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政策分析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劳动政策分析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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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基层、为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特殊使命。校企合作正是培养这类人才最恰当、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也是最经济、最实惠的方式和途径。通过校企合作，学校、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学校而言，可以帮助学生把书本知识与企业生产实际相结合，从而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企业而言，可以大大缩短员工和企业的磨合期，降低企业员工的培训成本和劳动成本。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现状

目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虽然已经开拓了良好局面，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行业特点的职业教育模式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就总体而言，仍处于较松散的、不稳定的，甚至是流于形式的状态。从校企合作的形式来看，基本属于“院校”主动寻求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这样一种初级层次，而且普遍存在校企联系不够紧密、合作比较肤浅、不能长期稳定合作等状况。虽然也有院校已开展为行业企业培养急需、适用人才的教育模式，如采取“订单式”教育、承担企业内部员工培训等属于中级层次的校企合作，但由于受专业特点限制，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效果不够理想、不能令行业企业满意；“院校与行业企业互动，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赢的高级层次合作”基本没有建立。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院校”方面

对校企合作中院校应起主导作用的认识不足，开展校企合作主要停留在希望能解决部分学生实习这种低级层次的合作，而没有作为院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同时，院校本身管理水平落后、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严重制约了院校自身与行业企业合作的能力和水平。

（二）企业方面

企业对校企合作的认知不到位。校企合作正如校企双方的联姻，需要双方在认知、情感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近年来校企合作的实践证明，企业对校企合作的认知还远远没有到位。一是对校企合作的意义认知不到位，每当谈及校企合作，一些企业认为是在给企业增加负担，会影响正常生产，会使企业效益受损；二是表现在对人才的认知不到位，他们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扎实的专业底蕴、高效的动手技能、潜在的技能素质和较高的人文素质等缺乏深刻了解；三是企业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方面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认知不到位，如很多企业从未考虑到企业需要列支一定比例的员工培训和教育经费，更不知道实习生报酬列支的方式和途径。由于以上原因，目前部分企业对校企合作并不是非常热衷。

（三）校企合作的机制和监管不到住。

校企合作可以说是世界各国职业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经验，在他们的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创造了良好的校企合作环境，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并有相应的机制进行监管，从而保证制度的贯彻和落实。但是，目前校企合作在制度上还很不健全，国家或地方以前所出台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只是停留在粗放、宏观的层面，可操作性不够强，其中倡导性成分比较多，刚性的制度则很少。在校企合作方面，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对校企双方和其他相关部门都能构成有制约的相关制度。

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一）提高校企合作有效性的前提：实现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要提高校企合作的有效性，转变观念非常重要，职业院校要重视校企合作，企业也一样。首先，学校掌握了几乎所有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如何才能向社会提供优秀的毕业生，学校必须要求用人单位参与学校教学，同时学校要在校企合作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管理体制等方面真抓实干，打破认为校企合作只是走过场、靠人脉的传统思维。其次，企业的观念必须转变，在劳动力日益短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企业如何才能得到职业院校优秀的毕业生，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企业是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

（二）职业应在校企合作中发挥主体作用。

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中要充分发挥主体地位，要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调查分析，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满意度对合作意愿度是有显著影响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要学校和企业共同努力，职业教育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企业的需求就是学校的培养目标，校企合作就是努力将企业的需求变成学校的教学行动。因此，高职院校要想在校企合作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成立校企工作委员会，教学、就业各部门共同推进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其次，提高自身的软实力，建立适应校企合作的教学机制、服务于校企合作的管理机制、培养方案的外部论证机制和校企关系和谐的情感机制，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需求相适应，使毕业生素质与企业的需求相适应。

（三）企业应在校企合作中发挥主要作用。

职业院校极性没有主动权，企业有主动权没有积极性，使校企合作处于尴尬状态。只有企业的认识和行动与高职院校达到了同一高度，校企合作的良性机制才能最终构建。企业应树立合作共赢的价值认同、高瞻远瞩的利益认知、服从大局的配合意识和互信互谅的包容意识，充分理解职业院校在培养技能人才、服务各类企业中所做的努力，尊重职业院校的劳动。通过制度强化对学生参与企业生产的质量意识，通过参与学生管理强化学生的纪律意识，通过相互沟通增强校企合作的培养意识。合理处理在与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学校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学校利益与企业利益上的碰撞问题，确保合作有序、和谐进行。

（四）政府应在校企合作中发挥引导作用。

职业教育涉及各行各业，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将根据行业、专业的特点而异，这就需要在行业主管部门和（或）行业协会配合下，推动行业企业主动、积极参与，因此，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法规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起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国家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调节、规范和推动，如职业教育管理中没有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和（或）行业协会的地位和作用，更未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使行业主管部门和（或）行业协会在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未能为校、企之间的合作搭建平台提供良好服务发挥作用，也使院和企业在合作往往由于没有政策引导而显得无所适从，或因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裹足不前。这是影响建设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开展的关键因素。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赋予职业教育主动改革创新的使命，校企合作不仅是现实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思考和解决的战略问题，它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王锁荣.企合作成效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D]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008.

[2]定明.校企合作形式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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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51-04

一、模型介绍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就是研究和分析面板数据的模型。由于面板数据模型既考虑到了横截面数据存在的共性，又能分析模型中横截面因素的个体特殊效应，所以，面板数据模型优于单独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参数变化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示为：

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通常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确定模型的形式。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相同，但截距不相同。

假设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

如果接受了假设2，则采用模型3，没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了假设2，则检验假设1，判断是否采用模型2；如果拒绝了假设1，则采用模型1。

二、数据指标选取

欧盟灵活保障模式包括北欧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地中海模式和大陆模式四种。本文选取各模式的典型代表丹麦、荷兰、瑞典、芬兰；英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德国、比利时等13个国家。

欧盟灵活保障模式的量化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平均总失业保险替代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工会密度和劳动税收等共5个指标。

鉴于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包括7组18项指标。本论文只选取每组指标中的代表性指标进行分析，即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

2001年～2008年自变量数据略，青年失业率、青年就业率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具体数据，见表1、表2 和表3。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青年失业率

经判断，采用模型3。用Eview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具体模型为：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0.0000）、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0.0000）、工会密度（0.0000）、劳动税收（0.0000）都对青年失业率有显著影响。其中，F统计值，D-W统计值1.954649，R2值0.905301，不存在序列相关现象，整体显著水平较高。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与青年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就业保护越严厉，青年失业率越大；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青年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多，青年失业率越小；工会密度与青年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工会密度越大，青年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青年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青年失业率越大。

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劳动税收、工会密度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其中，失业保险替代率在5%水平下不太显著，只在10%水平下显著（0.0754）。

（二）青年就业率

经判断，采用模型3。用Eview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工会密度没通过检验，故将其去掉。具体模型表示为：

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0.0000）、失业保险替代率（0.0000）、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0.0000）和劳动税收（0.0000）都对青年就业率有显著影响。其中，F统计值468.3701，D-W统计值1.892035，R2值0.949809，不存在序列相关现象，整体显著水平较高。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与青年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就业保护越严厉，青年就业率越小；失业保险替代率与青年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青年就业率越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青年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大，青年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青年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青年就业率越小。

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对青年就业率的影响很大，其次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然后是劳动税收，失业保险替代率的影响较小。

（三）青年劳动力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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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践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针对被动劳动力市场政策提出来的，是缓解失业问题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政府有目的、有选择的进行干预，为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或提升其自身就业能力的措施。一般来说，被动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失业者提供社会补贴和救济金，且不以其必须参加培训为前提条件；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则是以一种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方式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整合，通过培训使失业者快速重新就业或推动失业者积极寻找工作。欧盟对其成员国的就业政策指南中明确指出，应该发展和应用针对失业者和消极劳动者的积极的、预防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增加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促进其再就业，防止转变为长期失业者。

（一）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内容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一般包括劳动力培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新企业创业项目和私营企业雇员补贴项目等。欧盟国家又将其具体划分为公共就业服务与管理、劳动力市场培训、岗位轮换与工作共享、就业激励、支持就业与康复、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创业激励等七项措施。欧盟典型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措施的排序，见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欧盟各典型国家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多数都侧重于公共就业服务与管理、劳动力市场培训以及就业激励三项措施，其它措施则应用的较少。

（二）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必须要有足够资金的大力支持。欧盟大部分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都较高。尤其是丹麦，2008年动用了1.4%的GDP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欧盟典型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占GDP的百分比，见表2。

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应分析

（一）有效性分析

笔者通过整理德国、法国、英国、丹麦、荷兰、瑞典、西班牙等13个国家2001～2008年共1248个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量化得出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三个劳动力市场基本指标以及青年失业率、青年就业率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三个劳动力市场具体指标都有显著影响。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三个：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失业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增加，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都明显下降。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就业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增加，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都明显上升。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劳动力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增加，总劳动力参与率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都明显增加。

实践证明，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同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知名专家的认可。

（二）存在的问题

首先，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重供给轻需求，始终以供给方为导向，采取各种措施激活失业者，很少有激活企业的措施，只是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扩张时，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通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培训，可以满足市场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然而，在经济下滑时，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持续激活失业者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增加，同时会导致公共支出增加。另外，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有挤出效应。雇主为了获得政府津贴，会选择雇佣一个享有政府津贴的失业者，解雇企业的在岗职工。这样，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据了正规就业人员的岗位，正规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加，总体就业可能会不变。

其次，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激活计划虽然对失业者起到了刺激和激励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弊端，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激活计划，尤其是立即激活计划，对能立即就业的失业者存在不利的影响。失业者为了避免必须参加激活计划，就匆匆寻找一份并合适的工作。第二，参加激活计划的期间，工作搜寻的强度会明显下降，而且失业者希望完成这种技能提升活动，这时的就业机会就明显减少。第三，参加激活计划以后，随着失业者技能的提升，其对就业的期望和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最后，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偏高，加重了财政支出的负担。虽然GDP基数逐年增加，欧盟各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呈逐渐缩小或基本稳定的趋势，但目前的比例仍然较高。

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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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框架

宏观经济现象有许多不同的视角，影响因素也众多，容易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由于观念和理解的差异，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从源头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一个合理的体系化的分析框架。

任何经济问题都必然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研究是分析宏观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本文的分析框架就建立在供需之上。

经济的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内有社会生产活动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社会的生产活动中涉及到诸多要素，其中最根本的是劳动力（L）和资本（K），那么生产函数就可以表达为：GDP=f（L，K）。由此经济增长来源就可以归因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即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它的改变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资本并不仅仅局限于货币资本，还包括实物资本，比如一些基础设备、厂房等等，一切资本存量，资本的改变相对于整个社会几十年的积累而言也微不足道，短期提升也不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由函数f代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政策以及管理对资源配置的综合影响，短期也极难发生较大幅度提高和改变。可以看出，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短期之内是很难发生根本改变的，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长期视角。

经济的总需求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购买量，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投资、出口和消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受经济周期波动、政策条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等诸多因素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会表现为明显波动；出口则受外部的需求、汇率变化等因素冲击，变化也比较显著；消费，尤其是个人消费，受收入、价格以及未来的财富预期影响，波动更是频繁。可以看出，影响总需求的三个因素易受短期因素干扰而发生变动，不像供给要素那么稳定，因此，我们把它们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短期视角。

到此，我们分析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就搭建完成，形成了一个“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全局视角。而在整个分析框架中，又以人口劳动力结构最为关键，一个是因为人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最终的消费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供给也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需求；另一个是因为，相对其他经济变量，人口数据最为可靠，变动相对缓慢稳定，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视角。

二、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经济结构的巨变

根据我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趋势已经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1、人口的总体增长率进入2000年之后明显放缓，按目前的生育率估算，我国人口总数到2025年将迎来顶点；2、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00年之后逐步下降，老龄化人口比重提升，新生少儿人口比重下降；3、全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明显，人口素质提高明显；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向城镇化迁移和由内陆欠发达地区向沿海发达省份迁移的趋势明显。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加入到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后以及在经济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如今遭遇人口红利衰退，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和生产结构都将发生改变，从而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而且，根据政策研究领域和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人口转变的过程不可逆，也就是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无法阻挡，为保持经济增速，只能尽可能通过调整结构缩小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缺口。

三、新形势下政策改变的必然性

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我们将从分析框架的各个细节要素展开来讨论其影响，以及政策的应对。

首先，从供给层面：劳动力方面，过去10年我们的总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更为核心的是生产者/消费者占比不断下行，意味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消失，社会的负担不断加重。所以，我们看到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试探，以及放开二胎政策呼声。

资本存量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我们的储蓄率开始降低，数据显示我国的储蓄率从2012年5月已经开始下滑，资金的供给趋于紧张。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过去的爆发性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的城乡的转移，农业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低，当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进入二、三产业之后，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现在劳动力可转移的空间越来越小，统计显示，2000年可转移的劳动力大概在8500万，目前下降到3000万左右。一个现象也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近几年的农民工工资上升速度特别快，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说明这类基础劳动力供应不足。

短期的总需求角度，主要就是研究，投资、出口、消费等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虽一贯是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但目前面临人口结构的改变、储蓄率降低以及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等诸多因素影响，制约明显；出口，？WTO的红利已过，全球的经济体增速也放缓，这一项不乐观。那么，就剩下国内相对稳定和空间比较大的需求了，很容易看出，现在的很多总量政策在这一块做文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政策走向。供给方面，劳动力（人口）这个要素不是短期政策能改变的，即使三中全会放开二胎政策，那时间上也有极长的滞后，短期效果不明显。更何况现在的社会环境，即使放开政策，二胎的比例也不会明显提高。那么，政策的重点就会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向现有条件要效率。现在看到的一系列政策，打破垄断引入民营资本，降低企业准入门槛、财税的减免等等基本都是这个思路，有利于提升整体效率。需求方面，出口下行成定局，投资约束太多争议大，那就挖掘消费。所以，现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指向民生消费，是顺经济大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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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69-06

一、引 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外夹击之中，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沉重的就业压力已成为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肿瘤”。如何能积极有效地增加劳动力需求，促进社会就业——防止“肿瘤”癌变，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任务。而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自然也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劳动力需求的主体——企业即纳税人的追逐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纳税人非常关心由于雇用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其总成本的影响。如果纳税人增加劳动力需求，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利润或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增加劳动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劳动力雇用使纳税人的利润减少或无法产生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维持现有劳动力需求水平，甚至减少劳动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一般而言，政府的减税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供给与总需求，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反之，政府的增税政策则会产生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纳税人的结构因素，就会发现即使在政府实行减税的税式支出政策时，由于税式支出的对象不同，而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税收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

（一）国外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较高的税负水平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并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意愿；二是探讨对劳动征税的税收负担如果是由雇主承担，则税收“楔子”的大小是否会对雇主（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行为产生影响；三是探讨如何通过税制改革和完善税式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与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目标。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认为，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失业增加，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导火索”就是税收“楔子”过大，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产生了消极影响。Koskela（2002）[2]研究认为，提高资本税率并降低劳动税率，会促使雇主选择以劳动替代资本。他们指出，这种税式支出将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增加生产的产出，增大雇用劳动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认为，政府可以向高失业地区的投资提供税式支出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也可以将税式支出直接与纳税人吸纳劳动力就业挂钩，把提供一定数额的新就业岗位作为享受税式支出的条件。Howell H.Zee（2005）[4]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概念、问题及各国比较》中认为所得税不可避免地影响个人的行为，而且具有双重效应，即税收会减少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愿望，使劳动力更多地消费休闲；税收也会使劳动力感觉到贫穷而更多地工作。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工资弹性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税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应本身很小，税收替代效应还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实证考察了欧盟国家劳动税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研究新欧盟成员国就业的变化情况。他们运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楔子对就业和失业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在欧盟国家税收对失业产生的影响较弱，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楔子对整个欧盟国家的就业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而且欧盟转型国家的劳动税对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其他欧盟国家。

（二）国内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就业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在促进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取向；三是税式支出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贾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中认为，实施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应倾向于那些有经济和技术方面适用性的劳动密集型的纳税人。孙胜利（2003）[7]在《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中指出，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就业资金投入，加大保护就业弱势群体的力度，通过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岗位。罗宏斌、周红梅（2005）[8]的观点是税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并能吸纳较多劳动力的纳税人，给予税式支出，有利于确保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就业问题”。卢亮（2005）[9]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税式支出的就业效应，并针对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扩大税式支出规模，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财政政策建议。王根贤（2005）[10]认为，我国自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GDP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就业却未能保持同步增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结论是：积极财政政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挤就业的。因此认为，要保持GDP与就业的均衡增长，关键是要启动经济（自主）内生增长机制。为此，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规范政府行为，财政政策优惠要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建立关联，构建和完善具有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机制的税式支出政策。李伟宁（2005）[11]认为，从技术层面看，现行的税式支出主要体现为优惠期限短、临时措施多、配套办法少、适用范围窄、过渡色彩浓等；从效率层面看，税式支出对促进整个社会就业增长的效果较差。因此，应从扩大税式支出收益纳税人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入手，完善现行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王娜（2006）[12]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政策可以促进就业的结论。王春雷（2007）[13]采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其结论是“在目前的工业化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2万元的增加值就能够创造1个就业岗位，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6万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达到了将近9万元才能创造1个就业岗位”，并且“边际宏观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027个百分点”，文中对此还提出相应税收政策。付伯颖（2007）[14]通过探讨政府的税式支出手段，在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功能作用，试图提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华（2008）[15]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①税收优惠对促进就业具有局限性。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不应仅局限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而应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导向，在各个产业间均衡推进。②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应将重心置于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③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不仅要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校，还应倾斜于为信息咨询、中介机构，努力改善劳动力供给市场状况”。王春成（2009）[16]在《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研究》中通过对行为效应的分析提出，应加大对纳税人的税式支出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根据发达国家高税负的税制特征，运用多种理论分析模型，探求税收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原因并寻找优化途径；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时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寻找缓解就业压力，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的税收政策手段。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宏观或政策层面展开，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得出的结论多表现为理论依据不足，且过于笼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去进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见，这使得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缺乏有效的说服力。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动态角度进行模型分析，剖析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未来政府的税式支出行为能更好地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三、模型和运行机制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分析稳态均衡路径下，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激励效应，并进而对税式支出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由于税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税率的影响，而税率的变动则会引起纳税人收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各类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数额。这些变动会由于资本的收益弹性、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弹性等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差异。因此，即便是同样的税率变动，相对于不同的纳税人而言，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也会产生差异。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较静态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动态模型分析方法则克服了研究结论单一的缺憾，能较为全面的阐释同样的税式支出对不同纳税人可能产生不同激励效应的成因和机理，能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经济活动中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

假设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为：

J=maxξ′ID，Z。其中，I为收益函数；D为纳税人第c期的雇用劳动力支出；Z为纳税人第c期的其他消费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数是凹函数；ξ0

－t［∏ W，D－D］。其中，∏ W，D为W和D的凹函数，表示为收益函数，将其具体化即为：

∏=λWD其中，W为资本；W为产出；λ为收益占产出的比例；δ0

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们不妨将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为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目标函数及其预算约束函数求解动态最优，进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纳税人第c期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支出Z造成的收益损失与第c+1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相等，即本期消费支出Z减少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下一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来进行相应的补偿；（3）式则表示纳税人在同期雇用劳动力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平衡关系，即减少一个单位的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消费支出来进行相应的补偿。所以，在满足（2）和（3）跨期最优化一阶条件的基础上，求解出最优稳态均衡路径，纳税人即可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这一结论足以说明，本模型满足了动态模型最优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研究税式支出的变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为了获得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变动关系式，现将（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纳税人的收益占产出的比例和最小资本回报率固定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对（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来分析税式支出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即：

=

= （6）

（一）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不能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没有获得额外收益时， =0，假设λW>D，我们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见，如果>1，那么

0。

因此，当=0时，如果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发生持续性变动，纳税人的收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进而对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当>1，有

（二）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0，假设λWD>D，我们就可以根据（6）式进一步分析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关系。

1.当>1时，按照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的多少，我们需要分为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1）当值较大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值较小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

这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方法无法判断和确定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会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分析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分析结论

首先，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小，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大，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下调，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上涨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其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大，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小，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提高，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下降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再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大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最后，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小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二）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有两种，即激励效应和替换效应。税式支出的激励效应是指税式支出通过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或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激励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则是指税式支出的实施可能会导致收益纳税人和非收益纳税人之间产生替换。因为税式支出是以减少税收收入为代价的，而税收的中性原则和财政原则则决定了对特定纳税人实行税式支出而减少的税收，只能通过增加其他形式的税收来弥补，这反过来，又会扩大其他纳税人的税收楔子。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就可能会对其他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产生扭曲，导致非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被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所替代，从而减少了其他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由此可见，税式支出激励效应所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与替换效应所失去的劳动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税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缩水，当然，其最终效果还要取决于激励效应与替换效应的对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尽可能使其激励效应大于替换效应，从而切实地增加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应清楚地认识到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影响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认为税式支出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就能增加劳动力需求，即不能把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增加划等号。政府必须要考虑就业弹性因素。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量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程度，也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弹性一定，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经济增长率一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稳定甚至趋缓的背景下，以提高就业弹性为宗旨的税式支出政策则更为现实、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实地发挥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就必须从优化经济结构着手，运用有效的结构性税收政策加大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适时推出能够有效提高就业弹性的税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明确税式支出激励效应的逻辑传导机理，即降低纳税人税负能够减少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或提高纳税人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可以降低纳税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价格，从而增大其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导致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需求，最终提高纳税人所在的整个行业的就业率。所以，税式支出的效应应当符合三项要求：即税式支出应当使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最终消费价格降低；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消费需求必须对消费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度；纳税人增加产品或服务总量应当是通过新增雇用劳动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加现有劳动力的工作量来实现。因此，税式支出的收益对象——纳税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即纳税人所在行业应当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且该行业具有较高的价格弹性，消费需求与消费价格呈显性负相关性；纳税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当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纳税人获取税式支出的收益不对其市场竞争产生过度扭曲。

五、总结语

税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失灵时的一种干预，其最终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场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税式支出的取向应与市场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当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同时，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式支出政策时，还应当理性地测算由此带来的成本和产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税收收入的减少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市场扭曲；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者是指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对社会稳定和谐所产生的益处，后者主要包括纳税人因为税式支出获益而扩大生产对增加税收收入的贡献。因此，税式支出的着力点应聚焦于雇用劳动力潜力大的纳税人激励上，而不应仅仅针对失业结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励政策，从而使得税式支出不仅能够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能保持其长期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Daveri，F.and Tabellini，G. Unemployment，Growth and Taxation in Industrial Countries[J].Economic Policy， 2000，15（47）：104.

[2] Koskela，Erkki，Schob，Ronnie. Why Governments Should Tax Mobile Capital in the Presence of Unemployment[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02，1.

[3] Alex Easson. Tax Incentives[EB/OL]. http：//.2009-10-02.

[4] Howell H.Zee.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Concepts， Issues， and Comparative Country Developments[EB/OL]. IMF Working Paper WP/05/87. 2009-10-02.

[5] Kosi，Tanja，Bojnec，Stefan. The Impact of Labor Taxation on Job Creation and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Economics，2006，54（7）：562-567.

[6] 贾康.采取得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J].中国财政，2003（2）.

[7] 孙胜利.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J].经济学动态，2003（1）.

[8] 罗宏斌，周红梅.税收的就业效应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2005（10）.

[9] 卢亮.1998-2002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05（1）.

[10] 王根贤.GDP与就业均衡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J].地方财政研究，2005（4）.

[11] 李伟宁.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与宏观就业政策的协调[J].税务研究，2005（2）.

[12] 王娜.税收对城镇居民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6（9）.

[13] 王春雷.促进扩大就业税收政策的路径选择：基于就业弹性方面的考察[J].财经问题研究，2007（1）.

[14] 付伯颖.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199-211.

[15] 方重，梅玉华.论以税收优惠促进社会就业的政策误区[J].江淮论坛，2008（4）.

[16] 王春成.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09（5）.

Effect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ax Expenditure

on Taxpayers' Hiring Labor

Fang Zhong1， Mei Yuhua2

篇（6）

一、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喀什地区劳动力总体状况：喀什地区农村聚集人口众多，耕地相对较少，劳动力剩余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末，喀什地区总人口有377.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3.06万）高达77.62％，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新疆工业起步晚，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有限，加之劳动力增长较快，流动滞后，所以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较为严重。

二、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1）政府引导为主。喀什地区坚持“政府引导、培训先行、广辟渠道、全面服务”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农村技能培训和就业结构布局引导力度，不断加强劳务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和拓宽转移领域范围，切实实现农民增收。（2）女性劳动力转移为主。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38.7％，女性劳动力占61.3％，女性比例高出男性比例22.6个百分点，说明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偏多，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需求性质。喀什地区开展权益维护，解决出门“顾虑”。加大劳动力权益维护力度，对输出青年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进一步加大建立团组织的力度，选配优秀的支部委员，通过组织的力量有效地维护外出青工的合法权益，让外出劳动力出门安心，工作踏实。（3）转移劳动力年龄偏轻。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初中毕业后的待业人为主。年龄主要以16～25岁左右；这种低龄化转移造就父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很重，社会层面的理解很少，自理能力还不足的情况下转移导致青年人行为能力出现时常，心理压力过重。为此，喀什地区加强思想引导，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观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劳动者就业观念的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及劳务输出先进个人等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农民就业与创业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在市场择业竞争中正确定位，提高求职能力，增强自谋出路、自主创业的信念。

三、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

总的看来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劳动力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1）制度和政策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来看，劳动力转移中的制度因素也是以制度障碍方式影响交易成本因素。由于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特殊文化环境，劳动力的价值取向以及劳动力社会习俗等制度性原因，使得喀什地区专一的交易成本倍增。因此在制度层面上大做文章，从政策上降低总的转移交易成本是个首选方案。为此，实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喀什地区把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政策取向和脱贫措施之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逐渐放宽，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限制政策，给予农民工比较平等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劳动力因素。农村劳动力数量及素质，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均有重要影响。目前喀什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在沟通方面面临语言障碍；务工方面面临专业技能无法胜任现代工作岗位，转移地选择上只能以地区区内转移和自治区内转移为主，行业转移主要是以季节性行业内部转移为主，城市转移主要集中于本地县级城市为主。由于上述特征，喀什地区政府对他们加大各种技能培训，职业培养，语言沟通能力的培育等，使他们尽快适应省级转移，行业之间转移以及城市化转移提供条件。（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劳动力转移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而不采取那种行动，根本原因在于行动背后的利益冲动。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经济动因的作用并不明显。转移行为中因社会偏好因素发生的一系列转移阻力显而易见。加上，区内转移的经济动力不足，搜寻工作成本加大，无能力信号显示工具，无法胜任现代岗位使得转移后的期望收入大大降低，导致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政府行为过多，而微观主体——劳动力自身积极性不足，社会效果下降之原因。

参 考 文 献

[1]韩霞．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新疆农业大学．2008

[2]盛小钰．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社会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9（6）

篇（7）

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当经济有效需求降低，除了要调整一些财政支出以外，还要利用减税的方式降低税负，调整收入，以便通过这种方法刺激消费，同时有效提高我国经济市场的投资需求，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结构性减税，我国政府通过有增有减的税收制度调整来影响经济发展形式，促进经济良好恢复。

一、经济周期特征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发展特点为：一、投资和消费的产出较大，从而产生剧烈的投资波动性，城乡弱周期性的政府效应，居民消费波动比较大；二、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波动均比产出缓和；三、劳动和资本拉动总收入的波动形式也逐渐缓和，并呈现出非周期性特征继续发展。我国经济周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形式相比存两点不同，第一点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资本产出大于居民消费易变性，中国反之。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我国人民的个人消费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居民的自身收入，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导致我国居民消费者出现严重的消费波动；第二点是国家的劳动和产出波动之间有重要的关联性，而在中国二者的关联性不大。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表现为长期的隐匿性特点，我国很多企业的经营发展不是通过雇佣新的员工来获取利益，而是通过增加加班时间来提高产量。中国的劳动供给很难随着工资和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引入财政冲击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财政冲击和宏观经济波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排挤效应，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个人消费下降；其二是政府政策行为受制度的约束，导致财政政策往往很难及时适应经济形势，所以这种情况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本文的分析发现，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存在替代的关系，能够通过税收融资的形式实现，使通过税收的融资形式表现出一种可以连接的状态。

二、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税收政策的增长效应

很多专家都对税收政策的增长效应进行整体分析，根据TRBC模型的计算结果，在确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将资本收入率提高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将居民收费提高0.7个百分点，降低经济增长率，这样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的减少资本的作用。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提高资本收入的税率能够移植资本和劳动的而投入，从而很好的起到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在均衡状态下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和个人的贴现率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情况下才会有投资效用，增加资本收入税率可能会降低资本实际收益率。对资本征税的形式来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投资者对经济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抑制投资的发展。从以上分析可知，提高资本收入税率会降低产出和劳动供给。

劳动收入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和投资会下降0.75、3.03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率、劳动和资本的下降。所以提高劳动收入税率能不同程度的抑制资本、消费和投资。从总体情况发展来看，资本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增加，这种情况下产出也不能增加，对资本和投资产生负面作用，而劳动收入税率的变动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冲击反应方面和加你资本收入的形式方面；投资和资本的增长效应比降低劳动收入效率要小；其次从冲击持久性方面来看，劳动收入税率对各个主观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比较大。

（二）税收政策的福利效应

根据TRBC模型的计算结果来看，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如果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福利水平的结构，能够增加资本收入税率，其下降的幅度相同时产上福利成本扩大；不同资本收入的提高导致福利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技术和财政的影响下，劳动收入税率的上升和下降幅度相同。说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提高对社会福利产生的更强的效应。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劳动和资本收入的税率变化福利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是政策、资本和技术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单一税率变动的福利成本表现为非对称性，两种税率如果同时发生变化，其结构性税率可能存在比较重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非对称性。

三、结束语

本次研究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依据，而且对中国税收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以劳动和经济发展为代表的过程中存在冲击，不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种税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资本收入比较小的福利损失来说，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劳动收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我国在经济实际发展中必须要适当的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改进社会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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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底，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向我国的迅速扩散，有效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国务院适时果断地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政策目标是以政府和社会投资拉动经济转变，保证经济稳定增长。2009年初，国务院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注入资金或制定有利的政策，措施包括降低相关产业税费、加大政府财政补贴、放松管制等各种政策性优惠。其首要目标是“保增长”，缓冲外需冲击，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主要是在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给以财政补贴政策。2010年10月，我国政府根据当前的形势，适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其政策出发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

以上巨额的财政投资政策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不易被学者所重视的影响领域是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必然会提升资本的谈判地位，作为与之对立的一方，劳动报酬占比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提升，还是在资本地位提升的前提下处于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对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多次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但是，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哪些因素对劳动报酬占比产生影响？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大规模财政投资政策是否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还没有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又有很多大规模投资的政策冲动，因而需要做好政策负面效应的预估。本文从劳动报酬占比和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大规模财政投资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公共投资对经济影响的关注较多。研究主要从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其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

近年来我国推出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其着眼点在于推动经济增长。Barro（1990，1991），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提出了分析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Karras（1993，1996）研究了政府规模。王威（2007）的论文中详细的分析了我国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马拴友（2000）在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下讨论了政府财政的最优规模。马树才和孙长清（2005）也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财政支出的规模。类似的研究还有郭平等（2011）。

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挤入和挤出效应上。王海民（2010）以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为背景，分析了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诱导效应，认为我国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主要是挤入效应，公共投资的增加，可以促进私人投资的发展。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对于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相关的作用，整体的经济形势发展势头良好。认为教育支出和科研支出的投入比重偏低，增加教育支出和科研支出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吴洪鹏和刘璐（2007）分析了公共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会导致民间投资减少的三种挤出效应机制均不存在，公共投资的扩大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效应。尹贻林和卢晶（2008）的研究视角也是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类似的研究还有王威（2007）、曾令华（2000）、田杰棠（2002）。

众多学者对公共投资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王威（2007）分析了公共投资的教育和就业的社会福利效应。岳立和赵海涛（2010）利用VAR模型分析了公共投资与社会福利的动态效应。张宏霞（2010）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广西财政厅课题组（2011）研究了广西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

公共投资对经济影响的其他方面研究有：Nekarda和Ramey（2010）研究了政府支出在产业层级的影响。研究政府的支出对经济影响的转换机制，研究了政府支出对就业等的影响。ETSURO SHIOJI（2001）估计了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动态影响，利用面板数据研究了美国和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影响，其结论是对收入收敛性的影响为正。董昕（2010）分析了房地产业的公共投资问题，认为在公共投资的边界划分方面，政府定位不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住房保障范围存在不同的诉求，户籍壁垒使大量中低收入人群处于住房保障的灰色过渡地带；房地产公共投资缺乏稳的资金来源、公共投资在土地开发阶段的投入不足、公共投资以供给方补贴为主干预场过多等。房地产开发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以上文献对于财政投资的影响较少涉及劳动报酬占比，或者研究的问题是以前社会经济的现实，而基于我国目前已经急剧变化了的经济现实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选取财政投资对于劳动报酬占比和经济增长影响作为研究对象。

三、CGE模型、基础数据及参数估计

1.模型结构

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通过CES函数合成为增加值，增加值和中间投入按照CES函数合成为部门产出；部门产出在出口和国内销售之间复合；国内销售的国产品和进口品通过CES复合成复合商品；复合商品通过效用函数供居民消费。其中，CES生产函数为：

其中Q是产出，K，L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参数A为效率或者规模因素，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p和替代弹性有关。份额参数δ，1-δ在产出中和投入K，L各自的贡献有关系，所有贡献份额等于1。在约束条件下，最优化方程为：

其他CES方程与此类似。模型编程实现，方程体系庞大，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列出，可以参考董万好等（2011）。

2.基础数据

本文编制和使用的基础数据是全国42部门的SAM表，其数据来源主要是：2007年全国42部门投入产出表、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财政年鉴、2007年资金流量表、2007年国际收支表、2008年中国海关年鉴等。编制过程中，考虑到数据来源的统计口径、调查方法、统计误差等造成矩阵数据的不平衡，即行数据的和与列数据的和不一致，需要使用数值计算方法技术来消除。较为广泛使用的调平SAM的数值计算方法有最小二乘法、双边比例法（RAS）方法和交互熵（Cross Entropy，CE）方法等。本文的SAM数据经CE方法调平处理，限于篇幅，不再详细描述数据调平的处理过程。

3.参数估计、选择

CGE模型中涉及的参数包括弹性参数和份额参数等。本文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工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估计替代弹性的数据来源来自陈诗一（2011）研究成果数据。本文估计的重要的工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数据如表1所示。其他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选取（郑玉歆和樊明太，1999）的数据。阿明顿替代弹性数据本文选取Zhai et al.（2005）的数据。本文利用敏感性分析对参数选取对于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分析，参数估计和选取对于结果稳健。

四、模拟方案设计及指标含义

本文主要模拟观察大规模财政投资对于相关主要行业的影响，选取四万亿财政支出中的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共五个方面的投资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占据了四万亿中的80%，并且有具体数额。模拟的方案是假设大规模的投资已经达到政策初定数额的70%，即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590亿、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10500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1050亿、生态环境建设1470亿。

本文观察的数值模拟主要指标是各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各产业的增加值；各产业的资本报酬和税收；各产业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各产业劳动报酬占全国整体劳动报酬的比重；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前3个指标用来观察政策模拟冲击的绝对值变化，第4、5个指标是我们关注的劳动报酬的横向对比变化，第6个指标用来辅助观察政策模拟冲击对各产业影响的横向对比和相对位置变化。

五、模拟结果分析

经济模拟的结果呈现出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分别是大规模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负面影响。

1.大规模投资带动了经济增长

正如政策的预期效果一样，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有利于经济增长。表现在劳动报酬绝对值的增加、政府税收绝对值增加和资本报酬绝对值的增加上。但是各产业的投资带动增长效应参差不齐。

（1）各产业的劳动报酬绝对值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在模拟情形下，国民经济大多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绝对值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劳动报酬绝对值整体增加5.6%。尤其是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在模拟情况下，劳动报酬绝对值分别增长了39.76%、20.60%、17.18%、13.99%、12.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在4万亿投资没有直接对该产业投资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绝对值仍旧得以快速的增长，可见经济运行内在机制对这些垄断行业的增长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金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也在政策冲击下劳动报酬得以较快增长。另外，少数产业，如纺织业和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行业的劳动报酬在大规模投资的政策冲击下，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在模拟情形下，劳动报酬绝对值分别降低了-0.74%与-0.11%。

劳动报酬绝对值增加与居民对于经济运行的真实感受是符合的。近几年，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大幅度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模拟情形的真实性。

（2）各产业资本报酬和政府税收也呈现增长趋势

在模拟情况下，国民经济资本报酬增加了7.5%，政府税收增加了5.2%。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的资本报酬和政府税收都有增长，和劳动报酬的情形一致，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资本报酬和政府税收增长较快。在模拟情形下，分别增长了40.05%、20.74%、17.31%、13.72%、11.98%。远高于其他的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等增长较快，属于政策受益的第二梯队行业。

劳动报酬绝对值、资本报酬绝对值和政府税收绝对值得增长最终体现为GDP的增长。这从近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可以得到验证。

（3）各产业的投资带动增长效应参差不齐

从行业来看，石化、金融、石油开采电力生产、燃气生产和供应等垄断行业的增长普遍比竞争性行业的增长要快。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在政策冲击下，增长效应并不明显。增长效应参差不齐的趋势，无论是从劳动报酬、资本报酬还是政府税收来看表现都大体一致。

大规模的投资政策广受诟病的一个理由是其促进了垄断行业的进一步生长，恶化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从以上模拟数据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

2.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负面影响

财政投资的大量投入必然会提升资本的谈判地位，作为与之相对的一方，劳动报酬占比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提升，还是在资本地位提升的前提下处于下降的趋势？逐年下降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否也因为财政的大规模投资而进一步恶化。本文模拟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大规模财政投资确实对于劳动报酬占比呈现出了负面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点：

（1）行业劳动报酬占比普遍下降

模拟结果显示：国民经济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0.3%。42个行业中，37个行业的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下降，下降的较多的是建筑业，在模拟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0.5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研究与实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文化和体育娱乐业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幅度也较大，在-0.02至-0.05%之间。但是也有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数据显示，有5个行业的劳动报酬占比是有上升的，分别是除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在模拟政策冲击下，上升的数值分别是0.10%、0.15%、0.14%、0.05%、0.05%，这5个行业是垄断行业。同样，这个角度也反映了在大规模财政投资的政策下，垄断行业生长较快。

（2）行业劳动报酬占整体劳动报酬的比例有增有减，垄断行业相对比例上升，竞争性行业相对比例下降

行业劳动报酬占整体劳动报酬的比例指标观察的是行业间的劳动报酬在政策冲击下的相对变化情况。各行业的劳动报酬占整体的比例呈现出有增有减的趋势。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比例增加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0.6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07%、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0.08%、交通运输及仓储业1.14%、金融业0.01%、房地产业0.1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0.2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14%等行业，这些行业劳动报酬的提升，有的是因为投资的直接效应，例如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有的则是因为垄断而在整个行业间的劳动报酬分配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相应地，其他的产业则因为这些产业的比例上升，其劳动报酬占整体劳动报酬的比例下降，这些产业主要有：建筑业-0.37%、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9%、纺织业-0.12%、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0.0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9%、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10%、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0.1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10%、批发和零售业-0.12%、教育-0.26%、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0.39%。除了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外，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竞争性行业。在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政策冲击下，竞争性行业处于弱势地位，劳动报酬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9）

此项研究结果，按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说法，将会作为政策的参考。

参与该项目研究的专家指出，发改委应实施全方位的积极就业政策，保证经济快速增长，以提高就业总量，打造涵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不同渠道、不同职业的“大就业”体系。

而国家发改委人士指出，发改委正在协调更多的部门，保证就业涵盖面扩大，不过“大就业”只是研究人士的提法。

此前，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召开的一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指出，今年二、三季度就业形势趋向严峻，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给压力空前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艰巨，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大幅增加，产能过剩、贸易摩擦对就业存在负面影响等。

如何应对今年的就业压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此前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报告认为，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同时，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4500万人，高出“十五”期间各4000万人的计划，也高出实际“十五”期间完成的4000万、4500万指标数字。“十五”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与“十五”计划相同，但高于2005年实际完成的4.2%数字。

但是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并非意味着寻求就业岗位的总量会减少，因此就业压力未必会缓解。

积极就业政策

作为未来就业政策重要参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政策研究”项目研究，涵盖了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源开发、失业保障制度、灵活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法规等方面。此外，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部分仍由世界银行在做。

有分析说，国家发改委目前所做的工作方向，是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构建涵盖农民、大学生、城镇下岗和再就业人员、退伍军人等全面的大就业体系。

负责“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专题研究的发改委宏观院研究员杨宜勇指出，所谓“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相对过去消极的“治标”的就业政策而言的。过去把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剥离，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养起来”，只是一种过渡。现在的积极就业政策是“治本”，即要通过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就业素质，通过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总量等来解决问题。

国家已经陆续出台财政、货币、培训等多方面的政策，来支持新增就业岗位。比如民营企业接纳就业，可减免税收或者获得优惠贷款等；自己创业或者就业的，可以获得小额贷款。国家也将投资提供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多项公共服务，以增加市场的就业总量。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表的《2006经济增长调整年》报告分析今年的就业形势指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恰与就业增加的需求形成背离趋势，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加工贸易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和末梢；地方政府盲目上马“税高利大”的项目，而不是理性培养具有长远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企业组织形式存在向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约束。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张本波则指出，就单纯一个产业领域看，可能产业结构调整会导致新增就业量下降，但是从总体上就业量会增加。比如第二产业就业量减少，第三产业就业量会增加。

有学者指出，国家发改委正在推进是一种“大就业”的框架体制。

篇（10）

统筹城乡就业，亦称城乡统筹就业。其涵非常丰富，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角度界定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内涵。卢亮（2008）则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理论上的含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有序流动；从政策层面来看，应该从就业管理对象和就业管理机构两个方面来进行统筹。王寅、阮衍宁（2010）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和实现劳动力择业自由和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让劳动力受经济规律调节，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流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

部分学者还围绕着是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展开了讨论。张建武（2001）最早指出，城乡统筹就业是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内容。莫荣（2006）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就是要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从体制、政策和工作体系入手，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二、统筹城乡就业的意义

统筹城乡就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关系城乡劳动者切身利益和长远生计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阐述了统筹城乡就业的重要意义。

微观层面是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展开的，如蔡昉（2006）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法宝，是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根本途径。熊永兰、夏守财（2008）指出，实现城乡就业统筹是对传统就业制度的重大突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人差距，优化城乡人口分布结构。

宏观层面是从国家、政府、社会层面探讨的。季建林（2004）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袁建萍（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柳云飞、张素红等（2009）从五个方面较全面地归纳和阐述了城乡统筹就业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有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城乡劳动力资源；四是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五是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个市（区、县）开展了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一些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根据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对全国统筹城乡就业的试点地区进行了考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组编的《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统筹城乡就业》蓝皮书中对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进行了总结。曾万明（2007）分析成都市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时认为，通过“六大体系”，即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覆盖城乡的就业培训体系、覆盖城乡的就业援助体系、城乡充分就业政策体系、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城乡充分就业工作政府目标责任体系来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建立城乡一体的充分就业体制。丁海中（2009）将全国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城市马鞍山的具体做法总结为——发展扩大就业、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扶持就业、服务保障就业、培训促进就业。武晋、何美丽等（2010）从劳动力个人、社会经济、政府三个层面对北京市延庆县650个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做了详尽分析，这些试点地区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统筹城乡就业的实施建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统筹城乡就业的制约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统筹城乡就业。饶翠华（2009）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在理性人追逐利益目标的驱使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将会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流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满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对东部地区的就业产生较大的压力，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不利于统筹城乡、统筹区域间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北京大学刘伟教授（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质，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经济体制的转变、城乡发展差距都将会严重影响城乡劳动力的有效统筹和均衡运动。

多数学者注意到制度障碍是导致城乡分割的最重要原因。江贻送（2003）认为，在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影响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性和操作是就业制度的歧视、教育与培训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户籍制度的歧视等。乔明睿、钱雪亚等（2009）利用2006年CHNS数据并采用切换回归模型，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及户口的作用进行了判断，认为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元章、盛喜真（2003）在分析了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城乡统筹就业的制度障碍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教育制度等。李春根、赖志杰（2008）从社会保障政策视角探讨了统筹城乡就业问题，认为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失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和影响城乡统筹就业的重要因素。

部分学者还从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角度探讨了制约统筹城乡就业的因素。张建武（2006）指出，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已经成为转移就业的主要“瓶颈”。陈国铁（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

五、构建和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制度的政策建议

学界在对统筹城乡就业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完善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建议。学者们一方面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彻底打破原来城乡分割的旧制度，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就业制度；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了统筹城乡就业中政府承担的责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从制度创新和政府责任视角提出政策建议的，如赵勇（2004）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出发，认为统筹城乡就业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打破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以职业资格和技能水平作为统一的就业标准。李志强、张征华等（2005）探讨了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新农村和农业内部制度， 挖掘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潜力， 拓宽农民就地转移和就业渠道；破除各种体制障碍，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城转移就业速度；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 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 提高农民市民化就业的容量。杨宜勇（2007）强调要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加快劳动力流动， 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登记制度， 要大力发展中心城镇， 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饶风（2009）提出建立健全“四个体系、一个制度”，来促进统筹城乡就业：即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维权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工作制度。

从政府政策角度提出建议的，如张丽宾（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应该加强相关法律的建设。姚林香（2007）探讨了财政政策对统筹城乡就业的作用：一是为已经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人， 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三是在继续强化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黄红华（2009）则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应该统筹利用政府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激励工具、指导性工具、信息提供工具和服务性工具等。

强调在统筹城乡就业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如李安忠（2008）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在工作内容上，要重点完成以人力资源市场为主体，以社会职业介绍机构为补充，城乡一体、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转移就业机制。崔占峰（2007）提出，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关键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工稳定就业，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引导机制和由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业长效机制以及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的保护机制。

篇（11）

中图分类号 F3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0-0008-02

Research on Grain Subsidy Policy in Henan Province

――Questionnaire Based on Rural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in Henan Province

Zhao Qi et al.

（School of Life Science，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44，China）

Abstract：Rural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from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at problems in grain subsidy policy，and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Henan；Grain subsidy policy；Questionnaire

1 引言

河南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连续几年粮食产量突破千亿斤，用占全国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的粮食，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但是随着城镇化的进展，农业耕地面积减少，水资源匮乏，劳动力人口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等问题对粮食增产增收有了很大制约，为了调动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为了刺激粮食生产，政府主导，河南开始实施农业补贴政策[2]。河南粮食主产区补贴政策有：1个支持，1项奖励，4种补贴。2009年后，对小麦、玉米、水稻的良种补贴在河南省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河南粮食补偿政策的具体实施，对农户生产行为很多方面产生影响，包括购买种子、农田灌溉、购买农机等等，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起到了积极作用[3][4]，为深入探究粮食补贴政策实施十年来的执行效果与改革利弊，是否与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匹配等问题，笔者于2015年12月到2016年3月对河南种粮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研究粮食补贴实施和效果。

2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笔者选择了郑州师范学院农村大学生家庭为研究对象，遍布于河南全省。为保证调查农户提高对问卷理解度，就问卷的作答情况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培训和解释，使其能协助家人进行真实情况反映。此次调查对象涵盖了河南省所有的行政地市，涉及到54个县，共发放调查问卷230份，回收有效问卷208份，有效问卷比为91%。问卷包含24个问题，涵盖了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收入现状、种粮现状、土地流转情况、粮补的了解情况、对粮补的满意度等方面。

3 问卷结果分析

3.1 种粮家庭基本特征、家庭收入和种粮目的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种粮面积主要集中在0.33hm2以下、0.33～0.67hm2，分别为67%、27%；劳动力年龄在40～49岁的农户比例为75%，其次为劳动力年龄50～59岁的农户比例为21%。有男劳动力的家庭为180户，所占比例为85%。小学初中劳动力比例为83%。有55%的家庭收入在1万～3万元。种粮收入占家庭收入50%的农户比例不足50%。

数据统计显示，家庭单位的种粮面积大多数少于0.33hm2，劳动力以男性为主，种粮户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小学初中文化程度比例大，家庭收入50%左右在1万～3万元，50%以上家庭不以种粮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满足自家需要、增加家庭收入的比例占了73%。

3.2 土地流转与种粮情况 近几年，种粮家庭30%进行过土地转包，表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较为普遍，这与农村目前外出打工者较多的现状相符合。近5a来，种粮面积不变的家庭比例63%。种粮面积增加的家庭仅为12户，5户家庭选择增加种粮面积的原因是因为无其他途径收入，只能种粮增加收入。种粮面积减少的家庭为72户，所占比例为34.3%，其中有30%左右家庭分别因为种粮成本高收入低和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减少了粮食种植，因粮价不稳和种粮补贴少而减少种粮面积的各2户，有8户家庭因有更好的收入途经选择了减少种粮面积。

当被问到如果分配的耕地面积增加的情况下时，31.5%左右的农户还是愿意增大种粮面积，37%左右的农户家庭选择了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有10%左右的家庭因有更好的收入途经，选择放弃种地，因劳动力缺乏需要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有2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粮食种植现状不容乐观。

3.3 种粮补贴情况 当问到上一年的种粮补贴金额时，有约54%的农户不能告知所领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只能给出大致金额。从农户给出的大致数据看，300元以内粮食补偿款的家庭占了43.7%，300～500元补偿款的家庭占了28.7%，500元以上补偿款的家庭约20%，多集中在500～700元范围带内。当被问及如果粮食补贴提高1倍，有51%的农户表示愿意扩大种植面积，有45%农户表示愿意保持不变，仅有5%左右家庭表示会减少种植面积，表明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有更高的要求。

3.4 对粮食补贴政策的了解 关于对粮食政策了解这个问题，农户最了解的粮食补贴政策是种粮直接补贴，其他依次是良种补贴、粮食最低价收购、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其中仍有30%的农户表示对粮食补贴政策不了解。由此可知，粮食补贴政策精神并没有被所有种粮农户所理解。数据分析显示，村干部、亲朋好友、电视报纸媒体等途经是种粮农户了解粮食补贴政策的主要渠道。

3.5 对粮食政策的评价 当面对粮食补贴政策对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评价问题时，占调查农户68%左右的家庭选择了：该政策对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一般，有10%的家庭觉得该政策对增加家庭收入无用，可以看出粮食补贴的金额对改善家庭收入的作用微弱。进一步对粮食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户积极性提高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与粮食补贴政策效果的评价基本一致，同样有68%的农户家庭认为粮食补贴对刺激种粮积极性的效果一般。同样的，普遍农户也认为农资综合直接补贴对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作用效果一般。针对农业补贴政策，有1/4成农户选择不满意，有3/4农户表示基本满意。

3.6 种粮补贴的落实情况 至少60%左右的农户表示不清楚是否有非种粮者冒领粮食补贴，认为该现象普遍存在的农户占了5%的比例，近20%左右的农户觉得冒领补偿现象比较少，15%的农户认为完全不存在补偿款冒领的现象。当面对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建议时，仅有1/5的农户写了具体的建议，绝大多数农户的建议为增加提高粮食补贴力度，有20%的农户希望能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来增加家庭收入。

4 粮食补偿现状及对策建议

4.1 从调整补贴角度着手 适度调整补贴标准 由调查问卷反馈可知，每户家庭补贴总额约500元以下，该数目在大多数家庭收入总额3万～5万元的里面所占的份额很少，在人均土地面积不能增长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还要从调整补贴角度着手，适度提高补贴额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

4.2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鼓励农村青壮年创业 调查结果数据统计表明，目前农村种粮劳动力明显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短缺，也是造成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在考虑调整补贴标准的同时，着手进行农村产业生产结构调整，鼓励青壮年在家乡创业[5]，给予政策上的扶持，逐步改善外出务工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现状。

4.3 切实落实粮食补贴政策，发挥惠农政策作用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存在补贴标准过低、补贴款有冒领的现象，逐步进行修订和改进，加强监督，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途经多角度的实现家门口谋财富[6]，让真正种植者获得收益，获得合理的收益，尽快缩小在家种粮的收益和外出打工收入之间的差距，真正提高农户家庭的种植积极性，实现我国农业的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奇，郭运宏.河南粮食产量与农业生产条件的灰色关联分析[J].安徽农学通报，2014，20（8）：6-7，17.

[2]韩红梅，袁小琨.粮食主产县粮食补贴政策落实情况调研报告[J].知识经济，2011（20）：50，46.

[3]潘刚.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问题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2010（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