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大全11篇

时间：2024-03-09 17: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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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

篇（1）

由于汇率决定模型复杂多样而且还因为汇率理论的假说及其政策引申意义，至今难以找到一个可被广泛应用且能够被当成“主流熟悉”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一致说法。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自然要从多角度出发不受限制地进行思考，才有可能从中发掘更深刻些的理论内涵和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前形势下谈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怎样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假如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答应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假如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假如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非凡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经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治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公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答应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定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假如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非凡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假如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速来源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双顺差”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对“双顺差”局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带有非凡国情味道的生产要素的非均等化倾向。在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中国生产的可贸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还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趋势的环境中，中国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所占份额极低，而且在近30年时间里始终未发生非凡明显的增长性变化；在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地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岗位，在土地批租中纷纷展开优惠竞争，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贸易商品中同劳动力成本一样也只占很少的份额。这两项成本节约因素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加之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世界工场。这使得中国在2

002年年底一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创汇企业，只要这类企业总数在增长，中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快速增长。同时，在中国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企业贸易收入的绝大部分会自动转化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也带动了外汇储备的增长进一步提速。

篇（2）

目前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和公共租赁房，前三种主要采取审核和抽签的原则确定受保障群体，后者还在试点之中，采取排队原则确定。

一、住房保障体系的涵盖对象

1、廉租房保障对象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有关负责人指出，廉租住房制度是针对住房困难的最低收入家庭实施的一种社会救助，廉租住房保障的对象，必须是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并且住房困难，另外，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更具体的标准要由各地根据当地的整体经济情况、住房情况制定。国家的廉租房政策对住房条件有严格控制，受保障家庭的人均廉租住房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60%”。

2、经济适用房的受益人群

3、住房公积金的涵盖对象

住房公积金只涉及部分居民，而且主要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住房公积金主要在全民所有制实行，涉及到的职工只占城镇从业从员的小部分。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约2亿，其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3000多万，国有企业4000多万，其中许多国有企业还因效益不好，未能实行和健全这项制度。从收入水平看，全民所有制单位特别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往往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种情况说明，住房公积金难以用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基本需要。

二、健全现有住房保障体系

1、完善政府廉租房与租房补贴政策

（1）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当前影响廉租住房推进的最主要障碍就是资金瓶颈。解决资金来源依然要靠“以财政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方式。其中可包括，以财政投入为基础建立住房保障专项基金，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提取，归集直管公房出售的部分资金，从社会福利彩票筹集款中提取，接受社会捐赠等。

（2）要明晰廉租住房标准。当前，各地廉租住房面积标准差异较大，确定保障面积标准时，应着重参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购建房的保障标准：按照廉租住房为城镇平均住房水平60%的标准进行测算，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本地的保障住房建设标准。一般城市确定为40-60平方米的基本保障标准。二是租金补贴标准：由于各地保障能力、职工收入水平和市场房屋租赁价格水平差异较大，确定的补贴标准也不应相同。合理的标准尺度应该是补贴的金额能租赁到基本满足需要的住房。另外，由于市场租金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各地应根据保障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租金水平的变化每年进行一次核定，对补贴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三是租金核减标准：凡属于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租住直管公房或单位产权房的，可享受租金核减政策。租金减免部分应由政府负担，从专项资金中直接补贴给房管局(所)或有关产权单位。

（3）要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在廉租住房工作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资金筹措和廉租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各地廉租住房工作，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总结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包括：加快建立低收入家庭信息系统，通过实行申请、核查、公告、登记等制度措施，确保住房保障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

在我国，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个人收入很不透明，因此直接货币补贴可能不一定能落实到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手中，因此我国对“明补”控制很紧，范围极小，使有些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应得的保障措施。尽管补贴货币化应是今后住房保障的努力方向，但这一思路要真正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安排，还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2、完善与调整经济适用房政策

（1）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房的功能。首先，要增强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保障功能。住房保障是经济适用住房的重要功能，其着眼点是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其次，要充分发挥经济适用住房的市场调控功能。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要以市场需求为杠杆，通过供应量的增减达到调整供求关系，引导和平抑房价的作用。

（2）保持经济适用住房的适度发展规模。一些城市由于新建商品住宅和存量住房价格偏高，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成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的有效途径。

（3）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住房配套措施。除执行并完善收入及住房双控标准外，还应配合纳税证明等核查手段，形成更为严格的购买资格审批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严厉查处虚假申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行为，严厉查处违规问题。搭建信息平台，加强房源调控，做好分类定向供应，优先保障危改区动迁居民安置需求。同时，建立经济适用住房“出口”管理，对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转让和出租进行限制，过滤以投资(通过出租或转让获利)为目的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群体。

（4）在供应市场化和保障多元化方面努力创新。供应市场化是经济适用住房商品属性赋予的，但是经济适用住房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限定了销售价格、标准和对象。因此，经济适用住房的市场化运作，既是当前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工作的难点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同时定向建设一批面向特定人群的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把拆迁安置房、农迁安置房、重点工程配套安置房等都纳入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中。

3、扩大住房公积金执行范围

在百姓衣、食、行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住房一时间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头等大事。住房公积金因其覆盖广、资金量大、政策优势明显，成为解决住房问题的一大社会期待。实际上，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发挥政策性保障作用的同时，切实起到了增加职工工资性收入，提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拉动职工住房消费需求，加快推进“住有所居”的作用。

目前，住房公积金在制度性质上是只一种职业福利，国家的作用只是提供制度框架，包括标准和管理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单位公积金补助虽然是由国家规定的，但通常只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执行，其他所有制单位有选择弹性，至今未也没有像养老、医疗保障那样制定强制执行的规定。对此，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地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要把它扩大到非全民所有制单位。

三、住房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

1、积极探索经济适用住房租售并举的政策

改变当前经济适用住房只售不租的现状，研究制定可租可售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政策，即对于符合购买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自主选择是购买还是租住经济适用住房。

2、发展可支付租赁住房

解决城镇居民“夹心层”(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线，但属于低收入阶层，依靠自身力量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和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应重点通过提供住房使用权的方式来解决。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适时推出可支付租赁住房，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

3、增强对低收入家庭住房消费的扶持力度

对以市场价租赁住房的困难家庭实行租金补贴政策，补贴资金主要由职工所在单位核发，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可由财政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应与廉租房政策有所区别。

篇（3）

中小企业发展遭遇重重泥潭

去年以来，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陆续陷入经营困境。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今年8月初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国际经济形势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下，今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等困难。今年上半年，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5%。该司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在我国目前的GDP总量中，来自中小企业的贡献已超过六成，因此它们的兴衰也与宏观经济大势紧密相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50%以上表示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表示经济衰退。今年上半年我国的PMI指数一直在50%以上，但在4月份达到59.2%的高位之后开始逐月下降，7月份的指数已经下降到48.4%，这是自2005年1月以来，PMI指数首次回落到50%以下。

在7月份的PMI指数体系中，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进口指数、采购量指数回落幅度都很明显，达到5个百分点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分析师张立群认为，7月份的PMI指数首次回落到50%以下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情况，可能预示着经济增长走低的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从企业这一微观角度来看困难明显增大，企业问题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影响就业与收入的焦点。

8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通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出口退税提高的两个百分点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利润，根据中国第一纺织网的统计数据估计，出口退税率回调两个百分点，纺织行业利润总额将增加26亿美元，按照6.8的人民币汇率折算，企业利润将增加人民币176.9亿元。因出口退税率回调而增加的利润占纺织行业利润总额的14%，利润率将提高0.6个百分点。这对处于亏损状况的纺织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但很多纺织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单纯调整出口退税率并不能使纺织业走出困境，因为相对于出口退税来说，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等因素对纺织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主要。

纺织业人士的上述看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观点的代表。据广州某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助理介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三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超过了21%，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6%，这对于以美元结算的制造业外贸出口企业来说压力巨大。同时，今年年初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使得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这对于劳动力成本超过总成本一半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沉重的挑战。此外，还有能源、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造成对美出口减少等其他不利因素。种种因素叠加，使得原本毛利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企业的盈利空间一减再减，最终导致生存困难。上市公司的生计尚且如此，多如牛毛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境遇可想而知。根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调查，目前温州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的企业面临停工或倒闭，而珠三角地区的制鞋、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日子同样很不好过，仅去年广东省就有一千多家制鞋企业倒闭。作为我国最大的外贸型出口企业基地，今年上半年，广东省东莞市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了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今年1～5月，全市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共405家，同比上升36.4%。

对于一些地区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人们有着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正是调整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时机。据统计，今年珠三角地区的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而存活下来的大型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的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5.8%，出口总额却增长了9.2%。显然，那些实力不济的中小企业的倒闭为提升全行业的效益做出了贡献。但许多已经或正在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主并不甘心也不服气于这种“奉献”，他们抱怨说，产业升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是好事，但在汇率升值、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下，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单凭自身能力不可能成功转型。

复苏有待财政货币政策联动

事实上，造成近期大批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角度看，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今年货币政策从紧的调子，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在不断微调，但货币政策紧缩的大方向一直没有改变。有制造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推出货币从紧政策的原意是遏制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泡沫，消除通货膨胀压力。但在宏观调控政策面前，财大气粗的房地产企业显现出了较强的抗压能力，反倒是毛利率低的制造业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发展困境。该人士提出，制造业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它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链高度紧张。一旦资金链断裂，结果将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倒闭这么简单，因为在一个产业链中，一个环节的企业大量倒闭势必将直接影响存在着供销关系的上下游企业的生存。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当避免一刀切，特别是在宏观调控已经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的时候，更应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急需充实资金以渡难关的中小企业伸出援手。

企业界的呼声显然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和回应。8月初传来消息，央行已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本次调增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由于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是地方金融机构，因此这一政策表明了央行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用意。

以2007年新增3.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计算，新增的5%～10%的额度预计可增加约2000 亿元贷款。但是对于这2000亿元是否真的能够用于中小企业，一些人士表现出了疑虑，因为根据事实形成的经验，即便存在监管，也很难避免商业银行采取拆分贷款的方式，将新增的额度变相向大企业输送。此外，根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本地500家发展比较好的中小企业的调研，有95%以上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广州市中小企业担保业务为130亿元，仅为需求的十分之一；累计担保贷款的户数不足需求企业的百分之一。仅广东一地500家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就已如此旺盛，2000亿元贷款规模能发挥的作用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而且中小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财务制度和信用等级水平不一，以政策引导的贷款额度增加或许将造成银行坏账的增加，从而给未来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隐患。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不能仅靠银行这一单一渠道来解决。所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除了现有的银行信贷外，还包括了融资担保、发行债券、上市、风险投资等等。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指出，当前最具操作性的是建立一批为小企业及微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如由担保公司升级而来的中小企业银行、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等等。此外股权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网络联保贷款等都是值得一试的创新方式。

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多层次融资渠道的建立也不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的问题。而且在通胀压力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放松也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资金压力又该如何解决呢？企业界人士的主张是跳出货币政策来谈资金。

前文提到的那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助理认为，今年央行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没有一次加息的举措，反映出央行在执行紧锁货币政策时的谨慎，但对渴求资金的企业界来说，加息似乎更能发挥区别对待的效果。因为对于有一定实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即便贷款利息有所增加，只要能贷到款，就能度过眼下这段寒冬，等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能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一刀切式地收紧，达不到有收有放的效果。

对于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愿望是政府能通过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助其一臂之力。许多中小企业界人士提出，在现行的增值税税制下，绝大多数中小型工业企业都被纳入小规模纳税人范畴，而小规模纳税人存在着征收率偏高的问题。小规模纳税人的工业企业征收率为6%，商业企业为4%，从表面上看这比一般纳税人法定税率的17%、13%低很多，但因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造成实际税负高于一般纳税人。

另外，许多中小企业管理者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微利企业的税率显得偏高。按照原来内资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及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及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而新税法规定的微利企业的20%的低税率，虽然比原有的27%那档税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但与18%那档税率相比反而提高了2个百分点。

为此，有专家指出，在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增加了企业成本的大背景下，应该通过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为企业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减负。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与转型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增长。

做大做强还需整合产业链条

除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中小企业面对的生存困难也有不可忽视的主观色彩。以广东省为例，长期以来，该省外向型加工企业云集，他们一直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的最底端，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为世界著名企业贴牌加工以换取有限的利润。从去年开始，“腾笼换鸟”成为广东各级政府官员频频提及的概念，今年5月底，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这套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腾笼换鸟”，即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把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腾出发展空间，吸引和承接高端产业和人才。

广东省决策者的这一举措源于他们的忧患意识，因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地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不超过30年。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腾笼换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基层政府很快意识到，通过政策手段迫使低端产业迁移是容易的，但能否很快引来高端制造企业则是一个问题，而且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地区的低端产业链已经相对完整，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迁移出去，很可能招致整个链条的破碎和全行业的衰退，如果将这个产业链全部移出，又可能导致GDP数据的剧烈下挫。结果，在经济增长的现实压力面前，让现有的鸟腾出笼子成为一件鸟的主人和笼子的主人都不情愿的事。

篇（4）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篇（5）

今年市场的波动本质，就是与社会资金供应量有关。利率的双轨制，令民间利率大幅抬高，全社会的资金到底有多少都扑入了这个吸金洞无人可知。但用很正常的逻辑判断，当实业所产生的利润，无法支付民间借贷利息成本时，最后的崩盘是必然的结果。而这样的事，可能仅仅是因为区区几百万的追讨引发的崩盘。厦门融典37亿的崩盘，其实就是一个700万的债主，召集了十数人讨债，引发了一个37亿的盘子全线崩溃。

现在许多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似地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出现。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实业所生产的利润，已经远远不足以支付资金的成本。而大多数银行头寸都几乎放光，即使是高息揽储，也无济于事。此时民间借贷已经出现巨大风险，证券市场的风险同样也没有排除，房市的风险更是仅仅初露。这种情况下，以我个人的感觉反倒是待在大的银行里风险更小。而我们从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仍然有大量的存款在向外流，证券市场如果没机会，向外流的只能是高息的民间借贷市场。跑了那么多老板，难道还不能让你有所惊醒？我估计今年“十一”长假将会有更多的外出度假不归老板的消息见报，而今年春节将会有很多人不敢在家过年。

尤其令我们关注的是，本届政府与下届政府处于交接期，中华文化决定了几乎没有人会去主动承担上一届所遗留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信贷的基本判断是，至明年年初前，信贷政策只会维持现状，不会有任何宽松的转变。比较糟糕的是，去年末与今年初发出的地产信托，大约到期密集时段就是在明年春节前后。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资金最紧张的时候还没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原来预期四季度市场可能见一个重要节点的推测，可能要作相应的后移。

市场跌到如今，再作一次全面的复盘，市场的景象让我觉得很吃惊。大量的个股形态恶化，显现出一幅多头预期失败之后的抢跑踩踏。尤其是近段时间一批强势股的补跌，彻底击溃了多头信心，人们似乎正在进行着挤兑，更可怕的是下方几乎无接盘，除非是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在低位搏得抄底者的欢心。

我们从平均股价指数波动可以看出，权重股们的价格重心不断压低之后，已经达到一个相对的弱平衡区。而平均指数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市场全行业的个股普遍下调，资金的迁徙状态，从原本由权重股流出向普通股迁徙，转为进入全线溢出的状态。这表明当前的下跌，已经不仅仅是板块之间的交互波动问题，而是多头全面地溃退。

让人感到泄气的是，平均价格指数的波动状态表明，未来市场的平均价格可能向11.5元附近移动。如果是这样，粗略算一下市场平均下行空间还得有12.6%。而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主流的公募基金，仓位大多都降到了70%以上，更有一些比较敏锐的公募，实际的仓位已经降到了60%附近。也就是说，持有大盘蓝筹股的主流机构与做市值管理的阳光私募，基本已经减不动仓了，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换句话讲，未来蓝筹股下行的空间将会比较小，它们会处于一种相对的弱平衡状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为平均价格指数提供负波动的群体，必然是一批无前景以及无业绩支撑的题材股，这里面前期的涉矿题材股将会是最易遭市场抛弃的品种。

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一批做盘机构，它们的资金来源本身就是融资资金，这些机构的特征是与上市公司做“勾兑”以及用2005年之前的做庄思维。本身融入的资金就有一定的成本，当社会资金仍然不那么紧缺时，一切都相安无事，大家都按合同约定在融资期限以后再作结算。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温州民间借贷的事闹得凶，原来资金融出方半途变卦，宁可违约也要在短期之内拿到钱救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本来还仍然坚挺的股票，突然就莫明其妙地出现了砸盘。这种事历史上都出现过，有些数十亿企业在危机来临时，可能因区区数百万的债务，在一个预想不到的小概率事件上，令其庞大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本质的原因并不在企业本身主业经营，而在于它将资金杠杆用到了极致。

篇（6）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81-05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重问题，是税制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正确处理好这一比重，对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起，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现出前者高、后者低的状态：1994～2003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为61.35%，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为17.17%；到2004-2011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为53.97%，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为25.55%，比重虽有所调整，但差距仍然比较悬殊。近年来，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对我国税制改革以来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现状，致使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在实际运行中“跛足”，为此，应当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

本文认为，我国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状态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如果这种状态仍然持续下去，将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客观上需要适时进行调整；但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的要求，这一调整不应“刻意而为”，而应“顺其自然”。

一、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是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治税理念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1994年进行的划时代的税制改革就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基于增值税具有税源稳定、税基宽广、充分体现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征税等优点而大范围地推行了这一税种，并于当年实现增值税收入2308.34亿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5%，之后的多年间增值税收入也平均高达近40%，从而奠定了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的主体地位。可以说，这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制建设总体上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治税理念的必然结果，其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这一点可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变迁轨迹得到印证。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总体上经历了从以古老的直接税为主到以间接税为主，再到以现代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的变迁轨迹。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和源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农”“抑商”的主流经济思想，决定了当时的主体税种只能是按土地面积课征的土地税或按人头课征的“人头税”。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日益扩大，为实行商品课税创造了条件；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在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下，将追求经济效率作为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以商品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间接税）自然而然地逐渐成为主体税种。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商品的课税难以课及自给品，保护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对商品课税的数额越多，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越大，削弱了商品经济的竞争优势，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模式已超出了商品本身而扩展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高度商品化的结果使一切收入都可以分解为个人的所得，而经济管理的水平也发展到可以控制个人所得的程度，这就为实行以所得税（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奠定了前提条件。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将其治税理念由“经济效率”转向“社会公平”，并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198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得到提高，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贫富悬殊问题，而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期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为摆脱困境，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在供给学派注重效率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将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由偏重公平转向了突出效率，纷纷降低所得税的高边际税率，以缓解所得税对储蓄和投资的压力，增加总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许多发达国家还着手改革原有的流转税制度，实行了增值税，这使所得税的比重有所下降，流转税的比重有所上升。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出现的这一新的变化趋势显然是这些国家治税理念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

综上可知，基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税收政策取向是影响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税制结构状态的主要因素。18年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政策取向在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税制结构状态。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与我国这一时期的客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的。

二、治税理念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客观上要求适时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重

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其关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以往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这种增长相伴还有贫富差距的拉大。有资料披露，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其收入仅占全社会家庭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其收入却占全社会家庭收入的50.24%，收入状况明显呈现出“富有者越来越富裕、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处于3000～10000美元时，则意味着该国的经济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矛盾逐渐凸现并可能激化，因此，如何处理好社会矛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处理得当，国家将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若处理不当极易激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敏感”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已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严重的低效率转变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严重的不公平问题。因此，有人主张我国今后的改革需要以“效率为先”转向以“公平为先”，或者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并不一定必然要求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调节取向都具有同一特征，各经济变量的选择应该依据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功能相机抉择。因此，本文认为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并进行优化组合。其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关注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中全会强调分配制度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六中全会再次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见，我国的收入政策和原则的调整已经开始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转变，治税理念也应适时转变。我们认为，我国的治税理念不仅理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应“旗帜鲜明”地立足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因为，税收是政府参与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收入再分配的核心是公平。

治税理念的转变客观上要求适时调整税制结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税制结构的一些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是所得税占比过低的负面效应。由于所得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以及遗产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所得税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是流转税占比过高的负面效应。高流转税与高物价密切相关，由于流转税占比过高，我国的税制结构呈现“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现有税制结构下，物价越高，税收越高，而高税收则反过来又推高物价，如此循环，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纵观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化进程，我国税制结构目前出现的这种负面效应，同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中叶起逐步形成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出现的负面效应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我国应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治税理念下适时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重。

三、税制结构的调整不应“刻意而为”，而应“顺其自然”

我国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已成为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的共识，但如何调整还存在着很大分歧。从见诸于报端和媒体的议论看，人们每每谈及这个问题，其出发点大都是为了矫正“双主体”的“跛足”，这是对税制结构调整取向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进行税制结构调整不应一味地为追求或达到“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而刻意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因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对于我国税制结构中主体税种的设计，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一直都有一种近似于约定俗成的“双主体”观点，认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应该由商品税（流转税）和所得税组成，二者在整个税制体系中占有相近的比重，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方面共同起主导作用。这种观点的本意是想通过综合商品税的资源配置和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优势，互补各自的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但本文认为，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双主体”的理论依据是难以成立的，而且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双主体”观点陷入了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研究的误区。

税制结构优化理论从具体分析各税种之间的相互影响人手，论证如何实现税种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最优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结论是：税收制度总体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各税种个体功能的实现程度，但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并不等于各税种个体功能的简单相加。这是因为，各税种的个体功能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任何一种税的征收都不仅影响自身功能的发挥，而且还会影响其它税种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因而，需要在各税种的个体功能之间进行有效协调。

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税种之间通过价格、货币等中间机制相互影响，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收入征集方面，各税种间的相互影响集中表现为，一种税的征收量会影响到其它税种的征收量。在既定时期内，既然可供政府参与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是既定的，那么，各税种在征收量上就存在着相互消长的关系。如商品税和企业所得税，虽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税，但也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这两种税一般都是由企业直接缴纳的，在价格受到行政限制而固定不变时，商品税是不能转嫁给消费者的，纳税者即为负税者，因此，在性质上商品税类似于企业所得税，二者都直接减少企业利润。这就要求在征集收入方面二者要有适当的分工，即若高征商品税就不应高征企业所得税，高征企业所得税就不应高征商品税。其实，这种协调关系即使在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必要的。因为，当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时，除非某种商品需求完全没有弹性，否则，商品税税负将始终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这就意味着商品税在价格放开的情况下也会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因此，它同企业所得税在征收量方面存在着消长关系，人为地让商品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成为主体税，显然是不恰当的。二是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面，各税种间的相互影响表现为，税收对资源配置目标和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际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个单一税种，而是取决于各税种的综合影响。从一般均衡分析的角度看，所有的税种对政府的某个特定政策目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货币和价格等中间机制的作用下，无论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在收入再分配方面，L类税的征收总是会影响到另一类税的收入规模，同时也影响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且，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对应与交叉并存的关系。商品税不仅具有资源配置功能，通过内部各税种的合理设计，还可以兼顾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样，所得税也可以兼顾资源配置的功能。因而，那种简单地认为只要将两类税绝对均衡地置于税制结构中就可以做到资源配置与收入再分配功能并重的完美构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但如果刻意地按照“双主体”的模式进行调整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只能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增加额外负担。因此，税制结构的调整应该“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按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来调整，进一步说，就是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下进行调整，即朝着税制结构优化目标迈进。

实际上，我国始于2004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了，如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都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增进了消费领域的公平性；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提高和最低一档税率的降低，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这种“顺其自然”调整的结构优化效应也已经开始显现。例如，2004～2011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已由1994～2003年的61.35%降为53.97%，下降了7.38个百分点；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也由17.17%提高到25.55%，提高了8.38个百分点。目前，这一调整还应继续朝着税制结构优化目标迈进。

篇（7）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速来源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双顺差”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对“双顺差”局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带有特殊国情味道的生产要素的非均等化倾向。在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中国生产的可贸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还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趋势的环境中，中国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所占份额极低，而且在近30年时间里始终未发生特别明显的增长性变化；在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地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岗位，在土地批租中纷纷展开优惠竞争，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贸易商品中同劳动力成本一样也只占很少的份额。这两项成本节约因素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加之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世界工场。这使得中国在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价格机制和价格水平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笔者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和外汇储备问题，完全可以用低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低价水准导致的币值严重低估来解释。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两种交互发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义劝说和政策调节，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客观经济规律总是能够矫正由政府行为惯性、惰性及决策者个人偏好或意识形态偏见产生的各种非效率倾向，让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牵引力量。在人民币币值或汇率政策问题上，我们今后也许能进一步获得这种逻辑体验。

自1986年起，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每年进行一次世界性的调查，调查内容是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经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的巨无霸最便宜，售价约1.2美元，而其他工业国家的较高售价为3.5美元左右。人们都知道，早在麦当劳进军中国前几年，该公司已经开始低价租用中国农村的土地对其所选土豆品种进行试验性种植，所以，对麦当劳公司来说，其产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运费问题，在中国卖出的巨无霸之所以成为低价世界之最，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极低。货币汇率就是两种价格指数之比。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区销售就有近200%的价差，这个现象似乎已完全违反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价定律”，而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人民币币值是否已被低估的问题。巨无霸是非贸易品，但在中国国内的统一市场中，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因此，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样遵循均等化规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定价过低也自然是普遍现象，从前边所提及的物价与币值的关系我们可以得知，人民币汇率也确实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三、从打造贸易强国的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

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基本内涵就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问题。在汇率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讨构建各种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着眼点也是币值的最优化问题。常识告诉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币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进口从而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过分地偏离了均衡汇率即定价过低，它也会导致利益损失即通常所说的不经济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用低要素价格吸引外资，用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些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中国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这些政策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却不会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可以认为，这些政策如不及时矫正甚至还会成为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拖曳因素。这一立论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又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等国家的长期低息政府债券，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实体经济、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及民营科技企业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用低息贷款的方式去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较高的国内外投资机会收益与外国政府债券收益相比之差实际上就是中国巨额外汇资产运用的净损失，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年均收益与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售政府债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国向中国借款的净收入。据统计，美国企业在上海等地区投资的年收益率可达20%以上，这样即使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年息率达4%，美国也能获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仅仅从这点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目前这种运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第二，与制度演进过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一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路径依赖”倾向。在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即使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也能卖得出去，卖出去后即使销售利润很低也能在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获得收益补偿，这样就会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流动方面产生负面效应，即扭曲价值信号不能自动产生资源优先配置的结构调整效应，大量的企业生产偏低端产品耗用了巨大的资源，而那些新兴的、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可用资源被惯性效应作用下的低附加值产品行业挤占。从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产品和传统企业的繁荣兴旺虽然在增加税收和就业方面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这类行业的不断扩张会迟滞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的速度。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导的方式来解决结构调整问题，结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实只要运用汇率、税收、利率等价格性工具，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就会立即改变。以可贸易商品结构之调整为例，只要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足够高，出口型生产企业的投资就会自动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再比如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生产企业采取惩罚性税收制度，也能对这类企业的投资冲动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等等。总之，中国应当将提升人民币币值作为产业产品结构的一种手段——即使在短期内会付出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够大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谁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损者？银行系统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耐冲击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这种投资和出口双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会不会受到剧烈的负面影响？中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广场协议”之后的宏观经济现象和可能的长期经济萧条，等等。这些问题和担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总要有些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就是如何尽快使自己从大国变成强国，从储蓄利用效率过低转为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并运用强制和诱导等种种政策手段进行产品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际收支调节上以平衡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并用市场化的价格性工具作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开始这样：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级精神用行政的办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业压缩出口增加进口。这类做法到底能否奏效还有待实践检验。根据以往的经验，压缩地方企业的出口就等于压缩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这个新近实行的平衡国际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难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预期效果，事实将证明，平衡国际收支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简近有效的办法还是动用汇率等价格性手段。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理解为在现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再升值10%以上，这样幅度的升值实际也远未弥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同类要素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说，即使在这样升值水准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仍然会保持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会使出口增长出现明显下滑，但却会对进口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因为人民币升值10%意味着石油、矿产品、木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及一般工业消费品等所有的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会下降10%。这样，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币若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升值10%，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度可达到20%（即出口产品多赚10%，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10%），这是一笔可观的国民收益。

“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会对出口型生产企业和银行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忧虑。有人说，许多外贸型生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在3%至5%之间，只要人民币升值超过5%就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国呈现的却是出口越来越旺盛的势头，我们还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远超过100%时，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微观主体的政策环境适应能力之强有充分的信心。此外，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银行业负面影响的问题，我们看看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上市银行股票成为市场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动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国内投资者追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作为经营货币的机构，业绩不断向好的银行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们经营的特殊商品在不断增值。其实，中国的银行业不怕人民币升值，怕的是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在银行业总体存放款业务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币值波动可能引发的“存款搬家”即中资控股银行的存款向外资银行大量转移现象，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一点。但在资本项目仍存在严格管制和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面背景支撑下，这种由扩大人民币每日波动限制区间可能出现人民币币值大幅度频繁波动景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银行业开放实践中也没有出现1999年和2000年期间许多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所担忧的“狼来了”效应，外资银行从机构数量到业务规模都没有取得迅猛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境外银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行为的普遍化。这种行为从实践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仅壮大了中资银行的资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资银行在财务审计上同国际接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创新及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说，中资银行目前应对利率、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与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银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目前推进利率、汇率等价格性机制改革的一个障碍。

四、结语

中国的金融改革设计正

篇（8）

最低质量标准是一种常用的产品质量管制手段，进入市场的产品或劳务必须符合政府部门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包括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如电器、汽车、健康护理设备；纺织品、食品、药品的含量要求；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工作场所设备的工效学要求；环境相关标准，如能源或燃料标准、材料处理或回收要求（Kuhn，2007）。那么，为什么自由放任的市场不能提供社会最优的产品质量水平，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对产品质量进行管制？传统上，芝加哥学派是反对政府制定最低质量标准对市场进行管制的，因为这种管制违背自由主义原则，并且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Friedman，1962；Stigler，1971）Friedman（1962）在《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论著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职业执照”，这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并且其别论述了行医执照。他认为，即使在医药领域颁发执照比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如此做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也是不可取的。Stigler（1971）认为持有执照才能从事某一职业，是利用政治过程改善一集团经济环境的方法；因为无照营业是触犯刑法的，执照成为一种有效的进入壁垒。。而Leland（1979）发表了《庸医、“柠檬”、职业执照：最低质量标准理论》一文，针对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表明最低质量标准（如职业执照）有助于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可以改进社会福利水平，给最低质量标准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篇开拓性的之后，又重新燃起了经济学家对最低质量标准研究的热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出大量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由于产品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最低质量标准可以缓解此过程，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部分是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对比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的主要研究结论，发现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十分依赖于模型假设；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和研究展望。

一、逆向选择与最低质量标准

Akerlof（1970）研究表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以及严重的市场失灵。比如，在产品市场上，卖方比买方掌握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买方利用市场的一些统计数据来判断他们将要购买的产品的质量，并且愿意以平均质量的价格水平支付购买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高于平均质量的产品将退出市场。由于高质量产品退出市场，导致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下降。如此，买方愿意支付的购买价格也随着平均质量下降而下降，结果导致更多高质量的产品继续退出市场。如此循环反复，直到最后，产品市场上只剩下低质量的产品。Akerlof解释了市场上低质量产品排斥高质量产品的机制，给出了低质量产品为什么能够排挤高质量产品的一种信息不对称解释模式。这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欣雷法则（Greshams Law）在原理上非常相似。

当然，对于信息不对称理想的补救办法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在一些情况下，重复购买、产品标示和其他一些形式都可以减少或消除不对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消除信息不对称可能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所以，应该寻找减少质量扭曲更经济的方式。除了市场机制之外，政府干预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具。Leland（1979）表明最低质量标准可以解决逆向选择的现象。他研究发现：如果卖方提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是质量水平的减函数，最低质量标准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卖方提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是质量水平的增函数，那么市场对质量变化更敏感，需求弹性和提高质量的边际成本更低时，最低质量标准更可能使社会福利水平增加。但是，如果职业执照或者其他最低质量标准形式限制进入的话，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影响。并且如果质量标准是由同行（或行业）自己设置，标准很有可能会过高。

与Leland模型不同，Shapiro（1983）假设产品质量是内生的（exogenous），他研究完全竞争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厂商的产品质量选择。模型假设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观察到各个厂商产品的质量，只能根据该厂商在上一期提品的质量来预期下一期产品的质量。预期的产品质量不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不同，或者说出价不同。每个厂商都可能削减当期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弃信战略”（flybynight strategy）。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厂商的声誉，使消费者对该厂商下一期产品质量的预期降低，支付意愿也随之降低。所以，厂商为了用激励保持良好的声誉，会提高当期的产品质量，这就是所谓“守信战略”（faithful strategy）。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减少当期的利润。因此，厂商必须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进行权衡，使厂商长期利润最大化。均衡的需求表中，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会高于厂商的生产成本，Shapiro把它定义为溢价（premium）。溢价可以看作声誉的回报或者保持质量的激励。法律规定的最低质量标准越高，高质量的溢价越低（因为最低质量高的话，弃信战略就缺乏吸引力），提高质量标准时就存在正的“信息外部性”。提高最低质量可以降低高质量产品的均衡价格，因此增加使用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的剩余。但是，本来选择购买低于质量标准产品的消费者会产生直接损失。所以制定最优的标准时必须对收益与损失进行权衡。

三、产量竞争

如果厂商在博弈最后一个阶段不是进行价格竞争，而是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一）静态分析

Valletti（2000）考察了产量（古诺）竞争下的最低质量标准。与Ronnen（1991）假设厂商在博弈最后一个阶段进行价格竞争不同，模型假设在投入一定质量开发成本之后厂商进行产量竞争。研究发现，在产量竞争下，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社会福利。因此，引入最低质量标准产生正的福利效应的政策含义不能在任何模型中都成立。在选择不同模型时必须首先搞清楚行业具体情况。在厂商设置生产安排远远先于产品投放市场销售的行业中，可以假设厂商进行产量竞争，例如，世界能源市场、汽车市场和交通运输行业。相反，在其他的制造或服务行业，不受产能约束影响，厂商更自然地被认为进行价格竞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质量开发产生固定成本，Ronnen（1991）的分析才更合适。这个研究发现加深了Constantatos和Perrakis（1998），Maxwell（1998）和Scarpa（1998）等人提出的对价格竞争模型中实施最低质量标准时产生有利影响的怀疑。Constantatos和Perrakis表明最低质量标准福利影响关键在于质量选择的时机。Maxwell研究证明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厂商进行创新的激励，导致更低水平的社会福利。Scarpa研究了三个厂商时的情形。

Jinji和Toshimitsu（2004）对Valletti（2000）模型进行扩展，考察结论的稳健性。第一，厂商之间的对称一般化为不对称情形。所谓不对称指的是不同厂商改善产品质量时的成本是不同的。这种扩展从实践角度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在真实世界里，更可能的是在同一个行业中不同技术的厂商同时存在。第二，放松厂商的质量排序（quality ordering）是外生给定的假设。因为在纵向差异化双寡头垄断模型中，在质量选择阶段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质量排序是内生决定的。他们重新考察在质量排序内生时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当两个厂商之间的技术差距足够大时，低技术厂商没有激励生产相对高质量的产品，因此在质量选择阶段均衡是唯一的，尽管质量排序是内生的。因为这种情形与质量排序外生给定时的对称双寡头垄断非常相似，所以他们主要关注技术差距不大时在质量选择阶段多重均衡的情形。然而研究发现，质量排序内生给定时的结果与Valletti（2000）模型相比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二）动态分析

在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价格竞争，那么适度的最低质量标准被认为对社会是有利的，而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产量竞争，一般被认为是有害的。Napel和Oldehaver（2009）认为这两分法只有在静态条件下才能成立。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也可能是增加福利的。在没有管制时，均衡质量的扭曲降低单次博弈环境下产生的总剩余，也减少重复博弈时厂商之间进行串谋的吸引力。因此，最低质量标准可以阻止串谋或者破坏其稳定，产生动态效率。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收益超过最低质量标准的静态成本，也就是说，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了总剩余。如果允许进行单边支付（sidepayment），这个结果其实也可以在简单的最低质量标准的基准情形下得到。当然，他们也承认研究结果不能期望在任何厂商成本结构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下都成立。关键是，其他促进竞争的政策工具存在，它们可能比最低质量标准能更有效、更经济地阻止串谋行为。但是，不能保证这些政策工具不会产生经济扭曲（如游说、、欺骗等）；另外，引入最低质量标准可能还存在其他好的理由，如交通或者通信等行业的技术溢出，公共卫生或消费者安全的考虑，贸易政策战略等等。

四、实证研究

大多数实证研究在估计最低质量标准对总供给减少的影响，但不是很关注其对价格与质量的影响，并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护理服务行业和劳动力市场。Wiggins（1981）研究发现更严格的管制减少新药的引入率和研究经费。Carroll和Gaston（1981）研究发现执业许可制度明显减少了专业服务市场执业许可证的存量。Gormley（1991），Lowenberg和Tinnin（1992）研究发现更严格的最低质量标准减少了每个儿童人均可用的儿童护理职位。Blau（2003）从供给方角度研究妇女被雇佣从事儿童护理员的概率，他发现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显著地影响最低质量标准的效果。如果排除州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管制严格度综合指数对儿童护理供给有正面影响，但是如果包括这些固定效应的话，就没有影响或者为负面的影响。

Chipty和Witte（1997）以及Blau（2007）使用有限厂商样本，观察卖方行为。Chipty和Witte采用了1990年美国“国家儿童护理调查”的大约1000家儿童护理中心的横截面数据，发现更严格的最低质量标准减少厂商给一定细分市场提供服务的可能性，尤其是婴儿护理。最低质量标准没有导致降低提供的服务水平，厂商倾向于增加服务的平均质量和最高质量。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厂商试图缓和价格竞争，希望与同样被管制的竞争对手的差异化更大。Blau（2007）使用美国四个州儿童护理中心详细的横截面调查数据。他发现最低质量标准对投入品使用有一些影响，但是当包括州的固定效应时，价格或者质量的正面效应不稳健。特别是，更严格的管制使儿童护理员的工资下降，表明护理员能够忍受管制的发生。

Hotz和Xiao（2005）研究了最低质量标准对职业执照的影响。他们发现职业执照限制工人的劳动供给，使得到职业执照的工人工资增加，但是对产品或者服务质量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障碍主要在于数据的获得。厂商的营业执照和工人的职业执照，这两类最低质量标准有细微的区别。对于厂商来说，进入、退出和竞争是重要问题。另外，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也许对雇员和雇主的影响是不同的。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如果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合适的最低质量标准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在静态环境下，如果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最低质量标准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社会福利；在动态环境下，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结果不确定。一言以蔽之，实施最低质量标准的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但这不是政府对市场进行质量管制的充分条件。因为，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也会失灵。所以，通过综述可以发现未来的研究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前人研究都有一个隐含假设：政府是“仁慈的计划者”，并且实施标准不存在任何成本，也没有监督困难。如果假设政府同样是经济人，标准由政府来设置，那么由于种种原因，标准可能会有意设置得过高或过低，没有达到社会最优。比如在一个对政府不作为没有严格问责的社会里，政府可能会设置过高的标准，留出寻租空间，使执行人员获得一定的权力和利益。

第二，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消费者的偏好时间不一致，自我约束成为了消费者行为研究的焦点。因为人的理性“缺陷”，自由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不涉及胁迫，最有激情的自由主义者也能接受的某些家长主义可以称之为自由家长主义（Thaler和Sunstein，2003）。或非对称家长主义（asymmetric paternalism）非对称家长主义的管制目的是帮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们避免犯成本过高的错误，同时仅对理性的人们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以成本（Camerer et al.，2003）。成为一种新的管制理论基础。人们在有些时候会自愿地减少选择集。如果消费者在选择产品质量时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通过限制低质量的产品进入市场，可以使消费者获益。

第三，国内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我国政府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但是实际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楚。所以，细致收集国内市场数据，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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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STHZ]A Literature Survey on the Theory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Jiang Chunhua

篇（9）

中图分类号：1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452－05

关于中医学面临的困惑――如何传承和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张功耀事件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虽然这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是需要政策决策者作为的，但我们每个中医从业者自身是否就做的很好呢?如何独善其身，认识好、传承好中医，若有可能对中医有所发扬是本文要与大家交流的话题。

1　明确自身定位

首先应该先弄清两个问题：中医行业的定位如何?中医个人的前程如何?笔者认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看清行业形势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明晰传统中医的优势和不足，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之后，有助于中医从业者真正传承好中医。

1．1 中医的现状目前对中医学现状的认识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要来自高层人士和消息层面，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将医疗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医学界越来越重视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而传统中医学始终强调天人相应，一直重视情志对疾病的影响。这种先天优势是西医学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日益主张回归自然，崇尚自然疗法，因此应用天然植物药和物理疗法的传统中医药学必然会受到日益的推崇。比如，迈博健康资讯(http：//省略)说：全世界草药市场正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设立了27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其中亚洲的15个中心中，13个与中医药有关；目前全世界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机构，各国(不含中国)执业针灸师和中医师不下30万人，仅伦敦就有600多家中医诊所；美国和欧洲逐步放松对中医药的控制，如美国近期专门制定了“关于天然植物药品的研究指南(草案)”，澳大利亚已开始对中医药立法，这一切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机遇。

另一种看法则是沉重而悲观的，越到基层感触越深。那就是在中医药广告满天飞，各路名中医聒噪异常，中医院校招生规模节节攀升，表面形势一片繁荣的背后，中医院所收治的病种及在国内医疗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却日渐减少，经济效益也日渐下降，但这些只是显性的、突出在外表的、容易看到的问题；现今中医院西化明显，采用中医治疗手段的比例日渐下降，甚至如同遮羞布般的有名无实，即使是中医传统优势病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医队伍良莠不齐，抛弃中医、甚至诋毁中医的绝非个别，中医硕士、博士、教授，乃至各级政府册封的“名中医”们在骨子里轻视中医，否认中医的亦非罕见，而在这些同行中能背出200首方剂、写出200味中药、背出20种脉象者能有多少?更不要说他们能对中医经典有多少认识了!这些隐性衰退更可悲、更值得深思!英谚说：“离教堂越近，离上帝越远”(The nearer thechurch，the farther from God)，这种情形在中医内部的确有所体现。

1．2　自身的定位一俟踏进中医这个门坎，不管是喜欢或是厌烦。中医已经成为我们身上抹不去的烙印，不论是否愿意承认，在别人眼里我们就是中医，我们的个人疗效即代表中医的治疗水平；无论是否关心，我们自己中医功底的高低决定了中医事业的生存或衰落，而中医的发展与否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自身的前程，两者互为因果。

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大小是由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的，而现今中医界恰恰缺乏热爱专业的优秀人才。

从中医高校的生源质量上看，在全国高校中多属于中上水平，凭自身努力考上研究生的要好一些。

从就业上看中医高校本科毕业生的一次分配率是较低的，多数的学生多需要回生源地人事局进行二次分配，这与一流高校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医研究生分配形势很好，但是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在职研究生课程班的日益普及，这种文凭优势正渐渐淡化，将来对真实本领的需要会日益突出。

从人才培养的投入和产出上看，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才成长周期较长。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收入颇丰的西医，而付出相同的努力是不可能在中医上有相同的收获的，这种努力和回报严重失衡也进一步加重了优秀人才的流失。对那些能坚守中医的优秀青年人才而言，使命感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撑，因为社会没有为这些仅有的人才提供合理的安身立命的物质支撑和评价体系。

“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第十九》)。中医学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了解中医、深入中医的人而言，中医是那样的珍贵；对于中医浅尝辄止的门外汉而言，中医却可能是一文不值。“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因此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之中，尽快摆正自身位置，努力培养中医学习兴趣，尽量充实完善自我，否则尽快离开这个专业是大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2 如何学习中医

很多老中医都谈过学习中医的方法，比如《名老中医之路》这套书。他们从自身学习经历人手，将一生成功经验和失误的体会合盘托出，以求后学者少走弯路，其意殷殷，其心眷眷，甚是让人感动。笔者本没有资格在此说教，但因老先生们多是私塾出身，皆深受诗书之熏陶，师承方式迥异于我们，因此难免有距离感；而我们之间相似的高校教育模式，使得我们有了交流的必要。以笔者个人的体会和对别人的学习，觉得需要做到下面几点。

2．1 多读书作为学院教育批量培养出来的新中医，我们被要求面对的是前人删节、整理出来的较为条理的、程式化的统编教材。虽然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现在的部分中医教材越来越象是西医教材的中医名词翻译版，中医理论也越来越支离破碎，但是笔者还是认为应该先学好，这样才能对中医有个初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则应该根据自己的爱好、能力尽量多看些传统中医书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多向古籍寻根，根深才能叶茂。

根据前人的总结，读书的人手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从源到流，先难后易，即先研读《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再旁及后世各家，这是许多古代大家学医的方式，需要有扎实的古文素养；第二，从流到源，先易后难，即先研习后世医家的临床经验，再追溯钻研经典理论。笔者认为对于古文底子薄的新中医而言，适于选择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后一种方式。笔者本人就是先从建国后的老中医医话、医案人手，培养出兴趣后，再追溯阅读老中医推荐的有

共性的书籍。笔者大学时就有同学直读《千金》、《外台》，结果挫伤了学习热情，后来改行不作中医了。

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历代医书又浩如烟海，所以读书还应该注意精、泛得当。《伤寒论》、《金匮要略》应该是反复研读的，这几乎是每一位名老中医们都一再强调，同时也为学有所成的年轻中医所推崇的，比如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认为：“当前中医庸俗化的趋向比较突出……辨证论治成为一种踏虚蹈空式的游戏，而临床疗效的不明显又极大的挫伤了他们(青年中医)研究中医的热情，究其原因，主要应归结为《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功底不深……”。当然，多数老中医也强调了《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后世其余诸家多可泛读，当然涉及你喜欢从事科室病种的相关书籍应当详析。在笔者看过的不多后世医书中，比较喜欢《医学衷中参西录》和《医林改错》。前者尊古而不泥古，发挥而不离宗；后者仅寥寥五万言却几乎每方必效，其中尤以活血诸方为后人推崇，对活血实践多向突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再看现今“著作”，每每洋洋洒洒百万言，却常常空洞无物，读之如同嚼腊!笔者常和学生说：一个中医如果一生能有一个方子在后世广为应用就已经名垂青史，若有一个理论为后世认可，就可以称为大医了，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中医有了一定的发扬!王请任身处清代中叶，离我们不到200年，张锡纯则更是近在民国，此二人在中医理法方药基本固定完备如同今日的情况下，尚有如此发挥，实在是激励我们奋发的楷模!

多读书还能相互参照，易于理解。比如说，《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温热论》中记载“(温病)初病齿缝流清血，痛者，胃火冲激也；不痛者，龙火内燔也”，龙火不好理解把握。但是如果看过《医贯》这本书，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赵献可谓：“相火者，龙火也，雷火也……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湿攻之，适足以光焰烛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或烧毁房屋，或击碎木石，其势诚不可抗，惟太阳一照其火自灭……故惟八味丸桂附与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

至于古代经史子集，如有精力也应阅读，这样可以弥补我们同古人在文化之间的裂隙，更好的领悟中医古籍。秦伯未先生曾回忆其在上海求学时，校长丁甘仁先生就要求学员背诵《古文观止》，学员们初起都不理解，后来则深受其益，这与所谓“秀才学医”是一个道理。岳美中还建议多读杂书，他就曾经从《清稗类抄》学到了一个治疗被猫咬伤中毒致死(从其症状描述上，我怀疑是鼠疫)的方子。多读书这点笔者做得很不够，大家共勉之。

2．2多思考子曰：“学而不思财罔，思而不学则怠。”学习中医不仅需要背诵，更离不开思考。有很多人说：学习中医靠悟性，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这容易把中医推向神秘化，忽略了它直观形象的一面，更否认了思考――这个学习中医必须的艰苦过程。试问：没有系统学习，没有认真深入的思考，怎么能够凭空领会中医?怎么能够凭空“悟”出中医呢?

应当学会把学到的中医知识前后联系、贯穿，尽量用一元论的方式去解释，能理解、能解释的最好，不能理解的除非能证明其错误，否则应当存疑待考，不要轻易否定，如果是教师，更不要在学生面前随意诋毁，以免误人子弟。比如，《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中“妇人妊娠食雀肉，令子”这句话曾被许多人，包括中医人士当作笑谈，而现代研究发现麻雀肉中富含性激素，这虽然不能证明上述记载就一定正确。但是却让一千多年前的记载又重新生动起来，而一个负责任的医师一旦了解这个记载就不应该再建议孕妇吃麻雀。

当然读死书那样的反面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比如笔者本科时的一位讲授推拿学的教师为了嘲笑阴阳理论而画了一个圆，并用一横一纵两线将其分为四份，上是阳，下是阴，左为阳，右为阴，他机械地认为，如按照阴阳理论，则左下或右上就无法归属，乃称之为“不阴不阳”，因此还博得了一片共鸣的笑声。要知阴阳是对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范畴。无限可分且可互相转化，要想判断一个事物的阴阳，得看其参照物是何。呜呼!对中医的基本要求是“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可是连中医教师都对阴阳这样的基本概念也缺乏理解，实为中医之大不幸!

多思考、勤总结是提高中医水平的必由之路，举例来说，我们在读案侍诊时都会发现许多老中医治疗很多疾病常常应用半夏、陈皮二药，如此平淡，却每每取效，这种情况不能随便忽略而过，应当仔细探究。察半夏《伤寒论》人方18次，《金匮要略》36次，橘皮《金匮要略》人方3次，方后加味1次。考虑到此二药陈久者良，是二陈汤中的主要药物，因此分析二陈汤加减变方治疗疾病特点，可以进一步把握其用药思路。现将常用方剂中含二陈汤加减者分析如下。

(1)最简方：①小半夏汤(半夏、生姜)治“心下有支饮”“诸呕吐，谷不得下”。邪去正安。②橘皮汤(陈皮、生姜)治“干呕，哕，若手足厥者”。逐阴即回阳，通阳不在温。③润下丸(陈皮、甘草)可利气化痰。

(2)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乌梅、生姜)治痰基本方。

(3)二陈加减方：①+枳实、胆星=导痰汤，治顽痰老痰，胶结不化。此二药尚不如礞石、皂荚力猛。②+枳实、竹茹=温胆汤，治胆虚痰热，虚烦不眠，惊悸吐涎。《备急千金药方》之温胆汤无茯苓。本方更有多个变方，如偏补的十味温胆汤，偏清的黄连温胆汤，偏化的涤痰汤等。+桃红、青柴、香附、赤芍、苏子、腹皮、桑皮、木通－茯苓=癫狂梦醒汤，治气血凝滞，痰瘀蒙蔽心窍之癫狂。神志病治痰为常法。③+人参、白术=(橘半)六君汤，治脾虚基本方。脾虚即生痰，故需化痰理滞，不可因其平淡而轻视。东垣调理脾胃诸方每以此为底。④+人参、白术、黄芪、黄连、白芍、泽泻、羌独、柴防=东垣升阳益胃汤，适用于脾虚湿停，清阳不升诸证，用之得当，效果颇佳。调中益气汤与此类似，不多论及。⑤+人参、白术、黄芪、干姜、黄柏、苍术、天麻、泽泻、神曲、麦芽=东垣半夏天麻白术汤，治脾虚生痰，风痰上扰，晕眩头痛。《医学心悟》半夏白术天麻汤不可同日而语。⑥+人参、白术、枳朴、干姜、黄连、神曲、麦芽－陈皮=东垣枳实消痞汤，治虚痞纳呆倦懒。⑦+连翘、莱菔子、山楂、神曲－甘草=丹溪保和丸，治食积亦需化痰，值得注意。再加白术为大安丸、消补兼施。家父曾患肤痒，一医以此治愈。⑧+栀子、黄连、草蔻=清中汤，治胃火心腹疼痛。不用甘寒养阴，反用辛燥化痰。⑨+枳实、胆星(导痰汤之意)芩连、萎仁、杏仁－甘草=清气化痰丸治痰热内结、肺失肃降之咳嗽痰黄、胸膈痞满。此为常法。⑩+苏子、苏叶、当归、前胡、厚朴、肉桂一茯苓=苏子降气汤，治下虚上盛之痰喘。⑾+当归、熟地=景岳金水六君煎，原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不好理解。我认为阴虚兼痰可以仿此为治。⑿+枳壳、朴硝－陈皮=指迷茯苓丸，治饮停中脘，流溢四肢之臂痛肢肿。⒀+霍香、厚朴、苍术一茯苓=不换金正气散，治瘴疫时气，

霍乱吐泻。霍香正气类之。⒁+人参、苏叶、葛根、枳壳、桔梗、前胡、木香诸味=参苏饮，治气虚外感。此方去参、葛、木香加杏仁即为杏苏散，治外感凉燥。⒂其余如平陈汤、五积散(含平陈汤)、六和汤等等不予赘述。

由上可见，内伤外感皆致痰邪为患，脏腑经络均可受其累及，兼虚兼实，或寒或热，变化多端，这不正是古人所谓“百病多因痰作祟”、“怪病多痰”吗，复杂的疾病我们也能一元化解释。明乎此，我们临床应用二陈时自然有种从容不追之感，余皆仿此。

2．3 多侍诊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而作为医生每天面对的则是活生生的人。无论书上把某个方剂论述的如何透彻，把疾病的辨证过程描绘的多么详细，用药写的如何清晰，但是如果你从未跟从过任何老师，看得过鲜活的实际例子，那么当你面对患者的症状繁杂不清、主次不显时，仍然会觉得茫无头绪，无处下手。一个好的中医能把方子用活，能从纷杂的症状中很快缕清脉络，分清主次，抓住主证，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笔者本人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求学期间有幸跟随多位名老侍诊，亲眼目睹许多精彩案例，让笔者一生受用。比如母校2002届一博士生在毕业前夕突发感冒，发热恶寒，咽痛，周身疼痛不适，体温39－40℃，自己服用速效伤风胶囊一类的感冒药以及解热镇痛类西药，每服药后即见汗出，体温随之稍退而后复作，多次服用不见缓解，被其同学扶入邹德琛老师诊室，患者表情痛苦，面色秽腻，身体微颤，发热有汗，畏风寒，尿少，舌淡苔白，脉缓，余证同前。侍诊者意见纷纭，但多数人考虑其扁桃体肿大，且病发夏季，主张重用清热解毒之品，邹老指出这就是桂枝加附子汤证，论日：“太阳病，发汗后，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遂书该方1剂，第2天已见该学生面清目朗，谈笑如常了。其他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方剂教研室段富津教授用补中益气汤原方八味药治疗气虚发热案；附属第一医院妇科马宝璋教授以清热解毒、化瘀除湿法治疗妇人腹痛，少腹如扇，得热则舒案；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琪教授以绀珠正气天香散合少腹逐瘀汤加减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妇科王维昌老师用升阳益胃汤治疗一例胃气上逆之呃逆(取能升才能降之意)久治不愈案，在此限于篇幅，不作详述。这些非常精彩这样的案例，能激发我们学习中医的热情和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可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求知，希望将来的中医工作者也会发自内心地说：“这病西医不行”，而不是反过来。

跟随名师学习几乎是历代名医共同的学医之路。如李东垣捐千金求学于张元素，尽得其传；王海藏先后师从张元素和李杲；温病大家叶香岩更是先后师从十七人，《名老中医之路》之中记载也绝大多数如此。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民国名医张山雷先生曾说：“医书论证，但记其常……惟医案则恒随见证为转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警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决胜子随侍名医而相与晤对一堂，上下议论，何快如之!”笔者比较认可他的观点，的确，读好的医案医话是享受，这种快乐的感觉无法细说，但是问题要辨证的看：首先，张本人就先后跟随了不下四位名师，这对于其成名不能毫无关系；再者，书有好坏，师亦有优良，好老师能将平生所学倾心传授，其作用就算是好书本也难以完全替代；第三，医案共同之处是记录效案的正面例子多，而描述无效和失误的反面例子太少，这与临床实际情况不符，是其不足之处；第四，多跟多问还能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经验，比如岳美中算是没有正式拜师、自学成才的少数人了，但是他十分注意向他人学习。晚年还向蒲辅周老中医学习到了如何用散剂缓图法，治疗体弱易感、卫外不固者，收到了汤剂急治无法取得的疗效。

当然要找到好的、值得侍诊的优秀中医越来越难了，这是后人学习中医面临的最大难题。笔者本科课间实习时，所在医院中很多中医医生不会开中药，需勉强为之时，则找本杂志将上面报道的治疗同类疾病(西医诊断的病名)方药照抄了事，根本没有什么辨证论治!在解释临床疗效差时，他们也把责任推给中医。在笔者了解范围内的全国其他中医院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有必要作一个抽样调查，现在中医研究生导师这个群体中，信奉中医的人有多少，通读一遍中医四大经典的人有多少，善于用中医解决临床问题的有多少，能教给学生中医思维的人有多少。

如果跟随不信仰中医的医生学习，反而有害。我们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读案是很好的弥补和扩充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读案就是侍诊。受地域、时间所限，一个人师从范围不会很大，但读医案却不受此种限制。有侍诊经历后再读医案的收获效果要远远好于没有侍诊前，其价值对将来学习中医的人意义可能会更大。侍诊读案还应注意不要偏于一门，比如笔者大学同学在跟随善于养阴的某位医师后，便不分对象，每方必入水牛角、生地，这就是学偏了。在侍诊初期每个人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想要避免，就得要打好基础，兼收并蓄，多侍诊、多读书、多思考、多实践。

2．4 多实践中医是实践性医学，所有的理论经验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也是为了临床诊治疾病服务的，因此学习中医离不开临床实践。陈修园就提倡白天看病、夜晚读书，李克绍老中医也强调要与临床结合，认为“撇开临床，单从文字上抠字眼，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或画蛇添足，强使古书符合自己的意见，就必然走入迷途”。笔者体会单独诊治疾病是对自己辨治能力和所学知识的全面检测，无效时则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督促自己进一步学习研究；取效时则能积累经验，增强信心，提高学习热情。

据笔者了解，许多在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有从来没有为人看过病、开过方、针过灸，这种情况在本科生中更多。笔者曾经问过他们原因，回答是不敢独立诊治、机会少或者不爱好、不想诊治。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不亲自尝试，个中滋味永远也体会不到，开始阶段不实践，一方面影响学习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学历、职称越来越高，患得患失感会越来越强，将来则更不敢独自处方用药，多数会落到人云亦云的田地，就像前述的部分医生一样。

实践的机会可以自己找。首先，自身就是很好的实践对象，比如学习针刺手法时就必须拿自己练习，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体会到针尖在不同组织结构时医者手下的不同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同时体会到得气时医者针下沉紧感和患者穴位处的酸麻胀痛感，更加深刻地领会得气的涵义；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怎样的运针手法才能使患者即有针感又减少痛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领会各种针刺手法，等等，这些都需要实践，靠凭空想象和所谓的“悟”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笔者在大学时已经把自己四肢和腹部常用穴都针过了，所以在给患者治疗时，心里就有底，手法也尚可，现在不经任何心理诱导下烧山火也有一定的成功率。再者，对于自己的家人亲友也要勇于承担起一线保健医的职责，不要总是推委转荐别人，就算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亲友仍然

会是你重要的患者来源。

任何人都有蹒跚学步的时候，就算名医也可能失手，南京干祖望教授在其随笔中就记述过上海一名医被人送了一匾，上书“功同良将”，取“一将成名万骨枯”之意。对于刚开始从业诊治患者时尤应注意安全。笔者的建议是没有把握的处方要少开，以便第2天调整；不熟悉的药不用，以免出现毒副作用；开方后发现不妥之处，要及时告知患者停服、更改，生命健康，千金所系，不要放不下面子。笔者独自看病较早，在学习中药方剂时就给亲友诊治疾病。因此正反两方面体会都不少。大二曾治一失眠患者，方用朱砂安神丸加减，当时因朱砂用量没有记好而开了10g，第2天患者主诉：眠佳，但心中不适。查阅书上朱砂建议用量0.3－1g，长期过量服用可致汞中毒，《本草从新》谓“独用多用，令人呆闷”，《本草纲目》载其“下涎损脾”(张锡纯用较多朱砂治疗霍乱是例外)，不免心中惶惶。此案对笔者的教育意义甚大，此后笔者对中药学下过一番苦功，对药物掌握和理解明显提高，在这里说出它，希望对初学中医者有借鉴。

在诊治疾病时还应注意结合西医诊断，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以免延误病情。笔者看过一个月经失调患者，经某省级西医医院两位教授诊治未愈，子宫内膜厚2cm以上，但是仍不主张作诊断性刮宫，经朋友介绍找笔者诊治，因属于熟悉的专业内疾病，故多次建议其诊刮，但患者未同意，用中药调理后，月经规律两月，但内膜厚度未减，其后复见阴道少量褐血淋漓，屡经塞澄不止，经动员诊刮后诊断为子宫内膜癌术后补充诊断双卵巢交界性肿瘤，随后于前述，医院行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因为雌激素依赖性肿瘤不能应用激素替代疗法(HRT)，所以手术后用中药丸剂调理善后，患者状态良好，没有出现卵巢切除后常常出现的严重的围绝经期综合征表现，患者因此对笔者十分感激。

笔者的另一位患者宋某也是一个很值得介绍的病案：患者于产后4天出现腰痛，于某医院埋踝针未效，20天后左大腿根痛，平卧时左腿比右腿长4－5cm，行路不便，经介绍来诊，初见这个患者，笔者真感到茫然无处人手，记忆中只有中国中医研究院岳美中先生曾以半夏天麻自术汤治疗一例左右半身发育不均衡案，但彼为先天，此为后天，显然。不同。因病症特殊，毫无把握，为避免延误病情，故建议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院骨科诊治，经诊未见明显异常。患者看笔者年轻，所以并没有再次找笔者诊治，而是到哈尔滨某著名骨科诊治1周无效，因行动不便加重，复求笔者往诊试治。及至病家，见患者汗出较多，神情疲倦，自诉畏风，恶露已尽，乳汁尚可，余证同前，舌淡苔白，脉滑略细。与当归补血汤和黄芪桂枝五物汤加鸡血藤、木瓜、威灵仙、杜仲、川芎，5剂后证大减，欣喜异常，自己出门来复诊，后经加减调理，共14剂愈。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各项并无明显先后主次之分，而是应当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可偏废。读书多、中医理论扎实是思考、侍诊、实践的基础；勤思考是消化读书、侍诊、实践学来知识的途径；侍诊是实践的铺垫，两者能将读书、思考来的东西形象化、具体化，是读书、思考的动力和问题来源，带着问题读书更有针对性，效果更佳。以上一点浅见，希望能对初涉中医的同行有益。

3　如何发展中医

篇（10）

目前，我国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实施了评教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普遍存在事前准备不足、事中执行不够、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此，笔者结合30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历，拟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评教事前准备不足及其对策

（1）评教理论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目前，国外高校对教师评价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奖惩性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从导引的制度设计看，两者是评价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和利弊。前者强调甄别功能，以奖惩为目的，采用刚性策略，但却忽视教师的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等。后者以教师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注重过程评价，注重柔性策略，但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某些教师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等。在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外高校采用奖惩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偏重发展性评价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奖惩性评价理论几乎统治我国包括民族院校在内的每个高校。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就明确规定：“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奖优罚劣，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优评先等提供参考依据。”因其管理和功利主义倾向导致“管理价值至上”，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造成教师和学生对价值认同困难，师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都较低，导致评教过程的形式化，学校、非领导教师和学生都很少从中受益，评教本身的教育意义严重缺失。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及实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形成“整”非领导教师的情况，导致不少非领导教师“自暴自弃”，严重伤了“教心”。鉴于两种理论导引的评价制度不同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应兼顾两者并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特别关注非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保证使用理论的公正性、公平性。

（2）评教方案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一是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主要包括评教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两个部分，或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致使其政治性、思想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如某民族高校针对理论课、艺术体育技能课和实验课共设置三类评估指标体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统归理论课之中，导致标准绝对化、一表评N课。就笔者调研发现，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相关领导可能是理工科背景的原因，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评教方案。第二，错误认为可以通过民族院校学院的院级督导弥补。第三，官僚作风作怪且有私心。一些相关领导私心太重，“两学一做”“做”得太差，不作为、懒作为甚至形成“合法腐败”。

二是现有评教方案存在诸多不足。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评教体系角度看，现有评教方案除重定量轻定性分析、语言表达含糊不清外，还存在两个重要不足。第一，评教目的迷失。不是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而是专为教师“设套”，把学校与教师人为的对立起来。第二，评教内容不足。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提出：“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包括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内容。”没有突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如政治性、思想性、民族团结教育等内容，没有把党和国家最新方针政策“三进”纳入评教内容。因此，评教方案出现不公，操作就有问题，结果一定不公。

民族院校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特别是评教指标体系，不仅非常有必要单列，而且能够单列。为了充分调动教师尤其是非领导教师、学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必须赋予他们决策权，民族院校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拆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校级指标，所有课程评估必须按指标对教师授课效果进行总体评价。二是院级、教研室指标，由学院和各教研室自行设定。三是自选指标，由教师、学生结合各自所教、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每门课的具体特点，自己设计题目，提交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审核，通过后可纳入评教指标标体。同时，评教方案要定期完善，不要一个标准用到底。

二、评教主体构成存在问题及治理办法

有学者提出评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博弈，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领导教师与非领导教师的博弈。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评教主体有两类：一是学生。二是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既把任课教师排除在评教主体之外，也没有第三方的加盟。由于该校对除学生外的评教主体规定模糊，加上校级督导员、学院院外其他领导甚至校级领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结果，“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这些评教主体实际上被多数民族院校学院完全变成了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这些领导教师（以下称为院级督导），并全部握有30%的权重（学生70%）。同时，一些民族院校学院或明或暗地规定：教师是否得优一般由院级督导决定。如果每个教师的学生评教分数差别不大，最后结果就是院级督导实际上是学院领导说了算。这样，就形成博弈，形成该院学院领导与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的博弈关系。结果，院级督导变成了领导评教、变成了官官相护，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产生的结果出现惊人的一致，每个学期绝大多数优秀成为院级督导的囊中物，由此延伸的利益也基本上被他们占有。首先，学院领导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其次，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最后，只能牺牲非领导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利益（极少数非领导教师因为实力或其他原因如与学院领导“走得近”也能得优）。院级督导相互讨好特别是示好学院领导有以下好处：一是换取以后获得评优的机会、获得校级名师、省级名师的机会。二是获得以后可能的更多好处，如职称评定（虽然规定由院级学术委员会实施，但其由一些学院领导、一些支部书记和一些教研室主任组成）、年底评优（由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投票决定）、由学院组织投票产生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和教学课题、研究生各级各类课题和各级各类评优（学院领导、大多数支部书记和教研室主任投票）及其他诸多好处。评教主体出现不公，结果一定不公。

为了治理上述弊端，一是调整评教主体构成。办法一：增加评教主体。在学生、院级督导的基础上，增加教师这个重要的评教主体，采取每个教师每学期提交一份自评报告的评价方式，并给予相应权重如15%（把院级督导的30%减少为15%）。全面考察每个教师的课堂、课外教学和教学研究情况，促进教师课堂、课外齐发展。办法二：规定院级督导至少50%由学院非领导教师竞聘上岗，以尽可能保证公平公正。除教学副院长外，其他学院领导不能作院级督导，达成一种制衡。办法三：由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在校外聘请第三方评教。第三方只对学校负责，不能由学院联系，以免产生“猫腻”，不能只讲信任而不讲管理。信任产生不了公平，公平管理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办法四：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权重100%。大量研究文献表明，美国多数教育者对于学生评价教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学对象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参与者。由于学生每节课都在观察教师的教学活动，并能从教师的作业评定和考试评分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感受教师的治学态度，来自学生对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评价信息重要而独特，如果评价标准恰当并组织得好，学生的评价可以反映教学过程的真实情况。学生评价教学还可为多种目的服务，如改进教学、为判断教学效果提供依据、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和教师、促使学生对他们的教育活动进行思考、为领导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等。[4]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中，把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还可以尽可能杜绝腐败产生的环节。各级督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

二是如果院级督导维持现状，应规定领导教师每学期评教得优比例不能超过30%。或采取总分加减的办法，即每个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减5分左右，每个非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加5分左右，刚性避免或抵消人情分。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校公共必修课，学生多、水平不一，而且是大课堂教学，领导教师掌握排课权，一般会把“好教”、“听话”的课堂或本院专业课堂等“优势”课堂安排在自己名下，为自己得优打好基础。因此，课堂选择应采取抽签的方式或领导教师最后选择的方式，以避免“优势”课堂被领导教师独占。

三、现有评教实施过程、结果的局限及提升措施

（1）现有评教方案实施过程存在的局限及治理。一是实施过程存在“交易”机会。某民族高校学院以前采取的是院级督导每人听1节课后就给被听课教师单独打分的办法，后改为院级督导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听1节课并讨论后再给每个教师打分。显然，后者更容易作。程序出现问题，结果自然失真。二是考核内容太窄，时间太短。目前，多数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院级督导实际上只是通过听1节课，就得出对该教师的评教结果，督导任务就算完成。显然，这样的简单督导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教师课堂教学的全貌，想全面考察教师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更是不可想象，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教师再笨，也知道绝对不能在院级督导听课时“乱说”的。

为消除上述问题，各评教主体职责应该各有不同，各有分工。关于评教的内容，由于各评教主体的职责不同而有不同。学生主要评价教师的课堂表现，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自己由此的收获等。院级督导除听1节课外，应更多地注重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调研尽可能全面了解学生对教师的真实评价。二是仔细阅读教师的自评报告并实地调研是否属实。教师自评报告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辅导情况、学生成绩评定情况、成绩册及试卷入库情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教学课题和教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三方信息和资料相互印证，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每个教师课堂内外教学和教研的真实情况。至于评教时间的安排，应根据各评教主体的分工不同而有差异。学生评教时间，最好是安排在该课结束后1周进行。院级督导评教时间应该是教师每学期第一课开始到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的全过程。教师自评报告上交时间应在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后1个星期以内完成，院级督导评分还是采取单独方式最佳。这样，各评教主体才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全面了解每个教师。

（2）评教结果存在问题及补救办法。一是相关信息公示、公开不足及对策。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结果既没有公示时间，教师也只能看见自己课堂的正式总分，查不到明细，也查不到其他教师特别是领导教师的评教结果。因此，加大评教结果详细信息公示、公开的力度，全面公示、公开学院所有教师每学期的评教总分、学生评教总分及院级督导评教总分，方便监督。

二是无申诉时间及改进意见。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没有明确规定教师申诉的权利，没有给予申诉时间，也没有教师申诉的机会。鉴于保护教师申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大力鼓励教师申诉（实际上这也是监督评教作弊的好机会）。民族院校学院、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对教师提出的申诉必须严肃对待，有求必应，全面深入调查，对错误的评教结果必须予以修正。

三是忽视“回头看”及对策。一说到高校腐败，自然联想到基建、招生等“硬”领域，就没人关注评教等“软”领域的腐败。仅就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看，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一些相关领导不放过任何可以腐败的机会，“雁过拔毛”，如果严查每个学期评教结果数据，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诸多“猫腻”，“优秀”基本上成了领导教师的“专利”。人们常说：“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是身边的腐败。”同理，教师特别是非领导教师最痛恨的腐败也是身边的腐败。因此，应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东风，实施拍“蝇”行动，建议由民族院校学校纪委牵头，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负责实施，严查、严惩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领导评教过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抱团腐败”等歪风。一经查实，不仅取消所得相关所有利益，追回所得相关所有利益，并撤职，而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并在党内依党规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篇（11）

关于“全球暖化”问题

究报告环境保护协会化学科技文翻译社团

联合制作

南京师大附中

课题准备

课题综述……………………………… 课题研究方案…………………………….

课题研究研究简介…………………………………….. 关于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暖化的实验探究….. 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以建筑和照明节能为例………......

如何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量

——以城市绿化及节约木材（纸张）为例.. 我们的建议…………………………….......... 研究拓展

南京市规划局的回邮………………….......... 环保传单的发放………………………….. 研究后记

我们的感受……………………………..........

研究附录

活动进程记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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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综述

选题背景

全球变暖是指全球气温升高。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得看为上升趋势。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 。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CO2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短波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也是一般所为人熟知的造成"温室效应"的原因。然而，分别在俄罗斯科学院地理学研究所和海洋学研究所工作的科特利亚科夫和莫宁院士认为，尽管近年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持续增加，但在不远的将来人们看到的情景将是，全球气温将进入变冷期。目前全球变暖的现象其实并非二氧化碳之过。

于是，我们对研究二氧化碳与全球变暖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疑惑。所以，针对全球变暖的问题，我们决定以此为我们的研究课题，从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入手，争取以我们的微薄之力为此课题的研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