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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指标大全11篇

时间:2024-02-29 16:20:43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经济增长的指标

篇(1)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分类及指标设计的总体思想

经济增长被列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意义尤为明显。

对于经济增长概念的理解,各种说法略有差异,但主旨相同。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对率。

从绝对量来讲,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NN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范围内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总和,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与GDP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要素在国外的资本和服务的收入-国外要素在本国的资本和服务收入。国民收入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和间接税,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跃居世界第四,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大国经济地位。

从相对率来讲,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GDP的增长率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6%左右。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人力、技术与制度的组合和作用来实现的。本文援引以下公式来说明:Y=A・F(K,L)(其中,Y代表服务或者产品的产出,F代表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L代表人力,A代表技术与管理)。这就是说,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同的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组合,怎样来分析和判断各种组合的特性、合理性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了。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主要探讨不同经济增长的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路径。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一直是学界和社会上讨论的热点。通过对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应包括如下四种分类:按照经济增长的成本或要素,可以分为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结构,可以分为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体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本质,可以分为发展型经济增长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这四种含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分类虽有交叉,但其差异是明显的。当选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对各种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判定时,将会更加清楚。

目前国内对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除了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外,基本是是比较宽泛的定性研究,缺少深入的可操作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基础是需要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测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如同检测一个人的健康,首先需要有一套物理与化学的体检指标。因此,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研究的统一与规范,本文中的所有指标都必须遵循如下的原则与计算方法以及程度判断的标准:

指标设计的总体原则:

――关键原则。指标要关键。一个项目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而决定其趋势和发展动向的往往就是一小部分关键指标,因此,在指标选择时候要选择最关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简洁原则。指标不宜过多,因为过多的指标会影响对整体的判断,使得人们很难把握全局。

――多维度原则。对整个指标体系的把握要从多个维度着手,不能仅从单个方面进行分析,保证指标的全面性。

――可操作原则。指标体系中的数据需要可操作,即要使得数据能容易从统计部门得到,否则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所以,在指标的选取上,尽可能选取易得、关键的指标,并且主要将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设计方法除外)。所谓正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越趋向好的方向发展;所谓逆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的质量越趋不利。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的值的确定我们主要采用以下的公式:

正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正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逆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逆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数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在权重的确定上,主要是运用自身的经验和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必要的时候运用专家调查法来进行修正。

转变程度判断是基于对指标的分析和综合值的计算。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四种程度判断综合起来考虑,就得到了表1:

二、不同类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1.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集约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可以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来加以反应,具体为:

2.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从总量上、结构上衡量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程度。而基本建设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重测定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程度。

3.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对于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判断,可以用如下指标来衡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市场化程度判断是针对地区或中心城市,而不是针对国家,所以并没有考虑关税税率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发展型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体系设计

发展型经济增长就是消除贫困、经济增长、群体和谐、政府廉洁高效、生态环境宜人、国家经济安全、创新能力强 。它是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状态。

据此,可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概况、问题和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进而提出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著 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

[2]赵月华 李志英:《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田春生 李 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篇(2)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8-02

一、问题的实质

辽宁的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资源短缺、竞争力薄弱、成本提高等问题,客观要求转型。在经济增长方式处于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性,也是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特性所在。首先,稳定性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第二,有效均衡协调性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协调,现阶段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协调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方面。第三,市场需求的变化决定经济发展必须具有适应性,经济管理工作必须做到正确认识不确定性因素,把握发展的主流,提高应变能力。第四,安全性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实现的保障,在安全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才得以发展,降低干扰性是安全管理的根本任务。最后,持续性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管理工作要做到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两型”社会的根本要求。

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构建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与经济增长数量一起产出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组固有特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表现在: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保障、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改善以及环境的可持续,从而使经济增长得以改进的经济状态。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性、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及持续性出发,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试图通过该指标体系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做全面的评价。具体的指标体系如下:稳定性反映经济波动状况,采用指标为波动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效均衡协调性反映经济结构,指标包括工业化率,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投资率,消费率,存款余额/GDP,贷款余额/GDP,进出口总额/GDP,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适应性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安全性体现经济保障,选用人均教育程度、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为评价指标。持续性实质是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条件,评价指标为单位地区的生产总值能耗及生产总值电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

(二)指标说明

(1)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指标中,经济波动率是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度量。(2)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指标中,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投资率=资本总额/GDP;消费率=消费支出/GDP;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采用王少平等研究中的定义和公式。(3)在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指标中,资本生产率=当年资本存量/当年 GDP;劳动生产率=当年劳动力人数/当年GDP;全要素生产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进行估计。(4)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耗量/GDP;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耗量/GDP;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工业废弃物产生量/GDP。另外,对于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可以通过OLS进行回归填充。

(三)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不可进行简单相加,不能直接进行计算,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为: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适度性指标采取标准化处理方法。

三、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基础指标在固有特性指标中的权重,并根据相应权重合成含义特性指标指数,进而根据同样的方法得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包括各个维度按大小排列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能力很强,其中安全性和适应性等维度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2.687%、87.876%,已经超过了一般要求的85%。因此采用第一主成分分析具有很强的合理意义。

利用SPSS16.0软件做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础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再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其计算过程为:首先,根据协方差矩阵生成各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及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向量;其次,计算每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特征根的开平方根,再用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矩阵除以相应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开平方根则得商向量即为基础指标对应权重,再以同样的计算方法分别确定5个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权重向量,再以同样的方法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各基础指标及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向量和权重。利用的基础指标及相应权重,可以计算经济增长质量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时间序列,最后根据每个含义特性指标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后的乘积和即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终可得2000―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别为-0.811,-0.502,-0.556.-0.437,-0.380,-0.102.0.188,0.540,0.990,1.202。

质量增长指数表明: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0.811上升至2010年的1.202,其中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和安全性及持续性也都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5个指标均有正负值,说明在之前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稳定极弱的经济状况,使得指标对经济的贡献为负。但是在近3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开始有了好转,各指标对经济的贡献均为正。

四、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波动较大,在2000―2010年的考察期内稳定性指数有正有负,且在2008―2010年间的稳定性波动幅度趋于稳定。由于构成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指标均为逆值标,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较大,所占权重最大,其次是经济波动率和通货膨胀率。辽宁省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工作方面需要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在降低物价水平的过程中,适度控制经济增长幅度。

2.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

经济增长的有效均衡协调也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均衡协调性表现在经济结构的优化上。辽宁省的经济结构在2000―2007年指数均为负,且波动性不大,接着由2008年的0.638迅速上升至2010年的1.195,说明辽宁省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变化指数上升1单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增加0.492个单位,经济结构逐年改善从而提高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消费率所占的权重为0.391,是该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基础指标所占权重最多的。对经济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的指标还有第二产业比较生产率、存款比例以及工业化率,它们在考察期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但是第一、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年下降,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同时城乡收入比例和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在减小,辽宁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大。

3.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

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逐年上升,结合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权重,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是限制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基础指标看,2000―2010年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适应性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约是2000年的2倍。而劳动生产率却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权重还是为正的。可见辽宁省要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就业人数。

4.经济增长质量的安全性

经济增长的安全性表现在经济保障上,经济保障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因素。计算结果显示该指数对应的权重的绝对值很高,但是时间序列变化使其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主要受基础指标变化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恩格尔系数及住房面积都是影响经济保障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住房面积呈现上升趋势,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为逆值标,二者原始数据表现出下降趋势,说明消费者的偏好在逐渐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限制了该基础指标对经济保障指数的贡献程度。

5.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

生态环境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要求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持续性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及单位产出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来衡量。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权重最高,说明持续性是辽宁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所选的基础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以及单位产出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对经增长的持续性影响较大,其权重均在0.47以上。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要促进工业化必须重视环境改善,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改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有效均衡协调性、持续性等含义特性指标下表现出的经济结构和环境约束对辽宁经济增长绩效显著,而在经济波动、资源利用和经济保障上还存在问题。政策建议如下:

1.减小经济增长波动

稳定经济增长,通过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规划相适应;扩大就业,根据全省产业发展特点,结合产业布局,合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性劳动密集性产业及相关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和就业容量,进一步完善各项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扶植就业;再者,稳定物价使整个辽宁省经济波动的稳定性维持在合理水平。

2.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通过加快重工业化的装备制造业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科学适用的人才培训体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产业增长的动力。另外,建立高层次的人才市场,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使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配置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3.加大经济保障

不断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城乡居民个人进行直接补贴,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有针对性地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廉租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的供给量,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住宿条件,加强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参考文献】

[1]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7.

[2]温诺・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增长的质量翻译组,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3]肖红叶,李腊生.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明[J].统计研究,1998(04):8-14.

[4]陈浩然.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D].郑州大学,

篇(3)

表一 1960-2016年经济监测运行动态

二、经济增长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现状

(一)建立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的原因

1.生产力水平或高或低,经济增长率忽上忽下是不可避免,并构成经济增长的常态,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波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通常称为经济周期,经济发展本身具有的不稳定性就决定了进行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的必要性。

2.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导致经济运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出现失控的状况,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决定我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而高速增长的经济更容易出现波动,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着速度,也要求着质量。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将会逐步提高.这使得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的走势,为了使宏观经济能与微观经济有效配合,互相推动,对于宏观经济的监测预警必不可少。

4.随着经济建设需要,中国已经走过了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制约经济、几大部类经济的历程,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向有机的、复杂的经济系统发展,绝非几个简单数据就可以说清楚的了,宏观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分析水平的客观要求刺激着经济监测预警的成长。

(二)构建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

1.指标的选取

指标的选取在整个体系的构建中是最基础的部分,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下,指标的选取各有千秋,宏观经济预警的方法,依据其基本思路和技术手段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即景气指数法、预警信号系统和短期计量经济模型等; 依据预警机制, 可以分为黑色预警方法、黄色预警方法、红色预警方法、绿色预警方法、白色预警方法, 其中黄色预警是最常见的预警方法. 如果依据预警手段, 黄色预警方法具体可以分为指数预警、统计预警和模型预警, 其中的模型预警方法, 如果依据是否采用计量模型方法, 又可以分为计量模型预警和非计量模型预警。 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各种方法下指标选取的原则,不同方法下选取的指标分为哪几类,各类指标在预警体系中的作用。

①指标选取原则

尽管在不同的文献中表述不同,但实质内涵是相同的,所以无论是哪种预警方法之下的指标都遵循以下原则。

规范性原则,即指标概念上与国际准则的规定保持一致,方便比较;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搜集运用;动态性原则,预警指标体系应随着不同时期进行调整;差别化原则(灵敏性原则),预警指标的确定要依据预警对象的客观实际;宏观性原则,强调经济涵义的重要性和全面性,指标要能反映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性原则,指标变化幅度太大不利于研究;系统性原则,当选取指标具有好的循环波动性能时,对检验预警系统时很重要;指标的时效性,指标要能及时获得,不影响系统的构建;定性预警与定量预警相结合的原则,单一方向指标的选取会造成预警结果有偏差。

②不同方法下指说难∪。

选取合适的指标是成功构建预警体系的基础,构建预警机制选用的方法不同所选取的指标也会有所差异。

A景气指数法:景气指数法是指在宏观经济景气监测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扩散指数和合成指数所提供的预警信号进行预警的方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指标的选取都是不同的,体系包含三类指标。表二为国内常见指标,表三为国外常见指标(以美日为例)

B预警信号系统:预警信号系统的原理是首先选择一组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敏感指标,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再根据这个综合指标来判断经济发展态势。

C计量经济模型常见预警指标:计量经济模型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随机方程式,它简洁有效地描述、概括某个真实经济系统的数量特征,更深刻地揭示出该经济系统的数量变化规律。理论模型的设计主要包含三部分工作,即选择变量、确定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拟定模型中待估计参数的数值范围。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在经济预警系统中起到的作用不同,所取得指标也不同。

综上所述,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外贸易(海关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物价指数(CP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汇储备、货币存量或流通量都是预警系统中必然会选取的指标。

2.预警体系的构建

①建立宏观经济预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宏观经济预警的方法有很多种,目前普遍认同的宏观经济预警的基本思路是: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具体地说,又包括预警指标的确定、预警界限的确定、预警方法和警报等几部分。

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分为三部分,即指标的选取,体系的构建,系统的检验,在体系的构建的方法多种多样,例如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AHP)、景气指数法、ARCH预警方法、基于概率模式分类法、判别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粗集--神经网络预警方法、概率模式分类。目前仍没有绝对正确的预警方法,但都是通过指数反映预警是否成功。

②预警指数在不同观点上又分为:

A景气指数:用来预报经济活动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每一种景气状态都对应着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即供给与需求相互关系的状态。包括:扩散指数DI,分别计算先行、同步、滞后。先行扩散指数能在半年之前对经济衰退做出反应,缺点是不能反映景气指数,它不仅能反映景气变动的方向,而且能反映景气循环的振幅。

B产业预警指数:为了分析每个产业的景气度及未来发展趋势及前景而选出的与产业相关性较大的指标,对产业进行综合分析的评判标准。

C投资预警指数:企业在投资中遇到的风险一般可分为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前者是指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如所在省份的政治、经济、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变化,给企业投资带来的风险。后者是指投资决策以及项目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对企业投资进行预警,首先必须确定项目投资的风险因素及其影响,即风险辨识阶段,在风险辨识阶段的前提下,继而对风险进行定位和预警。

3.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检验

①进行检验的原因

传统的宏观经济预警分析要求对指标进行合理筛选,数据要求全面,特别是在选取指标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主观性影响,预警指标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加上对经济指标数据预处理的单一化,从而使传统意义下的预警模型所得出的预警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很大偏差。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宏观经济预警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方法或模型,但由于各种方法和模型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事件发展的非线性或不确定性导致实际事件的预警精度不高,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由于随机因素的复杂性,更是难以做出准确监测,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进行思考和研究。通过合理选择预测模型,调整修正预测结果,实现对宏观经济"警情"及时准确地进行监测预报。预警不但要 "预",更重要的是"警",即预测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警情,从而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提供可靠的依据。在预测支持系统的最后环节添加一个 "警"模块,就能及时地对宏观经济的警情提出准确的预报。

由于城乡经济在收入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同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这种差异条件下会被迅速稀释,从而达不到调控的初始目标,因此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或知识积累等因素则通过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速度,而经济制度变革和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则在另一层面上改变着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对预警系统产生影响;在大环境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状况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同样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可见,宏观经济预警系统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检验十分必要。

②进行检验的方法

建立预警系统的方法各有千秋,但都离不开指数的构建,指数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是作为反映预警系统是否有效的标尺,因此,在系统检验这一方面,我们着重研究对指数的检验.

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应用效果的检验,通常运用VAR模型对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趋势水平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计量和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脉冲响应函数。然后,运用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分别对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时间序列波动的特征进行计量和检验,并在对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通过TARCH模型检验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

A趋势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常见选择运用VAR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水平趋势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因果关系。由于VAR模型要求样本数据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序列都是非平稳的,需要采用一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消除序列的非平稳性。在此,采用对数法、差分法、HP滤波法等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方法。

B趋势水平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

按照指数编制原理,先行指数理论上应该是一致指数的Granger原因,而一致指数在经过若干期的逐步传递后也会影响到先行指数。但是,实证分析结果是否与理论设计一致呢?因此,检验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波动之间的关联性检验为了判断经济周期波动中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之间的关联性,需要检验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波动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分析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可以采用条件异方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分别对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的特征进行计量和检验,以便清晰把握两指数波动的特征。然后,检验先行指数波动与一致指数波动的Granger因果关系。最后,检验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从而实现对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波动之间关联性的计量与检验。

C波动之间关联性检验

波动关联性检验模型可以x择TARCH模型或非对称的GARCH-M模型。首先,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RCH-LM和F检验实现先行指数波动特征的计量与检验。为了提高有效性,需要对模型方差的特征进行重新定义。建立非对称的GARCH-M模型来检验先行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同时,对方程进行条件异方差的ARCH-LM检验。其次,对一致指数波动特征的计量与检验。和先行指数波动特征的计量与检验相同,在进行了ARCH-LM检验之后,运用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对一致指数波动的特征进行计量和检验。第三,对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最后,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检验。为了检验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从而对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的关联性有个清晰地把握,选取TARCH模型对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进行检验。

三、新形势下对山西经济增长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考

理论和实践证明,加强经济预警,从而建立经济预警与利益平衡机制,可以有效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预警指数的构建,不仅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把握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的关系。通过预警,政府可以改变工作的着重点,为政策的制定及经济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西经济增长景气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分为三个步骤:确定基准循环指标,筛选经济运行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体系,合成经济运行先行、一致、滞后指数。

对于山西来说,长期作为全国的能源基地,第二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无论采取哪种方法去构建经济增长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工业指标的采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山西GDP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周期性特征相似,工业生产的运行状况基本上可以反映全省国民经济的景气状态。我们可以采用全省GDP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对比来说明工业对山西省的影响,以此确定山西省经济状况。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IVA为工业增加值)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工业一直是山西的命脉,但是2013年山西工业产值下降,表明我省近来经济活力不足,经济疲软。通过选择工业指标构建预警指数可以对我省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控制和预测,以便于加快我省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使经济平衡发展。

对此, 2012年山西省经信委公布全省各市前三季度工业经济增长目标预警指数,已经开始了预警操作。例如,2012年全省11个地市中,忻州、朔州和晋城三市完成了全年目标进度,工业发展较快;太原、大同两市获四级预警,目标进展形势基本顺利;临汾、阳泉、吕梁预警等级为三级,目标进展形势比较严峻;长治、晋中的全年目标为16%、17%,实际完成情况为12.5%、12.9%,目标进展形势严峻;运城市因工业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年目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省经信委向运城提出一级预警。通过预警指标的构建使得山西的经济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规划与控制,为充分发挥经济运行工作预警纠偏作用,促进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因此,系统构建山西经济预警机制,必然将选取工业增加值的当期同比数据作为山西经济增长景气分析与预测的基准指标,通过考察山西工业增加值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了解整个经济周期运行状况。

将工业增加值作为经济预警的基准指标后,将备选指标与基准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确定领先滞后关系,从而筛选出合适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研究备选指标包含942个相关指标,涵盖工业状况、能源生产、金融货币、农林牧渔、价格指数、外资外贸、居民收支、就业与工资、企业、房地产及建筑业、财政收支及国际经济数据等14个领域,既包括全国的各类宏观经济指标,也应该有山西省的地区性宏观经济指标, 将备选指标与基准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筛选出合适山西经济预警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基于筛选出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构建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其中,扩散指数可以用来判断经济波动转折点,合成指数则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变动程度的大小和速度。考虑到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选取的指标是一致的,且合成指数不H能够刻画经济波动的趋势,而且可以刻画经济变化的程度,所以可以以合成指数为例验证山西经济预警景气指数的稳定性。一旦验证了所构建的景气指数是稳定的,就可以用其作为对未来山西经济增长的监测和预警。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中部省份,是我国原煤、电力的重要产地,对全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呈现许多与全国经济周斯波动不同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建立的山西经济增长研究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将为制定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提供尽可能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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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不同步系数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8-06

经济增长作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受到极大的重视。我国也将经济增长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伴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人们满意并且致力寻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一、 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1]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2]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3]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4]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5]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7]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8]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9]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10]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11];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12]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13]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14]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15]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16]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17];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18]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

X1――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

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

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

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X5――投资效益系数用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比的方法来计算,即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生GDP,用公式表示为:CIE=GDPtIFAt,其中IFA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

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

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经济稳定性系数=VEG・INF=(|gt-gt-1|/gt-1)・INF。其中,VEG表示经济波动率系数,INF表示通货膨胀率。(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 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 p值近似为0,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1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2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3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 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中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性,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5.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关键的因素――环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来F1、F2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而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来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步伐减缓。而F3其实代表了TFP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基本上属于投入型的数量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很高,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 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环境损耗惊人,环境因素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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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15-02

人类历史上长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人类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然而现代经济增长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不幸与灾难。那种单纯追逐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日益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开始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希望经济增长在给人类带来更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带来社会的和谐,带来人类自身的发展。相对来说,国内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要多于国外,国外的文献主要研究的是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的一些课题。

1 国外研究述评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家迈耶(1984)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坛,而是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质量。”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发展问题必须定义为对最恶劣的贫困形式的一种选择性进攻,发展目标必须根据疾病、文盲、贫穷和不均等不断的减少和最终消除来确定。

萨缪尔森(1999)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这是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最初的定义,从量的角度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定义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1971)是这样定义“经济增长”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这一定义不仅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基础和条件,包含量和质的因素,而且把制度、思想意识等社会条件的改变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这有些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1977)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作者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并且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指出要在不削弱对生产的增长数额和增长速度的同时,不断地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

世界银行的托马斯(1999)等著《增长的质量》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它从经济福利、教育机会、自然环境、资本市场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及腐败等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

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罗(2002)年发表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一文,提出了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不但要包括投资率、通货膨胀率等狭义的经济增长指标,还应包括人口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及宗教等方面的指标。

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的题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专门报告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全新的审视,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

普雷斯科特(2007)指出,英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和排放的减少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低碳行业、低碳经济、低碳工业、低碳城市需要有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气候变化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和财政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2 国内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决定因素和评价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各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1)理论研究中,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不同侧重面做出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从社会生产目的出发的阐述。社会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包含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程度和经济效益的好坏。由此,单晓娅,陈森良(2002)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物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配置、满足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优劣程度。它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

第二种观点,从经济增长方式出发研究经济增长质量。代表性的学者是钟学义(2001),他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视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它不仅包括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经济增长是否伴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生产的规模化,经济增长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以及生物环境能否改善等。

第三种观点,比较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郭克莎(1996)。他先是分析了绝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对经济增长速度,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差别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提出相对增长速度才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然后郭教授分析,经济增长太快,超过潜在增长率,会导致增长质量的下降,引起经济波动。

第四种观点,从经济增长的源泉角度阐述。如:刘国光(1984)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转变成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包括:利用现有基础充分挖潜;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落实科教兴国;狠抓资源节约,开展综合利用等等。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分为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总的来说,经济增长质量取决于剩余产品率,部分地取决于资金、物资消耗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2)统计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大体有以下几种分类:

第一类,单纯从经济角度度量。如王利(1998)等提出通过对经济物品和提供经济物品的能力的测度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

第二类,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进行测度。如焦艳玲(1999)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认为现行的经济增长统计应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效益、产业结构程度、人民生活状况及社会保障、通货膨胀程度和失业程度六个方面作出修订。单小娅、陈森良(2002)从效益、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竞争能力、稳定性、潜在能力等七个方面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类,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进行测度。龚江南(1999)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与环境质量五个方面,并且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应突出环境质量的考察,并对如何评价环境质量作了初步探讨。如贺清正(2000)等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协调、经济的稳定性和环境质量这六个方面设置了17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第四类,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方面进行测度。钟学义(2001)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主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

②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如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3)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如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如李岳平(2001)从增长源泉、稳定性、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增长代价这六个方面设置了25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3)实证或评价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法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尝试:

第一种,数学模型法。肖红叶、李腊生(1998)就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及相关原因。在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分析时,作者通过对经济增长路径构造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增长路径有很大的差别。其理论模型为:

Y=a+bt

Y代表GDP或GNP

第二种,综合指标法。如王利(1999)等用对经济物品的测度和提供经济物品能力的测度两项指标,算出经济增长效率作为综合测度指标值,欲以此对经济增长质量开展实证研究。张卫民、安景文、韩朝(2003)用嫡值法构造了一个复合的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环境支持指数。借此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系数和协调系数。赵英才(2006)等从经济和环境的五个不同方面构造了17个指标,采用相对指数法对1978-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分析。

第三种,系数分析法。如钱津(1999)以市场创新增长的增长率除以国民经济增长率得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系数,来对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衡量。

第四种,系统分析法中的因子分析法等。李岳平(2001)指出可采用系统分析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模拟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估。还有纪淑萍(2006)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2004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

3 简要评论

综上所述,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大部分建立在GDP的基础上,虽然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GDP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仍存在许多缺陷:既在反映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方面做得不够,也在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真实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等方面不够精确。分析和评价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应该综合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而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完整的。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不再单纯依赖GDP测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技术发展遇到了瓶颈问题:首先,所选取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评价指标重点不明确,各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一样,没有孰重孰轻,不能够正确反映居民福祉;再次指标选取大多只涉及国内,没有考虑国际竞争力,把研究对象置身于开放经济条件之外,在当今是不完善的。

参考文献

[1]迈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2]保罗・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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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

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故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筹集和使用主要通过金融活动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金融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间关系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根据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金融功能的实现,而这离不开金融发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发展重要性之后,麦金农和肖通过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发展理论。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主要由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构成,且理论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谈儒勇(2004)将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体系朝好的方面变化,所以,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论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期该类研究主要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就金融拟制和金融结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其立脚点是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大都基于金融服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假设下或计量验证影响因素。后期研究开始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为研究目的进而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数学者用于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研究该类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有全局、区域和农村,其中基于农村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或农民收入增长)间的关系在随着新农村建设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路径中,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可分为农村金融深化和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两种。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贡献,通过数据分析找出重要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结论。而农村金融中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则突出农村金融功能发挥,试图解释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具体研究中,张春喜、孙伟(2007)从金融演进的内在关系及更长的历史视角下以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为背景和李政(2009)用实证的方法证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并通过因果检验得出相应的结果。而方金兵、张兵、曹阳(2009)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选取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替代指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指出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李广众、陈平(2002)利用我国1952-1999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VAR系统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效率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丁晓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同样认为金融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有存在双向作用。姚耀军(200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根据1978-2002数据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利用因果检验法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

二、模型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从实证角度进行,尽管视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在现有经济体制下为更好的建设新农村,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是最优选择。然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应先确定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构建则探讨两者之间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标设计说明

1.分析方法。由于单方程的OLS法会出现自变量内生性问题,加之在非平稳变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而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的方法能较好的解决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鉴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的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2.指标设计。一般研究,将两者关系置于资金供给、需求和成效角度上进行。所以,在设计指标时主要考虑农村经济增长衡量和金融发展的供给及需求。具体研究中,设计农村经济增长指标、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结构指标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等四个指标。在对指标界定中:将农村人均GDP(RPGDP)作为衡量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时指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深入,我国大部分学者开始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RFIR),其中张兵等(2002)在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将农村FIR确定为农村金融资产和农村GDP之比。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 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王志强、孙刚(2003)认为,可以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故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LD)可定义为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 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将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比率衡量金融发展结构规模。

(二)模型说明及数据处理

1.模型说明。安翔(2004)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创建农村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农村金融深化是解释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结论。同样的方法还被王莹(2006)和邱杰、杨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断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影响方向,故直接设置若干个指标进行衡量。

2.数据处理本文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未能获得完整数据针对部分数据缺失的事实,在实际处理中仅选择1988-2007年份数据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数据。同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根本是农业,本文在指标计算中利用所得的数据进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计算农村人均GDP时,在未能获得足够可信的农村人均GDP数据下,本文采取了用农业GDP除以农村人口进行替代,张兵等(2002)同样采用农业GDP代替农村GDP。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影响,我国农村金融资产主要是农民在银行的存款,所以,在处理RFIR时用农民存款与农村GDO之比计算。农村存款余额和农村贷款余额在1978-1986期间主要在已给出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加总计算,在计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时受条件所限,数据来源主要是《金融年鉴》和《统计年鉴》的数据未能完全描述农村金融机构的贡献。

三、基本分析结论

通过运用EVIEWS5.0处理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农村人均GDP逐年增长。但与RLD、RLTL之间并未有之间的线性关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响本文认为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至少在93-07年间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农村经济增长却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国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为主,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补充的体系,从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看,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但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金融发展状况的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证明了邱杰、杨林(2009)的观点。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姚耀军,2004)。实证得出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所存在的均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上述关系。这也说明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已经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内生式增长模式转变。麦金农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在我国就表现为金融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鉴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事实,加快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在农村经济增长初期,应进一步强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主导供给作用,适度放开竞争,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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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0-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9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9%,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近十年保持了更高的增长率,从2001-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10.5%。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经济增长促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1]。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从0.3上升到0.45[2][3],近年来,又有上升趋势。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的。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目前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4][5][6],核心是“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即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Ali 和 Hyu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结果:可持续与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利、社会安全,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带动各个部门,使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脆弱群体受益[7]。

二、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1.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选择

评价和监测包容性增长需要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和变量。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包容性增长包括两个关键方面:(1)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保证经济机会有更加广泛的可获得性,从而使社会成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第一方面强调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二方面强调经济机会的可获得性,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机会的可得性,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覆盖,强调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脆弱和贫困人群。本研究拟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选择评价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由于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增长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经济增长,其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即机会公平,机会公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保证获得经济机会的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保障公平,再加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前提,那么评价包容性增长就有四个维度。以下对这四个维度具体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即创造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指标评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参与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增长过程包容性的条件,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森(2005)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因此,本文用健康和营养指标评价获得经济机会过程的公平。

第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结果包容性的主要体现,能否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结果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因此,用贫困人口减少以及收入公平两个指标评价参与经济机会结果的公平。

第四,社会保障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基础社会保障不仅承担着“救贫”和“防贫”的责任,而且承担着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津贴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综上分析,包容性增长的评价维度有四个: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获取基础社会保障(见表1)。确立包容性增长评价维度后,下面将进一步选择目标层指标的指标。

在选择指标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划分方法,对指标体系的划分范围从大到小,从模糊到具体的方法。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由目标层、维度层、领域层和指标层组成,以上初步预选指标组成了第一轮评价指标集合,下面将进一步选择领域层指标和具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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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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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77-02

在金融发展中,农村金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其发展会受到现代金融理论及政策主张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的无利可图使得城市商业银行不愿涉足,因此,在我国农村金融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从经济与金融间的双向关系来看,经济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水平,但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可见金融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增长。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金融规模的持续扩大可以增加乡镇企业的融资途径。随着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扩大,而金融规模的扩大为这一资金需求提供给了途径。其次,农村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会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这一变化也可以为农村经济提供新的融资方式。

(二)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降低资金的获取成本,资金能够在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这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机构在资金转移过程中担负媒介作用,结构越优化,资金越能得到有效转移,促使资源在农村各部门中得到有效配置。总的来说,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为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专业的投资融资服务,资本也在快速转移的过程中带动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农村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指标体系,主要反应的是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储蓄能力、储蓄投资转化的效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比例。事实证明,农村金融效率在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农村储蓄增加、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提高,这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1.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IN(ARGDP)=β0+β1・FIR+β2・LT+β3・RDL+μ1

式中:LN(ARGDP)为经济增长的自然对数;FIR为金融发展规模;LOAN/TFA为金融结构;RDL为金融效率;μ为随机项。

2.指标选取

为了揭示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采用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和反映农村金融增长状况两组指标,其中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包括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IR)、结构(LOAN/TFA)、效率(RDL)三个子指标。

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90-2009年。其中的数据来源,农村人口数、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存款、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均取值于《中国金融年鉴》。

(二)实证检验

1.ADF检验

由于在文中涉及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所以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从检验结果可知,LN(ARGDP)、FIR、LT以及RDL的原始数据都不是平稳的,而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序列,所以各变量的水平值均为一阶单整的,对于同是一阶单整的平稳序列我们就可以采用协整方法对其检验。

2.协整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恩格尔和格兰杰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协整的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就使用E-G协整检验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给出了金融发展三个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

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表明农村经济增长LN(ARGDP)与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结构(LT)、金融发展效率(RDL)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也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检验过程中,我们采用LN(ARGDP)、FIR、LT、RDL分别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指标,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可见,运用1990-2009年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第一,金融发展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为农村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如果从因果关系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则处于“供给领先型”关系主导阶段;反之,若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原因,则处在“需求追随型”关系主导阶段。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供给领先型”阶段。第二,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完善促进资金在所有者和需求者间的流动,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金融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表明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还很少,资金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

三、结论

第一,通过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第二,在1990-2009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供给领先型”阶段。

第三,从不同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在1990-2009年间,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金融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原因是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我们过度追逐金融规模的扩大,却忽视了金融机构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这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问题。

参考文献:

[1]韩廷春,夏金霞.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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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当前,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探究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就极其必要。

目前,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不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都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张艺影(2008)认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而经济的增长通过对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以及进出口结构的作用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刘伟等(2002)从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动力主要是第三产业,然而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单纯依靠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 最终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朱慧明与韩玉启(2003)利用各地区1978年—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产出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测算了各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1996—2000年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统计数据和计量模型,文章还得出了测算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并指出扩大第三产业在国内总产出中的比重会导致经济的良性增长。

此外,陈华(2005)采用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应用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即协整检验,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发展关系,认为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次序逐步发展为二、三、一的结构将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徐东林(2004)则采用Chenery模型分析人均GDP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需求结构变化带动了产业结构变化。刘建平等(2006)运用时间序列和计量分析方法以广东1978年以来的数据为例,深入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可以看到,不同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有助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基本为大家所接受,而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相应的变动则意见不一。另外,时间序列变量和数据较普遍的应用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学者们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很少运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运用横截面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年份结果的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不同需求,指出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以经济增长现状为依据的观点。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本地区本年度GDP相对于上一年度GDP的增长率

GDP增长率=(本年度GDP—上一年度GDP)/上一年度GDP

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9年、2008年、2004年、2003年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

衡量第二、三产业普遍使用的指标有两种:一是产业产值比重指标,即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总值的比重;二是就业结构比重指标,即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鉴于本文采用了横截面数据,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不同地区同一年度的GDP增长率水平,如果继续采用同一年度二、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或者就业比重的指标将导致指标中掺杂了以往年度的指标对该指标的影响,使得该指标不能很好的解释本年度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而范剑勇等(2001)曾运用产业结构份额的增长率来讨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本文将采用本年度二、三产业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增长率水平的指标衡量第二、三产业。

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本年度该产业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增长率

第二产业增长率X1=(本年第二产业产值—上年度第二产业产值)/上年度第二产业产值

第三产业增长率X2=(本年第三产业产值—上年度第三产业产值)/上年度第三产业产值

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9年、2008年、2004年、2003年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

三、理论模型及分析

(一)变量描述及模型

Y: 2009年和2004年各地区GDP增长率

X1: 2009年和2004年各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

X2: 2009年和2004年各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率

year2004: 区分2004年和2009年的虚拟变量

year2004X1: 2004年年份与X1交互项

year2004X2: 2004年年份与X2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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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国民总产值的连续攀升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对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的聚焦点。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主要归结为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即需求遵从型地位。如Robinson(1952),认为金融的出现是实体部门需求的反应,是工业化、计划化和资本积累的工具,处于附属和被支配地位。芝加哥学派的Lucas更断言经济学家过高的估计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Nicholas Stern's(1989)在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完全排除了金融的作用,否定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供给主导”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器。如Gold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对35个国家从1860年到196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IR 值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呈正相关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关系。如Patrick(1966)认为,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需求遵从型的金融发展将成为主流。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2006)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第四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如Gurley 和Shaw(1955-1967)也发表了数遍文章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互动的。焦兵(2007)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区域数据,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中国东部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或产业角度进行的,针对某一区域的研究少。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并提出适合于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对策,以期为解决陕西省“三农”问题和西部地区新农村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度较大,反之,两者关联度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基于行为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程度。

(二)灰色关联模型

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第一步必须要明确母因素(参考序列)和子因素(比较序列),如本文中可取农村经济增长xi为参考序列,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yj(为比较序列;然后需按如下步骤建立相应的关联模型:

1、将参考序列xi和各比较序列yj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有必要时作极性变换,以保持极性一致),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

2、求差异信息序列,并从中找出极大值与极小值。

先求参考序列xi与各比较序列yj之间的差别:

ij(k)=∣xi(k)-yj(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再从差列ij找出最大、最小差值,然后再不同数列间的比较取最小、最大值。

(三)指标选取

1、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但对农业和农村的直接金融支持主要来自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因此,本文所指的农村金融机构只包括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借鉴姚耀军、和丕禅(2004)的方法,利用农村存贷款的数据来设定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个窄的衡量指标。应用农村存款余额和农村贷款余额与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2)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

(3)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用农村存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表示。

2、农村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因此,本文选取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加值作为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3、数据来源。有关陕西省金融的各项指标来自于《陕西省金融年鉴》的2000-2011年各期。陕西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主要来自于《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具体资料:见表1、表2、表3。

三、陕西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各因素及序列值

本文中,母因素——农村金融各项指标为:y1(金融规模):(农村存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 )/第一产业国内总产值(%);y2(金融结构):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y3(金融效率):农村存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

子因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指标为:x1:陕西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加值(亿元);x2:陕西省农村人均纯收入(元)。本文所用数据如下表4:

(二)计算结果及分析讨论

采用2010年的数据作为基准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按照通常作法取分辨系数p=0.5,计算各母子因素间的关联度,形成关联矩阵R:

R= x1 x2y1 0.6405 0.6786y2 0.6026 0.6211y3 0.6644 0.7017

通过对R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农村金融发展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整个关联矩阵的看,关联系数整体比较大,平均达到0.6515,这说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对全体关联数据排序,我们可以看出γ■=0.6026为最小值,而γ23=0.7017为最大值,这说明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最低,而农村金融效率指标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联度最高,即农村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农村金融效率的增长趋势非常接近。

2、相对于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指标,金融结构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较小。总体上说来,通过积极发展农村金融,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关联矩阵的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出对农村经济增长趋势关联性最高的指标,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的控制,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路径。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

当前,西部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服务欠缺、服务质量不高、资金价格过高等问题,必须深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扩大农村金融发展空间,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促经济增长的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都应该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建立多元的、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是极其重要的。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民间金融同时并存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二)明确各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的支农责任

农业发展银行应进一步深化“一体两翼”的发展改革,延伸对粮棉产业链条的政策性信贷支持,扩大服务领域,积极开展商业性涉农贷款业务,将政策性业务拓展到符合国家政策意图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棉油加工企业等。农业银行要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合理调整农村网点布局,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作为支农主力军不动摇。在考虑农村金融市场容量和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使民间金融发挥正向积极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弥补正规金融功能不能延伸的地方。

(三)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缺口

要积极鼓励各种经济主体投资兴办农村金融组织,如农村小额信贷组织、中小型民营银行;对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乡镇小企业发放贷款。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使民间金融健康发展。通过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等方法使民营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互助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并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155-213.

[2]Lucas,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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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从军,孙春燕,陈美霞,杨靖三.经济应用模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赵晓芳、赵林锁.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3):42-47。

The Analysis on the Gray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WANG Junsheng DU 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