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在农业生产环节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从历史学的认知方式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都鲜有在种植生产环节进行的,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农业阶段种植生产过程中长期延存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的确,任何理论都需要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必须从多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工业以及农业养殖业相比,农业种植生产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农业种植生产不宜采取大规模集体同质劳动,相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首先,农作物生产发育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内作业具有单一性特征,因此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都是个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个人兼作……”[1](P362)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是手工工具时代,即便是到现代化大机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也多由个人操作;即便是大型农业机械也不过二人共同协作,所以,在现代农业阶段,不论是较大种植规模的欧美家庭农场,还是较小种植规模的亚洲兼业农户,种植生产过程大都仍是一至二个人完成。在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的农场都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P284)。

    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从而使家庭或个体分散劳动得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可概括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金。资金投入又可再分解为两个亚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像各类农用机械,其功能在于改善农地作业的物理过程,它的实质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劳动;第二类投入属于农业生化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变农地生产过程的生化性质,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劳动和农业生化类资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产过程中的分散劳动,唯有机械类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为生产要素和工具,可以通过合作购买、分散使用,也可以通过家庭经营形式的型塑,去适应家庭规模经营。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发展起小型机械,或者推出租赁式机械服务项目等。因此,可以说,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这种可分性特征,从劳动的客观对象上和物质条件上决定了它和个体家庭分散劳动经营形式的统一。

    再次,农业种植生产具有劳动场域广阔性、劳动活动非定位性等特征,极不适宜把劳动者强制集中在一起进行固定性的劳动,而适宜进行个体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解决了农业种植活动中监督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个交易费用问题;任何一种经济组织都存在一个管理、监督问题,而且,“共同体的扩大,还将增加协调生产决策和分配共同体产品的费用”[3](P38、P93)。解读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使我们避免对大规模劳动组织的盲目崇拜。以此为视角观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就可以发现:家庭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种植生产的分散劳动,能够解决劳动过程监督难、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在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手工劳动形态下,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农业种植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对产业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进行劳动的有效投人,而农业生产恰恰只有在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下劳动者才蕴含着极高的劳动欲望,才能够实现无监督的激励。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使劳动者能够占有一定的生产手段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从而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产手段以及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  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意味着劳动者的独立、自由、自主。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劳动者拥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如果被劳动者占有使用,就会使劳动者积极地去提高土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并进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时,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

    味着劳动者拥有决策权、灵活处置权、自由行动权,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主动、负责、自律性很高地进行适宜性劳动。

    第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对应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个人处分权,一定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劳动的热情来自于对成果的预期以及对应的报酬获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形式能够使劳动者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得到奖惩,因此,为追求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者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第三,个体小家庭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农业家庭生产形式以个体家庭为劳动成果归属单位,应合了家庭私有制产生以来,个体小家庭占有财富的社会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妇二人为养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在当今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农业的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

    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反而使务农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独生儿子在结婚成家后和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分家单过的情况,绝大多数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只有一对夫妻构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是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使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在儿子结婚成家后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一对对夫妻之间必然呈现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

    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不论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内容,均习惯称之为“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小农经济”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小农经济”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农,后来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农”之中。“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生产手段简单落后、自足自给等。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只赋予小农经济以自然经济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和属性界定,人们在论及小农经济时,往往带着轻蔑的贬低口吻。而“小农”应该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虽然规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经济,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就有了学界的“自然小农”、“商品小农”之说。近代以来,中西方都大量存在着商品小农,在拥有现代生产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在亚洲各国仍然盛行着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属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畴,它可以是小规模的“小农”,也可是较大规模的“大农”,还可能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所以,肯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绝不等于肯定“小农经济”的相对合理性,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历史主义观点肯定过具有自然经济属性的“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

    通过我们对历史发展和长期实践的观察思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判断:家庭经营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商品小农;家庭经济在传统农业阶段是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但在现代农业阶段,它也可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但绝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农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适宜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过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容纳不同的生产手段,为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统一。

    第一,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种双重性质的小农经济也存在于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各个时期。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换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商品农户普遍发展。权且不论西欧,就中国近代以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形成区域性的、专业生产农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时期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已广泛全面发展起了农户商品经济。

    第二,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中世纪的铁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机械化工具,再到现代机械化工具、良种、化肥、农药等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农户组织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吸纳着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使其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农业经营者及家庭农场转化。

篇（2）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47-03

一、目前学术界对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解析的主流观点

作为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载体——农业合作社广泛地分布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领域，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国家重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因而对农业合作社的研究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中，对其产生发展原因的分析是农业合作理论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是合作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逻辑起点。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在农业合作社的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为西方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同时这一理论分析范式也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对国内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及发展演进的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如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博弈论等）将农业合作社分别视为单独的厂商（Dobrin，1966）、厂商联盟（Hendrikse，2001）和经济主体的一系列契约关系联结形成的合约集（Zusman，1994），并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说明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利用层级制度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N.ilsson，1998）。当人们通过构建一个组织能够在市场外以更低的风险和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时，合作社就产生了（Hendrikse，2002），并在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博弈中，驱动合作社的发展完善。

二、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起源论”的质疑

新制度经济学将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归结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冲动”。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1）合作社为什么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得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阶段？而没有出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中，这两个制度下的农户同样需要降低交易费用；（2）合作社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合作社偏要节约农产品的交易费用，而不节约其生产费用？（3）新制度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为什么要组织合作社，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假定合作社和市场可以互相代替。按照新制度学的理论，只有合作社内部交易费用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合作社才产生。这意味着市场曾经是没有合作社存在的市场；（4）合作社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合作社的产生意味着市场的部分交易内化到了合作社，企业与市场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这与事实不符。历史事实是，合作社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兴旺发达，并未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随着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市场的交易从总量上没有减少，反而使市场的疆域扩大了。这说明合作社和市场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澄清农业合作社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有必要简要回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史前人类以部落或族群为单位，集体进行农业生产，这主要是生产工具非常落后和进行生产时危险程度很高。随后，发明了金属工具，私有制产生，家庭出现。奴隶制度产生后，绝大部分奴隶在奴隶主或其人的组织管理下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当时以人力、畜力为主要代表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庄园制产生了——这一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确立的基础是生产工具的进步，畜力牵引农具逐步取代人力，人数众多的集体生产可逐渐让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佃户制。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推进，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家庭农场出现。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工业化进程中所提供的先进生产工具及技术，生产效率及产出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时如何解决农户家庭农场小生产与经营大市场，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矛盾就成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这内在地要求农户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横向联合、纵向发展，即组成农业合作社，以强大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以弱小的单个家庭进入市场。除合作社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演化出农业中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农业工厂。农业工厂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实践中只有极少数一线生产获得生物技术突破的农产品实现了工厂式生产，创新的生物品种可以不再依赖其祖先生存的自然环境，适应了钢筋水泥厂房内的工厂制流水线作业，生长周期也缩短并适应了人造供养系统。结果，技术上的突破引发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些产品的生产组织形式也由家庭农场制演变到工厂制，由家庭农场制下的简单协作演进为工厂制下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农业领域绝大多数生产对象由于生产技术难以突破，其生产无法进行专业化分工（因其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受雨水、温度、土壤等的影响，生产要根据上述因素随时改变，所以一线生产难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再加上农业生产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散性，从而决定家庭依然是农业生产一线高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了保持这种高效率，农业就必须另辟蹊径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由家庭农场单独生产经营演进到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制生产经营。合作社建立后，部分生产经营工作（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农产品的销售）分离出去，农户可以集中精力专注农业一线生产，从而使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可见生产力水平决定农业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即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产生、演进最终是由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

综上，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它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起源说”忽略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因素，将合作视为没有生产方式差异的交易或博弈模型，就只能基于成本（风险）——收益视角来分析合作社的产生发展，这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本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对经济组织发展演进的决定作用，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马克思理论视角下的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分析

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和阐述了人类生产经营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得出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关系的科学结论：基于生产力视角，马克思从简单协作及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出发，沿着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历史逻辑，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说明其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轨迹，阐述导致它产生和促进其制度变迁的现实因素；基于生产关系视角，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经营组织是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变革的结果；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矛盾运动的角度，马克思把生产经营组织的起源与演进置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指出生产经营组织的制度演进受制于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其制度作为具体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受制于生产力的变化，在人类生产经营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体现出其生产社会化的趋势。

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矛盾运动的三个视角来综合分析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

生产力视角：农业生产经营分工协作的结果。从合作社产生的历史轨迹来看，其起源在组织形式上，首先是与简单协作相联系的。传统农业生产主要面临自然风险，农户家庭作为个体小生产，在生产效率上的局限性，导致了简单协作这种联合生产的最初形式的产生。生产相同或相近农产品的农户联合起来互帮互助共同抵御自然风险，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不同程度地协助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这种简单协作在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之后就存在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过大多数协作仅在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农户家庭间进行。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萌发，农户生产逐步趋向于商品化。农户将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为抵御双重风险，同时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与竞争，需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内在地要求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取代简单协作。而这时（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合作制原则出现并被很快引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农户按合作制原则构建合作社，使得更广泛的农户能参与分工协作的农业生产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合作社以其巨大的经济性取代了简单协作：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供、销等服务工作从农业生产经营中分离了出来，由合作社专业人员来完成，这些工作原来是由农户家庭任一成员担任，而现在由农户拥有的合作社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或者由农户中拥有这方面禀赋（如技术、信息、责任心等）的人脱离田间劳动专一从事这些工作（欧洲农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大多来自于组建合作社的农户，而北美农业合作社则大多外聘专业人员），大大节约了生产经营成本（其中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交易费用”，可见降低“交易费用”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获得分工、协作的规模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观察到了合作社的出现和所谓市场及组织交易费用之间的变化关系，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对合作社产生发展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将合作社建立之后，降低了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以及生产经营等费用（所谓交易费用）视为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由于新制度学忽视了合作社所带来的分工协作上的生产效应，没有看到合作社给分散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农户首先带来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后才产生生产经营费用的节约和风险的降低，导致了他们把节约所谓交易费用——合作社产生的结果视为其产生的原因。

生产关系视角：产权关系演进的结果。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怎样才能使由于分工而彼此独立的农户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这就需要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合作社就是应农业生产分工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样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由于合作社既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又是劳动的社会组织。合作社中的农户还需结成某种关系（如财产所有制、管理、分配等制度）来不断地促进分工协作效率的提高，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合作社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社也是生产关系演化的结果，但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来自生产力进步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农业生产社会化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经营转变为由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社会生产经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是农业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适应性调整。首先农业生产力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不可能再由个别劳动者及其家庭单独完成，而是按照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合作制构建合作社，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共同完成整个农业生产与经营。这就内在要求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众多的农业小生产者出让各自部分财产的使用权到合作社，即部分生产资料从单个家庭使用的生产资料变为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成为社会化生产。因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生产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也从单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性的产品。这样，合作社将各个农业生产单元都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其再生产过程只有依靠各生产单元间的商品、劳务交换和密切协作才能完成。可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将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的结果视为其出现的原因，是来自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但部分研究者运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时，其结论也值得商榷。如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合作经济产生发展的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和阶级与社会矛盾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上述两结论来分析：第一，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就应具有成为生产经营主要形式的趋势，但事实不是；第二，公有财产制度下的、集体农庄就应该是最优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实事也不是。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农业合作社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其次，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看，才是所有制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做的变革。即在决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问题上，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旦将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农户家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农业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那么调整生产关系就成为了重心，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这也正是前苏联集体农庄、中国产生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将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农业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这将导致一旦我们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特点及其生产方式的判断失误，那么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可能是灾难性的。

综上所述，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生产方式的特点，而将农业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视为是农业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将这种调整理解为消灭家庭生产经营单位，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背景及原意理解上的偏差。

四、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农业合作社“交易费用起源发展论”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因为其方法论的错误而将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的结果视为其出现的原因。而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展演进历史轨迹的分析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方法基于历史事实创造性地运用动态和矛盾的观点进行研究，因此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同时我们还要防止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发展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Dobrin，Ather，The role of agrarian cooperativ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enya[R].Studies in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66.

[2] Hendrikse，G.W.J.，C.P.Veerman.Marketing Cooperatives：An Incomplete Contracting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52（1）.

[3] Zusman，P.，G.C.Rausser.Inter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and Optima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J].Journal of Economics Behavior andOrganization，1994.

[4] Ollila，Petri.Farmers’cooperatives as market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vol.65，Issue 1，1994（6）.

[5] N.ilsson，J.The emergence of new organizational models for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J].Swedis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1998 （28）.

[6] Hendrikse，G.W.J.，J.Bijman.Ownership Structure in Agrifood Chains.the Marketing Cooperative[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Economics，2002，84（1）.

[7] 格剌斯（N.S.B.Gras）.欧美农业史（1925）[M].万国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篇（3）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概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柯布（C.W.Cobb）和道格拉斯(P.H.Douglas)在1928年提出的，其表达式为：

α +β =1 （1）

式中：Y为产出量；L为劳动投入量；K为资本投入量； α、β为劳动、资本参数（又称规模因子），A为转换系数（又称技术进步因子）。

后来，英国学者D.杜兰勒在1937年提出α +β 不必等于1，它既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这种改进得到了大多数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赞同。α +β1，表示规模递增。

从美国学者R.M.索洛1957年提出引入时间变量的C-D函数，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C-D函数已扩展到多个变量，并在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中得到应用。其一般形式可写成：

（2）

式中：Y为产出量；Xi 为第I种生产要素投入量；βi 是第i种生产要素的参数（亦称规模因子）；σ为年科技进步率；A为转换系数。

经典的C-D生产函数 Y=AL aKb是一个非线性方法，无法直接用OLS方法进行估计，但经过变换可得到对数线性形式：

LnY=LnA+αLnL+βLnK（3）

对于一般形式的C-D生产函数也可以经过变换得到以下对数线性形式：

（4）

二、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的建立

依据统计资料，选取比较有代表意义的200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数据附在文后）。由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些因素无法进行精确的计量。在本模型中我们从农业劳动投入、土地投入和资金投入方面考虑选取劳动力数、耕地面积、生产费用支出、耕地虚拟变量等四个比较合理的外生变量，农业总产值作为内生变量。依据C-D生产函数，我们建立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

（5）

其中，Y表示2000年各地区农业总产值（亿元），X1 表示各地区乡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数（万人）， X2表示1996年农业普查各地区耕地面积（千公顷）， X3表示各地区农民家庭生产费用现金支出（包括经营费用和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元/人）， X4为各地区的耕地虚拟变量。

由于农用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程度、肥力水平的不同，各地区土地的质量差别较大，所以在用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方程时，引进耕地虚拟变量，以反映土地质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耕地虚拟变量是根据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地质量、复种指数、产出水平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而确定的。另外，由于取的是截面数据就不考虑国家政策和气候的影响了。

把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5）式进行对数变换，转化成线性函数：

（6）

利用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Eviews3.1，估计模型中参数得回归方程估计式为：

（7）

（-3.6） (3.12) (1.13) (3.6) (2.51)

R2=0.91 R2=0.9DW = 2.05 F = 63.3

（7）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参数估计量的t-统计量值。由回归方程可知, 该模型拟合优良，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DW落在确定域内，除第二个耕地面积变量的回归系数外,其余的变量的t检验值都较高。利用Eviews提供的怀特(White)的一般异方差检验功能检验出在1%在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异方差。

为了便于评价此模型，将上述回归方程转换成C-D生产函数一般的形式，便得到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如下：

（8）

（8）式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因子A的值为0.0158，即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进步因素的比重仅为1.58%。在模型中四个外生变量中，生产费用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最高为0.697,其次为劳动力数的弹性为0.57和耕地面积的弹性为0.214，耕地虚拟变量的弹性最低为0.198。各个变量的弹性系数之和为1.68，这个值大于1，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估计所得的C-D生产模型可以分析出我国农业生产函数的三个显著特征：我国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含量不高；加大农业资金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我国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我国在新世纪中农业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很大。

1．加大农业科技和推广方面的支出

农业科技的发展对农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农业科技和推广方面的预算支出近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其增长只能用来弥补工资支出增长造成的预算缺口，实际能够用于研究或推广工作的经费并没有增长，如果受通货膨胀因素问题就更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农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达90%，农村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的推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推广队伍在近年来却出现萎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总数曾经高峰时期的150万人到流失一半，近年来虽有所恢复，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逐年减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人均年活动经费从1986年的1167元减少到1995年的894元。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在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0.33%下降到1995年的0.23%。

2．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资

从农民投资行为的变化可以看出他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随着农业生产收益的下降，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到1992年，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农业总投资的7%，其余投资几乎全部用于住房。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也反过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收益。近几年，由于农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农民收入增加受阻。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4.6%，增速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4.3％，增速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1999年增长4.8％，增幅再次下降，2000年增长2.1％，跌到历史最低点。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各种过重的负担，从而使农户家庭对农业的投入信心不足。1993年、1994年和1995年，农户家庭用于农业生产费用支出，下年比上年分别增长15.2％、38％和35.6％，但1997年却比1996年下降了0.9％，出现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1998年再次出现投入减少。目前，农民无能力或不愿投资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3．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政策

我国农户处于半自给半商业化阶段，其生产投入既受自身生活需求及资源限制，又受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农业是农户生活需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资源的配置在满足生活消费和国家任务之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出现投资非农化的变化趋势。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依然处于规模递增阶段，加大农业投入会带来规模经济。我国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各级政府应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民需要的不同档次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和农机具，重点开发专门针对农村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设计的产品，农村的消费品重点应在经济实惠、使用方便方面上下工夫；农业生产用具应在质优价廉、方便耐用等方面下工夫。对这类企业，国家应在税收、信贷及贴息贷款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 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9

[2] 袁飞.农业技术经济学[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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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突飞猛进，书写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神话；与此同时，农业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民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①。但是，中国农业在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中国农业的增长基本还是属于“投入型增长”，高速的农业增长以更高速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获得②。21世纪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供求状况、成本价格、国际竞争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外贸贡献时代在2004年已经基本结束，农业发展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开始凸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万宝瑞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有利条件、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宏观探讨，指出要抓住农业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这两个根本，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③。此外，科技进步和制度因素作为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业政策的总结，探讨了现阶段的城乡统筹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认为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资本要素向农业配置⑤。除了上述规范研究外，王玉梅等还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尝试着进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⑥。而在国际比较方面，张宇萍等介绍了国外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及其演进，并阐述了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经验⑦。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探讨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性、衡量指标、影响因素、对策建议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转变”谈“转变”的陷阱之中，而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背后的驱动力量及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此外，我们常说的农民收入增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指脱离农业但仍然保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工资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我们是拿一部分非农居民收入的增长用来夸张地表述农民收入增加，而非农业增长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研究对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出现“失语”和“有心无力”。

*本文系2011年度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104）的阶段性成果。

要讨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农业增长的动力所在。过去的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动力，如的实施⑨、农业技术进步⑩、食品消费结构改变带来农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隐性农业革命{11} 等都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增长。然而，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还没有达到像制造业那样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将是当前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经营活动的合理分工，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它农业经营活动，例如农业生产投入品的采购，新技术的选择，信息的获取，产品的分级、包装、加工、贮藏、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等分离出去，由其他专业的个人或组织来统一经营与服务，则中国也许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便以制针业的发展来阐明分工的意义，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种好处：（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2）由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15}。杨小凯在其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也是开篇就着重论述分工的意义，他通过中国农民盖房与美国农民盖房的效率比较，来说明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间分散性，使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7}；实施以来，农户家庭生产的优越性也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让家庭生产解体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偿失的；而在农业经营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分工则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为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

篇（5）

资本专用性及对农产品供给的影响

资本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最早提出来的概念，2009年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表彰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他关于资本专用性的经济学分析。资本专用性是指资本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的特性。威廉姆森在对资本专用性的集中论述中，将资本专用性划分为四类：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本、专用人力资本以及特定用途的资本[4]。综合对资本专用性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资本专用性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地理区位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物理资本专用性等，这些资本专用性来源于资本实体性要素特征；第二类是完全为特定协约服务的资本以及名牌商标资本的专用性等，这些资本的专用性则主要来源于资本非实体性要素特征。资本专用性一般与资本通用性对称，反映资本要素行业间转移的难易程度。不同行业的要素资本在品质结构上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定行业的某些要素资本改作他用后，其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之物。某行业要素的资本专用性越强，改变资本行业属性的转换成本就越高，行业进入壁垒和垄断程度也越高。威廉姆森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提到资本专用性概念，源于马歇尔关于特殊雇员的讨论，但斯密在《国富论》关于分工的分析中，就提到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三个因素：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不同、劳动者减少换工损失和专用工具的运用等[5]。其中，劳动者熟练程度和专用工具的运用，显然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物理资本的专用性。资本专用性是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在要素配置优化进化过程中的产物。自然物品是通过物理的化学的性能在加工过程中发生改变而形成使用价值，再进而满足人类需要。要素资本在特定的加工过程中，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形成要素资本相互之间以及与加工对象之间的齿合和耦合效应，以更加适应加工过程的需要。这本身体现着要素资本配置优化和进化的过程。随着专业化生产的日益发展，资本专用性将日益突出，各行各业的资本专用性，在提升本行业的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业领域的专业化生产，首先产生了大量的专用机器设备，运输业的铁路机车和轮船，冶炼业的锅炉轧机等，这些形成物理资本的专用性。其次，营销和商业活动中又产生了专用的品牌标识和长期固定合同与资本协议，这些又形成无形资本的专用性。这些工业领域中的资本专用性，在提升工业生产力的同时，也制造了行业间转移的障碍，产生了转产损失与相应的成本费用，为避免转产损失就稳定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而农业生产的情况就不同了。农业生产主要的要素投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土地。在农业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土地作为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通用性的。改变土地用途换种别的农产品，地，还是那一块土地，不会给农户造成土地的额外损失。（2）农业工人及农业作业内容。农业的主要作业内容“耕播浇收”也是具有通用性的。换种别的农产品，还是那些主要作业内容，不需要另外聘请农业工人，也不会给农户造成额外的麻烦。（3）农业机械。大多数农业机械仍然是通用性的，基本农机农具都不会因为换种别的农产品而发生变化。农业的土地、工人和机械机具通用性上，都显著区别于工业，农业换种别的农产品，不会象工业那样换流水线、换技术工人。如果我们把要素专用性理解为改变要素用途就要发生的额外损失。农业要素通用性决定了，改变农业要素用途，发生的额外损失很少。是否改变要素用途换种别的农产品，主要由换种的预期收益变化决定，而农产品的预期收益就是农产品的价格。所以，农业生产受农产品价格影响就十分显著。区别于工业领域换产别的工业品，除预期收益外，厂商淘汰旧流水线、辞退原来技工，还会产生额外成本。如果工业品价格变动增加的收益，不足于抵补这些额外损失，就不会换产别的产品。除了有一些地理气候方面的要素专用性以外，总体上看，农业要素资本的专用性是不突出。农户今年种玉米，明年种小麦，以后再种大蒜种姜葱种白菜，农业资本在不同种植对象间转移，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及成本费用。农产品供给的价格弹性大，主要就根源于这样的农业资本的通用性，因为没有农业作物换种障碍，农户就很容易跟着价格涨跌趋势而形成严重的换种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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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民问题的根本实质是人的问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问题。而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表现在现实表现中最明显的是素质问题。

1.2 农村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村问题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的生产要素问题，而农业的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们目前不是缺乏生产要素，问题的实质：一是我们没有完全注意到传统农业是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中的配置，是低层次的配置，缺乏有效的升级与改进。二是我国农村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差异。如土地资源既有耕地，又有林地；既有水面滩涂，又有草场、牧场。使用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现代农业，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上的表现都不相同。三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资源由于受所有权制度的束缚不能转化为积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活动之中。

1.3 农业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业问题要从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中来找。由于我们独有的国家主导产业的组织管理形式，农业问题也必然反映在国家的行政行为上

2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

我们谈“三农”就说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认为，“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就解决了“三农”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产生是没有看到农业的产业链本质，是没有看到在产业链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化规律，没有看到生产要素在产业链配置上的具体方式。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的特征，而且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石。不过在刘易斯所界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式中，是把整个经济划分为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和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并且两个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和平均工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设定的前提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当前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思维的束缚，勇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美国学者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文中为我们指出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核心是农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亮点，关键是打破农业本身的封闭体系，使农业能够得到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技术。他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

要看到在我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多数地方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的方式上，它的现代性方式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的出路就是发挥我国对国家管理的主导性优势，改造传统农业。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生产力能够较快地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提高，社会将在安定的状态下发展。这里就体现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西方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采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但其分析得出的要素显而易见地表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论。经过理解，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均衡所产生的矛盾，而不是城乡二元结构。而解决“三农”就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生产力为本，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为中心调整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建立现代农业。

3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

3.1 传统农业的标志

我们目前对传统农业的定义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定义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它仅仅表述了生产力的内容，是没有从事物发展的两个角度来判定问题，传统农业的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还表现在与之同步的生产关系上。如对农业人力资源的投入，农业生产要素的低层次配置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等。

3.2 现代农业的标志

我们目前对现代农业（modern agriculture）的理解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的社会化农业。在按农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属于农业的最新阶段。其基本特征，现代农业是由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形成和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应用，如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农业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和广泛应用。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也一种片面的认识，它过多强调了生产力要素对农业发展起到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农业的本质是产业链经济形式，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带来的农业产业的多样性，以及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于农业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现代农业。笔者见，所谓现代农业，就是按照现代农业产业链运行规律的要求，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并调整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配置并实施的农业体系。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采用现代的生产力技术，将最先进的应用知识转化成新的、优越的生产要素，更要在着眼于市场的前提下对现代生产关系进行农业产业的一体化设计，让新型的农业组织管理形式、农业技术推广形式、所有权制度、金融体系、农业调控体系、社会服务配套功能体系的组织形式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4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4.1 建立现代农业首先建好农业产业链

行业的发展必须从行业的本质入手，农业的本质是产业链，做好了产业链这篇文章，也就找对了对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入手点，也就解决了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也就解决了“三农”问题。从农业生产活动上看，农业产业链要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来分析。大致上讲，农业的产前环节主要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准备。包括农资、农机供应准备，人力准备及分工、信息采集及分析、技术采用、生产方案建立及评估。农业的产中环节主要有：生产行为的实施、管理，人员对技术的应用及分工协作，信息及物资供应的调整。产后环节主要有：农产品采集、收储、加工、运输及销售。传统的说法叫产、供、销一条龙，理解的稍粗糙一点，其实在操作时要抓住重点要素。对于现代农业，在产业链的反映上要素主要有：生产前的组织活动（信息、决策、技术、人员、物资），有效的组织形式（农业生产组织机构），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加工、收购、储运，农产品交易（销售）。

4.2 建立现代农业要抓住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4.2.1 建立现代农业，新的生产要素配置是核心

在生产要素，特别是在围绕着农业产业链的生产要素配置上我们是有成型经验的。如我们在国有农场的改革上，新型管理体制与新农业技术的应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里应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关注生产力的因素居多，如对新的应用知识的采用和推广，并形成新的、优越的的农业要素，相对来说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少了一些，而现代农业在改造过程中，产业链的要求恰恰是对新型生产关系中做为生产要素的充实与调整，主要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金融手段的使用，信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所有权制度，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使用等，发现并使用好这些要素，并把这些要素配置到位以后，才能真正使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做为生产力的新技术采用成为可能。

4.2.2 建立现代农业，引进和培育人才是根本

做为一个产业，其根本的支撑是做为产业运行主体，即农业组织及其核心的人员。我们目前很多支撑农业的人才并是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包括技术人员，也由于产业的特点，我们的人才多数集中在城市，这使得农业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的达不到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需要，也可以说，用人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从人才需求上讲，能做好农业工作的并不一定是农民。因此，建立人才的流动机制，人才的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引进人才，吸引人才，让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进入到农业领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当务之急。附注一点的是，企业家不是管理者，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4.2.3 建立现代农业，建立新型的组织体系是关键

这是现代农业的运行特征，是对生产要素的科学性、均衡性使用的必然选择。一是从区域划分上建立农业协会。主要负责本地各种生产信息的收集、分类与整理，市场研判，应用知识的选择与推广，生产行为的决策指导，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二是建立农业合作社。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作用主要是在农业协会的指导下，对本社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把握市场趋势，规避市场风险，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减少成本，利于农业增收。主要工作是：生产行为最终统一决策权，信息资料的使用，劳动技能的采用、分工与使用分配，生产资料的选择与成本控制，生产行动的组织等。

4.2.4 建立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是动力

建立现代农业政府要采取行政指令与利益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实践证明，政府指令性的行为多数不成功，或者失败。农民最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农业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整合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反之，农业生产不增加收入，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损伤，任何模式对农民不说都没有积极性。因此，建立现代农业，也要考虑到农民这个群体的特点，要用行政指令与利益相诱的方式，让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开局见效方能推而广之。

4.2.5 建立现代农业不能忽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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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就是实现“三化”的协调快速发展，作为“三化”中不可或缺的“城镇化”需要众多必要条件的配合才能实现稳健快速的发展。通过城市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解答，为贵州实现“城镇化”的后发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帮助避免了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效率低下的决策的作出。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经济学；所需准备

贵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省份，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与东南沿海省份之间的横向差距扩大引起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我国西南部的内陆省份，贵州缺乏沿海沿边的贸易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地质地貌条件又限制了其现代化条件下的农业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一系列的欠缺与不足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其他省份而言困难重重。但是，这一切先天性的弊端并不意味着贵州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出路，伴随着“工业强省”的战略的提出和“国发二号”文件的颁布，贵州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在贵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现代化具体现实的路径则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以工业化为中心，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贵州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城镇化（Urbanization）即是推动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个过程。而根据城市经济学家的定义，城市地区（Urban area）为在相对狭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①两者定义都是把人口密度作为定义的基础。所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最大的本质区别即人口密度的不同，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加速人口集聚的过程。而人口集聚之所以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城市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Bartlett，1998）认为虽然自然界中有着动物集聚的现象，有的还形成了等级制度。但是它们都没有发展出像人类这样的建立在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具有非自然特征的城市集群。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频繁交换，人们集聚到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才能为这种频繁交换提供便利，于是城市诞生了。

城市的诞生是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的出现？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城市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城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刻不容缓，一方面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城镇化的大力推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对于这一问题阿瑟.奥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经典著作《城市经济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科技已经创造出生产和交换系统，为人类向自然规律挑战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城市的发展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农业生产剩余；（2）城市生产（3）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

农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以来起步最早、最基础的产业，必然会伴随着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提高生产效率。当农业生产出满足从事农业人口的粮食后还有富余，而这些富余达到足以弥补城市居民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但却还要消耗粮食而形成的供给缺口时，城市就有了形成的前提必要条件。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投入越来越少，因此使得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分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运作中解放出来，成为了相对的剩余劳动力。这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出处要么是进城，要么是集聚于某个地区来从事非农业以外的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这一存在集聚效应的狭小区域就有可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农村或镇一级的行政单位升格成一个新的城市，完了一个新的“造城”过程。如今，贵州省的农业发展体现出粮食基本满足供给的局面，粮食增产受制于有限的耕作面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利的自然气候环境困难很大。2011年贵州省全年粮食总产876.9万吨，相比较上年因旱灾减产21.2%。在农业就业结构方面贵州有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农业人口比重，农业人口数量巨大。为实现加速现代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推动城镇的化的首要之务。

城市化硬币的一面是农业生产过剩，另一面就是城市生产了。一部分自从脱离了在原先土地上的耕种，也就失去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粮食供给途径。于是城市居民就需要进行了城市生产，通过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与农村居民来交换到粮食来满足生存需要。比如城市居民说所需的粮食、广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等。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们资源的价值交换的基础上，利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转移收入这种模式不可长久。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衰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预示“寄生城市”的未来发展命运。在阻挡波斯的西侵成功后，雅典帝国在希腊各城邦中脱颖而出，并团结了各小城邦后成立了得洛斯人联盟以便共同防御外敌。伴随着雅典帝国的话语权的提高和控制欲的膨胀，原先建立在各城邦间自由交换财物的体制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向其他城邦索要、征服和纳贡的制度。就这样，不满与愤恨在不同城邦间滋生，最终导致了战争。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鉴爆发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间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将雅典从主导的地位上赶了下来，雅典为生存而维持的纳贡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虽然这一切发生的很久远，但是，让人牢记的经验或教训也是让人深思的――建立在强迫转让支付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有了农村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城市的主要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能够让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后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这一点易于理解，因为农业要取得规模收益，就需要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同理在城市地区工业化大生产也需要者大量的资源投资，生产后需要着大量的产品外送，这是高效的联接这城市与农村间的交通运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农村农民种植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就不能够适时的提供给城市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城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够充分的满足现实和潜在市场容量。铁路运输今天作为物流运输的主要手段得到特别关注，2011年，贵州省境内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070.1公里，完成铁路基本建设投资159.43亿元，②人均铁路里程排名还是靠后。而鉴于贵州省独特的高原卡斯特地貌，使得物流运输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要加速城市化，加大交通运输的投资建设力度亦刻不容缓。

正因为有城市经济学家们对于城市为什么存在的解答，我们获得了在实际行动中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启示。正因为城市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阐述使得我们能够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的不足和欠缺提供依据。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火大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假设是否做好了准备？毕竟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不需要任何基础和根据的。（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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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6.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34－03

众所周知，农产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而且农产品的生产者通常人数众多，每个农户对市场的影响微不足道，所以农业一直以来都是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之一。相反地，购买农产品的中间人――经纪人和加工商――通常都高度集中，他们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因此相对于卖方的农户来说，这些中间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实施买方垄断的市场支配力[1]。由于市场力量的不对称，农产品的销售]变为卖者(农民)之间的削价竞争，农民只能得到更低的市场价格并且承受更多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就会有很强的动因组建自己的合作社。

一、对生产合作社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Gearg Draheim（1952）的观点，合作社具有双重特征的概念，即合作社既是一个社会团体又是一个企业――一个向其成员提供经济优势的实体，是通过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共同治理的。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它对内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具有集体主义特征，这种精神体现为“团队精神”、“氛围”和“气氛”[2]。作为一个企业，合作社可以按照企业的管理原则进行组织，同其他企业一样受到各方面的经济约束。

从企业特征方面考察，合作社内部有两股似乎相反的力量在相互作用，即“集体组织优势”和“独立经营优势”[3]。一方面，成员们共同组织他们的活动，例如他们不单独在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它们的销售转移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独立的企业――销售合作社中，即把他们的活动“内部化”到一个企业中，这即是集体组织优势；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合并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大企业中，而是在经济上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这即是“独立经营优势”。

1.农业合作社的集体组织优势

对合作社经济优势的传统解释是：首先，合作社通过一个企业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其次，农户通过合作社进行市场交易可改善他们的市场谈判地位，以对抗市场上的垄断势力而获得较为有利的价格。

而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探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组织优势。按照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的观点，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有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他与沉没成本概念有关。”①也就是说一项资产的专用性与这一资产用于其它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使用时其生产价值的损失程度成正比，损失程度很大时，为专用性资产；反之则为通用性资产。当一项资产具有专用性时，如果交易过早地终止，所投入的资产将无法完全或部分地改作它用，因为在投资所带来的固定或是可变成本中包含一部分的沉没成本或不可挽救的成本。而且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使得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困难，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它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双方中有一方投入了专用资产时，一旦另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前终止交易，投资一方就可能蒙受损失。因此，契约或是一体化的组织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但由于契约自身的不完全性，使得契约一方当事人仍然有机可乘，利用契约的漏洞占用另一方的准租，也就是说契约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并不如一体化的组织更加有效。因此一体化的组织才是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最佳手段，这就是经济上上下游联系紧密的企业走向一体化的内在动力[4]。例如在蔬菜生产中，如果菜农要扩大其生产规模，需要专业户为其提供运输服务，将蔬菜运往价格更高的市场。此时，双方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专用性投资。但菜农担心的是，当他投入大量的专用性生产资料后，运输专业户却借故转向其他业务或者以种种理由提高运费，对于这种“敲竹杠”的行为，投入大量专用资源的菜农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同样的对于运输专业户也担心在自己增加投入之后，菜农转向其他的运输商或借故压低运输价格，这也将给他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些投资不能无代价地转为他用。因此存在大量准租金。因此，当存在“专用资产”时，为避免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有必要实行一体化。

而在农业生产中农户投入的资本就具有高度的专用性，他的准租金很容易被破坏。这使得他有较强的动机建立自己的一体化组织――合作社以保护其投资的准租金不被他人占用。因此，集体组织优势（合作社紧密连在一起的向心力）在于不依赖外部公司的情况下利用交易专用性资产，对外部公司的依赖可能会破坏其投资产生的准租金。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企业进行交易，合作社的成员把重要的交易内部化，并避开了机会主义的威胁。

2.农业合作社的独立经营的优势

农业合作社不但具有集体组织的优势，而且还具有独立经营的优势。表现在合作社的每个成员都保持了其经济上的独立性，因而经济利益的边界是很清晰的。这种独立性，一方面可以发挥“高激励”的效果，另一方面也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

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独立经营的有效性和完全一体化的无效性。农业生产的最根本特点就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其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有机体，这就要求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要关心和爱护劳动对象。另外农业生产周期长，且没有“中间产品”，只有最终产品，因此农业劳动成果的计量也只能根据最终产品，因此无法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确的计量。并且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和对农业劳动的监督、计量的困难使得相应的给付报酬与劳动效率难以匹配，这就可能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从而使不同成员间的利益更加难以协调。正是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由家庭来组织，农业生产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农户家庭的管理能力。

如果实行完全的一体化，农户合并到一个大型的农业企业，则这个农业企业 有多方面无法克服的弊端。很明显，农业生产受制于区域和气象上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使得企业很难在事前清楚的指令，也就无法根据自己的指令来监督雇员的活动。再加上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有机体，这就要求雇员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化知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及时做出生产决策，但一旦出现不利的结果，监督者在追究雇员的行为时，经验和直觉都无法为其行为提供解释。因此雇员的决策对于自身是不利的，考虑到此，雇员就不愿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及时做出决策，也就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专用知识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两方面都将大大增加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这种成本的增加会完全或部分地抵消由一体化所带来的规模收益[5]。更为重要的是一体化的企业无法避免雇员或是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指令和监督的不完全，雇员更加倾向于偷懒、搭便车，而不是诚实劳动，作为雇主也有可能利用以上原因故意低估雇员的劳动成果，把更多的收益转化为个人收益。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失败生动地说明了放弃独立经营优势的大型、充分一体化的农业企业的无效性。

而农户的独立经营可以轻松地解决以上问题。由于实施了自我监督，偷懒行为已被内部化为农户的生产成本。所以在农户独立经营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为零。因此，在农业中家庭的独立经营至今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单位。

3.农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虽然农业合作社具有上述优势，但是不能忽视农业合作社存在的高组织成本问题。农业合作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部机会主义的威胁，但是内部机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合作社还必须付出较高的组织成本：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强调了社员间的平等，但毫无疑问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失效率，并且在对合作社做出不同贡献的社员间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从而增加了协调的难度；由于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限制了资本的权力，增加了合作社融资的困难，也限制了合作社规模的扩张；为保持凝聚力所必要的情感的诉求和提供社区服务导致额外的支出等等[6]。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合作社是一个高成本的组织。

二、对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数由2003年的668万人增加到2,363万人，由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8%上升到9.8%。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开始由数量增长转变为成员人数的增加和组织规模的扩大。2004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及其周边农户代销农产品总量达2亿多吨，代购化肥、农药、饲料、农用塑料薄膜等生产资料近1亿吨，全年经营服务盈余187亿元，其中返还成员36亿元，占盈余总额的19%，用于股金的分红50亿元，占盈余总额的26%，平均每个成员获得盈余返还和股金分红收入364元②。

尽管近些年农业合作的发展很快，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多问题，如数量少，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较弱，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不够强；合作水平低，带动能力弱；运作和管理尚不规范，对农户利益保护不够；从发展环境看，制约因素多，扶持发展的措施不多，更加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合作社的发展的现实是宏观管理体制的缺陷和政策供给不足[7]。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没有设置一个全国统一的对合作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的有权威的机构；二是全国性的合作联盟没有建立，行业性的组织协调和社会服务没有组织结构来承载。在发达市场国家都有比较发达的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其主流的股份经济的补充，并建立比较健全的全国性合作经济联盟进行行业性的自律和服务，形成合作经济的强大组织网络。而我国没有这样的组织体系，也是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缓慢与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针对以上的分析，合作社既有自身固有的缺陷，也有我国合作社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针对农业合作社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应进一步完善内部运行机制。系统论中的系统功能决定规律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着系统功能的发挥，合理而科学的系统结构是系统功能完整的决定因素。完善的组织机构应包括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且各部门职能明确，分工合理，能有效地实现权力制衡，因此农业合作社要建立健全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及监事会，并明确各自的职能分工。各层次的农业合作社应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全国范围内在统一管理机构的领导下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管理制度，政府有调整和规范农业合作社行为的健全的法规体系。

2.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观念。农业合作社是有成本的，在一定程度上，组织的成本与农户规模成反比，而与农户数量成正比。目前，我国农民过多，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过小，这都将导致农业合作社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观念。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意识淡薄，进行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为此，政府应深化对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功能和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理清发展思路，在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契约精神，全面激活农民自身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健康运行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3.宏观的支持。建立全国统一的合作经济的管理与协调部门。这种统一的机构负责对合作经济的管理、协调和指导，这种联盟的组建应当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和民办的性质，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制定扶持合作经济的政策，政府主要应在财政、税收、信贷和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流通等方面给予农业合作社以政策扶持，为发展合作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简要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合作社本身虽然具有较高的组织成本，但它仍是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有效组织方式，既能发挥集体组织优势有效地避免外部机会主义进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又可以利用独立经营优势提高效率。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而言，农业合作社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理想选择，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调整，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有效地避开市场风险；同时也为落实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渠道。然而，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合作社有较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因此应从微观和宏观等多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加快和规范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注 释]

①威廉姆森.经济组织的逻辑[A].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70.

②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93.

[参考文献]

[1]亨利・汉曼斯.企业所有权论[M].于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5-28.

[2][3]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孙经纬,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56.

[4]国彦兵.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78.

[5]张军.合作团队的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3.

[6]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59.

[7]傅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89.

Economic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s

Cheng Chengping，Yue Fengli

篇（9）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提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起落，农民的行为应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当农户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平衡时，农户停止进一步的劳动投人，农户经济活动量也就得以确定。所以，农户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虽然恰亚诺夫在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当时具体社会环境的约束，但他的研究为分析农户兼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济头脑，又没有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果派专家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那么效率就会大幅提高，产量也会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出发，提出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么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生产资源在他们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很难作出哪怕是一小点的改进。他支持和提倡农民在完成季节性农业生产后，把资源配置到适当的非农产业。

(二)国内文献

不难看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农户兼业程度不高条件下农户对农业资源的配置行为与效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农户兼业日益深化，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与探索。主流观点认为，农户通过兼业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缺陷，使农户家庭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体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农户兼业也使农业被不同程度的副业化，降低了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过建立农户模型，推导出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产出率与农户兼业程度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陈晓红(2006)认为农村存在的普遍兼业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被副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她对苏州农户所作的调查表明不同类型农户单位农业用地所产生的纯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纯农户与一兼农的亩均收益分别为2399元和2305元，二兼农为848元，非农户则仅为603元；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2010)指出农民兼业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改变了农户投人的结构，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这说明兼业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与这些观点相对，向国成、韩邵凤、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国成、韩邵凤(2005)基于分工的视角，运用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对农户兼业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兼业的本质是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和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统一化，推动了农民组织化进程并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2008)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兼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通过回顾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尽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时点的对农户兼业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静态研究，没有把农户兼业的发展趋势同与之相应的效率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突破口。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调查地基本概况及选择原因

山东省胶州市地处黄海之滨、胶州湾畔，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山东青岛地区第一个撤县设市，其总面积达1210平方公里，辖11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811个行政村。胶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油料作物百强县(市)之一和山东省现代化农业试点县(市)、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近年来，该市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平稳增长，2010年粮食总产达46．7万吨；蔬菜、畜牧、水产、花木四大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四个15万亩”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成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市)；农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胶州大白菜、里岔黑猪等农业品牌效应明显增强；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80家，年出口创汇达3．9亿美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00个，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16个镇办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787个村庄建起了土地流转服务站，有序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农机化水平达到85％，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增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荣获“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市”称号。山东省胶州市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社会单位，该地区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农村，其经济情况与政治形态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这个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做调查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同时，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该地区农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此外，胶州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非同质性，不同乡村甚至同一乡村内部的农户之间经济行为存在差异，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满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样过程和样本构成

本次实地调研的调查小组通过与胶州市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主要从经济发达程度和代表性两方面考虑，在胶州市现有的18个乡镇(街道)中选取了营海、胶北和李哥庄3个镇的7个村作为调研对象。调查组共在7个村中走访了160个农户，后经处理，有效样本为152个农户，样本有效率为94．9％。调研活动得到了胶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了调研的顺利完成。

四、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调查结果

1．农户兼业状况

本文主要按照农户家庭成员各业劳动时间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家庭成员劳动时问70％以上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纯农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一70％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一兼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以上用于非农业的农户为二兼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的为非农户。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被抽样调查的152户农户中，纯农户为28户，一兼农户为26户，二兼农户为98户。从总兼业率上来看，纯农户比例为18．4％，一兼户比例为17．1％，二兼户比例为64．5％(见表2)，兼业率水平已经达到81．6％；在构成上二兼农户占主导地位，兼业水平已经相当高，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户兼业状况的判断。

2．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状况

本文主要选取单位土地净产值以及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两项指标对农业生产效率加以表征。，从单位土地净产值这一生产率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土地净产值为1308．6元，一兼农户为1435．3元，二兼农户为1175．1元，纯农户的生产率水平低于一兼农户，但高于二兼农户；从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一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劳动净产值为2684．2，一兼农户为2407．5，二兼农户为1639．7，纯农户生产率水平高于兼业农户的生产率水平，其中一兼农户的生产率又高于二兼农户。通过单位土地净产值及单位劳动净产值的均值来看，纯农户略高于一兼农户，但差别并不明显，二兼农户则大幅度的低于前两者。可见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比较接近，但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明显低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这与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则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其数量过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实地调研的分析可知，农户兼业主要通过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和利用状况以及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等途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1．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

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水平及利用状况。对所有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总数上兼业农户多于纯农户，二兼农户又多于一兼农户。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上来看，纯农户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要明显少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里一兼农户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农户。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兼业经营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这种现象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在外从事非农活动的机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少，只能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经营，在农业增长日益依靠技术带动的情况下这无疑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J。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来看，纯农户最高，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最低，反映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向，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向势必会对农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关注。从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来看，兼业户劳动力在非农业与农业之间配置，而纯农户劳动力则全部进行农业生产。把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情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兼农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要高于二兼农户。而在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兼业农户，常年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劳动力比例都高于季节性在外务工劳动力比例，且二兼农户外出劳力中常年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力比重明显高于一兼农户。这种劳动力利用结构，使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

不同类型农户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异，表5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耕地占有上来看，纯农户无论是耕地总面积数还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都要多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内部一兼农户又多于二兼农户。从耕地利用结构来看，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要略小于经济作物，并且一兼农户经济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农户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仍高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经济效益要高于粮食作物，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可以通过增加其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但同时种植这类经济作物需要更加连续、细致的劳动投入(比如蔬菜种植需要经常浇水)，二兼农户由于将主要的劳动资源配置于非农产业，放在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相对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对耕地利用状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在各类农户中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的为纯农户，其抛荒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兼业农户的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二兼农户的抛荒土地面积又多于一兼农户，比例接近10％。综上所述，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土地抛荒面积少，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而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比较低，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由此可见，在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广泛存在，且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的情况下，耕地资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况。

3．农用物资投入状况

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农用拖拉机、排灌机等各类型农业机械)投资方面，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差别不大，纯农户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余额平均为3685．2元，一兼农户为3814．9元，二兼农户为2933．5元。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普遍采用购买机械化服务的方式进行机播和机收，购买服务的比例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中都超过了90％，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差别不大。在除草剂花费上，纯农户、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每亩费用分别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别很小。在良种采用率上，纯农户和兼业农户良种采用比例都超过92％，相互之间差别也不大。另外在农业用水，农药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间管理方面的主观调查显示，85％以上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都能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充足，农药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间管理及时，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的差别很小。可见，在农业物质投入方面纯农户要多于兼业农户，但两类农户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说农户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专业经营或兼业经营)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影响并不大。综上所述，造成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差别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户劳动力资源及利用情况方面，虽然兼业农户尤其二兼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时间安排以非农为主，造成二兼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农业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老龄化趋势，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在农户耕地占有及利用情况方面，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土地抛荒面积少；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并且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这种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况表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具有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愿意投入更加细致的劳动和更多的精力，从而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第三，在农用物资投入方面，家庭中农用固定资产投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要高于二兼农户，但其余各项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两类农户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可见我国总体上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还没有完全激发出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五、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并不显著，可见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低于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因此二兼农户比例的继续上升，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第二，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力资源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的差异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三种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独自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促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以农为主，把农业作为家庭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业生产积极陛较高，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业，土地的利用率较高；通过扩大经营面积以增加收入，农用固定资产投入较高；二兼户以非农产业为主，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外产业，对扩大农业经营面积缺乏积极性，土地利用率下降，农业主要物质投入低。因此，纯农户及一兼农户与二兼农户相比，更倾向于农业资源的集中利用，虽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处于劣势，其农业生产效率仍然高于二兼农户。

(二)相关建议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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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农田生态系统是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是由农田、环境及人为控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特殊性。它不仅包括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和食物保障的产品服务功能，还具有巨大的环境服务功能。

1.2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机理 农田生态系统是人类依靠土地资源，利用农田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农田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人类所需食物和其它农产品生产的半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非生物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温度、降雨、土壤养分、pH值等。农田生态系统在经过一系列的生态过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产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系统功能的具体体现，生态系统非生物环境特征、生物特征和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的内在机制。作为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类活动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的驱动力。但是，不科学的人类管理活动会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巨大的损害。

1.3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引起了生态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没有定量经济量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易被忽视，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是量化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环节。通过价值量化评估技术，探讨生态系统的价值，不仅可为构建绿色GDP、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保护农田及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可持续发展策略

篇（11）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和“深层次矛盾”凸显对经济发展制约的新阶段。因此，寻求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和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路径，这样才能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增长达到“增效、绿色、可持续”的目标。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思路。

一些学者提出了新思路。贾康认为，西方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其共同的失误确实存在，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是需求端及其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同，例如，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有不能回避的、需要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如果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再如，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大众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远快于发达国家，原有的供给方式、结构和产品变化较快，如果供给端的改革发展慢于需求端的增长变化，就可能制约产生显性或隐性供求关系失衡。由此可见，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的正反经验和启示，以更广阔的经济学理论视野，思考和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

贾康等学者提出了有关供给侧结构性创新理论。第一，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需要更加鲜明地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境和创新取向。在经济学角度上，过去我们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应从供给能力在不同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第二，强调现实问题而加强理论支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然具有理论的启示意义，但毕竟离开现实经济较远。中国的现实经济比书本理论要复杂得多，而且现实经济推动理论创新，所以供给侧结构性研究就成为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内容。第三，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由此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在供给端构建各种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的通路，包括从“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

由问题导向提出中国经济学创新理论，这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这种理论是强调以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涨”“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力争形成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新模式。从深化改革要求出发，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方式的重要组成内容。显而易见，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可观的现实需要，又有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同样存在市场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问题，这不仅是农产品的结构性、阶段性过剩，简单的农产品结构调整，而是农业转型升级的系统性工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科学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生产方式变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为了增加和扩大有效需求。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就是进一步拓展农产品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玉米等粮食品种的阶段性、结构性过剩。经过连续10多年粮食增产，近年我国玉米库存高达2.3亿吨左右，加上每年新增玉米入库，需要用几年时间消化过多的玉米储备，并设法降至合理的库存量。从这个角度讲，调减国内玉米产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2016年国家取消玉米粮食收储政策，实行市场收购和玉米种植补贴，增强市场化运作的作用，应用市场方式调控玉米生产。虽然通过调整收购政策，降低国家收储玉米数量，但是这种政策调整并非易事，需要有进一步改革措施配套，以解决深层次的农业供给侧问题。

长期习惯种植玉米的农民难以在短期调减。由于玉米种植相对比较简单，生产技术含量较低，除去机械化收割等作业外，一名农民种植每亩玉米耗时3～4天，以每户6亩地计算，一季玉米种植大约20天，其剩余时间可以外出务工或者农闲消遣，这是农民偏好玉米生产的主要原因。如果农民不种植玉米，改为种植其他农作物或从事畜牧生产，这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要求出台有实际效果的措施方法，包括农业技术培训、提供有市场需求的路径方式、出台农业结构转型的鼓励性政策等，而非简单地传达中央政府文件的方式。对于农民来说，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不仅需要学习和熟悉新技术，增加多方面的支出成本，而且需要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在缺乏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对于中老年农民来说，改变其生产习惯和调整种植品种，可能就是一种困难和痛苦。由此可见，要真正解决玉米等阶段性、结构性过剩，需要从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等方面，推动农业的全面转型升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二是加快农业绿色转型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性。在农业供给不足的时期，中国人是将能否吃饱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还谈不上农产品质量标准，更谈不上绿色有机农产品。1998年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农业生产能力从重点保证粮食生产，转向促进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这对改善中国人民的饮食消费和营养状况，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近20年来，中国农业生产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农业供给端不能满足消费新需求的矛盾显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从水资源来看，影响农业绿色转型不仅是水源数量，而且是水源质量。《农村绿皮书（2015-2016）》指出，中国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清洁水源更加短缺。环境保护部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2014年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检测断面（点位）检测结果表明：Ⅰ、Ⅱ、Ⅲ、Ⅳ、Ⅴ、劣Ⅴ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由于Ⅳ、Ⅴ、劣Ⅴ水量占比高达36.9%，这无疑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从耕地资源看，在我国耕地资源构成中，优质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仅仅为2.9%。在优质耕地严重不足的同时，中国耕地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耕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进入“集中多发期”，呈现工业向农业、城区向农村、地表向地下、上游向下游转移的特点，继而积累到农产品之中，导致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集中爆发。从化肥农药看，化肥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带来耕地和地下水的污染。2005～2014年，我国化肥施用强度从306.53公斤/公顷增至362.41公斤/公顷，即增长18.23%。与国际公认的化肥使用安全上限值相比，我国是该上限值225公斤/公顷的1.61倍。全国多个地区农区化肥使用量超过国际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直接影响粮食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三是农产品成本上涨过快需要合理调整。价格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下降将刺激需求增长；反之，商品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下降。近10多年来，我国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非常明显，这是导致国内农产品成本和价格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据我们农村调查，许多地区农村耕地租金是10年翻一番。一项研究表明，人工、土地成本是引起粮食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这两项成本不仅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增加较快。2014年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分别占粮食总成本的41.81%、19.09%；2004～2014年这两项成本分别实际增长了87.35%、123.50%。从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相比，2005年我国小麦、稻米、玉米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30.43%、8.09%、50.61%，但是2015年我国小麦、稻米、玉米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91.10%、77.78%、98.18%。

实际上，我国多种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市场价格，这不仅抑制了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且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潜在危险。已有研究表明，2012年以来，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受到的市场挤压效应趋于增强。2013～2015年这种挤压效应增强尤为显著，小麦市场挤压效应值从0.745上升至3.333，玉米市场挤压效应值从0.775上升至3.125，大米市场挤压效应从0.532上升至3，073，这表明我国粮食市场不仅受到进口粮价“天花板”不断降低的压力，而且受到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推力，国内粮食价格的调整空间和粮食政策的调整空间均被压缩。

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在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上，展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涉及面广、触及点深和改革力度大的特征，绝非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方面，而是所有与农业供给端有关方面。

一是要有农业变革性和创新性思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关键环节。我们应具备变革意识和创新思维，超越传统农业思想的束缚。这包括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农产品新物N引进和培育、农业智能化孵化基地和推广等，甚至对传统农业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诞生，例如，依靠营养液生长的水养技术和工艺。这些新技术、新方法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可能改变了传统农业具有的双重风险特征，而且可以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性的跨越性提高。

二是从系统性看待农业供给侧改革。从系统工程观点看，凡是涉及农业供给端的方面，都应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系统内的一部分，并分为上下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因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泛，研究某一个主要问题，就必须研究与其关联的若干具体问题，否则研究就难以深入和透彻，研究结论不能反映本质，改革实践也难以收获成功。同时，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面，从先易后难入手，逐步推进这项改革实践任务。

三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是改革关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解决我国农业供给端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只有实现农业的全面转型升级，才能真正解决农业供给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实践过程是为其目标服务的，推进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例如，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性，这是改进农业供给端的重要内容，其改革关键是实施绿色农业。只有通过绿色农业发展，才能真正地实现农产品的优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