弱，增强了病菌的存活几率。更令人担忧的是，雾霾还加快了城市遭受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提前到来。

四、防御措施

1.做好个人卫生。外出归来时，应立即清洗面部、手部以及在外的肌肤，最好用棉签蘸取自来水或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2.尽量少开车，以减少汽车尾气对身体的损害。在开车时，遇到堵车应将汽车熄火，避免发动机空转

3.在灰霾天气里应少开窗，禁止在室内吸烟，并远离二手烟。要注意净化室内的空气，比如可以养一些花草，或悬挂竹炭类的装饰品。

4.在大雾或大风天气里，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患者最好不要外出，正常人群也应减少户外活动。若必须外出时，最好戴上口罩。由于早晨雾霾较重，有晨练习惯的老人最好把锻炼时间改至下午或晚上。

5，在雾霾天气里，人们经常会出现嗓子干燥、声音沙哑、咳嗽咳痰等症状，此时可以通过服用润喉茶来缓解症状。

篇（10）

[7]中文网.57种植物净化空气能力PK 龟背竹吸甲醛强芦荟弱爆[EB/OL].[2016-03-11]..

[8]中国专业医疗卫生人才网.雾霾对生态环境和交通造成的危害[EB/OL].[2016-02-26]..

[9]国网河北电力雾霾天气对输变电设备及环境影响调研报告[J].河北经济日报，2013-08-29 11：06：36.

[10]邓凯.各国工业发展对生态资源环境影响及治理[EB/OL]..

篇（11）

中图分类号： R193；R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10（c）-0000-00

近年来，我国多次爆发大面积的雾霾事件[1]，雾霾不仅容易引起呼吸系统、心脑血管、肿瘤等疾病，还会使人感到无精打采、焦虑等，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健康成本[2]。因此为了解唐山市居民的雾霾认知及自我防护行为状况，做了本次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及方法

1.1对象 采用按地理位置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唐山市整群选取5个社区（赵开楼社区、南

厂西里社区、西山楼社区、祥明里社区、龙东社区）的常住居民（年龄≥10岁）为调查对象，排除语言沟通障碍及不配合调查者。

1.2方法 2015年9月～11月，由受统一培训合格后的三名大四学生，对符合要求的唐山居民，进行面对面访谈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1）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唐山居住时间、教育程度等；（2）唐山市居民对雾霾认知情况；（3）雾霾对唐山市居民健康的影响；（4）唐山市居民对产生雾霾行为的自我控制。问卷内容由调查人员采用现场询问方式以及调查对象自行填写结合的方式完成，当场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852份，回收有效问卷843份，有效率为98.94%。

1.3统计方法 采用Excel表格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非参数检验。

2 结 果

2.1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中，年龄范围10～90岁，平均42.00±18.77岁；男性421人（49.90%），女性422（50.10%）；唐山居住时间1～5年有220人（26.10%），5年及以上623人（73.90%）；教育程度中初中及以下有191人（22.7%），高中154人（18.3%），大专211人（25.0%），本科及以上287人（34.0%）。

2.2不同唐山市居民对雾霾认识的比较 “不太清楚和不清楚”雾霾的：女性占62.32%、男性占42.52%，女性高于男性；65岁及以上占86.21%，10～17岁占78.05%，40～64岁占62.27%，18～39岁占29.9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5年对雾霾的认知模糊程度较居住时间≤5的高，所占比例分别是60.67%和29.23%，且教育程度越低，唐山市居民对雾霾知识的清楚度越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不同唐山居民雾霾天自我防护现状 （见表1）

3 讨 论

唐山是一个新兴的重工业城市，雾霾是该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又是不能短期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唐山居民的雾霾认知和自我防护行为在促进其健康中起到重要作用。调查显示843名唐山市居民中，不太清楚和不清楚雾霾的占52.43%，雾霾天更倾向于室内运动的占95.85%、雾霾天戴口罩的占56.94%、不开窗通风的占56.70%、使用空气净化器的占35.47%，总体来看，唐山市居民雾霾天的自我防护积极性较低。女性对雾霾的认知程度低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雾霾认知及自我防护积极性均高于文化程度低者。分析数据发现居住时间5年以下人群中18～39岁阶段的占90.45% ，该阶段大多是外来人群，教育程度较高，对环境变化有更明显的感知，雾霾知识掌握均高于其他年龄段，但由于该人群运动强度一般较大，室内条件受限，以至于他们雾霾天难以改变平时户外运动的习惯。可见还需进一步提高唐山市居民对雾霾认知程度及自我防护积极性，尤其是唐山市居住5年以上的65岁以上老年人和10～17岁青少年。相关部门应针对该人群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及健康教育，使其重视雾霾对健康的影响，增进人群知识的掌握和自我防护积极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