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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好处大全11篇

时间:2024-02-27 14:42:52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消费主义的好处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消费主义的好处

篇(1)

一、引言

商标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使自己生产、销售的商品区别于其他商品而使用的一种标志,除具有识别产品、提品信息的功能外,还承载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因此,一个好的商标名应该具有独特的创意,能够描述商品的特点、性能及用途,特别是商品的好处,而且易认、易读、易记,符合公司及商品形象,并给人以积极美好的联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外很多商标开始涌入中国,而中国很多驰名商标也逐渐走向世界。因此,商标词的翻译是国家间商品对外宣传的重要部分,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流行为。商标的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且涉及到不同民族文化,地域差别背景下人们的知识结构、消费心理、文化习俗及审美价值等的差异,因而需要去新的角度去研究商标语的翻译。

二、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现代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基本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为主流,其先导人物是赖斯,她在1971年出版的《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书中提出功能派思想的雏形。她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并且称这种翻译为综合际翻译。在认同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论的同时,她在实践中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些等值是不应追求的,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因此,她结合德国心理学家KarlBuhlcr有关语言功能的观点,将“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移植于翻译,把文本类型、功能和翻译方法联系起来提出了三大功能文本类型,即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赖斯的这种分类有助于译者根据文本类型的交际功能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三、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商标翻译中的应用

1.目的论在商标语翻译中的应用。根据目的论原则,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原则就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商标名称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比起原文的忠实性,更需要译文读者的接受和支持。从商标名的功能来看,商标名翻译有两大目的:一是总的目的,旨在通过译者的翻译,在市场上建立起相关产品的良好形象并劝说消费者去购买;二是交流目的,为使目的语消费者接受其产品并最终购买而采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译语。

2.文化特性在商标语翻译中的应用。商标作为一种应用语言,是当今商品社会中广泛使用的交流媒介。商标翻译不仅考察译者的文字处理能力,还涉及到语言、文化等因素。当语源和目标与读者对于商标事物和一些特定现象没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时,翻译就会产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应该注重译文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使目的语读者接受其产品的目的。有时原文化形象应该适应于目的语文化形象,甚至有所删除。

四、商标词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功能翻译论认为译文的“充分性”比“对等”更为重要。“对等”只是翻译标准的上限,是一种理想的翻译目的,过分追求对等只会陷入“不可译论”。在功能派翻译论下,翻译的充分性取决于翻译目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翻译达到了它的交际目的,实现了它所预期的功能,它就是充分的,就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商标翻译应该迎合读者的口味并满足他们的期待,这就要求译者应该在追求原文真实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力求语言精练深冬,富有吸引力,最终达到有效传递信息、唤起读者感应和行动的目的。为有效地实现预期的目的和功能,译者在商标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取音译法。

音译法是目前我国翻译中文商标时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即按照原商标词的发音,尽可能找到与其发音相近的译名。商标不同于普通词汇,其构成多种多样。人名、地名、抽象名词、形容词、数词、动词以及合成词等都可以用来给产品命名。例如:

Xinghuacun (a place) ――杏花村

Estee Lander (cosmetic)――雅诗兰黛

李宁(sports wear)――Li Ning

Revlon (shampoo)――露华浓

我们以Revlon为例子来解析,Revlon的译名“露华浓”出自李白的《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华浓”,如此美的意境,如此美的文化内涵,能恰到好处地拨动女人的敏感心弦,强烈地刺激着女性消费者,这就表明,如果商标语翻译的敲到好处,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音译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保留原商标词的音韵之美,体现商品中的异国情调或正宗特色。

五、结语

篇(2)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但主要是针对宏观层面的战略思路、制度建设、指标体系、路径选择、政府规制及支撑体系等,对于消费者生态文明行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将针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并对企业开展生态营销提供一定的启示。

生态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考虑生态与环保而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溢价的购买行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般抱着“趋吉避凶”的心态,有意回避“负面”的问题:在购买环保商品时,也往往会改变关注生态环境的初衷而最终仍以心目中的“成本”价格作为最终决定是否购买或消费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在:消费品本身是生态型的,即通常所说的绿色环保型商品;消费品的来源是生态型的,包括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与环境的关系;消费过程是生态型的,在对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和周围环境造成伤害;消费结果是生态型的,完成对消费品的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垃圾、噪声、污水、污气等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压力、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二、影响生态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统计因素

对于人口统计特征,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关心生态的消费者往往是白人、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较高收入阶层、较高职业阶层和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但也有学者指出,上述因素都不能很好地解释生态关心程度的差异。换言之,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态文明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尽管对于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态文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对于预测消费者的生态文明行为,人口统计特征的解释能力远不及心理意识因素。这也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人口统计特征没有足够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心理因素

1.消费者感知效力(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消费者感知效力是指消费者相信其个体行为对社会资源环境问题产生作用的程度。换句话说,它是消费者对其自身能力的信心。BERGER和CORBIN发现,消费者感知效力和消费者对他人效力的信心对于个人生态消费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说,消费者感知效力是环境态度和个人生态消费行为之间的一个重要变量,它调节着环境态度和个人生态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强度和结构。ROBERTS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消费者感知效力超过其他心理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是对消费者生态文明行为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

2.利他主义(Altruism)

从利他主义角度,可以将生态消费行为归类为利己主义(Egoism),社会利他主义(Social-altruism),地球生态行为(Biospheric-altruism)。所谓的利己主义是从个人标准表达对环境的关注,他们关注空气污染,因为差的空气质量会影响他们的健康;而社会利他主义是从第三者角度出发,他们顾虑空气污染会伤害第三者的健康;地球生态行为则属于生态消费所关注的范畴,涵括生存在地球任何具生命的物体。可以推测有的消费者可能是出于省钱等利己价值观而采取了节约环保的消费行为,有的消费者则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等更为高层次的价值观而采取节约环保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从什么出发点考虑问题并不重要,已有的消费价值观不需要被强行扭转,使所有人都转变为以生态价值观来考虑问题并不现实。我们应该做的,是依据不同价值观制定不同的策略,从而达成共同的低碳消费,保护环境的目的。

三、对企业的营销启示

1.重视对低碳生活方式和生态环保型产品的宣传是当前实施生态营销的首要任务。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宣传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生态消费的社会气氛, 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相信生态消费是理智的、时尚的、高品位的行为, 使保护生态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个人素质、文明修养、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由于生态环保型产品大多采用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和材料, 成本相对较高, 因此必须通过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 使消费者深人了解生态环保型产品为什么是生态型的, 对自己和全社会有什么好处, 使消费者在获得充分的信息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理解, 形成生态消费态度, 进而采取行动。

2.应当抓住旗帜消费者, 通过他们影响其他消费者对生态消费态度的改变。有些消费者已经具备比较坚定的生态消费意识, 对环保型产品持积极认可态度, 能够承受的产品溢价较高, 企业应当把他们培育为旗帜消费者, 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影响和改变其他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态度。从生态消费的好处和社会仰慕人群(如成功的科学家、企业家、明星)的影响力两个方面, 促使其他消费者把对生态消费的积极态度转化为实际行动。同时,旗帜消费者也是企业生态环保型产品开发的重要创意来源, 企业应重视他们的意见, 重点满足他们的生态消费要求。

参考文献:

[1]冯杰良, 陈信康. 生态消费行为与环保产品的营销[J]. 国际商业技术, 2011(06):48-49.

[2]柏建华. 生态消费行为及其制度构建[J]. 消费经济, 2005(02):59.

篇(3)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08-04

商品价值论是经济学的基础。自从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家对商品的价值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对商品的价值的厘定进行各自的理论解释,但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大统一。劳动价值论由英国William Petty 提出,经过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的发展,最后在马克思的根本性改造之后,焕发出强盛的生命力,并一直统治着整个经济学界。近代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兴起,马歇尔的均衡价值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逐渐以对立者的姿态开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并引发了学术界有关价值理论的大讨论。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实现了对它的根本改造,并将其与剩余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将商品价值理论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歇尔在价值理论上对以下几方面实现了创新: 一是用价格范畴替代价值范畴; 二是将供给价值论扩展为四要素论,即增加了企业家的管理,这是适应了企业组织形式变化需要而提出的; 三是运用供求分析法取代过去的单一供给分析法和单一需求分析法,从而提出了混合多元的均衡价值理论,即需求价值和供给价值共同决定现实市场价值(或价格)[1] 。马歇尔通过对暂时、短期和长期三种均衡价格的分析,提出了弹性理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概念,并创立了均衡价值理论,一直作为《经济学原理》的核心和基础,并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提出的,以主观心理解释了价值形成的过程,还提出了市场价格论,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边际效用价值论一直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的劳动价值论。三者理论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对立,却从未实现过统一。

为了研究价值理论,我们要思考几个与价值的形成与决定相关的问题。首先是价值的定义;其次是不等劳动量交换;然后是需求的价值、劳动量的构成、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合理之处、效用的再定义和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只有把这些问题理解清楚了,我们才能对价值理论的形成有一个深层次的、全面的理解。

一、价值的厘定

什么是价值?这是一个从古至今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大卫·李嘉图指出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的体化物的抽象劳动生产的凝结[2]。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亚当·斯密说:价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表示某种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占有这一物品所显示的购买他物的能力[3]。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则认为价值范畴无非是意识范畴的形式之一。凡是意志所企求的一切,我们称之为肯定的价值;凡是意志想要摆脱的一切我们称之为否定的价值。意志之外,没有价值;价值之外,没有意志[4]。

马克思指出,应该把价值现象置身于人类特有的对象生活中的普遍内容,而不是外在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的、某种先验的、神秘的现象。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属性同主体需要和能力之间的一种统一,是世界的存在对人的意义:价值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

亚当·斯密认为: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初期野蛮社会”。价值的基础不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之间直接交换的基础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应反映时代的特征[5]。

维塞尔在他的《自然价值》一书中指出,价值理论必须说明需要的价值,这是价值的最初表现形式[6]。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过分的重视商品的内在属性,而忽略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以及商品与人的关系,只适合于简单的物物交换;在价值的决定方面,劳动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价值的决定应反映时代特征,在决定商品价值方面效用和市场的均衡是必不可少的。

巴拉诺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经济物品的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是我们借助它想要得到的某些基本的价值。当我们把价值归于某一单个人时,这是主观经济价值;当我们抛开单个人的心理并从客观成果的观点看待价值时,这是客观的经济价值[4]。

商品价值物与人之间的综合,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客观的内在属性,而效用以及均衡是商品在人与人之间的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价值的部分源泉是人类的活劳动,并非全部,这只是最基础的一步,必须要经过价值的实现阶段,人类的劳动的凝结只是构成了商品的客观内在属性,必须要经过市场中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均衡才能决定商品的边际效用,从而才能完成商品价值的实现。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形成于劳动的凝结阶段而是在商品流入市场之后,客体的属性同主体的需要和能力之间的统一中实现的,并且凸显出商品的意义就在于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总剩余)。价值的形成要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人类无差别劳动在商品中凝结的阶段;二是价值的实现阶段。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形成的第一阶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但却只停留于此,并未对商品在人与人之间的流通和对社会的影响作有效的解释。

马歇尔用商品的均衡价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认为均衡价格和价值是一致的,而需求价格的决定和供给价格的决定有很大的区别。他通过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提出均衡价格论,指出在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产量和价格也同时达到均衡。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商品价值的具体决定取决于效用和稀少性。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效用,并以稀少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价值无非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与评价”。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是形成价值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价值的形成还要以物品的稀缺性为前提。效用并非只是简单的感觉和评价,把效用定义为简单的感觉和评价,实质已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渊。而真正的效用是关于商品的理性和感性的综合评价,既包括对商品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评价又有对商品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评价,既有客观的成分,又必须有主观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效用。

均衡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共同解释了价值形成的第二阶段,前者是现象分析,后者是心理分析,商品流入市场后正像两种理论所描绘的那样,在现象层面和心理层面上共同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所以,由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完成凝结阶段生产出来的商品流入市场,进入商品的价值实现阶段,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力量均衡之间所能达到的、使社会总剩余最大的商品的边际效用才是商品的价值。

二、商品自动交换机

在初期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从而实现了商品的流通和价值。在那个时期,价值由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决定。人们交换劳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交换劳动的过程,其等式可表示为X单位劳动量=X单位劳动量。但是从货币产生之后,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模式被打破了,商品的流通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货币实现一般等价物到通货的转变之后,商品的交易的程度越来越复杂。

为了更好地理解商品的价值变化,我们不妨假设整个社会存在一个无限大的商品自动交换机,并且不考虑购买力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输入自己的劳动,然后得到相应的商品,其他一切烦琐的商品交易的过程都在虚拟的商品交换机中完成,从而实现了劳动和商品的交换。而这一简化可以令人们的交换模式回到了初期原始时期,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输入的劳动量必然和输出的劳动量是相同的,因为商品是等价值的交换。但在这一情况下劳动量的等式却是X单位劳动量=Y单位劳动量。两种情况下劳动所得到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于市场的均衡所产生的,所以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来研究远离了物物交换年代的商品交易问题是存在不合理之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商品的意义固然重大,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并非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那只是商品赖以交换的基础,商品流入市场后,有了人的因素,商品才真正进入商品价值的决定阶段。商品价值在市场均衡中的决定,就是均衡价值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三、交换的目的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人们为什么进行交换?为什么不自给自足?在研究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学说之后,笔者对这个问题逐渐有了新的理解,并慢慢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从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研究,假设一袋大米的劳动量=两担木柴的劳动量,如果商品的价值仅仅以劳动量来衡量的话,那么两者所消耗的人类无差别劳动量相同,其价值也必然相同,那么木柴的拥有者为何要与大米的拥有者进行交换呢?他们在交换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而且还很有可能产生交易费用,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他们生活也就避免了交易的烦琐。但是事实是,他们进行了交易,并且乐此不疲。人都是趋利避害型的,进行交换必然有好处存在。那么,好处存在于哪里呢?在物物交换中,如果只存在劳动量的交换,那么交易不可能发生。交易既然发生,那就证明交换中另一种因素的存在,这种因素便是交换者对商品的评价。大米拥有者认为,两担木柴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会大于自己生产一袋大米的劳动量,并且木柴的拥有者也同样肯定了大米的好处,然后交换才能发生。在这里,交易中所进行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劳动量的交换,而是交易者所肯定的好处的交换。这里的好处是对商品价值的肯定,既有劳动量的评价又有主观的评价。如果生产木柴的劳动量很小,那么大米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一袋大米的劳动量换取更多数量的木柴,而不仅仅是两担。所以交易者进行交易是基于商品有一定的劳动量基础的,这是对劳动量的评价,也是劳动的价值。木柴的拥有者也许很饿,他需要换取大米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大米的拥有者可能非常需要生火的木材,他也需要换取木柴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主观的因素,这也是需要的价值。

而在远离了物物交换的时期,货币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货币提供了一个转移好处的平台,人们可以把商品给他带来的好处寄存在这个平台,然后当人们发生消费行为时,正是他获取“寄存的好处”的时候。不过在这里已经不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以当人们在“寄存”和“获取”的时间间隔内,“寄存的好处”会发生变化。这正是由市场均衡所引起的,市场的供求均衡所达成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了人们所能获取的边际好处是多少。这些边际好处就是商品在远离了物物交换的时期的价值。

人们进行交换的原因在于商品除了有劳动的价值,还有需要的价值。而进行交换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劳动价值以外的需要的价值。这就是效用价值理论所推崇的效用的价值。

四、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的解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而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晏志杰教授认为:在价值的决定和变动方面,劳动绝不是唯一的要素;在劳动之外,还有各种因素在发挥作用。在决定和影响价值的诸多因素中,各种生产要素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土地、劳动和资本都曾经先后起过决定性作用。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与实际生活中的多元论之间,出现明显的矛盾[5]。

许友伦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辩证关系》一文中指出“要素创造价值”和“价值的源泉是要素” [1]。

当我们在考虑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不应该只关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些活劳动固然是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当商品被生产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活劳动在发挥着作用,生产过程需要机器、设备(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参与,并且这些生产要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与活劳动有很大差别的要素,可以把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当作一些特殊的劳动,这些要素都由人类创造,都蕴含着人类曾经凝结的劳动,当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时,正是那些先前注入的劳动被消耗的时候,而那些消耗的劳动便凝结到了商品中,比如机器设备使用过后会磨损,土地耕作之后会变得贫瘠,而管理和技术会随着人的应用和扩散在与新的管理和技术的竞争中被淘汰(管理和技术所蕴含的人类劳动一般非常大,生产对其造成的消耗不太明显,生命比较长久)。当一件商品被生产的过程中,不仅投入了当时的人类无差异劳动,并且许多以前凝结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中的人类无差异劳动也被使用。从这个层次上讲,商品所凝结的劳动既包括当时的人类无差异劳动,又包括凝结了先前的人类无差异劳动的生产要素的劳动。

所以,商品生产阶段,人类无差异劳动和生产要素的劳动共同凝结于商品的价值中。

五、价值规律的不合理因素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结论只适合于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那时物物交换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之间的交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物物交换的实质就是人们用自己的辛苦和烦恼换取别人的辛苦和烦恼。但在远离了物物交换的年代,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商品在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阶段的价值,它是商品价值量的基础,但并非全部。真正的价值量是由商品流入市场,在市场供求均衡中所能达到的边际效用决定的。没有人类无差别劳动凝结的商品无法流入市场,更无法实现它的价值,但仅有人类无差别劳动凝结的商品也无法实现它的价值,因为它还停留在自然阶段,并未发生人与商品的关系。只有流入市场,在均衡中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还指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也是有不合理之处的。商品只有流入市场,体现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之后才能实现其价值,而均衡中所能达到的使社会总剩余最大的边际效用便是商品出卖时的价格,所以在这个层次上价格和价值是统一的,不会出现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现象。至于价格波动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各种导致的市场均衡的变化,所能达到的边际效用也随之变化。曲线波动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除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实物交换阶段以外,价格始终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一个本质事实和存在。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其实只是价格中的一种形式即长期价格水准罢了。

六、效用的扩展定义

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商品价值的具体决定取决于效用和稀少性。维塞尔首先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主张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庞巴维克进一步指出,效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稀缺性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他说:“一切物品都有用途,但不是一切物品都有价值。一切物品具有价值,必须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不是绝对稀缺性,而是相对于特种物品需求而言的稀缺性。

在通常的情况下,效用通常被定义为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效用论者认为,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是人对商品的感觉与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由于效用论者将效用衡量的标准主观化,从而使边际效用价值实际上成为主观的产物,将价值的形成与决定同劳动生产完全割裂,使商品价值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一个心理范畴。如果两种矿泉水,都是无色无味的,一种经过特殊的加工,一种没有经过加工,两种矿泉水的产量相同,不过加工A比B成本较高,消费者在不了解情况下仅凭借主观的感觉和评价以及商品的稀缺性,两种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无差别的,但当消费者洞悉了两种商品生产所消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A商品的消费者一定比B商品的消费者所获得边际效用高。

在这里,效用不再仅仅是消费者需要或者欲望的满足程度,更应该是对商品理性和感性的综合评价,包括对商品所凝结的人类无差别劳动的评价,和对商品满足自己需求和欲望的程度的评价。再回到关于钻石和水的问题的讨论。在效用的狭义解释下,是因为钻石的效用小,但是很稀缺,所以比较昂贵;水效用很大,但是由于数量很大所以价值比较小。其实这种解释是很狭隘的,而且不合理的。钻石的效用凝结了很多人类无差别劳动并且给人带来的心理需求或者欲望的满足程度很大,所以其价值会很高;水虽然能给人带来生理需求或者欲望的满足比较大,但是水所凝结的人类无差别劳动的量很小,所以其价值量比较小。这一点在均衡理论中可以证明。钻石的市场均衡状态最后一单位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它的价格,之所以钻石昂贵,是因为钻石的边际效用很大,这就证明了狭义效用的不合理性。

七、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当消费者面对一件商品并考虑是否购买时,消费者首先会思考这种商品能给自己带来多少效用,它的成本(人类无差别劳动),是否耐用和舒适度以及服务如何等等(需要和欲望的满足),然后自己愿意以多大的代价换取这个商品,这个代价一定要小于它给自己带来的效用。商品的生产者必然会考虑到消费者的想法,只有消费者的效用大于生产者的成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能在一个均衡中实现平衡,生产者才会开启生产机器。

当商品生产之后流入市场便适用于均衡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商品的价格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中达到了一个均衡,消费者从商品中所获取的边际效用等于了商品的价格,交易达成,从而完成了商品价值的实现,而最后一个商品单位的边际效用就是商品的价值。在这个均衡点上,实现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也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八、唯物主义发展的产物

篇(4)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5-02

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崇尚竞争、反对垄断,他们认为,垄断本身有着诸多缺陷,对经济发展起消极作用。新古典主义更是对垄断忌讳陌生,他们认为,垄断会造成效率损失和价格扭曲,所有的垄断都是有害的,应该对其采取严格的反垄断政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垄断并没有新古典主义所说的那样没有效率,而且现在主流的经济学教材所讲述的垄断几乎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垄断观点,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新古典主义的垄断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新古典主义垄断观点的基本内容

由图1我们可以得知,市场在竞争的情况下,假设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在价格PC和产量QC相交的D处达到均衡。这时,由APCD这个三角形面积构成了消费者剩余,由消费者获得。但是,如果产生了垄断,就会在价格Pm和其边际收入MR等于AC=MC的C点的延长线Qm相交的B处达到均衡。这时,原由APCD三角形构成的消费者剩余就被分成三个部分:最上面的APmB仍然是消费者剩余,中间由PmBPCC构成的正方形由生产者获得,由原来的消费者剩余变成生产者剩余。这时与原来的竞争情况比较,BCD三角形就是由垄断导致的效率损失,因为这一部分面积,既没有给消费者,也没有给生产者,而白白的损失了。哈伯格(Harberger,1954)证明与完全竞争相比垄断导致产量减少、价格上升,存在资源配置低效率。

所以,图中的BCD三角形也叫哈伯格三角形。

在垄断的传统福利分析中,隐含地假定要素投入像在竞争市场上一样被有效使用,企业的实际成本等于技术上最小的水平。然而,莱本斯泰因 (Leibenstein,1966)敏锐地意识到,垄断不只影响价格,还影响成本。

塔洛克(Tulloek,1967)认为,以哈伯格三角形衡量的垄断的价格扭曲效率损失和以莱本斯泰因四边形衡量的垄断的成本扭曲效率损失都低估了垄断的社会成本。他认为,垄断的最重要的社会成本是潜在厂商为了成为在位厂商,以及在位厂商为了保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而进行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由此说明,企业争取垄断利润的寻租行为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垄断与寻租行为相联系的扭曲。 这种扭曲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损失被称作塔洛克四边形。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垄断的损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垄断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即哈伯格三角形;二是垄断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了X无效率;三是为保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而进行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即塔洛克四边形。由于有这三方面的损失,使得持有新古典主义垄断观点的人对垄断是激烈的批判。

垄断的正面效应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避免租值的消散,在规模经济效益不递增的前提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使要素在该产业中的收入和在其他产业中的收入一致起来,从而达到均衡。所以,按照经典的总体均衡理论,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不受阻碍,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经济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存在。所以,在垄断条件下租值可以长久存在,从而避免了租值的消散。

其次,可以获得有利的成本结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从竞争性到垄断性的演化一般体现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垄断体现和利用了规模经济。现代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进行单一产品生产只是属于例外,绝大多数是多产品企业进行联合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种资源可能被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所共享,因此,形成了联合生产的范围经济的基础,给垄断企业带来了成本降低和效益的提升。

最后,还可以获得有效的创新激励。熊彼特断定垄断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他的这个观点主要基于他自己的创新理论。他强调大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使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内生因素,并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创造新利润,从而形成垄断地位。因为技术创新,一方面使得既定资源投入能够具有更大产出,从而覆盖更多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能够制造出差别化产品,包括全新产品、换代产品、改进产品和新牌子产品,尤其是全新产品(即新发明产品)的出现,一定时间内使得现实中很难找到相关替代品。这两方面无疑都能促进生产和市场集中,形成垄断。而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形成并且受到专利法保护的垄断,反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垄断企业有资本,也有动力去创新,从而通过创新来保护垄断地位,因此,垄断对创新有着有效的激励。

关于哈伯格三角形的分析。哈伯格认为垄断存在效率损失,效率损失的大小由哈伯格三角形来度量。但是哈伯格只看到了垄断的哈伯格三角形的存在,而没有看到垄断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如果不要垄断的话,或者不能独占要素投入,这就会导致租值消散;或者放弃有利的成本结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或者放弃有效的创新激励。如果垄断的避免租值消散、获得有利的成本结构以及有效的创新激励这些好处超过了哈伯格三角形,我们怎能一般地说垄断存在效率损失?也许哈伯格三角形只是获得这些好处要支付的必要的代价。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也不会有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的事情。垄断与定价行为相联系的扭曲必须在考虑了需求的规模和弹性、成本结构以及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框架下才能得到说明,而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很难拥有这样的信息的。 而且哈伯格对垄断存在效率损失的分析,是一个传统的典型的零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是简单地以并不真实存在的新古典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效率标准。问题在于,如果交易费用真的为零,那么垄断厂商就会实施完全价格歧视。在完全价格歧视下,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将达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不考虑收入分配效应,完全价格歧视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垄断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并不存在,也就是根本不存在哈伯格三角形。

关于莱本斯泰因四边形的分析。一个为大家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在垄断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没有了拥有相似技术和需求的企业的绩效来做参照,很难有效监督和控制企业雇员的活动,于是成本无可避免地上升了。垄断虽然会导致成本上升,但如果不要垄断的话,我们也得不到前面所提到的垄断的好处。把这一点考虑进来,虽然不排除垄断使生产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并不肯定垄断一定使生产成本上升了。如果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显著,超过了因垄断而起的成本上升,那么垄断并没有使生产成本上升,莱本斯泰因四边形也就不会存在。反之,莱本斯泰因四边形才可能存在。但这仍然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必须是垄断者在产品市场上扭曲价格和产量所带来的利润的增加超过垄断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带来的利润的减少,莱本斯泰因四边形才可能真正存在。否则,股东们一定会把企业拆分成多个企业,选择竞争经营来节约成本,这种情况下,垄断不会发生,更谈不上莱本斯泰因四边形之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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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134-02

引言

西方认为,消费本来只是满足人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功能被异化了,消费有了其他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了人们为劳动失去自由的“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成为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炫耀品”。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消费异化的原因

(一)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状况有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但是伴随而来的机器生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劳动者每天与机器打交道,工作变得越来越无聊、乏味,缺乏创造性。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获得该有的自由与幸福。人们开始在生产相对应的消费领域寻找自由,而消费领域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在消费领域只要有钱,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劳动者认为自己获得了满足,而忽略了自己在这种消费过程中是否真正满足了自我的真实需要,使得消费走上了异化。

(二)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整体异化的生存状况有关

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在劳动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异化现象,而且也不仅仅表现在工人阶级,也包括资本家,所以异化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具有的普遍现象。人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无法体会自由和幸福的感觉,于是开始在带有“虚假性”的消费领域中寻找幸福。幸福与消费划了等号,衡量幸福的标准变成了消费,在这种异化的幸福观的支配下,消费成为一种病态的、无度的索取与占有的异化行为。

(三)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有关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一方面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给予工人阶级同样的购买权利,使富人和穷人可以去一样的商场购物,一样的消费场所消费。另一方面,富人们为了有所区别,开始追逐一些奢侈品,开始追逐区别于他人的优越感。于是,消费成为了一种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异化行为。

(四)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关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由劳动者制造出大量的商品,而除去满足基本需求外,资本家利用各种方式大肆宣传,诱使劳动者购买超出其能力的商品,使得资本家获得利润,从而制造更多的商品。在这种制度下,商品与需求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消费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异化行为。

(五)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关

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他们的统治,运用高消费来延缓社会矛盾,麻痹人们的斗志,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广告的作用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人们沉溺于消费的漩涡中,忽略了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和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从而逐渐淡忘了革命,推动了异化消费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后果

(一)消费异化腐蚀了人们的灵魂

人们在消费中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意义,只是盲目地专注于购买,喜新厌旧,用无休止地购买各种商品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代替了作为人本身更有意义的精神需求,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幸福观,扭曲了对幸福的含义。在这种扭曲的幸福观下,人们不能正视自身真正的需要,异化的消费阻碍了人们对于自己全面发展、真正幸福的期望,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消费异化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

人们对于商品的迷恋,对于变态消费以及畸形幸福观的盲目追求,使得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一样不断地喜新厌旧地购买、消费商品。这种对于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不仅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从而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作用,还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那些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

(三)消费异化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异化的消费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忽略了这种满足是通过何种制度来提供的。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只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即可,消费异化转移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和对于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感,同时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四)消费异化最严重的后果:瓦解了工人阶段的斗志,腐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

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对需求和满足的操纵,使得工人阶级的欲望在消费中被满足,同化了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制度的要求被慢慢消灭,他们被资本家所制造的表面的公平所蒙蔽,认为没有进行革命的必要,他们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只是普通的消费者了。

三、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变革

(一)西方认为未来革命的动因不再产生于生产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产生于人性的压抑和异化

阶级之间的矛盾已逐渐被缓解,但是人们在异化的消费中却变得更加压抑与孤独,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随着商品因为资源有限而变得稀缺时,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会在现实中受创,被压抑的人性会被唤醒,人们会逐渐产生革命的想法。

(二)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变革依靠的力量,不再是传统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社会精英等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已消失,工人和资本家一道分享着工业繁荣的好处,已经失去了战斗的热情。革命的力量不会是那些在消费社会中最大受惠者,同时又是最大受害者的工人阶级,而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他们会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问题,并站起来进行变革。

(三)西方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会变为生态危机

西方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家通过对消费的操纵和控制,有效地阻止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人们对于商品的盲目追求,终会因为商品资源有限出现资源稀缺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会由经济危机演变为生态危机。但是从此次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消费领域的变化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诱发生态危机,反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爆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西方没有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性质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姜华.西方-消费异化论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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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从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看公司治理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利益相关者理论转变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9日

一、研究背景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同时,这场金融危机对各国实体经济影响严重,使各国经济增长出现急剧下滑,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二、探索金融危机本质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基本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工人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即生产与市场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三个主要事实的发生”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快速发展并不断激化。“三个主要事实”是:其一,“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其二,“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其三,“世界市场的形成”。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的资本家占有社会上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也为这些少数的资本家所有,与之对应的却是广大雇佣工人不断萎缩的社会需求和消费,这种生产不断扩大和工人消费水平持续降低的并存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的异化与扭曲。正如斯威齐指出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固有的趋势。一旦产品的供给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限消费和需求,经济危机就有可能爆发,当一旦劳动人民无力购买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时,资本家要实现剩余价值的愿望就要落空,那么再生产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三、股东利益最大化及其缺陷

在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中,为公司提供物质资本的“资本家”的权利是资本所有权,为公司提供“劳动”的雇员的权利只是一种对资本运用的他物权。由于所有权支配他物权,所以在法律上便确立了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地位的至上。股东本位成为公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的出发点。为了确保股东利益的实现,传统公司法设计了一系列具体机制,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得以确认与实现。但是,这样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加大了提供资本的资本家和提供劳动的雇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出现两极分化,法国总理利昂尔·若斯潘在1998年9月《新观察家》周刊上曾发表文章指出:“资本主义从14世纪开始产生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现在正向全球化演变,但它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致命弱点: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股东利益最大化,只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由于“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没有改变,故而在当今美国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一味的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如此一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首先,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极为悬殊,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几乎一直悬殊;其次,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财富占有极不均衡。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模式,依然是资本家压榨劳动人民的本质没有变,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公司生产的产品而获得剩余价值,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少数的资本家手中,此时,资本家们遗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生产的产品是用来消费的,他们得到剩余价值的前提是有足够的消费者来购买这些产品,大量的消费者不是那些占有少数财富的资本家,而是提供劳动的公司雇员,但是由于公司是以大股东的利益为导向,大量的财富已经到了大资本家手中,正如上文所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只拥有少量财富的普通大众已经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固有的趋势。一旦产品的供给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限消费和需求,经济危机就有可能爆发。因此,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并没有避免促使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因素,这样的公司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公司应当考虑到更多人的利益。

四、公司治理需要关注社会成员的利益

公司的社会性越发凸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公司的原始面貌,包括“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今,企业经济力量的急剧增长使得企业行为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原本平衡的顾客关系、雇佣关系、社会关系越来越向日益强大的企业倾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资产的膨胀,公司日益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股东只关心狭义会计意义上的公司利润,对社会及社会成员的利益则漠不关心,对社会危害欠缺必要的道德责任。鉴于此,股东利益最大化是股东的最佳目标,但并非是公司的最佳社会目标。随着公司社会属性的凸显,公司治理中必须辅以社会和道德责任标准的制约。公司不再仅仅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也不再仅仅是股东手中谋利的机器,这种现象也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20世纪以来凸现于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已不再允许企业片面地追求一己利益,而必须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最大效率地与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使整个社会成员获得利益,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对企业的普遍要求。公司治理理论出现了突破和扩展的趋势,即公司治理的中心不仅限于股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拥有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和收益权。由此引出了关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

相关利益者理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相关利益者理论认为,“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的影响的人”都可以称为相关利益者。股东只是相关利益者之一,供应商、客户、雇员、股东、社区以及管理者也是在公司中拥有利益或具有索取权的群体,所有这些具有合法利益的个人或群体都应该得到公司利益上的好处,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利益和好处要比别人占先。为此,相关利益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由各个利益平等的相关利益者组成,股东只是其中的一员,从而否定了公司是由持有公司普通股的个人和机构“所有”的传统观念。供应商、客户、员工等也提供了专用性的投资,员工提供的是一种特殊的人力投资。公司不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着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因此,企业是所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管理者是这一组总契约的人,而不仅仅是股东的人。管理者不仅仅要为股东、还要为公司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服务。所以,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是各相关利益者之间制衡关系的有机整合,应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相关利益者公司治理的目标是最大化整个公司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最大化财富价值。因此,治理制度将相应的决策和控制权授予相关利益者,“坚持公司应该为所有的相关利益者服务的观点,而且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还应该被设计用来分配控制权、回报和责任给这些相应的相关利益者,即那些贡献了专用化投入的企业参与者。

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优点

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的优点:首先,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强调了合法性、权威和责任的平衡。罗伯茨和米勒认为,民主社会中公司享有巨大权利,但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和可信任性。因此,公司在合法性、权威和责任之间必须达成平衡。其次,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注重制度系统的内在平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特征和方式要受到制度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公司治理属于一种制度安排,它同样要受到历史文化、法律规章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因素(包括法律环境、产业规则等)对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正如鲍威尔指出,制度模式影响了什么是合法的行为,道德合法性与一套宽泛的、社会的、标准化的判断和价值观紧密联系,这些判断和价值观能增进道德合法性,并推动社会福利。这样,随着社会环境对道德合法性的关注,组织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以提高其对社会道德标准的认同。

利益相关者治理考虑到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这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从马克思分析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角度来看,考虑到社会的成员,而不是仅仅少数的资本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福利,这比所有政府的福利政策都更有效,真正提高了大众的购买力,此时,有效需求加大,自然缓解产品供给过度,这正是对资本家和社会大众都有好处的模式,能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弊端。

七、利益相关者理论存在的缺陷

相关利益者公司治理理论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取代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的主流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分散了企业的经营目标,除了经济上的目标以外,企业也必须承担社会的、政治上的责任。这很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企业办社会”的僵局;(2)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过于宽泛,利益相关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虽然国内外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划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探讨和假设阶段;(3)由于利益相关性理论本身的不完善,很难实践。

八、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思想实际上是经济理论中早已论述的东西。因为对公司而言,善待员工、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鼓励供应商长期合作、偿还债务并培育良好的社会剩余都是股东长期利益之所在。从长期来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协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为了股东的长期利益运营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必须考虑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有这样,公司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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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151—01

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传媒作为折射社会发展的多面镜,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和多样。而两性的关系与地位和问题一直是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作为两性关系中的一方——女性主义的发展也越来越复杂化。传媒在关注两性关系以及女性主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文章仍是从传统的纸媒出发,选取一个较小的切1:3——女性杂志。从女性杂志报道和引导女性的视角,解构在女性杂志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色。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第一是传统女性主义范畴。其次是自由主义中的女性主义。第三是马克思派主义。最后是激进女性主义。

一、女性杂志中的女性主义背后的消费陷阱

首先,讨论传统女性主义范畴。建构的原因,基于社会现实,以及商业要求。在男性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使得传媒变成了其随从——女性杂志中的女性主义背后的消费陷阱可以从这里溯源。因为女性杂志本身就是一种商品。

《时尚伊人》、《ELLE》等杂志深谙女美的心理,教女人们如何穿衣打扮。但是,应该意识到,女性杂志在成为杂志的同时,它的本质还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需要推销,就需要消费。所以,可以看到,在文字诱惑的背后,充斥着裸的消费欲望。

而其实女性杂志所宣扬的女性魅力,也只不过是通过男性视角来获得的。且看时尚女性杂志《韩时尚》中对今年流行的“飘逸面料”——雪纺的描述:“雪纺面料能巧妙地打造出透明的分层叠穿效果,局部的透视带来隐约的性感,胸口长方形透视等都能引起男人对女人身体火热的好奇心,有时候,隐约比暴露来得更诱人。”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杂志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在女性杂志消费特色的主导下,女性自身也成了买卖的商品。女性杂志在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她们所谓的自信和美丽,都是通过时装、化妆品建构起来的,而这些时装、化妆品,都需要消费,而且往往是高额消费。

长此以往,女性杂志将女性带入了一个“基于男性视角的消费陷阱”:表面上是女性在消费,实际上是社会连同女性自己都把自身当作消费的对象。

在女性杂志中,这其实相当于直接把女性作为消费的对象。把男女性别差异自然化,从而提供了对女性消费的男性权力控制的合法化理由。女性的生理特征——如体力较弱、承担生育的主要责任等,除了被承认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以外,还被扩大为解释社会两性关系的基础。通过灌输男权意识,使男权思想内化为女性的自觉的认知结构,泯灭女性的自我意识,从把女性消费对象化。

女性杂志作为一种商品,本身追求经济利益,正是这种追求,使女性不自觉地接纳巩固了男性权力对女性消费的控制,使女性在消费文化中始终处于“他者”的位置。

二、女性杂志中对“中性美”的角色赋予与性别歧视

其次是自由主义中的女性主义。这是始于60年代,开始强调的两性平等。然而自由主义下的女性主义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女性被传统媒体困在传统的角色里,没法得到解放;还有一个是女性从媒体那里得到的关怀很少。当下的女性杂志对于“中性美”的评价,其实也隐含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可以注意到,女性杂志对于“像男生的女生”和“像女生的男生”的评价,其实是呈一种对立的局面的。

对于“像男生的女生”,一般是指穿衣打份或者言行举止类似于男性的趋势。同样的解释适用于“像女生的男生”。但是,“中性美”却很大部分上是针对那些把男性的元素、个性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女性。

但是,我们会发现,女性杂志对于“像男生的女生”,态度是很宽容的,甚至是称赞这些女性很有“中性美”的。她们称赞这“帅气、潇洒”。而对男性而言,一方面“像男性的女性”,并不引起他们太多兴趣。他们更希望女性具备一种阴柔的特质——一种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阴柔特质。比如温柔婉约或者清新爽朗,细腻体贴,美丽可人。另一方面,这种阴柔特质是女性独有的,如果一旦运用到他们的同性身上,将有被蔑视的危险。

很显然,女性杂志在对女性的自我概念的建立上,要受到更多的社会要求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另一个性别的要求——性别角色的要求,这些要求给女性的身心带来的限制和阻碍显然要远远多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

三、女性杂志应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女性主义发声

女性杂志其实应该是应女性需求而产生的。应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展示女性的风采,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使女性杂志成为传播和构建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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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觉传达设计的社会责任与“自动主义”

视觉传达设计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引导消费的工具,拥有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和引导社会文化消费观念的能动作用而不容忽视。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各种视觉媒介来了解世界,传媒产品潜移默化地让受众接纳隐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人的文化价值追求反映了从主体方面的需要与利益角度出发,向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要求。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人的文化修养及其自我价值体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质。视觉传达设计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和载体,在传达信息的同时应更多地传达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构建社会积极的“自动主义”审美观,优化人的品质,树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意义的文化理想。多年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则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感人至深,小孩子端着一盆水要给妈妈洗脚,他端水走来时的跌跌撞撞,一幕朴实的场景,一句简单的话语“不累,烫烫脚对您身体有好处”……一种孝心和欣慰,呼唤出大众被世俗打磨的迟钝了的人性和爱心,这则广告正是传达正确价值观和人文精神的典范,是积极“自动主义”的表彰。

3设计师与“自动主义”

视觉传达设计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要素之一,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文化定位是关键,正确的文化定位能够促成积极“自动主义”。从视觉艺术的本体价值出发,其责任之一就是坚决抵制消极的“自动主义”,反对迎合人性的低级趣味,并从根本上阻止视觉文化艺术全盘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视觉传达的过程,其实就是设计师的创意创作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任何作品的意义只有在受众阅读过程中才能够实现。以受众为主导,是视觉传达设计作品发展到现阶段的大趋势所在。设计师应以田野工作者的人类学家为典范,驻足于人民大众,以敏锐的态度洞察社会,真正了解大众的需求,坚持优秀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杜绝迎合人性的低级趣味。坚决抵制消极“自动主义”。

篇(9)

    《走出庇护所》(Out of the Shelter)是英国当代着名小说批评家和小说家戴维·洛奇的第三本天主教小说,作家自承这是其最具自传性的小说,叙述了一位十六岁少年提摩太(Timothy)走出英国、走出庇护所,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全新的经历。以这一少年的视角为叙事视角,对二战后美军保护下的一座德国城市弥漫的聚会、餐饮、舞会、出游等各种欲望狂欢做了详尽描述,呈现出消费文化语境下典型的欲望叙事特征。 

    《走出庇护所》根源于洛奇1951、1953年两次前往受美国保护的德国海德伯格度假的往事,创作语境(六十年代)正属消费文化发端时期。在西方欧美国家,以大规模商品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大致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战之后,欧美国家随着技术创新、现代管理体系以及各种资本运营模式的成功运作,经济实力迅猛增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后工业社会,即消费社会开始逐步形成。“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社会驯化的社会——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文化体系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即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这种强调经济、政治统治的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现代社会里日益显示其具体指涉的缺失,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经济、阶级、政治的决定作用,文化则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因此,具体就消费文化主导的现代社会来说,消费主义观念实则已经占据了当代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了一种准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人的欲望开始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越出了物质需要层面而演化成一种生活目的、生活常态。一方面,它直接指涉日常生活文化的物质性满足,允诺一种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消费成了人们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把以往由生产关系建构的社会关系置换为以消费为标志的新型符号关系。 

    欲望是消费的前提,也是消费的旨归,就此而言,欲望叙事是消费文化叙事的必然体现,在这种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欲望叙事,展现后工业社会人们在快节奏工作重负下被疏忽、被压抑的生命欲望急欲宣泄的渴求,阐释了生命欲望的疯狂膨胀。《走出庇护所》把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到欲望大解放等做了充分展现,可谓是欲望叙事的全面演绎。文本三部分——“庇护所”、“走出”、“走出庇护所”——大致遵循提摩太在英国的生活、步出国门走向新世界及面对新世界的冲击逐步调适自我这一顺序。在象征庇护所的英国部分,作者笔触所及刻画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欲求无法正常化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战争状态下的平民生活,以及战争结束后日常需要仍然无法得到满足的物质贫瘠。就本性而言,“仓廪足才知礼节”,而物质贫乏往往会强化对物质的极度渴望与欲壑难填。文本中欢庆胜利日提摩太和妈妈商量吃香蕉的一番对话形象概括了那种对食物的急切渴望。 

    16岁少年提摩太应三年未归的姐姐凯特之邀,离开父母、离开故乡,独自去往德国的海德伯格度假。海德伯格战后受美国保护,而美国当时是战后独一无二的最富有、最强大、最有地位的国家,可说是先其他西方国家最早进入消费文化时代的后工业国家。战前即受雇于美国的凯特自然也分享了其经济强势带来的诸多好处,在消费文化包装下,已由昔日那位举止笨拙、穿戴寒酸、不善言辞的伦敦郊区女孩,变成了一位穿戴考究、举止文雅、交游广阔、谈笑风生、姿态优雅地抽烟喝酒的舞场皇后、社交名媛。在凯特的带领下,提摩太领略了一个充斥着物质消费、享乐欲望的全新世界。在消费文化主宰的世界里,衣、食、住、行都已不再只是满足生存的基本条件,而是裹挟了物质使用价值之外的大量社会因素,是个人追逐自我认同与身份诉求的社会符号。为了强化小说的日常现场感,文本填充了消费社会的标本——现代都市——的各种标志性符号:五彩缤纷的饮料,餐盘上视觉、味觉合一的饕餮盛宴,流行音乐,飞驰的汽车,还有觥筹交错的宴会,熙熙攘攘的豪华泳池,炫目的舞厅,商品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这蛛网一般由现代消费文化构成的世界堆积成人物欲望投射的物欲积木。在这些物欲积木中流连忘返、彻夜狂欢、一味找乐的则是已被消费文化完全俘获的男男女女,战时是军官现为公务员的温斯和克瑞格,一对叫马尔文与露丝的美国夫妇等。这群人大都拿着高薪,拥有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式购物中心、高级酒店、一流高尔夫球场、豪华赌场等各种高级消费场所的会员卡,拥有能把整个欧洲变成其游乐场的国籍、资财与实力,他们的生活已成为由酒店、旅馆、舞会、游泳、闲逛、购物、火车旅行、汽车自驾游等构成的享乐主义世界。

篇(10)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69-01

1 中国环保人士的起源背景

中国环保人士是伴随着中国环保主义运动的产生而出现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关注掠夺式的采矿、 森林滥伐、工厂烟雾、广告牌和废弃物,以及休闲机会的损失和由于受到脏空气、脏水和化学品污染的食物对健康引起的问题等。

1978年,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环保人士的正式诞生。1992年,北京签署了里约地球峰会之后,环保主义运动在中国更加热烈地展开,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由此,中国的环保人士队伍也进入了快速扩大化的时期。

2 环保人士的类别及消费特征分析

根据不同的标准,环保人士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1)主流环保人士与新环保人士。

这是根据环保人士对产品价值链包含的绿色长度的不同认知来进行划分的。主流环保人士认为,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消费,只需要将目光关注在最终的绿色产品身上即可。他们没有考虑到在产品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购买的产品是否比同类其他产品消耗了更多的资源;而新环保人士则认为,绿色产品的整个产品价值链上都应该包含“绿色因素”。他们购买的产品除了在最终的用途上能够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外,在其生产和配送过程中,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应该是消耗了最少资源的产品。

(2)节俭型环保人士与时尚型环保人士。

这是根据环保人士对环保与时尚关系的不同看法来进行划分的。节俭型环保人士他们反对过度消费,抵制奢侈消费,环保人士中的部分素食主义者即是此类环保人士的典型代表。

而时尚型环保人士认为,环保与时尚同样能够结合起来,对于将环保与奢侈结合起来的新奢侈主义从不避讳。他们一方面选购环保型的绿色产品,另一方面也追求时尚型的生活。

(3)个体型环保人士与组织型环保人士。

这是以环保者的组织程度为依据来对环保人士进行的划分。个体型环保人士指的是没有参与任何环保组织的单个民间环保人士。此类环保人士的环保行为往往是自发的,随意的,且由于易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组织型环保人士指的是参与了某个环保组织的环保人士。该类环保人士的环保行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持久性。由于环保组织在社会环保运动中有比单个个体更大的话语权,能够在社会上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它往往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环保运动当中去,从而形成环保行为的规模效应。

(4)单环境型环保人士与综合型环保人士。

这是以环保人士对环境保护内容的不同看法来进行划分的。单环境型环保人士是指那些将环保注意力仅仅集中于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保护等方面的环保人士。动物保护者反对滥杀动物,拒绝吃肉类食品,抵制动物皮毛制品。林木保护者爱护绿色植物,反对一次性筷子的生产和使用,积极倡导回收纸制品。他们的环保行为具有唯一的环境相关性。

综合型环保人士则将环保运动的焦点集中在生态环境及其之外的地区文化和社区保护上。青海省的雪域三江环境保护协会的藏族领导哈西――扎西多杰,在2002年北京举行的一次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而且决策过程“应该有当地民众参与”。

3 环保人士的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3.1 个人因素分析

(1)年龄和性别影响环保人士的消费行为。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在环境认知、环境问题严重性评价、环境意识方面其积极分子均以34岁及以下人群为主,但在环保行为方面则其积极分子则以24岁及以下人群为主 。这说明,中国环保消费行为集中于青少年身上。

同样的,性别对于环保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关注绿色运动。

(2)环保消费在城乡人群上的差异。

由于目前环境保护宣教更多地以城市生活为基础,还缺少适合农村生活的宣教主题、宣教内容和宣教渠道。农村环保行为集中于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和植树绿化,而城市居民的环保生活方式,典型表现为购物时特意不使用塑料袋、将家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购车时特别关注油耗指标等。

(3)收入是环保人士实际购买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

由于绿色产品在定价时要把保护环境所支出的成本纳入其中,所以价格相对较高。许多环保人士有时候由于收人的有限,对于环保性购买显得力不从心,在实际作出购买决策时,有时实用主义就会占上风。

3.2 心理因素分析

(1)选购环保产品是环保人士消费时的激励因素。

环保人士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并不只注重基本功能的实现,他们开始追求超越“物质”的生活,向往美好的生活品质,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关心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的、协调的发展。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来看,环保产品的环保特性是环保人士消费此类产品的激励因素。产品只有具备了不对环境造成破坏,尽量减少资源消耗的环保特性,才能够让环保人士在消费过程中感到满意。

(2)学习对环保消费行为的产生、强化有极大的影响。

人们环保意识的产生和环保消费的实践行动,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损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二是环保知识的普及推广,全社会对环保运动的推动,提高了消费者在环保方面的素质;三是消费者的个人环保消费经验的积累,从中感受到环保消费对自身和社会的好处。

根据以上对我国不同类型环保主义人士的消费特征及对环保人士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企业应当在今后的营销活动中注重对环保生活方式和环保消费的宣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环保产品研发、生产、配送和销售。

参考文献

[1]卢风.论环保理性的建立――对消费主义与环保主义两种心愿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3,(4).

[2]李立红.对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分析[J].商业研究,1998,(2).

篇(11)

“我要回家打妹妹!”我们非常震惊,一时不知他打妹妹和老师偏袒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思维惯性,他认为既然打妹妹妈妈会让步,那么现在威胁打妹妹,老师也应会让步。但是,他妹妹又有何辜啊?

其实,国际间贸易何尝不是如此。

随着经济萧条,各国各种妨碍自由贸易的言论和政策纷纷出合。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制裁、反倾销调查不断。比如,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2009年4月20日上书,指责中国轮胎制造业对其造成了产业损害,并要求限制进口中国产轮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轮胎特保案的救济措施建议: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加征3年的从价特别关税,第一年55%,第二年45%,第三年35%。

这是符合某个利益集团但却损害美国其他行业的利益的做法。阻碍中国轮胎进口固然对美国的轮胎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美国汽车业而言却是巨大的打击,甚至汽车相关产业、潜在消费者也都会受损。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逻辑是:我要从贸易保护中受益,哪管他人是否受损。多年来,美国批准的各种贸易制裁案真是不少。因为横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只看得到贸易保护给某些行业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它给更多的行业带来的危害――他们认为贸易制裁吃亏的只是外国生产者,却从来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贸易制裁都同时有两方吃亏:外国生产者以及本国进口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可外国企业不能接受,比如五矿商会和橡胶工业协会就提出,如果轮胎案遭受不公正裁决、中国应采取反制措施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商会的支持。

以贸易制裁还击贸易制裁,看来是非常正义的。但是且慢,它是谁的正义?

对中国的轮胎业来说,也许获得了正义,但是,对其他行业来说呢?有人建议,对美国的音像产品、软件产品进行贸易制裁。那么使用美国音像产品、软件产品的行业和消费者就会遭受损失。为什么这些行业和消费者要为轮胎业的正义承担成本呢?主张贸易战的人看起来是为了实现贸易自由,因为他们声称,贸易战可以迫使对方取消贸易制裁,但是,他们其实只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另一面的翻版。他们忘了贸易报复不但伤害了对方的企业,也同时伤害了本国的企业和消费者。

实际上,那个伙伴的思维错误延伸到了成人世界。只不过被换上了各种包装而已。每一次贸易制裁,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报复,都有一个被忽略的“妹妹”,这个妹妹就是无辜的、从自由贸易中获利的企业和消费者。首先,发起贸易战的一方说:“为了保护我的妹妹,我要制裁你的妹妹。”接着,应战方说:“好啊,你打我妹妹?那我就不管谁的妹妹,一起打!”双方打得不亦乐乎,妹妹们苦不堪言却又无法抗议,因为这是在“保护妹妹”的正义旗帜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