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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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做好“两个环节工作”，做好社会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打击犯罪这一首要环节工作，打造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打击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的前提条件。严厉打击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严打击那些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性犯罪、“黄赌毒”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风气的案件；严肃查办职务犯罪；对发生的重大案件检察机关要主动提前介入，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协助侦查机关共同分析和解决诉讼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达到“罪当其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是做好维稳这一检察环节工作，打造廉洁的政务环境。通过认真履行批捕、等职责，积极参与严打整治活动和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始终做到严格公正执法，所办案件无一错案，办案中无任何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不断建立健全涉检工作机制，重点抓好“大一体化”接待处理工作机制，创新开展“检调对接”工作，建立有效载体，延伸检察工作服务触角，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每一个合理诉求。

做到“三个积极推进”，做好社会管理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应对社会新问题的研究工作，打造公正的司法环境。

针对辖区青少年犯罪多发的态势，认真开展“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帮教、一案一预防”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等案件办理机制，推进刑事和解、量刑建议等工作，加强了对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特殊人群的对社区矫正工作。着力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积极应对涉检网络舆情，把准民众焦点，主动回应，强化主流舆论、争取中性舆论、孤立负面舆论。

二是积极推进、全力做好涉检上访工作，打造司法的诚信环境。

妥善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以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如通过加强和规范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等，努力做到把90%以上的涉检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把90%以上的刑事申诉、刑事赔偿案件息诉在基层，上级要结果案件按期报结率达到100%，协助党委、政府对涉检无理，努力做好稳控工作。

三是积极推进法制宣传工作，打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认真开展举报宣传周和法制宣传日、宣传月等活动，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经常性的开展“走、访、送”活动，深入社区、街道，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推行“检务公开”。通过开展下访巡访、参与社区矫正、印制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固定宣传标语、举办法制讲座、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走访调研等工作方式，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服务活动，扩大平安创建宣传力度。以良好的社会形象，扎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满意度。

为更好地发挥检察职能作用，自觉践行为民宗旨，在区委、林业局及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深化对建设美丽中国、平安兴安的认识，将在三个方面着手予以保障：

一是注重司法公平，进一步贯彻严打方针，实现严格执法与民生稳定相结合。

公平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本理念。而司法是维护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继续重点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及有组织犯罪，以及“两抢一盗”等侵财性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坚决依法惩治各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同时，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过失犯，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能不捕的依法不批捕，能不诉的依法不，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的理念。

二是注重执法公正，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和查办工作，实现有效发挥自身职能与尊重人民意愿相结合。

篇（2）

一、深化认识。

篇（3）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我国通过官方阐释表达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在江苏镇江视察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思想，这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文化支撑。中国正在逐渐探索中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法治之路。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

我国在十上规划了到2020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作为法治中国内容之一的法治政府也成为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步凸显，冲突加剧，依法治国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也更加迫切。

首先，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建设法治政府，因此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政府建设的步伐。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在具体实践上依然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等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在法律执行和实施体系建设上还有所不足。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有维护法律尊严的义务，也是遵循和实施法律的主体，因此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水平，政府机构的执法质量不仅关切着社会大众的利益，也与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应高牢记依法行政的要求，带头守法、严格执法，提升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从而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

其次，我国实现小康社会、进行全面改革，需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我国目前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持续改革，同志曾在讲话中指出，任何改革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要在改革中运用法治思维，以法治促进改革。社会的改革实质是利益关系的改革，这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为此应该加强立法工作来协调利益关系，为改革的开展提供法律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便是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法治的力量更为凸显，应以法治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改革问题，并运用法治思维在社会上达成改革共识，通过法治方式来为改革营造稳定环境，最终还要通过法治规范来保护改革的成果。由此可见，法治在我国深化改革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地位之关键，建设法治政府也迫在眉睫。

最后，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目标之一便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提供了保障。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使得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上，往往政府处于优势地位，而群众处于弱势，政府为了自己的目标追求无视甚至是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这破坏了社会公平，违背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必须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和监督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行政，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制度创新的困境剖析

在确立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后，我国政府便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如改革领导体制，强化政府责任人制度，完善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府权力，促使我国政府向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具体的法治政府实践中，我国依然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创新活动超出制度边界、寻租腐败等问题，这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制度创新上还存在诸多困境。

实践中的困境。首先，政府制度创新动因的非法治化。任何事物进行改革的动力都在于能够从改革中获取自身利益。政府尽管是一个公共组织，但政府组织本身由政府工作人员等单个个体组成，因此它包含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两种形态，个体的逐利性驱使其利用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政府法治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必须消除双轨制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民争利，但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必然会触动政府人员的个人利益，这使得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其次，制度创新行动的非法治化。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法治化建设中，其往往利用制度创新的幌子而进行人治，以人治制度创新代替法治制度创新。一些政府在具体的行动上依然没有改变“官大于民”的思维，常常在政府治理中采取暴力手段来实现目的，这无疑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最后，在创新效果上也出现非法治状态。政府的制度改革往往以权力作为支撑，这造成政府权力在改革中迅速扩张，而政府法治化的出发点是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由此可见政府制度创新的初衷与最终结果很可能背道而驰，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陷入恶性循环。

体制带来的制度创新困境。在法治政府中，相关主体在制度框架下进行法治治理，而相关制度又是通过主体的执行而发挥效用。因此法治政府必须处理好制度与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主要包括党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个方面。

首先，党政体制上存在非法治化。法治强调平等、规范与统一，在法治理念下，党政之间应平等的接受法律的制约，政党也应遵循各项法律法规。但在现实中，我国却不断出现党法与国法矛盾的问题。而且在党政关系的行为中也存在诸多违背法治化的现象，如一些党委人员却兼任诸多行政职务，这给大众造成执政党与政府二者一致的印象，一旦政府出现过错，群众同样会迁怒于政党，这威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其次，行政体制具有非法治化特征。这里的行政体制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相同的组织架构，当权力不明晰、缺乏约束力时，央地两级政府便能够同时不受法律制约，这显然不符合法治政府中制约政府权力的要求。而且随着我国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使得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进而带来央地关系、政府行为的混乱，这也违背了法治对秩序的追求。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机制困境。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一个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但目前我国在机制建设上却存在诸多不足，这导致政府行动和政治生态都出现非法治化。我国政府为实现法治化目标，往往采取一些创新行动，如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集中处理严重的消费者侵权案件，但实际上在日常市场活动中，一些工商部门往往不愿意接受和处理公民个体的消费维权案件，这不仅纵容了消费欺诈行为，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还让民众感受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此外在日常事务处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作模式机制和约束机制，政府部门间普遍存在互相推诿、官僚作风等问题，这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也激化了官民矛盾。政府的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法治化政府，权力应受法律约束，法律高于政治，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是权力高于法律，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现象。当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法律自身具有局限性，需要以制度创新的途径来完善自身，如依法处理的结果过于违背道义人情，往往会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多数情况下，权力干预法律将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强化社会的权力意识，这无疑阻碍了法治政府建设。

政府制度创新困境的原因

首先，人治传统的惯性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绵延了几千年，它曾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的文明，而在这千百年帝制统治中所形成的中国式思维和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国家也有法治治理体系，但长期以来却是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这成为当前阻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因素，也是政府难以进行制度创新的因由之一。在人治思想下，政府往往呈现出权力扩张的特性，而在专制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往往是一种依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任联系，这导致社会个体难以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自由，失去了政治法的根本。在人治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人情社会，人们在维护自身权利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依赖法治，而是寻求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解决，有的甚至利用这种关系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产生大量腐败行为，而目前这种人情思想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依法行政、司法公正，阻碍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

其次，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理念也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阻碍政府的制度创新活动。我国社会依然存在传统宗法思想。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亲缘以及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交际网络，在这一结构中强调礼治，形成长老政治，并不认可甚至是忽略外部的法治制度，这种社会结构在基层乡村尤为明显。因此政府在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当地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在宗族社会之中，地方行政机构缺乏政治权威性，而即便地方政府在遵守习俗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性制度创新，但一旦出现不服从文化习俗的举措，便会被看作是政治鲁莽，如果改革失败，更是要承担政治后果，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成了与宗法制度、社会习俗之间的博弈，政府在改革中难以大展手脚。

最后，法治改革存在内部逻辑矛盾。一是过于追求效率而导致改革适得其反，我国在为实现政府法治化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中，许多创新内容是以提升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并因此而实现权力消绑，但一旦改革的主导者离开，这些改革举措往往便被后续政府废置。二是暴力手段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我国政府为了快速获取改革效益而往往采取暴力形式推广创新制度，这容易引起大众的不满甚至是敌对情绪，既不利于新制度的顺利施行，也损害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违背了法治政府中政民良性互动的要求。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政府的制度创新本身便是伪创新，如强制拆迁制度中充斥着暴力，严重违背民意，更非法治化所需。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路径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制度创新，首先是提出具体措施，并由创新活动来落实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建设法治政府，之后再在已经建立的法治政府之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工作，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我国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要克服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治的惯性思维，需要理顺党政、中央与地方以及府际之间的关系。

党政体制的法治化。我国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阻碍因素之一便是党政不分，出现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无从谈起政党约束政府权力。因此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改革，需要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所谓党政关系法治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指导下，党政各司其职，党应依法领导政府。首先，要政党去行政化，改变入党做官的观念，政党可以更加关注政府监督与社会组织方面的事务，而政府则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处理。政党的部门设置应根据社会需求，而非针对政府部门。其次，可以将党政关系纳入到监督体系之中，如在宪法中明确党政关系，实现宪法监督，还可充分肯定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对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现象进行曝光监督。最后，还要提升党务工作人员的法治素质，党务工作人员应该了解基本的法律法规，并自觉遵守，为社会成员的遵法守法起带头模范作用。党政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只有理顺党政关系，政府才能够正常发挥职能，制度创新活动也才有所保障。

现代中央集权制度建设。我国在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如有专家所言，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和制度一直支配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安排，无疑，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和改变传统、借鉴和学习西方以对未来的中央集权制进行调整，也将会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有限度的现代中央集权制度，这可以解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结束博弈关系，推行政府法治化建设。

现代官僚制度改革。阻碍政府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官僚作风，对官僚体制进行限权是我国政府法治化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官僚体制的法治化，首先要整肃吏治，除了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外，还需要完善官僚制度，注重官员个体的道德素质。其次要进行官制变革，这主要是要变革公务员考核体系，在公务员考试中要强化法律素质考察。官员的升迁考核指标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参与到官僚体制之中。最后，要注重权力限制。官僚制的核心是理性精神，这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一致。理性的官僚制是要求公务人员以理性客观态度处理事务，而非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办事，因此可以说官僚制崇尚法治、摒弃人治。我国的官僚制改革应该从关注级别区分转移到关注专业分工，即要根据职务来分配相应责任，这防止因过度关注级别分工而带来官本位问题。当公务人员的权力是来自法定职务时，他必然也受相应的法定责任约束，个体的权力也才能够得到相应限制。此外，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不仅是执法者，而且也是守法者，他们需要有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为此，政府工作人员应提升自身的法治素质，这能够提升政府的执法质量。一方面在公务员录取考核时便要侧重法治素质的考核，另一方面要不断对公务员进行法治素质培训，使之法治素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

篇（4）

一、充分认识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今年是“**”普法的第四年，是巩固成果、补缺补差、全面提升的关键之年。我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抓紧加以解决。为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进一步认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搞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政治方面就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备，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特别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使广大公民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生产生活行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树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观念，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走上法治化轨道，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

第二，搞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程。依法治国是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新探索，它表明了党对治党治国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实现依法治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认真学习和熟悉法律，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需要把法律交给人民群众，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有序地参与法治实践，使法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只有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通过学法、守法、护法，才能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才能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第三，搞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当前，随着各项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双百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呈多样性，人民内部矛盾呈多发性，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普法依法治理具有明显的教育、引导、推动和保障功能，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普法依法治理这种有效形式，使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实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以法治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为抓手，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理

开展法治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是“**”普法规划确定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理的重要载体，是创建法治大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从普及法律知识向法治实践转化的必经过程。从工作方法上讲，也需要重点突破、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只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参与到创建活动中，建设法治大观的目标才能早日达成，也才能为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尽到应有的责任。刚才有30多家单位获得了表彰，表明我区法治创建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创建面还比较窄，还有更多的单位没有深入开展起来，需要以积极的心态，昂扬的斗志投身到创建活动中，就是已获得表彰的单位也不能说工作尽善尽美了，仍然要继续巩固提高，再创新佳绩。

要开展好法治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围绕中心，注意结合。法治创建工作要紧紧围绕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矛盾，实现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紧密结合，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紧密结合，与服务民生工作的紧密结合，与改善优化发展环境工作的紧密结合。

二是要明确目标，抓住重点。法治创建活动总的目标任务是：推进党委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坚持公正司法，加强经济法治建设，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建立健全法治监督体系。由于各级各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作特点、工作对象不尽相同，因此创建目标也不尽相同。各级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抓住创建活动的重点，找准创建活动的切入点，提出阶段性工作目标与要求，做到有的放矢，快出成效。

三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吸引他们参与到“民主法治示范村、示范社区”创建活动中来，通过落实“四民主”、“两公开”，来保障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并强化群众的公民意识、主人意识、监督意识，反过来也会促进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意识和能力，从而达到上下联动，全面推进的目的。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齐抓共管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的事，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整合资源，明确责任，形成合力，以保证这项工作深入扎实的开展并取得应有效果。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做到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定期听取情况汇报，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要树立争先创优意识、保持并发扬已有成绩，认真查找不足，坚决消灭盲点和死角，确保本部门、本单位在上级检查验收中不出问题，否则将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篇（5）

在现代国家中，公民意识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和必备要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说明增强公民意识已经从知识界的呼吁变成党和国家的意志。民主政治的推进重在制度建设，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持。现代公民意识的发育还不完全，公民意识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有待加强和重视，表现在基层选举、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各个方面。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必须重视公民真正的健全发展，为公民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供社会各方面的保障，从而使之成为现代公民，培养公民意识。

一、公民意识的概念与内涵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得以形成、维护和发展的有力保障。离开了现代公民意识，就不会，至少难以产生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同时，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无疑地促进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认为，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主体意识。即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主人身份的认同，换句话说就是主人翁意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人民，它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权力合法性在于公意。

（2）权利义务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公民的权利是第一要素，义务是第二要素，是为权利的取得而付出的代价。明确了这一点，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自己是一个纳税人而感到自豪和光荣，国家也应该为每一个公民或者说纳税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①

（3）公平正义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平等的正确理解是：平等是相对的，绝对平等的结果是不平等；平等是一种比例平等，而不是机械平等，是权利平等而非事实平等，是机会、过程的平等；要正确对待结果的不平等。国家和政府所要做的是尽量为公民创造平等的机会，使每个公民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公民在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有义务遵从法律和各种公认准则。制定法律和规则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利益。

（5）国际化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每个人都不可能超然世外，公众应思考如何将自己跟世界联系起来，将日常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联系起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全世界公民共同追求和必需的要素也日益国际化，这也将成为未来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除此以外，公民意识还应包括民主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等。民主参与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民有序的参与是成熟民主的标志。至于监督意识，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公民的监督意识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有利于规范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建立廉洁、高效、服务人民的政府，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民意识的价值

1.公民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

“保护、促进公民权利”始终是法治国家权力产生、配置、运作与调整的正当性法理依据。而这种“权利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西方法学家们在构想法治国家制度的理想方案时，大都是首先将自身与其他人定格为“国家的公民”，进而在这种主体自觉的思想前提下形成“民主观念”、“平等观念”等“公民思想”，以此作为法治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没有“公民意识”的主体自觉和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理论。

2.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制度的人文基础

古希腊时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证了“法治优于人治”的道理，而且意识到了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断具有两项理由：（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二）又，人要运用每一种机能或每一种技术，必须先行训练并经过相当的复习，使各各为之适应。那么，他们在作为一个城邦的分子以前，也必须先行训练和适应而后才能从事公民所应实践的善业。”②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制度建立与形成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无不重视公民教育，并致力于公民意识的培养。以法国为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孔多塞就提出国家应担负起公民教育的重任，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废除传统的宗教教育，代之以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讲解宪法和《人权宣言》，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③孔多塞的公民教育思想在后来拿破仑执政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为法国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制度的建立、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773年，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应波兰政府之约，起草了《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专门提出了“公民教育”的主张，“明确指出共和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培养忠诚的爱国者”。④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甚至提出了“教育万能”的思想。依据这一理论，公民意识教育是法治国家赖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

三、公民意识的体现

如果说公民意识带有抽象的色彩的话，那么现实生活中能够得以体现的或许是另一个名词――纳税人意识。现代法治社会，公民意识主要体现为意识、主人意识、规则意识、权利意识等，而核心是纳税人意识。在法治国家中，民主的制度的核心要素是财政立宪，而财政立宪所保护的核心又是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或者说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公民意识的作用体现为了纳税人意识，法治国家的建设与民主的文化氛围与传统密切相关，这些传统最终都可以通过公民意识体现出来。这里所谓的纳税人意识并不是指纳税人的意识，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于“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认识。⑤法治制度下的纳税人概念首先蕴含了一种民主的含义，即国家是为纳税人而存在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而存在的，因此，国家应当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重要事项都应当由纳税人决定。其次，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的含义，纳税人所承担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其最终依据是宪法，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控制权也是以宪法作为最终依据的，的精神实质――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扎根。最后，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法治的含义，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通过制度下的法律具体确定的，法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能够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法律能够为每一个人所尊敬甚至崇拜。

四、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意识的培育可以分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是从公民自身来说，要有意识地树立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责任和守法意识等，树立健全的公民意识；客观方面是从国家社会的外部环境保障而言的，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护市场主体的利益；二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利的运作；三要依法治国，确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培育公民意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从目前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来看，民众的公共道德意识、法律与责任意识、主体与权利意识等仍然不强，公民意识的培养任重而道远。如果公民意识的培养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那么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公民社会不只是宏观的政治、经济体制达到了公民性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形成了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社会。无论从何种角度，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要确实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营造有利于公民教育的社会环境，形成确认和强化公民意识的制度保障系统，真正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使公民成为大写的“人”，为法治实践做出努力，实现和谐社会。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在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的同时，实质内涵也赋予了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国家的主人的权利，也即是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的义务。

②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6，（第1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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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自2006年以来，我县“五五”普法工作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遵循“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坚持服务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继承与创新、普法与治理并举，认真执行全县《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暨第三个依法治县工作五年规划》和县人大常委会《决议》，扎实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活动，经过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得到较为广泛普及，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各项事业的法制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完善机制，保障普法依法治理稳步推进

2、注重实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3、推广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五五”普法启动后，我们按照“贴近百姓生活，深化法德宣传，培养法治理念，提高道德素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依法治县，构建和谐高台”的工作思路，及时在全县各乡镇总结推广合黎乡“法德进家”活动的经验和作法，“法德进家”活动得到广泛普及。目前，法德宣传版面基本遍布城乡，法律资料袋、以案释法教材已进入60%的农户家中，法德教育宣讲直接延伸到了村社，以一版、一袋、一匾、一案、一讲“五个一”为主要形式的“法德进家”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营造了浓厚的法德教育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1、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少数乡镇和部门对普法工作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摆上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对普法工作重视程度不高，日常普法工作开展不力，常把它看成“软指标”、“软任务”，存在“重形式、轻效果”等“走过场”的现象。

2、普法工作发展不平衡，整体推进有欠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普法工作认识不一致，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在检查中发现，抓普法工作“乡镇政府热、县直单位冷，条条部门热、块块部门冷”。二是城镇下岗职工、流动人口、企业干部职工等人群仍然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三是农村普法教育组织难，时间难落实，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普法教育难以有效开展。至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城镇下岗职工及民营企业职工、社会无业人员成为普法宣传教育的“死角”和“盲点”。

3、队伍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局核定编制18人，实有编制10人。基层司法所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充实到位，按照规范司法所建设要求，9个司法所人员编制达到要求的只有3个，尚有6个司法所人员编制不够，缺编9人。

4、部分单位普法档案资料不规范。从调研的单位看，部分乡村及不少单位不注重档案资料的管理、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现有的档案经不起检查。

5、“五五”普法经费投入仍显不足。我县目前普法经费标准今年虽已达到0.2元/人，但这一标准无论是与发达地相比，还是与“五五”普法繁重的工作任务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并不能满足“五五”普法工作需要。同时，各乡镇对农村普法依法治理缺少经费投入，少数乡村的法制宣传阵地等硬件建设跟不上，印发资料、开展活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普法工作的开展。

三、建议和意见

1、提高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工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提高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重要性、长期性的认识。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的总要求，积极推进普法依法治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到责任到位，精力到位，投入到位，奖惩到位，层层落实普法依法治理监督、考核、验收机制。

2、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积极推动工作创新，提高普法依治理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普法依法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现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也是一长期的过程。各级政府要结合工作实际，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做到普法工作与发展经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要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结合中心工作和本地区、本部门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使宣传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人民调解工作要与法制宣传相结合。司法机关要把提高办案质量与教育群众相结合，切实解决普法依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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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主要在于法治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广大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同步实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

一、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

(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制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在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的影响。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传统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认为法代表着裸的暴力,代表着强制性和惩罚性，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对法产生一种潜意识的畏惧、躲避心理,使农民群众害怕司法诉讼，或者认为“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情，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寻求“私了”，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二)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遵从，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法制宣传教育的片面 。当前，一般把防范违法犯罪放在首位,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大多以刑法教育为主。更多的是要求公民盲目、被动的服从法律,这种服从是基于对法律惩罚的恐惧,而不是认识到了违法犯罪对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性;这种观念指导下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离法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关键是法律意识的提高。法治文化的建设，不仅意味着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和模式重建，而且意味着公民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观念的深刻革命，而公民法律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之一。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普法工作不仅要进行“法制”宣传，更要进行“法治”宣传，因为法制宣传,大多只是宣传国家制定法的内容,而法治的内涵是很广泛的,不仅包括国家制定法的内容。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在“六五”普法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教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

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 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

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法律图书、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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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需要。健全的法律意识能够促进大学生个人素养，能从文化上提高大学生的内涵，对于一个法制社会国家来说，能有培养具有法律意识以及深刻内涵的人才，无疑是推动这个法制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提升大学法律意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以及个人对法的理解，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随着日益发展的社会，法律是如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法律有着重要的思想意识，才能更好的融入法律当中，运用法律，建设法制社会。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并不容乐观。不能正确的行使法律，以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不能有效的得到保障，也使得法律意识淡薄的某些人走上犯罪的道路，近些年，大学生犯罪的例子也频频皆是，对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紧迫的问题。

(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自我利益得到保障的重要途径

法律作为调节利益的规范，日常生活中在保护人民权益方面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大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其所具备的法律意识对其在社会生活中自身利益的保障与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工作与生活中，大学生需要面对许多在校时并未能面对的问题，有些情况下，需要运用法律的武器才能维护自己利益，而此时法律意识在问题下起着一个基础的作用。如若在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学生眼中，对权益的保护以及维护未能做到最好，从而使其低迷，失去信心，最终做出消极的决定。而社会生活中，法律意识不仅仅只是口头的空谈，自身的合法权益需要自己来维护，因此，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将来进入社会必要生存手段也是推动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建设法制社会的必要因素

依法治国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当代社会的知识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来说，增强其法律意识是使其为法制社会建设及推动依法治国的力量。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全体公民守法自觉性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主力军，当代大学生日益成为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主体力量，其法律意识的深浅直接影响着对行政以及司法工作的开展，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仅能为行政、司法工作的开展做出重要影响，也能为树立法律形象，健全、普及法律提供一个良好的精神力量。

(四)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将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中，是全社会对大学生所寄予的期望。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学习中得到的各种知识，与目前社会折射出的各种矛盾问题，在大学生心中树立一个正确的法律形象，才能使其对面对的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中，法律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当代大学生若法律意识薄弱，则对社会构建中的不平等问题将会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增强其法律意识能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面对的那些问题，从而使其能正确的认识与处理，最终达到个人，集体的利益得到最完全的保障。通过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增强，使大学生能在将来更好的去面对，积极的客服与解决那些在构建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自信心，尽快的成熟起来。

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途径

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树立科学的思想的引导，才能够培养人们正确的观念和科学方法，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通过对法律意识的培养，从而使得思想层面的提升，来做到一个对思想树立的前提和关键。当代大学生需要加强思想建设，学习与研究法律，加强法律意识与法律素养的培养，树立一个法律形象，从而使其能在今后社会生活中能通过法律意识对其的引导，做出理性的判断。实际行动也是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对法理的深刻了解，咨询有关律师，多观看公开审理的案件，对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案件的判罚做出相应的结论，以便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能够运用所观察学习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需要在学校多开一些法制教育的讲座，让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使得大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且，大学生入学期间，要多开展普法活动，让他们不只是学习专业课的知识，更要知法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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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内化？内化就是自己通过学习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的规则、历史传统、习惯风俗等，分析理解后，对其意义价值进一步认识而逐渐表示认同，从而转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将外显的东西转化为内隐知识的过程。所以，法律内化，就是对于我们自生自发的法律持一种接受认同的态度，将之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并且出于我们内心的自愿去遵守、维护我们的法律。法律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政治智慧的结果，而是人的行动的结果。①一言以蔽之，我们所习得的外在知识——法律——是一种自生自发的东西，人——能动的主体——在不断地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分析和理解，接受和认同，自觉和自愿来内化法律。

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任何外部刺激都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制而被接受到主体认知结构中来的。同化是指主体认知结构对外部刺激进行过滤或改变而把它接纳到主体的认知结构中，而认知结构在同化外部刺激的过程中，自身结构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即顺应。个体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机体和环境的平衡。这其实也就是法律内化的过程，主体在社会的交互过程中习得各种法律规则，当然这并不是基于强制的压力之下，而是主体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

二.法律内化的重要性

（一）法律内化之于法律实效

美国学者泰勒通过对芝加哥市民守法行为的实证研究，提出两种类型的守法行为：工具性视角的守法行为和规范性视角的守法行为。后者指受内在价值取向影响的法律服从。而其中内化的责任，即个人是否将法律视为自己应该遵守的义务，就是内涵于规范性视角的守法行为当中。法律的实施运作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事业，制定出了好的法律并不意味着法律实效会自动实现。法律是否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最终还是体现在对法律的认同和遵守上。而要让公民自觉守法，我们就应该重视法律内化的价值。当法律被公众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习得、理解、接受，乃至自觉遵守，那么法律就完全由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公众心中的行为依据和准则，同时也成为证立他人行为的理由。行动者进入某种社会关系时，须预先通过社会化的途径学习社会中的文化价值规范，把特定的价值规范内化于自己的人格系统当中。法律不是构设出来的，而是人们行动的结果，即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的一定体现。这样，出于人们初衷的法律，理所当然就成了内心当中的一种尺度。那么，在这样一种高度法律意识的形成背景下，当守法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自律而非外部强制的行为时，法律的实效性就会充分体现出来。

（二）法律内化之于法治国

时下，法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理念，并被认为是社会理性发展的基石。在笔者看来，当下我国所提倡的法治国建设，关键在于法律内化。

建设法治国为什么需要法律内化呢？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无论在理论上如何高瞻远瞩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如果人们将法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一般民众就会一切行动以法律规则和原则为依据，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法官和检察官也会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来办案，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其他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也不敢逾越法律的界限，不敢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成员对法治的尊重成为建设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因此，当人们把法律内化于心之时，也就是现代法治毅然屹立之时。

三.法律内化的条件

实现法律内化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主体条件，二是社会环境条件。

（一）主体条件——“良民”

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尤为重要的对人类本身的内在控制进行了重点的阐述，他认为，人作为社会控制的最为关键因素，其对社会活动所施加的影响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内在动力。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少年的教育应该是立法家最关心的事业，如果邦国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不只是青少年，而是我国公民的整个教育，特别是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要与国民教育同步。即，每个公民都应该接受法律教化。

美国的精神分析医生埃里克森，将人的一生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发展任务，亦面临相应的发展危机，只有将之化解，才能顺利地进入下一阶段，发展健康人格，否则将产生适应困难。他认为发展是内在本能与外部文化和社会要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格的发展并非止于青春期，而是终其一生。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对公民进行法律教化的时候应当遵循这样的思路：因为人在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不一样，并且每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智力和接纳能力，以及他和社会的互动程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应当接受不一样的法律教化，对公民进行法律角色的培养，以适应其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更好适应法治社会。

（二）社会环境——“良法”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②也就是说，这里的环境必须是一个良法之治的国家，是通过良法来进行控制的文明社会。内化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不应是恶法，否则就会陷入纳粹德国的恐怖时代。法律不是人为的设计和构造，而是对传统的发现和表述。真正的法律之治，不是一味照搬西方先进的制度，在法律移植的基础上去改造和建构，而是要从自己的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传统、习俗、惯例等中去发掘。苏力教授也说过：“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③的确如此，这样的规则有着比较深刻的社会基础，人们已经下意识的表示了认同和接受。再看看当时北京出台的“禁放令”和“禁痰令”，为何“禁放令”是越禁越放，而“禁痰令”却能得到很好的实施，这二者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证。法律要做到难以破坏，就必须与社会风尚相一致。当然，笔者无力也不曾想在此去抨击各种法律移植的观点和思路。（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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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237-03

一、理论基础：人性论

《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商鞅作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深谙此理。“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2]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3]也就是说人们的每一行为都是为追逐名利，名利在哪里，老百姓就会趋向哪里。商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对利锲而不舍的追求。“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4]即使那些隐居深山的隐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5] 实际上恰恰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博取名利。人们追求名利的欲望，只有生命结束才会停止，“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6]揭示了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有其现实合理性。正因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 [7]，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改造，而是顺应人的本性，发挥利益杠杆来利用和引导人的本性，使人们追逐名利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为君主所用。

二、商鞅的以法治国的思想

（一）对法制的本质的认识

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商鞅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律和制度都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要法宜其时。

《商君书》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行法制的必要性。“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8]商鞅认为，处于兼并的时代，人民的朴实品质已经丧失，要想使其行为纳入正轨，只能依靠法律的约束。他说：“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在商鞅看来，以仁义治民，反而使民追求不义。以刑罚治民，不废民之所恶，表面上似乎是不仁不义，实际上正是爱护人民，使其归于正义。他评论法制的优越性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二）推行刑无等级的原则

商鞅总结了以往法制遭破坏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此，法家不但要求各级大臣守法，也要求君主“慎法制”。至于一般老百姓只能“服法死制”，不许犯法，也不许议论。商鞅打击的目标还指向那些敢于坏法的贵族、大臣。他明确提出“壹刑”的主张：“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他还强调“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后来韩非子也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关系到法令能否贯彻和实行的一个关键。商鞅一反过去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坚决主张刑上大夫，并雷厉风行，太子犯法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尽管君主被排除在法之外，但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为贯彻富国强兵的法令扫清了道路，树立了法制的权威，大大强化了君主集权专制，为后来秦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先进行了排练。

（三）颁布成文法，开展普法运动

为了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全体臣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商鞅继承了以往法家的传统，颁布了成文法，认为法令必须“明白易知”，一方面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另一方面“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特别是为了保证法令的准确性，宣布“有敢（削）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商鞅还在秦国开展大规模的普法运动，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而且颇有成效，使得秦国境内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

（四）奉行“重刑主义”的原则

商鞅深知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趋乐避苦的。如果轻罪轻罚或者重罪轻罚，表面上看似乎很仁慈，但是对于犯罪者而言，由于犯罪成本低，而轻视法律，容易诱发犯罪者重复犯罪或者犯重罪，国家的法律形同摆设，这样势必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商鞅奉行“乱世用重典”，实行重刑主义的原则，并且阐释了重刑主义的合理性。“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对轻罪施以重罚，本来犯罪程度轻，社会危害小，但加大违法的成本，犯罪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巨大，使人人心存畏惧，使人人自律，不敢为非作歹，不敢以身试法，更不敢去犯重罪了。在秦国，在路上倒灰这样的小过，也要处以极刑。这样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重刑不仅只针对老百姓，对官吏一视同仁。为了让人们都知法守法，还实行严酷的连坐制，一人犯法，邻居和家族都要受牵连。在这样严酷的法律面前，老百姓和官吏为了不犯法，只得去认真学习法律，严格守法，邻居和家族之间相互监督，这样也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三、现代意义

乱世用重典，以法治重整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商君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顺应了时代潮流，在秦国大力推行法治。《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功不可磨。任何事物是一把双刃剑，商鞅过于强调法治，而忽视德治，秦朝的短命而亡，也与商鞅的严刑竣法分不开的。

商鞅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这是其合理的地方。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人性历来是哲学家研究的一个哲学问题。有的认为人性本善，如孔子、孟子等。也有人认为人性本恶，如荀子、韩非子、商鞅等。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世界的存在是立体的，人的人性也是立体的，人性也是发展变化的。一个人在此处是善的，在彼处就可能是恶的；一个人在贫贱时可能是善良的，在富贵以后可能变成邪恶的人。基于对人性不同的认识，认为人性本善的，当然注重道德教化；认为人性本恶的，当然注重管制和惩戒。无论古今中外，在社会管理上都是制度与教化并行。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战国时期的鲁国和齐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国“专任刑罚”，则二世而亡。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能长期延续与发展，原因很多，但与中国社会“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孔子在《论语·为政》“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突出强调实施德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行德治，重礼义教化，方能统一天下。既“隆礼”又重法的荀子，主张先礼后法，先教后刑。到汉代，董仲舒用阴阳学说阐释“德主刑辅”思想。至此，“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指导思想，已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对德治的重要性却认识得不够，结果法治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特别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造就了财富，也孕育很多社会问题。法律只能强行规范市场行为，但不能完全化解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消极因素和不良影响，如拜金主义、精神空虚、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沦丧等；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紧张，如见利忘义、尔虞我诈等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必须靠道德来缓冲，必须靠道德教育来消除各种社会不良影响。

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针，为中国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同功能。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是一种硬约束，是一种“他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德治是一种软约束，是一种内心“自律”，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约束人的思想。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才是治本的。也就是说，通过道德教育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去支配人们的行动，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法律和道德在实施中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不可分割。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法律的实施则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但两者殊途同归，目标都是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一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单靠国家强权推动和单靠社会力量推动都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才最为有效。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显著缺陷。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能发挥更大作用。

四、结束语

商鞅以法治国的成效明显，有些法治思想对我们建设法制社会有启示。但其忽视德治，也是导致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乱世用重典，盛世倡民德。以法治重整社会秩序，以德治维护社会秩序。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在中国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应当自觉地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联系起来，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商君书·错法[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商君书·算地[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商君书·赏刑[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商君书·定分[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商君书·开塞[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篇（11）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与西方国家建设法治大厦时的情形相比，中国遇到了西方国家不曾遇到的基础性难题―封建专制思想严重，法治建设缺乏相应的法治意识支撑。公民的现代法治意识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内在支撑，真正的法律权威只能来自于公民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推崇。所以建构和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唤起法治主体对于法治的信仰和情感，对于法治的运行具有基础性作用。那么，如何建构和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呢？

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催生法治意识的成长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孕育着自由、平等、人权等意识，是现代法治意识的物质基础，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是法治意识培育和成长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孕育平等观念。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以交换为实现方式，而交换主体的平等地位是交换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因为不平等地位必然导致剥削或掠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理性选择、公正对待以及决策的分散化成为社会的重要准则，有助于社会成员摆脱以往的人身依附性，形成个体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使得平等的基本观念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

平等观念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律地位平等。市场主体人格上相互独立，不存在身份上的依附关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交换者，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第二，市场机会平等。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竞争规则公正、竞争过程透明、竞争结果有效，每个人都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法律规则平等。国家必须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则，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每个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时必须遵守法律，把自己的行为置于法律规则的约束之中，任何主体的任何失范行为都应受到法律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实现平等观念的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是平等原则的最高体现。

市场经济衍生契约思想。市场经济以社会交换作为实现方式，市场主体进行交换的具体方式就是签订契约，从而衍生了契约思想。契约思想的本质就是契约自由，因为市场主体以实现自己的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只有自身意志自由，才能选择最有利的价格成交，达到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契约自由意味着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思，通过平等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市场主体订立的契约受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效力，谁违反契约，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契约自由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市场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也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

契约自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缔约自由。契约以合意为基础，当事人缔约的自由意志受法律保护，自行决定是否与外部发生契约联系，订立契约与否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权利。第二，选择相对人自由。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选择相对人自由是自由选择交易伙伴的权利，买方或卖方选择交易伙伴的过程，就是相对人的竞争过程。要使市场保持充分的竞争，就必须扫清非市场的外力因素对竞争的干扰。第三，契约内容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契约内容自由意味着契约当事人自主决定接受何种约束，缔约者可自由选择契约的标的、价款、交付方式、履约的时间和地点等内容。一经合意选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即对当事人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第四，解约自由。即缔约后，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转移合同的权利义务、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第五，解决争议的自由选择权。当事人就契约发生争议后，可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当事人还可选择具体适用的法律。

市场经济培植人权意识。人权是指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公正权等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平等和自由，因为没有平等、自由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本性与尊严，也就谈不上人权。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其要义是平等与自由竞争，没有平等权和自由权，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进行配置的，它要求市场主体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平等自由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同时，在所有的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要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必须使他们拥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反对特权，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市场经济促使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走向权利的时代。

强化法治教育，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

法治教育就是法治意识的教育，是法治意识培育和成长的主渠道，通过法治意识的教育，建构和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促进全社会形成科学的法律价值观，促使公民自觉加强法治建设。

法治教育的重要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它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主动培育法治意识对于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法治意识的建构和培育，离不开教育，教育是自发性意识转化为自觉性意识的基础，是建构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传承法治文明的重要社会实践。十报告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法治教育通过系统的法律知识的传授，使公民对国家法律体系的框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较为全面的把握，从而为公民自觉守法、用法以及维护法律的尊严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法治教育可以促进全民形成科学的现代法律价值观，使公民在理性上认识到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从而影响公民的法律思想和行为模式；法治教育通过对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形成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队伍。这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在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法律品格和对法律的信仰，也对公民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具有直接的表率作用。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广大公民树立法治意识，懂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地位，从而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促进法治建设。

丰富和完善法治教育的内容。第一，当前我们需要变法制教育为法治教育，加强法治、内容的教育。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在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法代表裸的暴力，突出的是强制性和惩罚性，法律只是统治的工具，如果不服从法律，就会招致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制裁与惩罚。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的理念使得民众从内心情感上自发地排斥法律，视法为自己生活中的障碍。长期以来，在法治教育内容上一味强调马克思关于法律的工具性的思想，忽视了马克思关于民主、平等、权利、自由以及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等法治、理念，这样便把马克思论述中关于法律工具性的内容推到了极端。在法律文化上曾一度表现为：过分强调公民义务，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集体，忽视公民权利，个人利益经常得不到保护，并受到侵害。长此以往，法律的概念在人们意识中便与义务概念等同起来，义务具有强制性，谁会发自内心地去追求被强制呢？因此对法律信仰的基石也就难以奠定。

第二，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长期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缺乏普遍的权利主体意识、平等观念。封建制度虽然早已消灭，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封建社会的臣民意识并没有随着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的瓦解而立刻消亡，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依然或多或少地顽强存在，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促使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积极参与公权力运行，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切身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逐渐形成参与行为的理性化；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促进公民的监督意识，公民的监督意识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国家权力受到人民的监督是人民原则的核心所在；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主动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义务，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问题时，能够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增进公民的规则意识，依据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

拓展法治教育的形式载体。法治教育应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教育的形式载体，创新和选择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第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尤其是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建设法律资料服务中心、普法广场、法治文化活动等法治文化基地。加强各类法治培训机构的建设，比如建设法律培训中心、领导干部法律培训中心、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心、法制电影教育基地和基层干部法律培训基地，最大限度发挥其宣传法律知识、传播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的作用。第二，通过法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加强学生的法治教育，把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分开，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重点加强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第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挖掘传统新闻媒体、印发普法宣传资料等传统手段的作用；组织法治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治展览、法治宣传晚会，发挥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充分利用新闻网站、BBS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型载体，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利用宣传月、宣传周、纪念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动漫形象、公益广告、法律进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法治知识的熏陶，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亲和力；通过法治文学、电视剧、电影、戏曲、歌舞、相声、小品等形式，挖掘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寓教于传统文化之中，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法治技能和思想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①，是重要的法治实践活动。十报告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政治参与中领导者率先的法治行为，有利于推动法治文化的形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推动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能够促使领导者的政治行为率先法治化，有利于推动法治文化的形成。领导者的社会地位使其行为具有多重特征：作为领导，他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代表，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管理国家和社会，追求整体利益；作为个人，领导与普通公民一样，具有自然的生理、心理和亲缘的需要，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实施行为，这种双重性使领导者无论是以领导的身份实施职务行为还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实施个人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即表率作用。在领导职权范围内，领导者自身是否依法办事，对下属的行为直接产生引导或制约作用。同时，由于领导的职务身份，注定其作为公众人物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个人行为对职权范围以外的社会群体也会产生较大的示范作用。

政治参与中的法治绩效，有利于提高公民对法治的尊崇。人是法治运行的主体，主体的法治意识越强，法治建设就越顺利。公民对法律能否信赖关键在于法治建设进程中能产生多大的法治绩效，即能否获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逐步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推进国家和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在政治参与进程中所产生的法治绩效，让公民亲身体验到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时，才会认可法律、遵守法律，从而在内心深处筑牢法律至上的理念，真正尊重法律、崇尚法律。对此，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②

政治参与中公民的法治实践，有利于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巩固。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应，人的意识不是生来就有的，人类意识是在社会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产生，因此，良好的法治实践对法治意识培育和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与专制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是臣民意识和人治意识；而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则是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在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公民通过法治实践能够获取大量的与法治知识、法治技能、法治经验、参与意识等相互关联的内容，各种法治文化、法治观点、法治情感在法治实践中相互碰撞和融合，有利于丰富和巩固自己的法治思想。通过长期的法治实践，公民不仅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的法律要求，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和了解，获得法律知识，形成法治技能，积累法治经验，从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形成独立人格，养成民主、平等精神，增强政治责任感，培育宽容心态，“通过政治参与成长为更理想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③

一个具备民主和法治意识的公民，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更强，在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法治实践过程中，对国家权力的运行保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经常性的影响力，自觉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实现民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秩序化，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防止社会动荡等不稳定因素的发生，从而保证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顺利发展，最终实现法治中国梦。

（作者为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