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市场化交易分析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电力市场化交易分析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194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随后发展壮大为一门综合学科。1994年三位长期致力于博弈论研究实践的学者纳什、海萨尼、塞尔顿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博弈论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权威性的肯定。

2． 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文献[1][2]用浅白的语言叙述了博弈论的思想精髓和基本概念。文献[3][4]更注重理论上的分析和数学的严谨。概括起来，博弈论模型可以用五个方面来描述

G={P， A， S， I， U}

P： 为局中人，博弈的参与者，也称为“博弈方”，局中人是能够独立决策，独立承担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局中人以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A： 为各局中人的所有可能的策略或行动的集合。根据该集合是否有限还是无限，可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后者表现为连续对策，重复博弈和微分对策等。

S：博弈的进程，也是博弈进行的次序。局中人同时行动的一次性决策的博弈，成为静态博弈，如齐威王和田忌赛马；局中人行动有先后次序，称为动态博弈，如下棋。

I： 博弈信息，能够影响最后博弈结局的所有局中人的情报，如效用函数，响应函数，策略空间等。打仗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见信息在博弈中占重要的地位，博弈的赢得很大程度依赖于信息的准确度与多寡。得益信息是博弈中的重要信息，如果博弈各方对各种局势下所有局中人的得益状况完全清楚，称之为完全信息博弈（game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例如齐威王和田忌赛马，各种马的组合对阵的结果双方都不严而喻。反之为不完全信息博弈（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例如投标拍卖，博弈各方均不清楚对方的估价。在动态博弈中还有一类信息：轮到行动的博弈方是否完全了解此前对方的行动。如果完全了解则称之为“具有完美信息”的博弈（game with perfect information），例如下棋，双方都清楚对方下过的着数。反之称为“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game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由于信息不完美，博弈的结果只能是概率期望，而不能象完美信息博弈那样有确定的结果。

U：为局中人获得利益，也是博弈各方追求的最终目标。根据各方得益的不同情况，分为零和博弈和变和博弈。零和博弈中各方利益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变和博弈有可能存在合作关系，争取双赢的局面。

还有另一类型博弈称为多人合作博弈，例如安理会投票表决，OPEC联合限产保价等问题。这类问题重点放在联盟利益的分配上，它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利益损失的共同分担问题。多人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特征函数模型。以个可能的联盟为定义域，特征函数表示各个联盟的得益（N是局中人的数目），它的分配解必须符合一定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它的解的概念也发展成多种多样，包括稳定集、核心、核仁、Shapely值等。解的多样性符合现实世界复杂多样的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或创造合适的解的概念是博弈论深入研究的课题。

不管博弈各方是合作、竞争、威胁还是暂时让步，博弈论模型的求解目标就是使自身最终的利益最大化，这种解建立在对方也采取各自“最好策略”为前提，各方最终达到一个力量均衡，也就是说谁也无法通过偏离均衡点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博弈论求解的本质思想。

3、博弈论与电力市场

博弈论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重要工具。电力作为特殊的商品，它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消费也逐渐走向市场化。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电力工业走向放松管制、引进竞争的进程中，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是一个研究方向。 用博弈论模拟电力市场，模拟的结果可能更加接近实际，为市场模式设计提供依据。另外，电厂或用电用户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市场，研究如何报价获利最大。

正确运用博弈论关键要针对电力市场的特点正确选择模型和解的概念。例如：力量相当的两个区域电网之间交换功率的情形比较适合用古诺模型和Nash谈判解方法；而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可能更适合用Stackleberg模型。还有局中人结盟问题：如何识别合作伙伴，结盟利益如何在联盟内分配。电力市场环境下，电网输电作为一项服务，它的网损、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在网络使用者之间分担。这些分配问题有不同的概念的解：稳定集，核心，核仁，Shapely值等，如何合理选择或创造最接近实际的解的概念也是面临的课题。

博弈的结果是依赖于拥有的信息，采用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政策是设计电力市场模式的一个方面。例如：电厂竞价上网，一个成功的报价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实力，还有赖于他人如何报价。但是各方往往不清楚互相之间成本、报价等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各自的商业秘密。如何处理这种信息既不完全也不完美的博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反过来，博弈的实验结果也为电力市场披露怎样的信息提供依据。

博弈论和电力市场理论都是很年轻的科学，两者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两者的结合可以互相促进。

4、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的应用

4.1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

开放发电市场的进程中，拥有自备电厂的用户是一类特殊的市场参与者，它既是用电用户，也可以是电力的供应者。随着电力市场深入发展和工业的进步，自备电厂将成长为一支生力军。

文献[5]用博弈论来分析评价在分时定价的环境下拥有自备电厂的用户（NCP）对定价的影响作用。NCP既可以从公用电网购电，也可以自己发电来满足自身需求。为解决两者的冲突，作者提出了三种博弈模型：非合作Nash博弈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超博弈模型。作者构造了三个局中人：公用电网，普通用户，带自备电厂的用户（NCP），并且假设它们的需求函数、边际成本、收益函数等均是线性的，通过数字模拟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①NCP的加入促使公用电网降低出售给NCP的电价；②冲突还使普通用户得到更多益处。该文为解决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思想。但是尚有三点可以进一步改进：①该文尚未考虑NCP将自己多余的自发电卖给公用电网的情况；②该文将公用电网和NCP置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可能不符合实际市场，如果公用电网规模很大，NCP数目很多但规模小，考虑Stackerlberg模型更符合两者实际；③该文假设公用电网的目标函数是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并非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假设不符合电力市场需要解除管制的发展方向。

文献[ 6]部分解决了以上问题，它重点放在自备电厂和公用电网相互作用的方式的选择：公用电网回购NCP多余电力（buy-back system）或者公用电网收取NCP运转电力的过网费（wheeling charges）。该文分析了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各方的得益情况，得出了一些可能只有用博弈论才能得出的结论。

4.2区域间输电交易分析

互联网间短期电力交换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手段。白晓民等在文献[7]中应用Nash博弈论来分析简单的两区域系统单时段交易分析，得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交换功率和交易价格。在此基础上，文献[8]提出了一种两阶段迭代计算方法来处理外部交易计划与内部经济调度的协调。该文所用的博弈模型是二人非零和对策，采取合作型对策，应用 Nash谈判公理作为仲裁程序，决策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交换功率和交易价格。应该指出，白晓民等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信息的博弈也即博弈双方均对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得益了解非常清楚。如果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又应该如何分析处理呢？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4.3转运市场中电网的固定成本分摊问题

运转市场中一个难题是网络输电服务定价，这个定价能够给网络使用者一个信号，以达到全网最优化；并且能够补偿网络的投资者，网损、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等费用在网络使用者中合理分摊；同时能够正确激励网络增容。节点实时价格（nodal spot price）制度可以解决网损和网络阻塞问题。但是文献[9]的作者认为节点实时价格制度不能完全回收输电系统的固定投资，为了解决双边贸易中输电系统固定成本公正分摊问题，作者提出了基于多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计算出逐条线路逐笔交易的分摊费用。文中使用“核仁”作为模型的解。该方法的优点：①使用“核仁”而不用Shapely值，因为“核仁”处于核心，分配值更加稳定和易于被各方接受；②提供了一种激励，减轻线路过载。

4.4 基于Pool或PX模式的多边贸易市场

电力市场环境下的博弈具有行动策略随机性、信息隐蔽性，这些特点都给建模和计算造成困难，从而限制了实际应用。各种文献在处理这种不确定信息环境下的决策问题中，通常需要假设或者估计对方的信息，方法各有特色。

在文献[10]作者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市场参与者相对于市场规模都显得很小，市场影响力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优化报价决策不需要博弈的思想。文中作者认为电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单个市场参与者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的，其模型本质上属于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例如：每个参与者只知道自己的成本信息，而不知道对方的成本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信息情况下，参与者如何投标（选择高价投标还是低价投标）才能使自己收益最大。该文通过转化的方式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变为信息完全但不完美的动态博弈来求解。每个市场参与者均对自己的对手可能的出价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计，形成一个概率意义上的期望收益矩阵，用Nash平衡点的概念求解矩阵，得到问题的解。

文献[11][12]作者提出了一种谈判模型。每一个局中人进行决策时，都同时执行以下两个步骤：①对可能的合作对象按照一定的指标进行优先排序；②按照谈判优先顺序，逐一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规则与程序是预先设定好的。该文的特色是谈判对象的优先顺序表的形成。排序的准则基于该局中人A对关于他人的信息的了解程度。先分别对其他局中人的成本信息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出现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计。然后假设与某局中人B进行合作，互相交换共享所拥有的信息，联合成博弈的一方，剩下的局中人结合为博弈的另一方。这样的博弈模型的Nash平衡点是概率意义上的期望值，作为与B合作的优先指标。对每个局中人都进行一遍以上计算，得到了A的谈判对象优先顺序表。每个局中人都有自己的一张优先顺序表。最后按照预先设定的谈判规则与程序，各方同时进行合作谈判，谈判要解决如何合理分配或均衡比单干多出的利益。

该文关键的一点：正确掌握对方的成本、策略等信息。各方可能从每一次博弈的结果中得到有用的反馈信息，并用这种反馈来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提高对他人了认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提到如何实现这样重要的学习过程。该文的模拟算法中的一个缺点：计算量随局中人的数目和每个局中人类型的数目的增长呈指数增长。

对于多边贸易模式的电力市场，文献[13]提出了多理论模型，解决贸易合作问题，文中的模型基于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模拟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①确定自身成本等信息；②与对方互相交换信息，互相寻求合作伙伴；③按照预先设定的准则和协议进行联合分组，形成一个谈判对象优先顺序表，这个顺序表获得方法于[11][12]的方法不一样。作者采用公平性合作标准和Shapely值来确定这个顺序表；④按照优先顺序表进行双边谈判。作者认为这四个阶段可以反复迭代进行，直至没有人愿意改变合作格局为止或者达到预先设定的计算时间。作者在文中考虑了多种情况，但是模型仍偏于简单。

4.5用博弈论解释和实现算法

文献[14]用博弈论来解释拉格朗日松弛法法解决机组经济组合的算法。该文认为在电力市场的环境下，竞争各方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旋转备用的约束变得软起来，PX（power exchange）机构可能通过松弛这一约束进一步降低成本。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博弈论的算法获取最优的旋转备用。

作者认为拉格朗日松弛法的拉格朗日乘子是有经济含义的，松弛旋转备用的乘子 被看作是提供备用的价格信息，各时段的旋转备用根据这个信息不断在规定的高低两种备用水平之间调整（例如：为t时段负荷）。根据优化原理，如果拉格朗日函数存在鞍点，则鞍点是原问题的最优解。

鞍点的概念与博弈论中的Nash平衡点有非常相似之处，如以上公式所示。基于此想法，作者构造了两厂商博弈模型。其中一局中人P代表整个实际电网的利益，它控制的决策变量是p，u（p向量表示各机组分配的有功，u向量表示机组启停），目标是使整个系统成本最低。另一个局中人Q，是一个假想的发电商，它以价格向P销售备用容量和有功容量。双方就旋转备用交易进行讨价还价，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作者证明以上博弈过程的Nash平衡解就是拉格朗日函数的解。基于以上结论，作者设计了自适应的次梯度算法寻求平衡点，其中一个关键技术作者设计了厂商P对厂商Q备用容量报价的反应函数 该函数将 映射到备用容量的两种水平之间（例如：5%Dt-%Dt，Dtt时段负荷），形成一个随价格信息变动的备用容量。根据厂商Q是否了解厂商P的反应函数，模型可细分为两种：Nash模型（不了解对方反应函数）和Stackelberg模型（Q了解P的反应函数），作者认为后一种模型掌握的信息较多，因此收敛的速度和优化的效果梢好于前一种模型。

篇（2）

中图分类号：F8，C9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6-0041-07

一、引言

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投资者保护法律尚不健全、政府行为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兴资本市场而言，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都明显区别于发达资本市场国家。一方面，相关法律体系与执法效率相对薄弱，投资者保护发展滞后；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较强“中国特色”的制度缺陷，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完整。以上原因，导致现实中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普遍存在关联交易，而且往往伴随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

如果终极控制股东总是倾向于剥削（掏空，tunnling）小股东，那么小股东为什么还愿意把资金投资给公司呢？ Friedman et al（2003）认为，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总是掏空公司，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尤其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也支撑公司（当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或遇到金融危机时，控制股东利用个人资源或者其控制的高现金流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救助）[1]。例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星集团的总裁李健熙（Lee Kun hee）用自己的财产偿还濒临破产的三星汽车股份公司的债务；CP集团的控股股东将其在泰国和中国的部分资产出售，为其在泰国的上市公司注入资金，帮助其渡过难关。

当然，支撑行为并不独立存在，它通常与进一步的掏空行为相联系。因此，只有将掏空和支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更为完整地解释新兴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Friedman et al，2003）[1]。目前已有文献通常只从掏空行为的视角来研究大股东行为（Baek，et al，2006）[2]。Friedman et al（2003）指出，控股股东可能出于两种目的对上市公司提供支撑：其一是为了获得正常的投资回报；其二则可能是为了保持未来继续掏空的能力[1]。在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制度环境下，终级控制股东在“保配”“保壳”动机下的支撑可能是为了保持今后继续掏空的选择权，Jian et al（2008）提供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并将这种支撑行为称为机会主义支撑（opportunistic propping），但他们并未通过具体案例对机会主义支撑行为展开进一步的分析[3]。

本文结合支撑与掏空行为进行案例研究，以关联交易为切入点，分析大股东采取掏空行为和支撑行为的动机、大股东进行掏空和支撑采取的手段与方法以及大股东选择掏空或支撑的时机等基本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以及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的独特性，我们能够观察到同一公司发生掏空行为和支撑行为的时间和采取的手段，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观察和检验的。

二、文献综述

Johnson et al（2000）首先提出了“掏空”的概念，也称“隧道效应”或“利益输送”[4]。“掏空”主要是指企业的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企业的资产和利润，从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Friedman et al（2003）首次提出了“支撑”（propping）的概念，指在企业陷入困境时，大股东转移资产或资源给企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1]。后来的学者通过事件研究、建立模型、回归分析等方法将掏空行为和支撑行为相结合，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Cheung et al（2006）以香港1998―2003年上市公司的328件关联交易事件为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掏空和支撑的主要方式[5]。Riyanto et al（2008）建立了掏空和支撑行为模型，并且把金字塔持股结构和水平持股结构作比较，分析表明，只有当市场中短期投资者或者掏空与支撑同时存在的时候，金字塔结构比水平结构更有利于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6]。Peng et al（2011）以1998―2004年香港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为样本数据，经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较好时，对于关联交易的宣告会有消极的市场反应；相反当上市公司面临摘牌风险时，对于关联交易的宣告会有积极的市场反应[7]。Williams et al（2013）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管制措施，如ST制度以及政府股东持有限售股的比例都会影响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的支撑行为[8]。

国内的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对掏空行为的研究上，对于支撑行为的研究较少。高雷 等（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掏空行为的发生[9]。刘运国 等（2009）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或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前者的掏空程度更低[10]。张光荣 等（2006）以托普软件为例，发现掏空行为和支撑行为只是大股东为了进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支撑行为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掏空[11]。陈玉罡（2015）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研究发现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显著抑制了控制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因而提高了公司绩效[12]。陈祺 等（2010）以2004―200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在上市公司进行增发前大股东进行支撑，在增发后进行掏空[13]。郑国坚 等（2013）研究发现，面临财务困境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法资金占用行为异常明显，显示其强烈的掏空动机，此时各种治理机制在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性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法制监管的治理作用非常明显，且不受其他治理因素的影响[14]。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研究比较多，然而对支撑行为的经验分析较少（Cheung et al，2009）[15]，能够将二者结合研究的更少。掏空与支撑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支撑也被称为是反向掏空。本质上，掏空和支撑是控股股东为了实现多期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Friedman et al，2003）[1]。因此只有将掏空和支撑结合在一起研究，才能更为完整地解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逻辑，从而更好地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对机会主义支撑与实质性支撑的辨析也是现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三、案例描述

ST河化（000953）全称是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是化肥和生物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化肥以尿素和高浓度复合肥为主。1999年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都迅速增长。但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整个化工行业的不景气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公司内部经营缺乏创新，发展速度下降，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亏损，2010年4月12日被中国证监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名称变更为“*ST河化”①。2010年公司净利润500多万，但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数，仍符合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况，2011年4月16日股票名称变更为“ST河化”②。

（一）ST河化公司的股权结构

ST河化公司是典型的国有控股企业，1993年通过股份制改革，1999年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2005年5月划归为中国化工集团，最终控制人是国务院国资委。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持有42.34%的限售国家股，其余股份由境内的非国有法人和自然人持有，直到2010年10月11日才解除河化集团所持的限售股。国资委通过中国化工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层层控制达到对ST河化公司的最终控制。

在前十大股东中，广西河化集团公司以42.34%的持股比例成为ST河化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也是其母公司。其余九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在1%以下（如表1所示），根本无法对大股东发挥制衡作用，ST河化公司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是典型的国有股“一股独大”。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似乎为母公司的掏空行为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

（二）ST河化公司的财务状况

ST河化公司在1999年上市后经营业绩迅速提高，营业收入以超过10%的平均速度增长，除了2003年亏损外，2008年以前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2008年开始经营业绩下滑，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公司虽在2010年扭亏为盈，但短暂的盈利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公司的财务状况，2011年业绩继续下滑。图1描述了ST河化公司1999―2011年的利润，清晰地显示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2008年以前ST河化公司的经营业绩良好，每年都能获得几千万的利润，河化集团会倾向于通过采购和销售商品等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2008年以后ST河化公司连续亏损，并在2010年被中国证监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处于严重的财务困难时期。为了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河化集团公司通过提供担保或直接提供借款等关联交易对ST河化公司进行支撑。

为了描述公司财务状况的具体情况，选取了几个重要的判断指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净资产利润率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 流动比率。从图2可以看出，ST河化公司在刚上市时的流动比率最高，随后一直处于波动式下降，2004年和2005年有所提高，但是2009年和2011年下降到0.6以下，说明ST河化公司在2008年之前的流动比率虽然比较低，低于市场正常水平，但仍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进入危机。2008年以后ST河化公司的流动比率逐渐下降，这说明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下降，同时也暗示着公司的财务状况比较糟糕，日常流动资金紧张。这种情况就为大股东的支撑提供了动机。

2. 资产负债率。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8年之前ST河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比较稳定，可以说明公司在这段时间内财务状况较好。2008年之后，资产负债率迅速升高，甚至超过了80%，可见公司进行高额负债。

3. 净资产利润率。图4描述了ST河化公司上市以来的净资产利润率。2008年之前除了2003年公司的利润为负数致使净资产利润率为负外，其他年份均在6%左右，可以看出ST河化公司的盈利能力虽不高但是稳定，这说明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2008年和2009年ST河化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同时净资产利润率为负，并且亏损额度巨大，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进入危机，需要大股东的支撑。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ST河化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较大，并且规律性不强，总体来说也是与公司的利润情况相关联的。在盈利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正值；在公司亏损时，一般会成为负值，体现公司严重的财务危机。

图5描述了ST河化公司上市以来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以明显地看出变化情况。2008年以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体是在5 000万元左右，并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在这段时间之内ST河化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错的，尤其是在2005年和2007年都达到了1个亿，体现了公司的利润和资源是充足的。2008年之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直线下降，并出现严重的负数，说明公司的财务状况出现危机，这也是大股东进行支撑的信号。

四、案例分析

（一）ST河化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ST河化公司的关联交易数据表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发生频繁，而且类型多样，涉及多个关联方。下面从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类型两个方面分析ST河化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1. 关联方。ST河化公司的关联方如表2所示，表中所列的关联方是交易频繁、涉及金额较大的公司。

2. 关联交易类型。通过对ST河化公司1999―2011年公告的关联交易数据进行分类，主要有七种关联交易类型，其中采购商品或原材料和销售商品或货物占有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接受集团公司提供的劳务和接受关联方的担保。表3具体描述了每种关联交易类型在每年发生的具体金额。

（二）掏空型关联交易分析

ST河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其中河化集团公司持股49.14%，基本达到半数，其余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在1%以下。如此集中的股权结构为集团公司进行掏空提供了机会，集团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控制权，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和其他资源。集团公司在选择掏空时也会考虑到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当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时，掏空可以转移更多的利润而不致使上市公司的价值受损。掏空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关联交易比较普遍，也简单易行，所以主要从关联交易的角度研究ST河化公司的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下面主要通过ST河化公司的掏空型关联交易来推断分析大股东掏空的具体过程。

关联交易类型中属于掏空型关联交易的主要有从关联方购买商品或原材料、销售商品或货物给关联方和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安装、修理、运输等劳务。表3列示了ST河化公司在1999―2011年关联交易分类的交易金额大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2009年之前主要集中在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和接受劳务上。

1. 从关联方购买商品或原材料。ST河化公司在关联采购方面主要包括四部分：采购原材料、采购燃料和动力（电和煤）、采购包装袋和直接采购化肥。其中各种产品的包装袋采购引起特别注意，从ST河化公司每年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可以发现公司100%的包装袋从集团公司控制的塑料编织袋厂购进，每年的金额大约1 500万元左右，并随着产量的增加不断增加。确定采购价格时会在年初签订的协议中商定一个价格，而不是根据市场价格走，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易的公正性。ST河化公司上市13年来累计为塑料编织袋厂创造接近两亿的收入，直接实现了对上市公司利润的掏空。

采购燃料和动力主要包括采购煤和电力，其中电力是2007年之前ST河化公司关联采购金额最大的交易，因为ST河化公司的用电全部来自于集团公司，每年的金额约为12 000万元；煤是生产中的动力也是部分生产原料，主要是从集团的控股公司金城江工贸公司采购，但是占总采煤量的比例较小，在10%左右。虽然在用电协议中规定价格按自治区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执行，每年会有一个多亿的电费流入集团公司中，这也是转移上市公司利润的一种方式。

2. 销售商品或货物给关联方。对于ST河化公司来说，销售的商品包括化肥、水、原料和自发电等，其中涉及金额最大的是化肥。集团公司设有南宁化肥销售部和桂林化肥销售部，专门销售ST河化公司生产的化肥，虽然合同上规定按市场价格进行结算，但是其中必有部分差价进入集团公司的利润，每年3 000万元左右的收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还有集团公司的其他关联方，像金城江工贸公司、金谷农资公司、富满地农资等公司也销售ST河化公司的化肥，这也会变相地通过销售差价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其他商品只涉及很小的金额，这里不再赘述。

3.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河池化工集团公司设有自己专门的运输公司和建筑工程公司，主要为ST河化公司提供运输劳务、建筑安装及修理服务等，其他一些综合服务全部由集团公司提供。对于运输劳务，集团公司的运输公司每年为上市公司提供运输劳务金额500万元左右，ST河化公司是运输公司的主要客户，可以说决定着输运公司的存亡，也是集团公司掏空上司公司的隐形手段之一。对于建筑劳务，ST河化公司大大小小的建筑劳务基本都由建筑工程公司提供，每年约有600万元左右的现金流入集团公司中。还有日常的综合劳务也由集团公司提供，这样下来每年就有1 500万元左右的资金从上市公司转移到集团公司中。仔细查看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可以发现，每年集团公司都会为ST河化公司提供类似金额的劳务，可见提供劳务是集团公司掏空上市公司转移利润的一种重要的关联交易类型。

（三）支撑型关联交易分析

ST河化公司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2010年被中国证监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解决公司的资金周转问题，大股东河化集团，实际控制人昊华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都为ST河化公司提供借款，或提供贷款担保，通过关联交易进行支撑。下面主要通过ST河化公司的支撑型关联交易来推断分析大股东支撑的具体过程。

支撑型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接受担保、向关联方借款及拆借资金、转让资产、接受金融服务等。通过对ST河化公司2008―2011年关联交易类型进行分类可以发现，采购原材料和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仍然存在，同时金额比较大的交易集中在接受担保和借款上（如表3所示），向上市公司提供担保和借款给上市公司都是大股东进行支撑的表现形式。

1. 接受担保。ST河化公司2010年与昊华公司、湖南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本金总额不超过2亿元的可循环使用的短期贷款授信额度，同时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为本次融资授信提供担保。2011年因公司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需要充足资金，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昊华总公司为本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融资32 000万元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是ST河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是ST河化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他们通过提供贷款担保的形式挽救处于财务危机中的ST河化公司，是支撑的重要表现。

2. 向大股东借款。2009年ST河化公司为了筹集足够的流动资金，向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借款1亿元。2010年ST河化公司的流动资金紧张状况依然没有缓解，对上述借款展期一年。2011年公司偿还了昊华集团的1亿元委托贷款后，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继续借款1亿元。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是ST河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连续三年对本公司提供1亿元借款，虽然有4 000万元的股权作为抵押，也是明显地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的表现。

3. 购销化肥。从ST河化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中可以发现，从2007年开始，公司从湖北大田连续采购三年的化肥，直到2009年7月湖北大田停产为止。同时，公司以前的销售关联方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中农化和昊华海通这两个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而且涉及金额较大。ST河化公司从2009―2011年三年的化肥采购金额分别是2 000万元、2 000万元和3 500万元，销售给中农化的金额分别为2亿元、9亿元和1.1亿元。如此大金额的关联交易，实质上是很明显的支撑行为。在ST河化公司进入财务危机后，各方面不景气，业绩下滑，从即将停产的湖北大田公司低价买进化肥，再卖给关联方，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以缓解公司的危机。不管是湖北大田还是中农化都是ST河化公司最终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总公司的控股公司，通过转移利润对ST河化进行支撑。

4. 接受金融服务。2010年ST河化公司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办理存贷款业务，财务公司将为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这对于处于财务危机中的ST河化公司来说找了一个好的财务管家，该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在未来的三年中ST河化公司都会享受到财务公司提供的优惠服务，具体包括存款服务、结算服务、信贷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

5. 转让资产。公司于2009年6月24日将一项在建工程以人民币796.86万元转让给河化集团，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日常经营。从ST河化公司的财务报告上可以看出这项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就是796.86万元，因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进一步投资，这项工程应计提一定的减值准备，按账面价值卖给集团公司，该交易有失公允。ST河化公司的日常经营资金紧张，无法满足正常的现金需求，变卖在建工程可以获得现金，但是卖给关联方就是明显的支撑行为。河化集团公司拿出现金购买上市公司的在建工程，一方面可以缓解上市公司的资金紧张状态，同时以后上市公司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再直接买回。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ST河化公司的大股东关联交易具体过程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发现在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阶段，针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大股东会采取不同的行为。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比较好时，大股东往往会转移公司的资源和利润，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当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差，陷入危机时，大股东会用自己的资源对上市公司进行支撑。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大股东掏空和支撑行为的动机与具体表现。大股东的支撑行为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特征。因此，大股东的掏空和机会主义支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冲突的解决不仅需要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也需要外部监管和中小股东的共同努力。

（二）对策建议

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而机会主义的支撑行为通过保住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这种支撑行为对于大股东来说是为了“保壳”“保配”，以便于以后的掏空。所以，掏空和机会主义支撑行为实际上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通过对ST河化公司案例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大股东掏空和支撑行为的发生更多是受一些历史原因的影响，这也是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通病。规范大股东的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势在必行。首先需要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并且提高其运行效率。实践证明，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机制尚不能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当前的市场与制度环境下，构建有效制约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包括：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加强外部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注释：

①该资料来自于河池化工（000953）2010年4月12日编号为2010-008的公告。

②该资料来自于河池化工（000953）2011年4月16日编号为2011-007的公告。

③该资料来源于河池化工（000953）2011年年度报告。

参考文献：

[1]Friedman E，Johnson S，Mitton T. Propping and Tunel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4）：732-750.

[2]Baek J， Kang J， Lee I. Business Groups and Tunneling：Evidence from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by Korean Chaebols[J].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5）：2415-2449.

[3]Jian M，Wong T J. Propping and Tunneling through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8，（15）：70-105.

[4]Johnson S R，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et al. Tunneling[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2-27.

[5]Cheung Y L，Rau P R，Stouraitis A. Tunneling，Propping，and Expropriation：Evidence from Connec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2（2）：343-386.

[6]Riyanto Y E， Toolsema L A. Tunneling and Propping：A Justification for Pyramidal Ownership[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8，32（10）：2178-2187.

[7]Peng W，Wei K C J，Yang Z. Tunneling or Propping：Evidence from Connected Transact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306-325.

[8]Williams M，Taylor D. Corporate Propping Through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2013，55（1）：28-41.

[9]高雷，何少华，黄志忠.公司治理与掏空[J].经济学（季刊），2006，5（4）：1157-1178.

[10]刘运国，吴小云.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J].管理学报，2009，6（12）：1661-1669.

[11]张光荣，曾勇.大股东的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基于托普软件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6，（8）：126-135.

[12]陈玉罡.累积投票制、利益侵占与公司绩效 [J].财贸研究，2015，（1）：13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