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导论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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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篇（2）

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在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大众文化是一种媒介文化,也有人说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然而,对于“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形态”这一说法,大家是普遍赞同的。而在大众传媒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广告则不断地刺激着受众的视觉和大脑。那么广告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笔者将就此问题做简单地分析。

一、大众文化与广告

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对“大众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六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认为大众文化是“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第二种认为大众文化是“泛指达不到高雅文化标准的文化作品与文化实践”;第三种认为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大量消费者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其观众是没有鉴别力的消费者”;第四种把大众文化看作是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化”;第五种把大众文化看作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量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量之间相互斗争的谈判场所;第六种则认为大众文化是那种消融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艺术与商业之间界限的文化类型。

在《大众文化教程》一书中,作者给大众文化下了一个策略性的定义,“指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①。而陈力丹给大众文化下的定义则是: “指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者,以大众传播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传播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给“大众文化”下定义的时候,都会提到其传播媒介,这是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即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媒传播的大众文化中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广告。“广告是付费的大众传播活动,其目的是传递信息、劝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具有强烈的商业功利性,表现为一种经济活动,同时它在商品社会中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广告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琳琅满目、无孔不入的广告,不仅影响了大众的生活,还影响着大众文化的传播。

二、广告传播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大众文化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对普及社会公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有重要作用。但同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性也使得快餐式的流行文化大行其道,麻醉了受众的思想意识。广告也是一样,它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对大众文化的传播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广告的投放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物质及技术支持

投放广告是目前我国大众传媒盈利的主要渠道,大众媒介把广告时段或版面出售给广告主,再把商品信息传递给受众。广告商的利润就来自受众对商品信息的注意及之后的购买行为。试想一下,假如大众媒体没有了大量的广告收入,那么受原材料、劳动成本的上升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印刷媒体的价格将必然上涨,收看电视,收听广播很可能将不再免费。媒体的运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支出,没有广告收入的支撑,媒体就不能正常运行,大众文化的传播也将失去传播媒介。从这个角度来讲,广告为传媒的正常运行或者说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

广告收入还能够促进优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即有利于传播更优质的大众文化。目前各媒体之间争夺受众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媒体都不断地创新内容和形式,而这些改革和创新都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湖南电视台广告部主任樊旭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2009年湖南卫视单频道广告收入将突破20亿元。”如此巨大的广告收入与其高收视率是分不开的,2009年8月,湖南卫视全天CSM22收视率(央视索福瑞22城市的收视数据)首次单月突破央视,排名首位,这是从2005年央视提供收视数据以来,地方卫视单月收视首次突破央视天花板。而高收视率来自于其优质新颖的节目,国内首创的选秀节目,每年多部自制的影视剧及不断创新的节目形式。湖南卫视的运行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好的节目―丰厚的广告收入―更好的节目”,而广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2、广告作为一种文化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

广告是大众文化最通俗的表现,在内容上以最直接的方式关注着你的生活品质,迎合中国消费者重人情的社会心理。在创意上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植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型产品为了挤进中国市场,非常重视以中国传统佳节为主题的广告策划。让人们感受到这不仅是在宣传一种商品,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丰富的背景材料间接产生的文化效应形成一种新的消费文化和消费需求。同时,广告的创意、诉求及其表现形式在很多情况下都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传播一种最具有时代性、最流行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着大众文化最典型的特性,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所以说,广告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一种消费观念的同时,还是社会大众文化的缩影。

3、广告能够弘扬积极健康的社会道德和文化

广告依托媒体进行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广告信息的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众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商业广告若能在广告的创意、制作和传播过程中有意识地融入积极正面的信息,则能够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观念。公益广告中所体现出来的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爱护环境、节约用水等主题思想,再配以优美的画面及巧妙的制作,更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并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思想。

(二)消极影响

1、广告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大众文化的传播内容

经济史学家戴维・M・波特曾说:“论社会影响,广告可以同由来已久的机构(如学校、教堂)相比,它统治了媒介,对大众标准的形式有巨大影响,它是很有限几个起社会控制作用的机构中货真价实的一个。”③广告“统治了媒介”似乎有些言重,但在现实社会中媒介对广告商的经济依赖决定了广告商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广告商为了在媒介平台上推销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形象,不惜投入巨资传播广告来实现对媒介的控制。而媒体为了争取到广告的投放,就会在节目的制作或内容的编排上去迎合广告商的喜好和需求,从而使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大众文化的传播内容。

大众文化的肤浅和低俗使之带有消遣和娱乐的色彩。这是因为大众文化产品受市场规律制约,其生产与制作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以适应大多数消费者的口味生产格调低下的产品。这是媒介和广告商追求利润的结果,而广告商及广告在这个过程中的牵制作用显而易见。

2、广告挤占了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

受众对广告的接触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一方面是作为文化的广告接触。受众花费一定的时间在其中获得时尚信息、促使物质主义观念上升、形成消费的单一化――流行、获得娱乐与生活话题;另一方面是作为经济生活消费的一环,通过接触广告导致消费行为的产生。而后者则是广告活动的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极少有人打开电视机或报刊杂志是为了要找寻广告信息接触广告文化,也就是说,受众在接近大众媒体时,通常是把广告与媒体里的其他内容加以区别对待的,他们总是会把广告放在一个相对较次要的地位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量的、长时间的广告播出挤占了其他内容的传播空间和时间。

3、广告强占了受众的时间,使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受阻

受众在接受媒体信息时,对广告信息的主动接受行为总是出于某种目的,即受众与广告信息要有相关性。如求职广告之于求职者,培训广告之于求知者、房屋广告之于购房者等等。对于不相关的广告信息,尽管如电视、广播等广告对受众有强迫性,其结果只是在挑战受众对于广告的忍耐度,甚至招来反感。经常看电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观看娱乐节目正在兴头时,影视剧剧情正在时,或者节目中各种谜团和悬念即将揭晓时,广告总是会如期而至。受众能够做的只能是无奈地等待,或者干脆换台,而等再想接着观看的时候可能再没有之前的心情或者已经错过了精彩的时间。广告在这种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就只是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障碍物。

4、广告助长了大众文化的麻醉作用

我们不能低估广告文化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广告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促销,广告宣传不仅是为了传达企业文化和营销理念,其最终目的是带动市场,刺激消费。为了抬高商品的价值、鼓动消费的欲望,广告将意义物化,为物质、消费、享乐披上精神和文化的外衣,使“物”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和“人性的”光芒。在广告的长期的影响下,受众极易对其话语系统产生价值认同,并混淆广告构筑的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最终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俘虏。由此,人们的独立个性遭到扭曲,自主思维受到抑制,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逐渐趋同。

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性和消费性容易将人们引向虚幻的美好世界中去,进而麻醉受众的思想,而广告无疑是这种文化的突出代表,它以娱乐的和物质的享受来满足受众的虚假需求,推动和助长了大众文化的麻醉作用。

结 语

广告的文化性和商业性使其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广告在影响人们的审美理想、道德情操等方面的深刻意义,突出广告在文化层面的作用并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而作为媒体在追求广告收益的同时要正确引导大众文化的趋向,要在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基础上,进一步站在服务文化发展的高度上,积极地了解和研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不断改革和创新以求生产出更多积极健康的媒介大众文化产品,构建大众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引领大众文化新风。■

参考文献

①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18

篇（3）

“娱乐”一词,早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中就出现了:“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1]

“娱乐”是一个同义复指的词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字的解释是:“娱,乐也,从女吴声。”[2]

东汉的张衡在其《南都赋》中说:“游观之好,耳目之娱。”在这里把娱乐视为一种欣赏。

陆机所著《文选》中晋代阮籍的《咏怀》诗之八中,也有“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的句子。

在古人那里,“娱乐”的概念,已经与今天使用的“娱乐”概念很相似了,也即“娱怀取乐”[3]“欢娱行乐”[4]之意。

1987年出版的《文化论》一书认为:“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5]

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认为:“娱乐就是获得一种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也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满足的。娱乐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消除疲劳,有益于身心健康,还可帮助人们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6]

1995年出版的《传播学导论》一书认为:“人类对娱乐的需要如同对于衣食住行与传宗接代一样自然。”[7]

2002年出版的《广播电视学导论》一书认为:“娱乐就是获得一种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包括模仿的,情感共鸣和宣泄的以及思辨和理解的,总的说来就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满足的。”[8]

2005年出版的《传媒效果概论》一书认为:“娱乐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解除不满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的手段。”[9]

2005年出版的《观念与范示――类型电影研究》一书认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能够刺激、鼓励或者激发快乐消遣的东西我们都可称为娱乐。一切能给人类带来快乐、消遣、释放的东西,都能定义为娱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娱乐理解为单纯的官能刺激和插科打诨。” [10]

2007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一书认为:“这种欢乐之意,既可以是生理上的放松、愉快,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满足、兴奋或宣泄,甚至是紧张、刺激、悬疑的感受。”[11]

总之,娱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人们需要娱乐,以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与补偿,并在两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也因此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剂。一般来说,人们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状况下,对娱乐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桑哗的《娱乐新世纪》一文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娱乐的时代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100年人类生活形态即发生的诸多变化中,娱乐无疑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继和平、发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题。娱乐一直被看成生活中一种必要和有效的调节手段。人们通过发明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并不断缩短工作日等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但是,娱乐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我们从中获得的快乐终究是有限的。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其游戏本质恰恰蕴含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娱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是20世纪的理念,而21世纪的常识则是:我们更勤奋地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娱乐,或者干脆说,工作本身就是娱乐。”[12]

对娱乐的需求源自有人之初,但最初的娱乐是以人自身为传媒,群体直接参与,娱乐的方式与范围都很小。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出现后,娱乐的内涵与外延都得以扩张,但首先满足的是受众的信息需求,在组织大众娱乐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分散的,娱乐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电视成为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后,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更为快捷、生动、准确、全面的需求的同时,也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载体。

英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曾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设计意在激起一种情感,并且不想使这种情感释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之中,而是要作为本身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加以享受,那么,这种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娱乐或消遣。”[13]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这个曾被戏称为“独眼怪”“梦想的匣子”的制造品,本身就是“一种远距离传送的有声有形的娱乐工具”。[14]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本身具有鲜明的通俗性、消费性等大众文化传播特征。观众期望通过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获取信息,舒展身心,可以说是观众对电视明显的消费需求。关于电视与娱乐的关系,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启迪的类似观点,譬如:

“电视是21世纪一种独特的娱乐形式。”[15]

“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载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16]

“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17]

“电视不仅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还制造娱乐需求,引导娱乐需求,并逐步实现娱乐传媒一体化,使世界真正进入一个娱乐的时代。”[18]

上述观点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仅从电视传媒本身而言,其所传播的内容,也即电视节目本身确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娱乐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将娱乐看成庸俗浅薄、丧志的代名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套僵硬的逻辑:娱乐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快乐,而与理性、心灵、精神、痛苦是对立的。

其实,娱乐也是有内涵、意义、品位之分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分析了美感产生的阶段与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包括性本能、、行为、心境、理念的被压抑,通过审美获得解放与宣泄,达到心意的满足与愉悦;最高层次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个生命与存在的全部投入。同样,对于娱乐的理解也应该分层,即有浅表层面的感官娱乐,也有内核层面的精神娱乐。

就电视娱乐节目形态而言,感官娱乐与精神娱乐之间、审美与思想价值之间,并非对立的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共生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观众在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过程中,娱乐实际上来自于身心两个方面的同时满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造成某种遗憾,都会影响娱乐效果的充分获得。

二、娱乐化

“娱乐化”与“娱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化”――加上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娱乐化’就是指某件事物(一般原先不带有娱乐性特点,或具有与娱乐性相反的特性)在经历一些变化后带上了娱乐性的特点,从而使人变得快乐;或是原本一件严肃的事情经过一个变化过程如今成了一件快乐有趣的活动。”[19]

娱乐化正在成为当今一种引人注目的电视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就是以娱乐的精神、娱乐的视角、娱乐的方式来策划与制作电视节目,实现人们的视觉愉悦与情感诉求。具体而言,不仅电视娱乐节目形态族群诸形态强化了娱乐元素,而且以严肃性见长的新闻节目、法制节目、纪录片等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族群诸形态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娱乐元素。“娱乐元素成为这些节目不可或缺的内容,可视性、互动性、故事性和悬念性,成为它们追求的目标。”[20]

[4]《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5页。

[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6]阎玉主编,何大中、赵水福、白谦诚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7]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8]欧阳宏生主编,朱天、蔡尚伟、彭逸林、赵志刚副主编:《广播电视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9][美]詹宁斯・布赖恩特、苏姗・汤普森:《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10]沈国芳:《观念与范示――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1]孙宝国:《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12]桑哗:《娱乐新世纪》,载《新周刊》2000年第3期。

[13][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4]参见张志君:《创新精神・平常心态・平等关怀――世界各国电视娱乐节目整体扫描及对中国同行的启示》,载《当代电视》2000年第4期。

[15][美]保罗・M・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16][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7][英]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8][美]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黄光传、郑盛华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9]张爱凤、李钧:《“电视娱乐化批判”之批判》,载《电视研究》2009年第1期。

[20]胡智锋:《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1]参见孙宝国:《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22]孙宝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发展走向》,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编:《新闻传播学前沿2007-2008》,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3]参见王小嘉:《假日法制节目的娱乐化探索》,载《中国电视》2006年第4期。

[24]李海丽:《纪录片娱乐化初探》,载《山东视听》2006年第1期。

[25]吕鹏在《从看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新方向》(载《电视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健康的娱乐是不放弃基本道德要求的娱乐,是能够产生审美价值和审美愉悦的娱乐,同时更应该是能够引导社会和谐的娱乐。”对此种表述,笔者深以为然。

[26]冯晨:《在坚持中发展 在运用中创新――纪念同志发表55周年》,载冯晨:《子夜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7]中国电视节目榜组委会编著:《中国电视红皮书:2001》,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篇（4）

人类的身体装饰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参与的基本层面，在装饰方面风格与喜好的变化常常被描述为“时尚”。什么是时尚？按照西美尔的说法：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但同时又满足对差异性、变化性、个性化的要求。但其实时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纯美学的概念，它是一连串工业、经济、文化同时也是美学活动的结果。因而，时尚不能只当作美学现象来对待，还应当作一种经济文化现象来认知。如今，时尚的发展逐渐以“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为时尚趋势，女性身体从妆容、服饰甚至身材，都全部纳入到时尚规范的领域。正如西美尔所说，“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中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

1 消费社会中身体时尚的建构和运行

时尚趋势和消费时代的相遇无疑是经济领域的福音，它们对于女性而言最直接的契合点就在于：当女性身体作为时尚活动的消费主体时，它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品。在消费社会中，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对构成身体消费的运行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大众媒体的教育训导、时尚符号的意义功能和时尚消费的资本运作三个方面。

1.1 大众媒体的教育和训导

时尚是大众媒体的亮点，大众媒体是时尚的主要载体，二者结合使时尚观念广泛传播。当代社会中，女性的时尚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大众传媒的诱导。科恩提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痴迷于青春、健康和肉体之美的时代，优雅自然的身体是开启幸福实质的钥匙。”在大众传媒视觉文化的冲击下，女性把时尚视为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时尚机制作用下，身体成为大众传媒重要的加工原料，媒体通过制造身体偶像传播身体时尚的定义。时装模特、演艺明星等人的身体形象被媒体制造为理想造型和训导“范本”。在这样的时尚规约下，女性身体审美失去了本真，异化时尚在自觉与不觉中逐渐被建构和运行。

1.2 时尚符号的意义功能

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讲，时尚是一项蕴藏着内涵和价值取向的工程。因为“时尚场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的特定风格所具备的符号价值。符号的这种区分作用在身体消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将身体从其符号体系中排除出去，身体已经与消费、时尚、社交、休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意义无穷的能指符号。 消费时代的逻辑中，时尚是“时代精神”的指示器，只有判断出时尚的转向，才能使身体更加符合社会的标准。

以现代女性职业符号为例来说，身体消费是现代职场女性重要的自我规划，是一种寻求认同的方式。“在今天，穿着和社会认同并没有完全分离，并且穿着仍然是性别、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的符号工具。”女性身体消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职业认同中的显著因素，为了与职业变化达成一致，身体形象需要随时做出调整，不断变迁以符合时下的风尚与文化价值。

1.3 身体时尚的资本运作

鲍德里亚阐释了作为消费品的身体特征：“身体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作为整个时尚活动的中心，身体本身存在着悖论：作为消费的主体和作为消费品的主体。

西方有句名言：商品的最后阶段是形象。消费社会使身体成为卖点，而时尚反映的是身体的最新层面，审美需要和消费需要合二为一，促成了消费无所不能的神话。以风靡全球的美容整形为例，不仅网络、电视中全力打造“明星脸”与“模仿秀”的栏目，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充斥着美容整形的广告。在这里用莎士比亚当年的一句预言“上帝给了她们一张脸，她们却还要自己造一个”来形容当代社会的“美容整形”热潮最为恰当了。在女性眼中，通过现代化美容医疗技术，可以打破美丑界限。但事实上，这样所谓的标准却丧失了美的真实内涵，正如特纳所指：20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重视的是身体的表面，对身体的关注也只是对作为“物品”“符号”和“资本”象征的外在表现。

2 日常审美泛化的奇观和隐忧

消费社会的文化是身体的文化，消费社会的美学是身体的美学”。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从人的器官到人的身体，都难逃大众审美设计的捕捉，而这种过度审美化正是向当代“审美泛化”的质变。文化转向、美学转向造成了审美现象的移位，审美活动也逐渐消弭了纯艺术的界限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费瑟斯通认为，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质充满。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美”无所不在，无不显示出审美泛化的力量。随着文化与经济的进一步结合， 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催生了繁多的文化想像、娱乐形式和生活方式。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曾悲观地预言， 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将使它们失去昔日的“灵韵”。标准化的身体设计和“机械”制作工艺，使身体变成了被不断复制、拼贴的产物。

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也提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他认为当代社会经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审美化过程，但是他同时也提醒到：用这种粗滥的形式表现最肤浅的艺术成分的美，失去了其真实感人的内涵，不过是浅薄的滑稽。

如今，这种过度审美化的实质不过是满足消费需求和欲望的泛滥复制，导致艺术枯竭和个性丧失，而这种泛化现象说到底这是一种虚假的审美泡沫和幻象，在新鲜感散失后剩下的只有感观的麻木和审美的疲劳，最终使人们陷入审美迷失的泥潭和精神空洞的罗网。

3 结语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日常审美泛化的本质依旧是商业性的世俗文化。在对时尚的追逐中，对身体的执着改造使得身体被分割、被异化。虽然身体时尚离不开大众文化的娱乐要求，但仅仅有娱乐是不够的。时尚只有与文化的根本和内涵相结合，才富有真正的价值。因而，以身体为中心的当代时尚的审美化研究，要真正从身体出发，挖掘身体审美化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1][英]阿雷德・鲍尔德温、布莱恩・郎赫斯特等著. 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和磊等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79

[2][3]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2，86

[4]陶东风编译.文艺美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65

[5][英]克里斯・西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3

[6][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上海：三联书店 ，1998：9

[7][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9，99

[8]陶东风.消费文化中的身体[J].贵州社会科学，2007（11）.

篇（5）

基于此，对于当代审美文化学的理论建构来说，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资源利用方面，显然都需要坚定地立足当代文化实践活动，积极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审美文化资源（包括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思想和当代审美文化经验），同时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开放态势，在中西互动、古今融合的基础上，通过与“他者”的平等对话，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立足当下中国文化现实的批判意识———着力阐释当下中国审美文化实践及其内在矛盾而造成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持守一种建设性的文化批判立场，这既是审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然也就成为《导论》作者集中论述的思想主旨。

进入消费社会的今天，历史的丰富与现实的浮躁一一呈现。面临“文化”被泛用，审美成为符号的现实尴尬，审美文化自身话语的呈现往往更显窘迫甚或短板。特别是，当“审美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事象，其中真正深刻的价值理想便显得弥足珍贵。如果说，审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空转折中彰显了不同的时代症候，那么，《导论》之于审美文化理论建构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放眼历史的整体意识，则成就了它的又一个鲜明特色。该书从历史演进角度，明确提出了“审美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这一审美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同时分析、指证了审美文化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性体系的基本进程。在这一基本进程中，前现代的审美文化处于未分化状态，现代审美文化走向了分化，后现代审美文化则显示了“去分化”的趋势。按照《导论》的看法，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未分化—分化—去分化”的三段论模式，而当代审美文化则体现了不同以往的价值普适性、宽泛性和弥漫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征恰与后现论所主张的去中心、去边界、去分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因而《导论》作者便由此归结“当代审美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去分化文化”。可以相信，这种建立在正本清源基础上的理论主张，既是符合审美文化历史发展逻辑的，又是切合当下审美文化实践及其现实的一种思想论断。这种学理创新不仅丰富了当下的审美文化研究，也让我们对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入的理性认知。

既然当代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文化，它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祛除了此前各个文化领域划界自治的思维定式，展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维度，那么认真考察审美文化与政治、宗教、道德、经济等的相互关系，就是人们考察审美文化历史进程时不能回避的问题。其如《导论》所揭示的，当代审美文化在穿透、弥平、融通的意义上达到了更高的总体性，达成了审美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去分化。同时，资本、科技、政治、传媒等因素也全面渗透进当代审美文化实践及其具体现象之中，乘着审美文化的快车大行其道。由此，当代审美文化成为今日美学研究的重心，不仅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循着《导论》的理论阐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后现代精神特质与审美文化的历史性遇合，将为当今美学研究的发展开垦出更肥沃的领地。

篇（6）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对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的巨大变革,对中国传媒事业进步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局限性日益显露:在传媒的改革实践中,一方面,“事业”的身份要求作为一种传媒体制,规定传媒作为社会事业必须忠实地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既准确传达政府的声音又如实反映公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化管理”的机制也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了进来,在引导媒体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又牵制着媒体新闻传播的走向,或多或少消解着传媒事业的社会服务职能。“企业化”的负面影响是:市民化媒体以市场为指向,在宣传与市场两个价值体系之间打“球”,盲目追求市场影响力,而并不怎么考虑传媒的社会责任;党报、党台面对市民化媒体的市场扩展,或者在坚守原有的价值体系时一步一步收缩着自己既有的影响空间,或者也开始模仿市民化媒体的报道方式,衍生出一种既关注公共服务又关注市场利益的矛盾的新闻价值观,逐渐失去其对原有受众的强大影响力,也没有获得新的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传媒听任或刻意追求新闻黄色化、娱乐化(当然,在这两类媒体中表现出的程度不一),使得新闻传播活动的品质每况愈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呼声。不仅如此,有学者还认为:“专业主义的议题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出现绝不是研究者们在象牙塔内的遐思,而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他们“由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正在如何被建构。”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这种建构通过三类微观机制展开,即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而发生的权力行使,以及组织、行业、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一建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与改革相剥离的过程。”[1]

这种“正在建构”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当然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也不同于以前的党报新闻话语。尽管对话语实践的考察给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闻专业主义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做到管中窥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它有怎样的内在结构?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本文把大众传媒放入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大众传媒本来就处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从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透视社会传播结构中隐含的某些内在规律,并从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角度切入,考察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本文认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传媒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厘清社会结构中的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合适样貌,对于思考如何深化传媒的体制改革的议题、促进传媒的进一步改革十分重要。

一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约翰•杜威这样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杜威认为,“‘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联系而已。人们凭借它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共识需要传播。”[2]

不但如此。传播同样离不开社会。难以想象没有社会怎会有社会传播。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传媒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已经成为众多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3]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自身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它又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按照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论的观点,“社会指的是一种相对自足的集体,其成员可以完全居住在社会架构下,并提供足以够满足他们个人的和集体需要的东西。”[4]他以各种功能(AGIL)[5]区分出社会的四种结构或次系统,如下图。其中,“社会共有性”可用另一个词“社会共同体”来表示。而受托系统“系指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的方式,来执行模式维持和潜在功能。”[6]其中,模式维持指的是创造并维持个人动机的文化模式必须得到供给、维持并更新;潜在功能指的是系统必须能供给、维持并更新个人动机。[7]大众传媒就是一种典型的受托系统。大众传媒既“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这里的行动者是社会大众),也影响大众传媒内部的行动者(从业人员)。

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还不是最大的行动系统。他还开发出了“一般行动体系的结构”(如右图):

其中,行为有机体(behavior organism)是以适应并改变外在世界的方式来处理系统适应功能的一种行动系统。人格体系(personality system)以定义系统目标并策动资源维持目标的方式来执行目标达成的功能。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以控制体系组成元素的方式来执行整合功能。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提供能鞭策行动者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来执行潜在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一般行动体系是一种宏观系统,社会体系是一种中观系统。社会体系中的受托系统是一种微观系统。但是如果把大众传媒看成一种微观系统,社会体系中的受托系统则成为一种中观的系统,社会体系成为了一种宏观系统,一般行动体系则是一种巨大的宏观系统。

传媒系统是传递新闻和娱乐等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的受托系统。表面上看,它由大众传播者(大众传媒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采集和制作信息(讯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受众(大众或公众)。于是,循着帕森斯的思路,我们可以用AGIL来架构大众传媒系统:

这一行动结构指向的系统功能是:传播效果。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理解大众传播内在规律的社会学视域的解释框架,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主义的解释框架,仅仅能粗略描述大众传播现象,对于存在于或隐含于传媒系统中的其它真实关系未能做深入的把握。

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的时候,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为如下三个部分:私人领域(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在哈贝马斯早期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和后来“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一经济一社会”三分法,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组成的。具体来说,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团体)、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8]作为大众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大众传媒既属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又与私人领域(市场经济)、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时刻在影响着大众传媒这一“社会行动者”。

就我国的传媒而言,虽然情况略有不同,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依然在起着深层的作用。

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事业”,既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即不是政治权力的化身),也不是纯粹的民间机构(即不是公众权力的代表)。它是连接政府和民间的桥梁。它既要为社会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机构,又要作为整合社会行为的工具。或者说,它既服务于民间,也服务于政府。于是,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在处理与政府、公众的关系中行使社会服务职能。笼统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代表公众利益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公众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尽管道义上说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他们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地位。他们还分化出更多的社会阶层,有权力精英,有中间阶层,还有巨大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冲突。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必须协调各方利益。当然,政府得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同样也可以说,政府与公众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大众传媒作为沟通者,遇到利益冲突时,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于是,政治权力的作用在传媒到底是更多地为政府服务还是为公众服务时被显现出来了。另外,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国传媒实行批准制,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运行,是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向社会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政治权力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又要承担经济组织的任务。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要从市场获得经济资源。其中,市民化媒体主要从市场取得资本;党报、党台一边从市场取得资本,一边从政府获得资助(尽管这种资助越来越少)。由于传媒产业的特殊性,除了直接从受众获得报款、收视(听)费以外,按照二次售卖理论,广告的销售实际上也是售卖受众的注意力。所以我国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的大众传媒也是在处理与政府、公众的关系。而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相关规制也是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要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明证。在这里,经济权力又被显现出来。

因此,传媒的运行,是在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中的运行。这种运行结构是一种深层的隐含着的传播结构。我们可以将其架构如下:

传媒系统的这种运行结构(传播结构)可以称为大众传播的社会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我们发现:传媒系统的四种功能――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潜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传媒、政府、公众博弈三方力量的消长,会深刻影响传媒系统的功能,并使作为受托系统的传媒系统对社会产生十分复杂的作用方式,或者说,传媒系统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呈现复杂的局面。因为本文并不以这一面向为考察对象,这里不再多叙。本文要考察的是一种向内的面向:这种运行结构,是怎样影响传媒内部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和传媒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并进而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呢?

二

社会结构具有体系性。而且,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这一种社会结构(即社会体系)总是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之中,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之中的各种次结构之间总是处在不断的互动(能量交换)或运行中,并执行AGIL功能;另一方面,这一种社会结构内部也有自己的次结构,并执行AGIL功能。只有各次结构之间形成互动(能量交换),才能形成更大的社会结构。“互动产生社会结构。”这是一个被社会学者公认的准则。

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互动产生关系,关系在互动中运行。于是,互动的关系各方(各结构要素)还会形成一种新的状态:各结构要素相互建构并进而建构出新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不是被结构的,或者说处在静态的结构之中,而是被建构的。我们认为,结构本身其实也就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结构其实与社会建构主义并不矛盾:社会系统是被建构而后出现于结构之中的。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坚持社会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释。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建构。”[9]

在传媒系统的运行结构(传播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传媒之间、公众―传媒之间总是在进行着互动。两两之间其实是在相互地进行“社会地建构”。一方面,政府对传媒的建构力量强大,因为传媒要在政府规制下生存,而传媒只能对政府进言或充当下情上达的通道;并且,公众对传媒的建构力量同样强大,因为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状态下,传媒需要通过公众获得自己生存的经济资源,所以,才会有市场化的媒体极端迎合受众的需求的现象――“媚俗”的出现,也才会有一些党报在不进行迎合时出现受众丢失的现象。另一方面,传媒也能通过反映民意,即所谓形成“媒体舆论场”来或多或少影响政府的决策,但这种影响相对政府对传媒的影响而言微乎其微;传媒也能通过传递政府声音――也是用所谓“媒体舆论场”来影响公众,即进行舆论引导,达到社会整合,但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中国国情中,引导的力量看似来自于传媒,但实际来自于传媒与政府的合作。前后两次提及的“媒体舆论场”的不同内涵,显现出政府与公众在传媒中的博弈。

在政府对传媒的建构中,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传媒甘心被政府“收编”。[10]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难以用“收编”来简单概括政府与传媒的关系。中国的传媒,要么是党的媒体,像《人民日报》等党报;要么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像《工人日报》等。即便是市民化的媒体,也都承担着新闻宣传的任务。中国不存在体制外的媒体。所以,中国传媒与其说被“收编”,不如说是政府的帮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政府不仅仅向传媒支付政治资源,有时还附带有经济回报(如对党报、党台的拨款,以及免税、减税政策)。

然而,随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进程的推进,在公众对传媒的建构中,因为公众力量强大,有些传媒甘心被公众“买获”,公众――受众是作为“市场”(通过付费和阅听广告)而进行“买获”的。

于是,中国便出现了“作为喉舌的媒体”与 “作为市场的媒体”的身份的分裂。“作为喉舌的媒体”为政治经济利益以政府的口吻向公众发言;“作为市场的媒体”为经济利益以公众的趣味向公众献媚。媒体便不再成为自为的媒体。媒体的悖论由此显现出来!因为,现代媒体从诞生开始便体现了言论自由的追求,言论自由是媒体存在的根基,或者说,媒体的独立是媒体生存的法宝。而无论是“作为喉舌的媒体”还是 “作为市场的媒体”,其独立性如何自不待言。

政府对传媒的建构和公众对传媒的建构,这两种建构的方式,不仅影响了传媒的运行,也同样都影响到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或者说在同时建构着他们的身份认同。

社会建构主义以建构性对社会建构者和人的社会建构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所谓建构性,就是指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研究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会建构物,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构着人自身。一句话,社会建构者和社会建构物之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循环。”社会建构主义还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建构的主体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即建构者是主体间性的或群体性的;第二,建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过程,更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包括合作、沟通、协商、争论、妥协、折中、共识等;第三,被建构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逻辑贯通性的真理体系,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不同建构者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利益的折射、不同目的的追求。“人社会地建构了建构物”,“建构物也在社会地建构人本身,使人具有建构物的本性。”[11]

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我们要明确的是:首先,政府的权力、公众的权力分别是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建构的;同时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也被相应权力建构着。其次,建构出来的权力建构着传媒并进而建构着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第三,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又反过来对相应权力进行建构。看起来是一种循环,其实是一种在对权力屈服基础上的“共谋”。第四,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对政府权力的建构出自一种政治想象,被建构成一种政治需要,进而形成权力;公众(个人的集合)对市场权力的建构则出自自己对媒介信息的一种需要的想象,进而建构成一种传媒使用的需要,再进而形成权力。这正印证了托马斯(W.I.Thomas)的情景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说,即“如果人们将某些情景定义为真,那么这些定义在定义造成的结局中就会变成真。”[12]

陶家俊认为: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13]不管如何对身份认同进行分类,身份认同其实是被“社会地建构”的,都具有社会性。广义地来说,身份认同就是社会身份认同。

由上可知: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还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建构的过程。这种认同,是对权力运行的默许与对权力的申请并行的过程。

三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是在反抗封建压迫中成长的。传媒独立的诉求因此成为了现代大众传媒的一种天性。为了确保新闻自由,不给人以攻击新闻自由的口实,不滥用新闻自由,经过一代代新闻人的努力,新闻专业主义在上个世纪前期逐渐成熟起来。“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14]。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表述为:“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15]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和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环境,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liberal democracy),服务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传媒。”[16]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某些先进文化因素也被引进中国。西方新闻专业领域一些有价值的理念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中国新闻改革的需要而被介绍进来,并逐渐内化成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行为。但是,“专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那么,基于新闻改革而出现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学者的相关研究显示:“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既成为‘显题’,又呈碎片和局域状态。”“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份。所谓局域呈现,可由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其次,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由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陆晔、潘忠党认为:“有志的新闻从业者可以、越来越敢于、并且可能在市场上实践自己的专业理念。”“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具有深层变革的意义。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厘清的专业主义理念。”这将是“进一步改革的最大挑战”。[17]

这样的研究结论很具有前瞻性。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和“事业”类媒体、“企业”类媒体并存的今天,传媒就真的不可以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吗?

按照第二部分的分析,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是对权力运行的默许与对权力的申请并行的过程。这样,被“社会地建构”的传媒无法直接显现出一种专业精神。但是,“社会地建构”从来都是双向的。传媒也可以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进行反向的建构。陆晔、潘忠党有“反向收编”之说,指的是“新闻实践者们也力图将宣传体制的要素吸纳到他们的实践过程和话语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话语在现实中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说服力。”[18]反向的建构,会影响到政府、公众的权力的强度。正是在这种“建构”与“反向建构”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诞生了。用系统结构来表示,如下:

简单来说,就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行的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同样可以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传媒――政府――公众的权力博弈中出现的。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我国的媒体具有两种身份。它使得传媒从单一的面对政府、向政府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层身份的矛盾之中。以报纸为例,它还分化出以宣传为目标的党报和以赢利为目标的市民报(大众化报纸)。党报在政治话语权上依然占据优势,但并无市场优势;大众化报纸已成为市场主流。进一步来看,在我国,尽管大众化报纸成为市场主流,但市场指向的急功近利使得它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已经在我国出现的话,也仅仅是一种话语而已。目前存在于我国新闻业界的“新闻专业主义”,是精英主义、专业主义的复合体,精英主义依然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这两类媒体的政府指向和公众(市场)指向,使其在建构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中分别呈现为政治精英主义和市场精英主义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近年来党报和市民报竟相争夺“主流报纸”身份的笑话!传媒的社会责任或被丢弃不顾,或被不当地表述。当前,只有新闻专业主义得以充分地发展起来,传媒才能真实地履行社会责任。

而专业主义的建构,必须依靠对媒体与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进行协调。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因为媒体、政府、公众时刻在进行着博弈:(1)公众和国家都对媒体申述着自己的要求;媒体需要同时满足公众和政府的要求。(2)公众和政府在利益上相互制约;当公众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媒体将无所适从。从媒体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分析到:(1)由于现代的媒体需要靠市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公众就是受众市场,因此,媒体――尤其是市民化的媒体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公众的需要,而不会更多地顾及到政府的利益;(2)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则会更多地考虑宣传目标的需要,不管公众是如何需要新闻信息,它总会照样传播观念信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充分地发展,社会责任也很难确保履行到位。

但是,当政府、公众、媒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并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1)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公众利益,因为传媒是一种公共空间,需要政府把从资本获得的利润那里征得的税收转化一部分用于给媒体的投资以使这一种公众利益获得确保,而这于政府实现有效的民意沟通和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也是居功莫大的;(2)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3)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

在此基础上,在传媒、政府、公众的良性互动中,或许能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专业主义,它能有助于规范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正在寻求进一步改革的中国传媒确定历史方位。果真如此,新闻学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尽管我们已经给出“怎样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型,并做出了基本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应当建构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这样的问题,笔者感到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答案需要传媒在实践中获得,还得假以时日。中国的传媒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显现的就是党报如何在现有传播体制内平衡政府和公众的利益,专业地提供新闻,并干预社会;一些市民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从事舆论监督的传播行为也显现了独特的新闻价值判断。如果要试着给出回答,对比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五条基本理念(见本部分第一段),最不同的会是第二条,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不屈服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从大局上服从于国家与公众的根本利益。”

但是,对于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完整表述,还需要进行艰巨的理论总结。

结语

回到本文“引言”提出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的结论如下。

1.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回答: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呈现。它借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呈碎片和局域状态”。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传播实践的成熟形态。

2.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回答:在传媒――政府――公众的传播结构作用下,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建构了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在改革进程中的传媒因为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中,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实行了反向的建构,进而建构出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3.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回答:中国当然需要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创造的共同财富。在新闻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传媒,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为其引领出路。

4.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回答:在现阶段,中国并不需要完全西方化的新闻专业主义,需要的是紧密结合中国传媒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它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传播体制内的新闻专业主义。迅速超越既有的传播体制,只会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空中楼阁。也许在未来,当传播体制衍变为真正的新闻传播体制的时候,它会建构为一种不同的样式。

注释:

[1]陆晔、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2年第4期.

[2]Dewey, John(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 5-6.转引自:张咏华.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3]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从其深厚的社会学学科背景出发,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秉承社会学重视社区和社会结构研究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研究的传统。1976年,他和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梅尔文•德福勒在论文《大众传媒效果的依赖模式》(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试图从媒介-受众-社会的关系中去寻找对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力的解释。近年来,她又针对网络化时代的传媒现实和社会现实而围绕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展开了大型实证研究。参见张咏华.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4][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73.

[5]帕森斯认为:所有系统都有四种功能: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潜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参见[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67-69.

[6][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74.

[7][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69.

[8]高峰.社会结构分化与当代社会学取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P37-42.

[9]Robert Audi(edited)(199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55. 转引自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P49.

[10]“所谓‘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权力中心将‘异类’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和常规化(routinized),并以此将之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虽然‘收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毕竟与‘强制’不同。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参见陆晔、潘忠党. 同注1.

[11]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P51-54.

[12][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50.

[1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 外国文学[J]. 2004年第2期,P37-44.

[14]陆晔、潘忠党. 同注1.

[1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32.

篇（7）

指导老师：杨铮

前言

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特别是电子媒介（如电视）和互动媒介（如互联网）的出现，使我们生存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打上“娱乐”的烙印。娱乐已经不是人们在工作之余的闲暇，它已经渗透到大众传媒时代的每一个角落。电视新闻娱乐化，是指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娱乐性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不仅表现在新闻节目受到挤压，而且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元素越来越多，连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

1 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表现形式

1.1 内容上的娱乐化——硬新闻软化或是偏重软新闻

美国学者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其中之一就是“提供娱乐”。大众传播中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要求传播的内容都是务实的，有些内容并不真实，但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等。提供娱乐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内容占其传播的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电视新闻娱乐化、节目主持人明星化等现象表明娱乐已成为时下电视媒体中的一种时尚。在全民狂欢的大众传媒时代，电视作为主流媒体，在民生新闻节目或部分硬新闻等的传播形式上挖掘一些“娱乐”元素，使新闻更加吸引观众的注意本无可厚非。然而，在政治新闻或重大事件中，把名人趣事、花边新闻等作为不可或缺的主要题材，甚至把灾害事件的不幸进行娱乐化的处理，这种新闻传播内容的选择倾向实不可取。

1.2 表达方式上的娱乐化

1.2.1   新闻采写的故事性

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将新闻尽可能故事化。一批“基于事实”加上许多“合理想象”的杂志性新闻节目纷纷出笼。像山东电视台的《新聊斋》、《新闻女生组》、《新故事客栈》、《快书故事》等等，主持人用一些真实新闻加上道听途说编成故事来吸引观众。这些新闻节目使得新闻、实录类节目和娱乐性节目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1.2.2   传媒技术的多样化

电视的视听双通道极富感染力的优势，多样化的电视符号和表现理念的更新，为电视新闻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原生态的生活，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可行性。目前比较常用的有现场同期声、真实电影、特技和真实再现等。它们突破了电视表现力的局限，克服了它很难表现过去时态和抽象内容的缺点，将视觉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为观众省去了把抽象语言转化成具体形象的过程。但是，传媒技术的过度使用却使广大受众迷失在新闻的“本真真实”与“再现真实”之间。

1.2.3   主持风格的平民化

在电视新闻节目的内容选择上，主持人大多以大众的需要为基础，以平民的视角去选择节目内容，用一种普通平民的视角去聊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尽可能用朴实化的语言去报道平新闻。比如：山东电视台的《民生直通车》就是使用平民化的视角关注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这种表现方式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获得专业新闻工作者的采纳。

2 电视新闻娱乐化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彼得·凯恩指出：那些过于注重娱乐性的新闻几乎注定会导致歪曲事实和产生误导。那些冒充新闻的娱乐产品更为阴毒，因为它们玷污了真正的新闻。对于电视新闻来说，新闻真实性是生命，也是不可突破的防线，新闻和娱乐的融合虽给观众带来了很多乐趣，也对创新新闻报道理念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我们在享受娱乐化带来的快乐时，也应认识到它的弊病。新闻再现的故事化叙述模式，模糊了“事实性真实”的界限，通过技术的多样化使“再现真实”与新闻“本真真实”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电视新闻工作者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软新闻或是将硬新闻软化。有些电视节目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不问新闻的真实性，只求震撼力，或者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挖掘别人的隐私，这都违背了新闻的本质与价值。

不管“娱乐致死”的预言会不会成为现实，电视新闻媒介都应该控制媒介的娱乐化倾向，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如果超出了，就会走向反面。只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电视新闻节目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功能，不但使文化遗传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使文化得以增值。

3 电视新闻娱乐化与新闻真实性的平衡之道

3.1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面对电视新闻娱乐化浪潮，在电视新闻媒介受利益驱动，行业自律还未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加大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政策，防范和抑制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确保电视新闻工作者从党和政府工作的大局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电视新闻娱乐化与新闻真实性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度。

3.2 电视新闻从业者提高自身素质

     对于电视新闻日益被娱乐化，电视新闻从业者要提高自己素质，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守媒体道德底线，不仅要“他律”而且要“自律”，双管齐下把新闻娱乐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新闻的真实性。

3.3 电视新闻观众进行有效的监督

     电视新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人们决策、参考的重大依据，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会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到受众的利益。所以，电视新闻观众具有监督新闻媒体及其内部成员行为的权利，实现电视媒体的良性发展。

    新闻再现的故事化叙述模式，模糊了“事实性真实”的界限，通过技术的多样化使“再现真实”与新闻“本真真实”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电视新闻工作者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软新闻或是将硬新闻软化。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新闻娱乐化正在渐渐蚕食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泯灭掉新闻工作者的自律与良知。在未来一段时间，新闻娱乐化与新闻真实性之间的博弈还将继续上演，尽管新闻娱乐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发展需要，但对于电视新闻来说，新闻真实性是生命，也是不可突破的防线。

参考文献

[1] 波兹曼. 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99-121.

[2] 林晖. 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

篇（8）

一、引言

网络信息建设就是让信息资源与网络最优化地结合，使信息资源从分散化向网络化转变，达到信息服务的整体功能，实现资源共享，获得规模效益。网络资源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的因素很多：财力、物力、人力；设备与技术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资源的归类与筛选等等。但大体可归类为网络建设和信息资源建设，两者相互依托，本文主要探讨其信息资源建设问题。具体操作上，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级，第一级是网站建设，第二级为组成网站的各网页或数据的制作。

网络受众作为网络资源的直接承受者，其群体特征及发生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网络资源的建设，它是网络资源建设的目标群体，是资源建设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因传播方式不同，决定了其整体的特征不同于传统媒体受众的特征。因此，网络资源建设有其自己的模式和特征。

二、网络传播特征：从受众到网众

1948年，传播学者拉斯维尔于《传播的社会职能和结构》中提出著名的5W模式，即：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给谁（接受者）―效果如何（效果）。这一模式揭示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和一般规律，多年来一直被奉为传播学理论的经典。

然而，网络作为新传播方式的出现，冲击了传统传播理论和实践。网络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全时性、海量性和互动性。即网络信息不受时间限制，以数据库方式储存的内容容量很大，而网络信息的受众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网络信息建设。网络这些传播特性否定了传统传播“你输我灌”的模式。使受众，即信息的接受者成为整个信息传播的中心。

以动态信息为例，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控制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中，你写什么，他们就只能读什么；你讲什么，他们就只能听什么；你播什么，他们就只能看什么。受众只能在媒介每天为他们“设置”的有限“议程”或“菜单”中，进行有限的挑选，只能成年累月地倾听大众传媒“一言堂”，然而智能化的电脑可以在收视过程中“学会”每位观众的收视习惯、兴趣和爱好，可以代替观众搜寻、汇集观众感兴趣的节目，还可以跳过观众望而生厌的广告节目，并将挑选出来的节目编排、整理，按照观众的收视重点、收视习惯、收视时间，形成观众每天的独特收视频道、收视节目单。受众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获取信息。

其次，受众将与信息者一样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方便地信息互联网络、多媒体等新技术使得受众可以通过网络像信息工作者一样容易地、直接地获得新闻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即通过网络或是直接获得目击者对新闻事件的现场录像、录音、摄影等原始纪录材料，或是获得对新闻事件当事人有关意见、态度的直接采访。对新闻事件第一手材料的获得、占有和解释将不再是信息工作者的独家专利，而成为受众与信息工作者共享的资源。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公众都可以依据全社会共享的第一手材料对新闻事件做出自己的报道、解释与评论。

三、络资源建设的原则：以受众为中心

网上信息资源的建设除应遵循传统条件下的实用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特色化原则外，还必须遵循共享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即如何挖掘信息资源及以何种方式组合，都得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受众是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指挥棒”。

首先，网络受众群体结构及其需求分析成为构建网络资源时必须率先考虑的问题。一份统计报告显示网络时代网络受众群体的总特征是：信息需求量大，年龄小，教育程度高，收入多，以男性和白领为主，这只是初步的概括。目前，媒体对受众的分析只是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空间展开，把受众看成是一个大的统一整体，以社会规范和社会公德为划分，取人生需求作为公众的兴趣来限定传播的内容，存在诸多的不足。

这种情况下，哪个网站能抓准受众群体及其需求的基础上，挖掘、组合信息资源，就能在网络媒体市场上开拓出一片天地，yahoo搜索网站成功即为典范。

其次，网络资源建设要多层次开拓信息资源，拓宽资源的渠道，并有所创新。即从信息资源的范围上要充分发掘有效资源，开拓信息渠道，建立信息网络数据库，加速信息流动，从信息资源的内涵上要不断重组和加工信息本身，开发创新型的信息。一方面，利用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是必经之路，包括使用图书、杂志、报纸、音像制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图书、档案、博物馆和文物机构的文档等，还包括提供网络服务和中介的信息；另一方面，网络应集中本地区的信息资源乃至与整个网络上的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帮助用户搜寻和利用整个网络信息资源，形成一个以用户需求为目的，以整个社会信息环境为背景，搜寻、选择、连接、利用合适的信息资源和服务的虚拟信息系统。

再次，网络需要拥有海量信息的特点，满足受众深层次的信息需求。以动态信息为例，在信息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们对信息的要求和接受是全面的、立体的、完整的，不满足于破碎的、片面的信息，更不满足于“一边倒”的、武断的信息。网络在这方面可发挥“媒体之媒体”功能，因在当前情况下，除了依托传统媒体而建的，一般不承认网站有采访权，但网站可以充分利用其能容纳海量信息的优势，利用多家媒体提供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比如制作相关链接、新闻组等，将各媒体报道事态及观点传播给受众。而且手中还可以通过网上论坛的方式，及时了解社会对新闻事件的反馈，达到真正了解事态动向的目的。

四、注重网络编排和营销：吸引受众眼球

据统计，因特网每天一千亿件以上的新信息，全网站点超过2.5亿个。信息资源的数量发展迅速，更新周期短。因此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是网站生命线。这方面则要靠对网络的精心编排及恰当的营销策略。

首先，设计视觉冲击力强大的首页。受众对信息的接触是通过，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内容全面的首页将带给受众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首页在文字字体、图片图形和颜色设计上应力求醒目，并运用造型要素及形式要素，把构思和计划以视觉形式表达出来。

其次，在网上建立与受众之间互动的纽带。对于信息工作者而言，网络不应该仅仅成为其信息和广告的渠道，更主要的是通过该渠道服务于受众，获取受众对信息和服务的反馈，并通过这些沟通建立受众和网络之间紧密的联系纽带。这方面主要可以利用电子BBS、新闻组和电子邮件提供在线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重视双方交互的内容，并以此因势利导。

参考文献：

篇（9）

当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有着突出的二元结构特点，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媒介市场的这种“二元”结构更典型。由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收入高，文化传播机构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城市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媒介关注的焦点和传播的主要市场；而对于占全国人口比例56%的农村，媒介无论是在覆盖率和传播内容上，其成了“弱势”群体。

我们在思考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水平不高、媒体入户率低等诸因素的同时，也应当检视“二元”媒介市场结构下媒体在利益因素下的不作为，还有广大农民受众对自身“被放逐”身份的不自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以寻求解决的路径。

一、农村信息传播现状

以2000－2005年《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以及《新闻记者》这四家新闻学术刊物为参照，它们关于传媒三农报道的研究内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观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村信息传播问题的关注。

下表中所列数据为这些年所发表文章总数（不包括不署名文章，比如预告、简讯、传媒链接等）与涉及农村信息传播的研究文章之比[1]：

显然，无论是《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记者》这样的新闻业界的刊物，还是《新闻大学》这样的学院派刊物，对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处在零星而分散的状态。这与传媒运作的现实状况也是相吻合的。

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张海涛副局长2005年4月3日在全国广播电视服务“三农”高层论坛上讲话时公布的数据，全国城市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100%，有线电视基本普及（用户数1.15亿），城市居民能看到30套左右的电视节目；而广大农村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只有92.4%和94.3%，7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能通过无线方式接收广播电视节目，节目套数很少，通常只有2-3套。

广播的历史较悠久，本应可在农村大行其道，但现实情况亦不容乐观。到2003年底，我国共开办广播节目1800多套，电视节目2200多套，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的电视台只有吉林、山东两家，广播也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有4%[2]。广播内容的“去农村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音乐、购物、医药、体育等离农村现实生活较远的节目占据了广播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调查显示，“几乎每天听”和“每周有几次听”广播的受众均仅为5.6％，在农村受众接触媒体频率中，排在了电视、书籍、报纸、杂志之后的第五位[3]。

报纸，在发行成本、读者兴趣、广告市场等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原来以农村发行量为主的报纸多数也在逐步退出农村市场，迅速向城市集中，更使得农民几乎“无报可读”。在一项调查中，“几乎每天”都读报纸的受众仅10.4％，平均每天仅9.5分钟[4]。农村有的地区读报活动，已经排在了看电视、串门聊天、走亲访友、体育锻炼、读书等闲暇时活动之后[5]。

至于宽带Internet网络，绝大部分农村还是空白，与城市还不具备可比性[6]。据CNNIC的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乡村网民数量只是城市网民数量的1/5，普及率仅是城市网民普及率的1/6[7]。

如果说在覆盖和接收上的城乡失衡还只是中国媒介产业市场“二元”化的一个侧面，那么从频道和节目内容的构成上来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例如2005年全国的电视剧题材规划：第一批批准立项的304部8136集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中，农村题材只有23部392集，分别占7.5%和4.8%；第二批到第四批比例也不高[8]。

二、农村信息传播缺失原因探析

目前，中国农村的大众传播事业尚不发达，存在诸多原因，具体如下：

1、经济制约

2002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低于63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927万，人均收入低于872元的农村人口有6102万。两者合计，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有9029万，其中西部12省区就有5535万，占61.3％[9]。

此外，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尤其是文化消费类公共物品。统计显示，2004年，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中，对城市的投入占73.5%，高出对农村的投入47个百分点；而人口占全国人口70%强的广大农村地区，仅获得投入的26.5%[10]。

由于贫困和投入不足，使得农村居民普遍信息消费能力较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为235.68元/人，仅占总消费的12.13%，其中大部分还是教育等刚性消费支出，而文化娱乐类支出不到100元，用于信息类的消费支出就更是微乎其微[11]。

2、媒体忽视农民

按照传媒吸聚受众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大众化传媒和主流传媒。主流传媒就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也就是以质取胜的传媒[12]。而主流媒体一个重要的参照就是主流受众。所谓主流受众是指：掌握消费的话语权（他们的消费能力较强）；掌握管理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们握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权力）；掌握知识话语权（他们属于文化精英类，至少接近这个社会阶层）；掌握时尚话语权的媒体受众[13]。在这样的标准下，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不是农民。

农民受众在大众媒体中地位如何？《北京青年报》曾以《读你》为标题亮出了自己的“标准读者像”：他（她）是一位36岁左右较为成熟的年轻人，拥有高中或大专以上的学历，供职于政府机关、科教文卫单位或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专业人士或“白领人士”，他（她）是拥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消费投资决策能力的、对于流行时尚敏感的、享有最多的高档和豪华生活用品的城市人[14]。上海的新生代报纸，也纷纷争夺收入较高的“白领”和有预期消费能力的学生群体[15]。可见，农民受众也被排除在了大众媒介之外。

3、利益的诱惑

媒体组织的经济收益决定着媒体的价值取向。市场理论指导下的媒体要经过两次售卖，而版面、频道、频率等资源的售卖又是维持和发展媒体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媒介拥有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媒体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有广告市场的支撑。广告主在投放广告时，除了考虑发行量、视听率之外，媒体的受众构成和商品的目标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重点考虑的[16]。媒体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把眼睛紧盯在广告商身上，尽量报道能引起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农村地区商品经济相对落后，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忽视农村。

再加之农村地域广大，居民分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大众传播媒介要到农村采集信息，制成节目，需要比城市更高的经济成本，也促使大众传播媒介忽视农村。

4、被“放逐”后的不自觉

被主流媒体和大众媒体“歧视”的农民受众自身并没有引起重视，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民群体有意无意的被置放在社会注意力的边缘地带，由于获取信息量不均等而产生知识鸿沟。农民的精神意识形态和文明素质的发育明显滞后于城市居民。

其次，农村消息闭塞，大多数人安于现状。即使他们有接触外界的机会，也会由于缺乏相应的意识而放弃。

三、农村信息传播落后的对策

1、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1）发挥引导作用

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由执政党意志转变成国家发展战略。

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化的传播将一些重要信息直接传递给农民；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如果政府设置农村传播奖励制度，或者给予优秀选题资助，予以专业媒体政策优惠等办法，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推动农村传播事业的发展。

（2）发挥扶持作用

鉴于农村相对落后的客观条件，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从政策上推动传媒进军农村的步伐。“农村传媒设施的建设是个投入高、周期长、回报低的工程，光靠媒体自身很难完成，政府要从宏观角度认识改善农村传播状况、提高农村传播效果对于发展‘三农’的重要性，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媒体给予政策倾斜。”[17]

2、媒体发挥建设作用

在新农村建设的语境下，媒介理所当然在营造舆论氛围和提供精神动力方面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媒体不能仅从事一般的沟通消息，而是要为改变农村落后的观念意识提供理性力量。

3、农民受众积极参与

农民只有在提高媒介素养的前提下，才能很好的参与传播过程。现在的农民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评判、批评和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较低，也就是媒介素养不够。当农民拥有对自身的身份处境高度自觉时，他们才会有改变的愿望，最终才会有行动的意向。■

注释

[1]陈力丹 陈俊妮. 论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J].当代传播 ,2006，（3）.

[2]张振华.对农广播电视建言[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5）.

[3]赖浩锋.农村传媒生态失衡研究[J].当代传播 ,2005，（1）.

[4]王玲宁 张国良.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J].新闻记者,2003，（11）.

[5]姚君喜.西部贫困地区电视文化发展调查――以甘肃为研究个案[J].新闻界,2005，（1）.

[6]徐景华.由疏离到和谐---媒体与农民关系之现状及解决.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省略）2004.4.10.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6年1月17日.

[8]陆地. 2006：中国电视产业大解码――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 任福耀 王洪瑞.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P1-5.

[10]李建军.2004年中国文化发展概述[C].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147-160.

[11]胡书东. 我国文化产业的需求面分析[C].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345-355.

[12]喻国明《一个主流媒体的范本――读后.传媒学术网http:\\省略.

[13]陈力丹.关于传媒发展和经营的一些宏观认识问题[J].新闻界，2003，（1）.

[14]周鸿铎.区域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P125.

[15]谢咏才 李红艳.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P78.

[16]尹敬媛 焦德武.信息狂欢时代的落寞――农村信息传播缺位思考[J].新闻知识，2005.

[17]刘仁圣, 赖浩峰. 农村传媒生态失衡现状与对策――“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J]. 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5,(2).

参考文献

[1]陈力丹.《关于传媒发展和经营的一些宏观认识问题》《谈谈媒体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报道选题》

[2]陈先元《大众传媒素养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篇（10）

高了，在广大网民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才能吸引更多的网民参与这家媒体的信息选择与传播。可是要想让广大网民认可你，提升网民对自身的认知度，就需要媒体的自律，即传播者的自我把关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如何提高网络新闻把关人的自我把关意识

要提高网络媒体自律意识，就要从提高把关人的自我把关意识开始。网络信息把关人应从以下几方面提高自我把关意识：

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媒体工作人员做好工作的先决前提。网民在保证信息准确、坚持个人原则的基础上，还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担起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不传播的同时也监督别人不传播错误的信息和对社会或其他人造成恶劣影响的言论。

努力学习提高自己。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媒体从业人员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就必须努力学习，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紧跟新闻信息传播的发展。

披露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媒体工作人员站在时展的前沿，是社会发展的瞭望者与观察者。媒体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披露出来，并呼吁大家对矛盾的解决提供建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受众参与社会言论的程度日益提高，受众通过网络来参与重大事件的讨论更加广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信息的传播者其实也是社会的观察者、监督者，在传统媒体新闻记者没有触及的地方，发生的大小事件，都可能被网络受众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络受众分享讨论。

转贴于

维护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新闻工作重要的原则是真实性原则，媒体不仅进行舆论监督，还要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如果媒体传播的都是不真实的信息，那么这个社会到处充斥着虚假的信息，将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恶劣的影响。在大众传媒业发展至今，新闻的真实性更加重要。网络信息把关人在创造、整理和编写新闻性信息材料时，真实性仍然是第一标准，只有客观公正地传播真实的事件，才能维护网络环境的良好秩序。

总之，要提高网络新闻把关人的自我把关意识，除了网络信息传播者自身的自律外，还需要有他律与之相互配合，例如，加强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建设、提高网络技术水平等。

注释：

①屠忠俊、吴廷俊：《网络新闻传播导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篇（11）

一、新闻在职教育系统

俄罗斯高校新闻在职教育主要依托新闻夜校进行。

根据俄联邦教育部和俄联邦电视广播出版部于1994年3月联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高等新闻教育有全日制教育、在职教育两种形式。其中，后者主要是依靠夜校教育来实现的。在俄罗斯高校中，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同时设置双轨教育模式。一种是上述的全日制教育，另一种是夜校教育。夜校在行政上一般隶属于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统一管理。

在职教育学年为36周，本科学历5年，硕士学历3年，博士学历4年―5年。每年9月1日开学，在职学生可带薪学习，年龄大小不一。学生完成所有课程考试后，可以和全日制学生一样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一旦通过答辩，获得相同等级的学位证书。

据俄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俄罗斯新闻夜校在读学生包括非新闻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媒体兼职人员、媒体失业人员、新闻爱好者、在读全日制学生、待业青年等。

新闻夜校一部分课程被安排在晚上，一部分被安排于周末，也有的被调整到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每周平均授课时间在20小时左右。

夜校教育一般为自费教育，但是学费往往比较低廉。对于那些失业者和待业者来说，要想免费接受夜校教育，可以向夜校开办者递交申请。只要理由充分、证明合理，都能得到允许。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俄罗斯著名新闻理论家戈拉别里尼格夫博士认为，“与全日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相比，在职学生更容易干出成果。这是因为在职学生已经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他们来接受继续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想系统地学习和补充新闻理论知识。”

俄新闻教育学家巴库列夫教授在其专著《新闻人为何接受再教育》一书导论中指出，“实践经验说明，一位称职的记者不仅仅需要掌握新闻知识，还需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如何去获得各种专业知识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博览群书，广泛学习。”巴库列夫教授认为，一名记者不一定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当记者之前，他学的可能是医学、工学，或者是经济学，或者是文学，或者是其他什么学科。不管他学的是什么专业，如果他不掌握新闻学理论，不懂得新闻采访与写作技巧，他是不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的。对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需要通过再教育全面掌握采、编、发、播技术，提高稿件制作、节目制作、报刊出版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俄罗斯高校新闻夜校从实用立场出发，有选择地设置专业课程。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新闻系主任Барабаш博士认为，新闻界把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予以设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校把两个专业所开设的课程完全独立设置是不应该的。因为传播等同于新闻的运动，新闻等同于传播的材料。传播的核心是新闻，如果传播脱离了新闻，传播将无法进行。所以两者必须达到有机的统一，才能产生社会效果。如果在高教阶段就把专业界限明确区分设置，会造成学生的专业知识面过窄，降低就业竞争力。

俄罗斯高校新闻夜校所开设的专业与全日制教育所设置的专业大致相当，一般有新闻学、报刊、广电、广告、新闻摄影等专业。但是，夜校专业所开设的课程却更加实用。其中新闻学、报刊、广电等专业所开设的本科9门核心课程是一样的。在核心课程之外才单独开设了4门―6门专业课程。其他为所属专业的选修课，4年内大约有15门左右的选修课。

夜校本科第一年的专业课程主要围绕报刊来设置。其中开设新闻理论、新闻采访与写作、报刊编辑等核心课程。第二年的专业课程主要围绕广播电视来设置。其中开设广电采访、编辑、配音、播发技术，设备使用及维护等课程。第三年的专业课程主要围绕摄影和广告设计来设置。其中开设摄影、制片、广告策划、广告设计、媒体管理等课程。第四年的专业课程主要是围绕综合使用上述各学科理论和技术来设置。第五年一般是学生实习和撰写毕业论文，准备毕业考试的时间。

为了扩展夜校学生的知识面，新闻夜校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进行课程选修。这些课程完全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爱好和发展方向去进行选择。每个专业对自选课程没有硬性规定。

如果说夜校本科生教育强调的是培养动手能力，那么，夜校在培养硕士研究生方面侧重于培养其理论研究能力。新闻理论、大众传播、报刊语言等专业的硕士教育所开设的核心专业课程7门-9门。另外，还有2门-4门专业必修课和其它大约16门选修课。

三、课程考试强调学以致用

俄新闻夜校一堂课时间为90分钟。在课堂上，教师强调学生动手为主。为此，他们通常把90分钟的时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教师授课时间，一部分是师生讨论时间，一部分是学生讲课或者回答问题时间。为了实现这种时间分配，教师在上课时往往要布置课下作业。在下次的课堂上，教师首先要求学生们讲解作业，随后大家对所关心的课程内容展开讨论，教师在大讨论中完成新课讲授。下课之前，教师再布置课下作业，一个学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

这种师生互动的程序之所以能开展起来，与小课堂是分不开的。新闻夜校的小课教室一般只有15平方米―18平方米，各班人数在10名左右，全班同学每堂课都有发言机会。

目前，俄新闻夜校各专业考试制度采用全日制教育考试制度。各科考试及格成绩分为3级：5分是优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3分以下为不及格。

不管是夜校的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他们的考试步骤基本上是一样的。即分为3个方面：一方面为平时的出勤分、一方面为书面考试分、另一方面是当面口试分。

凡是平时不好好去上课的学生，主考教师有权拒绝他参加考试。相反，对那些平时积极上课、课堂回答问题活跃的学生，在期末考试时，主考教师有权不经考试，就给他自动打5分。

书面考试一般是在课程结束前，教师让学生把该学期所学的知识用总结和摘要的形式写出来，一般篇幅在A4纸15页左右。根据摘要的质量打分。

口试相对比较繁琐。课程结束时，任课教师往往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编出一个考试题单，考题一般都有30个以上。提前1个―2个星期就交给学生课下准备。考试时，教师把这些问题打乱顺序，按每个题签3个问题写好，正面朝下，摆在主考教师的面前，由应考学生抽取。考生抽到哪个题签，就回答上面的问题。主考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内容，可以随时补充问题。学生与教师谈得越融洽，得的分数就越高。相反，那些冷场的学生往往会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