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中图分类号:TP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8(c)-0061-03
The System of Static Transfer Switch for Ship Based on DSP
Liu Zhenghai1 He Jian2 Yang Fengquan1 Chen Haitao1 Zhu Yihua1 Yang Jiawei1 Deng Liwei1
(1.Haishen machinery & electric general works(Xiangshan,china),Ningbo Zhejiang,315718;2.Suzhou Xinya technology co.,LTD,Suzhou Jiangsu,2154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severe requirements of high and new-tech equipment for power qual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ystem of static transfer switch(STS) based on the digital frequency converter(DFC). It mainly contains two way of DFC, synchronous phase-lock and STS.Two powers generates the same frequency,amplitude and phase waveform by means of synchronous phase-lock. DFC improves the algorithm of SVPWM and adopts pinpoint control of v/f and digital filter; synchronous phase-lock is fully isolated;STS uses the chip of DSP. Abundant experiments show that it can finish switching within 8ms and it can be up to requirement of sensitive load.It i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ship power system.
Key Words:Digital Frequency Converter;Synchronous Phase-Lock;Static Switch;System
随着高新技术设备的迅猛发展,对供电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苛刻[1-3]。传统变频器存在以下不足:可靠性不高,一旦故障就会使整个供电系统瘫痪,维修周期直接影响负载设备的运行;原有SVPWM算法保证快速生成控制脉冲时忽略低占空比时逆变的稳定性;不具备相位检测及相位同步功能;输出稳定性不够好,v/f控制精度不高。现有的双电源切换仅具有一般的转换功能,很少能够达到双供电电源之间的“无缝”快速切换。若能实现“无缝”快速切换,则可以保障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电子电力设备在停电后继续工作以给用户一定时间进行停电对应,从而使得用户不会因停电而影响工作或丢失数据。为了对供电系统进行综合治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双电源供电系统[4]。静态切换开关系统属于一种高新技术设备[5-6],采用电力电子相关方面的技术,可以满足高新技术设备对供电系统提出的严格要求。
1 系统总体设计框架
如图1所示,此套系统主要包括主用数字变频器和备用数字变频器,同步锁相电路和静态切换开关模块。两路变频器经过同步锁相后得到同频率、同幅值、同相位的两路电源。在主用变频器正常情况下,负载由主用变频器供电;当主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负载自动快速切换至备用变频器。
2 数字变频器设计
2.1 数字变频器结构原理
如图2所示,为本系统的数字变频器原理框图。每个部分的功能说明如下:(1)直流滤波部分主要为直流EMI滤波器。(2)充电控制部分:主要包括预充电电阻,直流电容和直流继电器。(3)控制电源部分:为一单路输入,六路输出电源。(4)数字控制部分:主要由DSP为核心的电路板。(5)驱动部分:主要由驱动模块为核心的电路板。(6)功率模块:IGBT模块。(7)交流滤波部分:交流电抗器,电容器,交流滤波器。(8)功能控制部分:包括显示电路板,控制开关,调节电位器等。
直流电压经直流滤波部分、预充电部分,稳定后进入IGBT模块的输入端;控制电源部分为直流滤波部分和数字控制部分提供电源;数字控制部分产生控制脉冲,由驱动部分进行信号放大,控制IGBT模块实现换能,IGBT模块输出经过交流滤波后得到数字变频器的最终输出。
控制软件设计:通过中断方式实现其系统主要功能,其中包括频率ADC模块、保护模块、PI调节模块、开关控制模块、风机控制模块等。
2.2 数字变频器工作流程
如图3所示,为数字变频器工作流程。数字变频器上电后,进入初始化并检测运行状态,启动数字变频器后,开启SVPWM算法,在更新比较寄存器的值时判断该值的大小,当该值小于某一特定值时,把该特定值赋给比较寄存器,该特定值限制IGBT控制脉冲的最小占空比在3%~5%之间,本实验证明限制控制脉冲的最小占空比能有效提高输出稳定性。本实施例定值为100,Ta、Tb、Tc有以下规则:
(1)
式中Ta,Tb,Tc为比较寄存器的值。
电位器给定线性分压,经ADC数据处理得到给定电压值,对三相输出电压进行采样经ADC数据处理得到反馈电压值,经系统的快速数字滤波器处理,本实施例中数字滤波器编程算法如下:
(2)
式中UN(OUT)为本次滤波输出,UN-1为上一次滤波输出,UN为本次采样值,3为滤波基数。数字滤波器的输出再经PI调节器计算得到调制比用以调节控制脉冲,达到线性v/f精确调节和反馈稳定输出的目的。
3 同步锁相模块
3.1 同步分析
两台数字变频器并联运行的电路模型如图4所示.
两路电源功率偏差为:
式(3)和式(4)中,U0为负载电压,U1和U2分别为两路电源输出电压。可知,两路电源的有功功率差主要取决于输出电压相位差,无功功率主要取决于输出电压幅值差。所以,保证两路电源的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一致,就能确保输出电压幅值和相位一致。
3.2 充分隔离的数字锁相机制
如图5所示,当两个相位检测端的相位信号都为低电平时,Q2、Q3不导通,上拉电阻R5、R9导致U1的6引脚和10引脚为低电平,由于D2、D3的阻断隔离及下拉电阻R15,相位同步线的电位为低电平,U1的8引脚和12引脚为高电平,因此同步输出端1和同步输出端2为高电平;当相位检测端1的相位信号为高电平相位检测端2的相位信号为低电平时,Q2导通Q3不导通,由于Q2发射极接地,U1的6引脚为高电平,D2导通,U1的10引脚为低电平,D3阻断隔离,因此相位同步线的电位为高电平,U1的8引脚和12引脚为低电平,因此同步输出端1和同步输出端2为低电平;同理当相位检测端1的相位信号为低电平相位检测端2的相位信号为高电平时,同步输出端1和同步输出端2为低电平;当两个相位检测端的相位信号都为高电平时,Q2、Q3都导通,由于Q2、Q3发射极接地,U1的6引脚和10引脚为高电平,D2、D3都导通,相位同步线的电位为高电平,U1的8引脚和12引脚为低电平,因此同步输出端1和同步输出端2为低电平,由于D2、D3的隔离作用,当主用数字变频器和备用数字变频器中任意一台故障,另一台都能检测到相位同步线上的正确电位信号。
4 静态切换开关模块
如图6所示,静态切换开关系统包括两路不间断数字变频器输入检测电路、DSP系统控制电路、数字触发电路、LC桥式谐振辅助换流电路等;所述数字变频器输入检测信号经处理后得到的采样信号送入DSP芯片的A/D转换模块,DSP控制系统根据采集到的信号作出相应的数学分析,以便侦测出主用数字变频器出现的异常现象,然后第一时间触发数字信号,该信号控制LC桥式谐振换流电路中相应的晶闸管门极,使得主用数字变频器首先换流到LC桥式谐振辅助旁路,然后再由LC桥式谐振辅助旁路换流到备用数字变频器。由于切换过程时间较短,因此可以认为两路电源电压以及负载电流近似不变,其间DSP芯片作出相应的状态报警显示以及与外部通信。
5 实验结果
图7所示为经相应捕获中断同步相位后得到的方波信号。通道1通道2为两路数字变频器输出正弦波对应的50HZ方波,此时相位同步。
如图8所示,当静态切换开关控制系统检测到主用数字变频器出现故障时,由主用数字变频器切换至备用数字变频器时的捕获波形。由波形可以看出切换时间大约需要8ms,切换过后由备用变频器供电,输出恢复至正常电压。
6 结语
经过大量地实验表明,此套静态切换开关系统能够在8 ms内完成切换过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由于切换过程时间较短,因此可以认为两路电源电压以及负载电流近似不变,实现了“无缝”快速切换,从而满足高新技术设备对供电质量的苛刻要求。此套系统有望应用于船舶电力系统。
参考文献
[1] 付学谦,陈皓勇,刘国特,等.分布式电源电能质量综合评估方法[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4(25):4270-4276.
[2] 蒋玮,陈武,胡仁杰,等.基于超级电容器储能的微网统一电能质量调节器[J].电力自动化设备,2014,34(1):85-90.
[3] 张逸,林焱,吴丹岳,等.电能质量监测系统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2015(2):138-147.
中图分类号:TM92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5)11-0000-00
1 离子型传感器电气结构及主要参数
(1)电气系统中离子传感器主要结构。离子型传感器的结构,其主要组成部分为检测、信号采集、延时滤波、灯光报警、报警信号输出和模拟自检等。(2)电气核心参数。离子型传感器工作时的核心参数:标准工作电压:12V--24V;标准工作电流:小于15mA;探头相应时速:低于30s;浓度分辨率:0.lmg/;事故报警方式:中间级电压升高,电阻输出,灯光预警。信号输出:正常情况,电阻输出值为4.7,存在10%的误差;报警情况,电阻输出值为26.7,存在10%的误差;防爆型式:EX ib I (150℃)本质安全型。
2 电源设计与滤波处理
2.1 电源设计
GAL5离子型传感器十分适合在矿井下使用,它的电路是完全按照本安电路要求布置的。为了方便井下安装,传感器的配电电源采用宽压输入的本安型电源,同时在电源入口安装了保护电路,对过往的电压和电流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综合以上各点,该传感器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2.2 滤波处理
下图1中详细的演示了离子型传感器的滤波处理电路结构。
观察下图1得知,传感器探头在检测到信号后会传递给信号处理芯片,芯片的输出端与UIA(LM258放大器)的输入端相连,当反向输出端的预设电压低于此信号电平时,UIA的1脚将为后续延时电路提供电压。U2芯片主要负责延时定时(此处选用555定时器),只有达到预设时间,经由U1A输出的高电平通过U2延时输出Sout才能被置为高电平。这个环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外界干扰。假如达不到U2的预设时间,干扰信号不会引起错误动作。U2延时设训的时间长短必须根据传感器实际应用地点来设置,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离子型传感器的健壮性。而离子型传感器自带的自检按钮可以有效的防止因传感器故障引发的意外事故。当按钮K被按下后,探头将输出高电平,U2的延时定时功能被关闭,报警信号自动触发。
3 信号采集、转换与报警输出
3.1 信号采集与转换
下图2是离子型传感器采集信号和转换电路的过程显示。
图2中,S代表离子型传感器探头(NIS-02C),主要负责将采集到的信号转化为电信号;U1为信号转换芯片,型号为MC14667,负责将转换后的电压信号与输出脚13的电压相比较,如果小于13脚的输出电压,则U1的1脚电压为低电平,反之则为高电平。离子型传感器通过检测浓度将其转化为电压信号,信号微弱,易被外界环境影响。为了能够保证信号的无损失传递,需要尽可能将探头与芯片间的距离缩短,并且对外露的引脚进行绝缘保护。
3.2 报警偷出
离子型传感器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的报警方式包含两种:输出节点闭合报警和灯光报警。如果浓度达到报警点,说明事故已经开始,现场人员可以通过浓烟看到面板上的红色报警灯,从而做出应急处理,避免出现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传感器输出节点自发关闭,节点中的隔离继电器具有训一延时功能,适用于多种监控设备,能够开启联网报警模式。
4 结语
本文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了离子型传感器在井下变频式电机车电气系统中的成功应用,其不但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而且设计合理,工作可靠,具有非常好的适应能力。井下工作环境复杂恶劣,该类型传感器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同时做到远程监控和管理,在矿井安全生产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3)08-0215-01
近几年来, 全国各高校建设数字化校园步伐逐步加大,基于校园网的网上应用系统建设也初具规模。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是高校图书馆弥补馆藏资源不足、满足读者信息需求的重要手段。目前,馆传应用系统的收费策略、用户申请程序复杂多样, 服务系统门户各异,校园网用户使用时必须在每个系统中都注册, 登录, 操作麻烦且容易造成混乱, 更带来数据资源的重复存储。因此, 对于在数字化校园环境下使用馆传系统来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统一资源管理、统一访问控制的身份认证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集成化、一站式、具有标志性登录入口的文献原文获取方式和途径,未来还将考虑与数字化校园中有权访问的任何应用系统实现认证接驳。
1 应用背景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的应用最早由大英图书馆开展,自1970年成立大英图书馆文献通中心(BLDSC)是全英面向全世界的大型文献配送中心。其次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于1993年启动了文献传递服务。[1]德国教育研究部于1997年成立了 Subito系统。此外其他地区也开展了各自的文献服务系统如加拿大的CIST等。[2]国内则是由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于1998年正式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在现有模式下,读者必须先注册用户,由于使用的平台不同,用户甚至需要去多个页面各自申请不同的账户。注册账户这一行为具有多种不便。[3]高校文献传递的服务对象是本校师生。师生原则上都持有图书馆的借阅证,借阅证号使用老师的工资号和学生的学号来进行唯一标识。目前大部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均采用读取读者的借阅证号来进行身份认证。
使用上述统一的身份认证是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基于唯一校内身份的认证,对当前仅以IP地址为依据的使用权限作了扩展,提供了从更广阔范围来使用数字资源的方案。但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存在现有的身份认证模式无法与图书馆的OPAC系统保持同步更新的问题。
2 发展过程
ISO ILL(Interlibrary Loan)馆际互借协议是关于馆际互借的国际标准,也是基于ISO的OSI结构的应用层协议。在ILL协议的规定中,共有三种馆际互借事务方式:简单式、链状和分步式事务。[4]我国高校图书馆广泛使用的CALLS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就是基于国际标准馆际互借协议ISO ILL 10160/10161开发的分布式事务管理系统。
在ILL本地版系统环境下,各成员馆需要在本地安装馆际互借系统服务软件并自行维护,由于各成员馆的系统维护能力的差异,以及CALIS馆借系统过分遵循国际标准而使得事务处理设计过于呆板,一笔简单申请往往需要多次互动而显得过于繁琐;同时,成员馆的读者认证工作也是在本地的事务管理系统完成,整个认证系统显的不够高效、实用和易用,这种模式下CALIS中心的管理常略显不足。
共享版系统构建采用SaaS模式: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的简称,改变了这种架构,SaaS模式软件提供商只维护一套软件,软件提供者通过网络向多家图书馆机构或单位租用、托管或提供相同的服务,用户只需要远程通过web浏览器访问服务即可。
在ILL共享版系统环境下,在本地建立统一认证系统UAS。每个省中心通过该系统为各省成员馆提供UAS租用服务,配置省中心门户参数,管理租用馆管理员,为租用馆提供认证系统参数据配置、用户注册、读者用户管理、提供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服务。对读者来说,凡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开通借阅证件的师生无需再进行读者注册,本馆通过联合认证系统后,访问本校CALIS馆际互借系统共享版,并在登录界面输入借阅证号与密码,即可登录馆借系统提交传递申请。
3 应用现状
自2010年CALIS馆借系统共享版开始使用以来,各成员馆相继通过UAS统一认证系统完成本馆读者数据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读者库的同步使用。目前,UAS系统对读者数据管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联合认证,需提前进行接口配置,目前已有sirsi、aleph、汇文、金盘系统的接口文件;优点是完成配置后维护非常方便;二是读者数据批量导入,可以直接开通系统,但需要定期导入读者数据,有一定的工作量;三是手动创建读者账户,可直接开通系统,但需要在系统中手动创建读者账户,有一定的工作量。
建立校园网读者统一认证系统,可以实现与数字校园中用户电子身份的统一管理,实现用户的单点登录。统一认证系统为统一网络用户、数据共享与集成、应用集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校内统一权限管理模型的建立、用户权限管理体系的建立, 可以使不同时期建立的应用系统实现数据的共享与交换,形成了全校统一共享的数据库。
我馆作为四川省高等学校文献传递中心,一直为省属各高校提供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保障。随着CALIS馆借系统共享版的普及使用,我馆也将在年内完成联合统一认证,将尽快加入到CALIS文献资源共享云的框架下,以期更好地为本校师生和其他省属高校读者提供文献保障服务。
参考文献
[1]李瑞芬,张晓青.国外网上文献传递系统的发展现状及特点[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7(5):714-717.
一、数字经济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趋势
(一)数字经济概念及特征概览
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5年,加拿大的商业策略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出版题为《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间的希望和危险》的著作。在书中泰普斯科特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尽管人们逐步认识到数字经济对经济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对数字经济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2017年杭州G20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做出权威定义。该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定义的界定,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是数字经济兴起的基础,同时也是数字经济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其次,数字经济具有智慧性、创造性和高附加值的特征;再次,数字经济是新行业、新形式创新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并举的经济形式。
(二)互联网应用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技术发明的动力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联网技术正是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之下诞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展开军备竞赛。美国基于军事安全需要,提出建立分布联合的军事指挥方案:即为防止单个军事指挥点被破坏而导致军事指挥的中断,建立多个分散的军事指挥点,同时各个军事指挥点能够互相联通,以提高军事安全度,避免战略风险。于是,将这一构思交由ARPA(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展开研究。1968年,拉里罗伯茨(LarryRoberts)在其研究报告《资源共享的计算机网络》中提出张华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北京102488)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了实现计算机互相联结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各个分布的节点既可以独立运转,节点之间又能够信息交换。美国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建立了应用于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网”。这就是著名的阿帕网。1969年,阿帕网正式投入应用。阿帕网的诞生被看作是互联网的起源。尽管阿帕网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事、国防的需要,但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年的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7.72亿人,应用普及率达55.8%。这一普及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技术能力和消费基础,为社会向数字经济转型创造可能性。
(三)数字经济影响经济社会的方式
作为以创新为驱动力,技术与各个部门相结合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挥着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影响。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获取经济信息的渠道,促进提高经济效率。互联网连接与沟通特征,使人们能够更加便利的交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通过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开展社交、休闲娱乐,人们能够准确把握经济脉络,保持对实时资讯的敏感度。其次,数字经济能够实现交易模式多样化,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等应用得到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不断涌现,为经济、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创造更多的商机。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激励探索,为实现技术的价值助力,带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融合,如互联网+农业、物联网及智能制造等等融合方式的应用,开拓智慧型社会的发展方式,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谋福利。
二、数字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
(一)市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在传统经济中,厂家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居于主导地位。消费者从已有商品中进行选择,相对厂家来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在数字经济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消费者的作用和影响力变得重要,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身需要,更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首先,消费者能够在消费之前,通过社交网络和网络评价等渠道充分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选择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商品;其次,在消费中,消费者能够通过网络与生产者进行沟通与洽谈,使定制化、个性化成为潮流和趋势;最后,消费者能够将使用体验通过更多渠道反馈给生产者或分享给其他消费者,将商品信息、使用价值及效用进一步推广。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是生产灵感的来源、生产设计的参与者和产品宣传的推广者。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消费者能够参与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
(二)市场格局发生改变
经济形势犹如为市场主体提供表演的舞台。市场主体融入其中,在经济浪潮的变迁中拼搏、壮大,同时促进经济格局的形成、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式,带动市场主体调整、改进,推动市场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提供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氛围,因此市场的进入壁垒在降低,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更加均等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经济中流线型的产业价值链向矩阵型产业价值链升级,促进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
(三)数字商品形成促进交易模式改变
信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与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同等意义的作用。在互联网中,信息以“0”和“1”形式的数字进行表达、存储和传输。基于信息技术使得如在线音乐、视频、体育节目、网络直播等数字表现形式的产品构成数字经济中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颖、时效和创新的数字商品对交易模式产生影响。不同于传统商品,数字商品具有可复制、可传递、可重复消费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数字经济突破传统经济的购买-消费模式,即支付费用获得商品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模式成为可能。在数字经济中,体验-支付-消费三环节的体验式消费模式成为交易模式的主要形式,即厂商向消费者提供部分的数字产品免费试听、试用,消费者对满足自身需要的商品及周边产品支付以获取所有权或使用权模式。
(四)数字技能成为社会要求
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对人们进行生产与实践的技能提出新的要求。人们需要掌握更多满足现代科技要求的技能,才能适应各种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既是创造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原有经济形态的革新。经济中交易规则和运转方式发生转变,职业类型也将随之发生更迭和转换。只有具备数字技能才能更好适应职业发展的变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已向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推广、渗透,提升在庞杂的信息中获取、辨别和利用资讯的能力,避免形成与他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是找到通往未来的钥匙,开启人们在数字经济中发展之路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数字技能成为人们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具备更多的数字技能,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数字经济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1.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提供市场活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波及全球,传统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与传统经济不同,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呈现出繁荣景象。数字经济正在从政策、投资和需求等方面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使企业获得宝贵的发展机遇期。首先,政策支持为企业的创新、创造提供宽松的环境。作为蓬勃兴起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展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各国将数字经济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制定激励政策,构建鼓励创新开拓的市场环境,能够给企业更大的前行动力。其次,数字经济建设带动投资的活跃,增加市场活力。在数字经济的建设中,各项基础设施和前沿技术如宽带高速网络、5G技术等的研发与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将带动投资的增加,促进资本流动,为市场的繁荣增加活力。最后,更优的消费条件促进消费增长。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时间更加碎片化,对消费的形式和效率提出新的要求。数字经济的快速、便捷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带动消费的增长。电子商务、电子竞技等新型的消费、娱乐、休闲模式的需求正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消费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待开拓领域。2.打破界限,提供更大的空间。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时空的阻隔,使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世界联结成为更大的市场。经济交流更加密切,经贸往来更加易行,这将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平台,跨境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企业面对更具有吸引力的发展前景。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消费者通过搜索、点击鼠标便可畅享全球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不再囿于某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市场,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商品,填补市场空白,开发新的市场。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往往从大众化的观点出发向市场提供商品,这导致个性化、小众化的需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中,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喜好,获得宝贵的市场份额。3.技术应用提高企业的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企业提高效率。首先,企业能够实现更加灵活多样的办公方式,移动办公、异地办公等方式可以使企业能够大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其次,组织结构变化使企业信息的送达和回馈通路畅通。在数字经济下,企业的组织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转变,这样能够避免层级繁复造成的信息失真和扭曲,使企业信息传递的清晰度有所提高。最后,各环节之间衔接流畅,能够使企业降低沟通与协调的管理成本。
(二)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挑战
1.面临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阵痛。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能够更加精准地提供服务。这对企业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作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分水岭,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破”与“立”更替和变换的推手。一方面,传统企业面临被淘汰、被替代的风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应用,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使传统企业面临艰巨的挑战。从当前来看,传统实体商超正呈现出消费额大幅下降的态势,从长远来看咨询业、信息服务业等相关服务性企业也都存在被淘汰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跨界、融合的特点加剧竞争格局的变化,使之更加复杂化。与传统经济企业往往在相关领域探索拓展不同,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百度、谷歌等原互联网企业开发地图、导航、无人驾驶等新领域、新应用,使数字经济的竞争更加白热化。2.复杂的信息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制定和信息反馈。市场发展瞬息万变,风险与机遇并存。企业唯有通过更好地了解信息、判断环境的变化,来规避风险把握机遇。数字经济中,信息传递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使信息环境变得更加神秘,这对企业的反应能力、辨别能力和信息可获得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负面信息传播速度更加快,对企业形象的树立与维护提出新的要求。不同于传统渠道的一点对多点式信息传播模式,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具有多点、多角度、多维度联结的特点,使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范围远超从前。这对企业的应对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其次,虚假、失真的信息干扰,降低经济环境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在数字经济中,开放的互联网环境由多种信息构成,这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失真、不实的信息。信息的扭曲与失真不仅不利于企业分析经营环境,更有甚者会导致企业制定错误的战略。最后,信息获取迟滞,导致错失发展机遇。企业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与决策,是以全面搜索和判断信息为基础,立足于未来为发展制定的方向。只有充分了解经济社会信息,才能更加准确地制定战略。市场机遇稍纵即逝,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掌握信息,存在错失发展良机的风险。3.权力与义务调整与改变。数字经济中,企业角色变得更加多样化,从原来单纯的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平台的搭建者和信息收集和保管的守护者转变。这不仅是对企业运营能力和关注焦点的考验,更是对企业承担责任和义务提出全新要求。一方面,商品和服务提供内容和类型的转变,需要企业担负起监管和维护的责任。在互联网中,网络平台需要对产品的合法化、健康化和符合公序良俗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在平台经济中具有最突出的表现。作为新型的交易形式,企业作为平台的搭建者和维护者,为交易双方提供经济交易的桥梁。尽管平台企业不是最终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对商品及服务的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监管和维护责任。这对企业任务和角色的调整和转换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肩负尽职保管信息、确保存储和使用安全的责任。在数字经济中,信息具有宝贵的价值,是人们能够享受便利的基础。与此同时,庞杂的信息中具有海量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不当流出会给消费者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因此,信息的安全和隐私权的保护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企业需要对信息进行妥善保管、保护和维护,确保企业所掌握信息不泄露、不滥用和被不当获取。
四、新环境下企业建设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技术应用的能力
首先,扩大技术应用,提高办公效率。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帮助企业进行各业务单元的协调与管理,提高成本控制和科学管理的能力。其次,运用互联网手段,实现宣传推广手段的现代化。互联网提供了更好的交流媒介,拉近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企业应当更好地使用微博、微信、APP客户端等应用,直接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更好地了解消费需求变化,建立良好的消费者关系。最后,增强企业的信息获取、分析与反应的速度与能力。市场竞争中,充分、完备的信息有利于企业科学地制定发展战略,确定发展方向。企业应当通过正式渠道获取官方信息,剔除杂音和干扰,为企业的战略制定提供准确、客观的依据。
(二)提高互联网应用的安全系数
首先,企业应当加强对信息安全的管理与监督。一方面,企业可以将信息采取分级管理机制统一管理,既将企业的信息分为:宣传信息/公开信息、保密信息和机密信息三个等级。对企业人员与外界进行联系时可以了解、使用的信息等级和内容具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强内部人员保密意识的教育和监督。通过提高人员网络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意识与能力,从信息的源头进行安全性把控,避免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信息的不当外泄。其次,企业应当加强网络接入设备安全性能的维护与监测。一方面,对需要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安装杀毒软件、设置防火墙。通过对设备安全措施的管理、维护和监测,确保网络接入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安全性能良好。另一方面,设置专门的设备维护、监测与保障人员,及时发现网络设备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异常情况进行修改与更正。从设备设置和应用维护两个方面入手识别和干预接入设备的非法入侵,增加网络使用安全性。最后,企业应当加强网络运营环境的净化。尽管互联网环境是复杂的,企业难以进行把握和控制,但是可以通过网络区分和访问控制,提高网络的安全程度。企业可以严格区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建设、规划和使用权限。根据业务的需要和要求规范网络访问的范围,对于机密的、核心的部分划分为内部网络,对需要经常外界联系的部分划分为外部网络。通过技术手段在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建立安全的隔离机制。同时,严格限制内部网络的访问权限,禁止移动存储介质在内部网络的读取功能。通过网络隔离和访问权限控制,打造更加安全干净的网络使用空间。
(三)竞争优势的重塑
一、数字经济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趋势
(一)数字经济概念及特征概览
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5年,加拿大的商业策略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出版题为《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间的希望和危险》的著作。在书中泰普斯科特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尽管人们逐步认识到数字经济对经济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对数字经济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2017年杭州G20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做出权威定义。该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定义的界定,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是数字经济兴起的基础,同时也是数字经济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其次,数字经济具有智慧性、创造性和高附加值的特征;再次,数字经济是新行业、新形式创新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并举的经济形式。
(二)互联网应用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技术发明的动力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联网技术正是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之下诞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展开军备竞赛。美国基于军事安全需要,提出建立分布联合的军事指挥方案:即为防止单个军事指挥点被破坏而导致军事指挥的中断,建立多个分散的军事指挥点,同时各个军事指挥点能够互相联通,以提高军事安全度,避免战略风险。于是,将这一构思交由ARPA(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展开研究。1968年,拉里罗伯茨(LarryRoberts)在其研究报告《资源共享的计算机网络》中提出张华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北京102488)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了实现计算机互相联结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各个分布的节点既可以独立运转,节点之间又能够信息交换。美国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建立了应用于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网”。这就是著名的阿帕网。1969年,阿帕网正式投入应用。阿帕网的诞生被看作是互联网的起源。尽管阿帕网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事、国防的需要,但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年的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7.72亿人,应用普及率达55.8%。这一普及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技术能力和消费基础,为社会向数字经济转型创造可能性。
(三)数字经济影响经济社会的方式
作为以创新为驱动力,技术与各个部门相结合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挥着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影响。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获取经济信息的渠道,促进提高经济效率。互联网连接与沟通特征,使人们能够更加便利的交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通过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开展社交、休闲娱乐,人们能够准确把握经济脉络,保持对实时资讯的敏感度。其次,数字经济能够实现交易模式多样化,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等应用得到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不断涌现,为经济、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创造更多的商机。最后,数字经济通过激励探索,为实现技术的价值助力,带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融合,如互联网+农业、物联网及智能制造等等融合方式的应用,开拓智慧型社会的发展方式,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谋福利。
二、数字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
(一)市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在传统经济中,厂家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居于主导地位。消费者从已有商品中进行选择,相对厂家来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在数字经济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消费者的作用和影响力变得重要,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身需要,更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首先,消费者能够在消费之前,通过社交网络和网络评价等渠道充分了解商品的相关信息,选择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商品;其次,在消费中,消费者能够通过网络与生产者进行沟通与洽谈,使定制化、个性化成为潮流和趋势;最后,消费者能够将使用体验通过更多渠道反馈给生产者或分享给其他消费者,将商品信息、使用价值及效用进一步推广。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是生产灵感的来源、生产设计的参与者和产品宣传的推广者。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消费者能够参与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
(二)市场格局发生改变
经济形势犹如为市场主体提供表演的舞台。市场主体融入其中,在经济浪潮的变迁中拼搏、壮大,同时促进经济格局的形成、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式,带动市场主体调整、改进,推动市场格局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提供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氛围,因此市场的进入壁垒在降低,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更加均等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经济中流线型的产业价值链向矩阵型产业价值链升级,促进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
(三)数字商品形成促进交易模式改变
信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与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同等意义的作用。在互联网中,信息以“0”和“1”形式的数字进行表达、存储和传输。基于信息技术使得如在线音乐、视频、体育节目、网络直播等数字表现形式的产品构成数字经济中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颖、时效和创新的数字商品对交易模式产生影响。不同于传统商品,数字商品具有可复制、可传递、可重复消费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数字经济突破传统经济的购买-消费模式,即支付费用获得商品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模式成为可能。在数字经济中,体验-支付-消费三环节的体验式消费模式成为交易模式的主要形式,即厂商向消费者提供部分的数字产品免费试听、试用,消费者对满足自身需要的商品及周边产品支付以获取所有权或使用权模式。
(四)数字技能成为社会要求
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对人们进行生产与实践的技能提出新的要求。人们需要掌握更多满足现代科技要求的技能,才能适应各种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既是创造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原有经济形态的革新。经济中交易规则和运转方式发生转变,职业类型也将随之发生更迭和转换。只有具备数字技能才能更好适应职业发展的变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已向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推广、渗透,提升在庞杂的信息中获取、辨别和利用资讯的能力,避免形成与他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是找到通往未来的钥匙,开启人们在数字经济中发展之路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数字技能成为人们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具备更多的数字技能,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数字经济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1.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提供市场活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波及全球,传统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与传统经济不同,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呈现出繁荣景象。数字经济正在从政策、投资和需求等方面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使企业获得宝贵的发展机遇期。首先,政策支持为企业的创新、创造提供宽松的环境。作为蓬勃兴起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展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各国将数字经济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制定激励政策,构建鼓励创新开拓的市场环境,能够给企业更大的前行动力。其次,数字经济建设带动投资的活跃,增加市场活力。在数字经济的建设中,各项基础设施和前沿技术如宽带高速网络、5G技术等的研发与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将带动投资的增加,促进资本流动,为市场的繁荣增加活力。最后,更优的消费条件促进消费增长。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时间更加碎片化,对消费的形式和效率提出新的要求。数字经济的快速、便捷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带动消费的增长。电子商务、电子竞技等新型的消费、娱乐、休闲模式的需求正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消费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待开拓领域。2.打破界限,提供更大的空间。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时空的阻隔,使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世界联结成为更大的市场。经济交流更加密切,经贸往来更加易行,这将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平台,跨境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企业面对更具有吸引力的发展前景。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消费者通过搜索、点击鼠标便可畅享全球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不再囿于某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市场,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商品,填补市场空白,开发新的市场。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往往从大众化的观点出发向市场提供商品,这导致个性化、小众化的需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中,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喜好,获得宝贵的市场份额。3.技术应用提高企业的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企业提高效率。首先,企业能够实现更加灵活多样的办公方式,移动办公、异地办公等方式可以使企业能够大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其次,组织结构变化使企业信息的送达和回馈通路畅通。在数字经济下,企业的组织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转变,这样能够避免层级繁复造成的信息失真和扭曲,使企业信息传递的清晰度有所提高。最后,各环节之间衔接流畅,能够使企业降低沟通与协调的管理成本。
(二)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挑战
1.面临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阵痛。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能够更加精准地提供服务。这对企业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作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分水岭,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破”与“立”更替和变换的推手。一方面,传统企业面临被淘汰、被替代的风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应用,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使传统企业面临艰巨的挑战。从当前来看,传统实体商超正呈现出消费额大幅下降的态势,从长远来看咨询业、信息服务业等相关服务性企业也都存在被淘汰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跨界、融合的特点加剧竞争格局的变化,使之更加复杂化。与传统经济企业往往在相关领域探索拓展不同,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百度、谷歌等原互联网企业开发地图、导航、无人驾驶等新领域、新应用,使数字经济的竞争更加白热化。2.复杂的信息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制定和信息反馈。市场发展瞬息万变,风险与机遇并存。企业唯有通过更好地了解信息、判断环境的变化,来规避风险把握机遇。数字经济中,信息传递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使信息环境变得更加神秘,这对企业的反应能力、辨别能力和信息可获得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负面信息传播速度更加快,对企业形象的树立与维护提出新的要求。不同于传统渠道的一点对多点式信息传播模式,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具有多点、多角度、多维度联结的特点,使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范围远超从前。这对企业的应对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其次,虚假、失真的信息干扰,降低经济环境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在数字经济中,开放的互联网环境由多种信息构成,这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失真、不实的信息。信息的扭曲与失真不仅不利于企业分析经营环境,更有甚者会导致企业制定错误的战略。最后,信息获取迟滞,导致错失发展机遇。企业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与决策,是以全面搜索和判断信息为基础,立足于未来为发展制定的方向。只有充分了解经济社会信息,才能更加准确地制定战略。市场机遇稍纵即逝,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掌握信息,存在错失发展良机的风险。3.权力与义务调整与改变。数字经济中,企业角色变得更加多样化,从原来单纯的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平台的搭建者和信息收集和保管的守护者转变。这不仅是对企业运营能力和关注焦点的考验,更是对企业承担责任和义务提出全新要求。一方面,商品和服务提供内容和类型的转变,需要企业担负起监管和维护的责任。在互联网中,网络平台需要对产品的合法化、健康化和符合公序良俗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在平台经济中具有最突出的表现。作为新型的交易形式,企业作为平台的搭建者和维护者,为交易双方提供经济交易的桥梁。尽管平台企业不是最终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对商品及服务的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监管和维护责任。这对企业任务和角色的调整和转换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肩负尽职保管信息、确保存储和使用安全的责任。在数字经济中,信息具有宝贵的价值,是人们能够享受便利的基础。与此同时,庞杂的信息中具有海量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不当流出会给消费者带来风险,甚至造成损失。因此,信息的安全和隐私权的保护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企业需要对信息进行妥善保管、保护和维护,确保企业所掌握信息不泄露、不滥用和被不当获取。
四、新环境下企业建设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技术应用的能力
首先,扩大技术应用,提高办公效率。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帮助企业进行各业务单元的协调与管理,提高成本控制和科学管理的能力。其次,运用互联网手段,实现宣传推广手段的现代化。互联网提供了更好的交流媒介,拉近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企业应当更好地使用微博、微信、APP客户端等应用,直接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更好地了解消费需求变化,建立良好的消费者关系。最后,增强企业的信息获取、分析与反应的速度与能力。市场竞争中,充分、完备的信息有利于企业科学地制定发展战略,确定发展方向。企业应当通过正式渠道获取官方信息,剔除杂音和干扰,为企业的战略制定提供准确、客观的依据。
(二)提高互联网应用的安全系数
首先,企业应当加强对信息安全的管理与监督。一方面,企业可以将信息采取分级管理机制统一管理,既将企业的信息分为:宣传信息/公开信息、保密信息和机密信息三个等级。对企业人员与外界进行联系时可以了解、使用的信息等级和内容具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强内部人员保密意识的教育和监督。通过提高人员网络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意识与能力,从信息的源头进行安全性把控,避免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信息的不当外泄。其次,企业应当加强网络接入设备安全性能的维护与监测。一方面,对需要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安装杀毒软件、设置防火墙。通过对设备安全措施的管理、维护和监测,确保网络接入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安全性能良好。另一方面,设置专门的设备维护、监测与保障人员,及时发现网络设备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异常情况进行修改与更正。从设备设置和应用维护两个方面入手识别和干预接入设备的非法入侵,增加网络使用安全性。最后,企业应当加强网络运营环境的净化。尽管互联网环境是复杂的,企业难以进行把握和控制,但是可以通过网络区分和访问控制,提高网络的安全程度。企业可以严格区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建设、规划和使用权限。根据业务的需要和要求规范网络访问的范围,对于机密的、核心的部分划分为内部网络,对需要经常外界联系的部分划分为外部网络。通过技术手段在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建立安全的隔离机制。同时,严格限制内部网络的访问权限,禁止移动存储介质在内部网络的读取功能。通过网络隔离和访问权限控制,打造更加安全干净的网络使用空间。
(三)竞争优势的重塑
滥觞于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乘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东风,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治理,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规范引导下,各级税务部门亦开始探索“互联网+税务”的税收治理新模式、新路径。根据该规范,税务系统会重点推进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及智能应用五大板块二十项行动,以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促进税收现代化。实际上,“互联网+税务”不简单的是将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税收工作中,更重的是在调试税收规则以适应新一轮工业改革,确保税收治理规范能够与经济社会改革俱进。传统税收治理规则在以数字经济与大数据为重要组成的现代经济体系中,面临着失灵的风险。如何在突破传统税制弊端重围下,主动适应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变化,成为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理应研究的课题。对此,笔者基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给税收治理带来的机遇,剖析现行税法制度适应“互联网+税务”存在的漏洞,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以期助力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一、“互联网+税务”面临的主要挑战
移动互联网信息的日新月异加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发展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经济运行的模式,也势必会对传统税收模式带来挑战,因而推行“互联网+税务”须充分考虑这种挑战。
一方面,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对税收治理提出了挑战。数字经济具有以下方面特征:对无形资产前所未有的依赖,数据(尤其是个人数据)的大规模运用,利用免费商品获取外部价值的多边商业模式的普遍采用,以及对价值创造地的判断困难。这就形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如何增值并产生利润,以及数字经济如何与来源地、居住地概念相联系以及税收收入性质的确定。同时,新的经营方式会导致核心经营功能的重新布局,最终形成不同的税收权力的配置,产生低税收。具而述之,一是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变性及复杂化,税务机关控制税源的难度及复杂性大大增加;二是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经营形式逐渐多样化,税务机关控制税基的难度亦在增大;三是数字经济下,地理空间上的常设机构及固定营业场所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增加了税源发生地认定的难度;四是在税源与价值创造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利润的归属难以简单地做出判断,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营活动利润归属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海量涉税信息,税收机关难以有效整合、利用。大数据时代,信息是最重要的资源、生产要素及社会财富。然而,税务机关整合利用涉税信息能力的提升远远滞后于信息化的蓬勃发展。首先,税务系统内部各种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尽管旨在实现全国税收数据大集的金税三期系统的试点在有序推进,但就目前而言税务系统内部信息仍旧分散在综合征管系统、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及出口退税系统等各种系统中,整合性明显不足。其次,各级税务部门缺乏对高度智能化的企业信息系统的了解,难以有效分析,甚至无法分析存在该系统内的大量企业会计核算和生产经营数据,从而无法掌握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情况。再次,各级税务部门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效率偏低,体现在财政、房管局、银行及工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以致涉税信息无法共享;缺乏有序、科学的涉税信息的收集程序及规则,以致面对涉税信息反应不够灵敏。
二、“互联网+税务”的法律留白
应该说,现行税法及以此形成的税制基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建立的,对于数字经济的新型运行模式存在诸多失灵的法律风险。
(一)传统经济关联原则的式微
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主要依据的是经济关联原则,特别强调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常设机构或不动产所在地或企业实际管理地)。但面对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原有的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联系不再那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更多的是具备偶然性和随意性。因此,借助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关联进行税收管辖权的划分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一则数字经济下,伴随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的消失或模糊,传统居民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难以发挥功效;二则传统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及活动形式区分界定所得的定性标准难以适用数字经济下所得的定性;三则在价值链管理模式下,关联企业的功能剥离及有序配置替代了操纵转移定价,使得该原则的运用陷入窘境。此外,企业与消费者的交互性亦使得利润的归属地难以确定。可见,传统以有形场所为要素判断经济关联的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的变化,亟待拓补。
(二)规则漏洞导致BEPS的泛滥
如众所知,混合错配、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CFC)及跨境电子商务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主要方式,而随着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的深化而愈演愈烈。虽然,现行税法对上述行为方式予以了规制,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规则皆是立足理论层面而进行的制约,难以适用实际操作。以资本弱化为例,《企业所得税法》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及其之间的比例三个方面予以了一般规定,但对于债权与股权的比例计算时点等具体问题并没有明确,难以有效及准确地判断企业是否实施了资本弱化避税行为。又如CFC规则,何为合理经营需要及是否需要根据消极或积极性质划分所得都未得到明确回应。此外,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反避税立法阙如。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BEPS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微软通过在爱尔兰、新加坡和波多黎各的“海外地区业务中心”转移大量盈利,规避我国税款8.47亿元就是佐证。因而,必须完善反避税规则,以遏制BEPS的横行。
(三)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欠缺
现行税收征管法虽然要求“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但未能破除既得利益体系,使得税务机关与政府及其他管理机关的涉税信息依旧呈“信息孤岛”之状,因而难以发挥各部门涉税信息的集群效应。同时,它也只是规定银行、住建、海关、工商等第三方主体应该支持、协助税务机关执法,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些第三方主体有向税务部门报告涉税信息的义务。此外,还赋予了税务部门在税务检查环节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采集信息及查询的权利,但其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关于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的规定实则是一纸空文,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对此,《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一章“信息披露”以强化涉税分享机制。殊不知,税务机关试图将纳税人所有涉税信息进行收集的规定,既给第三方设置了不合理的负担,亦不利于获得有效的信息,更对公民权利、经营自由及政府职能分工的侵害,明显违背了比例原则。
(四)数据权及其法律保障不完善
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涉税信息被收集、处理、交易及应用,个人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及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国现行税法规范,甚至是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皆没有对数据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方案。一方面,纳税人权利话语在税法规范体系中匮乏的现状,就决定了纳税人数据信息权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了纳税人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但对于纳税人涉税信息数据权的保障只字未提,即使不久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只是一味强调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并没有针对涉税信息数据权保护的条款设计。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发展尚处初级阶段,国家战略上的数据及其权利保障尚未进入法律保障的视野,我国在大数据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付之阙如,税收数据权的法律保障更是如此。
三、“税务+互联网”的法治保障
要全面落实“税务+互联网”行动目标,必须在深入细致的分析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税法规则。
(一)现代经济关联原则的改进
经济关联原则对于处理税收管辖权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数字经济时代予以坚持,但应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予以修正,即“从以前倚重有形场所转向有形场所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结合企业价值链,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因素进行全面考量,在此基础上识别相关关联要素”。对此,OECD在BEPS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价值创造”理论值得借鉴。首先,为契合数字经济虚拟性特征,可采取“实质性存在”(包括数字化或其它形式的实质性存在)替代“常设机构”作为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其次,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和环节,分配企业利润,继而划分税收管辖权。换而言之,“实质性存在”和“价值创造”是经济关联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消费者和消费市场是价值创造的实质关联要素。据此,现代经济关联原则得以修正。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的到来并不意味传统经济模式的消亡,因而传统经济生产模式依旧适用传统规则意义上的经济关联原则。
(二)完善反避税规则应对BEPS
为应对BEPS,必须完善反避税相关规则。就转让定价规制而言,一是建议通过细化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采取案例明确相关操作程序的方式加强其适用性;二是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详尽其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以便税务机关可视具体情况进行相关判定及操作;三是强化预约定价协议的法律效力、举证责任、救济机制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立法研究,以增强其制度的实用性。就资本弱化规制而言,参考美国和OECD的策略,在采取固定比率法下,视债务和股本的比例而明确企业审查的范围;同时,限制企业从股东处借入资金利息的税前扣除。就受控外国公司规制,须对“合理经营需要”等条款进行细化,增加“无避税动机豁免”、“微量所得豁免”等解释性税收条款,并依据积极与消极所得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课税措施。此外,还需认真对待混合错配安排规制,必要的时候予以引入。当然,对于电子商务、云服务、在线广告及虚拟货币等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立法应及时跟进,以回应社会需要。
(三)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立法完善
高效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是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应以税收征管法修改为契机予以全面的完善。首先,立法应当明确涉税信息内涵与外延,奠定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基础。其次,应通过立法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不同领域及环节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共享机制。明确工商、住建、银行等政府其他管理部门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涉税信息的义务,联合政府管理部门力量,对不同领域涉税信息进行整合与应用,以此构建一个先进、严密的信息共享系统。再次,建立健全纳税人主动提供及第三方主体被动提供相结合的涉税信息提供制度。纳税人应通过定期纳税申报及应税务部门要求提供其掌握的、真实可靠的涉税信息;而第三主体则是对纳税人信息不充分、不客观、不真实的补充及矫正,在税务机关发出书面查询函之后,就其领域相关的纳税人涉税信息进行供给。此外,立法上还必须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目的予以明确,除为税收目的,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同时,接触纳税人涉税信息的组织或个人负有信息的保密义务。
(四)数据权确立及其保障机制健全
法律因回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须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当数据承载着资源、财富及生产要素,必然应受到立法的确认,并加以保障。在个人方面,首先应明确个人数据权的法律地位,坚持个人数据权保护之消极同意、质量与安全、处理有限及保证主体参与的原则;其次,根据纳税人信息数据有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基本生产经营及涉税负面信息之别,实施不同的保护规则。对于非法窃取及侵害纳税人信息数据的,应课以法律责任。在国家方面,税收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事关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兴亡,数据的利用和占用必将成为国家间税收竞争和博弈重要法器,所以必须确立税收数据,即享有税收数据管理权和税收数据控制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篡改、伪造、毁损、窃取及泄露涉税信息数据,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参考文献】
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均是围绕“竞争”来进行探讨研究,但是却忽略了在竞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另一理念“合作”。“竞争”与“合作”作为经济学中的理念,在经济学的课文增添了很多经典案例。现如今社会的发展迅速,随着经济体的改变,笔者大胆的预测:“合作”理念将成为新经济学的主导,从而影响经济学的重大改革。
市场经济即是市场在进行资源分配中期基本型作用的经济,从我国改革开放来看,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搞市场经济,客观上肯定了“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肯定“竞争”的同时,“竞争”自身并不能代表这个市场经济。“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充分的调动劳动群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但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的发生,必须采用“合作”来维持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没有绝对的“竞争”与“合作”,更多的采用以“竞争”为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有以“竞争”为主导转向“合作”是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一、“合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意义
哲学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这重要的指导作用。“合作”型经济学是坚持基础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新型经济发展现象的体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交流日益密切,伴随着“全球化”与“一体化”条件的不断完善,“合作”将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进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作”有利于误会的降低,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利于帮助各国家之间交流的摩擦,达到“”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全球化经济发展,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使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得到深化和发展。
“合作”经济学切实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好符合这一经济理念,在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管理。
近些年来随着数学发展,在经济学中的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沦为数学的“奴隶”,数学中经济学中发展应用的程度越高越复杂,在实际市场操盘时把经济学看成数字的无限演算,如此不切合实际的理论推算,必然导致经济学走进误区。因此经济学随着数字化信息的到来,经济学过多的注重数字带来的客观性,往往忽略了以“人”为主题的社会,合作经济学注重在竞争带来的效益的同时坚持人性化管理理论。所以合作必将成为21世纪新经济的主流。
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奠定了合作经济学的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封建主义的国家中,由于经济的影响往往决定了国家帝王的更替。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例如:道家主张“无为”思想即使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可以说成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及哲学启蒙思想等等。
在传统经济学的发展史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在以往的发展是以“竞争”为主流,如今提出“合作”经济学,并不能说明竞争经济学是错误的。作为竞争经济学本身来讲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竞争,揭示了竞争市场,并指导市场的发展。而市场的另一面合作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被忽略。而早在中国文化中,如:“无为”、“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等思想都带有“合作”的气息,这些古典思想必将作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良好的文化发育土壤。
三、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依然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研究
1.合作经济学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为生产力的交往
生产力的交往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交往;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合作对话。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负责的,他不仅包含客观技术与条件的改进,还包含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任何一个“产品”的生产都是有众多生产力共同协作的结果,在新型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流水线,只有一起劳动,互相协作、取长补短,才可以确保生产安全无误的进行。整体化的经济需要“合作”来进行优化,来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的功能之和。
2.实践型生产关系
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在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合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将技术性生产与社会性生产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起来,使生产和技术有效的互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了生产价值,因此生产关系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实现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传统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竞争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必然转向合作经济。中国发展新兴经济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传统文化将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其经济崛起已经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希望我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关键词:
传统经济管理背景现代经济管理启示
一、传统经济管理结构的基本管理框架和思想宗旨
1.传统经济管理结构是较为固化的管理理念。我国经济管理理念一直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理论结构中关于商务经济行为的约束性,由于一些较为教条的管控机制和管理思想,导致金融行业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经济结构运行过程中,要提升管理项目的实际价值,就要利用有效的管控机制缩短经济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2.传统经济管理结构运行家国同构模式。在传统经济结构中,管理人员要提升其管控机制,就要优化管理框架,但是,在封建社会中,我国农业是发展的大趋势,加之自给自足运行模式的建立导致传统经济结构呈现出家国同构模式,而这种理念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成为中央集权项目,也实现了政治管理体系系统结构的升级。
3.传统经济管理结构强调重农抑制商。我国传统经济管理结构中,重农抑商的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古代经济结构中,农业项目占据较为关键的位置和重要价值,特别是在法家和儒家管理过程中,儒家的管控措施占据主动,也就形成了农业发展框架强于商贸经济行为的市场发展形式。
二、现代经济管理背景分析
现代经济管理项目的发展领域在不断的扩展,特别是行业运行结构在不断升级,我国现代经济管理项目主要是对西方经济管理方针的落实和延伸,将经济学理论以及管理学理论融合在经济行为中,提升整体管理项目的实际效果。现代经济结构更加贴合于市场的实际需求,也实现了经济项目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统筹化管理,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管理人员也不能完全割裂其和传统经济项目之间的关系,要在建立有效互动运行提的基础上,提升管理效果和基本的经济管理质量。
三、传统经济管理结构对现代经济管理项目的启示
1.传统经济管理理念中农业管理项目的启示。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要在经济结构升级和项目处理过程中,提高农业的实际效率,就要建立完整的管控机制,并且深度融合传统经济管理框架中的重点和难点,升级处理信息技术和项目分析机制,实现多元化农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动摇,和经济项目以及产业结构的贴合程度在不断增多,究其内部思想结构,多归于中庸思想,但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诉求,建立完整的数字化农业发展链条,就要强化信息处理机制和信息的调动能力,确保经济运行框架和农业发展项目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和协同机制。另外,正是基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在农业项目发展过程中,项目管理人员要提升管控措施,提高农业生产的实践水平,从经济结构和实际经济收益出发,强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指导作用,升级农业管理结构的实践控制水平。因此,管理人员在具体管理行为建立的过程中,要充分融合传统经济理念中的管理运行策略,运用现代化经济理论中的信息手段,升级整体项目运行结构的实际价值,从而建立完整的农业操作框架,以确保农业生产管理项目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最优化升级。
2.传统经济管理观念中金融管理项目的启示。在传统经济管理项目的指导下,只有提升管理机制和管理项目运行结构的完整度,才能从根本上将货币和金融融合在一起,建立完整的社会关系。在市场调控环节中,要在经济理论中将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进行综合化调整。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货币管理项目是金融活动中较为重点的要点,要从根本上提升价格标准,就要在对经济管理理念和基本运行框架进行分析后,有效处理金融活动中的信息机制和贸易行为。另外,在传统的经济管理结构中,金融活动依托货币项目推进,主要的衡量标准是粮食,根据其市场需求建立贴合于项目运行结构的具体参数价格,并且推进金融活动的发展和转移,也就导致金融活动项目和经济运行措施的贴合程度越来越接近,特别是传统经济管理框架内,货币管理运行结构对现代金融的影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市场内只有建立优化的市场运行规律,才能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优化社会效益。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建立,要实现整体经济参数的完整运行,就要强化金融活动结构和现代经济管理措施的融合,特别是对于借贷项目进行综合管理,以提高市场经济调节的实效性。在对传统经济结构和管理框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经济学者要综合考量经济运行参数,确保经济理论传承的过程中,能有效吸收操作流程中较为关键的项目要素,建立完整的操作框架和运行结构,在经济流程建立的过程中,要依托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保证经济要求和运行模型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在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管理项目调控的过程中,管理人员要增强全局性管控意识,确保管理层级和管理项目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保证全方位的分析经济影响因素,才能真正提升制度的运行参数,确保法律法规项目和经济结构之间建立优化的处理机制。
3.传统经济管理观念中企业经济管理项目的启示。在新经济时代,要保证经济管理结构和项目分析机制运行过程中,提升整体操作框架的完整度,顺利提高经济管理项目的实效价值。传统经济管理理论在实际经贸行为运行过程中,要想实现不同领域以及不同管理层级之间的互动和优化交流,就要在建立科学化经济管理参考数据和运行结构的同时,健全完整的经济管理思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强化管理行为和管理客观要求之间的互动关系,真正提升经济管理项目的实效性。另外,我国新时期现代经济管理运行框架也是建立在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上的,只有保证经济理念和运行参数的完整,才能真正提升经济管理结构的运行价值。要提供便捷化经济条件和控制要求,以保证金融货币经济管理时效性得到有效的推广。除此之外,我国经济结构的发展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要在常态化管理结构和框架内运行动态化管理机制,确保整体金融活动中经济管理和项目处理机制之间建立优化互动关系。另外,在现代经济管理项目操作流程中,我国相关经济部门针对流通价格以及货币的流通模式建立了统一的框架,并且开始跳脱出传统的经济管理闭塞思维,建立更加有效性的贴合项目,实现了更加灵活多变的管理理念,提升金融活动市场内部经济管理参数的稳定性,升级整个市场环境结构的完整度,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运作。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人员要清晰的认知到管控力度和经济传承模式之间的关系,为金融贸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割裂传统经济管理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素,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选取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中的科学性以及适应性特质,升级金融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的效果,确保现代经济活动的顺利推进,从而实现行业和领域之间的高效发展。
作者:陈洲球 单位:武昌理工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晶.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J].装饰装修天地,2015,23(12):229-229.
[2]李家龙.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4,14(09):49-49.
[3]赵慧旎,张湘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实践启示浅析[J].企业家天地(下旬刊),2013,29(09):191-191.
近几十年来的信息技术变革,其本质是信息化,从技术效果上看是一个生产“数据”的过程,十多年前还被零零碎碎手书的数据,已被各种新工具不断采集和存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拥有着自己的数据资源。从自身累积的历史数据中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找到原本凭借行业内职业经验与直觉找不到的“规律”,解决自身实际问题,这就是数据创新。有时,这种创新带来的改变是“琐碎”的,但却优化了商业模式、提升了用户体验,甚至完善了企业经营模式与文化。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放过任何盈利机会的零售业,早已是数据创新的主战场。当前,商业流通结算行业的定价、销售和支付正在发生变革。大数据驱动下的商品定价变革将是根本性的,是原有商品定价模式的一种逆反,非商家定价,而是由消费者定价。在销售模式上,电子商务能否成为一种真正的销售变革,这完全取决于C2B模式。未来商业流通领域的价值链原动力是消费者驱动,而非现有的制造驱动或设计驱动,大致有两种:一是聚合需求形式,如反向团购;二是要约合作形式,如逆向拍卖等。从技术层面上说,都是基于交易数据创新的,需要更快捷地划分、分析和锁定消费者,转而将这些小众的微量需求来改进商品、促成销售,将已有的定制开发逐渐从“大规模”转成“个性化、多品种、小批量和快速反应”.在支付形式上,一种是将管理支付转为管理数据;另一种是将支付货币转为支付信用。
大数据时代,传统经济想要有高科技含量,最关键的是不要做数据的“看守人”.目前被打车软件“搅翻”的出租车行业,同样能利用数据创新改变现状,这是因为:出租车行业拥有的数据大多是轨迹线交通数据,这是一种能直接或间接反映驾驶者的主观意愿和车辆行驶过程中的环境限制等情况的数据,具有运行时间长、在城市整体交通流量中占有量大的特点。分析和挖掘出租车这种城市典型移动对象的历史轨迹数据中,找到本地区驾驶员偏好、乘客出行习惯或交通拥堵热点,有助于直接了解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间接把握城市动态性。因而,依据轨迹线交通数据创新能改变当前导航市场的“红海”格局,使用实时交通路线推荐替代基于地图数据的最短路径推荐。
两种业态是一种竞合关系
什么是数据产业?从信息化过程中累积的数据资源中提取有用信息,即数据创新,将这些数据创新赋予商业模式,就是产业化,因而数据产业是信息产业的逆反、衍生与升级。应当看到,这种由大数据创新所驱动的产业化过程,是具有“提升其他产业利润”特征的,除了能探索新的价值发现、创造与获取方式以谋求本身发展外,还能帮助传统产业突破瓶颈、升级转型,是一种竞合关系,而非一般观点“新兴科技催生的经济业态与原有经济业态存在竞争关系”.
所以,数据产业培育围绕传统经济升级转型,依附传统行业企业共生发展,实为上策。需要指出的是,为加速数据产业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凸显极化效应,设计数据产业发展模式同样应考虑建立数据产业基地,但不能照搬传统的“政府引导、市场选择和企业主导”方式,而应是某种“新型”样式,至少具有以下五方面特征:
一是产业显现凝聚力,围绕某一领域或行业数据资源,实现资源、科技共享,数据产品生产专业分工明确,基地内企业做到竞合协同,具有整体创新绩效。二是资本、科技双重驱使,由专业数据产业基金引导政府相关部门、多个大学与科研院所参与基地建设。三是“智慧”精准管理,在管理上将依靠数据创新实现精准化,充分体现“智慧”.四是多元化生态型,其实质是一种内嵌数据创新核心应用的城市CBD,具有充足的商业配套、齐备的文化设施和宜居的生态社区,能进行便利的商业活动、生产工作和生活娱乐。五是人才高地,能将各种人才结合在一起,调动其积极性、创造性。
数据产业的竞争关乎国力
数据产业竞争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从宏观到微观,从虚拟到实体,涉及航空、航天、海洋、电力、教育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对数据产业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