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劳动教育的研究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教师的教书育人也是一种劳动.但过去对教师劳动的研究多集中于理想状态下教师劳动特点、性质的描述上.以及此种状态下教师的劳动报酬问题.缺乏对教师劳动实际状态的分析对于幼儿教师实际劳动过程的考察更是凤毛麟角.同时.幼儿教师在劳动中的职业倦怠感日益严重因此.本文拟对幼儿教师的劳动过程本身进行实际考察,找出其中潜在的问题一一装饰性劳动,对其概念、类型及分布情况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找其存在的可能性原因.以期增强人们对幼儿教师此一劳动问题的意识程度。
一、概念的提出
幼儿教师的劳动应是幼儿教师以自身为媒介.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运用自身的脑力和体力进行的以促进幼儿发展为目的的活动但实际上幼儿教师劳动的目的不是单一的.劳动结果也不会按照预想的简单呈现为了考察的周全,我们从劳动动机和劳动结果两方面对幼儿教师的劳动进行实际观察分析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人的劳动动机决定着劳动的性质.不管其结果如何。幼儿教师的劳动动机可能有两方面的指向.一是指向幼儿发展.另一方面是指向自我形象展示当自我形象展示的动机强于促进幼儿发展的动机.在教师劳动中居于支配地位时,不管其劳动结果是否促进幼儿发展.我们都将这样的劳动定义为装饰性劳动。
从结果来看,认为无论人的动机如何.劳动结果的性质都决定其劳动本身的性质。幼儿教师的劳动可能获得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实现促进幼儿发展的目的.二是赢得他人对自己某些方面的积极评价当第一方面的结果未实现而仅实现了第二方面的结果时.不管其动机是否指向自我形象展示.我们也将这样的劳动称为装饰性劳动。
真正的幼儿教师的劳动不仅以实现最大化地促进幼儿发展为目的.并在结果上通过幼儿的发展赢得他人对教师自身劳动的肯定,或者是对自身技能、素质等方面的好评装饰性劳动并未最大化地促进幼儿发展,但直接通过劳动过程本身赢得了他人对教师某些方面的好评.例如理念先进、技能娴熟、教具精美等。无效劳动则不仅未促进幼儿发展.也没能赢得他人对教师本人的好评,无论是借助幼儿发展还是通过劳动过程本身.教师都未展示出一个积极的自我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三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劳动形态.但实际劳动中.三者又是不能绝对分隔开来的连续的劳动形式。
在此要指出的是装饰性劳动对幼儿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积极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弱于教师形象展示的作用很多教师的装饰性劳动在当时看来对孩子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能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因此.装饰性劳动不一定都违背教育性原则,但一定不遵从效用最大化原则。从动机上来看.教师装饰性劳动对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偶发的:从结果上来看,这种积极影响也是微不足道、不明显的这种劳动状态下儿童的学习效果不明显.但教育资源的流失情况严重,教师的精力与时间也易被空耗。总之.比较其成本与收益.幼儿教师的装饰性劳动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劳动。
二、装饰性劳动的类型分析
为了有助于认清装饰性劳动,笔者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装饰性劳动的三种类型因为这仅是根据直观的结果概括出的三种可能相互交叉但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典型现象.所以还构不成严格逻辑意义上的分类。
第一种是技能展示型幼儿教育本身的性质要求教师具备多项技能而幼儿教师也确实个个均有“拿得出手的看家本领”.这就使得幼儿教师在劳动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
在《海洋大逃亡》体育活动中.教师带领幼儿跟随音乐做篮球操开始.三分钟后,教师请幼儿原地休息.自己为他们表演一段篮球。表演持续了两三分钟后教师也原地坐下.通过跟幼儿对话的方式创设海洋大逃亡的情景,请幼儿假扮为各种鱼类在海水枯竭之时想办法逃出海域.进入临海以求生继而幼儿分两组进行钻爬练习……
之所以穿插自己的一段篮球表演,教师的解释是“让幼儿热身之后休息一下。我来表演是一种跟他们的互动.并能使他们快乐和对篮球有更大的兴趣……”。但根据当时的情形.幼儿在教师表演时获得的快乐。远不及当时旁观看课教师的喝彩声明显;而且,根据体育活动中儿童机体运动规律来看。没有必要特意安排出一段休息时间给幼儿.后续的情景创设环节中幼儿完全可以进行机体调节这样特意安排出来的表演环节,明显地表示出篮球是这位教师的强项.其更多实现了他人对教师技能的良好评价.而非促进幼儿发展的目的。
第二种是材料加工型教学具是幼儿学习的支架,教师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教学具可以有效地帮助幼儿学习但有些时候教师舍本逐末.为了显示劳动的精细度,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在材料的加工上。甚至忘却了材料的意图。
在一节音乐欣赏课上.教师带领幼儿用动作感知表现一段ABA式的交响乐第一段节奏缓慢音调低沉.为了帮助幼儿感知.教师选用一个玩具机器人.企图用机器人沉闷的脚步声给幼儿理解和表现这段音乐提供支架。但为了增加机器人出场的惊奇.教师特意安排机器人从一个可以自动打开的“城堡”f加工特别精美别致的纸箱)里走出来……
城堡和机器人有联系.机器人和音乐有联系.但音乐和城堡的联系就很小了。但教师所设计的城堡不仅可以自动打开.而且精美别致.可以想象教师在其中付出了多少精力与时间。从动机上来看.决定教师这一劳动的恐怕已不是促进幼儿发展了,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人对自己的积极评价。从结果上看.幼儿教师的这一劳动赢得了人们的肯定,但这种肯定不是借助于幼儿的发展.而是直接在劳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这种材料加工型的劳动也是一种装饰性劳动。
第三种是环节冗繁型。劳动过程由一定的环节组成,紧凑连贯的环节有助于劳动目的的实现但当环节不必要时,教师的劳动如果赢得了他人对自己某些方面的肯定,或者是出于展示自己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就是一种装饰性劳动。
在《给小瓶子戴帽子》的操作活动中。教师在活动开始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顶帽子.请他们在头上戴一下.然后收回帽子。接着问小朋友:“戴帽子的感觉好不好?”幼儿回答“好”之后,请小朋友给自己面前的小瓶子戴上帽子,看谁能又快又好的给瓶子戴好……
我们可以发现教师给每个幼儿戴帽子的环节是为了引出给小瓶子戴帽子这一形象比喻,这一比喻使得活动有了拟人化的特点,说明了教师对幼儿心理特点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并且这个环节中有教师和幼儿的互动.实物的利用及幼儿实际生活经验的唤醒等方面的体现但活动的内在目的是锻炼幼儿的小肌肉动作.促进其动作发展,而这一环节与儿童的学习相去甚远.其动机和结果只与教师有关。
类似的劳动还有很多.例如有些教师为了展示自己的电脑水平.每次活动首先确定要使用多媒体课件;为了展示自己对于师幼互动的理解,活动当中不断的提问孩子.不管提问是否有价值,甚至固定问题顺序;一些教师甚至在观摩课上花费气力设计环节展示孩子过去的积累等等这些劳动或者在动机上或者在结果上表现为一种装饰性劳动。
三、装饰性劳动的原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装饰性劳动并探讨其产生原因,笔者采用访谈法对装饰性劳动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装饰性劳动在幼儿园观摩课教学中更易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日常教学中:专业上的新教师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劳动:而公立园中的这种情况又多于私立园。在访谈及观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装饰性劳动的出现是由教育内外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但主要原因在教育内部的教师观念及教育评价机制方面。
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幼儿教育的冲击不可低估激烈的竞争使人们进取,也使人们浮躁;商业的波及使得许多事物不得不披上华丽的外衣。甚至成为消费符号教育本应是一个不断重复运转的系统.深刻而又朴素的代表.但是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她很难“洁身自好”幼儿教育最近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了虚化浮躁的藏污纳垢之地。幼儿园之间的竞争。幼儿教师之间的比拼使得一些幼儿教师不得不采取装饰性劳动来包装宣传自己。同时。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人都有一种被尊重的需要。这种需要激励着人们去努力地展现自我以赢得他人的认可.实现在人际系统中的平衡与协调幼儿教师身为普通人.甚至是被一些人认为的“感性群体”,劳动中表现出一种装饰性的成分也是无可厚非的公开课上除幼儿之外的“他人”多于日常教学中.因此装饰性劳动出现的机率也就更大一些。
但是。装饰性劳动还有教育内部因素的作用首先从教师自身来看。专业上的新教师更容易出现装饰性劳动,说明这一现象与教师的教育理念有关从动机上来看,很多幼儿教师认为自己的劳动是为了儿童的一切但“为了儿童的一切”不等于“为了儿童的发展”一切包括发展,也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快乐。而快乐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满足,儿童快乐的同时并不必然伴随内在成功感的获得,也并不意味着其智能的进步、发展的实现。教师往往会将自己的劳动定义在使幼儿快乐上.这种肤浅的理解很容易使教师进入装饰性劳动状态其次.当前教师在考虑自己的教育教学策略时.大多考虑到了教育性原则,并总想使自己的每一次教学尽可能多方面地促进幼儿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多行动以提供给幼儿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她们又常忽视效率原则.在选择促进孩子发展的途径时,仅考虑哪条是孩子最感兴趣的.却忽略了哪种是最经济的。我们为孩子的学习活动提供支架时,不仅应考虑其对幼儿发展是否有价值.更应考虑其对幼儿发展是否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出于节约教师劳动量的考虑,更是给幼儿自主性发展创造空间再者.在装饰性劳动中教师关注的是自己,尤其是他人对自己教学技能方面的评价按照富勒和鲍恩对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从事装饰性劳动的教师还处于“关注教学情境阶段.关心的主要是在目前教学情境对教学方法和材料等限制下.如何正常的完成教学任务.以及如何掌握相应的教学技能”:她们还未达到“关注学生阶段.还不能很好地把儿童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关注他们的学习、社会和情感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教学更好地影响他们的成绩和表现”这说明教师专业发展的不成熟是导致其进行装饰性劳动的原因之一而我国幼儿教师整体上正处于从“技能型教师”到“理念型教师”转变的阶段.则现阶段装饰性劳动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但它是一个发展性问题.是幼儿教师专业成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将会随着幼儿教师专业上的发展进步而减少和消失。
其次.公立幼儿园中的装饰性劳动多于私立园.说明教育评价机制也是引发装饰性劳动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评价在整个幼儿教育中起着导向性的关键作用,它的变革也是幼儿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过去的重结果改为今天的重过程.由以他评为主改为以自评为主并结合他评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评价标准紧紧围绕促进儿童发展的目的.符合科学评价理念的同时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完美的教育评价标准引导幼儿教师关注活动过程时.却完全丢掉了对活动本身所应实现的教育价值的评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除了标准本身可能:还存在一定问题外.主要是因为一些教师在理解标准时采取了一种分割的方法.将完整的标准割裂开来,顾一点而不及其余,使得自己行为本身错位,成为装饰性劳动。另外,评价的本质就是比较。自评也好,他评也好,这种形式上主体的变换无法改变教师之间“攀比”的心理.尤其是同年龄层教师之间更容易出现一种非正式的横向比较.进一步强化激发了教师装饰性劳动的出现。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5-01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对相关农业调查结果的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的农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也较高,在文盲较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很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影响收入水平的高低,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收入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地区农民收入是保障教育发展的前提,收入低的地区无法保证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而收入高的地区则可以较好的保证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限,使农村劳动力有一个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影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从而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养好的农村劳动力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占农业生产比重较低,大多进入第二、三产业发展,收入较高;而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较低级的农业生产,影响了收入的增加。
二、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是农村劳动力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与经营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程度不是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相关资料显示,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收入一般要高过未接受过培训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无论从事的是否为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都有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生产经营理念和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从而制约着收入的增加。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在企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领域创收,而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培训与否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的就业,从而影响着农民收入。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上更有优势,在就业方向的选择上表现明显,他们大多有能力选择规范严格素质较高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自主选择性较强,不用依赖通过各种关系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能力选择就业地区,可以选择经济发展环境好、交通便利的中心发达地区就业。培训使他们增强的就业能力、提升了自身素质,有着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这就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会有力的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经济发展的越好,农民收入越高,就会更加重视培训工作,就能通过劳动力培训持续地提升劳动生产经营的效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步伐。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有利于农村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应当加大培训的力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培训的能力和水平,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培训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三、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农业发展其他关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在经济学的视域下,农民收入主要决定于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对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水平产生影响,在其他因素(如土地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否和提升程度,有赖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培训程度,所以,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就可以积累农村农业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农业人力资源的效率,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保障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调整农业经济结构,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也不稳定,农民收入有下滑的趋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这其中既有农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程度较低、农民自身素养水平偏低造成的,这是因为没有必要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就不能准确的分析判断市场需求,市场预见能力差,同时缺乏组织对应市场生产农产品的能力,更加没有运用优质农产品生产所需技术与知识的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又艰难。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大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为提升农民文化科技水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后的就业是农村劳动力的双向选择,这样的机制造就了不管是城镇就业还是农业内部的就业都需要有必备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能力越高、素质越强,越倾向转移,就业机会和空间越大,收入也越高。同时,城镇化进程也需要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关键在就业,这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程度,农村劳动力整体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是决定由农民变为市民的关键。素质提高了,能力增强了,既容易就业,有了生存基础,又可以融入城镇,有了发展空间。所以,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Hu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Information Network Co.,Ltd.,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large-scale, low levels of education, Low income, discussed the follow aspect of HD interactive television platform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operators in china: the feasi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resources system,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education serv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D interactive television platforms of cable TV operator is an excellent carrier for old age distance educatio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has good technical feasibility;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education services, the business mode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 for disadvantaged, take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service.
【Key words】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Interactive television;T-Learning;Old age
0 前言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政府提出了“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奋斗目标。目前我国老年教育状况欠佳,虽然近几年兴办的社区大学(学院、学校)承担了老年教育的部分任务,但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1]。现代远程教育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扩大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降低教育成本。国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强数字文化教育产品开发和公共信息资源深化利用,构建便捷、安全、低成本的数字内容服务体系。” 面向老年群体的远程教育需要结合中国老龄社会的特点:老年人口规模大、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低等。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低重心”的特点,要求教育服务覆盖面广、可及性强、内容丰富、成本低、形式简单灵活易于接受[2]。“低重心”特点是我国老年远程教育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瓶颈。因此,探索老年远程教育模式创新,创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操作便捷、喜闻乐见的老年教育模式迫在眉睫。
1 可行性分析
广电高清互动电视是远程教育服务的良好载体。广电高清互动电视是有线电视双向网改造的产物,采用IP+QAM方式,可提供电视、宽带、高清视频点播以及综合业务。近年来,广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三网融合下的互动业务前景越来越清晰。与报纸、单向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相比,广电双向网更适合承载老年体育远程教育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5]:(1)可及度广。电视是老年人“第一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内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这五种媒体中,电视媒体是老年人接触和使用最多的。近年来,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广电双向网改造工程进展迅速,2013年底,中国有线双向网络覆盖用户市场规模达到14500万户,预计2014年将达到16250万户。(2)受众信息技术水平要求低。较互联网等新媒体,只需要具备简单的数字电视操作技术,符合老年生理及认知特性。(3)教学内容与模式灵活。广电互动电视可提供对象化、高质量的教学内容。对学习者的信息技术水平要求较低。(4)教学效果佳。广电双向网采用IP+QAM方式带宽,接入方式可以让VOD、互联网宽带接入互不干扰,提供8~20MB/s的高清视频服务。对于体育教育等注重教学内容的多媒体呈现效果的远程教育科目,可取得较为优异教学效果。(5)教学成本与保护知识产权。有线电视双向网播存网络体系结构,以及广电运营商经济、文化二元体特性,使其在教学成本、内容播控、版权等方面有显著优势。
目前国内电视节目中,老年电视节目只占了少数一部分,内容来源有限,形式长久单一。对象化的老年电视媒体内容是日益发展的老龄化社会产物,把握三网融合、有线电视双向网改造的发展契机,研发老年体育教育相关增值业务,可填补我国电视媒体在社会老龄化进程中的功能缺位。
2 教学系统设计
教学平台设计需要综合运用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电视工程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有关原理与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解决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研究思路是以互动电视平台为研究基础,采用用户调研、收视数据收集分析的方法,梳理归纳互动电视老年用户普遍的收视行为特征、教学内容选择偏好等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老年用户认知特点、教育学理论,完成内容产品设计、内容编排、功能开发等工作。
2.1 教学内容资源体系的构建
可根据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健康需求、兴趣需求,结合老年体育规律和学习特点,充分衡量广电高清互动电视网络平台特征,构建教学理论模型,确立教学模式,研究制定教学策略,规划设计教育资源库内容。教学内容资源体系的构建应当依据以下原则:
(1)突出互动性,增强老年人参与性。高互动性是互动电视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大特征。健身服务的形式设计应突出交互性,增强老年人参与性,使老年人群接受电视媒体内容的形式由“按时服务”转变为“按需服务”。基于老年观众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城市健身资源,把健身服务和户内、户外活动结合起来,走近老年人,把服务带到身边。
(2)突出针对性,增强内容对象化力度。充分考虑地域差异:并且在内容制作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教学服务的内容形式的确立方面,要充分考虑到现有资源、老年群体偏好,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调整,确立内容与形式。充分考虑同一区域老年人群个体差异:内容的制作应该在广泛受众调查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差异,注重内容设计的分众化、碎片化,避免形式与内容的枯燥与单一化,依据需求进行分类设计。
2.2 教育平台的研发及部署
老年体育远程教育系统的研发是建立在以开放应用为核心的广电双向网业务技术平台之上,对现有系统进行二次开发。广电高清互动电视业务平台可提供类似于应用商店(App Store)业务模式的技术支持,并提供统一的API/SDK接口,开放给第三方应用开发人员进行各类业务的开发,满足应用下载和加载、多应用的平滑调用、多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等要求。广电高清互动电视平台的老年体育远程教育服务涉及到的系统开发与部署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VOD服务系统开发与部署:实现视频点播,教学的主要模式,技术成熟。
(2)应用服务系统开发部署:通过相关API,开发部署应用教育服务应用程序。
(3)EPG系统开发与部署:依据老年人认知特征,确定设计原则,配置相关导视系统参数,完成操作界面与现有门户界面的整合。EPG老年用户界面开发,是系统可用性的关键。
(4)AAA系统、BOSS系统开发与部署:完成用户认证、鉴权、计费系统配置。基于现有认证、计费系统开发与部署。
图1 教学视频点播流程概要图
3 教育服务的运营
当前,教育服务存在政府提供效率比较低、优质教育服务不足,提供不均衡,市场提供竞争力不足,片面追求经济效率等问题。老年群体更是具有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低的特点。远程教育的公共支持服务观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公平观,是教育公平理论的理想栽体[6]。依据弱势补偿原则,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处理好事业与产业、公益与效益、立场与市场、运作与运营之问的辩证关系,在公益性事业机制、公司化运行机制的运行模式中,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建立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平等提供的教育服务运营制度,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共服务效益的最大化。
4 结论
4.1 广电高清互动电视平台是老年远程教育服务的优良载体,具有可及度广、对受众信息技术水平要求低、教学内容与模式灵活、教学成本低的特点。开展基于广电高清互动电视平台是老年远程教育服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我国电视媒体在社会老龄化进程中的功能缺位。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15-01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从其发生的动因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是由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而导致的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纵观两阶段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较大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自发性转移与从众性转移的差异
改革开放初期,剩余劳动力转移表现为自发性,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政策宽松,政治因素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嵌入性影响小,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解放了农民的双手,作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个体,农民自然会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搞点“外快”,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且从古至今,这种亦工亦农的发展模式也符合我国小农经济的发展思想。不过,此时农民只是将自己的闲余时间和劳动力用于和市场交换,其实质大同小异。因此,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完全是没有外因干涉的自愿行为。
在社会转型的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表现为从众性,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促使农民的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前一阶段农民只要求物质生活的提高,当前农民外出打工还表现在增长见识这一精神需求,特别是对于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外出打工给部分农民带来的收益大于其农业收入时,务农的那部分农民肯定会比较自己劳动与付出的价值,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中有大量农民选择弃耕弃农而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另外,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村网络格局为“父带子”“夫带妻”“兄带弟”,这种连锁反应式的劳动力转移形式提供了有利条件,规避了农民在外出就业时无法获取就业信息的风险,从侧面促进了农民外出打工行为的发生。可以说是乡村社会的低成长性及农业和非农业收入的差距使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农村社会的就业风气,此时的劳动力转移就表现为规模性的从众行为。
二、良性转移与跃进式转移的差异
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转移的社会事实,说明城市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补给以满足自身建设的需求,但两阶段劳动力发生转移的过渡过程却有差异。改革开放初期的转移表现为温和良性的、符合时代体制背景下的过渡,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这一阶段农民的社会角色地位清晰,长久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已将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在体制上完全区分开,农民从心理上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强,农民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生产,农闲时外出打工只是农民的副业;其次,农民的预期明确,表现为对务农的预期和打工的预期,打工主要是补贴家用,农民对其预期小,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农业收入,因此打工挣钱的多少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农民对其积极性也就没有现阶段的强烈;第三,前期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空间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加入,另外城市也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容纳当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市场呈现出供小于求的情况,再加上国家政策制度的鼓励,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过渡呈现出良性的发展。
与此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城乡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跃进式的过渡,不断有新的社会问题出现。首先,表现在制度建设跟不上社会变迁的需要,制度性壁垒阻碍着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化转移,如外来务工人员受歧视,不能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社会保障福利;其次是农民社会预期的不确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业产品的价格增速,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大使得农业要素的投入与收益结构不对称,进而造成了农民对农业市场不再抱有较高的期望,转而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现实城市社会制度安排和大背景似乎又在排斥或拒绝农民的这一选择倾向,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两难境地;再者,现阶段转移的中的剩余劳动力面对的机会空间小,这表现在乡村的排斥力和城市的吸引力共同作用下引起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而城市社会机会又不能满足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另外,信息的不对称性引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等情况的发生,这既增加了农民的社会资本压力,又使得城市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差异,但是不能简单地将改革初期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完全认为是良性的、完全符合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事实。从侧面来讲,前期的转移发生在我国社会变迁的初期,其出现的转移问题少,且问题剧烈程度的阈限被控制在当时社会可控制的安全阀下。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当前现阶段劳动力转移认为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应当将这一过程视为是社会转型过程所必须经受的社会阵痛期,只要相应的制度建设可以及时弥补剧烈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漏洞,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将走向成功。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从7大省会城市多层次随机抽取60周岁以上老年人711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轻度以上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76. 65%,易受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体育锻炼态度、运动强度、时间和量的多重因素所影响;从抑郁情绪的程度上看,抑郁程度与运动能力呈负相关性,特别是老年男性表现得尤为明显。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在提高运动能力的同时,还可有效地消除或缓解抑郁情绪的产生。
关键词:老年人;抑郁情绪;运动能力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3-004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TY023).2011辽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WJQ20110250)。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的今天,老年人的健康倍受关注,而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疾病谱中,心理问题占主导地位。有研究显示,70-80%的老年性疾病与心理因素有关,其中老年抑郁的危害尤为突出。它的特征是以情绪低落、焦虑、迟滞和繁多的躯体不适症为主,且不能归因于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生活自理能力逐渐降低,社交范围逐渐缩小,这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与加剧,不利于保持健康。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参加锻炼,提高运动能力,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但针对老年人不同抑郁情绪所表现出的运动能力特征研究还鲜有报道。为此,本研究以量表调查为研究手段,通过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分析不同抑郁情绪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系,旨在为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心理状况、宣传体育锻炼价值、有效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全国各大城市多层次随机抽取样本,选择天津以及辽宁、河北、陕西、山东、广东、云南等地区的省会城市,围绕社区、企业单位周边的公园、广场、健身指导站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这些老年人无重大器质性疾病、残疾、精神和视觉、听觉障碍,年龄在60岁以上。发放问卷980份,有效问卷711份,有效率为72. 55%,其中男性为403人,女性为308人。
1.2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采用封闭式内容,老年抑郁量表和运动量表相结合进行调查。老年抑郁量表( GDS)是Brink等(1982年)创制,共30条目,10条反向计分,20条正向计分,最高30分,具体症状包含: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消极评价等,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而运动能力调查采用日本学者衣笠隆(2000年)研制的运动能力量表,运动能力分为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级内容,共14条目,每题内容答“是”记1分、“否”记0分,最高分14分,0-7分视为运动能力低下,得分越高表明运动能力越强。
1.2.2 数理统计法
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7.O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根据统计数据特点,计量数据以Mean±SD表示,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ANOVE)并结合多重比较检验。其中自变量为抑郁情绪等级,因变量为各级运动能力。P<0. 05为显著性水平。
2研究结果
2.1 老年人抑郁程度人数对比情况
根据分数划为无抑郁组(0-10分)、轻度抑郁组(11-20分)、中重度抑郁组(21-30分),表1显示老年男性在无抑郁组、轻度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中所占比例高于女性,轻度抑郁组人数高于无抑郁组(18.28%)和中重度抑郁组(5.07%),占76. 65%。
2.2 老年人抑郁情绪差异下的运动能力特征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抑郁程度下,老年男性、女性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综合运动能力方面均呈现显著性差异;而平衡能力仅有老年男性有显著性差异(表2),女性反之(表3)。从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老年男性的无抑郁组与轻度抑郁组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以及综合运动能力中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表4),而女性仅在肌肉力量和综合运动能力方面有差异(表5),但总体看,非抑郁组的运动能力要好于抑郁组。
3分析与讨论
3.1 老年人抑郁情绪的特征分析
抑郁是老年人中一种常见的不良情绪反应,主要表现为悲观、悲伤、失助、自卑和绝望,易怒、避世,甚至轻生厌世。研究显示,若抑郁情绪持续存在而被忽略,会延缓疾病的康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会导致消极自杀等严重后果。
有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有固定职业、孩子文化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抑郁的因素。本研究中,无抑郁情绪者仅占18. 28%,轻度抑郁情绪的比例最高,占76. 65%,这部分人群如果加以积极干预,会表现出“即现即消”的特点;反之程度会加重。此外,研究中中重度人数偏少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本问卷是在公园或社区中填写,样本对象大部分进行体育活动和娱乐,心情相对愉悦;另一方面,样本对象离退休后,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因而中重度抑郁人数少。
3.2抑郁情绪差异下的运动能力比较分析
运动能力作为人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技能和心理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表现,是评价机体生理功能的重要指标,提高运动能力就意味着机体的生理功能得到增强和改善,主要包括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有研究发现,不经常锻炼的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经常锻炼者,其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高,而体育锻炼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情绪,降低抑郁程度,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境。
移动能力是指人在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接受一定信号刺激后由一处向另一处安全、自由、有效地移动,也可称灵敏素质。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各组织器官机能下降,中枢神经传导兴奋或抑制时电信号的传递速度减慢,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在心境状态上有所差异,抑郁组信号刺激神经的强度小,导致神经的传递速度更慢。研究发现,老年人移动步态不敏捷,使老年人举步时抬腿不高、行走缓慢、不稳,导致跌倒危险性增加。本研究中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较多的是太极拳和健身走,太极拳速度较缓慢,重心要求较低,人的髋关节动作幅度大,踝关节外展活动次数多,牵拉韧带。健身走双脚负重,使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次数增多,这两种运动都提高了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能力,从而降低了发生跌倒的机率。总体看,老年非抑郁组移动能力好于抑郁组的原因是:一方面,老年人运动的强度不同,非抑郁组主要表现出锻炼态度好,次数多,时间长的特征。另一方面,老年人成年期经历不同,心境不同。非抑郁组老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畏惧困难,有积极向上的心态,而抑郁组老人会表现出情绪低落、迷茫、患得患失、内心纠结的消极情绪。
肌肉力量是维持人体姿势和完成动作等生理活动所需的,是指人体肌肉收缩产生的张力,张力是一块肌肉或肌肉群一次竭尽全力抵抗阻力的活动能力,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是由肌肉收缩克服阻力产生的,均需要使用力量。老年人肌肉比较松弛,硬度下降,肌纤维横断面积小,快肌纤维萎缩速度快,肌肉中的血管含量少,氧气、营养物质运输能力差,各肌群的之间的配合能力下降。有研究表明,肌肉绝对力量的遗传度为35%,相对力量的遗传度为64%,也有研究通过肌肉活检实验显示,老年人通过运动能使已经萎缩的肌肉发生逆转,说明肌肉力量具有可塑性。研究中无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具有显著性差异,可能与老年人工作岗位有关,进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对肌肉的刺激力量不同,体力劳动者进行大量劳动,肌有记忆性,肌肉力量大,反之,脑力劳动者肌肉力量小,使得肌肉的可塑性有差别。另一方面,情绪对神经的影响有关,感觉和运动这两种神经纤维支配肌肉,感觉神经纤维主要是传递肌肉疼痛和本体感觉,运动神经纤维主要感受肌肉的收缩与舒张。而抑郁是短期内当人遇到生活挫折、工作变更、社会关系紧张、天灾人祸等情况时,理所当然地产生抑郁情绪,不良情绪刺激感觉神经纤维,支配肌肉传递信息减慢,肌肉的兴奋性减弱,力量降低,所以抑郁是可以减轻和预防的。
1. 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突显了交换劳动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商品的生产能力已经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随处可见的“过剩”不仅困扰着企业也更是让宏观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寻找市场,创造需求,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诉求。交换已不再如物质生产相对落后、产品种类数量相对匮乏的时代一样容易发生。“酒香也怕巷子深”,积压在仓库中、堆放在货架上的商品要让渡其使用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的过程,迫切需要高质量的交换劳动才能够实现。此时的交换劳动,不仅仅是完成了简单的时空对接,还必须完成品种、数量以及价格的双向契合,在尤其注重个性化的今天,显而易见这并不容易实现,需要劳动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劳动和智慧。这其中既有具体劳动也有抽象劳动,与生产性劳动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且同样是商品实现其价值的必要环节,在物质大发展的今天甚至比生产劳动更为重要。互联网对传统贸易的促进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互联网的大范围、快速传播及便捷接触等特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进行高效的交易匹配,它能够迅速的、准确的定位某种产品的用户群体,同时能够将用户的个性化商品需求信息迅速的、准确的传递到生产者手中。可以观测到的事实证明,使用了电子商务交易手段的买卖匹配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足见纯粹流通环节蕴含的巨大潜力,而这种潜力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下最需要、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2. 全球化和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交换劳动复杂化。除了生产能力的提高,贸易条件的改善也为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贸易壁垒破除、储运能力飞跃、信息全球同步等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选购商品,这就让交换劳动追求的“双向契合”更为复杂化。范围的扩大不仅是数学意义上排列组合的增加,更是消费者要求的不断攀升,这就意味着交换劳动的从业者需要付出的除了具体劳动之外更多的是智慧——如何才能更高效的识别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于生产者来说,交换劳动还肩负着信息传递者的重任,如何让生产环节更紧密的配合市场从而带来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交换劳动的质量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交换不再是一个可以瞬间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商品实现其价值的必要环节。其复杂性不亚于生产劳动,需要劳动者付出大量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昔日交换本身相对简单容易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高决定了其在经济理论中的分量亦不重,时移事易,交换劳动不仅是价值实现的必要劳动,其内涵也非常丰富且意义亦十分重大。
即使不把交换过程独立出来考察,也不认为需要有专门的劳动者来从事交换劳动,买卖的“双向契合”也是必须完成的,不过是由生产者向下游延伸或者由消费者向上游延伸。显而易见,这两种方法都将带来超额成本。交换劳动独立出来并由专人完成可以极大的提高效率,同时降低生产者的销售成本和消费者的选择成本,这不仅满足了效率的要求更是激励相容的,这为交换劳动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直观来讲,生产者不需到处寻找合适的市场而能专注于生产,消费者不需到处寻找满意的商品甚至可以一站式购物,从而商品可以高速的流通起来,这就是交换劳动创造的价值。
二、 交换中的活劳动
把马克思的假设放宽,让交换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过程”而不是“瞬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交换中包含了各种形式的人类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形式概莫能外。这个过程中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从本质上讲与生产过程的活劳动没有什么区别,其创造的价值既为消费者也为生产者所享用。
1. 交换劳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使得消费者的选择大大的丰富了,即使是完成了时空契合已经摆在货架上的产品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换。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消费者消费的已不再仅仅是产品,服务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不同零售业态的存在和层出不穷就是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有所差异的结果。一般认为消费者进行消费活动会面临六种交易成本,时间成本、运输成本、储存成本、调整成本、信息成本以及心理成本。其中,储存成本是指消费者批量购买商品时带来的家庭储存成本,调整成本指的是消费者不能在指定的时间购买到指定的商品而不得不进行调整(购买另一种商品或换一个零售点购买)而带来的成本,信息成本指消费者检索所需商品信息耗费的成本,心理成本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由于环境令人不快而产生的成本。不同的消费者的交易成本不尽相同。为了降低这些交易成本,消费者不止选择商品,更要选择服务。实际上,消费者消费的商品是产品和服务的总和。交换劳动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在于针对交易成本不同的消费者,它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
(1)提供环境服务。即购物场所的环境,这种服务决定了消费者的购物感受,直接影响心理成本的水平。尽管这种服务很难度量和定义,但消费者却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有些零售点的服务水平很低,而另外一些相对较高。零售点的环境和服务甚至会影响消费者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和购物选择。对消费者交易成本的节约将成为零售商的成本,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折扣店商品之所以低价可能是因为提供了低水平的服务,而高档商店的高价与其提供高水平的购物氛围耗费了更多资源有关。
(2)提供品类服务。品类分为宽度(不同商品种类)和深度(同一个商品种类的进一步细化),品类服务可以降低消费者在零售过程中产生的多种分销的交易成本,比如时间成本、运输成本和调整成本。零售业态中强调品类宽度的是超市、百货公司和大型超级市场,而强调品类深度的则是各种专业店。在销售商品的品类既定情况下,品类服务水平越高,消费者越容易选择到满意的商品,但零售商所承担的成本越高,这些成本体现在诸如挑选适销对路的商品、如何布置卖场等方面。
(3)提供区位服务。即零售点的地理位置是否便利,实际上选址可能是零售业考虑的首要因素,它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在消费活动或购买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也可能是消费者考虑购买行为时的首要因素。便利店是很好的例子,其提供的环境服务、品类服务与高档商店相去甚远,但位置便利却成为其与其他业态竞争的最大优势。
(4)提供交付服务。即按要求的时间和要求形式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商品,消费者的需求可能在一天的任何时间、一年中的任何一天,要求的形式可能是多种品类、数量和包装等。因此,交付服务可以影响消费者的时间成本、调整成本和储存成本。高水平的交付服务可以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提供信用额度、分担储存成本和降低消费者风险等方式达到,这也同样会提高零售商的经营成本。
(5)提供信息服务。消费决策需要商品的信息做依据,这些信息包括商品的价格水平、销售状况、商品属性和零售点信息等。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可以极大的降低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成本、购买调整成本和商品储存成本。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足以说明消费者对信息获取便利性的需求,网络搜索商品并提供相关信息的快速是传统零售形式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提供这一便利的代价是零售商的辛勤劳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交换劳动提供的服务极大的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且其提供的各种服务与产品不可分割,生产者制造的产品必须与交换劳动提供的服务相结合才能成为可供交换的商品,服务是交换中活劳动的载体,其价值实实在在的为消费者所享受。
2. 交换劳动为生产者提供服务。交换劳动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其同样可以为生产者提供多种服务以减少成本。细化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专门从事交换劳动的商人团体不断壮大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同时受益,使得各经济主体激励相容。
(1)交换劳动为生产者提供分销服务。生产专业化和消费多元化是经济社会中的一对矛盾,随着消费者对商品种类和数量要求的提高,生产的专业化需要不断加深,这对矛盾将愈演愈烈。商业的存在就为专业化了的生产者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商业的技术创新(如商品运输、保管等)、制度创新(多种零售业态的出现)以及在网店、渠道、设施等方面的经验不只是免去了生产者自主销售商品寻找市场的任务,还出色的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尤其是生产相对过剩带来销售困难,流通领域的分销服务成为控制市场的重要环节,谁控制了分销渠道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2)交换劳动为生产者提供信息服务。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实现了海量交易信息碎片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这些第一手数据最直接的反映了市场需求,为生产者的决策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商业在市场上发现销售的导向并把信息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由此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结构,保证产品适销对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只有商业能够承担满足即期市场需求、开发潜在需求甚至创造新需求的功能,而这些需求正是生产者的衣食之源。
理论的抽象要追随现实的变化。买卖的“双向契合”,不只是由于物质生产的丰富以致相对过剩而导致的种类、数量契合复杂化,由于信息传递和物质运输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而使得时、空契合也不再简单。举例来说,鲜活产品远距离运输的实现就带来了时间价值,交换活动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商品的价值。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认定交换劳动创造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 交换劳动是智慧创新劳动。当今“互联网+”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是交换劳动的典型代表,已成为创新的代名词和经济进步的首要推动力。
首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交换劳动是巨大的技术创新。信息技术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从技术上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的能力。从微观生活层面来讲,利用互联网技术,我们可以寻找身边最便捷的生活设施,从吃饭、打车到资金管理都可以一键实现。从中观企业层面来看,利用互联网技术,我们可以监测每一个运营节点,从生产进度到每一件产品质量都能够实现全覆盖,使得企业的扁平化管理成为可能,极大的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同样能够运作一个大规模企业。以阿里巴巴为例,其电商平台的年销售额近3万亿美元,而其企业规模仅为3.4万人,相比较传统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其年销售额同为3万亿美元却雇佣了240万员工。没有互联网这一技术手段,企业管理能力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提升。
其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交换劳动是巨大的思维创新。“互联网思维”是当今时下热议的话题,是创新的源动力。如果将信息技术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那么从互联网思维来看,当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就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据技术。信息是经过加工的数据,必然存在一定的失真、缺失,而数据时代是对大量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进行管理,令其服务于商业目的,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如实现完全的个性化定制商品,在传统产业链条下的成本和收益完全不匹配,但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则可以轻松实现。可见,“敢想”,也就是团队创业者的思维能力才是决定成功的关键因素,这是人类智慧在经济领域的极大体现,为交换劳动的能力赋予了无限可能。三、 交换劳动创造价值的意义限于时代特点,马克思对于纯流通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展开。至如今,经济社会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价值论在纯流通领域的空白亟待填补,这对于劳动价值论本身以及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商业经济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国以教育促进就业为前提,发展本国教育事业。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力资本提升通常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学校教育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其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力,实现自身创新发展。[1]人力资本理论、符号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继表明,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选择具有交互关系,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呈正比,进而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通过文凭筛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2]研究表明,劳动者所处行业和职业是其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3],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职业分布。
教育与劳动者行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各行业在职工选聘时,通常对其受教育程度和类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行业的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是行业内职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与行业性质共同构成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4]第三,教育影响行业代际继承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业的代际开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级教育的子女。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从事的职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5]Spence在阐述筛选理论时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过学历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求职者按教育水平的差异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市场职位匹配理论认为,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匹配的职位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此才能使投资教育的劳动者获得该岗位的比较优势。[6]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从普通职员到管理者是常见的职业发展通道,内部升迁给劳动者突破职业的等级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会受到资历、学历的影响。
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以此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职业的分布情况,将富有创新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以此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支撑。在现阶段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为劳动者个体配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为此,培养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才,是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职业教育实效的共同要求。
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行业、
职业的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至2009年我国就业劳动人口数量由7.5亿增长到7.8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据2004年、2009年的数据,可以初步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行业分布以及职业分布的变化。根据2009年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各行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呈现的分层现象。此外,结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水平与OECD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一)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及与OECD国家比较
2009年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79.8%,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提升。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比例下降,这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纵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者中,高中、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比例呈下降趋势,总比例由2004年的18.4%减少到17.5%,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则增加0.5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9年,我国低学历(小学及以下)的劳动者比例在下降,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者比例在增加。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仍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份额极低,2009年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仅占7.4%。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比较研究成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必然趋势。据2011年OECD的统计数据,25-64岁的劳动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时,报告中显示,我国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为22%,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OECD国家认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high-skilled)劳动者的充足供给,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他们被雇佣的可能性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将明显不足,其在行业、职业上的分布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挑战。
(二)我国劳动者的行业构成和职业结构
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的19个行业中(如图1),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其次分别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数量上看,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均呈增长之势。在纵向上增幅最大的为租赁和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呈负增长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三大行业。有学者将行业分为四大类别:第一类为农林牧渔业;第二类为采矿建筑、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第三类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第四类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金融。[8]从现有数据来看,我国就业人员集中于第二类,而第三类的从业人员规模相对较小。
2004年、2009年劳动者的职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如图2)。具体而言,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这几年我国劳动力向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较为明显,生产、操作类初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大,而专业技术等高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行业、职业的影响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进入的行业具有差异。以2009年初中学历劳动者为例,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多数行业(建筑、采矿、住宿和餐饮、制造业等行业)占比大(如图3),由于制造业吸纳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因此可判断初中学历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中。同时,教育、金融业的初中学历劳动者比例低。两相比较,一方面表明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的行业差别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对劳动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学历具有这一特征外,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在行业分布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大学专科的劳动者在国际组织、金融业、教育行业占比高,而在其他行业则有明显降低。与以上两个学历不同的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显示较强的普适性,除农林牧渔、建筑业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较小外,其余行业中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相差小(基本处于同一曲线周围)。而小学以下和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各行业的比例均较低,这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占比低有关。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金融、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学专科为主。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分布同样具有影响,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层(如图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不同领域专业技术职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农林牧渔生产。而高中水平的劳动者,与其在行业中的普适性相一致,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为均衡。
从事相同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从业者主要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单位负责人尤以高中学历比重最大(36.7%),专业技术人员以大学专科比例最多(29.1%),而商业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则以初中学历为主,分别占比53.1%和61.2%,农林牧渔水利的生产工作则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学历(94.1%)的就业人口构成。
综上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行业分布上,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教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职业结构中,以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居多,这表明我国还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传统的农林牧渔行业,难以实现转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已初步形成职业分层。另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行业、职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大学专科人才输出不均衡,对第二、第三类行业的人才供给不充足,影响我国未来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以继续教育为导向提高在职劳动力素质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多数,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通过接受多层次的教育获得知识增长和学历提升,非传统高等教育将成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主要场所。[9]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各行各业形成劳动者从业的基本规范,规范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确保劳动者从业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形成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和职业学校为企业服务的新常态。职业学校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公益讲座为企业员工提供提升职业素养的通道,为在职员工提供适合的在岗培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劳动者继续教育的绿色通道,通过学费资助等形式,鼓励在职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学历水平。此外,还应为中等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进入大学专科提供便捷的途径。
(二)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结构
新世纪以来,“以省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呈扩大态势,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专门劳动力的需求。[10]为提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首先,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动态监测,形成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层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未来趋势。其次,优化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结合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民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11]最后,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职业院校应以缺口行业为专业设置导向,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敏感度,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
(三)形成劳动力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为适应各行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职业教育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高等职业院校应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教学实践水平和创业教育实效。[12]其次,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高职业院校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提升劳动者素质是人才培养的一大途径,需要打破行业、职业的垄断和分割,通过不同岗位的实习,增加未来劳动者在行业实习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提高不同行业、职业的适应性。增加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鼓励人才自我雇佣,职业院校应为其创设包容的环境。[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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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116-03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在中国传统的重伦理人情轻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一种差序的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即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1]。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传统的中国农村就是以家庭,或者是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家乡为基础,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家族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非常的疏远。同乡关系则是一种地缘关系,由于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相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而结成的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都是呈现出差序格局,即由近及远,由亲而疏。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3]。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 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4]。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5]。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6]。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7]。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囿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订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社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一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当农民流出达到一定规模时候,应适时调整农村土地关系,恢复其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功能,把土地使用权推向市场,让土地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报酬。第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业的工场化经营和农业经营者、农业工人的存在。第三,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动的关键是积极培植和发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够顺畅流动[8]。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为农村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
规范的、完善的组织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扬弃过程。原有的、不规范的、不符合时展的制度应被废除,规范的,完善的社会制度逐步地被建立健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逐步瓦解,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逐步的确立。总之,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富裕、文明、现代的新农村。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尚处在转轨阶段,即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处在分化组合之中。这是社会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现象。良好的规则制度是促进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3]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张永丽,等.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5]於培.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G]//周大鸣.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蔡.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白南生,宋洪远.回乡,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8]蔡,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Rural Community Structure Change Research Based On Labor Force Flowing Angle of View
SHI Bing-bing
教学是伟大的事业,教育者的任务就是向知识的需求者传递知识,令其成长,达到传道、功成、解惑、果就。每个需要知识的人都是被教育者,对于教育者来说,他们没有年龄的差别,没有职业的不同,没有素质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随之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随之而生。这部分人群缺乏文化知识,没有任何独特的技术,面对当前社会的发展,一片茫然。因而难以获得社会上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给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困难,造成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脱节。如何传授给这部分人新的知识,实现贫困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加他们的收入,维护社会的和谐,是摆在我们教育者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现状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多方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规模与结构,掌握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的人数,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与特征,研究市场需求,然后对证下药。根据我的了解,我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最近一些年出外打工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打工的人中间,不断有人返回本地,但是他们仍然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已经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根据调查资料,在这些打工的人中间,他们大部分是初中以下的文化,甚至很多人没有小学毕业。他们的平均年龄在35岁,虽然没有过高的文化,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头脑灵活,吃苦耐劳,善于学习,他们见过一定的世面,能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也非常能够希望去外地谋求职业增加自己的财富。在他们过去所从事的行业里,基本上以制造业、商业、饮食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最普遍的是,他们到低层次的商业饮食服务业打工,有一部分人到了县城,有一部分人到了省城,甚至有一部分人远走他乡去了广州、上海等地。在这些人中间,在农忙时候,他们忙里偷闲地赶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作用和意义
如果大部分人没有职业,在社会上游荡,存在的危害不言而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事关重大,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的繁荣,和谐他们的家庭,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作用。作为教育者,要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他们吃苦耐劳,对薪水的要求并不奢望,他们善于忍耐,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城市人所不愿意做的,这些工作又是非常基础的,是日常生活所离不开的,为城市人的生活提供着便利。城市经济的“扩散效益”,为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注入更多资金、技术、信息,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拓宽了思路,很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提高了生活质量,缩小了城乡的生活差距,带动了更多的人外出打工,造成了良性循环。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策略
1.加大宣传,健全机构,配置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教育者,制定专门的计划,组织有规模的培训,加大考核力度,提高机构培训效率,要求多管齐下,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2.关注培训质量,杜绝形式化,注重农民的利益,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增强教师的认识,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监督主办学校,认证审核师资力量,加大硬件设施的投资,保证农村多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利地转移就业,确保培训工作省时高效,及时地完成教学任务。
3.培训之前认真地考察,做到有的放矢。比如说,做问卷调查,培训之前作走访工作,经常开一些会议进行探讨,认真地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的状况,研究他们的心态,激发起他们对培训的热情,研究市场动态,解决技术难题,增强他们的信心,鼓励被培训者带动更多的人来接受培训与外出务工。
4.实行订单培训,提高就业率。对于剩余劳动力,有多方面渠道进行培训,要不断地摸索经验,整合社会资源,根据实际就业的情况,打造最佳的培训模式。利用现有的学校作为培训基地,利用现有学校的培训设施设备,一方面,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头联系就业部门,实现了包培训包就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培训的后顾之忧。需要投入资金的,也按照需要给予实际的解决。在培训期间,建立集吃、住、教学于一体,由必要的时候进行封闭培训。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和缩小培训的规模,节约培训资金。如政府出面和用工单位签订就业合同,和用人单位协商好用人的条件,根据用人条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有的放矢,由于就业渠道的畅通无阻,极其有力地促进了培训工作的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培训掀起一片。
5.拨出专用款项,施行专款专用政策,加大经费支出,严格实行财务监管,执行财政报账制度,由财政、扶贫、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一起出面进行监管,为培训创造有利的条件,有力地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实用技能,这样就有效地督促了培训基地提高培训质量,提高所招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率。
五、面临困难与问题,迎头而上,周密解决
虽然不断地取得成绩,但随着成绩出现的,是一系列的难题。一方面,有些劳动力观念差,他们认识不到学习的用处,认为只要自己勤劳肯干,有用不完的力气,就可以赚到大钱就可以养家糊口。有的人是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也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没有学习的积极性。还有培训者的认识不到位,有的培训者任教多年,一直以来是对着学生们上课,面对这样的一群学生缺乏耐心;有的培训者原先没有做过教师,教学经验不够。还有政府的组织协调不力,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走过场。目前,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主管部门有扶贫、农业、科协、教育、劳动等五个部门,妇联、共青团等部门也有所涉及,但是这些部门没有有效地联合起来,他们单独地开展培训工作往往是顾此失彼,有时候又造成重复的劳动,资金也造成一定的浪费,使本来就不多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从而培训效率不高。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六十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这个单纯就年龄为划分的标准,是作为一种退休年龄的制度而言,却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事实表明,许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科学家、发明家等,在他们的老年期仍然大有作为。因此,人到退休年龄时充分注意个别差异与个别需要而作适当的留任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上几个年代,我国的老年人少,而且社会变迁也少,大多数的家庭生活稳定,家庭关系和睦,老年问题尚未成为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深刻变化,人生价值观念的更新,老年人的家庭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如失去了配偶,结了婚的子女离开家庭等等。更有甚者,有的子女照顾老人,其目的是为谋取老人的遗产;或虐待老人,使其无法生存。这样,就使老人价值观降低、孤独、无人照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尤其近年由于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老年人占的比例逐年升高,国内外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研究。例如兴起的科学有老年学,老年病学,老年心理学等等。作为与老年人健康问题接触机会颇多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其心理因素有关,而心理因素能直接地反映到心理行为及其适应社会的行为。因此,大家都多些关心老年人,为使其能够在祥和的气氛中生活,展开对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咨询活动及对老年人适应社会的行为(简称适应行为)研究,是很必要的。本文就个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有关老年人的心理行为及其适应行为作粗略分析与体会,供同行们参考,以期作抛砖引玉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