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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信用卡跑马圈地的现状
自从1985年6月中国银行珠江分行在国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由于其方便快捷,受到公众客户的青睐。我国的信用卡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肯锡日前公布的信用卡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信用卡卡量进一步加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向大众市场客户的渗透。信用卡发卡数已从2003年中的300万张,2005年中的1200万张,增长到了2007年中的4300万张,规模每年翻一番。超过40%的信用卡持卡人持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卡持卡人数量已接近3000万。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卡业务是许多国际大银行的主要业务和主要利润的来源。如花旗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收益就占其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运通公司的运通卡业务利润业务更占了其公司全部利润的7成。因此,国内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信用卡市场的份额,纷纷推出刷卡面年费、积分送礼等优惠措施,吸引消费者办卡。许多人认为商业银行这种“跑马圈地”的策略是粗放型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总行对下属分支行主要考核发卡数量,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由于沉重的发卡任务压力,而省略了许多必要的客户信息审核,一些银行甚至直接把发卡业务外包给其他的销售公司这使得信用卡发卡风险骤增。同时,由于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在功能上几乎完全相同,使得多数信用卡成为睡眠卡,据报道这一比例高达80%。
2从美国经验看“跑马圈地”
美国是信用卡业务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国家,在他们的信用卡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我国现今的跑马圈地和负盈利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银行为开展银行卡业务,将其从精英阶层推广到普通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它们采取的主要形式为大规模邮寄免年费的信用卡。银行的邮寄名单一般来自存款客户以及按揭放贷和分期付款的客户。此种方式虽然能吸引足够多的持卡人,但银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受到免年费邮寄卡的消费者数量十分巨大,银行也急于赶超其他竞争者,银行常常只做基本的信用审查,甚至有些连信用审查也不做。而且,银行也不能保证卡片邮寄的安全性,很多卡片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偷盗、转卖。因此,70年代初,信用卡业务的欺诈率和坏账率非常高。直到1972年,信用卡发卡机构才开始摆脱亏损,但仍然难以获得与其他业务相同的收益,究其根本,信用卡信贷本身就属于无担保的贷款,它的风险无疑比其他银行业务要大得多。
从美国的经验看,在信用卡市场完全成熟之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跑马圈地的行为也并非是无效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为了能让一方或双方都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投资是必须的;我们不知道银行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既可以启动信用卡运营平台,同时又可以避免大量损失。则何为双边市场经济学,它又怎样对信用卡业务的现状进行解释呢?
3双边市场经济
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人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这样的市场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
双边市场在现实中存在较为广泛。许多传统的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均为典型的双边市场。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又出现了多种新类型的双边市场形式,如操作系统、B2B、门户网站等。下面将主要就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及业务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转3.1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
在单边市场中,价格一般与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密切相关。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不同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反作用效应,因此产品定价要复杂的多。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向双边市场中的一方或几方采取低价(甚至向他们付费)。举例来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工作平台,它为两大类客户群体(电脑使用者和程序开发者)提供一个相互认知的机会。比尔•盖茨发现,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微软的操作系统接口,便于他们的软件能与Windows操作系统兼容,鼓励开发商为开发更多的应用软件;另一方面,向使用操作系统的最终用户,即普通购买者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从而,将两个群体吸引到它的平台上,也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2双边市场业务模式
双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管你的价格如何,如果市场的这一边没有需求,那另一边的需求也将消失。就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电脑用户没有应用软件可以使用,那他们就不需要操作系统。双边市场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产生效应就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向市场的一边免费提供服务(甚至向他们付费),以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另一种方法是:对某一边的市场进行投资,以降低该边消费者的成本,通过对市场一边制定较低价格或者采用成本转移的方式,能有效的鼓励收益群体的参与热情,从而帮助双边市场平台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4用双边市场经济解释银行行为
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很显然信用卡业务属于双边市场的范畴,它的两类群体分别为信用卡的持有者(消费者)和签约商户。信用卡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商户(即持卡人消费的一定比例,VISA规定1.7%),而持卡人付费很少(如年费)甚至不用付费,同时还能像免息期及消费积分等优惠。收入来源于商户这一传统来源于信用卡创始人麦克纳马拉先生所开创的定价模式。美国运通大概有65%-75%的收入来源于商户,对VISA和万事达的会员来说,这一比例为60%-75%。因此,从双边市场角度看,持卡人这一群体天生就享受着近似于免费的服务,美国60年代通过邮局寄送免年费的信用卡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也因此,我们了解到,培养持卡人、抢占市场份额是破解“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魔咒的关键。所以,现在国内各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也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发展我国信用卡市场毕竟的一步。
但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度的概念,虽然圈地是正常的,但绝对要避免“卡吃人”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强力推动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消费信贷拉动和刺激消费需求。在短短两三年间,韩国信用卡业务飞速发展,2001年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信用卡市场。15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拥有4张信用卡,韩国国内需求迅速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02年后,过度的信用消费逐渐露出端倪,信用卡滞付率不断上升,滞付金额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造就了无数卡奴。前车之鉴提醒我国商业银行要重视信用的审查,在发卡时要慎重。2005年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外部营销业务指导意见》一定程度上轨法了银行发卡的步骤,整顿了发卡乱的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从舆论或政策方面对“跑马圈地”进行打压,就像水患,只可疏不可堵。
5启示
根据双边市场理论,各商业银行在信用卡发展中的圈地运动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通过抢占市场份额,拉拢签约客户,是银行的最佳选择。但与此同时,韩国的信用卡危机也警示我们,圈地是可以的,但不问土地是否贫瘠,闭着眼只顾抢地盘是绝对错误的。各银行应把好信用审查这一关,同时加强信用卡的创新,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换来业务最大的利润。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11-055-02
人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以后,其精神需求就变得更为重要。在人们消费趋向转变的情形下,经济形态及产业结构也逐步蜕变升级,出现了以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为主的产业形态即创意产业。“创意”是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源于个人意志及智慧的创意已渗透于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新的经济范畴里,投资者更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的高级形态――创意资本,而不仅是金融资本或其它资本。创意者的精神理想和投资者的物质理想达到全面融合正是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过程”。研究证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创意经济时代由创意驱动整体经济的发展阶段,而创意产业是承载创意驱动的产业体。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并不像其他相似的构词法所形容的产业和经济那样,如钢铁业、汽车业、服务业等等。因为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创意是一种投入,而非产出”,因此本文将创意视作一种资源进而对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经济学分析。
一、创意的稀缺性
首先讨论创意的稀缺性。约翰・霍金斯认为创意“就是催生某种新事物的能力,它表示一人或多人创意和发明的产生,这种创意和发明必须是个人的、原创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有四个标准来衡量,即“个人的、独到的、有意义的和有用的”。埃利・伦尼认为“创意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目标重新设定、颠覆及改善。”国内一些学者将创意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发明,而且这些想法和发明是独特的、原创的和有实际价值的,是人的智力中的创造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创意之于经济学的本质特性――创意的稀缺性。创意本身并无成败、好坏、高低之分,赋予其意义与价值的正是其“稀缺性”,这是创意成为一门产业或是一种经济的最根本条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创意的稀缺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无论是中外学者的诠释还是网络上的信息,都再次说明创意是一种资源,如同土地、资金、人力一样,人们利用它创造价值,但这种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古典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是指社会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如同土地、矿产、石油、资金、劳动力等等。物质的有形性,空间与时间的相对性造成了资源的稀缺。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意这个源于人脑的资源当然要丰富得多。尽管“在一个大部分经济价值来源于理念的社会里,原材料和物质财产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并且“知识的共享性……可以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使用,创造出新的事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创意真的可以无限地被“制造”出来,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创意”了。
2.创意人的稀缺性。创意的根本来自于人,人力资源要素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谓“创意人才”,就是“掌握有较高水平知识,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能够运用自己的创作技能和手段把特有的表达内容和信息转换、复制、浓缩到新的创意产品和服务中去,并且能够推动该产品或服务生产、流通和经营的人才集合体。”任何能应用于产品的制造和经济的运行,并能够产生使用价值的创意的前提都必须建立在对某一行业或某一特定领域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有价值的创意,基于此基础之上的创意人是有限的,因此有价值的创意作为一种资源也是有限的。反过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创意都能应用于产品的制造和经济的运行,也并不是所有的创意都能产生价值。即使对于某个人来说,一个创意可能具有使用价值,但对于其他人和整个社会而言却不一定如此,因为其价值不能体现,就是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创意作为一种资源所体现出的稀缺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3.巨大的创意需求。未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依托于新产业技术革命,技术的突破关键在于敢于颠覆传统的创新,好的创新与创意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创意与创新的需求十分巨大,相对供给的不足更加显示出创意的稀缺性。
二、创意产业的产业链价值属性
1.创意产业的强适应性和竞争性。由于产业界限被打破,创意产业得以利用其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优势,重新组织生产、重建销售流程,并重塑产业结构。这说明与传统产业不同,创意产业在赢得竞争时凭借的不仅是成本上的节约优势,更主要的则是基于价值链整合创意优化的组织优势。它以产业融合为依托,使工业化阶段以追求规模经济为主的产业技术范式发生了向后工业化阶段以获得跨领域范围经济为目标的新技术范式的转变。创意产业的发展以资源的重复利用为特征,以新技术新创意为核心。所以作为最终消费品它不仅高度契合了消费者效用提升的需要,而且在充当中间投入品时也本着顾客价值创造的导向原则,通过对客户需求充分理解和把握,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定制生产与服务,来获取异质性竞争的利润。此外,以新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新营销形式的出现,取代了传统的批发销售模式,使销售过程变得更加具有互动性,更能准确把握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能够针对购买者情况提供优质、高效和便捷的服务,进而使得上游的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能够根据与消费者的互动中得到的反馈及时进行优化创新,因时、因地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不仅如此,由于创意产业处于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所以它可以通过灵活的组织优势,如外包网络、战略联盟、兼并收购等拥有跨越横向产业和辐射全球的范围经济。
2.创意产业的高融合性。从市场结构来说,一般产业现阶段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性等,而创意产业有自身的优越性,创意产业不受劳动力、资本限制,是建立在个人或集体对某一领域或某一产品的创新或改进甚至发明创造基础上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趋于每个经济成员公平自由的价值利益最大化,最终会激发每个个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就给具有创意优势的个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在进行创意活动时所创造的市场价值远远大于他在从事其他行业所创造的价值。
3.创意产品的强价值衍生性。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创意产业价值链呈现与传统单向U型的产业价值链不同的模式,具有更强的产品价值衍生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创意产业是以内容和创造力为核心的环状产业价值链群。创意位于环状产业链模型的中心,并向同心圆辐射。其主要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创造型艺术设计或创意内容设计,包括文学、音乐、戏剧、工艺品和多媒体艺术等多种艺术内容形式;第二层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包括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广播新闻和互联网游戏;第三层为相关衍生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包括玩具、食品、服装、日用品和旅游等。其次,创意产业表现为产业链群的多元目标性和延伸多样性。创意产业超越了一般产业的单一经济目标,在经济、社会以及个人本身发展上多元发展,在产业链群上表现为以创意为中心的链条状发散延伸。
4.创意组合的价值“乘数效应”。创意产品的价值实现要以市场的规模化需求为前提。不仅需要有直接面对个体消费者的创意产品,更要有大量的、以中间环节投入为存在形式的创意产品,它们共同面对的是各个产业链的需求。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同时进行的创意创新,将会大大拓宽创意产业的范围,产生基于不同价值链“创意组合”的“倍增效应”。而进行创新时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越多,分工越细密、越充分,则这种效率倍增效果就越显著。此外,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创意活动,又往往对产业链的整体提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研发环节的创意,支持的不仅仅是新产品功能和性能的提升,而且还有可能引起透过跨行业的多个制造业部门甚至是跨产业的有效组合,并以此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增长空间。当然,要实现并维持这种基于产业链“创意组合”的价值倍增效应,需要创意人才拥有对多个行业和对新技术的宽阔视野,并且需要全社会具备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力资本、知识/结构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形成有利于创意阶层再生产和创造力不断涌现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创意产业的垄断性
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创意产业的厂商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垄断的特点,也就是掌握制定价格的权利。因为创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垄断市场的几个条件:独家控制生产某种产品的资源或者服务即有实际实用价值的创意;拥有生产某种产品的专利;该企业是某种产品的唯一生产者,没有替代产品,并且决定该产品的产量。可以说,任何一个新的有价值的创意都是独一的,在不存在竞争的状态下,一旦市场对这种新产品产生需求就能产生垄断利润,因为在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创新产品的价格可以远远高于其价值。而传统产业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在竞争过程中产品的价值与价格趋于一致,因此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能够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熊彼特曾表示,企业家会充分利用创新能力来形成垄断,该垄断又会受到其他企业家挑战,后者于是会形成新的垄断,而创意企业为了维持垄断只能依靠新创意不断进行创新。如此循环。创意产业的生产者们也是如此,凭借一个创意垄断市场来获得垄断利润。
在产业价值链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创意产业的垄断利润是如何形成的。创意在价值链中的重点就是看其价值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产业价值链是价值链在产业层面上的延伸,是多个企业价值链的整合,是产业中一个不断转移、创造价值的通道。产业价值链取决于价值在产业内部产生、转移的连接关系,创意产业的内部价值的转化形成了特定的创意产业价值链。创意产业价值链是指从最初的创意到创意需求者或消费者连接各个价值发生与转化环节的链条。从创意产生到创意的传播到创意产权的开发,都以创意的不可替代性而产生垄断利润。创意产业的价值增值效应显著,始终位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创意产业的价值增值环节分布在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创意含量的高低决定了微笑曲线的曲张力,创意含量越高,微笑曲线就越陡。此外,从产业收益上看,创意产业的收益往往是通过产权受理、经营许可和分成契约的方法确立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创意的排他性。
但是,创意产业的市场结构并不会因为一个创意而成为一个垄断市场。这是因为,虽然单个的创意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但整个创意产业的多样性与创意产品的丰富性,以及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及文化的多元性,使创意产业的市场结构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垄断甚至寡头。这就好比县城里唯一的烤鸭店无法对整个县城的餐饮市场构成垄断一样,在完全竞争市场或是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下,创意产业垄断的意义仅仅出现在创意诞生的那一瞬,并不会持续很久,也无法影响整个市场。因此,创意企业为了维持垄断利润必须持续不断的创意与创新,以新的创意创新形成新的垄断。这些新的创意与创新的不断出现会使整个社会大大受益,从而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创意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意和创新的良性循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创意产业的价值特征――追求规模报酬递增
创意产品的产生与销售意味着竞争优势开始建立,独特的创意深化了技术创新的价值创造的功能。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以固定比率增长的技术进步,以及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存在的技术差别。经济学家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逐渐意识到创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创意能够改进技术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好的创意运用到传统产业中能够使给定的一组投入得到更多或更好的回报。UT斯达康公司早期取得的成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在手机还未普及时,手机资费高于固定电话资费,UT斯达康的创意把固定电话创意成了小灵通,使公司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保罗・罗默(1986)首次将创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公式化,把创意与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不完全竞争联系起来。他把创意与经济的关系表述为:
创意垄断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
创意产业之所以高速发展是因为通过创意生产差异化产品获得垄断利润。但从创意到创意产品的形成通常涉及到一次性固定成本,而这个成本通常很高,主要包含了创意者的独特劳动价值。一次性成本产生之后,具有非竞争性的创意产品同时具有了普通商品的性质,创意产品能够被无限次复制、传播,再次被使用的成本大为降低。比如作家写一部小说,前期写作的过程中成本很高,但当小说完成定稿时,在被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时不需要创意的再生产,仅表现为物质的重复生产。假定编写小说耗费成本为W,印刷出版小说成本为E,发行的数量为Y,总成本为TC,平均成本AC,边际成本为MC,则:
TC=E*Y+W AC=TC/Y=E+W/Y
MC=dTC/dY=E
可以看出,小说的生产成本要远远小于创作小说的成本,每多生产一单位小说所增加的成本是不变的,这个过程被看作是具有固定成本和常数边际成本的生产。为了取得更多的回报,生产规模越大,创意的固定成本就会被越来越多的生产的产品所均摊,平均成本逐渐降低,因此,创意产业的规模报酬就会递增。
创意产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它的高收益是建立在企业对创意垄断基础上的。由于创意产业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平均成本总是大于边际成本,如果采取边际成本法定价会出现企业的负利润现象。所以,若不能让价格高于平均成本没有企业愿意去投入固定成本到较高的创意中去。为鼓励更多新创意、新产品的产生,政府的政策上应当允许垄断的存在,对这种不完全竞争进行适当保护,从而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首次提出后就得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它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提高附加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达国家,创意产业的产值占有很高的比例,而我国的创意产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必须在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创意产业的同时,坚持自主地发展我国的民族创意产业,在认清创意产业的经济属性和所能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取其所长。同时在政策上需要对创意产业的发展来引导和扶持,在激励相容的原则下,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以形成符合创意产业发展特点的政策措施。在综合中加以升华,发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打造出一流的民族创意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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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的目的实际上是使农业和其它产业部门获得同样的利润率,换句话说,农业产业化过程也就是利润率在各部门平均化的过程。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竞争使资本在不同部门的流动来实现的,资本总是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农业生产周期长,改进技术难度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小,而且受自然风险制约,致使加工流通业的附加值要比农业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生产要素便会从农业部门流出,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但缺乏资金,土地不能移动,流出的只能是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农业会逐步走向规模经营,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关键是资金的投入和积累,发展农业的资金从何而来?事实表明,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外,大多数农业产业化组织的“龙头”会通过非市场安排向农业投资,如:向农户提供种子、饲料、技术和资金等。“龙头”一般属加工流通业,资本为何会从加工流通业流入比较效益低的农业呢?假设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为I(CI+MI+V1),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后增加的价值为II(C2+M2+V2),如果市场价格等于产品价值,则加工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P=(C1+C2)+(M1+M2)+(V1+V2),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农业相对加工业来讲,资本有机构成更低,C1/M1V2。即在投入等量资本的条件下,农业的利润率要比加工业的利润率高,这也正是加工流通业要介入农业的原因。如果农业和加工业分离,在“小生产,大市场”条件下,农产品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农产品的价格为P1=(CI+MI+V1-Vl),有Vl的价值被流失;如果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品价值便得以实现,被流失的Vl可以在产业化组织内部分配。并且实际情况是,Vl属V1的一部分,由农业部门创造出来,但农业部门只能获得Vl的小部分,大部分由加工流通业获得。这是因为1.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谈判能力弱;2.信息不对称,农民不能了解有关信息。只要Vl>V2,加工流通业对农业的投入就会加大,随着农业投入增大,资产专用性会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也随着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这种不均衡的分配机制会逐步走向均衡化。分配不平衡是组织不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分配不平衡到平衡也是组织从不稳定到稳定、从松散到紧密联系的过程。如果说资本有不断流向农业的冲动和农民想获得平均利润的要求是产业化组织得以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均衡分配机制的形成便是产业化组织走向稳固和紧密联系的内在动力。
二、产业经济学分析
从发达国家产业化组织演变规律来看,农业产业化以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作为自己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产业化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决定的。
农产品的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类型,即有许多生产无差异产品的农户,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把农产品作为生产要素的企业则数量有限,当某一地区只有一家加工企业时,则为买方垄断市场。由此可见,产业化初期,农产品供求双方行为主体处于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中,这种市场结构对处于完全竞争一方的农户极为不利。下面我们以面临线性要素供给曲线的买方垄断为例来分析。
设反供给曲线形式为:P=A+BQ,A,B为常数,Q为要素供给量,P为要素价格。所以总成本函数C=PQ=AQ+BQ2,增加一单位投入的边际成本MC=dC/dQ=A+2BQ。
在图中,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位置来确定要素使用量,然后再确定该点的要素价格。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垄断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此时要素使用量为Q1,所提供的要素的价格为P1’,P1-Pl’为厂商的单位垄断利润。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均衡要素使用量为Q2,均衡价格为P0),使用的要素太少了,要素价格太低,要素市场运行效率低下。
因为农户不满垄断厂商制定的垄断价格,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寻找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有三种:1.农户通过横向联合的形式组成合作社,提高农户的集体谈判能力,改善非对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过程把价格从P1’提到均衡价格水平P0;2.政府通过对农户补贴,从而移动MR曲线的位置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3.农户为加工企业所兼并,参加到加工企业的后向一体化中。上述方法解决问题的结果是:1.农户自身组织起来形成横向联合体,此时农产品市场将为双头垄断的情形;2.农户加入到加工企业,与其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均享”的一体化企业。为了说明上述结果,我们假设农户联合形成垄断性组织A,垄断性加工企业B使用A的产品作为要素投入,假设A、B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不变边际成本分别为c和k,因为B是在A给定价格的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厂商B的边际成本MCb=Pa+k,而A以中间产品作为B的引致需求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厂商B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
MRb=MCb=Pa+k (1)
A的利润函数为:IIa=PaQ-cQ (2)
由(1)、(2)两式可得:Ila=MRb-(c+k)Q (3)
对(3)式微分得A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dIIa/dQ=d(MRb)/dQ-c-k=0,即:MRa=c+k
(4)上述解析式可由图2来说明。
由MRa=c+k决定A提供中间产品的数量Q1,由Pa=MRb-k来决定A提品的价格Pa。垄断组织A获得的利润为(Pa-H)Q1,也就是图中四边形PaCEH的面积;此时厂商B得到的最终产品的价格为P1,利润等于(P1-Pa-k)Ql,即图中四边形P1ABP0的面积。如果实行纵向一体化,一体化企业可以把市场进行的交换内部化,消除双重边际。产量由MRb=c+k决定,此时产量为Q2,价格为P2,利润是四边形P2FGI的面积。我们可以发现,实行一体化后最终产品产量由Q1增至Q2,价格由P1降至P2,而且一体化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比双边垄断时A与B获得的利润之和还要大。因此,在利润的刺激下,A与B有一体化的倾向。
三、制度经济学分析
科斯在《厂商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组织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市场交易存在广泛的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双方提出要求、讨价商谈、接受合同、交货检验等有关活动的成本。企业配置资源交易成本低、效率高,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成本会增加。采取市场还是企业来配置资源就取决于组织费用和所节约的交易费用的比较。该理论从交易费用角度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产业组织有序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动因: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探索有利于节约交易,组织费用的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和交易方式,来不断调整企业内、企业间的相互关系。随科斯之后,威廉姆斯探讨了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交易成本是由交易要素和人的要素所综合决定的。交易要素包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而人的要素主要是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影响农业产业化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交易量,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份额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中交易量决定于市场交易的次数和每次交易的数量与价格;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份额则取决于三个因素:1.资产的专用程度,形成组织的成员拥有的资产的专用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利润也越多;2.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3.双方在订立契约时拥有日信息量与谈判能力。
一、 厘清产业融合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爆发,这成为产业融合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技术基础。首先出现的是信息领域中的产业融合,也就是计算机产业(Computer)、通信产业(Communication)和电子消费产品(Consumer electronics)的融合。自此之后,产业融合现象逐渐拓展到其他产业领域,比如高科技产业与农业的融合。
1. 从产业融合特征的角度来定义。可以通过考察产业融合的主要特征来对其进行定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产业融合。对于某些技术来说,其通用的特性使其可以在许多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导致各种创新活动的产生,这种技术融合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相对独立的产业的边界,使得各产业在一个新的技术环境下共同发展。(2)产业边界模糊理论。有些学者认为,产业融合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者边界的消失。在传统工业时代,产业边界非常清晰,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产业独立状态。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边界从固化走向模糊化。(3)整体融合论。这种观点将产业融合视为一个整体过程,依次是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如果仅仅存在技术融合,而没有出现接下来的业务融合或市场融合,则不是真正的产业融合。(4)市场竞争边界扩张导致的产业融合。一般来说,处于同一产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替代性产品的出现会导致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产生竞争关系,或者是由于产业间壁垒的降低导致不同产业中的企业产生竞争关系,同样也可以导致产业融合的出现。
2. 从产业融合的范围来定义。从产业融合涉及的范围给出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狭义层面。这一层面的产业融合指的是产业融合的最初形态,也就是信息产业内部的融合;(2)中间层面。这种产业融合指的是特定部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大量应用信息技术来重塑整个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3)广义层面。这一层面的产业融合指的是任何两个产业之间的融合,不仅限于信息产业自身以及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
第一个层次的产业融合一般出现在较早时期,也就是3C产业之间的融合。随着信息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张,产业融合现象的模和范围逐渐扩张,因此当今的学者更多地从第三个层面,也就是从广义的层面来思考产业融合问题。
3. 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产业融合的本质。分工思想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斯密以一个生产扣针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带来的效率的提升:
“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来说,如果其受过的训练比较有限,同时对这一职业的相关机械操作也不够熟练,那么就算筋疲力尽,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可能也难以制造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更是毫无可能。但按照当前的生产方式,不但这种作业已经全部转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工人负责抽铁线,一个人负责拉直,一个人进行剪切,一个人将铁线一端削尖,一个人则打磨铁线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而要制作扣针圆头,还需要二三种操作程序,比如装圆头、涂颜色、包装,都是非常专业的工序。总之,制作一枚扣针一共包括十八种操作程序。有些工厂将十八种工序分别交给十八个工人进行制作。当然,有些工厂也会让一个工人操作二到三个工序。我见过一个类似的小规模工厂,一种有十名工人,因此有部分工人负责二、三种工序操作。类似这样一个小规模工厂中的工人,虽然比较贫困,工厂的机械设备也非常简陋,但如果工人们努力工作,一天之内也能制作大约十二磅扣针。按每磅中等扣针大约四千枚计算,十名工人每天可以制作大约四万八千枚扣针,平均一人一天可以制作四千八百枚。然而如果工人们独立完成制作,而不是采用专业化的方式,那么任何工人都难以在一天之内制造二十枚扣针,甚至在一天之内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斯密认为,分工提高了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斯密将国民财富的增长看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由于分工的发展。可以看出,斯密的分工理论涉及的主要是企业内部的专业化。随着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分工思想进一步扩展到不同国家之间,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的国家专业生产该种产品,从国际贸易角度阐述国家之间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专业化和分工的力量。
产业融合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可以看作分工理论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新发展,从分工的角度来理解产业融合意味着,原来需要由两个或多个人(组织)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个人(组织)便可完成。由此我们给出产业融合的定义:产业融合指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的内部化过程,也就是说,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渐演变为产业内分工。
从理论上讲,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向内部分工的转变将导致:(1)第一,资产性质的变化。对于不同的产业来说,每个产业的资产体系都存在差异,实现内部分工之后,不同的资产体系便可以实现通用;(2)第二,经营方式的变化。传统上清晰的产业分工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分工会完全消失,不论是实力较强的企业,还是其他规模较小的企业,其经营方式会由于产业间分工的变化逐渐由原来的单一经营模式转型为产业融合意义上的多元经营模式。也就是说,企业通过与另一个产业中的企业的融合一方面扩展了经营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分工降低了经营专业化的程度;第三,融合促进了竞争。对于来自不同产业中的企业来说,产业融合意味着彼此业务的交叉或者竞争的出现。实际上,融合不仅导致了竞争的出现,反过来竞争还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
4. 区分产业融合与产融结合。产业融合与产融结合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现实中,我们能够经常观察到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比如银企之间通过债权、股权或人事调动等方式形成协作关系,在经营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产融结合。产融结合的本质特征体现为:(1)资本融合。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通过相互投资、参股控股等形式实现资本的融合;(2)以资本结合为基础,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在业务与人员上进一步结合。
对于产融结合来说,其本质是资本在两个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导致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根本因素。相比之下,产业融合不能以资本的流动为判断标准,即使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发生了投资、参股和控股的合作关系,但也不能因此判断发生了产业融合。产业融合的表现是不同产业边界的变化,由清晰变为模糊,甚至是消失。从本质上说,产业融合通过改变产业间分工来实现两个或多个产业的形态,以一个产业来实现分工的内部化,虽然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往往也会实现资本的结合和流动,但除了资本的流动之外,产业融合的内涵还包括技术整合、市场整合、业务整合等。
二、 产业融合的思想渊源
分工思想源远流长,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传统产业的分工逐渐深化,产业数目逐渐增多,但分工的发展趋势却不是只有这一种形式,而是同时包含着相反的运动方向--原本已经分开的产业再次融合为一个产业,清晰的分工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其实产业融合并非是一种新现象,早在信息时代和网络化时代之前的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大工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经济思想。然而,快速发展的分工趋势的显著性远远超过了产业融合的个别情况,因此在理论上未能得到足够的解释。但在经济思想史上确有思想家已经在此时指出了产业融合的前景,这对今天我们今天的理解仍然能提供重要帮助。
1. 马克思:分工基础上的结合生产。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分工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认识到分工具有的弊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的特性,虽然分工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率,但这并不能改变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只不过是改变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分工发展的最终结果会导致劳动的异化。此外,马克思虽然肯定分工的作用,但是质疑分工对提高效率的程度,马克思指出“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振奋和焕发,因为精力是在活动本身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
马克思对分工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逐渐深化虽然会导致产业的不断细分,但这一过程是有限度的,分工的发展并不是无限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收敛。在到达极限之后必然要出现分工基础上的结合,这一思想上成为产业融合的重要思想渊源。
2. 马歇尔:不同的分工层次应有不同的专业化要求。马歇尔提出,随着机器的改良和技术的进步,行业或产业之间分工的分界线的性质和程度是不断变化的。马歇尔还指出,“τ诘图豆ぷ骼此担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而对于高级工作来说则不尽然”。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医师总是专门研究某一种疾病,而另一个医师靠了较广的经验来研究这种疾病与一般健康的关系,然后再逐渐地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种疾病的研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经验和精细的本能。因此,第一个医师给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如后一个医师那样准确。马歇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工作部门越高级,就越不能用类似手工技能专业化的观点去看待;广专结合,或者说多元化与专业化结合,或许是更正确的选择。
综合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歇尔已经察觉到,在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与分工深化方向相反的产业融合也逐渐得到发展:首先,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生产,分工是不断细化的,但是分工的层次提高了,手工技能的分工逐渐退出,大量增加的是操作机器的分工、企业经营的分工,而新的分工对工人的要求与过去不同,更需要判断力和智力技巧;第二,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的行业、部门分界线,尽管也能有效地区分分工,但与中世纪手工业者之间“深而且广”的分界线相比,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容易逾越的;第三,在分工逐渐深入的同时,不同产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工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只要有必要(如面对停产和失业的压力),机器和工人都能够比较顺利地转移到其他相近产业而不用付出太多成本。
三、 产业融合的影响
分工和融合,究竟哪种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从根本上取决于二者成本和收益的对比情况。产业融合的收益一方面体现在微观层面,即企业由于融合过程扩大了经营范围,尤其是对于大企业来说,产业融合的效应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产业融合的收益还体现在宏观层次――结构调整效应。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在合作中将产生竞争协同关系,原有产业的界限被打破,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并最终导致产业组织机构的优化升级。此外,产业融合还提高了创新的动力和产业的素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 节约成本。产业融合有利于通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同时资产流动导致的资产柔性化、标准化以及模块化将大大提高整个经济体中产业的融合程度。这是产业融合得以出现的宏观条件,此外还要进一步分析某一特定企业因何要将扩张业务经营范围,同时也扩展了企业的竞争范围,甚至出现并购活动。实际上,由于资产通用性得到广泛利用,或者通用成本有限,那么参与融合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对资产重组和要素的充分利用达到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目的,进而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获得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联结经济效应。
2. 竞争合作效应。产业融合的第二个重要影响是对竞争和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否认,某些产业在参与产业融合之后出现了市场势力提高、集中度增强的情况,此时可能会出现增强企业垄断地位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否定产业融合的作用:(1)首先,垄断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在一定条件下垄断也具有积极作用,其次,由于产业融合导致的垄断也会面临很多约束,即便是产业融合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仍然面临着潜在的竞争。产业融合将刺激新的市场力量的出现,创新力量将更加活跃,进而导致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不断涌现,因此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仍然面临着竞争的威胁。
产业融合不仅可以推动竞争,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新的合作的形式的发展。在产业融合的条件下,随着原有市场边界以及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市场行为也必须随之做出改变,从而适应新的市场结构,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处于竞争态势的企业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转向合作,无论是原来同处一个产业内部的、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还是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合作范围都得到了扩展。
产业融合改变了传统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不论是处于维持市场竞争优势的考虑,还是希望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企业都必须对战略进行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强与相关各方之间的合作,通过合作提高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合作带来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节约竞争成本。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企业要付出多种竞争成本:说服政府对规制进行变更,或者设立新的规制,或是取消原有规制;获取有关融合目标产业的重要信息,为抢占目标产业的有利地位展开竞争,支付较高的并购溢价,大量的广告费用等等。产业融合一旦开始,竞争成本就是随之而来,融合程度越高,竞争成本也就越高。这迫使企业通过合作的形式来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企业经营模式,比如成立战略联盟,通过合资、并购重组等形式实现合作,通过上述行动来节约大量竞争成本,提高企业利润。
3. 产业升级效应。除了节约成本之外,产业融合还影响了市场竞争格局,具体而言,产业融合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同时产业组织形式和市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大量新的产品和新服务不断涌现,新兴产业逐渐发展起来,市场空间得到了拓展。一方面,新产业不断出现,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也由于融合而提升了竞争力,整体产业结构朝着更为高级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伴随着信息化进程加快,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产业融合活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
产业融合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带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相比融合之前,融合之后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会因此提高,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2)淘汰落后产业。随着产业融合的不断发展,新的产业形态不断出现,一些传统产业则陷入衰退,甚至趋于消亡;(3)技术扩散。在产业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知识、通用技术以及不同资产的流动性将逐渐增强,从一个或几个部门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扩散;(4)知识资产比重的提高。产业融合过程的本质是知识、科学技术、信息、品牌等资产在整个资产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5)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融合意味着生产要素和资产可以得到更为充分地利用,不同企业的有形资产得到重组,无形资产,如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也在融合过程中得到了有怀配置;(6)分工的深化将导致生产链条的延长,进而提高的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的提高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等,那么分工的进程就会停滞,这将导致反向运动--融合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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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引言
物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密切相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物流产业发展与之相适应才能完成。随着全球经济分工明确化和全球产业链的逐步形成,在各产业的生产和运营中,物流已经成为难以取代的重要职能之一。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继企业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2009年3月10日,国务院以国发(2009)8号文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是我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唯一的服务业规划,也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物流业专项规划,此规划的出台显示了物流产业的极大的基础性作用。
2.物流产业的界定及其产业范畴
根据物流的概念可以判断出物流是一个产业。因此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物流产业的已经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趋向结构化,物流产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目前,普遍的认为物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企业的第三利润的源泉。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性产业,其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及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对于物流产业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普遍的共识,本文将尝试着界定物流产业以及其范畴。
物流产业的概念是近些年才被提出的,楚立松和张际春(2008)将物流产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其中,广义的物流产业包括物流服务中的各种生产流通环节,包括商品和服务流通中的信息流、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人员流,这一物流体系一般包括现代化的流通技术装备、流通组织、流通辅助支持和流通管理系统。而狭义的物流产业只是指商品和服务流通中的物资配送系统。何娟、曹洪(2008)认为:物流产业通过为社会提供物流服务,它通过运输、包装、储存、装卸搬运、流通加工等一系列活动,完成其物资的位移,将现代市场经济的各个行业、企业紧紧相连,进而创造时间价值、空间价值及其形态价值。综上所述,笔者定义物流产业为:物流产业与包装、装卸搬运、运输、储存、配送、加工流通、物流信息等物流活动相关,是为第一、二产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服务、调节,衔接生产与最终消费等的服务性产业,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它是集物流、商流、及信息流于一体的产业学科。
基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第三产业的物理产业,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中具有促进和协调作用。第三产业指除了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上对我国第三产业划分的意见,我国第三产业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门类,具体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流通部门;二是为生活和生产服务的部门;三是为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和全社会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四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军队、社会团体等,但是在国内是不计入国民生产总值。所以,第三产业属于服务性产业。
(1)从物流作业环节来看物流产业的范畴,商品包装、运输、仓储、货物运输、流通加工、物流信息等产业都属于物流产业。商品包装业是指对商品进行包装,以提高商品的美观性和其质量的行业。商品包装业务主要发生在商品的生产、流通、存储等环节中。通过包装可以有效地保护商品的使用价值,实现了商品的价值增值。运输业是指从事物流基础设施、运输载体以及劳动力进行运营业务的运输体系。仓储业是通过向企业提供保管物品的场所,以及对这些物品进行保管、信息统计等业务的企业。仓储业应包括仓库以及集货、分货、配送、转运、储调、加工、物流基地等物流中心。货物运输业是货主与运输方之外的第三方通过运输形式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业。货物运输业通过组织多样式联运和代办运输手续等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现了运输效率的极大提高,这同时大大降低了流通领域的交易成本。流通加工业是生产加工业在流通领域的延续,是对物流服务功能的延伸的完善,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加工形式。
(2)物流产业从物流组织方式可以划分为第一方物流、第二方物流、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通过其自身的物流设施和网络的建立、完善,为了配合自身生产、供第一方物流由从事生产或者供应业务的企业活动而从事的物流运营。它是指由生产方和供应方组织的物流方式。第二方物流是为了采购、销售等业务的顺利进行,销售方需要投资建设物流运输工具、物流配送中心等物流资产,并进行物流运营、管理的工作。它是指购入方和销售方组织的物流方式。第三方物流的出现是比较优势而产生的专业化分工所造成的。第三方物流除了应该具备传统业务的功能之外,还应体现出对委托方的委托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设计、规划、管理和服务,所以第三方物流具有增值性。第四方物流概念是不在于第三方物流之列,将其自身的资源、能力和技术与来自服务提供者的资源、能力和技术聚集起来,并对之进行协调管理,进而提供一体化供应链的解决方案。
3.结束语
随着当下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帮助国家或地区抵抗经济危机。但物流产业界定的模糊定义,大大阻碍了我国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有必要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物流产业及其范畴。第一,对产业政策的规划有着重大意义。对物流产业的界定对物流产业体系的建立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着促进作用,进一步深化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二,完善了市场机制。不仅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素质和综合国力还有利于完善产业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第三,对人才培养有重大的意义。界定物流产业及其范畴有利于完善物流学科的建设,也为进一步培养物流学科方面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区域物流规划下四大产业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与相互的促进作用,今后也将就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域物流规划的影响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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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86-02
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的集聚中形成了外部经济、社会费用降低和交易费用节约等竞争优势。但是,作为一种网络组织,面对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集群必须不断探求新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持续成长。研究证明,通过加强集群内外的学习互动,可有效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一、组织学习与集群学习
组织学习的概念最初是由Argyris&Schon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指发现错误并通过重新建构组织的“使用理论”而加以改正的过程。继此,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学习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目前较认同的是基于发展经济学的定义,组织学习是组织内部个体成员基于共享规则和程序,在寻求解决问题时协调行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积累过程。
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一种中间组织形式,集群学习的定义可以借鉴组织学习定义。但由于集群这个组织和一般单个组织不同,它比企业集团松散,比纯粹市场紧密,所以,集群学习与一般组织学习相比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些内在的同质和外在的差异共同形成了集群学习的基础:(1)微观基础。组成集群的企业或机构作为独立的组织,具有组织学习的能力,每个组织的学习能力共同构成了集群整体的学习能力。(2)独特的集群结构。集群内部个体成员彼此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一系列知识共享机制,如人才在企业和机构间流动、供应商与客户间的合作互动、不同组织员工之间的非正式沟通等。集群中这种特有的组织结构,可以把成员各自的学习活动联结为一种协同性现象,使企业微观层面上的组织学习表现为宏观层面上整个集群的学习。(3)共同的文化根基。集群内部成员往往根植于同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彼此熟悉各自的行为模式,在彼此协同的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成员共同的价值体系,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学习互动,提高了集群整体效益。
综合上述分析,集群学习可理解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共同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中,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协同,实现知识在成员之间的累积和流动的过程。所以,集群的学习又称为集群知识学习,这里的知识包括特定技术、信息、专业基础研究成果或应用研究成果。
二、产业集群知识学习的路径分析
从产业集群系统开放性角度,本文将集群学习路径划分为两类:内部学习和外部学习。
1.集群的内部学习
从知识获取角度讲,产业集群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内,知识是高度集中的――到处弥漫着丰富的知识资源,它们围绕在企业周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知识场”,为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1)集群内企业间的学习互动
第一,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学习。产业集群内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是一种独特的“竞合”关系。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竞争,还存在相互依赖,会在产品创新、技术设备引进、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意或无意地相互模仿。所以,企业与本地竞争对手之间的学习主要通过非正式途径,如企业家的私人网络、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人力资源在成员企业之间的流动,可以使企业家或技术人员头脑中的隐性知识更有效地在群体之间传递;同时,由于集群内企业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学习也会通过正式途径进行,如参观本地同行业的企业。
第二,企业与下游客户之间的学习。集群整体效益会影响到群内各成员企业自身的利益,受之影响,客户会主动地为制造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尽管当今社会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交通技术非常发达,但这些技术也无法代替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也是集群学习的优势所在。
第三,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学习。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柔性专业化生产系统,其内部分工非常细腻,许多中小企业通过转包的方式把所要生产的各个部件分解到不同企业中去,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基于本地的供应商网络。企业通过与供应商互动式交流获得许多技术资源和设备资源,从而推动企业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同时,在新产品开发活动中,供应商不仅为企业开发活动提供技术支持,而且还提供物质或设备支持。
(2)企业与集群内中介机构间的学习互动
集群内的中介机构主要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服务性组织机构,如行业协会、商会、创业中心(孵化器)、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信息或技术服务中心,等等。这些中介机构是促进企业间网络联系的纽带,尤其是在扶持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介机构可以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如组织会员企业参加产品展销订货会、博览会,等等。
2.集群的外部学习
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作为全球化大供应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同外界存在着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种联系和交换。集群系统的开放性促使大量知识涌入其内部,为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尤其是高位势企业的创新提供了优质的创新“土壤”。
(1)集群与外部相关组织的学习。集群内的企业在集群外部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相关者,外部同行、外部客户、外部供应商以及外部的公共技术部门或其他一些相关组织。企业通过业务往来、交流合作等方式来实现与集群外部的知识交流,使得整个集群的知识积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下不断拓展和更新。
(2)企业与本地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学习。集群当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在与集群中的企业合作和沟通的同时,由于研究与开发的需要会寻求同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和交流,这表面上表现为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和沟通,实际上是以大学或研究机构为纽带,实现了集群与外部知识的交流和沟通。
三、产业集群学习能力的内在机理
产业集群学习能力形成与增长的本质是对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过程。除了集群成员之间的无意识学习,集群为什么存在学习的能力,为什么会主动选择相关学习路径去学习和创新呢?通过一定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尽管集群学习的路径多种多样,但其学习能力的形成与增长机理是相通的,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利益共同体与集群学习能力
集群成员都有自身利益的追求,由于地理空间的集聚,使成员自身利益与集群整体利益紧密相连,集群内成员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集群成员都可借助集群共同的品牌效应,实现自身利益目标。集群外部学习能力形成也同样得到相应阐释,如果将利益共同体的边界进一步扩大,那么集群与本地组织之间形成了区域范围的利益共同体;如果将边界进一步扩展到全球价值链体系,那么集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全球利益共同体,会促进集群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学习。
2.技术能力势差与集群学习能力
在产业集群内部,由于不同企业可支配资源、经营战略和发展路径不同,各企业在人力资源、设备、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所积累的知识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别而导致的企业在技术能力方面增长的非均衡现象,魏江等将其定义为“技术能力势差”。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这种技术能力势差,使不同位势的企业对知识的吸收和创新能力不同,处于高位势企业对处于低位势企业起到“拉动效应”,即由于集群中企业成员间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使得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学习成本很低,处于高位势企业的知识很容易外溢到低位势企业,形成知识在企业之间的流动,这种拉动效应也会降低高位势企业的优势;同时,低位势企业因获取大量知识使本身技术能力大增,会进一步“挤压”高位势企业而产生“挤压效应”,这种挤压会迫使原来居于高位势的企业不断探求持续增长的新优势,从而引发高位势企业的技术创新。正是在“拉动”和“挤压”的协同过程中,促进了产业集群学习能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技术能力势差同样存在于集群外界组织或其他集群之间,由于集群内部的协同,形成了集群整体较强的学习能力,尤其是集群内处于高位势的企业,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集群内的知识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需求时,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会更加主动地到群外学习。同时,集群外部的组织或机构,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系统,他们也希望从外界获取更多的知识,共同的需求使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集群与外界组织的相互学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现象引起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及地理学界的重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世界各国经济广泛存在的现象,成为一种新型的不同于以往单纯市场或单纯企业的经济现象,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着手对产业务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行分析。
一、 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分析
(一) 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外部性理论
最早对产业集群发生兴趣的是马歇尔,马歇尔强调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地域集中和发展的重要性。在产业集群内部,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使区域内企业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经济。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是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因,又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所在。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劳动高度分工,存在大量工序型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上下游企业进行密切交流,促进集群内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直至整个弹性生产综合体创新与发展。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降低了创办企业的资本要求,也降低了单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使单个企业承担某个特定的工序成为可能。产业集群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更大。
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他认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使用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和原材料,这样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它产生了外部经济。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方具有专用性劳动力市场,第二是生产专业化而取得的中间产品,第三是可获得的技术与信息。
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可以形成共同的购买原材料市场,设定共同销售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有利于形成区位品牌。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科斯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到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除了直接的实物生产过程的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有可能取代市场。当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时,企业便会取代市场。
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集群内企业之间往往采取垂直分离或水平一体化联系方式,彼此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紧密的合作。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产生了信任,经营者之间也建立了稳固的个人网络和社会网络。
威廉姆森从交易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机会主义的出现以及资产的专用性角度出发指出,当交易一方的资产专用性较高,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大,交易次数频繁时,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从而市场交易费用也较高。
杨小凯将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越发达,则交易成本越高。”
因为位置较近,增加了供需双方的了解。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接近大大降低了每次交易的费用。集群企业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之中,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致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环境中,区内成员经过长期的交往与交易积累起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为各经济主体间的市场信息搜索与交流和契约的达成与履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每个企业的失信与违约成本相当高。失约意味着面对集群全体企业的惩罚。另外,有限区域范围内聚集了足够数量的同类企业,使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地在当地获得替代的、同质的交易合作伙伴,形成多个人竞争的网络结构,增强谈判力量,从而减少和克服因资产专用性而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信息经济学中不完全信息的部分解决
改变,让精彩发生。中国音乐综艺从一个传奇到另一个传奇的涅槃重生,当闪烁的视觉、廉价的眼泪、老旧的桥段再不能支撑起收视率的神话,中国好声音用穿过骨头抚摸你的简单感受,唤醒了电视观众的耳朵,重塑了音乐综艺的繁荣。
一、《中国好声音》已经成为中国一种审美市场化的文化现象
《中国好声音》是由浙江卫视购买了荷兰音乐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版权,强力打造的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以干净真实的实力展示、盲选式的评委点评让浙江卫视耳目一新。
二、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效益
据统计,“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在全国各地拥有约4亿观众,平均收视率达到12.7%。总决赛期间,平均收视率更是高达19.16%,这也为浙江卫视带来了巨额的广告收入,加多宝以6000万的冠名费冠名《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节目及后续演唱会等相关节目,仅在广告、冠名、销售等方面的税收就有几千万元,以及对厂家销售的推动,对参赛歌手本人签约、广告造成的效益,这种文化现象已经不容置疑的成为一种文化产业,而且此文化产业背后蕴藏着已经开发出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有尚未被开发的巨大经济潜力。
三、“中国好声音”的经济效益分析
“中国好声音”节目主要对五类经济主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们分别是电视台、赞助商、参赛选手本人和政府。以下为“中国好声音”现象经济效益的分类分析,同时也反映新兴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
(一)电视台的经济效益。电视台主要通过三大项目获得盈利:冠名费和广告收入
1.蕴含巨大商业效益的冠名权。据了解,为购买“中国好声音”节目冠名权,加多宝投入了6000万元。加多宝整合了包括平面媒体、户外广告、广播以及网络在内的媒体资源,同时结合线下进行数万次路演宣传为《加多宝中国好声音》造势。
2.广告收入。据悉,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9月13日,总决赛广告招标会,12条15秒广告卖出约1100万,刷新了卫视15秒广告的新纪录。
3、无形收入。中国好声音带给浙江卫视的名誉、信誉、知名度的好处,也就是无形的收入,作为一种无形的竞争力,给浙江卫视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赞助商的经济效益。赞助商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销售。冠名权的取得和广告的宣传,极大的增加了销量,第三方的数据显示,更名后的加多宝凉茶同比增长已超过50%,在广东、浙江等凉茶重点销售区,同比增长甚至超过了70%,加多宝凉茶的销售创造了阶段性新高峰。
(三)“中国好声音”所创造的政府税收收入。按照税法规定,广告取得的收入征收营业税,适用5%税率,如此算来,单场广告税收可实现100万元,会极大带动地方税收的高速增长。
四、“中国好声音”的理论依据浅析
“中国好声音”是新经济时代的经济现象,根据网络经济学或媒体经济学的分析,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此类文化现象的规模报酬呈递增趋势,按照n次方的经济效益拓展。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在电视,因特网等媒体已经渗透到生活各个角落的当今社会,媒体的商业运作中,边际成本很低,而边际收益则会大大提高,从而为媒体和商家创造巨大的商业利润。
与此同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现实的制度需要变革,中国原本没有的制度逐渐完善,对现实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有利于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此外,从营销理论分析,关系营销理论在“中国好声音”运作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同时,也证明不以单渠道营销的立体营销或整合营销模式在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好声音”作为一个成功的营销案例,紧紧抓住了营销的五个步骤:了解市场及顾客的需求和欲望、设计顾客驱动的营销战略、构建传递卓越价值的营销方案、建立有利可图的关系、并使顾客满意,从顾客身上收获价值。具体来说“中国好声音”遵循并满足了以下的需求。经济需求:社会的浮躁、贫富的差距让一些人患有“成功饥渴症”。娱乐需求:电视台节目长期同质化,缺乏娱乐内容和娱乐形式的创新,但《The Voice》有完整的节目架构、制作流程和很强的可操作性。心理需求:“好声音”满足了中国人千年以来的看热闹“窥视”心理、及短暂脱离现实的“逃避”心理。
同时“中国好声音”的前期、后期营销策略也是极其成功的。
前期:1、网站建设。好声音网站划分了多个板块,利用节目晋级的悬念,设置互动平台。2、线下推广:户外广告与各地开展的学院推介会。3、社交媒体:高频率更新活动信息动态,造成口碑传递。
后期:差异化营销手段;话题营销手段;文化营销。
五、“中国好声音”带来的的启示
(一)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一类文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蕴含极大商业价值的文化产业。
(二)文化产业的监督机制。第一,评选结果尽可能建立在公开的、票选的平台之上;其次,主办方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在机制上做出一些调整;第三,媒体加强报道,宣传和曝光,使“文化产业”透明、民主。
(三)第三产业和区域经济多样化发展的新模式。传统的文化产业已经在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四)市场经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助推了流行时尚文化、网络文化在大众生活中的强势地位。
总之,好声音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经济规律的掌握,经济规律的遵循,营销手段充分运用的必然结果,严密的前期调研、优良的制作团队、新媒体的充分运用、以及对于市场需求的精确把握都使得中国好声音得以脱颖而出。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一、电信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
在国际上,电信产业的激烈变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贝尔公司的拆分,英国和日本随之跟进,电信产业由垄断进入了竞争时代(Haus-man, 1993)。打破垄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传统垂直一体化的设备制造、网络运营、最终客户的三段式电信产业价值链模型不再具有实践意义,应运而生的是新的价值链模型(Fransman,2001):设备及软件、网络层、链接层、导航和中间件层、应用层(包括内容)和客户。Fransman的研究表明了电信产业的不断复杂化趋势,这种复杂性源于打破垄断、解除管制后的自由化趋势,以及降低进入的技术障碍。具体表现是市场的不断分化,使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等都呈多样化发展。
电信产业正经历着激烈的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已有的价值链正在分崩离析,产业结构正在重新架构,新进入者力量强大。迅速发展的技术和不断增加的市场紊乱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状况又增加变数。许多尝试过的商业模式,连同相关的框架、工具和技术,已经成为障碍。价值链正在迅速进化成价值网络(FLi和J Whalley, 2002),具有了多元的进出点。他们阐述了电信价值链和市场结构的演进,探寻变化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因缘,对各交易主体都有战略指导意义。当前的电信产业在某些方面的变革是相当激烈的,所有的交易主体都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市场定位和战略,并且对下一步的走向做出艰难的抉择。
本文的“协调发展”是指产业成员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成员之间进行交易时关于数量和价格的最优决策不应违背整个产业发展的最优。电信产业的激烈变革给协调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垄断时代高度垂直一体化市场结构下,可以通过命令控制等非市场措施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保证产业整体的最佳利益。而价值链的网络化趋势使得交易主体的数量急剧膨胀,通过传统的交叉补贴、命令控制等显性方式协调整个产业发展不再奏效,甚至通过简单的市场机制、以单纯价格为纽带的契约安排也无法达到协调发展(ZhengHuili,2004)。电信产业协调发展需要合理的契约安排。
二、电信产业协调发展的契约安排
电信产业协调发展依赖于各成员的协同努力,要使他们有积极性参与产业网络的建设与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其感觉到参与产业网络建设比脱离产业网络建设能得到更多利益,并且在产业网络里面会受到公平对待。如果合作利益得不到合理、公正的分配,则产业网络中企业间就难以形成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甚至使整个产业网络崩溃。由此可见,合作利益分配问题是产业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
合作利益分配问题的契约安排要解决两个问题,即何种契约能够实现利润的任意分配;何种契约的实施成本较低。利润的任意分配是指通过调整合同条款,特别是合同参数,可以实现利润在产业网络中各独立企业之间的不同分配,从而使契约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任意分配利润是契约的理想状态,而执行该类契约往往增加各种各样的管理成本,因此制定合同应考虑管理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比较,这也是现实中常见的契约从形式上来讲都比较简单的重要原因。发展协调的契约意味着产业网络中各独立企业均采用实现整个系统最优的行动,也就是最优的行动是纳什均衡。
在电信产业成员间正式契约中的合同包括线性定价合同(Wholesale Price-only Contract)、回购合同(Return Contract or Buy-back Contract)、弹性数量合同(Flexibility-quantity Contract)、期权弹性数量合同(Flexibility-quantity Contract with Options)、备货合同(Backup Agreement)、数量折扣合同(Quantity-dis-count Contract)、收益共享合同(Revenue-sharing Con-tract)、利润共享合同(Profit-sharing Contract)、返利合同(Sales-Rebates Contract)、价格折扣合同(Price-discount sharing Contract)、最低购买数量合同(Min-imumPurchase Contract)、削价合同(Markdown contractorPrice Protection Contract)以及生产能力预留合同(Capacity Reservation Agreement)等。其中,以线性定价合同、收益共享合同最为多见。
线性定价合同指供应商以相同的市场批发价w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此时供应商的利润为:πm=∑(w-ci)qi。其中,ci为供应商单位成本;qi为均衡状态的销售数量。供应商会获得确定性利润,市场需求不确定风险全部转嫁给经销商。线性定价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但该合同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Spengler (1950)首先由此发现了“双重边际”现象,指出了导致“双重边际”的原因在于经销商的边际成本不同于整个供应链的边际成本。虽然线性定价合同不能实现供应链的协调,但由于执行难度小、实施成本低、供应商获得无风险利润,而受到供应商的青睐。
收益共享合同规定:期初,经销商以批发价w(通常低于成本)从供应商处订购,再将一定比例的收入于期末返还给供应商。收入共享合同实现了风险共担机制,有利于产业网络成员间的合作与共赢。目前的研究也表明,此类合同可以实现电信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基于收益共享合同的实例分析
假设一个简单的电信服务生产系统由一个基础网络运营商和两个电信服务转售商组成,基础网络运营商同时服务于转售商和最终用户。随机变量X、Y、Z分别代表他们面临的需求,通常X、Y、Z是相关的,因此客户的总需求可表征为三位随机变量(X,Y,Z)。令F(x,y,z)(x≥0,y≥0,z≥0)为需求分布函数,F(x,y,z)关于x、y、z可微;f(x,y,z)为密度函数。关于X、Y、Z的密度函数和边际分布函数分别为fx(x)、Fx(x)、fY(y)、FY(y)、fz(z)、Fz(z),其他参数和变量定义如表1:
根据以上假设,运营商、转售商、整个生产服务系统的总收益可分别表征为:
Ω1(q1,q2,q3)=TA+TB+p1S1(q1)-c0(q1+q2+q3)-c1q1(1)
Ω2(q2)=p2S2(q2)-TA-c2q2(2)
Ω3(q3)=p3S3(q3)-TB-c3q3(3)
Ω1(q1,q2,q3)=p1S1(q1)+p2S2(q2)+p3S3(q3)-c0(q1+q2+q3)-c1q1-c2q2-c3q3(4)
其中:
S1(q1)=E[min(q1,X)]=q1-φq10∫FX(x)dx(5)
S2(q2)=E[min(q2,X)]=q2-φq20∫FY(y)dy(6)
S3(q3)=E[min(q3,X)]=q3-φq30∫FZ(z)dz (7)
假设采用收入共享合同进行系统协调,批发价为w(w>0),转售商付给运营商的共享比例为(1-φ),则转售商对运营商的支付分别为:
TA=wq2+(1-φ)p2S2(q2)
TB=wq3+(1-φ)p3S3(q3) (8) 转贴于
将(5)、(6)、(7)、(8)式代入(4)式,分别对q1,q2,q3求偏导并令偏导为零,求得系统最优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产量:
将(5)、(8)式代入(1)式,分别对q1,q2,q3求偏导并令偏导为零,求得运营商最优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产量:
分别将(6)、(8)式代入(2),(7)式、(8)式代入(3)式,分别对q2,q3求偏导并令偏导为零,求得转售商最优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产量:
根据本文的定义,产业协调发展须满足条件:
由(12)式我们可以看出,当w=c0、φ=1时,收入共享合同退化为线性批发价合同,此时供应商获得确定性但不高于成本的收入(系统协调的要求),风险全部转嫁到转售商,同时转售商获得全部利润,系统协调较为困难。当w=0、φ=(c2+c3)/(2c0+c2+c3)时,双方完全共担风险,根据成本结构共享收入,形同一个整体,但由于成本结构信息的不对称性,实施难度较大。实践中的方案往往是两者的折衷。
四、结论
本文基于剧烈变革的电信产业,认为合作利益分配问题是产业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合作利益分配问题的契约安排要解决两个问题,即何种契约能够实现利润在产业网络成员之间的任意分配和低的实施成本。任意分配利润是契约的理想状态,而执行该类契约往往增加各种各样的管理成本,因此制定合同应考虑管理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比较,是两者之间的折衷。本文通过基于收益共享合同的一个实例分析,证实存在由批发价和分享比率共同作用的契约安排,能够实现利润一定程度的任意分配,同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Hausman J A·The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and AT&TVentureAbroad while British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s come to theUnited States[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045-02
1 我国信用卡跑马圈地的现状
自从1985年6月中国银行珠江分行在国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由于其方便快捷,受到公众客户的青睐。我国的信用卡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肯锡日前公布的信用卡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信用卡卡量进一步加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向大众市场客户的渗透。信用卡发卡数已从2003年中的300万张,2005年中的1200万张,增长到了2007年中的4300万张,规模每年翻一番。超过40%的信用卡持卡人持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卡持卡人数量已接近3000万。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卡业务是许多国际大银行的主要业务和主要利润的来源。如花旗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收益就占其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运通公司的运通卡业务利润业务更占了其公司全部利润的7成。因此,国内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信用卡市场的份额,纷纷推出刷卡面年费、积分送礼等优惠措施,吸引消费者办卡。许多人认为商业银行这种“跑马圈地”的策略是粗放型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总行对下属分支行主要考核发卡数量,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由于沉重的发卡任务压力,而省略了许多必要的客户信息审核,一些银行甚至直接把发卡业务外包给其他的销售公司这使得信用卡发卡风险骤增。同时,由于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在功能上几乎完全相同,使得多数信用卡成为睡眠卡,据报道这一比例高达80%。
2 从美国经验看“跑马圈地”
美国是信用卡业务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国家,在他们的信用卡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我国现今的跑马圈地和负盈利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银行为开展银行卡业务,将其从精英阶层推广到普通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它们采取的主要形式为大规模邮寄免年费的信用卡。银行的邮寄名单一般来自存款客户以及按揭放贷和分期付款的客户。此种方式虽然能吸引足够多的持卡人,但银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受到免年费邮寄卡的消费者数量十分巨大,银行也急于赶超其他竞争者,银行常常只做基本的信用审查,甚至有些连信用审查也不做。而且,银行也不能保证卡片邮寄的安全性,很多卡片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偷盗、转卖。因此,70年代初,信用卡业务的欺诈率和坏账率非常高。直到1972年,信用卡发卡机构才开始摆脱亏损,但仍然难以获得与其他业务相同的收益,究其根本,信用卡信贷本身就属于无担保的贷款,它的风险无疑比其他银行业务要大得多。
从美国的经验看,在信用卡市场完全成熟之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跑马圈地的行为也并非是无效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 ,为了能让一方或双方都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投资是必须的;我们不知道银行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既可以启动信用卡运营平台,同时又可以避免大量损失。则何为双边市场经济学,它又怎样对信用卡业务的现状进行解释呢?
3 双边市场经济
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人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这样的市场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
双边市场在现实中存在较为广泛。许多传统的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均为典型的双边市场。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又出现了多种新类型的双边市场形式,如操作系统、B2B、门户网站等。下面将主要就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及业务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
3.1 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
在单边市场中,价格一般与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密切相关。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不同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反作用效应,因此产品定价要复杂的多。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向双边市场中的一方或几方采取低价(甚至向他们付费)。举例来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工作平台,它为两大类客户群体(电脑使用者和程序开发者)提供一个相互认知的机会。比尔•盖茨发现,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微软的操作系统接口,便于他们的软件能与Windows操作系统兼容,鼓励开发商为开发更多的应用软件;另一方面,向使用操作系统的最终用户,即普通购买者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从而,将两个群体吸引到它的平台上,也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2 双边市场业务模式
双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管你的价格如何,如果市场的这一边没有需求,那另一边的需求也将消失。就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电脑用户没有应用软件可以使用,那他们就不需要操作系统。双边市场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产生效应就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向市场的一边免费提供服务(甚至向他们付费),以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另一种方法是:对某一边的市场进行投资,以降低该边消费者的成本,通过对市场一边制定较低价格或者采用成本转移的方式,能有效的鼓励收益群体的参与热情,从而帮助双边市场平台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4 用双边市场经济解释银行行为
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很显然信用卡业务属于双边市场的范畴,它的两类群体分别为信用卡的持有者(消费者)和签约商户。信用卡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商户(即持卡人消费的一定比例,VISA规定1.7%),而持卡人付费很少(如年费)甚至不用付费,同时还能像免息期及消费积分等优惠。收入来源于商户这一传统来源于信用卡创始人麦克纳马拉先生所开创的定价模式。美国运通大概有65%-75%的收入来源于商户,对VISA和万事达的会员来说,这一比例为60%-75%。因此,从双边市场角度看,持卡人这一群体天生就享受着近似于免费的服务,美国60年代通过邮局寄送免年费的信用卡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也因此,我们了解到,培养持卡人、抢占市场份额是破解“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魔咒的关键。所以,现在国内各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也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发展我国信用卡市场毕竟的一步。
但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度的概念,虽然圈地是正常的,但绝对要避免“卡吃人”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强力推动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消费信贷拉动和刺激消费需求。在短短两三年间,韩国信用卡业务飞速发展,2001年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信用卡市场。15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拥有4张信用卡,韩国国内需求迅速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02年后,过度的信用消费逐渐露出端倪,信用卡滞付率不断上升,滞付金额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造就了无数卡奴。前车之鉴提醒我国商业银行要重视信用的审查,在发卡时要慎重。2005年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外部营销业务指导意见》一定程度上轨法了银行发卡的步骤,整顿了发卡乱的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从舆论或政策方面对“跑马圈地”进行打压,就像水患,只可疏不可堵。
5 启示
根据双边市场理论,各商业银行在信用卡发展中的圈地运动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通过抢占市场份额,拉拢签约客户,是银行的最佳选择。但与此同时,韩国的信用卡危机也警示我们,圈地是可以的,但不问土地是否贫瘠,闭着眼只顾抢地盘是绝对错误的。各银行应把好信用审查这一关,同时加强信用卡的创新,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换来业务最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