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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发展;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05-09
吴松弟(1954-),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和人口史。(上海 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禹贡学会筹务处、出版《禹贡》半月刊,作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则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办历史地理刊物,无疑是历史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来或即将迎来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创始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也举行了庆贺陈桥驿先生90华诞的活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继承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新的发展局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展望未来,就这一学科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赞同。谭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历史地理研究时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此后,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应该采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将探究式教学方式应用于高中地理教学中,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学生的探究能力和科学素养也能得到有效培养和发展,地理教学效果也能得到极大的优化,从而促进地理高效课堂的构建。下面,笔者就对高中地理探究式教学方法做具体的阐述与说明。
一、进行科学有效的提问,激发学生探究意识,活跃学生学习思维
在传统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总是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硬性传授给学生,要求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应用,这就导致学生缺乏主动发现和界定问题的能力。古人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这句话告诉我们,学和思都是重要的,而问题是学与思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创设问题情境就显得尤为重要。问题情境对于学生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活跃学生的学习思维。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针对地理教材内容和学生认知特点进行有效提问,激发学生探究意识,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解决和提出问题的探索过程。
例如,以“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功能”这一节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如下探究活动环节,让学生思考下列问题:
你认为水北镇附近的居民在寻求下面几级不同的服务时会选择哪个地方?
(1)购买笔、纸、米等日常用品,看感冒头疼的常见病,上小学等。
(2)购买洗衣机、空调、冰箱等日常家电,看一些大病等。
(3)购买数码产品、高档衣物等,上大学,看演唱会等。
不同等级城市服务功能不同,大城市服务种类多、级别高、服务范围广,小城市服务种类少、级别低、服务范围小,那么,影响城市服务范围的因素有哪些?
这样,通过向学生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与学生日常生活十分接近,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探究意识,而且,学生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研究,能够深入理解不同等级城市服务范围的差异,使本节课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二、教师做好引导,给学生提供探索研究的机会,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
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扮演好课堂教学活动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探索研究机会,让学生对地理相关问题进行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促进学生对地理学习活动积极参与,并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学习探究能力。
例如,以“传统工业区与新工业区”这一节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联系实际,对下面的问题进行思考:辽中南老工业区与鲁尔区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我国东北一些老工业区从中应该得到哪些启发?鲁尔区哪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然后,让学生6人为一组,每组派出一名代表“某东北老工业区的领导”做好记录,随后,在班级内展开激烈的讨论。这样,通过设计这一教学环节,便给学生提供了探索研究的机会,促进了学生积极参与,而且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探究能力。
三、组织开展地理探究实践活动,激发学生探索奥秘的兴趣,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传统地理课堂,教师往往只偏重课本理论知识的教学,忽视地理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这就会导致学生只掌握了空洞的书本知识,却缺乏在现实中对知识进行理解、分析和应用的能力。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实践得真知。”这句话告诉我们,所学知识只有通过真正的体验实践才能成为“真知”。因此,作为高中地理教师,我们应该结合教材知识,积极组织开展地理探究实践活动,如此,在开放式的教学环境中,能激发学生探索奥秘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例如,以“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这一节为例,在课堂教学结束时,我们可为学生布置下列课外实践活动:6人为一组,对新余水资源的相关知识进行搜集,如,水资源数量、利用情况、是否存在浪费、污染等情况进行调查,依据所搜集到的材料谈论:新余市可能面临哪些水危机?我们(政府部门/企业家/农民)可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水危机情况的发生?作为中学生,若想保护水资源,可以做些什么?这样,通过组织开展这一探究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地理课程的开放性,激发学生探索奥秘的兴趣,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通过实践可以看出,在地理学科中实施探究式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显著,所以,我们要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探究式教学方法,以此来使学生的学习探究能力和科学素养都能逐渐提升,并促使地理课堂获得高质量的教学课堂。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6-00-01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学科。历史地理学的成长与两个母体学科――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都很重要。很多高校在地理专业和历史专业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程。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课程名称的释义:历史地理并不是历史加地理
现在一些介绍中国国情或者助力旅游的书籍常常有一册叫做“中国历史地理” 。仔细阅读却发现该书介绍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累加。这让人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就是历史加地理。许多大学生也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历史地理就是中学的历史和地理的叠加。把这个问题讲解清楚的关键在于还原历史地理学的英文名称,并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加上一个“的”字,进而以此引出学术界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大讨论。
二、教学内容的侧重:“历史的空间和空间的历史”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本门课程的学习既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地理学素养,同时也需要他们经过一定的历史学专业训练。
历史专业面向文科高考生招生,历史系的学生几乎都是参加过文科综合考试的,而中学地理是文科综合考察的重要课程。他们有一定的中学地理基础,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学习比较有利。但是由于对于自然地理知识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学习历史自然地理这部分内容时面临知识的漏洞。一些学生反映他们在学习诸如“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等章节时觉得比较吃力。所以,笔者建议历史专业的学生在课下大量补充中国地理方面的知识。有些学校的地理专业只招收理科考生,而大多数学校的地理专业采取文理兼招的方式。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来讲,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的首要难题就是中国历史知识的缺乏。很多学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很不清晰,甚至有学生提出“西汉和东汉,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笔者建议地理专业的学生加强历史学方法的训练,提高自己的历史人文素养。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习,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基础知识的重要性:“(青年学生)要学历史地理学先得打好历史和地理两方面的基础。学中国历史地理,当然得先有一定的中国史知识,一定的中国地理知识,主要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方面的书我想读一些大学教材就行。”当年的青年学生,一部分已经成长为今天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历史和地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三、教学体系的精简:存要去闲,抓大放小。
“正像所有的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它们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因此地理和历史就成为了解世界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进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视历史的国家,有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保存历史,以史为鉴” 很早就成为统治者和史学家的共识。中国特殊的国情为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历史地理学成为中国传统学科里最具本土性的学科之一”。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使研究者感到应接不暇,虽然质量良莠不齐,却还是从一个角度显示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勃勃生机。不过,对于教学工作来说,学生的学习负担却与日俱增。如何在有限的课时之内,对中国历史地理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增删,就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本着一个原则:抓大放小,去闲存要。
历史地理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环境是人文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在现阶段的历史地理课程体系中,历史人文地理的知识是历史地理学的主干。所以在中国历史地理教学中,要偏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知识的讲授。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这部分内容中,可以重点讲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这部分内容中,可以重点讲授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沿革。对于学术界还没有定论或不成熟的知识可以略讲。
四、教学手段的更新:从黑板加粉笔到多媒体辅助教学
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广泛推广,教师的课堂教学手段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方式。对于某些抽象性很高的学科来讲,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可以满足相应的教学要求,比如代数学。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来讲,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殊语言,历史地图是学习历史地理的重要材料。多媒体可以从多个角度展现历史地图的动态过程,展现中国历史地理的不同断面以及它们之间前后相承的历史。此外,通过播放历史地理相关专题的视频和音频,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李政道所言,教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
五、第二课堂的开设:窗外的世界更精彩
地理学在书本上的字里行间,地理却在书房的窗户之外。“地理科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实验室里的学问,它是大自然和社会实践中的学问。”所以地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国古代地理学家就有行万里路的风气。北朝的郦道元在亲自考察河流水道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和当时的文书档案,为《水经》做注,这就是著名的《水经注》。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一生走遍当时明代所管辖的大多数省份,留下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历史地理的学习也需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比如一些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民间传说就需要通过实地踏勘的方法来了解,进而有助于开展相关的历史地理的学习和研究。民间许多家族不断续修的家谱对于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非常重要,而绝大多数的家谱、族谱资料只能通过深入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在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到野外考察,对于书本知识的理解是非常关键的。
总之,中国历史地理是一门文理兼容、博大精深的课程,对于培养新世纪的高素质大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历史系和地理系的专业课程,中国历史地理需要得到更多师生的关注。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实际,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谭其骧:《谭其骧对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初学者的意见》,转载自1983年第4期《文史知识) 。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3]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4]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
都是在大河的边上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作为世界上著名历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城市曾经遗留下来的生命印记。他的研究重现了北京昔日的历史文化,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记忆。而这个寻找过程,则同他留学英国时听到的一个观点离奇的演讲密切相关。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充满自信地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唯独北京没有。北京在城址的选择上,一定是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特别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讲是为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做的,当时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说服侯仁之。因为在留学英国之前,他就对北京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勺园图录考》一书,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正是这本书,开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谜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洪业正是他的老师。洪业早年留学美国,其时,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的园林,洪业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便开始研究勺园。在侯仁之刚入学不久,《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园,现在还叫勺园,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个设计勺园的人,姓米, 叫米万钟,米万钟自己能书能画,画了一幅《勺园修图》。勺园设计好了,把朋友请来参观、 游览,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洪煨莲老师去找,居然通过琉璃厂的书店找到了这个画,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钱买下来,今天还藏在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这卷明代《勺园修图》成为镇馆之宝。洪业当年就是根据这幅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写成了《勺园图录考》。那时,刚刚入学的侯仁之对这本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拿着书到实地一一对照。渐渐地,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从学校扩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这是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
那时的侯仁之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跑到清华去听地理课,而这一转变被老师洪业发现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到了他的家里,洪业那天对他说的话,改变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师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但没有地理系。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已经从历史转向地理了,虽然英国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是那儿有一位地理学的大师。
在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还搜集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文献资料,那时他已经决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学前,侯仁之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理论――“沿革地理”。中国的沿革地理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中国历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区的演变,长期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决北京城选址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中写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北魏的时候,城内西北角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蓟丘而得名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选址的原因。
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三千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为了能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标本,绘制出了单凭文献资料无法完成的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只可惜这幅图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根据地图,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的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相反的,当北方少数民族要跟中原的汉民交往时,同样要经过这几条道路。这样,永定河渡口就成为了交通枢纽,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岳升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都是在要津之地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边的这条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在它旁边一个高地上存在。
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据高地,《水经注》还举例,鲁国的曲阜就是高丘,齐国的营丘也是高丘。蓟城正好处在古永定河冲击扇的背脊一侧,那里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从魏晋时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国地理学家的结论中自然被忽视了。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这么大、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这个关系。
经侯仁之研究证实,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不是美国地理学家推论的“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在清末,北京修京张铁路时,通过北京白云观一带的高地,20世纪50年代,铁路两侧的高坡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根据这一研究发现,侯仁之推断,蓟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观一带。只可惜,原来的高地后来被铲平破坏了。
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
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只是记载了北京城选址,并不能解释选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开北京城选址之谜,和他学习掌握了西方历史地理学是密不可分的。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献只是提供了时间和具体地点,而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文献讲,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解释要经过我们重新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够发现。
到英国之后,侯仁之首先学到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导师达比只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却对侯仁之在观念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达比说:“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
尹钧科: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着达比学历史地理的时候,首先学到了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说,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形成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这跟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古代中国城市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1947年,当侯仁之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时,立刻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天津《益世报》上。历史地理学强调城市演变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这门全新的学问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与注重文献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质的区别。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说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国去留学干什么?其实不然,他要不到英国去这一趟的话,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会这么高。他回来以后就知道应当怎么样把英国好的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钧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北京地区的山川分布形势,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势所决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北京城的历史。
唐晓峰:古人记载的时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头脑,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这些事情,却是用现代人的头脑。现代人是什么头脑?现代地理学。这样就可以观察出古人没有想到、没有说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其他大学也逐渐以“历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苹芳:侯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第一流的学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实这只是个结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他自己就按照这种方法选择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转,是侯仁之最大的乐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钟爱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记。
北京最早始于蓟城,当时的莲花池是蓟城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经注》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盛所也”。这段描述说明莲花池昔日是风景胜地。公元1153年,金在蓟城的基础上扩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扩建中,莲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内,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不大的莲花池之水无法保障漕运,于是他决定放弃旧城,在它的东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废弃后,莲花池逐渐荒废、淤塞,直至成了养鸭场,后来完全干涸,几乎成了垃圾填埋场。
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要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时候,万里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要盖西客站。他说莲花池没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没有搬迁问题,马上就可以动工。我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
岳升阳:像莲花池这样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们往往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寓意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侯先生才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把莲花池保存下来,保存给我们子孙后代。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非常令侯仁之牵挂。
元太祖忽必烈灭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两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这绵延7.5公里的中轴线,成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中轴线又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发现,穿城而过的中轴线恰好切过积水潭的东岸,它的起点就是后门桥。
古代的后门桥曾是一派繁荣景象,当年忽必烈为开通漕运,命郭守敬从京西引水注入什刹海,这样,江南的运粮船就可以直抵城内,什刹海一时间“舳舻蔽水”,蔚为壮观,而这后门桥就是码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后门桥河道不断淤塞及至废弃,桥的石栏断裂,桥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桥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单这样,桥两边挂的都是遮丑的东西,大广告牌一直排下来,沿着两边看不见外头是个河道了,我当时就很生气。
在侯仁之看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可以让一个废弃的遗迹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断变迁,没有后门桥就没有中轴线,没有莲花池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水源和码头的作用,但是这些遗迹镌刻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废弃它们就是抹杀过去。
于是侯仁之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恢复遗迹。不久,机会来了,侯仁之被邀请给北京市委领导讲北京城的历史。
岳升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当时大概想了两个月究竟怎么讲。因为讲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泛泛讲北京城的历史,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结合到现实,来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得要能够有用。
那段时间,侯仁之的腿摔坏了,但他去医院看病时还不忘讲课的事,随手把想法记在药盒的背面。为了让这堂课有的放矢,八十多岁的侯仁之亲自去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进行现场考察,回来后才伏案开始撰写讲义。而在那时候,他已经患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
侯仁之:想来想去我提了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叫什么东西啊?我真去讲了。
在讲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马上召开了现场会,最终决定西客站向东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来有200多户居民,仅拆迁费就花了十几个亿。如今,荷花盛开的水景公园为号称北京西大门的西客站带来无限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里的小气候。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修复一新,河道得以恢复,元代水兽也重现岸边,站在桥上西望什刹海,这里又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闲适。
在侯仁之的建议下,后门桥改名万宁桥,取万事安宁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岁的生日选在万宁桥上度过。
我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旧中国,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本打算学医的侯仁之,本着历史救社会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历史专业。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侯仁之读到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番话让他泪流满面。
侯仁之:他说了几句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适逢多难,书生对国家毫无帮助,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我总想,得有点办法,虽然不是学军事,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侯仁之治学的终身准则,他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将学问紧密结合到社会建设中,并用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几十年,而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苹芳:那时候特别愿意听侯先生讲演,非常热情,奔放,有煽动性。
岳升阳:他讲课的时候声音底气非常之足,小的范围就用不着麦克风。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访的人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就跟我说,哎呀侯先生的身体真好,他的声音那么洪亮。
燕南园61号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学的家,侯仁之把这里取名为步芳斋。步芳斋悬挂着各种版本的地图,拥挤的书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阳:他一般是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想问题、写东西。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六点多钟就打电话来了,幸亏我每天也起得还早一点儿,所以没有被从被窝里揪出来。但是只要早晨六点多钟一听有电话,我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体好是因为他年轻时是一位运动健将。作为地理学家,侯仁之多次远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经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川水系,这都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锻炼。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学校跑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
侯方兴(侯仁之之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后搞出来一个锻炼方法,就是扶着门框跺脚,因为他站着的时间不能长了,所以跺跺脚。王力老先生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我家的凉台没有加顶,早晨两位老先生锻炼,我父亲在这边做广播体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遥相呼应,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侯仁之的家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他就跟家人特别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热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没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学校里的很多工友、门卫都认识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见面时认不出来千万别介意。
郑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这么一个大学者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很谦虚,有君子风度,我喜欢用“君子”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善良、诚恳,见谁都是很亲,他跟他学生也是很亲,不是那种让人不敢接近的人,谦虚平易,越是学问高的人这种修养越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内,由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全国第一部省市地图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在内容上包括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历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地图集,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信息系统,可以以图形化、数字化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所收集和处理后的地理要素信息。相较于传统的地图显示模式而言,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更加直观形象的表达空间分析效能,增强学生对地理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地理要素的识别与记忆能力,激发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地理关联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感知能力的培养。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开展教学活动对于改进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提升教学灵活性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一、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优势
1.改变学生信息获取方式,增强学生专业素养
地理信息系统中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全面,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具有十分显著的应用意义。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辅助教学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到地理要素之间的关联,帮助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还能够推动学生形成正确的、客观的态度和观念开展地理课程学习,不断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拓展学生知识的获取来源和学习能力。
2.促进教师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的提升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开展教学活动可以将素质教育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活动。教师在应用过程中会不断的提升自身理论知识储备,探寻适当的实现方式,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将自己对地理信息技术的理解和认识传授给学生。
3.扩散学生的地理学思想
地理具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特殊性,即其具有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双重属性。为向学生展示这些属性,促进地理学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必须结合现有资源,以最佳的方式向学生传达。
二、地理信息系统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引入方式
高中地理教学的重点在于让学生对地理事物、现象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时间、空间差异性形成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主的、系统性的、逻辑性的地理知识体系结构。传统的教学方式下,教学模式有限,课堂教学不可避免的会降低学生兴趣,增大学生的学习难度。而地理信息系统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资源、灵活的展现方式,可以有效帮助改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具体来说,在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开展高中地理教学时可以从以下三步出发逐渐深入。
1.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教学观念转变
传统教学方式下的地理学科教学处于一种简单的单向流动状态,学生的个体差异、思维差异以及知识积累差异需要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教学活动中的互动性不足所造成的。
将地理信息系统引入到高中地理教学中,为其使用适当的、符合教学需求的教学观念,既能够解决传统教学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地理学科体系结构内的知识关联性,还能够将更加具体实际的地理问题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的教学观念具体体现为教学与过程整合、师生互动提升、地理人才与地理知识储备有用等。上述观念下,教师可以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提升课堂教学灵活性,鼓励学生从自身情况出发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参照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应用方式和范围,满足学生差异化学习需求。
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教学手段转变
地理信息系统具有更强大的数据分析、信息处理以及结果显示等功能,将其作为教辅工具,可以替代传统高中地理教学中所使用的挂图、手册等工具,以更丰富多样的图表的方式集成更多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同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还能够依照教学需求开展快速绘图、专题制作、三维显示等操作内容,为地理教学内容的定量分析提供新的、高效的教学途径。
3.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教学内容引入
考虑到地理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时空特性、定量分析特性、空间分布特性等,在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开展教学时可以事先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与归纳,然后再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引入地理信息相关技术开展地理问题解决活动。
三、实施策略
首先掌握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范围,围绕教学材料和相关课题确定软件应用方式,如等高线教学、剖面图教学等;其次制定较为具体的时间和流程方案,并依照教学内容设计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解决方案;再次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的方式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获取关联教学内容;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归纳教学活动中的知识点、并开展针对性的、重点性的教师点评和学生自我评价活动。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GIS的高中地理教学
参考文献:
[1]牟琳.地理信息系统在高中地理合作学习中的实践与探索[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对于地理学科中的无图考图题,图解法是最好的解题方法。图解法能将一些解题过程中的思考过程用简单的图示显示出来,能帮助我们在答题时理清思路,避免过失性丢分。尤其在解答地理时空分布、运动规律等方面的试题时,能大大提高答题的速度和准确率。
【典题1】不考虑海陆、地形、冰雪等条件,有人从极点附近(含极点)某地出发,依次向正北走5千米,正东走5千米,正南走5千米,正好回到原地,从极点上空看,向东走时可能:①顺时针走一个完整的圆。②逆时针走一个完整的圆。③顺时针走了小于360°的圆弧。④逆时针走了小于360°的圆弧。
A.①②③ B.②③
C.②③④ D.①④
解析:此题比较抽象,难度较大,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才能找到答案。根据题目要求作图辅助分析,有两种可能(如图1所示),第一种可能是:在北极附近找一点,先向北(沿经线)走5千米,再向东(逆时针)沿纬线走一圈(5千米),再向南(沿经线)走5千米,就可以回到原地;第二种可能是:从南极点出发向北(沿经线)走5千米,再向东(顺时针)沿纬线走5千米(一段圆弧),再向南沿经线走5千米,就能回到原地(南极点)。故选B。
【典题2】地形因素对建筑物布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自然通风、日照效果等。建筑物的间距越小越能节约建筑用地,为了保证山坡上的建筑物底层有日光照射,山坡上的建筑物应有合理的日照间距。下列叙述正确的是:①在向阳坡,坡度越大,建筑物间距越小。②在向阳坡,坡度越小,建筑物间距越小。③在背阴坡,坡度越大,建筑物间距越大。④在背阴坡,坡度越大,建筑物间距越小。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解析:此题有一定难度,用图文转换法,把复杂的文字情境转化为直观的图形,可以化繁为简(如图2所示)。向阳坡如图甲,坡度变大(即β>α),楼间距对应的关系L1>L2,楼间距变小;背阴坡如图乙,坡度变大(即β>α),楼间距对应的关系L2>L1,楼间距变大。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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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像转换法
试题中的某些图像比较抽象或者我们不太常见,这时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图,将其合理转化为直观的图像或者是我们常见的图,以寻找解题突破口。
【典题3】图3中各图等高距相同,则有关a、b、c、d四处坡度大小的说法正确的是:
A.a=b=c=d B.a>c>d>b
C.b>d>c>a D.c>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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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分析本题时可将四幅图转绘到图4,然后加以对比,则四处的坡度大小一目了然,即a>c>d>b,故选B。
【典题4】图5所示范围全是夜半球,此时,湖南省各联考学校时钟显示的时刻是( )
A.10时40分 B.13时20分
C.22时40分 D.1时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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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中给定的图看起来虽然简单明了,实际上却很抽象,学生感到比较陌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将图转换成同学们比较熟悉的图(图6),据图6可知80°W的地方时为12时,可求北京时间为1时20分,所以选D。
三、计算法
在地理选择题中,有的试题需要根据题干提供的条件,通过计算推导出答案。这种类型的试题考查的内容主要有区时、地方时和昼夜长短的计算,正午太阳高度角、太阳能热水器的摆放角度和楼间距的计算,比例尺和实际距离的计算以及气温随海拔的变化、等值线图中相对高度和气温差的计算,各种人文地理数据的估算等。但地理计算重在考查方法、规律的掌握情况,计算过程相对较简单。
【典题5】(2011年高考重庆卷)某地北京时间6月22日6时左右日出,13时太阳高度角达到最大约83°。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该地最可能是
A.北京 B.沈阳 C.成都 D.海口
解析:根据“6月22日北京时间13时太阳高度达到最大”,可计算出该地的经度约105°E,根据“6月22日13时太阳高度达到最大约83°”,可计算出该地的纬度约为30°26′N。因此答案选C。
(2)该地当天上午太阳高度角达到36°时,布依诺斯艾利(西四区)的区时约为
A.6月21日9时 B.6月21日21时
C.6月22日9时 D.6月22日21时
解析:根据该地北京时间6点左右日出(太阳高度为0°),13时达到正午,且正午的太阳高度为83°,可推算出太阳每小时约升高12°,当该地当天上午太阳高度角达到36°时,北京时间应该为6月22日9时,所以可计算出西四区的区时为9-(8+4)=-3时,即6月21日21时。故答案选B。
【典题6】 [2008江苏卷9]图7是“某地地形简图”,M点位于36.5°N。两中学生分别到达P、M点,测量并计算出两点相对高度是288米。冬至日正午,M峰顶的影子正好移至P点,则P、M之间的水平距离大约是:
A.300米 B.400米
二、高中历史教学的特点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人文景观以及环境、人类发展和演变规律,对于高中生来说,历史地理观的形成对于塑造高中生人文素养,人文意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交叉性和综合性,所以在历史的学习中,必须对各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的运用,通过这种综合运用提升地理历史学习的有效性。
三、在历史学习中运用历史地理知识的作用
(一)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率
目前来讲,高中知识的学习越来越重视学生素养的培养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在历史学习中,综合运用历史地理知识,一方面能够通过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识让历史教学更有针对性,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历史地理知识的重视和学习历史地理知识有利于学生空间观念、历史地理知识的准确获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将这种空间思维运用到历史学习中,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得历史学习能够具有可感性,客观性,也更增加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方便快捷程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对于学生来说,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其人文素养形成的一个关键点。通过对历史地理知识的综合学习,学生的综合知识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两种学科的融合能够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综合思维,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人文素养的培养,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运用历史地理知识提升高中历史教学的方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综合运用地理历史知识,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更够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促进学生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具体来说,做到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要注重人地关系
历史知识的学习主要是对于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识,通过对于人地关系的讲解,对于人员地域等的把握,能够促进学生更加综合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二)要把握历史地域概念
对于很多历史地域来说,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是当时历史的缩影,通过对这些地域概念的认识和掌握,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比如台湾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数次不同的名字,琉球、小琉球等都是其曾经的名字,这和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北京来说,大都、燕京等都是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字。将这些历史名称和地域相结合起来,给学生进行讲解,能够增加学生对于地域的整体认识,增加对于历史事件的掌握程度。
(三)以历史地图为切入点
在高中历史课本中,经常有一些历史地图,这些地图,是当时地域的标记,教师在进行授课的过程中,可以以这些历史地图作为具体的切入点,通过对历史地图的讲解,将地域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知识充分地结合起来,从而让学生在图像和图形思维中了解整个历史事件,增加学生对于知识的熟知程度和掌握程度。
(四)加强历史地理知识习题训练
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综合掌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知识习题的训练来实现,在目前高考文科综合的背景下,很多高考试题以及模拟题都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合在一起。虽然在教学的过程中,历史地理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在考试时候,却要求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这种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合运用的知识习题练习,对于学生提升历史地理知识的整体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综合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对于学生知识的练习和习题的掌握进行一定的强化,通过强化练习题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整体能力。
(五)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地理遗迹
百闻不如一见,在历史地理的学习过程中,到实地参观考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到历史地理遗迹进行参观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地理知识,这种参观可以是古遗迹公园,可以是古战场,也可以是历史博物馆。如果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不允许到外地进行实地参观,则可以通过视频学习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和建立这种地理历史知识的形象思维意识,帮助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地理知识。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2.体系结构上的精心构思。民族地理学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篇幅中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地对此加以论述,很能考验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写作水平。作者在总体上采用了一种三元式体系结构:首先从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视角,将民族地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研究对象、内容、概念、方法、意义及学科体系等做了整体性的论述。突出了学科地位的研究;继而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民族与自然:人地关系上的民族生态观”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三个方面对民族地理学所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最后分别对“世界民族地理”和“中国民族地理”进行具体审视,旨在从“世界”与“中国”的视阈中考察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将纷繁复杂的民族人文地理现象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种三元式体系结构,从涵盖面来说,几乎囊括了民族地理学所有的研究内容,使古今中外各种民族地理知识尽纳其中。仅从这点来说,该书既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体系结构,又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结构,称其为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
3.论述观点上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地理环境对种族、民族体质特征和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书中以五个典型的个案材料为主,深入地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作者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是深邃而辩证的,他指出:“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愈是民族发展的早期愈是明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形成民族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环境只能是一个基本因素,而且这个基本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主要是作为生产力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起核心作用的是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力地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第二,在对“民族生境”、“民族生态位”等概念具体阐释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民族环境取向的两个基本向度――垂直空间向度和水平空间向度,民族生存和发展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关于居住地周围小环境的认知。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理论,具体分析了各民族对生态过程的理解、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中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生态观念,以及各民族社会传承有序的环境乡土知识对民族生态的维护作用。第三,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揭示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民族地理学在考察民族文化地理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重点分析了饮食、服饰、丧葬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论述了各种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民族聚落的影响,考察了民族聚落的地理类型与空间分布形态。“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这部分的一个研究重点,书中既分析了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考察了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对宗教分布、传播和扩散的影响,又对各种宗教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逐一进行揭示,探讨了宗教的生态关怀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通过对民族文化地理的分类考察、综合归纳,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不同民族共同体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着较为稳定的空间属性或区位地域的植根性、依附性,并且在不同的时空序列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第四,书中关于民族地理现象中地名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颖独到。作者认为: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不同地域、不同层次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每一个地名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像,它都或多或少地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文化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隐藏着大量的具有本源意义的文化信息。在对地名进行民族地理学的解读中,既注重探讨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再现及其生态意义,又详细地考察了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名称的大量地名,具体分析了区域民族历史变迁、民族聚居与杂散居分布状况、民族迁徙与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