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生态效应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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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参考文献：

[1]司言武.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一个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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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183

1引言

在全球强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毕克新等，2014）。作为“资本、技术、营销、管理的结合体”（ChengandKwan，2000）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弥补了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还通过溢出效应带来了新的管理经验及技术，加快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进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钟昌标，2010）。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双刃剑”性质，其投资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随着各国贸易与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量和东道国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陈建国等，2009）。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其影响环境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如何才能将FDI对环境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合理规避不利影响？文章整合已有文献中分散的观点，对于FDI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综述，以便为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直观的理论依据。

2FDI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天堂”假说。国外不少学者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Smarzynska and Wei，2001；Keller and Levinson，2002；Dean，2000）。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FDI的进驻并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Antweiler et al，2001；Feng Helen Liang，2005；Jie He，2006）。国内学者对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是“污染天堂”假说的支持者、反对者与片面论者。支持者以“污染天堂”假说为出发点，从产业结构层面着手（夏友富，1999；赵细康，2003；陈媛媛、李坤望，2010），试图寻求FDI流入所引起的污染产业转移趋势；或以某一特定地区或全国为研究对象，单向考察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其中应瑞瑶和周力（2006）、吴玉鸣（2007）、刘渝琳等（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已出现“污染天堂”现象。反对者张颜博等（2009）通过研究表明FDI的存量增加所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了污染排放，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带来了正面的环境效应。李灵稚（2007）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FDI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正面效应，包括环保技术的溢出效应、环保市场的学习竞争效应与环保意识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地，部分学者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周力，应瑞瑶，2009），比如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Grossman and Krueger，1991；Panayotou，2000）。作为第三种观点的代表，陈建国、迟诚、杨博琼（2009）认为FDI一定会加剧我国环境污染水平，或必然会改善我国环境状况的结论都存在一定片面性，他们利用连续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建立实证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各经济区域的环境影响是复杂的，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对于不同地区与环境污染水平的作用不同，西部地区环境治理力度对环境污染水平的改善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东、中部地区环境治理的力度并没有对环境水平的改善起到应有的效果。此外，环境治理力度的强弱明显会影响到U形分布的峰态，使不同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加速或环境质量恶化放缓。

3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学界对于FDI对环境的影响各执一词，究其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的机制下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而影响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效果。江柯、卢现祥（2011）利用1995-2007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认为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而言，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越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李子豪、刘辉煌（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FDI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对环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中等收入阶段，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FDI在高人力资本阶段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在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而后，他们又实证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腐败门槛效应以及地区腐败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发现FDI能够改善地区腐败水平较低的地区环境质量。李子豪（2015）认为FDI对中国碳排放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人均收入中等，或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FDI 的消减作用很不明显，甚至会增减碳排放。

综上，环境规制、收入门槛效应、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腐败门槛效应等都对FDI对环境产生影响，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FDI对环境的微观影响机制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而影响因素的确定将有助于解决FDI的环境污染问题。

4对策与建议

正确认识外资流入在环境效应上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是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要想趋利避害，充分获得FDI 的正外部性而有效规避FDI对环境的负向影响，应从FDI影响环境的微观机制入手，从源头上控制有关影响因素，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在环境规制上，主要可以从三方面应对：一是调整我国引进外资的来源结构。我国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国主要集中投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污染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外资的流入应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应该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特别是具备先进的控污技术及环保技术且前向后向带动效应较强的产业，同时应具备较高的环保意识，对东道国进行投资的同时保持同母国相一致的环境规制程度。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外资要选择性引进，严格控制污染强度大的及技术含量低的外资。二是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积极引导外商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三是引进发达国家外资的环境友好技术。为了产生正的技术外部性溢出，外资可选择对供应链企业转移环境友好技术，获得正的外部性。

在门槛效应上，当前中国多数城市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一半城市处于低人力资本阶段，要想引导FDI发挥对环境的正向影响，需要改变中国目前的中等收入与低人力资本状况，发挥EKC机制中收入的“碳减排”作用，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增大研发投入，规范环境规制，充分吸收FDI的环境技术溢出。此外，遏制腐败、净化本地外商投资“软环境”也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陈建国，迟诚，杨博琼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经科学，2009（10）：110-117

[2]江柯，卢现祥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2）：46-51

[3]李子豪，刘辉煌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J].财贸经济，2012（9）：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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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295

1研究背景与意义

城市群是目前全球城市发展的趋势，在我国的9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的优势十分明显，但其最大的软肋仍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城市群中有着人口和产业的高度集中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种种环境问题，城市群中的这些污染往往因为集聚累加、迁移扩散等效应而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1]但与此同时，城市群的治污成本相对较低，存在着规模经济优势。现有的一部分研究认为经济集聚为环境带来了负外部性，产业集聚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研究认为经济集聚为环境带来了正外部性，产业集聚有利于减少治污成本，降低环境污染。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处于理论阐述和现状描述的层面，缺少地区数据与实证分析的支持。

本文将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集聚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试图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国内外的学者对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学者们对于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集聚会加重环境污染。Virkanen（1998）[2]、Frank（2001）[3]、Verhoef 等（2002）[4]以芬兰南部和欧盟等地区为例，证实了工业集聚是导致各类污染的主要原因。苏静（2013）[5]、刘满凤（2014）[6]等从我国省级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度与污染程度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集聚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降低生产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如 Feldman（1999）[7]、Hosoe（2006）[8]、李勇刚（2014）[9]等认为产业集聚可以带来技术创新和溢出效应，企业可以采用更多的绿色生产技术，使产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正向或者负向的关系。如闫逢柱（2011）[10]认为从短期来看，产业集聚发展会降低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李伟娜（2010）[11]、刘小铁（2017）[12]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即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存在着“N”形的相关关系。

3分析框架与基本假设

31Grossman 和 Krueger对环境效应的理论分析

基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13]对NAFTA环境效应的研究，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会通过以下三种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集聚的规模效应是指集聚会使生产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会给周围的环境带来大量的污染，但同时又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间接的方式来改善环境。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加剧了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经济集聚的结构效应是指产业的集聚会引起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一个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中的企业数量也会不断增加，高附加值的企业相对于低附加值的企业更具有竞争力，最后低附加值的企业只能被淘汰或被转移出去，最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产业集聚带来的结构上的改变有时也会对当地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有些地区为了能够快速发展经济，便盲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却忽略了对环境污染的管控。

经济集聚的技术效应指的是集聚会带来环保技术的改善，一方面会减少相同产出的资源消耗；另一方面会减少相同产出下的污染排放。另外，集聚经济主体可以共享中间投入要素、劳动力储备，有利于劳动力的匹配，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会吸引人才的集聚，高素质人才的集中会带来技术上的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经济集聚有助于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要素配置会更加经济有效，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32新经济地理理论关于产业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Krugman，1991）[14]提出，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导致产业集聚与分散的原因。当向心力成为主导力量时，产业集聚程度就会加强，若拥挤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向心力带来生产成本的减少，则产业会趋于分散。在竞争效应的影响下，一些产业由于生产技术较为先进所以在竞争中胜出得以继续留在集聚区，另一些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产业就会被淘汰或转移出去。而这些转移出去的产业为了实现长久的发展，便也会加快对减污技术的研发投入。因此从长远来看，生产带来的污染排放还是呈下降趋势的。

笔者从经济集聚不同发展阶段带来的不同污染问题出发，借助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这一经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假设，在初期集聚阶段，随着集聚加强污染逐步加重；在中后期集聚阶段，随着集聚加强，环境问题得到缓解。

4实证分析

41模型的设立

为了验证城市群经济集聚与大气污染的关系，设定了如下基本模型：

Yit=α0+α1Xit+α2 X2it+εit（1）

Yit=α0+α1Xit+α2X2it+α3PROit+α4REGit+α5RGDPit+εit（2）

变量解释：下标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因变量Y表示环境污染程度，自变量X表示经济集聚程度，REG表示环境规制，RGDP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RO表示技术水平，ε为随机干扰项。为了检验经济集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与大气污染的关系是否呈现倒“U”形，在模型中引入了经济集聚的二次方项。

42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是大气污染程度。在研究环境污染排放的实证文献中，较多的采用SO2排放来衡量大气污染[11]，这是因为SO2作为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成分在工业生产中排放较多，所以本文选用SO2排放量作为衡量大气污染程度的指标。二是经济集聚程度。 经济集聚程度表现为经济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集中程度[15]，用单位面积非农产出来表示（即二、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与城市面积的比值）。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环境规制（REG）、技术水平（PRO）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环境规制用二氧化硫产生量与排放量的差值来测度，技术水平用劳动生产率来测度（即人均非农产出）。

本文选取了2004年到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十六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常州、镇江、南通、绍兴、扬州、泰州、嘉兴、湖州、舟山和台州）进行分析检验，文中所选指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上海市2012年和2013年的部分数据存在缺失，所以该部分数据参考了《上海统计年鉴》。产出指标均根据上年GDP指数进行调整。计量分析采用EVIEWS72软件。

43模型分析与估计

43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通常情况下，用不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之前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分别采用 LLC 检验法和 Fisher-ADF 检验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中只有经济集聚程度（X、X2）为非平稳序列，其他变量均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为平稳序列。对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各检验值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具有平稳性。

432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虽然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但是还需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分别采用 Pedroni 检验和 Kao 检验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其中 Pedroni 检验选取 Panel-PP 统计量和 Group-ADF统计量（见表2）。

结果显示，各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各模型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原值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433回归方程实证结果及分析

综合表3和表4，经济集聚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由负变为正，说明在目前状况下，经济集聚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污染排放的强度；经济集聚的平方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即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说明在经济集聚的初期阶段会产生更多的污染，但是到了经济集聚的中后期，经济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大气污染的整体成本降低，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鉴于第二个模型中经济集聚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目前的经济水平仍没有达到“U”形曲线的下降部分，经济集聚还是处于初期阶段的。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的估计系数在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污染排放。技术水平的提高即投入要素组合的优化替代了环境要素的使用，减弱了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经济主体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还不够强，还需要依赖于政府的环境监督与管制。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的约束是在不断加剧的。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2004―2013年1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的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集聚与大气污染程度的关系呈倒“U”形，就目前来看，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即对于城市环境污染会有抑制作用。这些在一定意义上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在注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必须加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视。

51建立区域协调组织，加强区域联动协作

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拥有的资源和地理生态环境都比较相似，城市相互之间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因此，要想实现城市群资源环境的整体最优，就需要城市群内部每一个城市的共同努力、协同联动。首先，在城市群区域内部要建立统一的环境规则，避免由于法规口径不统一带来的执法困难。其次，各地应发展当地独有的资源环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分工合作效应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功能组织，以城市群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52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同时加大政府调控力度

应当适当放开市场准入机制，一方面，利用市场的自然竞争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可以将环境要素纳入供需关系并为其定价。城市群作为复杂的集聚体，其资源环境会面临着复杂的外部性问题，此外，私人部门也难以提供治污费用。所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政府调控手段，明确产权，尽可能保证各方利益不受到损害。

53大力宣传生态型城市群建设，保持城市与自然的协调共生

城市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只有保持协调共生的关系，才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为此，我们要加强生态产业和生态园区建设，鼓励绿色消费、生态消费，鼓励引导资源的多级循环利用和再利用，培养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媒体也应积极宣传大气治污的各种法律法规，为长三角城市群大气质量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4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落后的技术会成为制约城市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其一，建立完善“产学研”合作体系，为新的科研成果提供一个完善的交易平台，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研发积极性。其二，摒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依赖物质资本逐步过渡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的新型发展方式上来。其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引导产业空间合理布局。

55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有助于城市群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群内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密度、产业分布等都会影响到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这些不同的组合会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方向、资源利用的方式。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可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董小林城市群环境问题观察与环保模式探寻[J].环境保护，2012（4）：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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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伟娜制造业集聚、大气污染与节能减排[J].经济管理，2010（9）：36-44

[12]刘小铁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7（1）：72-79

篇（4）

其实，在地球上没有绝对的废弃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循环利用。但是人类的介入，使这个循环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不能循环的东西。比如早些年的发泡饭盒。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地球的资源就会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险了。保护的措施应该是尽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环。预防应该是多做些“远视”，不要老是盯在经济目标上。应该从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发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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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06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26-05

Abstract：This paper devid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o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xcess capacity，establish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model using provincial data from 1997 to 2012.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the formal regulation can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pollution. Secondly， improving inform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environment，inform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action to pollution that produced by excess capacity. In the end， excess capacity is the cause of pollution，resolving excess capacity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environmental quality.

Key words：governmental regulation；excess capacity；environmental pollution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采用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2016年3月10日，主席在参加两会青海团审议时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现已到了改变“牺牲环境拉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行业多是高污染行业，地方政府大都以牺牲环境来鼓励投资，企业所承担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进而出现过度投资，最终导致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1]。如何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是怎样的关系？一般认为，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工业部门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是否显著、作用强度及影响机理，以期引导后续环境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1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陈兴鹏等[2]揭示了环境污染指数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增加。叶阿忠等[3]分析了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交互影响体系。Zeng等[4]认为制造业集聚可以减轻“污染天堂”效应。日益恶化的环境正是发达国家污染工业厂商规避本国严格环境标准选择进入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带来的后果，即Esty和Geradin[5]的污染避难假说。原毅军[6]认为技术创新对污染减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Magat等[7]以加拿大魁北克省纸浆行业为研究对象，检验环境规制对生物需氧量和固体悬浮物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减少20%的排放量。Blackman等[8]研究证实墨西哥环保机构增加环境监察次数不能显著刺激企业采用先进的“净化”技术，正式环境规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的原因研究。林毅夫[9]提出“潮涌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新产业的发展前景具有良好的社会共识，引发投资的“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陶然等[10]认为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及加入WTO以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大量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二是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江飞涛等[11]认为在我国特定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难以向地方政府提供环境保护的激励合同，宽松的环境政策及对污染企业的纵容使得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行业生产成本外部化，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张平淡等[12]利用我国2001～2008年27个制造业行业细分数据检验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与环境污染负相关。

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从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来探讨环境污染问题，鲜有从产能过剩视角来探讨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二是把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引入虚拟变量，分别讨论环境污染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提出差异化环境污染治理对策；三是解释中国环境污染的模型，必须要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和背景，本文在解释变量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非正式规制。

2政府规制、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

为了全面分析政府规制、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构建如下理论分析框架，展现三者内在关联。按照“波特假说”，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和创新水平，即同样的投入将增加更多产出，产品供给持续增加，引起产能过剩；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非正式规制主要是指社会公众对污染企业的谈判和游说，对生产产生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如果污染企业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将加剧产能过剩。总之，政府规制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而政府规制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同。为了从理论根源上了解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接下来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作用机理绘制如图1所示。

3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文考察我国28个省（市）（、海南、重庆等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在内），样本期为1997～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31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EP

选取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三废”）三个指标来度量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排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以上各排放总量均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由于各指标量纲不同，在进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之前，按如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三种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即Ht=Ht-HminHmax-Hmin，Ht代表第t年各污染物标准化后的赋值，Ht代表各污染物当年的排放值，Hmax代表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大值，Hmin代表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小值。其次，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三种污染物在综合指数中所占的比重。最后，计算各年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即EPi，t=∑3j=1WjHtj（t=1，2，…16；j=1，2，3），EPi，t表示第i省t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j表示污染物种类，Htj表示第t年第j种污染物排放量标准化值，Wj表示第j种污染物所占权重。

32核心解释变量：政府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

正式规制强度ER。借鉴Lanoie[13]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政府正式规制强度越大。

非正式规制强度ERN。傅京燕[14]认为公众通过谈判或游说的非正式规制产生的环保效应更加明显。一般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将更加关注环境质量。借鉴Barro和Lee[15]的研究方法，用各省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计算公式为ERNit=∑（Eduyk×Popuk）÷∑Popuk，其中Eduyk表示第k种学历受教育年限，Popuk表示第k种学历的受教育人数，各种学历的受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16年，取自然对数。

产能过剩程度CU。遵循韩国高[1]的做法，用工业产能利用率作为评价产能过剩的指标，产能过剩=1-产能利用率，预期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正相关。

33其他变量的选择

除政府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外，还要考虑其他可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①经济增长GDP。选取各地区人均GDP来表示，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1997年为基期，换算成实际人均GDP。为验证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在模型中引入GDP及其平方项，如果GDP估计系数为正，平方项估计系数为负，则EKC假说成立，取自然对数。②技术创新水平Tech。采用各地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③产业结构IS。选取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④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经过价格平减处理以后的外商投资金额来表示，取自然对数。

4实证分析

41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前面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构建如下多元面板回归模型：

规制强度，ERNit表示非正式规制强度，CUit表示产能过剩程度，为了探究政府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对环境污染的联合影响，加入交乘项ERit×CUit和ERNit×CUit，it为4个控制变量向量，ωi表示不可观测的省际效应，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α0～α5、γ为待估系数。

如果不考虑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式（1）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将出现误差及不一致性。李铠[16]等认为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即当期的环境污染受前一期影响，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前一项EPit-1，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EPit=α0+ηLnEPit-1+α1ERit+α2LnERNit+α3CUit+α4ERit・CUit+α5LnERNit・CUit+γit+ωi+vt+εit（2）

模型（1）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方程①单独考证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结果显示正式规制强度、非正式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均与环境污染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规制强度的上升不能减少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程度与环境污染正相关。方程②加入了正式规制和产能过剩的交乘项，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正式规制与产能过剩的交乘项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产能过剩背景下，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加入控制变量得到方程③，GDP系数为正，其平方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0%水平上显著，验证了EKC假说的存在。技术创新的系数为负数，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越大。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环境污染。这与宋马林等[1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资源寻求型的FDI严重破坏了东道国的环境。

42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各省所处地理位置，将北京、天津等10个省市划℃为东部地区；山西、吉林等8个省划为中部地区；内蒙古、广西等11个省划为西部地区。建立模型（3），D为虚拟变量：

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结果如表2③～⑤列所示。从回归结果看出，非正式规制强度对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最小，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所以西部地区应加大非正式规制的力度。产能过剩对各地区的环境污染均有促进作用，且在西部地区最明显，因为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本身较高，产能过剩地区大部分处于中西部地区，化解产能过剩将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最明显，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将显著改善东部环境质量。FDI对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说明东中部地区的FDI多为市场寻求型，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而投入到西部地区的FDI多为资源寻求型，容易导致环境危机。

43关于产能过剩视角的进一步分析

实证模型中加入了非正式规制与产能过剩的交乘项，结果显示产能过剩背景下，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抑制作用较大，说明产能过剩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但这种逻辑关系是否存在，需要进一步检验。

以79%为分界点对各省产能过剩程度进行划分，产能利用率79%以下归为高度产能过剩区域，记为S区；79%以上归为低度产能过剩区域，记为W区。S区包括山西、湖南等13个省，W区包括北京、天津等16个省。在S区和W区分别建立环境污染的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⑥～⑦列。S区非正式规制系数为-14691，W区为-10414。说明在产能过剩程度较高的区域，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大，非正式规制对产能过剩造成的环境污染有平抑作用，进一步说明交乘项的运用具有稳健性。

5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市1997～2012年面板数据建立环境污染影响因素模型，检验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正式规制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较小，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产能过剩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化解产能过剩将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非正式规制对产能过剩引起的环境污染有平抑作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低，FDI越低，越能起到降污减排作用，加大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将显著改善东部环境质量。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如下启示：①制定适宜的政府正式规制强度。不能盲目提高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灵活运用排污费、污染许可证、环境税等规制手段，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能过剩程度的现实特点，采用差异化的规制强度。②加大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树立协调、共享、绿色发展理念。政府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全社会共同保护环境、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其次应加大教育投资，只有教育水平上去了，环保意识才能再上新台阶。③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近年来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配置效率的低下，还加剧了环境污染，在经济新常态下不能再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应加强供给侧改革，强化技术创新、错峰生产及“一带一路”战略等，淘汰落后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④合理使用FDI，优化产业结构。事实证明，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反而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故不应该再盲目吸引和使用FDI。对东部地区来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是降污减排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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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DID模型；洱海流域；农业生产方式；生态农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 X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5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2

水资源污染与清洁水源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不断加剧。农业面源污染是目前公认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随着对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点源污染控制的逐步加强，在水体污染中农业面源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据美国环保局2003年数据显示，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约四成河流和湖泊水体水质不合格，成为河流和湖泊污染第一大污染源[1]。欧洲的调查显示，农业生产排放超标的磷，导致地表水中富磷化，占到24%-71%地表水污染总负荷[2，3]。农田面源污染，尤其畜禽场面源防治成为发达国家分类控制的重点[4]。Leshan Jin研究了农业产业生产时的区域水资源对农业的承载极限，并探讨了控制农业污染的方法[5]。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从分析方法、影响机制、结构优化路径及具体对策等方面研究了水生态约束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问题。赵庆祯等对农村产业结构布局优化的数学模型及其稳定性进行了分析[6]。张维理等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进行了整体估计，并提出控制对策[7]。王鹏等生态脆弱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路径进行了研究[8]。刘航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之间的脱钩状态的分析模型[9]。龚琦以洱海流域为实证，探讨了面源污染控制目标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机制[10]。

污染产生的经济学根源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污染产生的市场失灵是由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效应、生态环境的产权不确定和生态环境利用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污染的政府失灵是由政府认识不足、决策局限、政策目标单一，存在忽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现象，以及环境管理的低效率引起的。通过强化政府管控，明晰环境产权，约束生产主体行为，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取向。实践证明，水环境保护政策对生活污染源和工业点源污染的效果显著，但由于农业生产范围广、生产主体小而散、排污量难以量化、交易成本难以市场化等，其政策针对性和治理效果差强人意 [7]。综上，与约束工业点源污染相比，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难点在于政策的细分性、系统性与长期性。因此，评价政策实施效用与农业生产方式响应，进而调整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政策实施区域的关键指标变化，可以估计政策实施的整体效果与有效措施，为调整和完善政策体系提供借鉴。本文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设计，利用研究区2000-2012年的大样本数据，比较政策区与非政策区间指标的变化，识别农业生产活动对政策的响应。

1 研究区概况

洱海是我国第七大淡水湖，云贵高原第二大高原湖泊，入湖河流有弥苴河、永安江、罗时江等大小河溪共 117条，整个流域面积跨大理市和洱源县2个县市，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流域内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人口密度大、农耕文明起源早，成为滇西地区重要的粮经作物主产区和畜禽养殖基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了工业、旅游业和规模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养殖业和林下经济成为流域农业产业的主体。

1.1 流域污染源结构

近年来，随着流域水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工业和城镇点源污染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但是，对于占流域河流、湖泊污染负荷总量70%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为洱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10]。如图1所示，通过对2011a洱海流域农村与农业面源、城镇生活污水、工业企业废水、旅游业、水土流失等污染源的治理状况和排放TN、TP、氨氮等三个水质指标采样比较，得出流域主要污染源是：农田面源污染、畜禽粪便、农村生活污水、城镇生活污水。

1.2 流域污染源分区

从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特征入手，洱海流域可以划分为大理市环湖片区和洱源县“北三江”片区。环湖片区包括下关镇、大理镇、喜洲镇、海东镇、挖色镇、湾桥镇、银桥镇、太邑乡、上关镇、双廊镇；“北三江”片区包括茈碧湖镇、邓川镇、凤羽镇、牛街镇、三营镇。洱海流域内共有溪流117条，其中弥苴河、罗时江、永安江“北三河”流域面积占整个流域的72%，人口密度高，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2000a-2011a水质处于IV、V、劣V类水平，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同比来看，环湖片区主要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下降显著。为比较政策重点区与非重点区的效应差别，本文选择大理市环湖片区作为政策重点区，洱源县北三江片区作为非政策重点区。

洱海环湖片区农业从业人口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为-2.85，表明政策实施后农业人口增加并未影响水环境承载力，即单位人口对水环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这可能归因于农户生产生活理念、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一是，根植“洱海清，大理兴”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农村生活污染、种植业化肥农药污染、渔业畜牧业养殖污染与洱海水质恶化的知识普及到农户，借助新农村建设，引导和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理念，树立起清洁生活、绿色生产的生态文明新理念。例如，大理市启动“洱海保护月”活动，并确定每年的1月份作为活动月；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建设生态示范镇、示范村。二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增收。除了传统的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进城，洱海环湖片区构建起旅游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机制。例如，随着旅游业态的升级，大理旅游业由古城观光游向环湖体验游过渡，环湖片区部分乡镇的旅游服务业不断提升，农户离土不离乡实现就业。

3.2 无害化种植政策效应

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4.02、10.22，表明即使实施政策，化肥、农药施用量对水环境污染影响仍然显著，即化肥、农药施用量导致水环境污染水平提高，这也印证了滥用化学肥料、农药，导致洱海水体富氧化，是洱海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为遏制化肥、农药等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的态势，大理市停止使用国家规定的高毒、高残留农药，建立农药科学使用技术规范，推进有机肥替代与测土施肥等措施，构建从源头控制化肥农药污染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绿色农业补贴政策，可以有效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大力提倡人工锄草、提倡使用有机肥，发展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观光农业。

3.3 科学养殖政策效应

肉奶总产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为-2.08，表明政策实施后以养殖业产量与水环境指数成反比，即单位养殖业产量对水环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而数据显示，洱海流域9万多头存栏奶牛产生的粪便是洱海水环境最大的威胁。养殖业污染水平的降低可以归因于畜禽粪便沼气化、饲料再加工等循环利用方式的创新。一是引入先进技术工艺，发展特色养殖循环经济。2003年以来，环湖片区的重点乡镇实施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通过有氧发酵、无害化加工等工艺流程生产生态有机肥的项目，有效缓解了养殖业发展对洱海治理的压力，同时还增加了畜禽养殖户的收入。二是推广公司化经营，提高养殖业产业集中度。传统农户养殖存在小、散、差、乱的现象，难以集中管理、集中处理、提质增效。大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扶持公司规模化经营、推广无公害养殖新技术、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加强建设农村沼气池、畜禽粪便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养殖业循环化、生态化、规模化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结论

（1）研究区生态农业发展具有典型性。洱海流域被认为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是滇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养殖业和种植业带来的面源污染，成为威胁洱海生态的主要因素。2003年水质处于IV类水平，农业面源污染排放COD、TN、TP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其中农业生产带来的化肥和畜禽粪便流失污染已成为流域主要污染源。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综合分析，实施生态农业政策，转变农户生产生活观念，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循环养殖业，全面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意义重大。

（2）生态农业政策效应显著。DID估计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下环湖片区农业生产方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效应为-12.59，即农业生产指标的提升并未带来洱海流域水污染的恶化，通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优化，达到“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的政策目标。农业从业人口、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肉奶总产量等四个指标的DID估计结果显著。①生态农业政策对农户环保意识、就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人均农业生产污染水平降低；②生态农业政策对农业种植结构、绿色无公害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调整和优化作用，导致农业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总量和单位使用强度的下降，降低了入湖水质富养化水平；③生态农业政策促进农业支柱产业养殖业无害化建设，通过养殖产业链循环利用、养殖技术标准化、经营方式集约化等方式，实现养殖业增产，入湖水质富养化水平下降。

（3）洱海生态农业模式具有推广价值。2003年，政府提出“洱海清、大理兴”的目标，出台《洱海流域保护治理规划（2003-2020）》，针对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种植结构调整，养殖业标准化、无害化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科学施肥用药等生态农业政策。在政策效应作用下，洱海流域已成为全国城市近郊湖泊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循法自然、科学规划、全面控源、行政问责、全民参与”的洱海模式得到国家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的肯定。针对湖泊流域生态承载力和致污因素，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养殖业循环发展、扶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等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对于高原湖泊、乃至更广泛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具有政策借鉴价值。

4.2 展望

在研究区域方面：研究通过政策实施后政策区与非政策区的比较分析，只针对政策区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忽略了对非政策区农业生产方式的分析。通过归类说明具体生态农业政策对调整与优化洱海环湖片区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在非政策区绿色农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没有对非政策区具体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态农业政策进行区分和详细说明。

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方面：后续研究可尝试借助面板数据，对两类区域进行比较分析各研究区政策实施状况，得到非政策区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农业政策的效应指数，推进全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探寻深层次原因。在变量选取上可结合行为地理学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户生产技术、农业生产观念、就业意愿与土地流转诉求等方面的解释变量；此外纳入流域大气环境指标、植被覆盖指标和土壤指标等变量，以揭示洱海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全貌。

此外，从政策实施层考虑，尽管这些政策区实施了生态农业政策，但可能存在实施力度不同、实施方式、结果异象的问题。从政策实施群的角度，揭示政策实施群行为与政策效应的相关性，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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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航，赵景峰，吴航. 中国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的异质性及产业转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4）：150-155.[Liu Hang，Zhao Jingfeng，Wu 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ecoupl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Discharging Densely Different Pollutants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 （4）：150-155.]

[10]龚琦，王雅鹏，董利民.基于云南洱海流域水污染控制的多目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475-478.[Gong Qi，Wang Yapeng，Dong Limi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Erhai Basin in Yunnan Province [J].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2010，31（6）： 475-478.]

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Erhai Basin by DID Model

CAO Honghua1，2 WANG Rongcheng1 LI L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

篇（7）

一、破坏环境，对水土的影响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水土流失是我国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最常见的地质灾害，其中以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我国目前水土流失总的情况是：点上有治理，面上有扩大，治理赶不上破坏。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解放初期为17.4亿亩，到1980年约治理6亿亩。由于治理赶不上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却扩大到22.5亿亩，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6，涉及近千个县。全国山地丘陵区有坡耕地约4亿亩，其中修梯田约1亿亩，而另外3亿亩坡地正遭受水土流失的危害。

二、环境破坏对空气的影响

（一）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影响，

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 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二）环境污染对身体的影响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三、环境的保护

（一）坚定不移的健全环境保护的地方法律法规

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于支持，例如：对于防治工业生产排放的“三废”粉尘，放射性无助，烟尘污水和垃圾等，除了鼓励相关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措施，对高耗能企业按章节能设施，还需要在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破坏环境的“代价”，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一系列环境评价，考核，监管和处罚制度，用法律保护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真正把防污染和保护环境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二）培养公民的环保意识，加强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的宣传

环境保护锁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类身心的健康，防止机体在环境的影响下变异和退化；二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或消除有害物质进入环境，以利于人类生命活动。3.22日是世界地球日，人们正尝试着各种方法让环保赢得大家的重视，当然孩子作为祖国的下一代，作为未来祖国的接班人，培养其良好的环保修养对于祖国长远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与法制宣传部门紧密结合，将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纳入全社会的宣传教育体系，作为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内容，并纳入普法考试考核。二是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教育培训制度。

（三）加强施工中的管理，杜绝不顾环境的开发

篇（8）

一、影响大气污染的社会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与人口素质两个维度，以下对二者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当人口规模增大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会随之增加，这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渠道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从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人口素质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大有裨益。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由此可见，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气质量。2．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是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内生因素。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影响大气污染的机制包括以下几个:第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培育与壮大绿色消费。如果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强烈，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则会注重绿色消费，积极消费绿色产品。显然，这有助于从需求侧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推动企业和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围绕市场的主流消费需求开展研发和生产活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对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研发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消费者注重生态利益，注重绿色消费，则有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开展绿色生产技术研发活动。显然，这有助于促进企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进而有利于遏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费者不注重或漠视生态利益，则难以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产业发展不利于大气质量的改善。第三，从供给角度来看，生产者的环保意识会影响其经营决策和环境治理决策。伴随着生产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生产者会增加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最后，伴随着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对环境保护更为关注。这可以为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

大气污染受众多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晰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环境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总体而言，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经济增长

关于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当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但是当经济增长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经济增长会降低环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学界存在不同的解释，相关解释聚焦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引致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结构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所谓“技术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影响［6］。经验研究方面，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学界并未形成共识，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污染物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情况往往并不相同。尽管如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因素不容忽视，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大气质量改善双重战略目标的有效路径。

2．城市化

长期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也逐步向城市汇聚。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城市化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首先，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化的加快会导致工业规模的扩张，从而会引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导致城市面积不断扩大，通勤成本随之提高，居民的汽车保有量大量增加。这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明显增加，从而加剧了大气污染［5］。当然，城市化也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大气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相关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导致劳动力、资本、知识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高度集中，促进产业集聚。依据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产业集聚会促进知识和技术在集群内的企业之间进行扩散，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管理创新，这有助于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抑制大气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会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进而会提高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层次［7］。这有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引导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活动，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从而有助于遏制大气污染。

3．产业结构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其二为不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的演进。首先，诚如我们所知，第二产业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从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洁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规模。由此可见，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优化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有助于改善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是指各类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来看，能源可以分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所谓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而非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众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洁能源，其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洁能源，其消费不会引发环境质量的显著恶化。因此，当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会下降。反之，当非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能源消费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会加大。由此可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贸易

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出口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出口贸易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内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将出口贸易影响环境质量的机制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技术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引致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规模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通过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机制，出口贸易会促进一国和地区的技术进步。因此，通常而言，“技术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正向;如果清洁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规模，反之，若污染型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见，“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取决于出口产品结构的具体变化情况［8］。总体而言，出口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一国和地区环境质量的净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应加强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评估，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绿色转型，逐步改善出口贸易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

6．外商直接投资

伴随着全球投资规则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据国际经济理论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不仅包括资本流动，还涉及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借鉴盛斌和吕越的研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亦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生产结构的调整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技术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9］。通常来说，“规模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生产结构趋于绿色化，则“结构效应”为正，反之，“结构效应”为负。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改善了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则“技术效应”为正，反之，则“技术效应”为负。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质量的净效应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7．环境政策

篇（9）

人们只会关注科技的积极作用,把科技视为工具,对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缺乏重视。科技人员对科技已经带来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或故意淡化,公众对科技作用认识不全面,缺乏对科技产生环境污染的关注,失去对科技应有的预见意识。因此,由于缺乏对科技发展的预见,人们在处理科技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时,普遍采取一种“先发生,后治理”的态度,而其结果往往是既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又使其污染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治理难度大大增加。

2.人们对科技认识有限,应用不当

由于科技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层性,使得人们对科技的全面认识要经历漫长的提高过程,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技在当前看似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也就难以提前认知到科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外,科技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只有在全面认识和把握科技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合理使用科技。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科技应用不当问题的发生成为了必然。

3.科技工作者错误的伦理道德责任定位

科技工作者可以追求财富与名利,但必须出于正当的追求。如果科技工作者只是一味的追逐功利,就会导致他们道德伦理责任意识的淡薄。如首先提出克隆人计划的理查德﹒锡德,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会在美国建立一家诊所,从事克隆人研究,通过研究为人们服务,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能赚钱的诊所。”显然,锡德从事克隆人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没有考虑由此给社会、人类和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

二、解决科技带来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

1.突出科技的人文和生态价值

1.1增加科技的人文情怀

科技带来环境带污染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人们过分关注科技的经济价值,忽视科技的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怀。因此,在缓解科技带来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必须加强科技的人文情怀。科技的一切发展都应有利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科技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这是创造之目的,存在之价值。科技只有体现了人文情怀,才能成为真正的科技,才能在应用的过程中树立人的理念,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1.2树立科技的生态理念

要想减少科技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就得从与它最密切的自然界着手,摒弃旧的自然观,树立新的生态理念。科技的生态理念是在不破坏自然生态资源的前提下,合理、科学的利用科技为人类创造财富,使科技更好的融入自然,更好的发挥其作用。使自然和科技的发展真正地协调起来,为科技发展创造平稳协调的环境,最大限度的减少科技对自然的破坏。

2.提高人们对科技的认识

充分认识科技作用的双重性是指科技的发展和使用既会对自然环境、人类和社会带来有利的一面,也会产生危害效应。这突出地体现了科技发展和应用所具有的风险性,也就预示着伴随科技的发展,负效应会也会逐渐暴露出来。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人们对科技形成全面的认识,对科技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形成风险意识,尽量减少科技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3.合理应用科技

科技带来的问题是由科技本身、科技主体或科技对象的原因而产生的,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了科技有待完善。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政府应投入资金和人力进行研究,用科技的方法解决问题。如锂电池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常用电源,它重量轻且可以再充电,但材料贵且具有毒性。如果以硼为基础作为添加剂,并利用这种化合物便可以得到一种更加便宜、毒性更小的锂盐电池,有效的解决了由此带来的污染问题。

4.提高科技工作者伦理修养

篇（10）

[中图分类号]F014.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7-0096-02

二战以后的工业经济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供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各种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持续地、大量地向环境中输入，造成有害物质通过土壤、水体以及空气在生态系统内富集，引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淡水短缺等，并已危及到当代人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的负的外部效应的表现，是环境治理中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之一。

一、外部效应的涵义

外部效应的概念是经过演化的，最初涉及到外部效应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指出，外部经济指在一个产品部门内部各厂商之间相互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刺激和影响。可见，外部经济主要是正的、积极的外部激励。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在外部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生产外部性理论。认为生产者（消费者）的边际私人净产值（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净产值（边际社会成本）的不一致现象，就是生产（消费）的外部性。并将外部效应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即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

无论是正的外部效应还是负的外部效应，都是生产和消费的副产品。曼昆说，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了旁观者福利，却没有对这种影响付酬或得到报酬时，就产生了外部性。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公众对外部效应的极大关注，政府针对生产企业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提出了严格的国家标准，并通过政府管制和法律途径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中国的学者郭伟和指出，外部效应是经济主体（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无意间对别人的经济福利状况造成好或坏的影响，但并没有给别人以合理的补偿或自己得到补偿，这就是经济的外部效应。如果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是有意地改善或损害别人的经济福利，那么就是行善或犯罪，不属外部效应的范畴。负的外部效应可以用下面的西药生产的市场均衡和最适均衡模型（图1）来表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生产西药的工厂同样具有企业的共性——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为此，工厂要考虑的只是根据自己企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决定生产数量Q1。但是，作为西药生产的副产品，工厂排放的废水、废物和废渣对旁观者和外部环境带来了伤害，产生了西药生产的外部成本，即图中社会成本线和私人成本线之间的差额。外部的成本并不计入生产企业的总成本，无辜的旁观者和外部环境承担了西药生产的一部分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没有动机将此成本内部化的。导致社会的最适均衡无法实现，社会均衡量大于社会最适量Q2，厂商得到的收益无法抵偿社会成本，出现旁观者社会福利的减损，体现了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

二、外部效应的存在领域

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是广泛存在的，当前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中国，伴随着持续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源污染物、生活源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合成的复合型环境污染使中国的城市和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城市生活的福利大打折扣，农村环境污染也在加剧。而水土空气污染使人们更加担忧、焦虑和缺乏幸福感。

可见，能够发生负的外部效应的领域，总是存在公共产权或产权无法明确界定的领域，如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免费的自然资源正在受到经济增长的外部伤害，给生存其间的旁观者带来外部伤害，导致资源的非帕累托最优配置。

三、外部效应治理的群众性基础

在信息时代，网络的普及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使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有了交流的平台，为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渠道。近来，根据刘德华的成名曲《忘情水》改编的、呼吁大家共同关注环保的歌曲《放心水》得到了网民的盛赞，酣畅淋漓的歌声深得人心，唱出了公众对丑恶现象的痛恨、对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期望。《放心水》网络上的迅速走红也是公众的精神慰籍和情感释放，体现了歌曲的社会批判和整合功能，是社会意识觉醒的体现，说明中国治理环境污染已经具有社会的参与意识，已经具备系统化的制度治理的群众性基础。同时，在网络跟贴中也让反映出面对复合型的生态污染问题个体行动的无力。

四、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制度途径

为了呼唤整个社会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形成良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建设山清水绿的美丽中国，就要从制度和系统治理入手，缓解我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压缩型、复合型”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政府应强化产业规制

由于负的外部效应是由于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存在差值，庇古从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角度，提出实行国家干预，利用课税方式来弥补不同产业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差值，使二者相等，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产业规制是弥补市场失灵、处理外部效应问题的基本途径。

（二）技术工艺创新和制度引导相结合

技术创新和工艺流程的改进是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效应的根本解决之道。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清洁生产和消费是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有效途径。清洁生产是指在工业生产的源头和过程中进行控制，通过科学技术、组织重置、宏观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替代原材料、改进工艺、升级技术，力求把污染物消灭在产生之前。通过技术工艺创新来变废为宝是欧洲外部效应效益化的普遍途径。

资源回收、垃圾再利用是建立在细节分类制度基础上，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企业牵头，全社会和个人的配合，形成零废弃、全回收的社会总动员。如比利时的垃圾处理企业Electrawinds，将工业垃圾和家用垃圾作为能源用来焚烧发电，在获得出售绿电和焚烧灰尘利润的同时还获得了政府的补贴；布鲁塞尔实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圾、纸张、包装瓶和园艺垃圾分别盛装在白、黄、蓝、绿四色垃圾袋中，在垃圾生成的起点将资源归位。再如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小学的“生态厕所”是轻钢结构建成的，可移动容器可将尿液和粪便分开，并将后者发酵制成有机肥料，不需要水冲洗，并且干净整洁，体现了环保技术和理念。

（三）转变思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科斯理论提出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及产权界定、产权交换手段来解决外部效应，要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然而，事实证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运行效果并不好。

可持续提高生产效能、尽可能地减少发展带来的污染的另一个思路是通过市场交易内容的改变来节能降耗。在2012年11月维也纳的能源与气候变化博览会上，塞尔维亚清洁产品中心带来了化学品租赁这一可持续化学品管理商业模式。按照此模式，化学品的交易不再以数量来计量，而是按照功效取酬，只要生产商提供的效果达到生产需求，即可完成交易。经济效益的追求给了化学品生产商努力促成此模式的动机和理由。

[参考文献]

[1]（英）Arthur Cecil Pigou.福利经济学[M].何玉长，丁晓钦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98-127.

篇（11）

一、引言

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进行传导，产业结构在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发挥重要桥梁纽带作用[1]。当前阶段，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成为各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如若不能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导致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不可逆性破坏。特别在国家大力倡导生态经济建设，努力提升生态文明水平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广西作为我国西南沿边少数民族省区，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些年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战略，二产比重有了显著提升，三次产业结构形态由2001年的“三二一”（25.2∶35.5∶39.3）调整为2015年的“二三一”（15.27∶45.79∶38.94），全区生产总值也从2001年的2231.19亿元以年均15.51%的增速增长到2015年的16803.12亿元。然而，还需看到，近些年钢铁、石化、有色等资源型工业产值占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多数工业企业仍旧沿袭以往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农业领域也更多依赖农药化肥的使用得以实现产出的稳定增长。如此也对广西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据广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4年广西各区市城市空气质量、主要河流水质、近岸海域水质均有一定程度下降，广西环境承载力已接近或达到上限，环境污染问题可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集中爆发，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的难度加大[2]。为此，如何选准广西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实现广西经济的“弯道超车”，又能避免产业结构调整对其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定量测评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将为广西选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研究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对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自然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就农业[3-5]、工业[6-8]、建筑业[9-10]、服务业[11-13]等某一类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针对更加细分的林业[14]、渔业[15]、畜牧业[16]、采矿业[17]、制药业[18]、旅游业[19-20]等单一产业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探讨。还有部分学者系统考察了特定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如彭建等（2005）[21]开创性地将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引入到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中，之后众多学者借鉴彭建的方法分别对甘肃省[22]、青海省[23]、四川省[24]、江西省[25]等区域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外，韩峰等（2010）[26]运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南省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测算，李芳等（2011）[27]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法对新疆产业结构变迁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系统探讨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下文将根据广西产业结构特征，在梳理广西产业类型基础上，参考彭建等构建的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方法，全面系统考察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一步丰富现有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研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彭建（2005）[21]、赵雪雁（2007）[22]等将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引入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方法，构建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nfluenceindexofindustrialstructureonnaturalenvironment，简称IIISNE）对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评价。具体评价过程如下：IIISNEt=∑ni=1IISit*IEi其中，IIISNEt表示第t年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Sit表示第t年广西第i产业增加值占区域生产总值（GDP）的比重；IEi表示广西第i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IIISNE反映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该值越大，说明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产业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越强；反之则弱。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各产业相关原始数据均直接摘自《广西统计年鉴》（2002—2015）、《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网站2012—2015年各年份季度、月度进度数据，少部分数据由统计公报中公布的同比增长率等数据推算，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入法补齐。

四、实证分析

（一）产业分类及不同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

产业发展的过程是各类资源要素投入再造的过程，不同产业的发展由于其投入要素、资源消耗、产业组织方式、产出形态等的不同势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对产业进行合理分类并对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将为有效评价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有益基础。1.已有的产业分类与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从产业分类来看，多数学者都沿用彭建等（2005）[21]提出的分类方法，将第一产业中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分别单独列出，第二产业细分为轻工业、重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中将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大影响的运输业单独列出，其余则归为其他产业，总体把所有产业细分为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及其他产业九大类目。也有学者在彭建等（2005）[21]提出的分类方法上略作改动，如乌敦、李百岁（2009）[29]略去了运输业类目，袁杭松、陈来（2010）[30]将工业视为整体，不进一步细分。从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来看，首先在赋值区间上基本都选用[0，5]，只有袁杭松、陈来（2010）[30]将赋值区间扩展为[0，100]；其次在具体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方面，各学者对农业（种植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基本一致，但对林业、畜牧业等其他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看法各不相同（见表1）。2.本文产业分类与产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对产业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对不同产业进行环境影响系数赋值，那么产业分类的依据也必然是不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本文产业分类以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前提，在彭建等提出的产业分类标准上进行改进，依据广西实际，将广西第二产业细分为采矿业、六大高耗能行业、其他制造业、建筑业。原因是本文认为轻重工业的传统划分过于笼统，很难区分轻重工业各细分产业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差异。但是包含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有色金属矿采选等在内的采矿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直观而深刻；包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内的六大高耗能行业①又是典型的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产业，这些产业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影响巨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广西所有产业细分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采矿业、六大高耗能行业、其他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产业共10个细分产业。依据每类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每个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进行赋值（见表2），赋值区间依然选用[0，5]，产业发展对广西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程度越深，则赋值越高（越接近5），反之则赋值低（越接近0）所有产业中对广西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二产业，其中六大高能耗行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大，环境影响系数最高，赋值为5；其次是采矿业，直接对山体、地表、水源等产生直接破坏，环境影响系数赋值为4.5；其他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依次为4和3。对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整体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第二产业，其中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对生态的破坏最大，其系数记为3；畜牧业和渔业对环境影响仅次于种植业，且畜牧业和渔业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养殖形态，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相当只是主体不同，因此畜牧业和渔业的环境影响系数均赋为2；林业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改善功能，但是目前广西林业树种结构单一，人造林普遍，对生态多样性损坏严重，因此林业赋值为1。运输业的发展如同一个个流动的工厂，不断向环境中排放废气，而且运输业发展带来的道路新建与扩建工程给环境也造成很大压力，因此运输业赋值为4。第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但也都大于林业的影响，因此赋值1.5。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指数计算

确定了产业分类及每类产业的环境影响系数后，再计算每类产业在广西生产总值即全区GDP中所占的比重，表3显示了2001—2015年广西10大类产业的比重。再将不同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其生态环境系数相乘，并进行求和运算，得到表4所示的广西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及综合指数。

（三）结果分析

对表4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表明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持续增加，广西当前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还在加剧环境污染。图1显示了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变化趋势，2001—2015年，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从2.75增长到3.01，绝对数值增长0.27，年均增长0.67%。此外，该实证结果与曹光辉等（2006）[31]和赵新华等（2011）[32]年对我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就当前广西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做大做强经济总量的过程中势必以生态环境为代价。2.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重主要源于六大高耗能行业和其他制造业比重上升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剧，二者已经成为加剧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产业。虽然广西的工业起步较晚，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广西各类资源型产业、现代制造业也得到大力发展。具体而言，2001—2015年，广西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从141.35亿元增加到2461.60亿元，年均增长22.64%，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6.34%增加到14.65%，上升了8个百分点；而除六大高耗能产业以外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从16.97%上升到22.28%（见表3）。由于六大高耗能产业和其他制造业的环境影响系数较大，这些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促使六大高耗能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对综合指数的贡献从11.53%上升到2015年的24.30%，其他制造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对综合指数的贡献从24.71%上升到29.56%，2015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和其他制造业对广西总体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达到53.86%（见图2）。此外，建筑业比重的略微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广西生态环境的影响。3.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及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从2001年的2.75以年均增长0.67%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的3.01，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但速度相对较慢，主要源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及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比重在15年间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详细分析发现，2001—2015年，广西种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3.94下降到8.80%，在所有产业中下降幅度最大；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和渔业分别下降了3.30、2.06和1.48个百分点，这些产业占GDP比重的下降有效降低了广西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速度，产业比重的下降促使种植业、交通运输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对综合指数的贡献从2001年的15.22%、9.62%、4.83%、2.34%分别下降到2015年的8.76%、6.04%、2.21%和1.15%（见图2），否则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将更加严峻。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广西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运用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来对21世纪以来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动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表明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持续增加，广西当前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还在加剧环境污染；（2）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重主要源于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加速发展和其他制造业比重的提升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剧，二者已经成为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产业；（3）广西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及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对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境恶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