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周期理论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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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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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周期的拐点。即使近期经济增速有些微放缓，也是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与合理的回调，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并未结束。我们预计，如果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2005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肯定达到9％左右，未来几年也有望保持8％以上的强劲增长，不会出现增长率在7％以下的经济衰退。

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三大需求看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未来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

自去年4月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呈现出平稳回落之势，而且这一趋势仍会得以延续。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看，增速已由2003年的27．7％回落至2004年的25．8％，到今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22．8％，但仍高于政府全年增长16％的调控目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增速为27．6％，比上一年回落0．8个百分点，但今年1～5月份增速仍达到26．4％，只是平缓小幅回落。

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无疑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由于这种调控不是全面紧缩投资需求，而是实行结构式调控“有保有压”，加之在调控方式上采取“点刹车”，因而投资增速不可能出现全方位的、快速大幅的下滑。同时，由于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从现有数据和发展趋势看， 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超过中央政府确定的16％的控制目标。退一步讲，即使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6％左右，由于投资规模高基数和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也足以支撑经济的较高增长，封死经济大幅下滑的空间。

从投资规模尤其是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数量人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由于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建项目还很多，投资规模仍然很大。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报告显示，只有不足6％的在建项目被叫停，仍有8万多个在建项目和95％以上的投资规模得以保留。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在建施工项目个数110384个，同比增加11197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975亿元，同比增长28．7％。1～5月新开工项目56273个，增加1049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1268亿元，增长24．9％。这些数据表明，投资并没有在宏观调控的车轮下“一压就死”，投资需求张力仍然很强。

从中期的角度看，国家对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和部门的投资力度的加大，能源安全战略以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构成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西部大开发实施5年来，西部地区已新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在不考虑新增投资项目的情况下，未来几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仍将达20％以上。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铁路、大型水电和核电站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开工建设，也为未来几年的投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在三次产业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最快，并且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铁路建设投资。由于 “煤电油运”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未来几年国家用于这些部门的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长。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化工业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重化工业发展对，带动投资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数据表明，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扩张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与工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分不开的。比如，在2003年投资额为5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长极”，因为重大事件或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将获得很大的投资机遇和动力。比如，未来3～5年内，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因素，为这些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将影响这些“城市增长极”今后几年的投资在建规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也为西安、成都、重庆、沈阳、哈尔滨、郑州和武汉等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据统计，上述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20％，其投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及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相当明显。

从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看，民营经济已在某些方面取代“政府经济”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决定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垄断性行业，而且，民营经济发展将首次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民营经济将与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所有这些，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极大地调动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情，拉动投资规模的扩大。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

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看，实际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GDP增长0．8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0．22个百分点的水平。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投资。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努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水平。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日益增强。

2004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

2005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增长2．7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已摆脱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出现了稳中有增的上升势头，并且增速开始加快。据测算，在其他拉动经济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居民实际消费实现11％以上的增长，就能保持GDP增速在8％以上。

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强的拉动作用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2004年更是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也从40％迅速上升至超过70％。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对GDP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拉动作用。

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出现了一些有碍出口扩大的不利因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通胀压力趋升，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贸易摩擦加剧，美元汇率波动，这些都会对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存在的升值预期，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出口增速会有所放缓。即使如此，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长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具有独特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仅为0．9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墨西哥。第二，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新技术产品正成为推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新亮点。中国出口商品经历了从轻工纺织品到机电产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支撑点和新增长点的三个阶段，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升级。第三，外商投资导致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这是导致出口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十几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目前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约为5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池。而在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制造业占了七成，极大地影响了进出口规模。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7％，对外依存度高达45．5％。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逆转，因此，外商继续投资我国制造业的势头将延续，中国的出口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第四，长期以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成长。第五，世界经济增长虽然放慢，但仍会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而中国经济仍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出口继续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宏观因素。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也会很有限。

经济周期理论表明，中国经济仍处高速增长阶段

经济周期理论是解释经济波动成因和界定经济周期的理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三种周期现象，即2～4年的基钦短周期、8～11年的尤格拉中周期和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而一个长周期，一般包括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从三种周期之间的关系看，长周期制约中周期，中周期制约短周期，并且这三种周期还分别与技术创新相关。

经济长波理论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四个长波周期，而第五经济长波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前三个经济长波所分别对应的机械化、铁路化和电力化可以概括为能量转换技术的创新，而第四波的电子化和第五波的数字化则是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新的技术产业在成长期内带动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而当新的技术产业渐趋成熟，增长速度会下降，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当又一轮技术创新开始，经济便进入下一个长波。工业先发国家经济长波大约为50～60年，上升期和下降期长度基本相当。工业后发国家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现成的成熟生产技术，技术起点高，普及快，因而长波周期变短，大概在36年。

从成因分析，引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如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等的变化；二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变化、政权更迭、战争突发等。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在我们看来，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并考虑到体制变革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作用，那么，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从改革开放至今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2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又包含了两个短周期(1978～1980年；1989～1991年)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1981～1991年)。因为在1981年和1989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明显下滑，明显看出是一个周期的拐点，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或许还应考虑的是，中国现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国外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高增长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是古典型周期，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已转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景气下降也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主旋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位势提高，经济波动也一改以前的大起大落状态，波幅明显：降低逐渐趋向平稳。

几点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是可期的。

篇（3）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1978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1978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1994)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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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逐渐加快，各国之间的竞争趋势不断加剧，为适应当今时展潮流，对外贸易已成为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情况。我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另外，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通过本文对我国经济周期和对外贸易周期彼此相互联系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为我国未来良好的发展进程创造条件。

一、经济周期的相关概述

经济周期又可称为商业周期或者景气循环，是指经济物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周期性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一种经济情况。经济周期预示着国民经济资金状况的波动变化，是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现象的反映。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阶段分别为繁荣时期、衰退时期、萧条时期以及复苏时期。经济周期所呈现的是国民总资产的波动情况，其数据的积累以及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的是经济部门的扩张与收缩状况。

产生经济周期原因可分为外因论、内因论以及综合论等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1.外因论：周期主要源自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其内容包括太阳黑子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政治性理论等等理论研究。太阳黑子理论认为由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不断变化，继而导致农业收成有所下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另外，太阳黑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出现的时间可通过预测进行一定的防御。创新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新组合与经济发展较为密切，新组合的出现使其与旧生产要素在市场上得以共存，有利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不过，如果新组合的使用范围不断扩散，必然动摇旧生产要素的市场地位，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出现萧条的情况。政治性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出现循环往复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不同时期内的决策内容。

2.内因论：经济周期来源于经济体系的内容结构，其包括收入、资金、成本以及投资等多方面内容。纯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供应情况以及货币的流通形式对名义上的国民收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所呈现的波动情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银行系统内部存在交替性扩张或紧缩的状态，其中短期利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其中的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经济之所以出现衰退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消费品需求所带来的问题，无法与时代相互作用，进而造成我国经济发生问题。

3.综合论：经济周期的出现，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是由诸多因素而形成的，各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构架形式。根据经济周期存在的主次作用来划分，可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分为基本因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基本因素是指经济周期形成时所具备的根本性的条件和作用。而影响因素则是指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用和条件。基本因素在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其他的形成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又可称为国外贸易或者进出口贸易，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根据自身条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可分为进口和出口两部分，从而实现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增强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共处。对外贸易周期则是指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化，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对外贸易活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我国资源的协调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运用，进一步节约社会上的劳动成本，提高我国的经济收益，借鉴国外一些优秀的技术成果，将其进入到我国现代化发展之中，增强我国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实力。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为应对国外局势而展开的项目内容，可极大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和总体水平，是促进我国各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

1.中国经济周期与进口周期

经济增长速度情况与实际的对外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经济呈现着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状态，那么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越加紧密，与之相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会逐渐减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口发展情况与GDP实际增长情况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当GDP出现上升的情况时，进口增长率也会随之发生一定的上升，比如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呈现着紧缩的发展趋势，1990年进入到第二次低潮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仅有3.8%，而在这同一时期，进口贸易情况也大幅度下滑，出现了负值的现象，为-9.8%，由此数据分析可得知因为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使得我国与外国进行进口贸易时会随着经济增长情况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造成进口贸易出现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形势之下。

对于经济周期的实际波长，可按照波谷的形式对其进行较为准确地描述，通过波谷计算周期的波长，并根据时间安排进行详细划分，结果清晰可见。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1982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为1982年到1990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为1990年到1998年，第三个经济周期为1998年到2009年。从这段时间可以得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经济贸易周期，每段贸易周期的平均时间长度为9年，这段时间属于一个阶段的经济贸易周期情况。到2010年，将开始下一阶段的经济贸易活动。

2.对外贸易进口情况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的不一致性

虽然经济增长率与进口贸易情况二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部分时间之内，二者却存在不一致，具体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进口对外贸易所呈现的波峰和波谷有时会滞后或者超前于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发展速度；其二是在经济增长率还没出现波峰的情况时，已经存在一些年份的进口对外贸易发展到极致的现象。

对于上述所产生的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由于不同国家自身实际因素导致与实际预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因素是随经济发展而延伸出来的主要因素，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比如，2000年和2003年这两年之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与此同一年份，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却创下历史新高，分别到达了35.8%和39.9%。

199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波谷时期，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渐恢复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走向下一环节的经济周期扩张计划，另外，我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互配合的是我国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极大提高的未来，我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水平得以空前提高可以说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实际情况表明，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想的那样，甚至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进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与2001年相比，下降到了8.2%。直至2002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逐渐恢复，进入较为繁荣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年增长率为20%的较高记录。进口贸易增长率往往在有时会与经济周期发生一定的误差，会在经济周期达到高度时期产生一定的延迟，在还没出现最高点时就会出现进口贸易的巅峰阶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情况决定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活动，是我国进行国外交流的关键，为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水平，必须加大力度发挥我国的有利因素，创造有效的发展对策，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为我国未来的经济进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郎丽华，张连城.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1：24-30.

[2]张金艳.中国对外贸易周期波动分析[D].河北工业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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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11)10-0041-06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一、相关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信贷周期理论的探讨，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三个角度：一是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从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角度阐述了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二是从银行信贷行为的角度，认为银行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顺周期性，从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三是从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角度考察。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信贷周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其中伯南克(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最为著名。

(一)基于信息经济学的信贷周期理论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微观金融领域中的运用，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有了微观上的理论基础。信息经济学认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存在差异，信贷市场具有其特殊性。Jaffeeand Russell(1976)、Stiglitz and Weiss(1981)以及Wil-liamson(1986)证明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或监督成本的存在，信贷配给是与银行理相一致的长期均衡现象，银行贷款利率相对于市场利率具有黏性，并描述了均衡信贷配给存在的充分条件和均衡利率的特征。在此微观基础上，Bernanke和Blinder(1988)、Bernanke和Gertler(1989)建立了关于信贷市场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即CC-LM模型和金融加速器模型。

1　均衡信贷配给理论(Equilibrium RationingTheory)。Stiglitz和Weiss(1981)年提出“均衡信贷配给论”。他们认为，当利率上升时，那些不愿意承担较高借款成本的较为可靠的借款者就会削减他们的借款数额。而那些在较高利率水平仍然愿意借款的公司，资信情况不佳，对银行来说具有更大的风险，因此银行要对后者限制信贷规模。这一观点从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克服了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为与信用配额行为的矛盾。通过信贷配给，货币政策可通过信息不完全的信贷市场而不是货币渠道所需要的完全竞争和信息对称的货币、资本市场进行传导。

2　银行贷款渠道(Bank Lending Theory)。银行贷款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银行体系的中介功能在于将流动性需求较高的个人、家庭的存款转化为相对流动性较差的企业的贷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资金的融通和配置。负面冲击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由此造成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银行可贷资金减少，融资渠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进一步放大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形成经济周期加速、增强的传导机制。这种通过银行中介传导冲击的渠道就是所谓的“银行信贷渠道”。

3　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其主要含义是：当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时，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将降低，对其投资支出产生放大效应。Bernanke和Gertler(1995)进一步提出了外部融资升水(External Finance Premium)的概念和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并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当企业遭受冲击，其资产负债状况随外部融资的升水程度发生改变时，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都会发生变化，投资的改变会进一步引起下一期产量的变化，从而造成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作用机制。Bem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6，1999)将外部融资升水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分别融入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即所谓BGG模型)，进一步将资产负债表渠道大致概括为企业层面(包括银行与非银行)的投资支出效应和家庭层面的消费支出效应。在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作用下，信贷渠道可以传导并放大原来货币政策的效应，严格证明了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对于金融加速器的这个基本分析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但都没有影响到原有定性分析的结果。

(二)基于银行信贷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　信息不完全时信贷波动的合理解释。许多监管实践发现，银行的许多信贷决策错误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而不是衰退中间发生的。一方面，在景气时期银行对于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偿债能力往往过于乐观，导致信贷政策放宽、信贷标准降低，于是许多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并在到期后出现违约和不良贷款现象，此称为一类错误信贷政策(Type 1 Lending Policy Errors)；另一方面在衰退时期，银行不良资产趋于增加，信贷政策趋于保守，使得许多正净现值的项目被拒贷，犯了二类错误信贷政策((Type 2 Lending Policy Errors)。许多研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代表性理论有：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羊群行为等。

2　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近年来，很多经济现象及研究都表明商业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带有明显的顺周期(Procyclicality)，Katalin Mero(2002)指出，这种顺周期特性源自贷款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商业银行在经济开始出现疲软的时候由于更多地考虑到信用贷款的偿付可能，更加倾向于紧缩其信贷规模，使得那些没有风险、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规模，从而可能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紧缩，并转化为通货紧缩。因此，银行信贷政策的态度在本质上有助于加强经济波动，因而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

3　银行间的竞争加剧了信贷周期。主要结论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银行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不同，信贷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同，造成在衰退时期银行信贷标准较高，而繁荣时期标准放宽。

(三)银行业风险管理对信贷周期的影响

1　银行的信用风险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的，一方面，企业违约率随经济周期逆向而动；另一方面，抵押品价值与经济周期平行，这样银行信用风险与经济周期存在依存关系。

2　风险监控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对于银行来说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是两种吸收损失的方法。资本金要求和贷款损失拨备是两个最重要的审慎管理工具，但是资本监管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贷紧缩，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Michele Cavallo和Giovanni Majnoni(2001)指出，银行资本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以风险为基础的

银行资本监管造成的；二是由于缺乏对银行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的基于风险的监管，银行资本的不足很大程度是计提贷款损失拨备不足。

二、焦作市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分析

焦作市位于中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农业基础条件较好，煤资源丰富，工业发展较快。近年来，焦作市经济逐步转型，由资源型城市转向多方面发展的综合型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和生产规模得到较大发展，基本形成了以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食品、轻工、纺织、医药为主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焦作市金融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发展迅猛，也有力地支持了焦作地方经济增长。

(一)近十年来焦作市信贷基本情况

选取近十年焦作市贷款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十年间，焦作市贷款增长的特点，一方面是，焦作市贷款增长迅速。2000年元月份，焦作市贷款余额为147.83亿元，到2011年6月份，贷款余额达到536.53亿元，是2000年的3.63倍。忽略期间贷款剥离情况，十年贷款增长257.26％。另一方面，贷款增长速度基本平稳，呈逐年稳步增长趋势。期间，2003、2004、2006、2009年贷款增长速度较高，同比增速分别为20.00％、18.61％、19.10％、18.28％。其余年份增速基本维持在10％以内。

期间经济增长情况为：2000年焦作市地区总产值为219.7亿元，到2010年为1247.6亿元，是2000年的5.1倍，十年期间增长了467.9％。与经济增长情况相比，焦作市信贷增速落后于经济增速。参考同期全国和河南省的贷款增长情况。近十年间，全国贷款余额由2000年的99371.1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479195.6亿元，增长了382.23％；河南省2000年贷款余额为的4356.94亿元，2010年为15871.32亿元，增长了264.28％。相比较，焦作市贷款增长落后于全国水平，稍低于河南省增长水平。

(二)焦作市信贷增长波动的周期情况

为了详细了解焦作市近十年信贷增长基本波动情况，选取十年来焦作市贷款月度同比增长速度的时间序列数据作图。可以看出，焦作市信贷增速波动较大，增长具有明显的波段性。焦作作为地市级城市，信贷增长可能受主观、临时性因素等影响较大，增长波动或被放大。几个较明显的波段为：

1　2000-2004年9月。2000-2002年1月，低速增长，增速基本维持在7％以下。2002年2月-2004年11月，增速逐步回升，到2003年6月，增速达到本阶段最高21.46％。2003年7月-2004年6月，贷款增速逐步收缩，到2004年6月达到本阶段最低增速10.53％。2004年7月-2004年11月，增速逐步回升。

2　2004年12月-2007年2月。2004年-2005年9月，增速收缩，到2005年9月增速下降到最低5.63％，2005年10月-2007年2月，增速逐步回升，到2007年2月增速达到最高24.29％。

3　2007年3月-2009年11月。2007年3月-2008年11月，贷款增速逐步收缩，到2008年11月达到本轮最低增速4.3％。2008年12月-2009年11月，增速逐步回升，最高2009年11月达到本轮最高21.94％。本轮波段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继而波及全球，延伸至实体经济。焦作市2008年11月，贷款增速下降到最低点4.3％，主要是受金融危机波及，导致地方实体经济疲软，进而影响贷款投放。2009年，国家实施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一些大项目逐步上马，带动信贷增速逐步回升，同时，随着信贷投放力度的增大，焦作市经济增长也开始回升。

4　2009年12月-2011年5月。本轮是一个不太明显的小波段，2009年12月-2010年11月，增速又开始逐步收缩，但降幅较小，最小为2010年11月增速为11.59％。到2011年增速又开始逐步回升。本轮信贷增长表现出的周期性，主要是受宏观调控及临时性因素扰动造成的。

(三)经济波动情况

由于地区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不可得，选取近十年经济增长年度数据作图。从图3可以看出，焦作市经济增长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但波动相对平缓，表现出周期性，基本上是一个波动周期。

1　2000-2004年，经济扩张期。在此五年期间，经济增速逐步提高，2004年为经济扩张的顶点，增速为20.1％。

2　2004-2009年，经济开始衰退，增速逐步降低，到2009年到谷底，增速为11.3％。

3　2009年至今，经济开始复苏，增速进入回升通道。

比较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由于焦作市信贷增长波动较大，2005年由于临时性因素造成贷款增速较低。忽略临时因素造成的大幅度波动，可以看出焦作市信贷增长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但信贷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将近一年。焦作市作为中原地区中小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经济总量中工业增加值占绝对多数。因此，地区经济的增长对信贷投入依赖较大，可能是信贷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的原因。

(四)与河南省、全国周期情况比较

由于焦作市信贷增长随机扰动因素较大，冲淡了信贷增长的顺周期性。为了印证信贷增长的顺周期性，现比较河南省和全国信贷与经济增长情况。可以看出：

1　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和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一致，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2004年以前，信贷与经济的顺周期性比较明显，但2005年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增速明显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2005年工行、中行等由于股份制改革，剥离了大量不良贷款，造成当年贷款增速不可比。如果还原剥离的贷款余额，当年贷款应该正常增长，2005年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那么，2005年至2007年河南省和全国贷款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的轨迹基本一致，处于逐步上升的阶段。2007年至2009年，经济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河南省和全国都处于收缩阶段，直到2010年增速企稳回升，但此时，信贷增速大幅增长，主要是国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克服了信贷增长的顺周期性，避免了信贷萎缩加速经济的增长萎缩。此时的特点，焦作市与河南省和全国保持了一致性。

2　贷款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1999年，河南省和全国经济增长到达了收缩的谷底，而贷款增长到2000年才达到本阶段的低点。同样，在2007年全国经济增长扩张到顶点时，信贷增长到2009年才扩张到本轮顶点。

由于全国和河南省数据更具有代表性，而且河南省和全国信贷的顺周期性基本一致，且具有滞后

性，印证了近代信贷周期的经典理论。但焦作市信贷周期表现出的个性特点，也不容忽视，这与现代金融体系、地域经济等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都实行了信贷审批权限的集中上收，中小城市的信贷投放的自限减小，这样一来，中小城市贷款投放的偶然因素增大，不能以自身经济情况的变化，适度增加或减少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焦作市作为地市级城市，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行为容易受地方政府影响，政府为了保障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要求金融机构多投放贷款，以投资的增长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会直接造成经济增长对信贷增长的依赖增大，信贷增长的波动，更容易在经济增长中表现出来，使经济周期滞后于信贷周期。同时，焦作市作为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投资项目的建立以及后续投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所以经济增长对信贷投入的相关性更高，也是造成信贷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的原因之一。鉴于焦作市信贷增长顺周期性的特点，地方监管机构更应引导银行稳定信贷投放行为，防止在繁荣时期信贷的过分扩张，造成经济增长的加速波动，也抑制在经济疲软时期银行信贷的过度谨慎，给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三、信贷增长周期性的主要成因

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表现出的顺周期行为，主要是在经济处于上升和繁荣阶段，商业银行倾向于降低资本充足率，放松信贷条件，以便于发放更多的贷款；而在经济下降和衰退期，商业银行倾向于提升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信贷条件和收缩信贷。信贷的顺周期性，既由商业银行贷款行为的内生原因造成，也与外部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其他因素有关。

(一)信贷周期的内生性。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行为的内生性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银行信贷中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由于不对称，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那些风险可控、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从而造成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在经济处于上行期时，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更乐意发放贷款，对抵押品的要求也会放松，信贷评审标准也有所降低，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宽松的信贷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升温。

2　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在经济上行期，商业银行对融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收入补偿能力过于乐观，使得一些风险较大、收益相对较小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这些贷款往往会造成经济衰退时期的风险暴露和贷款损失增加。与此相反，在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对融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收入补偿能力容易过于悲观，使得一些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导致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更大。

3　贷款价格的变化。在经济高涨时期，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降低贷款价格来维持或增加市场份额，导致银行在经济上升时期放宽贷款条件，贷款风险溢价减少和抵押评估品不严格，这时所形成的信贷资产在整个存续期内的平均RAROC偏低。客户平均质量下降，这样，当经济衰退时，相对低质量的客户，违约风险相继暴露，为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银行不得不紧缩信贷。此外，当经济衰退使银行的索取权受损时，银行可能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导致银行资产的潜在风险更大。

(二)信贷顺周期性的外生性原因。外生性因素对银行信贷顺周期行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1　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可能加剧银行的顺周期行为。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很多学者、实务界人士以及监管官员都对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其中，资本充足监管对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影响是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充足监管确实存在着刺激银行信贷顺周期而行的效果。这种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银行资产质量具有顺经济周期的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客户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明显上升，导致银行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机构对客户的评级降低，而且，担保物的价值下跌，这些都会加剧银行信贷的萎缩。(2)从银行的盈利能力来看，在经济萧条期，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偿付能力下降，银行面临贷款损失的可能性增加，资本受到侵蚀，银行盈利能力下降，并引发信贷评审条件的从紧，进而导致信贷萎缩。(3)在经济衰退期，整体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金融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下降，商业银行从外部筹集资本的成本上升，能力下降。(4)当经济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时，处于信息优势的大银行会率先通过注入货币资本或降低风险资产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将引起其他小银行的竞相模仿，从而导致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变化，杠杆率下降。因此，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的监管会强化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特征，放大经济冲击，加剧金融脆弱，甚至触发金融危机。

2　贷款损失拨备的影响。贷款损失拨备具有补充银行资本的特性，其计提充分与否，直接影响银行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进而影响银行的放贷行为。在经济高涨期，贷款违约率下降，银行会相应减少计提的拨备，表现出更高的利润水平，分配更多的利润，并进一步提高放贷的积极性。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需要计提更高的拨备，财务状况恶化，放款能力降低，使经济萧条更加严重。

3　公允价值的影响。采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过于强调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这会强化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在经济衰退期，面对急剧下跌的资产价格，公允价值法要求将资产价格下降的影响及时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会对银行的资本和资产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资产价格的下降会导致银行资本价值的减值，资本充足水平下降，为维持一定的资本充足水平，商业银行不得不调整资产结构，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资产价格的下降将导致担保物的价值下跌使贷款损失准备和资本水平提高。两方面的效果都会导致银行信贷的紧缩。

四、结论和建议

经过前文理论和实际分析，发现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近年来在理论上和实证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引证，无论是全国、河南省，还是焦作市的信贷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亲经济周期”效应，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可能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反过来，经济增长波动也会影响信贷增长的稳定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会扩大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程度，并造成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

这些结论带来诸多启示，虽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大规模投放对宏观经济的企稳回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信贷资金的大规模投放会形成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造成两难。所以在长期内，必须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维持银行信贷稳步健康增长，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要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防止银行贷款“一哄而上”或“一哄

而下”，确保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增强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后危机时代继续施行逆经济周期的监管政策对于加快经济复苏步伐至关重要，即在经济上升期，应坚持更加审慎的监管标准，包括资本充足、流动性管理等；在经济下行期，应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实践中逆周期银行监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资本监管，提高资本质量

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的基石，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资本质量监管，明晰资本监管规则。一是严格资本比例要求。在资本比例上，可以适当提高核心资本要求，限制附属资本和次级债务的比例，并要求商业银行通过次级债等附属资本弥补资本时，必须相应补充核心资本，从而提高银行资本抵御风险能力。二是细化风险系数。对于房地产等周期性高度敏感和宏观调控重点关注的行业，可以单独设定风险权重，从监管导向上促进银行信贷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善。三是明确干预措施。明确基于规则的立即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监管机构必须立即、自动采取相应的具体干预和处罚措施，防止监管宽容和政治干预。

(二)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压力测试

一是推广压力测试。要推广压力测试的运用，使压力测试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日常的风险管理、评估和预警的工具，而不是应急应景之举。二是扩大压力测试范围。要逐步扩大压力测试的范围，在积极探索宏观压力测试的同时，加强对房地产贷款、资本充足率和创新产品的压力测试。三是设定压力测试场景。要正确设定压力测试场景，不能基于温和甚至是错误的假设，比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没有一家银行压力测试过银行间或商业票据市场全部冻结这一极端情况。四是实行逆周期的动态拨备制度。银行应在经济繁荣期多提拨备，在经济萧条期少提拨备。动态拨备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这不仅有助于为过热的经济降温，还可以在经济低迷时提供不时之需，促进经济快速复苏，从而降低周期波动的破坏性。五是减少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亲周期性。因此，监管部门应鼓励银行独立判断风险，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在需要使用外部评级时，应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同时，银行应高度重视内部评级法的运用，并改进内部评级法中的风险估计模型，适时采用跨周期风险评级法取代实时风险评级法，并使用压力测试方法检验资本水平是否满足经济下行期的需要。

(三)控制信贷杠杆，防止金融风险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较多，并且已有存贷比等控制工具，再使用总资产／总资本等监管工具意义已不大，关键是要控制实体部门的信贷杠杆。一是要控制房地产相关经济主体的信贷杠杆，严格落实贷款成数、收入比等监管要求，这既能有效防范贷款风险，又能防止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二是要控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杠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透明度较低，信贷杠杆往往不易控制，容易造成风险，需要在实践中严格把握。

(四)加强机制建设，提高监管透明度

我国监管独立性和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实践中还受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商业银行游说导致的监管宽容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在实践中，可以考虑建立社会公众咨询委员会。目前银监会已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随着社会对银行关注度的增加，可以通过设立社会公众咨询委员会等形式，扩大社会公众对监管的参与度，防止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监管的独立性，还有助于监管决策的民主化。同时，建立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机制。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应开发逆周期乘数，通过运用逆周期乘数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调整，降低逆周期信贷这类极端情况的发生，从而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

参考文献：

[1]孙天琪，张观华.银行资本，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08.

[2]谢平，廖强.西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述评[J].金融研究,1997.

篇（6）

［中图分类号］ F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61―05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xport and economic cycle using HodrickPrescott fil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cycle of China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1978 to 2008. By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method research contribution of investment, urban consumption, rural consumption 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or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tput elasticity of investment, exports, rural consumption has rising trend; output elasticity of urban consumption 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rise firstly then declin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economic growth has declining trend. The shortage of rural resident consumption demand and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ict th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for us to expand rural resident consumption demand and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xport; economic growth；partial least squares

一 引 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存在一个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演变过程，整个演变过程类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曲线（或称为“倒U”型曲线）；消费率演变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倒马鞍型”曲线（也称为“U”型线）。投资率和消费率这一演变进程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所引起的。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倒U”型曲线和“U”型线，说明我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一面。我国资本形成率由1978年38.2％上升到2008年的43.5％，最终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48.6％，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32.7％。我国这种“轻消费”和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现象，不仅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符，同时也危及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

（一）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邓彦（2006）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我国1988－200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净额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而说明“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得出消费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的主要结论［1］。许永兵（2006）通过数学模型验证了三大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三大需求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均呈正向密切相关关系，投资和消费都增加1%，则GDP分别增加0.265%和0.755%，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2］。贺铿（2006）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国际比较中探寻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合理比例，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对我国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及不良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现实途径［4］。吴先满、蔡笑、徐春铭（2007）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横向和纵向比较，认为2001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趋于弱化的局面不断加剧。在借鉴国外增强消费拉动力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政策建议［5］。徐振斌（2007）提出了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总体设想［6］。姜涛、臧旭恒（2008）以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78-2006年最终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和GDP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居民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且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7］。王宇新、王立平（2008）利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对中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而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8］。赵振全,袁锐（2009）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探讨了合理消费率与投资率，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今后经济运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9］。

（二）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的文献不多）。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可变参数模型、联立方程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极值边界分析模型测度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有关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研究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时，要么研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么研究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不多；2.在研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将居民消费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文献也不是很多。3.在研究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大多以时间序列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序列中进行分解出周期变动来研究投资、消费、出口的周期变动与经济增长周期变动之间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4.在实证研究方面，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所以在计量分析中采用科学的方法尤其重要。目前大多数的计量模型采用传统回归分析，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测度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献也不是很多。因此，本文主要利用H-P滤波法来研究投资、消费、出口的周期变动与经济增长周期变动之间关系，然后，将最终消费分解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研究投资、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我国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描述统计分析

（一）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我国1978－2008年的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和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86，最终消费率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4，说明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资本形成率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6，说明资本形成率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投资需求的扩大，带动了出口需求，形成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但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

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得到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因果关系（见表1）。

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终消费率是引起资本形成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资本形成率是引起最终消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互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出口占GDP的比重与资本形成率互为因果关系，最终消费率与出口占GDP的比重互为因果关系。正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为了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尽可能快速地实现由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同时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现为通过对投资和出口产生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

（三）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分析

以1978~2008年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来分析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有潜力的因素，实证分析也证明，1978~2006年期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于投资和出口较强。但是我国最终消费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应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逐步显效，消费需求低迷的状况有所好转，但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对经济运行的调节能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如何从最终需求入手，通过适度刺激消费，合理引导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持久活力，改善严重失衡的供求结构，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互动，己成为经济运行中需要研究的一个紧迫课题。

利用ADF检验法对1978~2008年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六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根据表2的结果可知我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六个序列都是平稳的随机过程，这说明1978~2008间我国经济增长基本是平稳的。在绝大多数年份，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投资增长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001年后，这种贡献结构的稳定性被打破，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反转和波动。同时发现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与投资和消费相比稍显偏大，说明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风险，是不可持续的增长。以上分析发现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规律性不是很明显，因此，下面利用H-P滤波法分析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及其相互关系。

三 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

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我们在分析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及其相互关系时，将资本形成总额代替投资变量，将最终消费分解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以1978~2008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X1）、城镇居民消费（X2）、农村居民消费（X3）、政府消费（X4）和出口（X5）为样本，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然后，利用H-P滤波法对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变量X1、X2、X3、X4、X5、Y进行分解，分别得到变量的周期变动序列CX1、CX2、CX3、CX4、CX5、CY（见图1）。

图1 变量的周期变动序列

（二）投资、消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分析

根据图1中变量CY的波动规律，在1978~200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大致分为3个周期，1978~1988年为第一个周期，1989~1996年为第二个周期，1997~2008年为第三个周期。变量CX1的波动规律基本上和CY的波动规律相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这说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主要由投资波动引起的。变量CX5和CY的相关系数为0.58，但将变量CX5滞后一期得到CX5（－1），再计算CX5（－1）与CY的相关系数为0.88，说明我国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产生了明显的滞后效应。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来说，消费波动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小，CX2、CX3、CX4和CY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2、0.39、0.30，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更小。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风险，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只有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四 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分析

（一）样本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我们选择1978－2008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X1）、城镇居民消费（X2）、农村居民消费（X3）、政府消费（X4）、出口（X5）、产业结构指标（X6）为样本，利用GDP平减指数对Y、X1、X2、X3、X4、X5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并取自然对数分别得到序列LY、LX1、LX2、LX3、LX4、LX5。然后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

根据表3中的数据可知投资（LX1）、城镇居民消费（LX2）、农村居民消费（LX3）、政府消费（LX4）、出口（LX5）、产业结构指标（X6）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LY）为因变量，投资（LX1）、城镇居民消费（LX2）、农村居民消费（LX3）、政府消费（LX4）、出口（LX5）、产业结构指标（X6）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必将使得模型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偏最小二乘法（PLS）可以有效地克服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测度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

根据经济周期分析，在1978~200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大致分为3个周期，1978~1988年为第一个周期，1989~1996年为第二个周期，1997~2008年为第三个周期。因此在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时，将1978－2008年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X1）、城镇居民消费（X2）、农村居民消费（X3）、政府消费（X4）、出口（X5）、产业结构指标（X6）为样本，分为三个子样本，子样本一为1978~1988年的数据；子样本二为1989~1996年的数据；子样本三为1997~2008年的数据。

（二）结果分析

1.偏最小二乘分析

本文利用软件SIMCA－P实现偏最小二乘法,分别给出三个周期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Y与6个变量投资的自然对数（LX1）、城镇居民消费的自然对数（LX2）、农村居民消费的自然对数（LX3）、政府消费的自然对数（LX4）、出口的自然对数（LX5）、产业结构指标（X6）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第一个周期（1978－1988年）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见式1）：

LY＾t=0.1714LX1t+0.1732LX2t+0.1722LX3t+0.1720LX4t+0.1724LX5t+0.158X6t（式1）

根据（式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最大为0.1732，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714，排在最后一位，这正好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消费率较高，而投资率较低这一事实相吻合；出口的产出弹性为0.1724，排在第二位。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0.158，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0.158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在第一个周期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来拉动。

第二个周期（1989－1996年）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见式2）：

LY＾t=0.208LX1t+0.211LX2t+0.192LX3t+0.206LX4t+0.198LX5t+0.053X6t（式2）

根据（式2）可知，在第二个周期投资、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的产出弹性都有所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最大为0.211，但第二个周期中投资的产出弹性由第一个周期的最后一位上升到第二位为0.208，出口的产出弹性由第一个周期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四位，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由第一个周期的第三位下降到最后一位。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有所下降，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只增加0.053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在第二个周期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和投资拉动。

第三个周期（1997－2008年）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见式3）：

LY＾t=0.249LX1t+0.190LX2t+0.204LX3t+0.173LX4t+0.247LX5t－0.065X6t（式3）

根据（式3）可知，在第三个周期中，投资、出口、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与第二个周期相比有所提高，投资的产出弹性上升到第一位为0.249，出口的产出弹性上升到第二位为0.247，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上升到第三位为0.204，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有所下降，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下降到最后一位为0.173。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前两个周期正的影响转为负的影响。但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整体效应来看，消费的整体效应超过了投资和出口。因此，扩大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从以上三个周期的分析中发现，投资、出口、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有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先上升后下降，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可见，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和调整产业结构已成当务之急。

五 实现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

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先上升后下降，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出弹性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在稳定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同时，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重中之重。

1.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目前城镇消费信贷业务发展速度远远高出农村消费贷款业务的发展速度，且农村消费贷款品种单一、结构失衡明显。因此，可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对消费信贷业务的宣传。以带动农民增强消费信贷意识。(2)开发具有农村特点的消费信贷品种。农机具、家电、就学、医疗、住房是农村居民较大的支出项目，也是农村居民消费贷款的主要需求，金融机构可以发展与此相关的消费信贷业务。(3)改革消费信贷管理制度。发展消费信贷营销网络，最大限度地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

2.增加政府投入。首先确保扶持三农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减轻农民负担；其次，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农村消费市场设施和商业网点建设，拓宽消费品进入农村的渠道，改善农村消费条件。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等农村社保体系,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社保问题；要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缓解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4.规范和整顿农村市场秩序。首先严厉打击农村市场制假售假、价格欺诈行为；其次，鼓励企业有针对地开发、生产适应农村各类需求的、物美价廉的产品。

（二）调整产业结构

由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怎样调整产业结构呢？首先理解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联系。产业结构建立在消费结构基础之上，消费结构是影响产业结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必将逐步升级，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改进消费品的供给，培育不同消费群体，满足市场需求是当务之急。目前的市场出现消费不足，不仅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必须在供给和需求的结合上采取措施。因此,要发挥流通的先导作用，及时反馈市场需求信息，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特别要注重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新产品，满足消费的个性化需求。

（三）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由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在提高我国出口规模时,必须提高出口层次和水平。首先，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和加工深度,不断扩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通过技贸结合,提高外贸发展的科技含量,促使外贸出口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其次，实施名牌战略。外贸企业要强化品牌意识，培植骨干出口商品，提高主营商品在主营市场的占有率；要注重产品开发和设计，增强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等等。

（四）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在增加我国投资规模时，还要考虑投资结构的优化。首先，降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的行业投资与建设，积极推进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加强对新农村建设、文教卫生、服务业等薄弱环节的引导力度，从而达到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 邓彦.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1-15.

［2］ 许永兵.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6(5):5-8.

［3］ 贺铿.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5):3-10.

［4］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J］.统计研究,2007(7):3-12.

［5］ 吴先满,蔡笑,徐春铭.中外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3):119-122.

［6］ 徐振斌.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J］.宏观经济管理,2007(4):48-51.

［7］ 姜涛,臧旭恒.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管理现代化,2008(5):49-51.

［8］ 王宇新,王立平.中国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EBA模型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1):38-41.

［9］ 赵振全,袁锐.消费与投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48-54.

篇（7）

一、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相关研究概述

1、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研究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主要是货币的扰动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生产率的冲击，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则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只是由单一某种因素来决定，他们往往在同一周期模型中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2、周期波动的测量

无论是哪种经济周期理论，都离不开对经济变量周期波动形态的具体测量。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无法被直接观测，其信息只能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图中粗略地看出。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测量经济周期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周期指标法，或者称为景气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组能够反映和标志周期波动的代表性指标并加以适当分类，然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类指标合成为若干综合指数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周期。由于本文只分析FDI这一个指标，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第二种是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YCt。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YTt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二、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1987年至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为促进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北京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增长的特点对于北京制定和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北京的这个增长过程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从图1中可以大致看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0年至1994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高达59.6%，是中国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4.3%，是FDI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犹豫徘徊期；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19.8%，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稳定增长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三、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1、周期波动的HP滤波结果

HodrickandPrescott(1980)首次使用H-P滤波法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主要原理就是使下式最小化（见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求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项结果分别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过HP滤波进行趋势分解以后的数据表如下：

2、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结合图2和表1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看出，在1987－2005年的19年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半的周期波动过程，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为5－7年。

第一个周期，从1987年至1993年持续7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88年，达到34403万美元；波谷在1992年，低至-38427.9万美元。这一轮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时期是一个相对缓慢下降的过程。

第二个周期，从1994年至1998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94年，达到36235.5万美元；波谷在1997年，低至-1643.4万美元。这个周期的特征是波动幅度不大，波幅很窄。

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至2003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2000年，达到35771.2万美元；波谷在2002年，低至-64525.4万美元。

第四个周期只出现了一半，从2004年开始至今，可以预测其波峰将出现在2005年或者是2006年。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与北京乃至全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波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加速期。这是导致在1994年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快速达到波峰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以及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到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这是导致1994年到1997年间外国直接投资逐步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的主要原因。

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0年，中国经济逐步开始回升，这是影响2000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波峰的主要原因。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入世之初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造成了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低迷。随着对中国市场信心的不断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又开始逐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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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 1953 —1957年 ,1958 —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 —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着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 1978 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1978 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 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着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着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

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 (1994) 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着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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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主要是货币的扰动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生产率的冲击，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则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只是由单一某种因素来决定，他们往往在同一周期模型中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2、周期波动的测量

无论是哪种经济周期理论，都离不开对经济变量周期波动形态的具体测量。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无法被直接观测，其信息只能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图中粗略地看出。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测量经济周期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周期指标法，或者称为景气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组能够反映和标志周期波动的代表性指标并加以适当分类，然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类指标合成为若干综合指数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周期。由于本文只分析FDI这一个指标，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第二种是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YCt.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YTt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二、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1987年至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为促进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北京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增长的特点对于北京制定和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北京的这个增长过程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从图1中可以大致看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0年至1994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高达59.6%,是中国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4.3%,是FDI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犹豫徘徊期；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19.8%,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稳定增长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三、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1、周期波动的HP滤波结果

HodrickandPrescott（1980）首次使用H-P滤波法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主要原理就是使下式最小化（见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求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项结果分别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过HP滤波进行趋势分解以后的数据表如下：

2、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结合图2和表1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看出，在1987-2005年的19年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半的周期波动过程，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为5-7年。

第一个周期，从1987年至1993年持续7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88年，达到34403万美元；波谷在1992年，低至-38427.9万美元。这一轮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时期是一个相对缓慢下降的过程。

第二个周期，从1994年至1998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94年，达到36235.5万美元；波谷在1997年，低至-1643.4万美元。这个周期的特征是波动幅度不大，波幅很窄。

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至2003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2000年，达到35771.2万美元；波谷在2002年，低至-64525.4万美元。

第四个周期只出现了一半，从2004年开始至今，可以预测其波峰将出现在2005年或者是2006年。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与北京乃至全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波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加速期。这是导致在1994年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快速达到波峰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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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 and 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 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 class struggle 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 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 of specialized 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 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产业发展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

产业发展实质上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相对重要程度的改变，在4.3提出的主导产业群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稳定期，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因技术和市场优势，具有快速扩张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吸引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转换期在产业经济与经济周期里的关系很值得留意，判断产值（或GDP）能否继续增长，前提是必须确定该主导产业群是否能为未来提供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转换期后，产值就会持续下降。对此可以参考香港的实例，当香港经济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以制造事业为主要支撑经济的产业，到上世纪70到80年代转为服务为主要主导产业，从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以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显而易见，每个经济的成长与衰退期必须是受主导性产业的主宰。上世纪末，美国的资讯科技产业亦支持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

以上产业群的增长与衰退，假定对外环境没有改变，可以运用内在性经济周期理论去解释周期现象，假定产业处于上升阶段，资本家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I），必然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回报，在这情况下资本家很乐意投资或借贷投资，这时出现的情况是增加投资，减低储蓄（S）。如表1，X点与Z点是交叉点，亦是均衡点，I>S时，增加投资将有增加国民收入（Y）。Y点并非是均衡点，相反，Y点是不稳定的，由于S>I，所以Y点存在压力推向X与Z。卡列茨基亦有差不多的看法，但出发点并不在储备而在于投资决策。假设国民收入曲线为Y(t)=f[D(t-1)]，而投资决策曲线为D(t)=Φ[sY(t),K(1)]，随着投资决策的改变，而使国民收入变动，出现经济周期，如图2所示。

当某主导产业群到达一个中成熟期或已经到达衰退期，资本家会把资金抽离该国，或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便会出现。并等候下一个新主导产业的来临。

主导产业群的发展带动了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出现经济增长期。同时，这个产业占用了大量资金、劳动力、资源，从而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包括新主导产业群。但是原主导产业群的发展是总有限度的，一旦市场达到或接近饱和，原主导产业群庞大的生产力就面临着产品积压的问题，出现盈利下降，投资进入将减少或停止。同时，新主导产业群的发展由扩张期进入了繁荣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就逐渐由平稳发展期进入到转换期。由于原主导产业群对其它产业的贡献下降，而新主导产业群的力量还很薄弱，整个经济出现总体衰退。产业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有独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忽略了支持国家经济是产业，而产业是实质有形体的单个企业组合而成。产业在于主导或支柱位置，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设立产业群，加大区域经济，出口竞争等。主导与支柱产业蓬来，增加劳动力，降低失业率，维持消费带动其他产业，这才是经济周期与产业经济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篇（11）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150-06收稿日期：2014-03-07

一、 文献综述

关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较早分析了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决定因素。1936年，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试图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解决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哈罗德、多马提出了加速原理，认为经济增加能够有效地导致投资的增加，投资是经济收入增加的引致效果。美国学者Summers （1992）通过统计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李京文（1992）通过对我国1953年～1990年间的经济情况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5.07%。胡春（2001）通过对1981年～1999年我国固定资产和经济增长之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在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偏高，并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增长。蒋晓华（2007）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用格兰杰验证了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李朝鲜（2007）通过研究也得出：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单向格兰杰关系。刘金全等（2002）通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分析得出：实际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有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在经济增长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实际GDP具有单向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在经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GDP之间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影响。陈朝旭（2005）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关系检验得出：当因果关系检验的滞后期超过1年，存在实际GDP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单向格兰杰关系。这说明经济的增长为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导致投资率的上升。何庆光（2007）通过协整分析得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 GDP就会增长0.86%。

本文用1981年～2012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样本数据，对其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总结出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效应规律。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数据分析

一般来说，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产出都是时间序列变量，如果直接用传统的经济计量研究方法（回归分析）会使得研究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伪回归），我们将在传统计量研究方法基础上对两变量之间的关系用协整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考察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的关系。下文主要探讨固定资产投资FI与GDP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

我国在 1981 年以后才进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数据统计，所以这里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期间为 1981年～2012年，此期间内我国FI（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及其增长率、FI、GDP 数据见表1所示：

对表1数据运用eviews 6.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用Y表示GDP，X表示FI，我们得到计算结果的标准格式：

yj=28292.34+1.428628xj

S=（5189.970） （0.043754）

t=（5.451350） （32.65150） R2=0.972631

F=1066.121 DW=0.312986

SE=24269.12

可以看出，FI和GDP的相关系数约为0.97，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对FI和GDP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计算两者相关系数为0.92。如此高的相关性很可能是由于时间序列的不稳定性或者高度相似

的时间趋势造成的。因此，要检验FI和GDP时间序列的稳定性。

（二）平稳检验

一般来说，对两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检验两者的平稳性，如果不平稳或者不是同阶单整的就不能进行协整性分析。在稳定性检验之前先绘制Fl和GDP 的时间趋势图，如图1所示：

图1 1981年～2012年中国FI与GDP时间序列对比图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FI和GDP 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应该是不平稳的，需要对两者的一阶差分进行稳定性检验。运用Eviews 6.0 对数据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对FI、GDP进行ADF检验，可以看出在水平情况下和一阶差分情况下是不平稳的，但在二阶差分情况下，LnFI检验的tstatistic的值为-6.090382，小于5%level下的-2.967767，LnGDP检验的tstatistic的值为-5.685360，小于5%level下的-2.967767，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所以两个变量是二阶单型。由于原序列是二阶单型的，不能对原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只能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协整检验，来研究GDP和FI的增量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分析主要是对离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离差平稳，那么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平稳，则不存在长期均衡。

用OLS估计回归模型：LnGDPt=a0+a1LnFIt+ut，从而得出残差序列E。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OLS模型。

LnGDPt=2.841353+0.816033LnFIt

t=（23.15845）（66.79762）

R2=0.993321 F=4461.922 DW=0.339057

计算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值，并对残差序列E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检验的结论。LnGDPt与LnFIt是（1，1）阶协整。说明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回归方程回归系数看出，LnFIt对LnGDPt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四）误差修正模型

上面协整检验的分析表明，残差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协整关系，LnGDPt和LnFI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则是为了分析LnGDPt和LnFIt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误差修正项用ECMt-1来表示，以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Et为基础。接下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LnGDP=34286.50+1.377882LnFI +1.165785

t=（6.618542）（31.89722）（2.370363）

R2=0.978643 F=595.7103 DW=0.169022

说明从短期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FI对GDP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效果并不能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因而有一个滞后的过程。接下来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来进一步证明。

（五）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于滞后期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对确定滞后阶数的信息准则进行分析，得出最佳滞后阶数等于2。利用Eviws6.0，对变量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

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国民生产总值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从长期来看，固定资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与上面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六）FI 对 GDP 增长的拉动率分析

投资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当前固定资本形成年度实际增量/当年GDP实际增量）×100%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率=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GDP增长速度

计算结果用表5和图2表示。

图2 1981年～2012年投资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总的来说，投资对 GDP增长都表现出较强的拉动作用，并体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1953年～1990 年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75.7%，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源泉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投入物使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投入物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我国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要素投入物使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但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量支撑，而不是投资效率。我国投资贡献率高于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追求数量扩张。

三、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波动效应

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很多，既有外生因素，又有内生因素。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需求角度看，投资、消费、出口是影响总需求的三大因素。其中，消费是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因素，出口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影响，作用相对较弱，而投资所占比例虽不是最大却具有明显的乘数放大效应。因而经济波动往往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投资是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1981年～2012年中国 FI 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周期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1981年～2012年 FI 与 GDP 增长周期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存在着3个较为明显的周期波动：第1个周期：1981年～1990年，历时10年；第2个周期：1991年～1999年，历时9年；第3个周期自2000年以来，目前历时12年。这里的周期指短周期（周期长度为两年时则将其与相邻周期合并）。其中，第1个周期中包含着两个波动，即1981年～1986年的波动与1987年～1990年的波动。1981年～2012年中，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也存在3个周期。第1个周期：1981年～1989年，历时9年；第2个周期：1990年～1999年，历时10年；第3个周期：2000年以来，目前历时12年。第1个周期包含三个相邻的小波动，分别是：1981年～1983年的波动，1984年～1987年的波动，1988年～1989年的波动。第二个周期包含着两个波动，分别是：1990年～1997年的波动，1998年～1999年的波动。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波动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呈以下特点：

（一）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 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波动来看，1981年～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三个变动周期。其中，我国经济波动和投资波动在前两个周期中仅相差一年，即经济波动的第一个周期为1981年～1990 年，投资波动的第一个周期为1981年～1989年，两者仅相差一年；经济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为1991年～1999年，投资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为1990年～1999年，两者也是仅相差一年；从目前来看，投资波动和经济波动的第三个周期完全一致，均为2000年至今。

（二）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平缓，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我们将每个周期波峰、波谷间的落差加以比较以考察波动幅度。纵向看，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1990年的第一个周期内经济波动较为频繁，包含两个波动，波动幅度是三个周期里面最高的，高达11.4%。第二、三个周期经济波动波幅降低到7.1%和1.8%，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由起落较大逐渐演变为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方面，在第一个周期（1981年～1989年间），波动比较频繁，一个周期包含着三个小波动，但波幅不大；第二个周期（1990年～1999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较为频繁，内含两个小波动，波动也较大，波幅达到59.4%。由图3可知，我国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7.2%，1993年却创下61.78%的高点，峰谷落差高达69%。在第三个波动周期，无论是投资波动频率还是波动幅度都大为将低，波幅由69%降为17.4%。横向看，三个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波幅远大于经济增长波幅，如第一周期内，经济增长波幅为11.4%，投资波幅为46%；在第二个周期，经济增长波幅为7.1%，投资波幅高达59.4%；经济增长在第三个周期的波幅仅1.8%，投资的波幅为17.4%，仍比经济增长波幅高出15个百分点。

（三）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1981年～2003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周期大致相同，但仍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滞后时间大约为一年。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7.2%），1990年投资增长率开始回升，而1990年GDP增长率达到最低（3.8%），1991年开始回升，时间比投资晚一年。1993年投资增速达到新的最高点（61.8%），1994年GDP增长率于达到最高点（14.2%）；1998年投资增速又一次达到最高点（13.89%），而GDP增长率2000年达到新的最高点（8%）；200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增长直到2003年才在GDP增长中显现出来，这些特点也基本上反映出了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导向作用。

四、结论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加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反之，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足，将制约经济的增长。首先，投资可直接形成GDP，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投资通过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再次，投资具有多级传导和扩散功能，拉动经济增长。从协整回归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不是很大，存在着滞后效应。由此在采取刺激投资的决策时应该多考虑长期投资而非短期投资，并且应该积极引导投资结构的优化，以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具有区域差异性的特点。

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时空效应的上述特征，提升以下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