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跨文化传播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
无论是中国动画作品,还是西方动画作品艺术,都会在无形之中给人类文化水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都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产物,能够推动社会的动画艺术,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创造财富。尽管中西方动画作品中艺术传播的形式各显神通,不尽相同,却是表达着同样的艺术内涵,同样是运用动画作品来表达艺术的文化气息,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环境的缩影,从而让儿童乃至大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真正的力量,所谓的真善美的真实所在。
一、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1)由于动画的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属于自己心中的动画偶像剧,从而使得人们对于简单的动画内容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说:《熊出没》这部动画的兴起,成为多少儿童心中的所爱,家喻户晓。在平常的生活中,孩子都会模仿其中的话语,进行通话的交流。千万不要觉得这些简单的话语通俗易懂,就不值得一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你通过看动画而有了这些话语感觉的时候,说明你对语言的交流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证明你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进步。动画的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不同的语言,了解许多简单的跨国文化知识、简单的短语,经过反反复复地观看,重复地听取,自然而然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达到了文化宣传的效果,看的动画越多,对文化学习的开展越有利。
2)动画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儿童解决这些生活中遇到的简单问题。对于文化交流来说,观看动画让人们在身心愉悦、身临其境的同时轻松地了解各国之间的文化,这个过程既简单又方便,还不需要刻意地去记忆,听多了画面中的描述,自然就刻在脑海中了,至少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动画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好像这些话语以前就见过、听过,仔细回想一下,应该是哪个动画里边主要人物的口头禅吧!而能被我们记起来的这些动画或者是其中的人物,估计都是受我们现在或者以前迷恋的动画所致,相信为了那份执着与热爱,形象生动画面很快就能被我们消化掉,不止如此,印象深刻的语言也很难让人忘怀。比如:《哆啦A梦》、《蜡笔小新》、《火影忍者》、《熊出没》等许多优秀的动画深入大部分人的脑海中。总归来说,动画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画面中经常出现一些常用语言,久而久之自然就变成我们利用的资源了。
二、鉴于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研究一些转型策略
1、根据本国的国情、社会背景、生存环境、人们的心理特点等,大力地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动画实际上就是以人民的真实生活为背景来进行描绘,这样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给人民一种现实生活的重现,打出人民的愿望与心中的需求,在动画中淋漓尽致地变现出来,让人民感同身受。为此,我们在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紧密地结合本国的国情、社会背景、生存环境、人们的心理特点、外国人的心理需求等,不断地为文化的互动增加一定的前提基础,从而更好地宣传文化,达到知识的共鸣。
2、需要达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来实现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为了更快速地实现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我们需要把握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编码,不能把文化进行分割,或者是背离文化全球化的思路,以、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作为动画传播的思想指导,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相同的文化内涵、思想追求、大社会的美好渴望、全球化的文化要求等,慢慢地缩短动画在各国文化交流之间的差距,最终求得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互利双赢,共享文化资源。
三、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
在中西方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众多的动画学习和观看爱好者,不仅推动了其自身的发扬光大,同时让动画在本土乃至世界领域范围内得到了强烈的认可,间接地影响着更多的人来投入到动画这个文化的学习与宣传之中。但是切记:对于动画画面中积极地、有利于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值得我们宣扬,而那些不健康的、低俗的、不文明的、容易让儿童受伤害的、影响他们身心发展的和学习进步的行为应该坚决抵制,还要在大范围内进行宣传活动,告诫儿童哪些该吸收,哪些该果断地放弃。只有把动画精神的正能量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使其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02期
一、跨文化传播的动力
人类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传播过程有一个基本规律:通常不是双向的对称换,而是相对强势的文化体向相对弱势的另一文化体的信息输出为主。而且,相对强势的文化体其信息输出总量和信息输出的有效性会随着这两种文化体之间综合实力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和提高。到底是什么在影响或制约不同文化体之间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为什么相对强势文化体的对外信息传播会更有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跨文化传播规模和密度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怎么做才能更有效?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实中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泛信息传播行为同样也遵循这个规律。信息为什么能够从信源传到信宿并被目标受众接受?尤其是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人和庞大的文化体系,他们之间的信息传播如果没有一种驱动力,信息能够被传播到目标群体并顺利为对象所接受或认可吗?笔者认为,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信息传播也应当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客观世界的任何一种物质运动都是需要能量的,信息传播也不应也不会例外。在此我们姑且将这种推动信息传递的能量称之为“信能”。不论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还是香农―韦弗模式,以及其它如环式模式、双循环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和一致性模式[1]等,无一例外地,传统信息传播理论都只看到了传播过程及其主客体,而忽略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信息传播的动力要素,即信能。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信能正是来源于因不同文化体间综合发展实力的差距和文化异质性带来的双方相互吸引和被接受程度上的落差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势能――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势能。
二、文化势能
那什么是文化势能呢?笔者认为,文化势能本质上就是在特定时期内,一个基于更强综合实力或独特文化异质性而获得相对优势地位的文化体对其他相对弱势的文化体在心理上产生的吸引、可信任和被接受程度的总和[2]。它反映的是一个文化体对另一个文化体的认可程度,或两个文化体之间相互认可和接受程度的心理优势差。一个文化体对另一个文化体认可程度越高,另一个文化体获得的文化势能就越大,就越容易接受另一个文化体输出的相关信息。
文化势能作为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一种心理认可优势差,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现实社会经济基础。
首先,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不同文明程度和文明形态,从而导致相对优势文化体和相对弱势文化体出现。这种文化上形成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弱势形成文化势能。
其次,世界不同文化体的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各个文化体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异质性。文化异质性也是不同文化体之间发生吸引和交流,使自己能够获得对方一定范围和程度的认可,奠定自己信息输出所必需的信能――文化势能。即使是最原始的部落文化,它在与其他高度发达现代文化体发生交流过程中,它也会产生一定的信息对外输出和传播。
文化势能对不同文化体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和效果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具备整体优势的文化体其信息输出无疑会获得较大的文化势能,其跨文化传播行为通常表现出信息输出的自觉和自信,而对来自相对弱势文化体的信息往往伴有较强的怀疑和抵制情绪,形成信息输入的阻滞因素;与此对应,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体在其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输出无疑会处于心理劣势,对外信息输出也自然表现为缺乏自信和消极,相反对来自相对优势文化体的信息往往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可、欣赏和向往。我们将输出信息一方称为源文化体,对输入信息一方称为目标文化体。当然,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只是相对的,而且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认可和被接受往往是相互的,只不过双方相互认可和被接受的程度和领域可能会不一致,双方存在可能互为源文化体和目标文化体的情况;另外,由于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综合实力消长、文化体发展形态及速度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体的相对优势或弱势地位也会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中国这个文化体及其灿烂的文化曾领先整个世界上千年,对外一直是获得文化势能的一方,信息的对外传播和输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相对于美国文化体整体上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但并非表明中国就会一直处于弱势,从长远和发展的观点看,中国文化体的优势地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会越来越加强,得到其他文化体的认可及由此获得的文化势能也会越来越多,对外传播的总量和效能也会逐步提高。
三、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
同一个文化体面向不同的文化体传播同样一个信息时,其最终传播效果往往不同。这是因为该文化体对其他几个文化体获得相应的文化势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下列三个因素直接制约着信息输出所必需的文化势能的形成:
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决定文化势能的根本因素。更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创造出更先进文化和更高文明成果提供了必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同时也才能提供更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更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体系,从而使自身文化对其他文化体产生吸引力,由此积累并形成文化势能。无论如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其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基础于此的生活方式,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毕竟是世界相当部分人所羡慕和追求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全球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霸权,这与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综合实力上积累形成的全球霸权为基础的。其商业和文化对外输出的总规模和有效性也显然要比其他强大得多。
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之间的文化势能在特定时期也受到这两种文化体之间现实关系状态的影响,特别是现实政治和军事关系状态的影响。例如,当两个不同文化体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或政治冲突时,会严重影响两个文化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会导致强烈的对立。此时,即使在综合实力上明显占据优势的一方也会因此而失去文化势能,直到两个文化体之间重新建立正常的政治军事关系。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当今的美国和朝鲜,6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在中苏交恶之前,苏联对中国有信息输出的巨大文化势能,无论从工业体系、教育体制到整个制度设计,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子。但中苏交恶之后,前苏联对中国的文化势能显然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中国对一切来自苏联的东西都会产生强烈戒备心理和排斥倾向,苏联对中国的信息输出几乎中断。
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的自身文化特性也会影响文化势能。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的长期积累与影响,不同文化体会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特性。其中,有的文化体自身包容性比较强,容易接受外来影响;而有的文化体封闭性和排他性较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总体上来讲,伊斯兰文化体相对其他文化体来说,更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他文化体在多数领域很难获得对他的文化势能,对伊斯兰世界的跨文化传播显然要困难得多。相应的,朝鲜作为一个封闭性较强的文化体,美国对朝鲜的跨文化传播显然要比对当今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要困难得多。
四、对外传播策略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对外传播的目标文化体又是如此之多,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文化体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尽可能获取最大的文化势能,以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跨文化传播的规模和效能。
在针对封闭性较强的文化体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通常需要通过扩大源文化体与目标文化体的价值共识上下工夫――通过普世价值先行,以普世价值实现价值改造和价值笼络,从而逐步稀释和消除目标文化体对源文化体输入信息的紧张和戒备心态,积累目标文化体对源文化体的认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日本侵华历史与中国长期封闭的历史惯性,中国百姓对日本普遍存在戒备和排斥倾向。日本政府、企业和产品在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为削弱中国人对日本及其企业和产品的抵制情绪,很多情况下是将其对华传播定位在“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诉求上,企图有意将日本的发展及其商品输出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并通过为中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贷款、赠款等有助于提高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一些表面的“非政治”措施来建立并巩固这种“价值共识”。事实证明,当时的日本及其企业的这些对华跨文化传播策略是成功的。
在与源文化体严重对立的目标文化体中开展跨文化传播,则应尽可能将自己输出信息包装成单纯技术、娱乐信息,通过技术及娱乐信息消除戒备,避免出现将容易引起对立的代表性价值或文化符号,否则目标文化体将抵制这种文化输入。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控制区域内,一些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美国大片和流行歌曲,虽然受到的严令禁止,但依然无济于事。伊朗2009年内乱不断,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经过长时间经营积累,在伊朗内部成功地培养了一批美国技术信息和娱乐社交网站的拥趸,从而为价值输出奠定了基础。如果在一些与自己整体上存在文化体价值冲突的国家传播自己的信息、推销自己的产品,相关的传播千万不要将源文化体的代表性价值观特别是与源文化体根本对立的典型价值观牵扯其中,否则,会带来恨屋及乌的后果,彻底断送传播效果。
而优势明显的源文化体在目标文化体中进行传播时,应当采取泛化源文化的标志价值或将源文化典型化、抽象化甚至符号化的传播策略,即价值与文化的泛化。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迷信”。当人们对源文化体充满崇拜期望时,对来自源文化体的所有信息通常容易全盘欣然接受,甚至迷信源文化体的一切信息,把源文化体信息作为事物判断标准。例如,在中国这个目标文化体中推销来自欧美的产品时,大多数企业非常注重强调“来自欧美”或“欧美设备或技术”等诉求,因为欧美同中国相比,他们认为是获得文化势能的一方,只要将信息泛化为欧美标签就可以获得文化势能,获得中国百姓认可,从而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同样,在向与中国文化体关系融洽而且并不封闭的第三世界开展跨文化传播时,可以参考借鉴这种传播策略。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参与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前所未有,这就需要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更大成就,在创造更灿烂文化、塑造和平文明现代国家形象上更是任重道远。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行为。我们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我们自身与目标文化体现实关系状态出发,努力积累和扩大自身文化势能,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不断提高我们跨文化传播效果,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
注释: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Exploration
CHEN Wen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peopl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mak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often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lict. In advocating the basi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and methods cultural world,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In this pape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discuss,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need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th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innova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to elaborat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novation
1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后,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交通、通信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沟通与交流的畅通性不断提高,人类生产生活开始步入新的时代。自动化、网络化、沟通互动化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在这一进程中,跨文化交际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文化与经济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因此,在这种环境形势下,对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进行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2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探索过程中的问题
2.1 风俗习惯的文化差异
首先是动物象征方面的差异,以“狗”这种动物来为例,其虽被视为人类的朋友,象征忠诚,但是在汉语中大多含有贬义的意思,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狗屁不通等。而在英语文化中,以狗做成的语句多为褒义,如“a luck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正是其象征的含义不同,使得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文化差异。
其次是色彩喜好习俗上的差异,了解和掌握其他国家的颜色在语言中的深层含义,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也有助于文化的传播。例如,在英语中,带有Green的词组有着不同的含义,green goods(新鲜货)、a green old age(老当益壮),而在汉语中,绿色则表示欣欣向荣的意思,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在进行文化交际或文化传播过程中,只要尊重各民族对颜色的爱憎,就能进行很好的交流。
最后是数字的差异,很多国家认为单数是吉利的,而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13这个数字被视为凶数,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一现象,如电梯13层被12A代替,剧院、飞机、火车等没有第13排座位。反之,我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数字,很多人结婚或者其他喜庆日子时,都会选择这样的日期,人们认为双数表示好兆头,追求和渴望好事成双、双喜临门。
2.2 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思维的特点在于其整体性,重视综合的倾向,而西方思维的特点在于其实际性,注重分析的倾向。中国哲学不能将认识客体置于主体的对立面去观察、分析,只有与客体的交融共存中来体会它的存在,感受其生命,领悟其精神。这种重视群体存在的思维就是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其不仅关注社会群体自身与社会在运行时其社会与个体之间存在的对立,也承认不同个体之间都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要努力保护个人处于社会当中的权益地位,这是西方人的个体性思维方式。
2.3 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价值观念其本质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处于文化最深层部位,它能够有效明确社会、群体以及个人多要采取的交往原则、行为动作以及生活状态。诸多学者将其当作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然而,若没有真正懂得价值观之间存在何种差异,那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何为跨文化交际。由于价值观存在差异,则会产生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教育子女、家庭观念、个人隐私以及学习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只有有效消除上述价值观,才能构建一个无歧视的多种族文化群体的和谐社会。
3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方法创新
3.1 平等尊重,化解冲突
各民族都存在文化差异,且其起源地理、语言、自然条件以及人种等存在紧密联系,主要以其民族本身的环境、条件以及需求等方面的差异,除了以地域性质、生存空间为主要表现,还表现于时代所需物质不同以及发展水平不一。具体来说,文化就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其虽不是有形的实体,但是却随处可见。文化是民族的一种精神,规范着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审美情趣,昭示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对于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应该要保持尊重、平等、友好交流以及接纳等,这样才能冲破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阻碍,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传播,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跨文化交流。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正视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以对话和尊重他人为基础,强化文化传播的无优劣、无界线,增强尊重意识。
3.2 主动适应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习惯
在开展跨文化交际时,应该要主动去了解其他民族的主观文化,从而将自身主要文化的重要性予以淡化,明确各个文化间所存在的不同,将文化交流时所存在的障碍予以排除,并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与优化,对于不足之处及时予以改正。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接触其他民族的人和语言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交流了解过程中,要遵循原则,将相同之处予以保留,对于不同之处则要求共存。
3.3 更新观念,自我完善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于本民族所流传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化等都要予以保留,不可摒弃。但是从时代创新性角度而言,由于时代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也应该做出改变,予以俱进,以顺应时展要求,不断创新与发展。近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普通话打招呼语“吃了吗?”就呈现出渐弱的趋势,逐渐被“你好!”“您好!”所代替,这就是汉民族人在对外交往中吸收异族文化而创新的一种新的文化选择。
人类文化与人的物质精神需求相联系,其是人超越自我本性的集中体现。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传播是文化进步的具体表现,也是发扬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主体形式。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适应能力。不同国家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非语言行为等方面均有存在差异,俗话说得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全球化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自我,更新观念,只有适应时展的特点,重视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良好的主观心态,把握良好的交际技巧和传播方法,才能享受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带来的益处和乐趣。
4 结语
综上所述,各民族之间因多种因素的差异,才形成文化文明的差异,其是导致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冲突将逐渐减弱,直至彻底消除。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文化传播活动中,应充分认识和了解其他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自身主观文化意识,强化对异族文化的学习和掌握,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化解冲突,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王革,李玲.浅析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J].教育教学论坛,2014(4).
广西壮族自治区对东盟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传统媒体涉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自2000年起,广西日报社就与越南的一些报社建立了合作关系。2004年1月《广西日报》重点推出了《对接东盟》专版,主要报道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经济建设等内容传播到东盟国家;另一方面向国内受众介绍东盟国家的异域风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以文化交流带动中国—东盟的互相进步、共同发展。在广西日报的系列报道后,东盟国家对广西及中国的礼仪、民俗甚至餐饮休闲文化传播到了东盟各个国家。成功的双向沟通使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范围更为广泛。
(二)电视台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自2004年起,广西电视台确立了“把广西电视台打造成有国际影响的区域性媒体”[2]的目标,准确定位对东盟十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效果显著。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通过长城卫星向东盟国家播出,国际频道这一平台给广西对东盟国家的跨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力量,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广西电视台一直致力在东盟国家传播中国、传播广西好形象和优秀文化,广西电视台掌握了要以传统文化塑造国家美好形象这一要旨,以此来吸引东盟国家受众的注意力,在提升自身传播能力的同时,也提升广西媒体对东盟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三)广播电台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自2005年9月,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东盟国家对外宣传的合作交流,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电视台、电台、传媒集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200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广西对外广播电合,建立了北部湾之声——采用英语、泰语、越南语、普通话和广东话5种语言播出,北部湾之声调频覆盖中国广西北海、钦州等地,还有东兴、水口等口岸,短波SW5050、9820可覆盖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及泰国东南部地区,覆盖人口超过1亿。[3]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在对东盟跨文化传播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东盟国家受众成了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最便捷的媒体来感受广西及中国文化魅力带给他们的精神文化大餐。广西的传统媒体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上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但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对东盟跨文化传播还是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
二、新媒体背景下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
新媒体是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的新的媒体形态。可以说,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及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媒体交流合作的领域,为广西与东盟进一步合作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及和谐的文化环境。
(一)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微信
2013年在广西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充分合理的利用新媒体输出信息和文化,效果显著。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组委会开通了命名为“CAEXPO”的官方微信公共平台账号,具有很多丰富、实用的服务功能。例如,博览会资讯、博览会微博、客服热线、导航位置及附近美食等服务功能,为社会各界及时全面了解博览会的权威新闻信息提供最便捷的渠道。受众可以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官方微信,及时了解博览会举办活动的情况,也能通过“关键词回复”这一功能获取自助查询服务信息。通过开通官方微博账号和官方微信公共平台账号,中国—东盟博览会主办方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强了与受众的信息共享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受众的参与博览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北部湾在线”新媒体
“北部湾在线”新媒体对东盟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点新闻网站,该网站通过整合广西当地的广播与电视的多媒体资源,制作出丰富的、面向东盟的多媒体节目,实现在广播、互联网和手机跨平台多媒体信息,开创了跨地区、跨行业、跨终端的立体化传播业务,构建境外宣传的新格局,全面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的需要。虽然广西新媒体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传播渠道,并提升了其跨文化传播能力。但新媒体背景下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例如,在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东盟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具体文化差异及认同;广西东盟国家小语种新闻人才的流失,不能更好地融合东盟各国的民俗、语言风格,有效地进行沟通等。
三、广西对东盟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广西与东盟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传播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广西对东盟跨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西与东盟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得到了提升。因此,广西新媒体要想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就需要以跨文化传播的理念开展对东盟国家信息传播的工作。
(一)加深东盟各国受众定位及心理研究
东盟国家的受众喜欢看什么,需要了解什么,他们的阅读有什么样的习惯?了解和分析这些需求、习惯,是广西对东盟跨文化传播的基点。[4]针对东盟国家庞大和复杂的受众群体、各国民俗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的实际现状,广西新媒体应该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加强对受众的定位分析和研究,并据此制定相应对策,设定传播目标和议题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二)充分利用广西各类跨文化传播平台
广西有很多和东盟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优秀的、成熟的平台,如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中国—东盟音乐周,中国—东盟戏剧周等文化交流会议或演出。以中国—东盟音乐周为例,新兴媒体的交互性和无界性为消除音乐文化差异提供了便利,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可以通过使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减轻乃至消除彼此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认知差异,以及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可以说,新媒体提供了一个以弱化不同音乐文化间的差异为功能之一的多元化音乐交流平台。[5]
(三)创新适用于东盟国家受众的新媒体应用平台
尽管在文化上广西与东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但在新媒体技术的创新上却是相通的,所有受众都喜爱使用方便、快捷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可以在广西对东盟的跨文化传播中使用扫一扫、摇一摇等趣味性的方式来吸引东盟国家受众的吸引力,进而提高其跨文化传播效果。同时可以在跨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使用手机Flas、PPT展示等轻松活泼的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使东盟各国受众轻松、深刻记忆他们感兴趣的跨文化传播信息文本。
对于不少美剧迷来说,每个星期二是最值得期待的日子,因为在这天,众多美剧的下一集将会在美国开始播出。在2006年Goode的年度十大搜索词汇上,《越狱》排在第四位,同样颇具人气的《迷失》也跻身前八。2007年2月份,《越狱》第三季即将回归的消息在“越狱迷”中广泛传播,短短几天内,百度“越狱吧”一条相关内容的帖子点击率就超过了一万次。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最早成立的“F6美剧讨论论坛”注册会员就有八万多人,之后成立的稍微有名气的“伊甸园”等论坛,注册会员都数以万计,其中号称“美剧天堂”的“馨灵风软”论坛截止到2009年6月13日,其注册会员高达41万多人,关于美剧的帖子多达400多万,无论会员数和帖子数都远远超过了同类的主要以国产影视作品为主还算有名气的“中国影视论坛”,美剧现在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美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跨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跨文化的传播方式打通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增进不同文化直接的理解和融合,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共享的人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剧的出口,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而电视剧的跨国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相融相斥的过程,同时这种方式更加的隐蔽更加的不易察觉。
美剧的走红不仅是一种收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化运作下的必然产物。笔者认为,美剧在中国的流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与韩剧日剧相比,美剧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中日韩同属一个文化圈,有着共同的价值认知基础。而美剧通常宣扬自由和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与中国文化差异太大,使受众产生一种猎奇心理。当中西文化产生撞击时,强势的西方文化必然改变一些思想比较容易受影响的受众的价值观。美剧的文化传播从美剧的一些特点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1、真正做到了内容为王。“新、奇、特”是美剧选题的最大特点,题材的选择都源于生活而又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论肥皂剧、情景喜剧、科幻剧、冒险剧等不同的题材都能打动不同指向的观众。另外在剧情的编排上,剧情有张力,情节设计跌宕起伏,节奏较快,悬念设置使得观众永远没有办法猜中后续情节的发展。比如《越狱》,短短45分钟的一集往往包含大量的信息,处处设下的伏笔最终导致峰回路转的意外结局,无尽的悬念和快节奏的变化令人欲罢不能。
2、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美剧的生产已经成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化的生产制度,从最初的创意提供、编剧、拍摄到后期制作等等都是团队分工合作、流水线型生产完成。美剧的市场化程度高。其生死完全由观众的兴趣也就是收视率决定。这样的生产机制下产生的生存压力必然会激励美剧去不断地创新,以观众的兴趣为导向。另外美剧生产过程中的电视台、制作公司、经纪人公司都有着密切的良好合作关系。
3、智慧型的编剧团和巧妙的播出时间安排。美剧的编剧团是美剧一个最大的亮点,在整个美剧的制作过程中,编剧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编剧团的集体智慧才造就了内容。美国对电视剧的智力投资的重视不低于经济投资。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是以特殊职业为背景的电视剧。比如刻画特工、医生或律师等特殊职业的电视剧,因为专业才会产生距离。所以也要求编剧必须充分了解一个行业的知识,才能吸引人而又不会被内行人贻笑大方。这些并非一般的作家凭空想就可以达到的。美剧剧情的编排处处都体现了编剧们过硬的业务素质和高超的智慧。《越狱》是运用智慧和悬念的典范,迈克的整个经典的越狱计划的设计便是编剧的集体智慧,其中对于美国监狱和政府的描绘以及一些文字之谜和军事、科技、医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显示了编剧的专业和智慧。在播出时间的安排上,美剧按照以季的方式播出,一个星期播放一集,这样给观众留下充足的时间思考和讨论,边拍边播也给编剧们留下充足的时间去了解观众的反应,及时根据观众的兴趣走向来修改剧情,引导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客观上来讲,电视剧的生存依赖于传播渠道和目标观众,美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在这两个方面都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
1、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美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渠道。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使美剧的大范围传播变成了现实,并且十分的便利。对于绝大部分的美剧迷来讲,主要是从美剧论坛或者是迅雷上下载或者是在线观看所有的美剧的,也有一小部分通过购买DVD观看。网络服务的不断完善,字幕组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剧在国内的传播。另外点对点的传播技术也使得美剧的受众群不断的扩大,QQ、MSN等即时通讯技术,P2P的点对点传播更方便朋友之间分享美剧资源,拓宽了美剧传播方式和便利性,论坛和贴吧又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后交流的平台,论坛和贴吧的发展又会聚集更多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这些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加剧了美剧在国内的跨文化传播。
2、高学历的观众和英语的大面积普及为美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伊甸园论坛”曾经就经常观看美剧的观众的年龄和学历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75%的观众年龄在18岁一40岁之间,85%的网友学历在专科以上(详情见图1),这就说明,观看美剧的观众大部分是拥有高学历的中青年,以各高校的学生观众为主。因为拥有高学历的观众,首先大部分英语水平比较高,对于他们来说,看美剧的语言障碍相对较小,也有不少的高校学生跟笔者一样,看美剧的一个很大的初衷是感受纯正的英语语言环境,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其次高学历的观众大部分比较偏重于精神享受,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更旺盛,要求也更高,思想更开放和包容,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或者来自异域的文化。这样代表强势美国文化的美剧通过网络传播到中国,自然而然就受到这批人的率先欢迎。
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大面积普及和发展,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情和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语言的障碍,客观上推动了美剧在中国的跨文化发展。
对国产影视作品的反思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和表述形式为我们所熟知,而好莱坞电影的兴起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电影市场不断产业化,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力度以及被接受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成为好莱坞电影的消费大国。
好莱坞电影在内地占有如此的高分值比重,其多元化的取材是它在“电影场”攻城略地的关键之所在。美国的移民文化决定了其开放自由的思想风气,并在影片中呈现出来。在电影题材的广度上可谓是无人能及,历史、现实、科幻、梦境、史前、未来等不拘一格的创意形式都有所体现。除了不同类型的影片之外,好莱坞电影也更多的开始直观地呈现出异国的自然人文景观元素。中国传统的功夫、历史人物(如动画影片《花木兰》)、中国的自然景观等一再出现在电影中,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构成元素。(如影片《阿凡达》)。中美之间这种文化元素的融合更为好莱坞电影行销全球注入新的血液。
好莱坞电影能够在中国乃至全球电影市场取得优势的另一因素是人性观照的体现。随着人们逐渐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原始的自然风光,质朴善良的人性成为人们渴望憩息的精神园地。从《阿甘正传》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影片中个人通过不断奋斗得到成功的故事情节,感人的故事性和人情味,都能拨动大多数人的感情之弦,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同。在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们内心情感却越来越匮乏的今天,关注人性不仅使美国赢得高票房,也是其在中国占有“位高权重”地位的重要支点。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好莱坞电影不仅占据美国本土经济的重要一脉,又成为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利器,也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本土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出现“好莱坞电影热”的关键要素
(一)全球性文化的传播语境
麦克卢汉论述了电力时代的内爆使人们重新聚合到了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割裂状态不断地被打破,文化在跨界交流中不断融合。全球化的文化传播语境以及美国导演对全球化的高度把握,讲求时机在电影中融入中国元素以及共同的人文情怀,更加虏获了大批中国观众的心。2008年上映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用整部电影贯彻着中国的“武侠精神”,肥胖笨拙的熊猫阿宝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了世人敬仰的神龙大侠,体现出中国“天道酬勤”的思想理念;《2012》表现世界末日的题材中,同样将中国军人的正面形象置于影片中,并成功营救出困在雪山中的美国人,体现出中美之间的和平互助精神;《阿凡达》中潘朵拉星球上的美景源自中国内地的取材……这些拥有“中国元素”,包含“中国精神”的好莱坞影片成为北美电影在中国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
(二)娱乐性幻觉
快速消费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现代人在快速行走的过程中逐渐陷入空虚、孤独的心理困境,电影丰富的画面及强大的感染力为观众营造了虚华的梦幻世界。而好莱坞电影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中国受众,起因于其银屏内同样表现了中国人内心期待的梦境世界。这种显著的现象表现为好莱坞影片中具有震撼效果的表现英雄主义的题材,这与中国人思想传统中的侠气相关,渴望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出现,并将这种幻想寄托到电影中去不无关系。而好莱坞电影宏达的场景和刺激的画面正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速度与激情》、《复仇者联盟》、《星际穿越》等系列电影都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反响。但是,这种震撼效果施加给观众的是否能够使人产生身心愉悦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受众文化消费心理的刺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使消费主义在中国迅速扩散,消费心理促使人们进入到一种被个人欲望所支配的游戏中去,成为被消费所支配的木偶,人们所消费的不再是商品和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消费心理培养的电影受众群,电影消费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电影以其多元化内容超越了其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填补空虚,满足消费欲望的工具。
当然,“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使得观众也很期待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开放性的影片,过于单一化、类型化的电影不能满足更多观众的消费需求。近些年来,传入中国的好莱坞影片更多的是科幻片、场面宏大的战争片,且多为系列电影,这些虽说也为他们赢得中国票房,但是在越走越远的道路上,还是应该考虑掌握多元性大众文化的特点,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样才能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好莱坞电影热”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一)泛娱乐化现象与受众价值尺度的变化
娱乐性是大众媒介最显著的特征,而媒介接收者在接受媒介内容时,也往往以娱乐为主。现代人所普遍具有的思想上的空虚使他们具有一种孤独无依的漂泊感。而电影正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娱乐世界来排遣寂寞。另外,现代电子科技、互联网、手机等传播媒介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方式,追求强烈震撼的视听效果,体验心灵狂欢的价值观为人们所认同。因此,好莱坞电影中越来越多的3D效果以及大场面的视觉震撼,比如:《速度与激情》、《星球大战》、《星际穿越》等增强了影片的狂欢化效果,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一切冒险、情愫、激情在影片里都有所呈现,人们在电影中进入到一个美妙的世界,逃出生活的牢笼。
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所形成的市场模式,冲击着人们的价值尺度,商业化运作改变着人们的精神评价标准,使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点超越电影内容中的美感,转而寻求其他的东西来满足自身。人们已经僭越了审美的内在张力,剩下的是各种杂乱无章的点。譬如好莱坞要在中国输入一部影片时,“噱头”是不可避免的。越是血腥、刺激的内容越能激发观众们的上座率,正常的情感,美好的画面反而变得无人问津。特殊代替了普遍原则,也正是中国的受众在价值尺度上发生的变化。
在“我者”与“他者”分野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武术国际传播面临着语境差异、文化误读、传媒选择等多种障碍。因此,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和对话,应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多维对话模式中展开[14](王庆军方晓红,2010)。武术跨文化传播要注重个性,内容要具有兼容性,“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准契合点”[15](刘沁,2010),应寻求文化共性,消除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ABC电视网络副总裁Dzodin(2007)指出,通过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创意中国正借助武术建造连通世界的文化之桥[16]。另有学者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对武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跨文化影响因素、受众障碍、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北美的功夫电影等进行了探讨。李吉远(2012)认为,当前武术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武术学术界与管理层的现实关注,要着重从技术和文化方面,上升武术跨文化传播为一种国家战略[17]。
目前,纵然武术国际交流实践频繁,但拘于语言交流的现实障碍,武术学界缺乏更多的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不过,仍有学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调研成果,季建成(2000)对英国武术爱好者的习武目的和练习模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18]。季建成、邬燕红和王晓东(2006)对美国的武术练习者、运动员、教练员所做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了解武术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功夫片和英特网等途径[19]。于翠兰和吴晓红(2005)则对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企业外籍员工和社区外籍人士就武术国际传播的基本状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20]。刘雅媚和郭强(2007)调查国外民众,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在国际上已有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着普及程度低,知晓渠道单一化等问题[21]。严志钢(2011)在加拿大开馆教拳,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加拿大武术传播的社会习惯[22]。另外,罗玲娜(Roblitschka)(2006)、李艳君(2011)、孟涛和周庆杰等(2012)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实证性和深度化的调研分析,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难免流于表面化、对策性和自我揣测型。因此,武术调查和研究亦须推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联合研究[23](朱东Theeboom等,2010),在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顺利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持续化、规模化和机制化。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评论
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相关文化、社会和语言等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交际和传播结果进行预测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对意义归因的象征性的互动过程[24]。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差异(如“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强化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关注武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分析和实证实地调查研究,着眼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反馈,致力于推动武术国际形象构筑及传播机制、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武术跨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等现实课题。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已就武术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极具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跨文化的视角与理论已运用于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但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武术国际传播正遭遇文化误读的跨文化障碍。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武术跨文化传播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兼容、衔接、契合,乃至融合。然而,目前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显零碎,主观性较强,尚未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挖掘;同时,研究仍未深入至文化纵深,未能通过跨文化的测量指标和理论概念进行调研和剖析。
(2)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也研究了文化差异、文化身份、“自我东方化”等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国内武术学界对武术国际形象的现实价值和影响因素已做了深入探讨,但面对李小龙和国内外功夫影视对武术国际艺术形象所做的生动刻画或偏差演绎。武术界未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主动跟进,未能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
(3)武术术语翻译研究过热,武术跨文化译介研究尚未拓展。武术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对武术术语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文本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目前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翻译只是武术译介过程的开端,对于跨文化译介这一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此类研究未能延伸至武术译介的实践译介现状、涉及产业体系和对外传播成效[25],尚未能提出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可行机制和合理措施。
(4)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不足,且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测量与分析。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够,尤其是实证性缺乏[26]。缺乏个案的受众群体的个体感知与传播效果。“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反馈机制,造成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传播”[27]。总体而言,目前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有明显的顺便性、零星化和偶发性。调查内容仅限于基本的武术认知和传播途径。武术国际传播调查研究缺乏跨文化的测量与分析,更未能实现持续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系统调研。针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和个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力图突破描述和设想的现状窘境,着眼于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双向性,更注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整合理论体系、微观文化剖析和实地实证调研,旨在凸显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系统性、深度性和科学性。
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走势
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文化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武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之一,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亟待提升。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既需要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理论整合,更必须建立在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跨文化调研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
1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武术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学科领域。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整合跨文化传播学、武术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建立包括武术国际形象、武术跨文化译介、武术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在内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探索、调查和验证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与影响评估,构建并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必须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模式和体系,提出理论设想,构建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整理、分析实地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设想,完善理论构建,提出武术跨文化传播相关主题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措施。
2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研究
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与传播至关重要。通过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探讨、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和武术国际形象的测量与调研,构筑最有益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科学合理的武术国际形象。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主要研究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构想、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方案、武术国际形象测量、武术国际形象传播机制等问题。
3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研究
武术跨文化译介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文化系统工程,其进度取决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成效,但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主要研究包括武术翻译的规模整理和系统研究、规范和统一武术翻译的可行方案、武术跨文化译介现状及问题分析、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
4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
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体验佛教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在我国方兴未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老而神秘的佛教寺院吸引了众多国际游客流连忘返,体味佛教的哲理、教义与经典内涵。据统计,中国现有佛教寺院2万多家,仅河南就有少林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白马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和大相国寺(宋代皇家寺院)等寺院享誉中外。由于很多佛教用语涉及梵语的本义,其文化翻译的复杂性与可译度成为佛教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也是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实质
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翻译的任务是用目的语中恰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与表达源语文化,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尽可能减少信息传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1]。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有权在信息取舍、策略选择、译文制造等方面做必要的变通,尽可能将文化不可译性转化成可译性,追求原文与译文文化“功能对等”,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2]。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在译文制造过程中,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体现语言反映的世界。译文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掌握程度,即跨文化能力。作为文化中介者,译者要“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交流,即通过构建或平衡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来释译他们之间的表述、意图与期望”[3],以实现译文的交际意图。
中国译者要了解外国文化,尤其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将这两种文化加以比较,才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介给外国读者,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二、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佛教文本翻译原则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学说。该理论创始人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每一文本都为特定的目的而制造,并服务于这一目的”,“结果决定手段”[4]。因此,包括直译、意译在内的任何合理有效的方法,只要能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均可灵活使用。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翻译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翻译即文化互动。翻译过程遵循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指翻译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连贯原则,指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要连贯且有意义;忠实原则,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忠实程度取决于译者对翻译目的及原文的理解程度。
功能目的论补充与发展了传统的对等论,是现代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目的论于1987年传入我国,不仅拓宽了国内的翻译研究视野,而且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应用翻译的研究极具指导意义,对解决忽视读者和传播效果等因素造成的硬译、死译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在跨文化传播中,译文的功能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传播信息、感化受众。根据目的论,译文应发挥与原文在其文化语境中的同等功能,顺应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信息接受的思维模式,即译文与读者的认知环境必须是连贯的。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和心理感受,充分考虑文本的特点与功能,在正确传达原文文本信息的前提下,有效发挥译文的优势以增强感染力。
佛教西汉时从古印度传入我国,与道教、儒教等本土宗教结合,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目的论,佛教文本的对外翻译是为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从而达到文化出口的目的。因此,翻译原则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5]。“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要尽量保留文化信息,满足外国读者探知中国佛教文化的阅读期待。“以译文为重点”,就是要从读者角度出发,适当调整信息的针对性,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促进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
三、佛教文本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佛教是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体系之庞大、影响之深刻,决定了对外翻译的复杂性。根据目的论,译者一定要认真分析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选择正确的翻译方法,制造出有价值的译文来。常见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包括直译法、意译法、释译法等。
1.直译
佛教用语中包含很多梵语音译过来的词汇。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由于人们对梵语所知甚少,翻译中出现了不少误译、死译现象,影响了翻译效果。大多数佛教用语的翻译可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
梵语词汇翻译时不能以汉语为源语,而应找到其真正的源语――梵语,直接引用梵语音译,既省时省力、忠于原作,又保留了梵语原文的神秘色彩,直接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直译作梵语为“Sakyamuni”,其中“Sakya”是种族名,意为“能”;“muni”是尊称,意为“仁”,其他诸如“the Blessed Lord” 或“the Salvation”的译文都不够贴切,有可能引起误解。
实践证明,佛教尊称和常用术语的音译文本,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其独有的文化韵味有助于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缩短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阿弥陀佛Amitabha Buddha、阿育王Asoka、如来佛Tathagata、轮回Samsara”等。
就交际负荷而言,各类交际信息中至少有50%称得上是“冗余信息”[6]。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限度,恰当调整原文的信息负荷,做到忠实直译。以“殿内立有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为例,“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即属于交际价值不大的低值信息;若一对一地直译为“divinities such as Jialan,the Guardians of the Sangha and Jiedi,the Guardians of the Law”时,无异于为外国读者设置文化障碍,降低说理连贯性与交际流畅性。在改译成“all divinities”的过程中,译者果断地删减了部分低值信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传达出原文的内涵意义,以不等值的对应信息换取了等值的接受效应,可谓真正忠实于原文的直译。
2.意译
佛教语言大多来源于佛教教义,宗教文化的差异为翻译造成了大量的跨文化冲突。译者在正确理解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必要时可使用意译法,将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使译文流畅、简洁与可读,使读者产生共鸣和联想,以收到弥合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传播之功效。
以佛教词汇本土化为例,大量佛教词汇已融入汉语词汇中,常见的佛教用语“缘”就是一个体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词汇,文化个性十分突出。佛教定义的“缘”指人对外界的主观反映,在梵语中对应“pratyaya”的译意。“缘”字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衍生出“报应、幸运、因缘”等意思。译者可根据上下文语境,分别翻译作“fate、luck”或“reason”等,帮助读者体悟一词多义的丰富内涵。
“菩萨”形象来自印度佛教,是如来佛的得意弟子。有译者将其理解为仁慈的圣人,用“a kind and saintly person”意译出该专有名词的联想寓意,同时还兼顾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可谓煞费苦心;但从另一角度看,该翻译很大程度上舍弃了佛教文化的中国风味,宗教色彩的缺失意味着剥夺了外国读者接触、感知异域文化的机会。因此,在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中,应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意译法。
3.文化释译
对那些影响理解的专有名称、佛教尊称等用语,译者在对该概念透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意译加注释详述其意义,从而使缺省的文化在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中发挥作用。从对外传播角度看,这种异国文化的新鲜血液有助于补偿目的语读者可能产生的意义真空,是推广佛教文化的绝好方法。实践证明,适当的背景解读与释义有助于提高文化的传达率。
语言与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各民族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基础。在的文化融合中,译者若能将阐释法与类比法恰当地结合起来,借用目的语中类似比喻来表达源语文化内容,有助于缩短读者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慈悲”一词在我国多用来形容女性,“观音菩萨”常被译作“Bodhisattva,the Goddess of Mercy”;但外国人对此不甚了解,西方佛教经典中观音菩萨也通常为男性形象。这时,译者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文化补充,或再将“观音菩萨”与“圣母玛利亚”进行类比,可以让读者看出两者“慈悲”的异同,更容易帮助读者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动态”滚动的解读与阐释,因此,探讨翻译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人们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译者应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尊重他们的阅读习惯、欣赏水平与审美情趣,努力克服交际障碍,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学说。目的论主张,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选用各种变通手法,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意图,做到真正意义上忠实于原文。佛教文本侧重于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灵活的翻译策略帮助译者将各种文化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因此,功能目的论对佛教文本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广大翻译工作者可谓“任重而道远”。“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工作的力量。”[7]翻译工作者不仅有义务向本国读者介绍异域文化,而且有责任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佛教文化旅游景区英文翻译研究”成果,编号:112400450117)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
[2]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3]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s Mediators,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张宁.旅游资料翻译中的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2000(5).
[6]Nida,E.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1964.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0-02
尽管对旅游的概念,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居住地前往异地且不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一种流动,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旅游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一、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行为;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在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导致的文化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1]。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的涵义,我们可以结合旅游的特点,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而言,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考虑到文化与人的关系,可以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流主体作为分析的维度之一,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工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此外,旅游是一个连续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跨文化传播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二、旅游三个阶段中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及影响
(一)旅游前:文化差异吸引下的跨文化传播需求
人们从产生旅游的想法到选择旅游目的地并付诸实践,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踏上旅游行程,付诸旅游之前的过程定义为旅游前阶段。旅游前阶段主要包括:产生旅游的需求,具备旅游的条件,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个方面。
在产生旅游需求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对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反结构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产生旅游需求的原因,即打破原有的日常模式而重建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2]。而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仪式”正符合这一解释,这种反结构现象最终产生的动力之一便是不同地域、群体、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3]。
关于旅游者所具备的条件,纳尔逊·格雷本提出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及“文化自信”两个方面。他认为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所属的阶层,特别在于旅游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时空的转换,旅游可能唤醒一种源自文化认同增强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4]。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面,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游客在旅游之前对于异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有关各旅游地的景色面貌、风土人情使旅游地以外的人了解到异文化。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不顾旅途遥远,纷纷来中国旅游,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大众媒介获取的目的地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的差异性吸引。
(二)旅游过程中:基于人际交流的跨文化沟通、交融及冲突
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旅游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中;二是到达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行中这一阶段,涉及到的主要是游客之间以及游客与旅游工作者的跨文化传播,在旅行的路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结识,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人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更倾向于文化间的沟通和交融,而很少发生冲突。而后一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既包括游客间也包括游客与当地人、游客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但不论是那个阶段,在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了文化的沟通、交融及冲突。
文化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离开自己的原文化而投入到异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某种信息[3]。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主体的作用下实现着沟通和交流。在进藏旅游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沟通和交流,这即使得藏文化接触到新鲜的血液,的文化也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影响和启迪,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文化交融:既包括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文化的涵化。文化融合主要指旅游者所在地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互相接纳和融汇的趋势。一方面,跨文化旅游者常常主动适应旅游地文化,在对旅游地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并在旅游行为完成后将旅游地文化精华融入自身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也会主动接受、容纳和融汇来自旅游者的文化因素,致使旅游地文化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5]。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某一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信息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相互来往适应,彼此在原有的文化模式上发生意识行为演变[6]。当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尽管时间较短,但都会产生借鉴的过程,但一般是强势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在进藏旅游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融表现得也很明显,在拉萨的青年旅社、网吧、艳遇墙就是为了迎合旅客需求而做出的变化。而进藏旅游的各种游客,无论是出于观光看风景的心态,还是出于让心灵朝圣需找归属感的心态,总会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是旅游中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现象。文化因素之间的相异表现在语言、非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的潜在基础[7]。这种冲突的产生主要受文化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对旅游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极度不适应,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极度失望等等。其实际也是文化休克的表现。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8]。在,有很多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禁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容易引起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
(三)旅游结束后:传播主客体文化互动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旅游结束后的跨文化传播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传播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游客而言,跨文化交流之后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人们摆脱了日常平凡的琐事,在新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放松并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时跨文化交流之后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了解,人们也更清醒地对其周围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游客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反文化休克期的状态[9]。当旅游者结束在异地的旅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旅行者会感觉到本土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本土文化环境中一时无法找到熟悉暗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对当地文化而言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冲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1]。旅游的跨文化传播既有可能引发当地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有可能保护甚至振兴当地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而受惠于旅游的发展,对的文化和当地建筑的保护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结论
旅游的核心动因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10]。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无声无息地贯穿始终,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也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使得文化更具活力更加繁荣。同样,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被消解、同化。
参考文献:
[1]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4.
[2] 张晓萍,黄继元.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J].思想战线,2000(2):49.
[3] 梁旺兵.跨文化视角中的旅游客主交互与客地关系研究——以桂林、西安为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16-17.
[4]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5] 刘丹青,黄蓉.论跨文化旅游的文化后果及其解决[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3-95.
[6] 龚晨枫.跨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传播[J].商业营销,2009,(7):97.
[7]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P.82
(一)与美国主流价值观相背个人主义和追求平等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个主流价值观。本文通过分析《甄嬛传》中价值观与这两个价值观的相背解释其遭遇“文化折扣”的原因。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强调以“我”为中心,对集体,如家庭和公司的忠诚度要让位于个人目标。但是,《甄嬛传》更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各位嫔妃的荣辱兴衰无不和家族的沉浮紧紧相连。例如,家族的兴衰控制了年世兰一生的浮沉跌宕:康熙驾崩后,雍正在重臣年羹尧的扶持下击败对手,顺利登上皇位。年世兰也因此仗着家族的实力,备受皇帝宠爱。年羹尧西北战事大胜,年氏一族风光无限,有哥哥撑腰的华妃除了皇上不把任何一个人放在眼中。为防备年氏一族势力过强,皇帝和太后联手在给她专用的欢宜香中添加了大量麝香,致使其终身不孕。由此可以看出,年世兰一生的荣辱兴衰完全受到家族的控制,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观众对这样的家族命运控制一生的价值观的心理认同度较低,因此也成为了《甄嬛传》在美国遇冷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另一个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追求平等。美国人普遍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成功,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和教育来确保这一权利。然而,森严的等级制度贯穿了《甄嬛传》。例如,嫔妃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妃嫔在服装、配饰、用具、月俸、赏银、例银、用具、房间大小、服侍人员配备上也有着严格的区分。不仅如此,等级低的嫔妃不仅在礼仪上要对等级高的嫔妃表现得毕恭毕敬,更是会受到来自等级高的妃嫔的威胁。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和美国人所追求和看重的平等主义相背离,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障碍,成为造成《甄嬛传》在美国遇冷的另一个原因。
(二)语言障碍美国著名诗人爱默生以短小精炼的句子“语言是历史的档案馆”道出了语言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性。语言对人类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人类正是依赖语言和外界事物以及他人进行交流。所以,研究语言对分析《甄嬛传》在美国遇冷的原因十分必要。《甄嬛传》在国内掀起收视狂潮除了扣人心弦的剧情,华美绚丽的服饰,演员们精湛的演技,精美绝伦的妆容,其语言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甄嬛传》台词非常考究,古色古香。但是,这也大大增加了该剧在跨文化传播时的翻译难度,同样加大了美国受众理解的难度。第一,由于中美各自文化历史的不同,大量英汉词汇不对等出现。例如,句中各位人物的身份,从皇后、皇贵妃到答应、官女子,英文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即使在美版的翻译中已经尽量意译,但是美国观众依然很难理解其背后森严的等级制度。第二,中国人,尤其是古人,在语言交际中更倾向使用委婉的、非直接的语言,这和美国观众的价值理念和知识结构十分不同,从而成为了《甄嬛传》在美国遭遇“文化折扣”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臣妾觉得今儿风和日丽,一方面可以出去舒展筋骨,另一方面这么好的太阳乃是皇上恩泽重大,若是这恩泽照耀在身上,岂不是在皇上的庇护下可以更好地成长生活吗?这温暖能亲自体会这便是极好的。”这一段话直接说出来就是:“今天天好!我要出去玩。”说话直接,讲究重点的美国观众对这样古色古香、用语委婉的“甄嬛体”心理认同度较低。
(三)中美分属不同的语境文化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爱德华•霍尔在其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他把世界上文化根据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对语境依赖程度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两大类。高语境文化由于历史悠久,成员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信息网络,人们对相似的信息总是给予相似的反应。因此,在高语境文化中,信息的主要来源不是清晰解码的语言,而是来源于语言交际产生的语境、背景知识等。相反,低语境文化由于缺乏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经历,交际时双方需要详述背景信息,清晰解码的语言成为其信息的主要来源。根据爱德华•霍尔的分类,中美分别是高、低语境文化的典型国家。《甄嬛传》剧中人物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信息结构和交际习惯对美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且不习惯的,也因此更加大了美国观众理解和欣赏该剧的困难,成为了《甄嬛传》在美国跨文化交际传播中出现“文化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提升中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进入21世纪,国力竞争已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了国力竞争的中流砥柱。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然而,中国电视剧在跨文化传播上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因此,提升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迫在眉睫。
(一)国家给予政策鼓励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多样化,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上鼓励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跨文化传播。对内,要制定政策法规,保证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对外,要支持鼓励国内优秀的电视剧走出国门。例如,韩剧的风靡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植。1999年韩国政府给演艺产业投资了85亿美元,到2003年这笔款项已经飙升到435亿美元。除了经济上的支持,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一系列战略政策,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以支持韩剧的跨文化传播。
(二)市场细分,争取不同文化圈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消费群体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因此要想提升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首先要细分市场,准确把握不同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辐射力较强,这两个市场对中国文化理解能力较高,对中国电视剧有着相对较强的消费诉求。因此,提升中国电视剧在这两个市场上跨文化传播能力主要依赖于提升影视剧制作水平和营销水平。然而,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差异较大,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和价值观认同度较低。因此,在欧美市场上提升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除了要保证制作精良以外,更需要了解受众的诉求,了解受众喜欢的题材和价值观。
科技的开发演进,影视作品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打破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影视艺术的表现和作者的意图能够在科技的帮助下实现超越。难以置信的画面、奇思妙想的场景、古怪奇异的造型都会出现在作品中,由此创造的高额票房及其相关附加值诸如音乐作品、纪念品、拍摄地旅游经济的带动等将其作为文化产业的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泰坦尼克号》除了让人惊心动破的覆船画面,其感人至深,或充满浪漫色彩或悲伤如诉的主题曲和插曲深入人心,其音乐制品曾风靡世界并一度炙手可热;《变形金刚》的放映吸引无数年轻观众购买收集主角模型;《超人》、《美国队长》、《蝙蝠侠》使主人公的服装和道具成了一度令人追捧的收藏品;《阿凡达》给观众带到了令人无限遐想的潘多拉星球,见识了形形的外星球物种,湖南张家界这一取景地也因此迎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纷纷摄影留念并购买纪念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影视作品作为商品,它的利益来源可以大大超出票房收入的范围,影响力也可以扩散到世界各地,体现出影视艺术跨文化传播的趋势。
2影视作品
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呈现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文化特征除了商业利润,作品中反映出爱与自由、勇敢担当的精神内核,具有鲜明时代和民族气息。最终引向我们对影视艺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思考。《影视鉴赏》一书中提到:“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影视作品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影视艺术的国际性是指影视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影视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影视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修辞特色、题材历史性社会性、审美心理等深深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影视作品都饱含了所处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文化元素,不同的历史背景需要不同的精神导向,揭示不同的社会矛盾,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精神风貌以及当下人物特有的性格塑造。我国的电影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特点,《》、《红高粱》、《黄土地》是著名的名族电影代表,“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上,并且成为影视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其次表现在影视作品形象的传达出了民族的情感和意愿,更在于它进一步追溯到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更加富有思想深度和哲理意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向不同国家传递自己的文化价值。面对多元异质文化,我们需要借鉴和发扬。通过电影所处文化背景下的视听语言要素(光线、色彩、构图、音响、画外音、蒙太奇等)、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其运用的修辞(象征、隐喻等)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民族影像价值和获得“他者”认同,达到观者情感与作品内在情感的共鸣,最终实现作品潜在价值的认同。当代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向不同国家展示着自己的文化价值,其中包括艺术、传统、习惯、社会风俗、道德伦理、法的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著名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跨文化空间:作为世界电影的中国电影》中说到:“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土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作为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也谈到:“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