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要素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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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22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10-03

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国际竞争逐渐激烈,知识与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越来越关注,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作用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它们各自对增长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的改变,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会有所不同,因而其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发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大小的转变,随着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其持续性和长期性。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索洛(1956)的研究首次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1]。丹尼森(1985)分析了1929-1982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并指出知识进展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2]。格里利彻斯(1986)也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均有关系[3]。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丰富。李京文等经济学者(1993)与美国的乔根森、日本的黑田昌裕等人合作编著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对我国的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4]。此外,谢千里等(1995)、郑玉歆(1999)、王小鲁(2000)、张军和施少华(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等也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9]。笔者将对采用OECD推荐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实际估算,从而分析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要素的增长贡献分析中,增长核算方法显然更具有国际对比性。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从1983年开始公布用增长核算方法估计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OECD每年公布的其成员国生产率数据也均是基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的,因此用增长核算方法有利于我国生产率估算结果的国际比较。笔者所用估算方法为增长核算并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H,则增加值可以表示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

Q=H(k1,k2,L kn;l1,l2,L lm;T)(1)

Q表示增加值,k1,k2,L kn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l1,l2,L lm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表示时间。假设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用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Q=AF(K,L,T)(2)

将(2)式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表示,增加值增长就等于两种投入指数的贡献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之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每种投入的产出弹性等于该投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在规模效益不变时各种投入弹性之和恰等于1,这样可以得到:

ln■=ln■+Vkln■+VLln■(3)

ln(At/At-1)反映生产率的增长,VKln(Kt/Kt-1)反映资本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VLln(Lt/Lt-1)反映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VK+VL=1。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ln■=ln■-VKln■-VLln■(4)

在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经济增长分析中,产出的衡量基本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但要素投入的衡量则更为复杂并且存在争议。对于劳动投入的最理想度量是标准劳动时间,这在生产率测算比较成熟的国家有详细的调查数据,但我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基础非常薄弱,因此文献中多用就业人数、经济活动人口等指标来代替。当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率测算后,教育总年限、加权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本指数等指标被用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物质资本投入的衡量同样是一大难题。资本投入被定义为资本存量所提供的资本服务流。中国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资本投入多是采用资本存量总额或者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如叶裕民(2002)、肖红叶和郝枫(2004)等均用资本存量净额作为资本投入的度量[10-11]。

考虑到数据的约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2]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产函数中的因变量产出用增加值来衡量,总量层面增加值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需要扣除价格变化的影响,因此采用按照不变价推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有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数与标准劳动时间等。标准劳动时间是最适宜的指标,但标准劳动时间的测算需要得到各类人群的工作时间与劳动报酬,鉴于资料的可得性,笔者采用了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资本投入,笔者按照OECD《生产率测算手册》推荐方法[13]估算了我国的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作为其增长情况的衡量。资本服务是每一时期从资本资产流向生产过程的生产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作用和劳动力的作用类似,劳动力是提供劳动服务的载体,而资本存量也是提供资本服务的载体。当要考虑某一资产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时,资产所产出的相应的资本服务的价值是最好的衡量,资本服务物量指数则反映了资本服务的数量变化。

对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即投入要素份额的确定。在生产函数中,要素的产出弹性直接影响着不同要素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要素产出弹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一种是收入份额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回归方法只需要得到相关总量数据即可进行,简单直接,但其主要缺点是需要假设要素的产出弹性为常数(如C-D生产函数),估计需要满足模型的假设。在实际的经济增长中,不同要素的份额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而收入份额法直接根据统计数据得出产出弹性,不需要估计,各种投入要素份额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方法同样需要假设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变的规模收益。在OECD(2001)《生产率测算手册》中将收入份额法作为要素产出弹性的推荐使用方法。因此本文也使用收入份额法。由于无法获得收入份额法所需的所有数据,笔者根据可得数据作出了处理。根据全国投入产出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得到各年份劳动者报酬与对应净增加值,然后用劳动者报酬占净增加值比重作为劳动投入的份额VL,根据规模报酬不变,求得资本投入的份额VK=1-VL,一共得到5年的劳动投入份额,对于两年间的中间年份份额用两年的平均比重来替代,并假设2005年以后的份额与2005年相同。

三、估算结果和政策建议

表1给出了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估算结果。从结果来看,我国1995年以来,劳动投入指数比较稳定。而资本投入指数波动较大,1995-2000年资本投入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2000年以后则快速增长并维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为正值,说明我国生产率一直在改善,技术进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该数据呈现出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投入要素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计算了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2中劳动贡献率为劳动贡献占产出增长的比重,其中劳动贡献为劳动份额乘以劳动投入指数,资本贡献率和生产率贡献率按类似方法求得。

估算结果反映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43%,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分别贡献了60.95%和32.61%,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从1995-1999年的46.60%增加到2000-2007年的69.19%,说明近年来资本投入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逐渐加重。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贡献表现出下降趋势,2000年至今的生产率平均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5.07%下降到25.47%,加上资本贡献率的不断增加,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属于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有很大差距。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更大力度地推进技术进步,要积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将我国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促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多依赖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长期竞争力,并发展为一种资源环境友好型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1]Solow Robert.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2]Edward Denison. Tren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929-1982[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1985.

[3]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1):141-154.

[4]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J].经济研究,1995,(12).

[6]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7]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7).

[8]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

[9]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我国的转轨特征[J].经济研究,2002,(6).

[10]叶裕民.全国及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析[J].经济学家,2002,(3).

[11]肖红叶,郝枫.京津沪资本存量估算与经济增长因素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2004,(7).

[1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13]OECD, Measuring Productivity-Measurement of Aggregate and Industry-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M].France:2001.

Factor Inpu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Ye Fanni

篇（2）

近年来，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财政分权、外贸政策、政府支出等；二是用生产函数研究教育、固定资产投资、电力消费、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全局的角度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分析。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用传统的生产函数研究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他要素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能源、电力消耗、基础设施、外商投资、信息化、教育投入等,表面上看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得出了显著的结果，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都比较大，统计检验都比较显著,也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如果以上这十多个要素都有如此功效,那我们就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投入成本最小的那个要素,加大投入,那我国的经济就应该有显著的增长,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主要问题如下：

1.可能的解释。也许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持局部正确总体也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投入要素之间本身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不可能其中某个要素单独增长，而其他要素维持不变，但这种解释不具有说服力，即使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投入要素中个别要素仍然是有可能很快增长，显然不能仅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这个要素的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2.伪回归问题。可以设想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一样，本身存在着增长的趋势，虽然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但时间序列中，在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存在着伪回归问题，需要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而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的局限，很少有学者这样做，导致伪回归。

3.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之间存在着以下几种关系，一种是相关关系；第二种情况是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OLS直接进行估计，得到最优无偏估计量，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情况也不多见，一般我们认为劳动力投入是外生的，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第三种情况是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存在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它们与随机误差项不独立，会存在联立性偏误、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

4.数据问题。利用生产函数进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最有争议和误差最大的是关于资本的数据来源问题，有的学者用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更新改造投资代替；有的学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有的学者估算出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有的学者利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存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计算；有的学者利用折旧额进行计算；目前得到较多学者认可的是用资本的存量进行计算，但由于我国并没有相关数据，所以一些学者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不同的估算方法导致结果差异较大。

5.基本假设问题。生产函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用SOLOW余值法进行技术进步的测定，基本假设就是规模报酬不变，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这样的情况很难同时存在。

二、政策建议

1.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切实际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全局眼光来研究问题。分析除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以外的诸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的应该将这些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视为相关关系，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因果关系，哪怕经济理论和计量分析支持这种说法。因为此时哪怕模型再好，统计检验再显著都没有任何意义。

2.用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广义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义的，不过，要考虑好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数据处理问题、经济计量方法问题，不能简单地用OLS进行回归。

3.投入要素的重新分类。先看一下丁伯根生产函数模型：Y=A0ertKαLβ (1）

Y表示产出，K、L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投入量，A0是常数，表示综合技术进步水平，α、β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产出弹性之和是函数齐次性的阶α+β，从而根据α+β＞1、=1、＜1可确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分别是递增、不变、递减。

从本质上讲，导致经济增长的要素可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劳动力资源，其中有形资源可用资本代替，无形资源包括知识、技术进步、制度、管理、信息资源等要素，人力资源是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综合反映。

无形资源中，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潜在的和间接的，技术是直接的，在生产函数中可通过系数r表示技术进步率，至于制度、管理因素，一般难以量化，可通过生产函数的系数A0反映，这样，信息资源可单独作一个要素，即将生产函数变形为公式（2），其中I表示信息资源。

Y=A0ertKαLβIy （2）

当然，研究中同样要处理好数据问题、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经济计量方法问题，可通过工具变量法或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此外，如果能找到技术进步、知识等数据或其替代变量，也可以对生产函数进行某种修改后进行定量分析。

篇（3）

在人们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就表示惊叹的同时，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Young(1995)使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发现，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很少可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甚至为负值。等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这些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是所谓“禀赋驱动型”的(Endowment-driven)，即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快速积累，而非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或技术的不断进步③。Krugman(1994)据此把东亚这种依靠要素快速积累的发展路径和前苏联高度资源动员的“斯大林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这种依靠“汗水”(Perspiration)而非“灵感"(Inspiration)的高投入的积累模式肯定不能持久，东亚的所谓奇迹只是一具“纸老虎”(PaperTiger)，停滞或崩溃只是早晚的事，丝毫不值得其他国家羡慕和效仿。Krugman的这种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影响甚广，而后来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他的这种“预言”。

 

我们注意到，发生“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了出口导向的贸易开放政策，并且出口的产品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值较高的制造业产品为主。这种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规模扩张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本文通过对各种描述贸易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的比较分析，试图更加全面合理地揭示“东亚奇迹”的发生机理并探讨这种依靠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从而在理论上反驳Krugman(1994)的判断。本文第二部分综述贸易和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即贸易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三部分归纳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机理、作用条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借鉴东亚的成功经验;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贸易和增长的理论关系

 

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Ramsey&Diamond模型)对生产函数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资本边际产量递减。在封闭经济中，随着人均资本的不断积累，人均产出和人均储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最终储蓄只够维持折旧和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的投资需求。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最终将停止增加，人均资本和收入固定在一个稳态水平。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贸易存在的影子。比如它把战后最重要的典型事实“条件收敛”①归结为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然后借助封闭经济的假设把这种的差异转化为各国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一)新增长理论中的贸易和增长

 

把增长和贸易结合起来的是新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有“研究和开发”部门的增长模型一以产品数目的增加模型为例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GrossmanandHelpman(1991)的中间产品贸易模型。他们考虑这样的生产过程：首先由劳动生产出差异性的中间产品，然后中间产品通过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即CES生产函数)生产出最终产品以供最终消费和投资之用。这里，最终产品的产量不但与中间投入的总量有关，还会随着中间投人种类的增加而扩张。此外，他们模型的关键假设是进行新中间投入研究和开发(R&D)的固定成本随着产品数目的增加而下降(产品越多，新产品就越容易被开发出来)。这样，贸易开放会使得中间产品数目扩张而大大降低新中间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固定费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显著的规模效应。也认为，在一个由两个相似发达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经济一体化(商品贸易以及与之相伴的观念流动)能通过研发部门递增的规模报酬而持久地增进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但如果把这种模型结构放宽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结论就不同了。Feenstra(1994)认为，贸易能够导致跨国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但是贸易本身并非充分条件，它取决于贸易发生的同时有无知识的流动。若只有贸易而无知识的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则贸易就只能导致增长速度的发散：“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Young(1991)也持同样的观点：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这是因为开放以后初始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使得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而这些产品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学习的余地了。

 

2.“干中学”一人力资本积累Lucas(1993)构建了一个存在许多连续小国(世界价格接受者)的贸易开放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各国有两个生产部门(两个消费品生产部门)并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由于各国在自由贸易下生产的产品不同，而每个国家又只积累与所生产产品相关的特定人力资本，所以增长速度也没有理由相同。这样，若偏好为常替代弹性并且系数大于1，则高端技术产品生产国的增长速度就会比低端技术产品生产国的增长速度快，但前者的增长速度过快又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则生产这种产品的部门可能会转而生产其它产品。

 

Lucas在文章中认为，“东亚奇迹”的秘密是依靠“干中学”实现的人力资本迅速积累。但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干中学”也是有条件的，即工人和管理者必须不断地从事崭新的工作，持续地“沿着质量阶梯(QualityLadder)向上爬行”。

 

(二)经济增长和南北贸易新增长理论虽然认真地考虑了贸易和增长关系，也顺便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也有许多不即控制了政府政策、教育水平和储蓄率等影响均衡人均收人水平的因素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先进国家。

 

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侧重点是增长而非贸易，更多地是考虑贸易的“副产品”而非贸易本身，或者说只是把贸易当作经济增长平台(比如“干中学”)或渠道(比如“知识扩散”)。二、从方法上撇开资本积累(从而绕开收益递减的假设)，这就排除了资本积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没有把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要素禀赋模型(即H-O模型)考虑进来。三、大多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很少考虑到众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禀赋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本身所具有的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等特征。

 

1.南北贸易模型

 

描述南北贸易的代表性人物是Findlay(1980)和Krugman(1981)。Findlay(1980)把北方和南方分别看作一个单部门的索罗经济和一个刘易斯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北方生产的工业品供两个地区的消费和投资，而南方的初级产品供两个地区的消费。这样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就通过工业品和初级品的价格之比(即贸易条件)联系起来。该模型成功地描述了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迅速扩张。Krugman(1981)则把南北贸易导致的南北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归因于不同的规模经济：北方的工业品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南方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双方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不断增强，而南北双方的积累和增长速度却越来越发散。

 

可以看出，以上模型对南方国家的假设并不适合描述本文所关注的东亚经济奇迹，因为伴随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并不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和产业间贸易，而是工业品的大规模出口和产业内贸易。

 

2.要素禀赋模型的动态化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从另一个途径探索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就是要素禀赋模型(以下称为“H-0模型”)的动态化，由于它强调国家之间结构差异性以及要素积累，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更加有力。同时，由于这些模型都是建立在新古典假设的基础之上，只是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施加了若干限制条件，因而又使得发展经济学和主流增长理论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重新走向融合。

 

最早进行H-O模型动态化的是OnikiandUzawa(1965)，他们把两个生产部门的封闭经济扩展到一个两个国家的开放经济。但由于这种直接把H-0模型进行动态化的处理方式涉及的变量很多，比较复杂，虽然也有许多进展，但还是比较缓慢。大致说来，动态的H-O模型可分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Ramsey模型和专业化分工的Ramsey模型。

 

(1)要素价格均等化下的Ramsey模型

 

Ventura把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即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的要素价格均等)和新古典的Ramsey模型结合起来。他假设资本和劳动分别生产两种可贸易的特殊中间产品(即一种商品只用劳动另一种商品只用资本，这种假设使得世界资源分配必然落在同一个要素价格均等化集合中)，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只发生在世界平均水平上。在偏好“位似和相同”(HomotheticandIdentical)的世界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财富积累行为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各个国家都有相同的财富积累速度，而财富的积累速度等于工资增长速度和资本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这时，只要资本和劳动的技术替代率不至于太小(对应要素市场中工资的上涨速度不至于太快)，越穷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中所占比率低的国家)其资本增长速度也就越快(即存在条件收敛)。对于发展中的小国，资本积累带来的不是资本深化而是结构的转换。

 

该模型有力地揭示出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些前提条件，但缺点是假设过于严格：南北国家之间由于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其分工模式很难满足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条件。同时该模型也没能指出如何才能使得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不至于太小。

 

(2)专业化分工的Ramsey模型

 

AcemogluandVentura(2002)考虑一个由众多专业化分工(垄断竞争)的AK经济(技术上不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所组成的开放世界(自由贸易但没有资本流动)，对一国商品的需求弹性取决于该国的开放程度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则其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为供给的增加而相对下降，从而资本的回报率下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可以把世界总体看作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总的AK模型)，世界的总体储蓄行为和政策决定世界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而对单个国家，我们则可以把这种增长速度看作是外生的，各国均衡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归结为储蓄行为和政府政策的差异。同时，贸易开放度越高、专业化分工程度越低，则贸易条件效应也就越强，从而世界各国收入水平也就越能保持稳定。这样，即使技术上各国经济不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这种生产和贸易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也会造成一个“事实上的收益递减”，从而会使得世界人均收入水平保持稳定(即从实证上看，各国初始人均收入始终是人均收人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三、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启示

 

(一)“东亚奇迹”的故事

 

从以上对贸易和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梳理，我们现在可以完整地描述“亚洲四小龙”发生奇迹的过程：

 

1.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参与国际分工：“开放的小国经济”

 

从表i可以看出，在经济起飞以及后续相当长的时间内，“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很高，尤其是土地面积较大的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各个经济体能够通过出口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转移到国外，除了可以保持较高就业以外，其制造业就能超越国内市场容量和购买能力的限制，获得较多的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东亚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一般来讲，出口的迅速增加可能导致国际市场上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但由于“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呈垄断竞争的分工关系，其产品需求的替代弹性和收入弹性较高。其次，“亚洲四小龙”均属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小国”，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并不大，是“价格的接受者”，出口增长对国际市场的冲击相对较小。以上两点保证均衡贸易条件相对比较稳定，这也是制造业出口有别于初级产品出口的最根本特征。

 

2.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虽然“亚洲四小龙”是“小国经济”，但特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过度扩张还是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下跌，从而使资本的边际收益发生递减。幸运的是，由于选择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就使得“亚洲四小龙”有可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发展本国制造业，而不必自行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

 

原来人均资本为々,，生产在q,所对应的均衡点进行，这时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为(w/r),，资本价格较高。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由k,上升至kl+1，如果可以进行产业升级，则资源逐渐转换到kl+1与ql+1对应的均衡点进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为(w/r),+i，资本边际收益缓慢递减。如果没有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生产函数仍为q,，则劳动的相对价格由(w/r),迅速升至(w/r)*，资本边际收益则迅速下降，储蓄和资本积累也随之迅速下降。

 

这样，由于东亚各国进行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各个经济体的生产就在图1所描述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大的生产函数Q(图1的粗线部分表示)上进行。及时的产业升级可以保证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有一个充分高的下界，从而保证长期稳态增长速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高，在资本密集度提高的过程中，工资的上涨才能不至于太快。这样就能保证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转化为投资，而资本也才能获得较快增长。从统计上看，“亚洲四小龙”均有较高的储蓄率，其实这并不能归因于居民具有较高储蓄率倾向的行为特征或归因于提倡节俭的儒家文化(西方世界的兴起当然也不能简单归结为MaxWeber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3.积极的国内政策

 

林毅夫等(1999)认为，导致东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发展战略而非外向型贸易：“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经常把鼓励出口作为其赶超的一个阶段。但由于采取的扭曲价格和汇率，以及直接补贴的办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经济仍然陷入重重困境”。

 

但本文认为，由于“亚洲四小龙”采取出口导向的贸易开放战略，也就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自动符合了比较优势的要求，各国并没有明显“主动地不为”的特征。相反，政府为了降低出口部门的成本，积极地采取措施消除资源流动的障碍和市场扭曲(中国的香港除外)。克鲁格(1995)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贸易型式，会使得一个本身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转而生产和出口那些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背离自己的比较优势，阻碍经济发展。所以跟贸易自由化相配套，各个发展中国家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减少要素市场扭曲，否则贸易自由化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

 

在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下，政府发挥自身作用的余地较大，比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积极采用了进口配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和公有制等手段培植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林毅夫等，1999)。这种积极的干预政策，一方面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减少本国企业所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受到的扭曲，使得价格信号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减小企业进行产品技术升级的成本。

 

4.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初始条件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跟“亚洲四小龙”发展阶段和禀赋水平接近的中国大陆以及其他东欧国家还处在一个封闭或在一个小规模国家之间封闭循环的状态之中(东欧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前“经互会”成员国)。而广大拉美国家正忙于用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推行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参与国际制造业市场上的竞争。在1965年巴西和阿根廷的总出口中，制造业只占9%和6%(Temple，1997)。这给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

 

综上，由于东亚各国能够在比较有利的市场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且很快地进行产业升级，所以资本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获得较高收益率，人均资本存量以及人均收入快速增加。这就是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逻辑过程。可见，Krugman等人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批评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从“奇迹”到“危机”一借鉴和启示

 

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包括进口保护、高估本国汇率在内的扭曲市场和价格的政策只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等恶果。而初级产品出口又不得不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所以，对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许正是超越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的一种正确选择。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使得人们对这种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所以，谈到发展中国家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和亚洲金融危机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特别是在面积和人口分别为“亚洲四小龙”五倍和四倍的沿海五个省份，连续保持高达12%的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等，1999)。但是，当我们把中国沿海省份和“亚洲四小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贸易开放之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和大规模出口;要素(尤其是资本)不断积累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

 

“东亚奇迹”又一次灵验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似乎成了是穷国追赶富国的一条捷径。然而，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如何解释后来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呢?难道金融危机只能归结为货币因素?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东亚的经验呢?本文认为，导致“东亚奇迹”和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由于各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张的发展模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人均资本不断增加和技术进步，制造业产品从质量档次上越来越接近发生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即垂直分工的层次越来越接近)。这样，随着中国和东亚“四小龙”的制造业出口相似性的提高，后者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到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和挑战。

 

同时，我国还具有“亚洲四小龙”所不具备的成本优势。我国是一个经济结构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中西部和农村积存着大量极为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沿海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创造的劳动力需求导致了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的劳动力流动，而不是工资成本的提高。在人民币汇率贬值之后，中国制造业的这种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随着这些经济体(也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其外汇收入减少，从而为东亚金融危机埋下伏笔。所幸的是，危机之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很快调整了产业发展结构并积极倡导经济一体化，东亚区域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分工和产业布局。

 

篇（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0日

一、引言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快速发展，GDP在全国排名稳居前十名。但是，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煤炭、水泥、钢铁（钢铁产量连续14年蝉联中国首位，号称“世界钢铁第一省”）等重工业，资源消耗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全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中河北省的好多城市都排在前列。

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李玄煜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依赖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进行转变，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向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转变。

因此，本文将研究劳动、资本、能源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就此研究结果对河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二、模型的设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简称为C-D生产函数，它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根据1899～1922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有关数据构造出来的。两人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关系时，在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引入技术投入要素，于1928年提出了这一函数形式：

根据以上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可知，D.W=2.010。给定显著性水平5%得：dL=1.28，dU=1.65，dU≤1.7984≤4-dU，说明不存在自相关。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拟合优度提高，标准误差降低。说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四、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α+β+γ=1.4>1，说明河北省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将会增加0.499%；资本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将会增加0.55%；能源消耗投入每增加1%，经济产出将会增加0.351%。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能源每消耗1%产出增加0.351%，说明能源浪费较为严重、工业效率低下。

河北省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能源消耗，经增长方式相对粗放。河北省应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规模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增加环保投入力度，推动环保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率，保护环境，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科技，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河北省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借助绿色工业革命的浪潮和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规划的契机，改变之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变革现有经济结构，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河北省绿色崛起。

主要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

[2]李玄煜.中国经济增长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5.502.

篇（5）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金融市场开发、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资为三大投资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经济增长已连续十几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达到12.3％，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年，在经济增长惯性推动和内生增长动力的驱动下，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0,29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007年生产总值（GDP）12,001.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

顾国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5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远高于1978～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1]。他主要运用的是索罗增长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陈诗一认为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第二、第三产业轮流推动的[2]；石磊在“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找那个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3]。周亿粟通过对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得出：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主要靠资本和技术投人带动，而不是靠劳动投人，甚至可以减少劳动投人的阶段[4]。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经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对经济增长还有拉动作用？出在何种发展阶段？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上海的研究和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多大？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影响技术进步的要素是什么，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是出于经济的直观判断。本文拟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确定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用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得出要素和研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不同作用的命题；第二部分为上海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得到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其核心思想为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8]。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9]。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罗默于1986年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10]。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在任一时间里，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Y（t）=F(K(t),A(t),L(t))其中t表示时间，而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

由此变化图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这个命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稳定状态越远时，经济增长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是表现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随着接近稳定状态，要素投入递增的程度会越来越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作用会逐渐下降；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会等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实际资本存量等于长期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时，经济增长率会小于技术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就应该减少资本存量。

2.内生增长模型

本论文使用的内生模型是在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开发模型和宇泽弘文与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学者韩廷春所构造的增长模型，以消除 “阿罗―罗默”模型中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和沿着“宇泽―卢卡斯”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却忽视了知识的增加 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本模型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 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 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 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11]。最终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θ1)与R&D 部门的生产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均衡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态分析可得出这个命题：技术进步使生产曲线外移，长期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增大，这时实际资本存量要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必须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由于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指标的选定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其进行分解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技术交易额和R&D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海人力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得。所选用的数据为1990年到2007年，均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在众多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的研究中，贺菊煌(1992)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拟从折旧总额中反推资产总额。一般说来，资产越多，折旧额与大，如为正比例关系，只要选定折旧率就可以推出资产总额。由于研究中最关心的是资本的弹性系数，只要折旧额和资产满足正比例关系，在作回归分析中，不同的折旧率对弹性系数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旧率为5％。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其余的指标按对应统计年鉴指标的数据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

2.用索罗模型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为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在此基础上，做了四个回归，其中回归（1）包含资本、劳动和时间三个变量，回归（2）包含资本和时间两个变量，回归（3）包含劳动和时间两个变量，这三个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4）为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资本不能通过t检验，而劳动通过了t检验，说明有可能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在模型（2）去掉劳动这个变量所的分析结果都通过了t检验，模型（3）去掉资本这个变量所的结果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都不错，从而说明资本和劳动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共线性。在运用索罗模型分析上海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劳动指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历年劳动力人数，而应该选用的是实际劳动的投入量，所以劳动这个指标含有较大的主观取舍，而资本的数据相对要客观得多，因此选用资本作为模型的变量。在前三个模型中，D-W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为消除序列相关，模型（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从模型（4）得出，资本弹性系数为0.8891，说明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没有大于1也没有等于1，考虑模型（1）将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相加所得为0.97，接近1。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可知，此时的实际资本存量略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源属于有效配置，经济是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如果经济短期处于这个阶段，要素投入会停止甚至减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说明上海的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市场比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产率为0.0111，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5％，和一些学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异。考察所运用的模型的差异可发现，这些学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和为1，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现实中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本文所作实证分析中没有这个假定，所以可认为本文的结果相对可靠些。当然所选用的数据年限、数据处理不同，也会导致的结果的不同，但这些不是主要因素。从分析结果可看出，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带动的。

3.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存量的增加是通过技术交易从外部获得和自身的研发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别对应表示资本、劳动、技术交易额、研究和开发的弹性系数，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随时间变化对GDP的影响，θ反映了技术交易额与研究和开发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影响，ut为随机变量[12]。在实际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变量或存在共线性或不能通过t检验等一些问题，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上述模型变量的筛选。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可看出R&D和技术交易额的交互作用项系数非常小，t检验值也非常小。消去这个变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归。从这个回归可看出，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在这里选择资本变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资本这个变量所作的回归，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t检验也很小。在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时间变量t 的系数所反映的是制度变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此项系数是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除去技术进步的剩余项。从回归结果可得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很小，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除去时间和劳动变量，就得到回归（8）。模型（8）共包含四个变量：资本、R&D、技术交易额和研发与技术交易额的交互项，这些变量都能通过t检验。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作了回归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发是滞后项，而模型（10）技术引进是滞后项。模型（11）是为了消除回归（9）中的自相关性，而采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3。

从（8）、（9）、（10）的模型可看出，无论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否采取了滞后，还是谁先采取了滞后，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交互相都为负值。这说明上海的研发和技术引进相互之间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就不会引进，同时技术引进就不再研发，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们知道，相对全国来说虽然上海的经济技术水平属较高层次，但相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属于落后的，所以对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为：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改进和创新。上海毫无疑问也应该采取如此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被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从这个发展战略来看，技术引进和研发是相辅相成，先技术引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是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而从上海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体现这种发展战略。

通过（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7%。在技术进步中，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72.7%，技术引进的贡献率为52.5%，两者的交互项为－25.2%。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带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和用索罗模型所作的结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过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之后，必须靠技术进步来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上海已经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捣东南亚国家的覆辙。不少专家考察后发现，美国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来源模式。有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对于后进国家和地区来说，缩短差距的捷径就是先引进再研发，形成技术引进和研发互相促进的关系。[13]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 论

从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量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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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 磊 .上海经济增长的源泉―－“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之一[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3,(3):11-15.

[4]周亿粟.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相关趋势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3,(7):60-64.

[5]沈坤荣.1978一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 ，1999,(4):14-22.

[6]易 刚，林 明.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3):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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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M.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5) :71-102.

[9]史清琪，秦宝庭.评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 [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10]胡永远，杨胜刚.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J].经济评论，2003,(3):74-76.

[11]Young.A. The Razor’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1091-1 136.

[12]Jones, Charles.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 May, 110(2) :495-525.

[13]张仲礼，王泠一.上海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政策导向[J].社会科学,2002,(5):12-16.

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篇（6）

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就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不同因素贡献的测算过程。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主要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制度变迁和全要素生产率等4个方面展开研究。

要素投入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经济增长模型中最早使用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中都会涉及到相关的要素投入指标。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投入产出关系看，都属于数量扩张型的（石磊，1994），世界银行（1998）估计，物质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37%，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可以解释17%，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约16%。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发现资本与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的解释经济增长。

要素升级主要是指在要素投入中所对应的将同质的要素区分为不同质量水平要素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等从质量上衡量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是通过研究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来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王小鲁等（2009）通过考察自主创新对全素生产率的影响来判断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方面，人力资本的衡量一般是通过受教育年限来替代，王小鲁等（2004）、赖明勇等（2005）的研究都认为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主要是指非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度等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不是从直接投入来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制度上的变革而引起的变化。樊纲等（2011）认为1997年～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是由市场化贡献的。城市化伴随着各类要素由乡村向城市集中，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导向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特征，对外开放使我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技术转移，从而提高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而不能观察到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一般来说，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都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生产要素的量的投入一般不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Chow和Li（2002）发现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Bosworth和Collins（2008）则发现20世纪90年代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4.7%。

二、 要素投入与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经济增长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除要素投入之外其他引起生产函数发生变化而使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因素。前者可以概括为要素投入，后者则指要素升级。要素投入是指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劳动、资金、土地等资源的投入属于此类;要素升级是指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知识增长属于此类。在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直接增加产量或促进经济增长;要素升级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增加产量或促进经济增长（李佐军，2016）。

但是，要素投入并不能完全的决定经济增长，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就是劳动力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要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且在同样水平劳动力和资本禀赋下，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水平。这样，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品质就逐渐进入到解释经济增长的范围当中，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改善品质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既可以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可以是物质资本累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水平改善。人力资本也可以看作是劳动力，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水平也属于物质化的资本。

?木?济增长理论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文献大致可以分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AK类型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而新增长理论，无论是AK类型的还是R&D类型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增长效应（舒元，徐现祥，2002）。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以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和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的研究框架。要素投入会面临要素报酬递减和要素增速减缓的过程，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要长时期的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要素投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依靠要素升级，改变生产可能性曲线，同样数量的要素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巨大差异。同时，要素升级还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也不一定能够影响经济增长，从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到生产技术的进步，中间还有许多环节面临不确定性，比如机会成本、路径以来、逆向溢出、要素禀赋、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唐未兵等，2014）。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通过知识积累来影响技术创新，最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信息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着传统结构和增长方式，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升级换代，能够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优化劳动力和资金的使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1985年～2014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西藏自治区数据完整性较低，本文不予考虑）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劳动力和资本，属于要素投入因素，第二类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属于要素升级因素，第三类是城镇化率、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属于制度变量。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GDP，自变量包括劳动力（Lab）、资本（Inv）、技术进步（Tec）、人力资本（Hc）、信息化水平（Inf）、城镇化率（Urban）、市场化水平（Market）、对外开放度（Openness）、电力消费（Ele）、贷款余额（Loan）、货运量（Freight）等指标。劳动力和资本是C-D增长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属于要素投入性质的影响因素。为了衡量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之间的差异，本文引入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为了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等指标对GDP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克强指数”中的用电量、贷款余额和货运量这3个指标。同时，引入城镇化率、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度这3个控制变量。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供给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分别要提高0.451和0.159个百分点，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分别提高-0.007 67个百分点、0.120个百分点、0.072 9个百分点。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劳动力和投资为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并不如劳动力和投资的影响明显。

考虑到1985年～2014年长达30年的期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逐步接轨，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冲击较大。因此，本文将1985年以来的发展阶段分为2001年及之前、2001年以来和2008年以来三个时间段，分别回归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表2可以看出，三个阶段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变化较大，从2001年前后比较来看，劳动力的影响因素在下降，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明显增大，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渐从要素投入向要素升级转变。2008年以来，要素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仍在不断下降，要素升级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影响能力不断增强。但是，2001年以来信息化水平的影响能力有所下降。制度变量中，城市化的和市场化的作用仍然较大，对外开放度的作用相对较为稳定。总体来看，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升级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加大，制度变量则一直处在相对重要的位置。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要素投入的重要性有所增加，而要素升级的影响力在下降。

同时，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影响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按照通常的做法，将我国划分为4大区域。

从表3可以看出，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但是劳动力和信息化水平仍然在各地区之间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投资、信息化水平，中部地区则为劳动力、技术水平、信息化水平，西部地区则包含了所有5个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则包括除技术进步外的其他4个影响因素。要素投入仍然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制度变量中，城市化对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对东北地区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并不明确，市场化水平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对外开放度则仅在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总体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要素投入为主，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要素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地区，而制度变量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篇（7）

一、前言

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致力于大力发展经济，建造经济友好型社会。林业经济作为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国家也积极的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增长。多种要素的投入，对于林业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的重要性。

二、现阶段林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森林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地方，位于陆地上的各个地带，构成各个森林植物群落，为生态圈的一部分，有着绿色宝库的美誉，起着水文湍流和空气循环的重要作用。森林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产生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我国近年来日益重视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林业经济，大力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但是因为森林有很多可利用的资源，人们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开始疯狂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这种情况严重的阻挠了林业经济发展。各个国家目前都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为顺应局势，我国也应该加入其中。

三、各个要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1、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促进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投资，对于各个行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资金投入，就无法建设和采购相关设备，相关行业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投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人力资源

林业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而林区人才不足，是林业经济增长受阻的一个主要因素。造成林区劳动力不足有两个因素，其一，林区占地面积与管理人员数比例失调；其二，林区绝大多数位于偏远的地方，有许多的不方便导致人才不愿意在林区工作。

3、土地资源

要想要林业经济发展更加深入，更加长足，就应该扩增林地资源，通过改造林地，退耕还林来扩大林地面积使林业经济发展更加深入。土地资源也是林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4、国家扶持

国家的扶持对林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只要是国家大力支持的，就会非常迅猛的加速发展。要增加林业经济的发展力量，国家就要多多培养林业人才，并且在林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给予扶持，加大对林业的扶持力度。

四、根据现状促进林业发展可采取的措施

1、加大投资力度

投资在促进林业发展方面是最基本的要素，只有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实现林业经济的增长。为获得足够的资本发展林业，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方面，国家对林业发展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第二方面，建立林业建设贷款绿色通道，可是林业经济发展快速的获得基础资金支持；第三方面，拓宽融资渠道，这样能保证资金通畅，避免林业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

2、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人才

林业经济发展又一重要因素是劳动力，优秀人才来林区工作对林业经济发展有很多好处，包括为林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要想吸引有志青年来到林区工作，要提供优厚的薪酬，完善的后勤保障，给予更多的福利。当今社会工作竞争大，压力大，而且人才选择工作的眼光也高，只有建立一个良好人才机制，林业经济的发展才会更加迅速和完善。

3、将林业经济和科技发展有机结合

将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例如通过电脑监控森林面积，利用直升机防疫森林病虫害。将科技融入到林业经济发展中会有很多益处，第一，这样会大大提高林业经济发展效率；第二，减少了林业资源的浪费；第三，是整个行业的未来趋势，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才能立足于未来经济发展大潮。

4、对森林旅游业进行大力发展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是大势所趋，新兴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景;是低耗能绿色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如果森林旅游业长足发展，既能带动其他服务业发展，促进当地人员就业又能转变高耗能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积极作用。

五、为发展森林旅游业应采取的措施

1、林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建设

对林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是发展森林旅游业的首要前提。我国森林大多位于偏远地区，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所以要通过一些方法增加资金投入。这些方法有当地政府出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交通，水电，通讯畅通提供便利的基础生活；解放思想，拓宽投资渠道，灵活招商引资，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且尽力吸引外资。

2、对林区开发制度的建立及健全

发展森林旅游业要有度，是以保护森林资源为基础。所以在资源开发中要注重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保证这几点，第一点，划出旅游区和非开放区，并且对不开放的林区进行保护并排人员看护避免发生意外；第二点，加强旅游人员对林区的保护意识，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避免污染环境；第三点，限制人流，保护生态环境。

3、实现林区产业化发展

发展森林旅游业时，要做充分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建造有特色的林区景点吸引游客前来游玩，促进林区经济发展。采取林区产业化发展，才能使林区旅游业更长久更加繁荣。

六、结束语

由上可知，要想让林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要考虑资金，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国家扶持这几个方面，并从这几个要素下手，促进林业发展。并且积极打造环境友好型林业经济形态，将林区发展成为人才济济，资金充足，土地资源广阔，国家大力支持的经济产业。

参考文献

[1]王云兰.我国林业经济增长整合模式分析[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2年8期

[2]苏岩；林业产业投资基金研究[D];林业经济；2012年6期；

篇（8）

关键词：要素集聚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影响差异

研究理论框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从而认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设来分析经济增长。但是对于制度转型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生产要素，而区域生产要素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不断流动的生产要素总会在某个地区汇集形成要素集聚，或者说集聚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集中。要素集聚就是各生产要素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从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集聚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更是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战略工具。由此看来，区域要素集聚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概括为资本、劳动、制度和综合要素集聚水平。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方法一般采用索洛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即：

Y = A (t) Kα LβIγG δ （1）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指数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L 代表劳动投入，指数β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I代表制度要素主成分，γ代表制度要素的产出弹性；G代表综合要素集聚水平，δ代表要素集聚的产出弹性；A代表技术进步，也称效率系数，衡量现有技术的生产率，是一个大于0 的参数。

对（1）式取对数，转化成多元线性回归形式来求解，见下式：

如果指数α+β=1，则上式可简化为以下形式：

将相应数据代入，可得到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再利用索洛剩余法进行因素分析，从各个变量的相对变化来观察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制度要素和要素集聚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1）式中各项指标的内涵与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Y为总产出，即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K为资本存量，即将各省资本形成总额按照其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进行价格换算（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然后将其按区域加总；L为劳动投入，即历年从业人员数。

I为制度要素。本文以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指标的主成分作为制度要素。其中非国有化率主要体现在工业领域，即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的比值；市场化程度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反映经济利益分配市场化份额的大小；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度量。这些制度要素指标的原始数据取自全国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然后根据各指标的含义分别计算出各地区的数值，再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分别求出各地区四个要素指标的主成分，并将其作为各地区的制度要素。

G为综合要素集聚水平，是在分别计算各地区资本要素集聚度、劳动要素集聚度、技术要素集聚度和制度要素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将各地区四个要素集聚度指标换算为各地区的综合要素集聚指标。其中资本要素集聚度是根据资本存量指标的业绩指数（业绩指数是某地区单位GDP所需要使用的资本量）、人均资本、地均资本三项指标计算的主成分指标；劳动要素集聚度就是就业人口密度；技术要素集聚度是在将各地区科技活动人员数、R&D经费支出、专利授权（公开）数三项指标作为技术要素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先分别计算三项指标人均数的主成分和地均数的主成分，再用两个主成分的几何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技术要素集聚指标；制度要素集聚度是在计算出各地区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四个要素的人均主成分和地均主成分的基础上，再用两个主成分的几何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制度要素集聚指标。

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以“七五”计划报告对中国大陆国土所作的战略性划分为根据，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陕西、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三个地区的划分，文章采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各地区资本存量、劳动力变化、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对GDP增长的影响，特别对要素集聚对GDP的影响程度和贡献度在地区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解析。

在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中，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LnK、LnL、LnI、LnG为解释变量，首先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说明各变量与GDP之间的可解释性，然后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以得到各地区的回归方程。

各地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检验结果可看出，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都是GDP的解释变量。

利用Eviews 3.1对回归方程（3）进行回归计算，分别得到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回归方程。

东部地区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的计算结果可看出，要素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首先从产出弹性来看：东部地区最大，达到0.1864；而西部地区最小，只有0.0568，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3倍，表明东、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和集聚能力差距很大。其次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各区域要素集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情况，见表2。

从表2中的数据可直观判断，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

第一，三个地区的要素集聚贡献度都呈不断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2.8%，中部年均增长3.2%，西部年均增长4.5%。西部地区的增长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生产要素投入迅速增加，要素集聚水平快速提高，从而使近年的要素集聚贡献度迅速增长，说明要素集聚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第二，东部地区要素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1990-1999年间，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3.82个百分点和7.45个百分点；从2000-2009年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4.95个百分点和6.39个百分点。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集聚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而且与中部地区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与西部地区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有缩小趋势。

第三，中部地区要素集聚贡献度大于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要素集聚贡献度的增长速度快于中部地区。在1990-1999年，中部地区的贡献度高于西部3.63个百分点；但在2000-2009年，中部地区的贡献度只略高于西部地区1.44个百分点。说明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其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不断提高。

结论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索洛增长方程，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受资本、劳动、制度和要素集聚四个因素影响的差异情况，特别是研究要素集聚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性。从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要素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都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明显，要素集聚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20%。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区，要素集聚的贡献程度也已达到15%左右，这充分说明要素集聚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各地区的要素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来看，东部地区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集聚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东部地区获得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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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元等.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08（3）

篇（9）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0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4-14-02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外,估算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TFP逐渐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采用索罗残差法,对江苏省1985―200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此间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简要分析,试图对上述疑问作出解答，并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率变动状况。在研究方法上，过去十多年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估计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此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二是进一步分析和发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技术进步）增长的理论和方法；三是解释单位资本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动态分布规律。

王小鲁（2000）选择1953-1999年数据，利用生产函数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估计，认为我国在1953-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为1.46％。张军（2003）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微，改革开放后有了显著提高。王传久（2007）基于1999-2005年中国采矿业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我国采矿业生产函数，计算了中国采矿业全要素生产(TFP)率指数、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李小平（2005）认为对大部分行业而言，TFP并不是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杨向阳、徐翔（2004）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1990-2003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12%，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提高，但技术效率下降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且在不同时期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辛永容等（2009）对中国1986-2006年制造业分时期的TFP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制造业TFP小于50%，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要素投入驱动，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有学者研究了特定地区TFP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小蒂（2005）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王文博（2007）对陕西省TFP进行了测算，认为TFP对陕西省经济增长作用重要，陕西省经济增长属于资本和技术双推动型模式。为此，本文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江苏省1985-2009年TFP进行测算和分析，并对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一简要分析，据此对江苏省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二、实证分析

1、方法与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状况、反映该地区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等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反映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表现为不能由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索洛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三项：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其中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包括生产中使用的硬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包括生产中使用的软技术如要素配置效率、规模经济、组织管理及经济机制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增长后的未被解释部分归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即“索洛余值”，后来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本文即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测算江苏省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广义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投入要素只考虑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另外将时间T引入到其中，建立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Y=A0erTKαLβeu。其中：Y表示地区总产值，A0为基期技术水平，T为时间序列；K、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弹性系数；由于中性技术进步要求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所以将模型变型为人均的形式，取对数后得：

ln（Y/L）=ln（A0）+rT+αln（K/L）+u （1）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

y=αk+βl+r（2）

其中：y为地区总产值平均增长率，k、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年均增长率，r为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一步可以测算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用Ek、El、EA分别表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及TFP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则：

Ek=αk/yEl=βl/y EA=r/y（3）

2、模型的估计

本文选取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总产出量指标Y，各年度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量指标K，劳动力年末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L。因为GDP和固定资本投资额都是按照当年价格核算的，做模型前先除以各年份以1985年为基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得到这两个指标的实际值。原始数据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对方程（1）回归分析得到生产函数的最终估计模型为：

ln(Y/L)=-0.2768+0.0672*T+0.4587*ln(K/L)+1.0866AR(1)-0.5075AR(2)+u

（-0.6440）（2.7349） （3.435103） （5.379232）（-2.550130）

R2=99.767%F=1927.092

此时生产函数也可以表示为：

Y=0.758e0.0672TK0.4587L0.5413

可见，Y变化的99.767%可以由K和L及T的变化解释，该模型拟合情况很好。江苏省在1985-2009年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为α=0.4587，表示江苏省固定资本投入增长1%可以带来地区生产总值0.4587%的增长，劳动力产出弹性分为β=0.5413，说明劳动投入增长1%可以带来地区生产总值0.5413的增长。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与分析

基于模型Y=0.758e0.0672TK0.4587L0.5413，进一步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因素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和测算。根据方程（3）计算出“七五”至“十五”期间各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在1985-2009年资本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为55.87%；其次为全要素生产率，为39.58%；劳动投入的贡献最小，只有4.55%。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八五”时期以后一度保持了50%以上的贡献率，在“十五”期间甚至高达68.58%。另一方面，资本的增长速度除“八五”期间增长较快外，其余年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九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仅为11.34%，说明资本在江苏省是比较稀缺的，特别是苏北由于缺乏有力的投资环境，不能吸引较多的外资投入，导致苏北对资本需求具有较大缺口，成为苏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仍在提高。劳动投入在“八五”时期以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况，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总体贡献率只有4.55%，1990年以后年增长率不足1%，“九五”期间甚至低至0.18%。这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进步，对低素质人才需求逐渐降低。从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85-2009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但基本上超过了30%，广义技术进步在江苏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未成为主要动力。

四、结论与建议

劳动力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主要是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其依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资本存量的增长是推动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位于第2位，也有着较大贡献，其中技术进步的力量不可忽视。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基本上是以资本投资为主的粗放型增长，结论与克鲁格曼的研究结论一致。

为了加快实现江苏省经济增长方式，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加大资本存量的增加，注意提高资本利用率；

2、加大技术开发尤其是对产业技术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技术开发的投入力度。

3、注重人力资本的提升。加大教育投入，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素质，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贯彻“科教兴省”战略，从根本上解决江苏科技进步动力问题。大力促使产学研相结合，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王传久.中国采矿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矿业快报，2007，（10）.

［2］ 辛永容、陈圻、肖俊哲.要素产出弹性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J].管理科学，2009，（11）：113-120.

［3］ 张小蒂.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4］ 保罗・克鲁格曼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07）：3-14.

［6］ 徐瑛、陈秀山、刘凤良.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06，（08）：93-103.

［7］ 王文博、刘惠民.技术进步对陕西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22）：60-64.

篇（10）

从历年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更大的增长外，主要还是依靠于各种投资的拉动。但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作用基本为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进行调控，以求实现各种生产要素都对经济增长产生均衡的影响。

一、生产要素投入

（一）生产要素投入概述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重点。在经过多个世纪的讨论，得出了生产要素的投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产业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并影响经济的增长。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的增长，更多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增长。但第三产业中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产生的影响较小，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济的增长都是由物质资本推动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仅仅在很少的一部分地区有影响。本文主要以资本、人力和劳动三个生产要素为接入点，根据其自身的投入状况和内部投入状况进行分析，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解释。根据在当前生产要素投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最终促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二）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其各自的内部投入量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资本要素在各个产业内的投入的不同，会影响产业的产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进一步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劳动要素，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各个产业的经济效益的创造都要经过劳动要素的投入。劳动要素的投入，往往会提高产业吱声生产的效率，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内部投入结构主要通过人均的受教育水平来作为评判标准。尤其是在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的内部投入结构的变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产业的产出并对经济的整体增长产生影响。

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问题

（一）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动

改革开放，带给了中国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新技术的引入创新的绩效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投入也在逐渐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内部投入结构。首先，劳动力更多的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其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的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伴随着各大高校不断扩招的政策实施开来，将更多地高素质人才推入到市场当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不断的提高，进一步的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增长。

（二）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弹性变动

自从市场化改革开展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偏向于资金的投入。于劳动而言，带给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远远要小于资本要素，与此同时人力资本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也在逐年增加。

（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

建国初期优先发展工业化的道路影响，第一产业投资额在整体的投资中占得比重始终占据主要的地位。在这样的投资模式之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得到了新的发展，但第一产业内的资本难以对劳动力实现有效地代替。即使在近年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在不断的减少，但比重却没有任何下降。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第三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劳动力更多的从第一产业迁移到第三产业，但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却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因此整个劳动因素的边际产出弹性那一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国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的大幅度提升。在近几年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内部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也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较传统的农业来讲现代的农业对资本的投入更具依赖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实现第一产业内部资本投入结构的均衡化，才能更好的实现第一产业的有效产出。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要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推入到第二产业的运行当中，才能更好的实现企业的整体产出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高教育的质量，从根本上改变人力资源内部的投入结构，提高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四）发展建议

首先要加大整个资本投入的力度，将投资结构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将更多地资本投入到第一产业当中。通过用资本来代替看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向第二产业的转向，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其次，要加大对于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将高素质人才在就业中的比例进一步扩大，更好的改变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结构。最后，要注重高新技术的应用，用机器来代替人力展开劳作。将更多地劳动力资源投入到需要的地方去，解决当前的用工难问题，实现国家经济得更好的增长。

三、总结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飞速的发展中，为了实现更好的飞跃。我们要不断的改变生产要素的内部投入结构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需要它的地方。综上所述，生产要素的内部投入结构的优化，对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林秀梅,张廷廷,孙海波.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结构及其演进特征[N].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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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062-04

一、背景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活动的载体，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

土地出让金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是通过无偿划拨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转变为必须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来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产的转化。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交易，使地方政府扩展了收入来源，也获得了大量收益。据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已达到29 397亿元，同比增长106.2%，而2010年的财政收入为8.31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占35%。有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我国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土地出让金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1]。贾奇峰等（2006）认为，土地出让金调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积极性，激发了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汪利娜（2009）指出，针对土地出让金建立收支专户，并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从而实现透明化管理。辛波等（2010）在探讨土地财政与GDP 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中，将土地出让金作为土地财政的一部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土地财政对经济有较强的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土地要素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04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以来，量化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测度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基于要素价值而非数量的计量模型的研究结果会更准确。而中国土地市场的出现使土地价格逐步显化，因此，直接测度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得可能。国内外学者对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作了许多研究。黄裕婕等（2000）对福建省各市土地生产力与土地利用关系进行了检验[2]。王爱民等（2005）用二次函数的形式研究了深圳市土地投入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深圳市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166[3]。熊鹰等（2006）对湖南省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进行了数据分析，提出了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观点[4]。李明月等（2005）研究了土地要素投入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土地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4%，与资本和劳动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35%和3.40%基本相当[5]。

由上述可知，目前对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所引发的消极问题的分析，且多是定性研究，而缺少在土地出让和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分析方面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重点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边界的扩大，在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的背景下，分析土地出让金规模与土地要素投入力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要素投入贡献率的变化规律，从而为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提高实施效果。

二、理论方法

（一）理论与方法

在定量分析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时，大多数学者都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构建分析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Y=AeλtLαRβμ （1）

式中，Y、L和R分别表示为t时间的为资本总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α和β表示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素的弹性产出，表示该生产要素的投入改变对于资本总产出的影响；A为非零常数，λ为科技贡献率，μ为随机干扰项。

传统的生产函数未考虑土地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对于经济的影响，根据CD函数原理，为了测算土地要素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土地要素加入生产函数，则其式可写为：

Y=AeλtLαRβSγμ （2）

其中，S表示土地要素的投入量，γ表示土地要素投入弹性。对于该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lnY=lnA+λt+αlnL+βlnR+γlnS （3）

为分析单位时间了总量变化，将（3）式对于时间t求导可得：

■×■=λ+α×■×■+β×■×■+γ×■×■ （4）

其中，■×■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经济增长率，α×■×■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β×■×■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γ×■×■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土地要素投入对于资本增长的贡献。

（二）计算与检验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lnY=lnA+λt+αlnL+βlnR+γlnS （5）

其中，总产出 Y选用第二、三产业的GDP总和，劳动力投入量 lnL选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资本投入 lnR选用第二、三产业固定Y产投资总和，而土地要素投入lnS则选用建设用地总量表示。以表1中2005―2013年广州市统计年鉴数据，结合SPSS软件作回归分析得：

lnY=+-135.977+0.404t+0.002lnL+0.138lnR+0.732lnS （6）

R2=0.999，sig=0.000

从式（6）可以看出，土地要素投入S对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732，表明城市建设用地每增加1%，对于第二、产业总产值可带来0.732%的增长；劳动力投入L对于第二、三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002，表明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0.002%；资金投入R对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138，即资金投入每增加1%，对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可带来0.002%的增长。其中，在资金、劳动力、土地要素三个要素中土地要素的弹性系数最大，表明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对于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

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土地要素投入三者的规模报酬总系数为α+β+γ=0.872

对于要素投入替代率■≈0.2

生产总值（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两者同为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两者也常常被用来比较。而两者也具有密切的联系性，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收入量；反之，财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履行职能、促进消费与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基础，对于GDP的增长至关重要。因此，为分析土地出让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将选择2005―2013年广州市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正相关性明显，对于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收益功不可没，2005―2013年的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收益所占财政总收益比重均值为26.86%，超过了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加入了土地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对2005―2013年间土地要素、资本、劳动力投入对于广州市的经济发展贡献程度进行了分析，通过数据统计，证实了土地出让金对于广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土地要素投入对于广州市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整体边际报酬递减而言，需调整建设用地规模、资金投入与劳动力投入三者的比例，在适宜的建设用地规模上调整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以达到效益最经济。

2.资金投入对于广州市经济发展也十分重要，需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设立发展战略专项资金，高效拉动广州市二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3.土地出让金依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创新机制将是各级政府推进土地出让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合理高效地对之进行管理利用。另外，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不稳定与不可持续的特性，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土地出让收入可能发生较大波动，在统筹经济发展制定相关规划时应考虑周全。

参考文献：

[1] 张昕.土地出让金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1，（11）：16-21.

[2] 黄裕婕，赵晓丽，香宝.福建省的土地济评价[J].资源科学，2000，（3）：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