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风险防范预案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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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则。首先必须是合法性，这是企业的行为规范，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更是企业纳税筹划的准绳。其次是超前性，这是企业对生产、投资、融资的安排与计划，因为纳税义务发生具有滞后性，因此有效的纳税筹划是实现税负最小的合理保证。最后是目的性，企业的纳税筹划是为发展战略服务的，所以纳税筹划与管理目标以及战略目标始终保持一致。

二、当期我国企业纳税筹划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1.意识的延续对纳税筹划的理解有误。在我国许多人中，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一提到纳税筹划就将偷税漏税以及寻找各种借口去避税混淆在一起，为了减少日后麻烦，许多企业就不重视纳税筹划工作。如企业代缴个人所得税时，许多企业不考虑累进税率的起征点、上下税点的边界、年终奖与奖金的区别，全部混淆一并入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认为这样做踏实，其实这种工资核算方式并没有多大错误，但是让职工多缴纳了许多个税。上述这种行为对个人、企业、国家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个人多拿自己应得的工资、企业合理地纳税才是国家真正倡导的。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运营效果，加速企业稳步发展。

2.对纳税筹划的风险意识淡视。纳税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涉及到税法、经济、统计、会计、法律法规等多项相关法律知识，所以纳税筹划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财活动，理财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在这错综复杂、瞬间变化的市场经济下，筹划稍有偏差就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乃至破产。如中石油案件就说明了一切。但是许多企业却没有从风险意识形态下考虑税收筹划，他们大刀破斧式的“勇往直前”，缺乏对经营分析、政治风险、市场风险的调研与分析，更缺乏防范预案，最终使企业举步维艰。

3.缺乏纳税筹划的专业人才。通过上面的纳税筹划定义分析我们知道，纳税筹划是一种高智力的理财活动，它需要的是一种复合人才，具有高素质、高业务能力的核心人员，它不是企业过去简单的日常报税工作，这种工作不是一般的会计人员所能承担的，它应该是团队作业，在具有过硬的相关税收知识下，还要有相关的经济、法律、技术等综合能力水平，并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科学的预测本领，但是在当今的实际情况下，企业很难具有这样的高尖端人才，有的企业真正科班出身的会计人员还不健全，所以纳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按时向税务机关报税，最新的税收优惠与税务政策的变更一概不知，这样的人员不仅影响企业的纳税，更影响企业的生产与发展。

三、加强企业纳税筹划管理的措施和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正确理解纳税筹划的含义，使企业与职工得到合理的避税。偷税、漏税、拖税或者不纳税是永远不值得提倡的，但是合理避税应该受到企业的重视、国家的倡导。所以国家要加大纳税筹划的宣传力度，同时经常派税务机关来企业做宣传与指导工作。其次国家还应该建立完善的纳税筹划体系，使企业的纳税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再有企业也应该增强纳税筹划意识，节约成本，增加收入，让职工多赚钱、企业多创利润这是国家的最终用意，所以也应该受国家的法律保护。如将职工的年终奖单独、合理地发放每月工资，避免工资的大起大落可以减少职工的个税，这也体现了国家税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和谐和谐社会的一种表现。

2.提高纳税风险防范意识。收入与风险并存。纳税筹划是为了更好地增收节支，促进企业的良性循环。所以纳税筹划无论是对此项工作的管理者还是对接受纳税筹划的企业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需要去掩饰。这就要求纳税人以及纳税筹划管理人员要周密地细致地做好外部市场以及税收政策的调研工作，同时再根据本企业的具体实际，进行周密的安排，在对企业的生产过程与涉税事项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做好风险的预测、分析、报警、评估工作，力争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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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金融外包服务早期仅以文书类业务为主，伴随逐步提高的全球通讯能力带来的成本下降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奠定开展金融外包服务的基础，国际性金融机构逐步接纳寻求人力成本或资源价格相对较低的机构或地区给予自身的非核心业务或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业务提供金融外包服务这一新兴产业。近年金融市场上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给金融市场造成了需求的萎s等影响，金融外包服务的整体格局及未来发展方向受到各方关注。

一、金融外包服务风险与防范

1.风险分析

金融外包服务的兴起确实可以给相关企业带来更多双赢的机会，但由于契约精神与法制规范的博弈仍会给双方埋下潜在的风险由其是对于发包方来说容易出现多种风险。金融外包服务涉及的双方所签订协议期限较长，受业务与行业大环境的变化承接方若是由于经营不善出现倒闭等情况无法履约会造成发包方短期内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由此形成履约风险；服务供给方为使自身实力增强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式的服务需求，会通过培训内部员工和变化经营管理模式来实现自身规模和效率的提升，但会造成雇员转移和人员规模调整引起转变业务风险；金融机构的业务机密性程度较高，受限于外包服务商的保密性能力强弱与道德层面的意识造成机密信息的损失传播形成机密外泄的风险；金融机构在发出外包邀约后对于服务供应商会产生相应的依赖性风险，由于沉没成本的因素可能会选择接受差强人意的服务，且金融机构内部会相应的弱化学习创新能力。

2.风险防范

金融外包业务的结构安排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改业务能否顺利完成，为了让外包机构可以准确掌握发包方的期望和目标需要金融机构事先与外包服务供应商就合同双方负责领域明确沟通，充分预判行业形势并协商增补相应条款；就合同应涉及的多方详细规定确保合同的完整性；协议明确约定好人员或技术服务，避免由于操作人员的流失等问题影响业务的正常运作。金融机构选择外包服务商应建立其基本程序和反应机制，例如业务外包需要经过必要的内部授权并加以严格的服务商审核，在出现履约风险时果断决定后续工作；在外包过程中无论是企业本身员工还是外包机构员工都会对自身工作权益产生担忧，着重处理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能让员工充分认识到外包工作的风险与优势了解公司的初衷避免情感心理因素影响工作效益；对服务商建立良好的控制机制，通过合理的奖惩机制避免服务商懒于创新或是偷工减料，并且运用外聘律师和内部监察相结合加以控制；针对金融外包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预案，提前制定可行的应急计划。

二、我国金融外包服务发展

1.发展现状

近年来金融后台与前台业务逐步分离促进金融外包服务逐渐成为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首要选择，已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的这类具有高度信息共享、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吸引绝对大多数金融企业的后台业务。

我国现阶段银行业外包业务多以信息技术与业务处理为主；保险业务具有法律法规与相应政策并不充分明确，外包市场偏向于长期与战略外包方向发展，其地域范围局限于大陆地区没有接入国际市场，即使发展相对迅速但市场仍呈现较高的不饱和度；证券行业外包服务主要集中于研究咨询、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的发行销售以及相关法律岗与财务岗等，而其外包服务供应商主要包括金融行业其他机构、第三方承销公司以及存在长期战略合作组织等，在外包业务中除了非核心业务，证券行业的部分核心业务及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均有外包情况。

2.业务特点

现阶段我国金融外包服务主要承接来源方面以在岸外包为主，离岸外包为辅，当前国内金融外包业务受限于技术含量的高低，国际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更倾向于国内相对成本较低的人力资源，且外包服务供应商亦向我国驻派机构抢占国内市场；伴随我国及全球范围内通信技术的发展，金融外包服务承接类型方向主要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商务外包服务为辅；我国金融外包服务在承接布局方面逐渐更加科学，二线城市具有人力资源等成本优势，临岸沿海城市具有国际化视野与资源交流优势，一线城市具备集中生产的优势，以咨询研发为基础的北上广深处于金融外包战略核心城市地位，避免金融外包服务地域上过于集中浪费了人力资源；受限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策影响因素，国内金融机构以大型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为主对于外包服务的依赖程度较低，逐渐加快发展金融外包服务进程。

3.存在问题

与国际金融机构广泛接纳并发展金融外包服务相较，我国金融外包双方的业务角度均很少涉及行业投资分析等核心，呈现出承接业务的内容简单、范围狭窄、产业成熟度低等现象；由于外包行业市场壁垒较低导致现阶段国内外包机构众多但良莠不齐，加之没有成熟的经营管理和缺乏核心竞争力优势，并且受害于恶性市场竞争，呈现出本地金融外包服务商缺乏龙头企业的现状；金融外包服务本身需要复合型且专业素质较高的人才但受限于政策扶植与行业福利保障，造成人才流失率较重缺乏，亟须优化培养模式；金融外包服务供应机构主要通过自身业务发展获取业务利润或企业并购快速获取对方资源两种渠道相结合发展壮大，但缺乏足够的融资渠道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成为其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以及存在本土市场发包潜力大但规模小，外包服务渗透率偏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服务外包监控体系不健全；权威的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缺位等问题。

三、改进建议

1.宏观层面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金融外包服务，从国家政策与行业规范大角度思考，诸如外包市场尚未形成成熟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自律组织，监管监察机制不明确，行业缺乏全国性或国家支持的龙头企业等问题都是需要政府层面主导。

建立外包企业资格审查和信用评级制度以及外包监管制度，确保对外包业务全过程的监督防范潜在风险平稳市场秩序；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制度并加大知识产权与信息安全保护力度，通过对服务范围界定、合同规范要求、明确流程中双方权责、制定纠纷处理法则多角度制定法律文件制度形成约束；政府发挥其自身主观能动性，合理规划建设金融外包服务园区和城市，避免区域之间的盲目竞争，并且从引进人才与内部培养建设人才梯队提高外包园区竞争力；既要脚踏本土又要放眼全球，大力发展国内市场稳定在岸金融外包服务，且积极开拓国家市场发展离岸金融外包服务，为我国金融行业国际化发展创造条件；通过政府大力普及专业性外语学习、注意人才阶梯式培养、把握好语言交流关，培育引进高端的外包专业人才；政府可以重点培育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等高成长性外包企业，并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对该行业发展的风投稳定融资渠道加强对企业融资的支持；组织建立具有公信力的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应对来自外部的恶性竞争也对我国金融外包行业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2.微观建议

为了突破发展限制金融外包服务相关企业需要着眼自身加速内部整合，通过购买合并等手段有计划性的形成优质资源互补以提高竞争力。我国金融外包承接公司从单一简单外包服务做起需逐渐扩大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范围；重点扶持领军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外包服务供应商可以有目的性的整合优质企业促进行业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形成战略联盟获得竞争优势，相关企业立足国内市场下充分拓展自身核心竞争力针对性发掘自身优势；企业自身需要拓宽融资渠道以扩大企业自身规模；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给我国的金融外包产业到来更大机遇。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化与国际金融产业发展以及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外包服务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专业的主要方向和重要动力，迎来了蓬勃发展。金融外包服务由其具有的履约风险、业务转变风险、机密外泄风险、依赖性风险等内在问题需要在服务双方间做好必要风险防范；并且针对现阶段我国金融外包服务的发展现状、业务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梳理归纳；整理提出从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建议与企业自身需要关注的发展建议，为实现我国金融外包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齐晓玲.中国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分析及应对策略[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0.

[2]梁晓瑾.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风险及防范[J].时代经贸，2010，（32）.

[3]王艳红，刘晓峰.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提升策略[J].世纪桥，2013，（1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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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建筑市场的完全开放、国际间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增加、国际间承包工程业务的增多，我国建筑业在面临更大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从国际承包工程风险的角度看，我们平时一般只注重工程施工生产中的风险，而对工程施工、生产安全风险以外的认识比较缺乏。比如一个工程，在上海实施与在国内其他城市实施或者到海外实施，我们对工程的安全认知角度会因为项目所在地的不同而不同。为保证自身的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成功拓展，如何进行国际工程项目的总承包管理尤其重要，而其中总承包项目的安全常态防范与突发应变措施更是项目实施成功的关键。

一、我国建筑项目在世界各国的分布现状

到目前为止，中国建筑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项目已经遍布五大洲。据商务部官方统计，2010年，中国建筑公司在国际承包工程市场上完成的营业总额达到990多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总额达4356亿美元；2010年，签订的合同额达到1340多亿美元，累计签订合同额达7000亿美元；在外的项目数量超过450个，在外的工程建设人员超过32万，中国涉外的工程承包公司累计有3000多家。

总体而言，中国公司在海外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对较少。但近几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项目有所增加。比如上海建工，到目前为止，在欧洲、美国、非洲、亚洲、加勒比地区都有不少工程。在承建项目的国家中，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等，不同国家的总承包项目的安全防范对象与措施也就不完全相同。国际市场并不那么简单，风险识别很重要，同样一件事在国内可能不构成安全风险，而在国外则可能常常出现风险。简而言之，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环境下，由于认识它的角度不同，对它产生的境遇思维就可能完全不同。

二、国际建筑工程项目的主要风险

根据多年从事管理国际国内工程的经验，根据不同国家的习惯、文化和管理水平以及建筑公司的管理理念，一般可将安全风险进行以下几种分类：

（一）从可控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角度分

1、可控安全风险

包括建造全过程的生产操作安全风险、食品卫生安全风险、医疗保健安全风险、防火保卫安全风险、生活环境安全风险。

2、不可控安全风险

⑴ 自然灾害安全风险

国内各个不同区域的建筑公司对本地的自然灾害情况比较了解，而对自身区域以外的地方性自然灾害没有太多的概念。近几年，上海建工在国外的项目先后经历了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家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才有所改变。上海建工在马尔代夫建造的外交部大楼项目，基础刚刚做好就遇上由于地震引起的印度洋海啸，海啸一来直接把整个工地给淹没了，造成很大损失。

⑵ 恐怖袭击安全风险

上海建工在巴基斯坦做瓜达尔港口项目，巴军方直接用坦克和装甲车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机场送到工地，或者在装甲车上架上重机枪在前面为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车辆开路，在工地上也有全副武装的军警为我们警卫。尽管保护如此森严，但仍然发生中国监理工程师被炸死3人、重伤9人的事件。

⑶ 政府更迭、政治动荡、战乱安全风险

我们在国外的施工离不开当地的环境，政府更迭、政治动荡、战乱对我们施工影响特别大。像这次利比亚事件，中国公司在利比亚一共有188亿美元的合同，涉及18家公司，3万3千人。上海建工曾经考察过利比亚市场，利比亚国家很漂亮，地方大人口少，施工的硬条件非常理想，但从软环境看，政府更迭、政治动荡、战乱安全风险比较大，最终上海建工放弃了利比亚这个市场，也躲过了这次风险。

⑷ 外交风险

外交风险中包括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在国内不会遇到的。如果没有思想准备，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就无法应对。

⑸ 未知疾病安全风险

一般疾病风险，类似疟疾、登革热等常见传染病倒还不是很可怕，怕的是一些新发生及未知的疾病，还有一些外国人能抵抗的疾病，而中国人却抵抗不了。

（二）从安全风险形成的本质分

包括制度风险（法律、制度、规定）、人为风险（意识、检查、措施、教育、疲劳）、 工具风险（机具、防护、专业操作程度）、工程之外风险（外部风险、影响、制约安全的各种政治、经济、自然因素）。

（三）从安全事故与管理的中外差异分

1、安全事故差异

2、管理差异

三、国际总承包工程项目的风险规避措施

（一）项目全过程的安全风险规避措施

严格按照中国国家、地方及企业本身的安全施工操作规程，结合项目所在国的安全施工规定，对国外项目的施工进行全程安全管理与监控，完全可以规避此类安全风险。

（二）食品卫生的安全风险规避措施

成立由专人负责的食品卫生检查与工作小组，按照国内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规范建造厨房与饭厅，完善所有厨房与饭厅硬件配置；从食物采购的源头控制好食品的选择工作，以充分保证食物源的安全；在食品卫生检查与工作小组的常态监控下进行食品的采购、洗涤、烹饪、储存以及过期食物的废弃处理等工作。

（三）医疗保健的安全风险规避措施

在每个国外项目部均设立专门的医疗保健室，配备有丰富经验的内、外科医生各1名；根据项目所在国的疾病发生情况配备针对性强的专用药品及相关常用药品，按照药品的使用时限阶段性地从国内发出药品进行更换与补充，同时做好药品在现场的存放保护工作；对项目所在地的医疗机构进行深入了解，以便在现场医疗不能满足治疗要求的情况下前去就医。

（四）防火保卫的安全风险规避措施

成立项目防火安全保卫小组，对施工现场与生活驻地严格按照建筑施工防火要求配置齐全的防火设施，同时严格按照建筑施工用电管理条例配置施工用电与生活用电设施及保护装置；由防火安全保卫小组负责每天定人、定时检查，对明火施工点实行专人旁站全时监控。对整个施工现场与生活驻地进行封闭式的保卫管理，建筑施工区域与生活驻地区域建造封闭的围墙相互隔离，针对一些恐怖活动发生频繁的国家，在围墙外增加设置贯通2米以上深的壕沟；在施工区与生活区实行24小时保安轮流值岗制，并由防火安全保卫小组分两班进行日夜巡逻。

（五）生活环境的安全风险规避措施

在国外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选择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对安全风险的规避也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区的治安状况总是存在差异的，有些工程项目地处比较偏僻的地段，往来人员较少，事故发生的概率较低，不仅对施工影响很小，而且对生活环境安全也比较有利。相反，有些工程项目地处比较喧嚣的都市中心，周边情况比较复杂，治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工程地点的选择，总承包单位没有选择权。为尽可能规避生活环境安全风险，总承包单位可以选择租赁治安状况良好、人员素质较高、环境卫生较佳的地段住房用作全体员工生活区使用。

四、国际总承包工程项目的不可控安全风险的突发应对

（一）自然灾害安全风险的突发应对

实施项目之前，必须对项目所在国家的自然灾害状况进行深入的了解，根据该国的狂风、暴雨、冰雹、暴雪、雷电、地震、海啸、高温、极寒、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发生的频率状况，来策划与安排总的施工部署。针对不同自然灾害产生的安全风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提高建筑辅助设施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临时办公、生活设施进行加固保护；制定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紧急预案；加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教育防范演练等。

（二）恐怖袭击安全风险的突发应对

做好对全球各国近年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而产生的安全风险的分析与评估，根据分析和评估结果对恐怖多发国家进行标定与分级，尽量不涉足与承接那些恐怖多发国家的项目；对由于特殊原因不得不在恐怖多发国家进行总承包施工建设的项目，在项目实施前制定详细可行的防恐专项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施工区、生活区防护的增设，封闭的生产与生活管理，要求项目所在国政府的防恐常态保护，中国驻国外使领馆、经商处的密切联系等。

（三）政府更迭、政治动荡、战乱安全风险的突发应对

对此类安全风险，采取的办法基本上与防恐安全风险措施一样，更重要的是一切听从大使馆的指挥与安排，与国内总部保持密切联系，执行人生安全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同时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损失。

（四）其它突发事件安全风险的突发应对

其它突发事件的发生，事先并没有明显的预兆。只有充分发挥国外项目部全体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有效地应对此类安全风险。此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支部建在工地上”制度也很重要，可以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坚强的组织和骨干力量做好后盾，做好突发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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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最值得学习的榜样，首推戴尔与沃尔玛，这不仅因为它们是 21 世纪成长最快的两家公司，更多的是它们成长背后的逻辑：在它们成长的的过程中，却没有我们耿耿于怀的所谓的“核心技术”、“规模”、“品牌”等武器，唯一能够解释它们做得比对手更好的原因，就只能是它们对客户价值的追求和独特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并且被企业员工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企业文化也称之为企业文化力，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即企业家精神、企业目标、企业形象、企业管理和企业环境等。企业文化既是企业成员共同的精神支柱，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和内在驱动力，是企业保持永久竞争优势的源泉。2010 年4 月 15 日，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正式，其中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5 号———企业文化》 将企业文化与企业风险管理融合提升，以确保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

一、企业文化综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扩大开放的自觉思维孕育出企业文化的理论探索，并随之将企业文化理论传入中国。国内学者注重对企业文化的内涵、作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的建设途径、跨文化、企业文化的变革以及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人本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在对企业文化的鉴别与认识方面，刘光明认为企业文化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谭伟东强调企业文化应是人类文化、社会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一个子属，是一种集团文化，一种组织文化，一种以经营与管理为本质特征的实体文化。它既要包含企业的精神、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同时也要外化为企业整体的共同追求、制度规范以及文化符码与标志。

对于企业文化与人的关系，余非、孙红湘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强化企业文化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人而不是物，人在知识经济时代是最重要的资源载体，所以创新的人才是知识经济中企业的核心。同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理念应当注意发扬光大，而且要吸收、利用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建有生命力、有创造力，有质量的企业文化。

对企业文化的传统基础与构成要素，张同起、刘运娇思考了民族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集体主义的传统，和企业文化强调归属感和向心力的宗旨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与人交往以“和”为贵的思想，也对企业文化建设中为达到组织内部员工的和谐与调动工作积极性有重要的正面作用。他们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强调个人对时代的贡献，这与当今提倡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一致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的思想保证。赵东认为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所谓和谐企业文化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顾客为本，二是以企业员工为本。

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关键是要确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把核心价值观在生产和服务中体现出来，在深入员工的内心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成长起来。

对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周丽认为企业文化既是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良好土壤，同时企业文化又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企业文化具有哲学性、民族性、理念性、人本性、独特性、动态性、应变性等特征，企业文化反映的是一个具体企业的精神和价值标准。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和激励功能，是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引擎，是企业创新的动力，成为企业的无形资源。

除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外，我国学者在对国外理论模型的分析、借鉴和比较的基础上，也从方法论上提出了符合我国特殊情况的量化分析模型。郑伯曛构建了组织文化价值观量表（vocs 表），他认为组织文化是一种内化性规范信念，可用来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vocs 量表一共分为九个维度：科学求真、顾客取向、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正直诚信、表现绩效、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该表内的每个维度都有一种正相关或反相关的作用。王国顺在对 dension 企业文化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形成描述企业文化状况的 45 个结构化问题，收集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条件检验后，用因子分析法识别出企业文化的七个维度，分别是企业意识，员工意识、团队意识、创新意识、核心价值观，顾客意识、目标愿景等。

二、企业文化的视角衍变：风险管理文化。

作为企业的思想灵魂，企业文化建设也在与时俱进，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和理念。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面临的风险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为保证企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应运而生，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既是对现有管理手段提炼、整合和延伸的过程，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培育、发展和运用的过程。把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体现于企业的生产管理中，构建企业风险管理文化，以文化建设推动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已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1. 构建风险管理文化的意义。

所谓企业风险管理文化，是指企业员工为实现企业生存发展目标而进行风险管理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这种风险管理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通过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四个层面、四种形式表现出来，共同构筑成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完整文化体系。在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时代背景下，风险管理文化将成为企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内在推动力。

（1） 构建风险管理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风险管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风险管理活动中凝聚并通过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为广大员工认同并自觉遵守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价值观念和风险管理行为规范。这种融合企业新的发展要求和风险要素的管理文化是企业理顺内部管理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平台，也是培养员工使命感、责任感和塑造凝聚力的基础，更是培养危机意识和大局观的土壤。

（2） 构建风险管理文化是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基础。

风险管理文化是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也是企业“软实力”

的本质表现，决定着企业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以企业文化为背景，以风险管理文化培育为先导，引导广大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把风险管理思想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使风险管理由高深抽象的理论转变为现实生动的企业文化，内化为所有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使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促进各项政策和制度得以贯彻落实，保障企业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

（3） 构建风险管理文化是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思想有多远，才能走多远”，现代企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增强风险管控意识，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只有把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推广得更宽、更深、更广、更牢，才能使改革发展走得更稳、更远、更高。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可以转化为企业风险管理的科学理论和管理方式，它既是企业的一种行为规范准则，也是彼此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最佳媒体。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在从事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借助风险管理文化的力量巩固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和实现了企业的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2. 风险管理文化的内涵。

风险管理文化是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的“软因素”。不同的风险文化，将会带来不同的风险管理战略、风险管理流程以及风险管理措施。风险文化是风险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可以说，风险管理体系是否有效，关键在于风险文化。美国一位银行家曾说过：“一个金融机构信用管理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信贷政策、程序，即使设置非常复杂的政策、程序、检查、报告等控制手段，如果缺少一个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所有这些都徒有形式。”健康全面的风险管理文化应包括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四个层面的文化内涵。

（1） 精神层面的危机文化———居安思危。风险管理文化的精神层又叫风险管理的精神文化，相对于风险管理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它处于整个风险管理文化的最深层，并成为风险管理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风险管理文化的内涵要素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树立“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本能性危机意识，常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增强危机防范的意识；二是形成“风险可以防控、风险蕴含机遇”的前瞻性危机观念，实现对自发、分散的危机意识的整合与提升，通过主动学习，提高认知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三是构建“逆向思维、超前防范、综合管理、分而治之”

的系统性危机思想，从全面的角度辨识风险，从联系的角度分析风险，从系统的角度评估风险，从专业的角度控制风险，从发展的角度监控风险。

（2） 制度层面的合和文化———融会贯通。风险管理，最基本、最稳定的还是制度管理。精神文化的渗透、指导、调整作用，必须有一个逻辑秩序，这就是首先通过制度文化的层面或环节发生。风险管理文化的内涵要素其次体现在制度层面，具体包括三个理念要素：一是“自上而下梳理、自下而上提炼、专业横向贯穿”的风险整合理念；二是“融入企业日常管理、开展流程化设计、实现系统化运作”的管理融合理念；三是“发挥信息化优势、打通信息孤岛、强化沟通协调”的信息聚合理念。风险管理最基本、最稳定的还是制度管理，通过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中融入风险整合、管理融合和信息聚合的理念要素，建立一体化的流程管理模式，实现风险在企业上下内外之间的有效识别和系统整合，风险管理与企业现有管理体系和日常工作的融合以及风险信息在企业各层面完整快捷的传递，从而形成涵盖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系统化、制度化、具体化的风险管理体系。

（3） 行为层面的攻防文化———灵活务实。行为文化一般是指人们进行某种活动的具体行为、具体操作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行为风格、行为风尚，它独立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但又不可分割。风险管理文化的内涵要素还体现在行为层面，侧重于攻防两个方面。攻防文化也是中华武术的精髓，讲究的是灵活务实、简洁高效。在风险管理中，攻就是主动出击，超前防范，通过控制风险来创造价值，它要求员工具备强烈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敏锐的风险识别能力，能够根据内外部工作环境的特点，不拘泥于理论教条，在业务 （管理） 活动中积极主动的去分析风险，并重点从事前预防的角度加以控制；防就是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风险发生的应急预案，提高危机攻关能力，力争将风险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4） 物质层面的目标文化———安全第一。文化作为人们特定的活动方式及其产物，都有一定的载体表征、表达出来或固定、凝固、保存下来，器物是其基本的、最终的载体，这就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企业风险管理文化也有物质层面，这就是通过企业风险管理形成的安全的生产设施、设备和空间环境，安全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各种物质技术手段，安全的企业产品及其服务设施等以物质形态存在表现的文化方式。从风险文化的特殊功能来说，风险管理的物质文化成果正是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的第一目标，也是风险管理文化的最终结果、最终目的：

环境安全、技术安全、产品安全。这三个安全必然达成企业财产安全、价值安全、目标安全。风险管理文化的内涵要素体现在物质层面可以表现为三个层面：风险管理文化的第一物质层即安全的环境及其资源设施；风险管理文化的第二物质层即安全的技术及其服务设施；风险管理文化的第三物质层即安全的产品及其服务设施。

有了灵魂———精神文化和灵魂的载体———制度文化，才有相应的活动行为即行为文化；通过人们的行为过程，才生产、创造出相应的物质产品即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本质上就是人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有形载体和终端产物。

3. 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1） 将风险管理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提升员工的危机意识，增强他们的风险防范能力，是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也是构筑风险管理体系的首要任务。因此，需要借助企业文化将危机意识寓于全体员工，借助企业文化的凝聚力促成企业全体员工齐心合力抵御风险，这样才会大大提高风险管理的效能，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企业应借助文化教育平台，在内部各个层面营造“主动关注、共同防范”的良好氛围，使风险管理成为每个人的职责。在此过程中，重要管理及业务流程和风险控制点的管理人员或业务操作人员应成为培育风险管理文化的骨干。同时，应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和广大员工的主体作用。

（2） 将风险管理的思想和方法融入日常的管理流程。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是绍兴电力局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不同的风险管理文化会带来不同的风险管理效果，要使风险管理工作较为有效地开展，最为积极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明确企业各层面的风险管理目标、主体和内容，使其与企业现有的管理体系保持一致，通过系统的流程化管理，将风险管理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到企业各项业务和日常管理之中，在量化风险的同时，识别、评估和控制风险。

（3） 将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应用到风险管理实践。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应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通过引入风险管理绩效的概念，将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能力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加强对风险防控工作的绩效考核，进一步增强各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防止因片面追求经营业绩和发展速度而导致风险事故的发生。同时，鼓励企业员工进行持续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形成一种对潜在的风险问题进行正确干预的文化，杜绝“自扫门前雪”的现象，营造风险管理的互助氛围，更好地发挥团队的力量。

（4） 将风险知识和管理经验集成以实现知识共享。企业应建立重要管理及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点的管理人员和业务操作人员岗前风险管理培训制度。采取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强对风险管理理念、知识、流程、管控核心内容的培训。坚持理论教育和实践演练相结合，注重两个信息库的建设：一个是风险数据库，通过动态显示企业各层面当前面临的各类危险点及风险等级，让员工掌握其所从事的工作面临哪些风险，如何进行有效控制？另一个是风险知识库，以风险知识和事故案例为主，将零散的风险管理经验等隐性知识显性化、系统化，帮助提高员工的风险管理能力。

风险管理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在企业深化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风险管理的理念深植于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全面提高广大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通过风险管理文化的引领，使全体员工在认识风险中学习，在分析风险中反思，在防范风险中提高，为企业迎接更严峻的挑战，实现更远大的目标提供坚强保障。

三、适应企业制度创新，构建风险管理文化。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企业制度是形成企业文化的基础。企业文化的形成没有捷径，它是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没有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文化也必然流于形式、无所依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一点一滴地凝聚、升华企业精神才能为企业文化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制度的必要补充。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柔性管理，它以无形的“软”约束力构成企业有效运行的内在驱动力，是“硬性”企业制度的必要补充。刚性制度也体现着人性管理，符合人的本能需求，而柔性管理也内含硬性的纪律和约束力量，能对人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改造。

企业制度创新一定是在特定的企业文化理念指导下确立的，企业文化变革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基础。企业制度创新属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用于约束和激励员工的正式规范、规则和程序等的变革，它必须建立在一套明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之上，并且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的抑制和反对。这就需要通过相应的企业文化变革来解释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和目标，争取员工对企业制度创新的支持和认同。同时，观念上的认同为制度创新的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基础。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质是规范和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激发企业员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如果企业制度创新不能赢得企业员工在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那么不管它设计得多么精妙，都可能只是一些繁琐复杂的奖惩条例，而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因此， 企业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在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和有效的企业文化变革之上。

企业文化变革与企业制度创新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变革与企业制度创新必须相适应。具有强制性约束的企业制度必须与非强制性的企业文化约束相适应，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实现预期的理性目标。同样，引入一种先进的企业文化，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予以响应，这样的企业文化变革也注定不会对组织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文化变革与企业制度创新是企业适应变化、提高绩效的两种相辅相成的重要的管理工具。

企业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文化的变革，企业文化变革又是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保证。文化是柔性的，制度是刚性的，只有刚柔并济，管理才能显出成效。因此，企业文化变革与企业制度创新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项基础管理工作，是我国在借鉴美国 《萨班斯法案》 和 《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一套企业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制度文件。2004 年 9 月，美国 coso 委员会在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的基础上，吸收各方面风险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了 《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2006 年 6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指导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全面风险管理主要从三个方面帮助企业管理风险，以创造和保护企业的价值：

第一，帮助企业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第二，优化企业风险管理的成本；第三，提高企业的绩效。国资委定义：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体系，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2010 年 4 月 15 日，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正式，其中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5 号———企业文化》 将企业文化与企业风险管理融合提升，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尤其是风险管理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企业的凝聚力与核心竞争力，以确保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

中国企业主要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风险管理执行方面，还有如何夯实风险管理文化及将风险管理与业绩之间实现有机结合。应当建立一个机制以促进问责制和有效的业务风险管理，从而使风险管理和风险管理回报成正比。有效的风险管理往往经历不同观点的冲突，并且需要在风险管理者和业务部门主管间进行制约和平衡。如果企业文化无法将有效的监管架构和风险管理效力相融合，风险管理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最优化。因此，企业应重视企业文化视角的衍变，大力开展持续的风险教育，开发并借助交流渠道和教育课程加强风险文化，提高对风险职责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是企业应对风险管理挑战的重要步骤。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4）。

篇（5）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经济多元化的背景下，财务外包这种新型的财务管理机制可帮助我国小企业解决财务管理机制乏力的难题。小企业财务外包已经迎来了最佳发展时机，其市场潜力和运行价值已经引起了实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风险。因此，站在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高度，对小企业实施财务外包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的梳理论证，总结风险的特征，分析问题成因，并就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些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小企业财务外包的主要形式

(一)应收账款外包

小企业与外部财务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将应收账款交由他们进行核算。应收账款在小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收账款能否在短时间内进行变现或缩短变现周期，对小企业来说十分重要。

(二)薪酬核算外包

小企业与其他外部服务商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由外部服务商负责小企业的薪酬核算工作，以使小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战略性工作上。

(三)税务外包

税务外包是小企业将税务管理过程中的税务核算等部分事项或全部事项从相关的日常业务中分离出来，交由外部的税务服务商代为处理。这种外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小企业的成本。除上面几种外，小企业也可将财务资金管理外包给银行系统，将应收账款管理外包给专业化的收账公司等。伴随着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力推进以及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财务外包活动不断，所涵盖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交易账目的统计核算层面，还涉及财务信息数据分析、风险检测及评估和有效控制。

二、小企业财务外包的意义

(一)降低小企业财务管理的成本

小企业将相关的财务工作交给专业的财务公司进行处理，自身不需再设置相关的财务机构并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从而降低企业成本。

(二)提高小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

将小企业的相关财务工作外包给优秀的财务公司进行处理，弥补了小企业在财务管理人员短缺、水平不高等缺陷，使得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得到提高，同时也能使小企业的财务工作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三)帮助小企业将精力放到战略性工作上

财务外包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小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能不断激励和发掘小企业的潜力，解除其后顾之忧，将更多精力放到战略性工作上，使得小企业有更大的发展。

三、小企业财务外包的风险

科学合理的财务外包机制能够有效地增强小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可以规避财会外包过程中的很多风险。

(一)财务管理控制功能削弱风险

1．签订合同时存在的契约风险如果小企业对发包合同考虑不细致、约定不合理，就可能存在契约风险。比如有些条款规定不严谨，就可能让承包的专业机构找到降低服务质量的借口。此类风险不仅在处理过程中消耗小企业的精力和时间，而且无法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标。2．财务成本增加的风险从实际运作来看，小企业财会外包投入成本不减反增，重点是体现在合同或者协议签订之前以及签订过程之中所实际形成的契约性投入成本上。比如财会外包决策实施以后，公司对一些关键产品或者服务以及财务运作的控制能力弱化，这实质上是创新创造能力的弱化。3．发包方财务核心能力削弱风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不但涵盖了财会计量核算，还涵盖了投入成本预决算、税额筹划、账目管理等业务。实施财会外包之后，小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围绕市场全面创新，积极研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提升品牌竞争能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公司长时间不处理相关财会事务，就等于放弃了财务专业技能提升和经验积淀的机会，会对公司可持续创新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财务信息安全性降低风险

小企业财务管理中会形成大量的财会信息数据，往往还会涉及一些商业机密。公司财务外包以后，相关的财会信息数据都需要传递给承包方。尽管在相关合作协议或合同中会有一定的保密条款要求，但是如果承包方内部管理不完善，就可能给小企业带来信息安全性方面的风险。财务信息安全性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被泄露的风险这是财务外包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承包方对发包方的信息数据安全保密管理没有做到规范有效，或者是对相关操作人员的要求不够严格，就会造成小企业财会信息被泄露。尽管导致财会信息泄露的相关人员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对小企业的客观影响。2．信息丢失的风险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是较高的，主要是在信息数据的传输过程中由于承包机构的技术手段不先进或者操作失误而导致。如:承包机构的技术平台不够稳定，发生意外时不具备及时有效的补救能力，相关工作人员在岗位调动之后相关工作的交接不到位等，都有可能导致重要财会数据信息的丢失。3．信息被窃取的风险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不大，但是后果比较严重，因为相关的财会数据信息一旦被窃取，小企业就再无商业机密可言。这种风险一般是由承包机构的管理制度以及安全保护机制严重乏力所致。如:客户资料没有实施专人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能力不过硬，相关的网络平台安全密码设置不合理、计算机或者数据硬盘遭到病毒攻击等，都可能形成重要财会数据信息被窃取的风险。此外，承包机构归属服务行业，人员流动性很大，很容易发生重要财会数据信息被窃取的风险。4．承包方本身导致的信息质量风险小企业将财务事项外包给承包机构来管理，从实质上来讲就已经失去了对这些事项的控制权。另外，合作双方在公司文化、管理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层面所存在的不同，尤其是一些跨境财会外包活动，由于合作两方在语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承包方的服务质量下降，从而形成信息质量风险。

(三)财力管理机制弱化风险

这种风险重点体现在沟通不畅和效率不高两个层面。从目前来看，承担财会外包业务的专业机构服务能力欠缺，相关人员难以随时到小企业提供服务，而是一段时间内进行集中处理。还有一些小企业在实施财会外包之后就对整体的财务管理不再重视，这样就导致财务管理机制不仅没有通过外包行为得到加强，反而使整体工作被弱化，这对公司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四、小企业财务外包风险的成因

在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财务外包业务被广泛推广，但在我国，这一层面的工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尤其是对小企业来讲，基本上处在一个对其不甚了解的状态。财务外包在我国的小企业中进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财务外包市场发育迟缓，专业机构能力不足

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财务外包市场还在发展之中，少数已经开展此项业务的相关机构既缺少相关的运作经验，又缺少专业驾驭能力和专门人才，甚至会为了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损害合作公司的利益。这是一些小企业不想选择财会外包的主要原因。此外，先行开展这项业务的承包机构基本上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机构，但是由于这项业务烦琐且经营成效较低，这类机构并不主动去开拓市场，而是将精力放在和中型以上的企业进行业务合作上。

(二)业务层次不高

当前我国财务外包基本上还停留在记账这个简单的业务层面，有些经营机构甚至在财务外包业务上只能提供报表分析、纳税申报和简单收支统计等基础业务服务，难以适应小企业财务外包的倾向性需求。承包方通常不会主动地根据发包方财务信息的变动情况去分析研究发包方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为发包方经营决策提供信息帮助和决策依据。

(三)缺少统一收费标准

在我国，财务外包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领域，国家和地方尚没有对这项业务的具体收费标准实施统一规定，因此如何收费基本上是靠合作两方的谈判而定。但是，收费问题直接影响着财会外包工作的成效。伴随着财会外包业务的创新发展，肯定会有更多的高端专业人才加入，当这种专业机构实现规模发展之后，出现诸如审计市场之类的恶意竞争几乎是一种必然。因此，从当前来看，我国亟须制订和实施财务外包统一收费标准。

(四)管理理念陈旧，排斥外包

科学合理、规范高效的财务管理机制，不仅可以促进小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而且可以有效保障公司资产的系统安全。在小企业实施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因为受到管理者自身素质能力与管理理念的客观局限，对财务管理认识不足，导致公司的财务管理无序，财会信息披露严重失真，在客观上对财务外包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五)财务信息反馈的滞后性

当前，承接财务外包业务的专业机构服务能力相对欠缺，工作人员难以随时到小企业提供财会服务，一般是间隔一段时间进行集中处理，很难及时向发包公司反馈财务状况，就更别说提供相关的专业建议和分析。这种状况导致承包机构的服务和发包公司的经营生产严重脱节，发现和解决财务管理中问题和难题明显滞后，影响了两方的继续合作。

五、小企业财务外包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签订完整合理的财务外包合同

小企业委托相关机构实施财务外包，在签订协议或者合同之前一定要全面权衡，应选择一种更加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尤其是符合财务管理的外包模式，制定对两方有相互监督制衡作用的合同。另外，由于财务工作会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因此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小企业不但要充分了解和分析承包机构的社会信誉、管理和保密举措等，而且要在合同或者协议中提出专项保密要求，并根据可能发生的政策机制变更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制订应对方案，以保证财务外包活动的顺利实施。

(二)降低外包成本，增强小企业灵活度

小企业到底是否需要实施财务外包，关键要看实施这种决策是否能给自身的经营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质量提升带来明显的成效，同时要看能否让公司的成本得到降低。这就决定了公司在实施财务外包之前，管理者必须提前制定战略决策的基本思路，进而对劳动力成本、一系列的隐性成本进行全面的预测和评估，比如供应企业的挑选、人力资源的布局、信息数据的传递、合作两方的文化协同以及外包合同的签订等，都要进行全面分析判断。在科学合理地对上述成本进行预测性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劳动力成本一起分析，才是公司实施这一行为之后的实际投入成本。只有确立这些内容，财务外包才能使公司真正受益。

(三)合理确定财务外包业务的范围

在决定实施财务外包之前，小企业应该合理定位真正需要外包的业务。小企业实施财务外包的初衷在于保留核心的财会业务，而将自身不具备管理优势或者不具备管理能力的财会业务外包出去，以此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力。对于准备对外承包的财会项目，也必须制订风险应对预案机制。比如在纳税申报这个项目中，就应该确立纳税筹划机制，防止承包机构随意套用纳税模式而导致公司纳税投入增加。

(四)完善防范措施

1．充分了解承包方的信誉状况小企业在战略化挑选财务外包合作机构的过程中，必须选择对公司的经营特点尤其是财务运作非常熟悉的专业机构，而且这个机构一定要有诚信且具备品牌实力。同时，还要对承包机构的综合实力进行全面了解，如业务规模、专业能力、品牌形象、员工队伍的素质能力等。优质的承包机构必须具备良好的品牌信誉和信息数据安全控制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与这一机构合作过的经营公司进行侧面了解。还要对承包方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管理理念和专业能力，并加强沟通交流，通过签订安全协议防范各种风险的发生。2．与承包方签订保密协议小企业在实施财务外包的过程中，必须与承包机构就信息数据的使用与管理等进行专项规定，对合作两方的权利及义务进行界定，要求承包机构对信息数据的安全保证进行承诺，并对承包机构因管控乏力或者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的信息数据泄露、被窃取和丢失风险进行明文约定，标注补救的方案及相应的经济赔偿。由于当前我国实施财会外包刚刚起步，相关的立法规定严重缺失，在操作上也难以做到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与承包机构签订细致严谨的保密协议至关重要。

(五)增强自身专业技能

小企业实施财务外包的目的在于运用这种机制来克服自身的不足，获得高端的专业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学习、借鉴。这一新模式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已经在很多企业中应用，但是对于小企业来讲，要想通过这种形式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前提是必须踏踏实实地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1．注重长期化的利益获得小企业实施部分财会业务外包，可能导致公司长期依赖这种外部条件，时间一久势必减弱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伴随着公司经营业务的全面创新发展，公司自身构建运作高效的财务部门和培育具备高素质能力的专业财会人员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实施部分财会业务外包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健全完善自身的财务管理机制，重视自身的财务专业能力提升，以独立处理一些重要的财务实务。只有将目光放长，注重长期化的利益获得，才不失财务外包实施的价值意义。2．加强内部财务人员的培训实施财会外包并不表示公司的财会岗位人员就可以不对自己严格要求，而是更应该强化学习，通过学习积淀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承包机构的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并进行业务能力上的合理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小企业应该站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对财会人员进行素质能力和职业道德培训，积极打造优秀财会专业人才队伍，这样才可以真正提升公司的财务管理能力，保障公司经营利润最大化。3．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财务外包数据对接在信息化时代，小企业的管理层必须强化计算机和网络科技操作能力，为实施财务外包随时提供安全稳定的对接平台。对于已经实施财务外包的小企业来讲，由于公司和承包机构之间财务数据信息的传递非常频繁，因此不宜再利用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而应该利用快捷高效的网络平台实现技术信息化。公司要有效利用网络平台随时对出去的相关财务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尽可能保证运作质量。小企业财务外包这一运作模式在我国尚处在摸索阶段，相关的运作经验积累不足，只能在一系列的摸索实践中按照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小企业应针对自己的实际状况，进行自我评估和分析，挑选信誉好、有实力、讲诚信的财务承包机构进行合作，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并注重培养自身的财务管理人才，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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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强．我国财务外包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及防范［J］．财会研究，2010(8)．

［3］衣娟．A企业财务外包风险及其控制研究［D］．哈尔滨:东北石油大学，2014(5)．

篇（6）

［作者简介］关帅锋（1983- ），男，河南禹州人，武汉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法规。（湖北武汉430070）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7-0021-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教育服务，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机构以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来迅速提升自身办学能力与教学实力，是一种合乎国情的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新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实用的引进外国智力新方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我国职业教育系统的广泛推行，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并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职业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入分析当前中外职业教育机构在合作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在结合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实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有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问题

（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文化理念冲突

第一，中外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的过程中就政治化办学理念问题存在冲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将正常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交流做了政治化处理，将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式人才培养项目作为其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载体，通过合作办学的途径将其国家意志注入合作伙伴国的人才培养体系中，从而实现对合作伙伴国的职业教育系统的文化压制。部分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通过其挂靠的职业院校向我国职业院校派驻外籍教师，以达到向我国国内的职业教育系统的灌输思想与文化的目的。

第二，中外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的过程中就过度产业化办学理念问题存在冲突。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职业教育一直秉持产业化发展战略方向，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来决定其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设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将职业教育事业视为其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外向型产业来向各发展中国家推介，并从中谋求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引入外方职业院校合作机构参与我国职业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引入西方优秀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通过与外国职业院校展开合作来学习外方优秀的教学管理模式和先进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3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观定位着眼于建设公益性办学理念，并不鼓励商业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过度泛滥。这使得中外职业院校在双方合作的利益基础上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制度障碍。

（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问题

第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的综合考量。部分职业院校受到实训课程开设能力不足的限制，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偏重于理论教学，未能以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为重心来改造当前职业院校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及从业素质培养中的弊病，从而导致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实践能力未能适应宏观经济国际化趋势下企业界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部分高职院校在与外国职业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出发点上存在务虚思想，仅希冀借助外国职业教育机构的虚名来提升本校品牌知名度，缺乏借助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来提升本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务实思想。部分职业院校亦存在对世界观、价值观、道德及意志等非智力教学内容的重视力度不足的问题，在与外方合作过程中过度倚重于外国职业教育机构的技术实力来增强对本校学生的技能素质培养，从而使该合作项目所培养的人才，其专业技能素养有余但精神底蕴不厚，并且缺乏在日趋激烈的职场中的长期生存的能力。

第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在教学模式变革上缺乏动力，课程体系设置上缺乏内恰性，教学内容的组织上缺乏系统性。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型职业教育机构的审批模式和思路主要借鉴审批外资企业的做法，疏于对课程和教学标准的审核。过分侧重对机构设立的审批将会误导中外合作办学真正方向。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项目的优势在于合作双方通过将各自优势教学资源进行共享，并将对方优势教学资源整合进本校教学系统中的方式来提高本校的教学水平。由于中外职业教育机构之间存在教学理念差异，合作双方在教学模式和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上的差异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消除。部分职业院校在功利性思想驱使下与外方所签合作协议缺乏对双方长期合作利益的兼顾，从而将中外职业教育机构的职业教育合作事宜范围限定在技术细节层面而难以深入。

（三）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

第一，我国职业教育的中外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地域间布局失衡的问题。按职业院校学校数量统计，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的地域布局相对均衡。但由于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有着丰沛的教学资源和雄厚的办学经费来开展与外国职业院校的合作，使得我国各地职业院校的地域布局呈现东部地区教学质量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受经费短缺的制约，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对外方教育资源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实质性的优质资源引进不足。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间教学资源配置失衡的态势，教学资源配置的地域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中外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源在于部分发达国家将职业教育的跨国合作视为其重要的服务型贸易出口，使得我国中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难以被发达国家职业院校列入合作伙伴名单。

第二，我国职业教育的中外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学科设置方向与专业建设内容错位的问题。我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应当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相匹配，其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应当充分满足我国人才需求市场的切实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涉足的产业领域覆盖面广，各产业领域对口的职业教育学科都有着强烈的与外方合作办学的诉求。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层次主要以本科教育为主，且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方向主要专注于经管类、计算机类等社会急需的热门专业，而诸如工学、农学等学科领域的合作办学项目较少。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重经管而轻工农医的问题根源在于：一是各合作院校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而热衷于举办易于增加学校收益的合作项目；二是我国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缺乏实力开设需要大量实训资源投入的工科、农科与医科类专业。

（四）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利益冲突问题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各当事人对于合作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事件的预先估计不足，以及对合作过程中有较高概率爆发的风险事件缺乏缜密的风险防范预案，是导致合作项目失败的主因。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经费筹措主要依赖于学生学费，并需向社会各界热心职业教育事业的投资者或捐助者募集资金。市场化的办学机制固然赋予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运营机制以更多灵活性，但也增加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运营风险。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以其全新的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吸引着教育市场的需求者，处于组织生命周期初期阶段的合作项目的招生人数虽然有着较高的成长率，但因受到诸如办学机构性质、资金筹措、招生政策变更、生源波动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其发展前景呈现显著的高波动性。

第二，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涉及国内与国外职业院校、地方政府、生源地家长及社会舆论等多方，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对中外职教合作办学项目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各利益相关方在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方针、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等关键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上存在冲突，由此给中外职教合作办学项目的组织治理带来巨大风险。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而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是新事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制度的缺失使得正式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实质上是更多地接受非正式制度的规范，这使得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制度风险骤增，导致项目合作各方就合作收益预期分配方案难以达成一致，由此给合作后期的利益冲突埋下伏笔。

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文化理念融合

第一，我国职业院校应当以教育部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纲，秉持公益性事业理念来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积极吸收外国职业教育先进办学理念的方式将其纳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体系中。这要求我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坚持公益化办学方向，并强化对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外国合作方职业院校的政策引导和行政规范，以实现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国际化进程的稳步发展。对于外国合作方职业院校的先进职业教育理念，我国职业院校可以本着自主化办学理念来学习并积极借鉴，以有效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我国职业院校应当以是否促进教学质量提升为核心评价标准来审慎遴选外国职业院校作为我方合作伙伴，并本着以我为主的理念来有效剔除外国合作方职业院校的办学文化理念中不适宜我国国情的内容，从而充分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式国际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价值实现。

第二，在同外国职业院校展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过程中，我国职业院校应当积极输出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问题具有双向性特点，它不仅意味着我国职业院校应当积极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同时也蕴含着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应当积极走向世界职业教育界的内容。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国家软实力扩张在职业教育界的有力体现。通过将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扩张到全球，有助于将我国实体经济的产业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推向全世界，为我国宏观经济与产业实体的全球化扩张奠定良好的高素质人才基础。

第三，在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外职业院校应当重视制度文化的规范与创新。良好的制度文化建设有助于消除中外职业院校在合作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是维系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正常运行秩序的基础性制度保障机制。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可通过实施制度文化建设来规范和约束合作各方的行为，并促使合作各方采取一致行动来提升合作项目的整体利益。中外职业院校可引入国际质量管理系统的理念和方法来确保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营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创新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积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的先进实践教学模式，并结合我国职业院校的发展实情，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教学新模式。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结合中外双方职业院校的教学资源特色来，借鉴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将中方擅长的理论教学能力与外方精通的实践教学能力有机结合，打造优势互补的职业教育跨国合作新典范。

第二，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明确其人才培养活动是以满足国际化用人单位需求为目标，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上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为有效提升职校学生从事国际化岗位所需的核心技能，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重视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进行深度变革。这要求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各方强化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合作力度，实现我国职业院校和合作方职业院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目标在教育实践层面的统一。我国职业院校应尊重并积极学习外国职业院校在职业能力标准制订方面的领先思维，严格依据职业群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来设计专业级专业方向，依据国际化企业对职校人才需求特点来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并根据国际化企业的发展趋势对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动态调整，此举有助于促进中外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水平。

（三）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育资源优化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当强化合作各方在课程体系建设领域的合作力度与深度。我国职业院校在课程设计方面应积极与外方合作院校展开协商，以国际化企业的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充分利用外方合作职业院校的优势教学资源为切入点来建设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课程平台。项目合作双方首先应通过磋商来磨合各方在人才培养方案上的分歧，并制订符合合作各方利益的统一人才培养方案。其次，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当制定各门课程的对口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习目标。合作各方应对实训课程的教学课时安排、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及课程学习绩效考核进行统一规范并协同落实。我国职业院校在课程理论教学方面虽较有所长，但缺乏具有实战性质的职业教育实训课程设计的经验和能力，具有较高技术水准的实训基地和相应的实训教师亦相对匮乏。所以我国职业院校应当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来完成对学生的理论课程教学工作，并利用国外实训教学资源来有效补充国内职业院校在实训教学领域的不足。

第二，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当积极开展双语教学。为确保合作项目的双语教学的教学效能，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重视引进国外原版权威教材。通过引入外文原版教材的方式，有助于为职业院校学生打造良好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人文环境。双语教材不应当针对个别课程进行独立使用，而应当与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的人才培养规划相融合，通过从学科体系层面考量制订有利于培养学生复合性专业知识和素养的双语课程群建设方案。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来合理调整课程内容和授课进度，以确保双语教学的有效实施。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可以在对学生学习能力进行分级考评的前提下，对学生实施分层次教学和分阶段教学。

（四）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利益格局平衡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需建立基于市场导向型的利益配置机制。这要求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下放对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最终决策权，并下放对其具体运行过程的过度管控，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决策权和项目具体运行管理权交给合作双方职业院校。中外合作职业院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具体办学条件和师生切实需求来就项目的合作内容与方向做出决策。此举并非全面解除职业教育主管机关对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管理权利与责任，而是要求各级职业教育主管机关应当以建立有限政府为理念来规范其对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外项目合作事宜的行政管理权，学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促成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行绩效的提升，并运用既有法规制度来制约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市场中的不规范行为。

第二，市场机制导向型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行还要求合作双方应当基于双方利益最优化目标来统一调配合作各方的教育资源，通过优势资源互补的方式来有效提升合作各方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受合作各方文化冲突和信息交互障碍等问题的制约，合作各方难以建立起达成双赢式职业教育合作目标所必需的相互信任感。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需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交互机制和规范的合作项目信息披露机制，有效增进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的信息透明度。在信息透明化背景下，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基于相互间的信任而形成具有较强组织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合作成功奠定良好的校园组织文化，并为职业教育合作双方在教学、科研、招生与就业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第三，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以建立有效的合作风险防范机制为基础。要有效规避因制度缺失而引起的办学风险，就需要制定周密、严格的制度来约束和管理中外合作办。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各当事人应当对于合作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做出充分的预估，并据此在事前针对合作过程中有较高概率爆发的风险事件做出缜密的风险防控预案。合作风险防控预案的内容中包括对已爆发风险事件所造成的合作损失的分担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合作损失分担方式与分担比例设计应当以风险与收益匹配为原则，以合作各方所享有的合作收益权的比例为依据，使得可享有较高预期合作收益方承担较高的预期合作损失。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应当建立并健全合作项目决策事故追责机制，将在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决策失误损失落实到具体决策者身上，以确保合作组织决策机制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篇（7）

当前，在全球172个已经建立并且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基金财务危机。而在我国，这一危机又尤为突出，严重威胁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不能及时应对这一危机，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流产之虞，并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障制度的破产。因此，梳理当前危机成因，找出应对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

调查显示，2001年平均每3.65名在职职工“养活”1个退休职工，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是1.87∶1。到那时怎样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社会保险研究所和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共同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书中指出，我国养老保险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财务危机。主要包括基金收不抵支且缺口逐年上升，风险赔付能力下降以及养老保险基金陷入危机的省市正逐渐蔓延和加重等。据调查显示，在我国，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基金缺口1999年为187亿元，2000年为357亿元。据专家预测，统筹基金在未来25年间将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年均717亿元，总缺口1.8万亿元；按现行退休年龄推算，赤字运行年限将延长28年，年平均1030亿元，总缺口扩大至2.88万亿元。

尽管当前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是全世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根源以及目前的现实条件，我国的这一财务危机显得尤为严重。

二、我国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财务危机中，一个主要危机就是偿还历史债务的压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制成本”。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本”。这一历史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还存在争议。①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这种空账运行就使得统账结合的新制度又回归到本质上的现收现付制。据专家测算，截止到2002年底，国内养老保险累计的个人空账规模为4800多亿元，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3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空账规模达14万亿元。

导致这一债务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采取了急于求成的推进方式。改革前，由于“”的破坏，职工养老保险已经退化为单位保障，虽然在“”结束后也出台了一些恢复性的制度规定，但是单位自保的状态并没有改变，还未实现社会统筹。另外，对于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问题也还未找到有效的化解办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从传统的、由单位负责的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一步跨入全新的部分积累模式，显然操之过急。尽管新制度的框架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却因缺乏现实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扎实准备与预案筹划，不仅未能真正解决原有体制下存在的基金不足问题，而且还带来了沉重的转制成本。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根据《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调查，广东一些地方为暂时缓解眼前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个体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员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即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50％征收养老保险金。从表面上看，眼前的支付危机暂时避免了，但是从长期看，“新人”的养老保险在财务上难以达到平衡，这就形成了“新隐性债务”。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1999年因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不到位一项，就造成欠收养老基金472亿元。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其三，企业少报、漏报、瞒报上缴基数。按照现行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职工工资总额是我国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由于我国劳动报酬非工资化、工资非货币化严重以及劳动保险统计不够规范、准确和完善，就形成了统计工资总额大大小于实际工资总额。另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稳定的缴费工资总额又少于统计工资总额，综合这两种情况，可能使缴费工资总额缩小33％左右。据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检查，1993年漏报733.6万元违纪款中，其中有534.6万元，占72.8％是因企业漏报工资总额所造成的。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老龄人抚养比②的快速提高使养老基金的支付增加，收缴减少，加重了入不敷出的矛盾。如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老龄人抚养比分别为7.43％、6.39％、7.98％、8.33％和9．92％。据推算，今后30年我国老龄人抚养比将继续快速升高，到2030年将会超过20％。另一方面，对现行的个人账户积累基金发放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个人账户养老金现行的支付方式假设职工退休后平均只活10年，而且制度规定，10年后个人账户支付给退休者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如果未满10年退休者去世了，则家属可以继承其剩余部分。当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高寿老人越来越多时，这种只有补贴、没有任何结余的个人养老保险积累制度显然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据对上海、广东、山东等13个省、市的调查，从1995至1997年3年间，新增离退休人员164.4万人，其中提前退休人员为51.7万人，占当期离退休人员总数的31.4％，年均支付提前退休的养老金为18.8亿元，占当期离退休金总额的23.5％。③

允许提前退休主要是出于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其他国家也曾经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用鼓励提前退休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但后来都被实践证明这对解决失业问题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却对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侵蚀，致使养老保险发生危机。1982年出版的由美国劳工部就业标准局就业与退休问题专家M·H·莫里森撰写的《老龄经济学——退休的前景》反对提前退休，他强调“退休年龄对退休金费用有相当大的影响。在60岁开始退休，所领退休金的每一美元现值，大约要比65岁退休的高15％；如果55岁退休则将近高30％”。1985年出版的由著名老年经济学家J·H·舒尔茨撰写的《老年经济学》则指出“一旦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60岁，退休金费用就要增加50％左右”。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的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自1992年开始，各地相继进行了两次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改革，导致退休金水平上升。另外，为弥补物价和工资指数增长建立的调整机制，也极大地提高了养老基金的需求总量。尤其是2004年上半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通货膨胀率为3％，这给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在基金支付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却依然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投资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对滚存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都比较严重。

三、应对当前财务危机的政策建议

据世界银行专家分析，要安全平衡地度过养老保险金支付的高峰期，我国需2万亿元左右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在近期内我国显然难以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为缓解因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对我国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我国应采取如下的相应对策：

(一)转变建制理念，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杜绝财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首先，要转变建制理念，实现养老社会化。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根源还在于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现行制度的建制理念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形态残余。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家长作风，包办一切，管得过多，保得过厚。纵观当今世界，中国恐怕是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基金压力巨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缴费负担，压制了经济活力，同时也打压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空间。企业负担过重，补充养老保险发展空间狭窄，又反过来造成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负担，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养老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责任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政府责任。所以，中国要解决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首先要转变建制理念，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提高社会和个人在养老方面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层次的养老保险提供发展的空间，才能减轻企业缴费压力，增强经济活力。

其次，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改革退休制度，降低当期支付规模。

首先，要杜绝提前退休。可以通过改革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实行替代率随缴费年限浮动来杜绝提前退休。如以缴费15年作为“门槛”，缴费15年可领取社会平均工资的15％作为基础养老金，每多缴费一年多领1％，如果恶意中断缴费，按照离退休年龄差几年停缴的办法，一年扣0.3％。

其次，要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根据测算，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另据测算，如果我们从2015年起，每3年把退休年龄提高1岁，用15年的时间到2030年提高到65岁，其结果将使2030年和2050年的老年赡养系数由37.0和47.5下降到21.1和30.9。我国现阶段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的退休年龄规定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49岁，而目前已上升到70岁左右，应当说在我国提高退休年龄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退休年龄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调查，当前全世界平均预期寿命是66岁，平均退休年龄为男60.5岁、女58.6岁。而我国当前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4岁，但退休年龄却仅为男60岁、女50岁(女干部55岁)。所以，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的退休年龄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至于提高退休年龄与就业压力的相关性，尚缺乏实证性研究。即使有相关，也可以——更应该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以及提高教育年限、推动职业培训等方式加以化解。

(三)加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基金供给。

首先，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年缴费工资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6％。根据全国参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其次，拓宽融资渠道。要固化财政投入机制，以往政府财政投入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无法保证稳定的基金供应。因此，要固化财政投入。根据基金缺口测算，财政应每年拿出5％，即每年约700亿元，用25年时间逐渐消化掉基金缺口。建议中央以立法形式明确这一财政政策，以保持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还可以通过税收融资，国有资产变现融资以及债券融资等。

(四)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增进基金安全，促进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营运管理。基金行政管理是政府的职能，也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基金营运实行监管；基金的营运管理就是业务运作管理，包括核定、收缴、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支付、投资营运管理等。为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我国应尽快统一管理体制，实行养老保险基金行政管理和营运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范化。借鉴国外特别是智利的经验，把基金交由多家非政府部门进行经营并引入竞争机制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途径。

在基金管理中，尤其要加强对个人户基金的资本化管理运营。个人户的管理应是以户资本化运作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法规，包括：合理的管理成本、资本市场投资选择、投资收益、风险防范和金融服务。根据我国目前状况，对养老保险个人户基金的投资管理，采取全部委托方式为宜，即建立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保管人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管理体制，并相应建立一套风险监控制度。受托人，由省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充当；投资管理人，从我国现有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中选择；保管人，从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选择。个人户基金的资本化市场管理运营可以达到投资回报率和风险防范兼顾的目的。

(五)加强社会保险立法，促进养老保险社会化及可持续发展。应当看到，上文所提到的导致财务危机的众多成因中，大都和社会保险立法不健全有关，比方说提前退休问题、基金征缴问题以及基金管理运营问题。同样，在上文所提到的应对危机的对策中，也大都要依赖法制的保障才能奏效。所以说，加强养老保险乃至整个社会保险的法制化建设应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如《社会保险法》；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法规；地方立法、行政机关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而言，当务之急是制定和出台《社会保险法》。

此外，还要不断地推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和可持续性建设，要着眼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稳定，提高政府信用和制度信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