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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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史”是什么？中国文学史界（包括古代和现代）几年来谈得最多的是“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因为文学史著已有许多部，才谈得上“重写”。美学史的状况却不是这样，它所解决的是原初性的建设，“重写”还谈不上。因上，新世纪的初始时期，美学史的撰写只能处于起步阶段。它虽然才起步，但起点较高，它应避免中国文学史撰写中存在的缺陷，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免得日后再来“重写”。

“史”写什么？笔者概括为16个字：历史复活，现时视界，现象描述，经验揭示。前贤曾言，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地下和地上的。这确定了研究的全部范围。然而，地下的文物、地上的文献，物化的或纸上的，都是死的，这就需要加以复活，即把“史”的过去时态所沉积下来的存在现象和事实复活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把死人复成活人，把美学理论家、把创造了美的实践者真正当作生机饱满、生气盎然的活人，始终进行活的描述，使美学史成为活史。所谓现时视界，就是以现时代的当下美学史家的主体心态、观念、视角、方法，对待彼时的美学史存在现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已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命题，其内涵就在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写的，有着当代人的体认方式。美学史也是这样，并从而构合为美学史的当下特征。所谓现象描述，因美是感性体的现象存在，所以现象描述有助于审美的历史现象的复原，有助于生香活意的审美历史现象的保鲜。美学史不仅要让人们看到历史上的人解说了什么，而且要让人们看到他们创造了什么。所谓经验揭示，是对美学史的发展历程、经验原因、轨迹线索的理性体认。这是美学史之深度所在。一些史著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史识。识，就是史家们主体识见的高度和深度凝结。史著变成了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现象的堆积，毫无识见，这是成批量史著质量低下之原因所在。识见不管正确与否，但必须有深意，即使是偏见，也是深刻的偏见。美学史研究需要有智慧和深沉的思虑。

“史”应有史象——史的现象，还应有史感——体现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历史感。现在的史著包括美学史著最需要加强的就是历史感，而它是以思想深度为内核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研究，陈寅恪的传以代史的研究，无不闪烁着史识、史感的光芒。

史识、史感是通过对历史及历史事实的准确评说、深邃评判所得出的理性结论，它往往是不移的、不刊的。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学术研究者们倒反而要向20世纪的大师们学习。

然而，21世纪毕竟是前进的，在观念、方法等方面，有超越过去的地方。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曾经以检索资料宏富博多而自诩的研究方法黯然失色。然而电脑产生不出思想。就美学史而言，21世纪的美学史研究应该是思想家的美学史研究，应表现为深隽的发现、深邃的解读、睿智的概括。

真正的史感是什么？20世纪的一些史著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课题留给了21世纪。构合为史感的，是当时性的呈示和历时性的展示。前者说得过多，后者说得太少。就“当时呈示”而言，也是罗列得多，解读得少。如何进行“当时呈示”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所选对象不是某一部美学类别史中的对象，也不能包揽无遗，而是要选择具有审美代表性和对美学史发展产生影响的对象。所呈示和解读的，首先应是其美学性质、特征、形态，发掘其审美质素。其次要扣合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探究审美性质、特征、形态、审美质素产生的主体依据。第三是探寻审美心态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不同，所孕育的审美精神也不同。例如六朝玄学与美学、隋唐佛学与美学、两宋理学与美学。安史之乱带给唐代社会状况以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诗人们的审美所造成的影响是深重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就达不到他现在被公认达到的水平和高度，只能是像高适、岑参那样的大诗人，而不是“诗圣”。历史变动对审美变化的影响可谓大矣。但这又取决于历史大变动的历史内涵是什么，其容量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两宋更迭，靖康之难，建炎南渡，宋元易代，明清换朝，给予人们的社会心态进而审美心态的撞击是巨大的，从而影响其审美性质、特征、形态和质素。这样就寻找到了审美形态和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转换过程，从而实现了有描述、有说明、有现象、有原因的现时性解读目的。

在历时性的解读中，首先要明确历时性的地位——它更具有史的本体性意义，明确它的两种发展方式；继承与变异，或同化与异化。对于继承、同化，人们说得多；对于变异、异化，人们谈得少。而两者的结合才是历史延续图像的完整展示和正确描述。审美意识从产生到发展，构合为审美意识史；审美范畴从萌发到衍化，构合为审美范畴史，其最终体现为审美观念的影响。影响是前结构的沉淀和沉积，这就是“同化”的体现。另一面则有“异化”。如六朝之于汉是变汉，改变汉的粗犷而至于精约；隋唐之于六朝，清算六朝又绮靡美学之风；宋代之于唐代，在审美格调上改变了唐之博大开阔、沉雄广放，而现出宁静自适、淡泊萧散。同化和异化体现了历史曲折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是历时性的美的历程的本体解读。异化最终体现为心态、心理、心性的变异。唐人感性意识强，理性思辨则稍弱，前不如六朝深刻的思辨，后逊于宋人理学。唐人是诗人，宋人是学者；唐人重感性，宋人富知性，宋人遂改变唐人赳赳雄气而出现文质彬彬。然而，异化不是直接完成的，需要有中介。初盛唐的中介是张说；盛中唐的中介是杜甫；由唐入宋经过了晚唐体、西昆体的影响和王禹chēng＠①、欧阳修等人的反拨性中介，唐音才真正转变为宋调。所以，同化——异化——中介，才是历时性演进的完整结构。于是，社会史、思想史凝定为心态史，进而凝定为美学史。

在基本撰述方式上，应以描述与评价、史实与史论、判断与感悟、思辨与体验、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实地考察与资料占有相结合。作为美学史更应重视撰述主体的感悟、体验及实地考察。青铜器、汉画像、敦煌、麦积山……在实地考察中获得感悟、体验、认知等等。美学史的文本文字自然应该是缤纷多姿的，因为对象是美的。把美学还给美吧！心如枯井的撰述心态、笔如枯木的撰述文字，跟美学史是绝缘的。美学史的撰述应该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以体现个人的学术风采和上述的撰述特色，在这一点上，应向20世纪回归。也正是这样才能产生学术名家、大家和大师，否则，只能产生“课题组负责人”。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和动力，《南齐书文学传论》响亮地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21世纪的美学史研究应以创新为目标，涉及对象、体例、方法、手段等方面。

篇（2）

政治因素无疑对中唐诗坛是最大影响因素。从“永贞革新”到“熙丰变法”，由中唐到宋代均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是以改革大历、贞元以来苟安姑息的弊政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动，故，虽昙花一现，但留在士人们心灵上的希望却经久耐磨。永贞革新集团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刘、柳，他们早年热衷于政治活动，把文学看做余事，但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远贬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补偿。因此他们被贬折后的创作，完全是政治上绝望后的孤愤、哀鸣，也有激愤与抗争。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结果。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诗风，与刘禹锡“诗多怨刺”的特点，无一不与他们“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关。政治的变化使得文学精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还在，因此元和文学就充满了革新精神，成为中唐文学中辉煌的一段。经历了甘露之变后，由于文人全身远祸的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应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人们热衷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

禅宗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中唐之时，洪州禅一枝独秀，它所引领的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在当时的文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思想已经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不需时刻想着清规戒律，而是将人性与佛性等同起来，这对于文人参禅风的大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动荡，文人命运的未知以及儒学的日渐式微，使得文人士大夫更易选择佛禅作为自己的精神依傍，以此寻求心灵的超越弥合不得志的迁折人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写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②将洪州禅的精神与他素所信奉的老庄道家哲学融合为一，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之中实践着这一新的禅风。可以说诗文中显现的这种禅风的驳杂也昭示出当时文人创作时广征博取、归于文学本体的发展趋势。文学在此，向其纵深处探寻出路。

再来具体分析“尚意”的诗学总特征。“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③就诗歌的美学理想而言，“四杰”、陈子昂、李白等初盛唐的诗人多追求一种宏阔劲健的美学风格，以抒写盛世豪情和个人激昂的人生理想。追求魏晋风骨。再从创作机制上看，魏晋到盛唐，更多的强调“感物而动”的即时抒写与表达。即：自然景色感动了诗人的情感，随即触发了诗人创作。而转入中唐，诗人们开始着意于内心的体悟和韵味的追求，理论也渐趋深微，精致玄远、以典丽、含蓄为特征。

以皎然的《诗式》为示例。皎然的诗论核心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这是对唐诗和宋诗两种诗型的整合。将两极化的表达汇于沉思体味之后的抒写。这在中唐时期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人创作更多的对诗句的传意效果进行反复斟酌， 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更侧重于传递内心的一种思绪、积淀。似乎是在波澜壮阔的尽兴之余多了分闭目沉思的体味，读来更为厚重，沉潜。又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这首诗写早春。摄早春之魂，给予读者全境式审美体验。诗人用文学的斟酌之“笔”描摹出早春那种似有却无的色彩。这是将万千早春之物象加以提炼的结果。再如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对于“沧海”、“巫山”的选择上，选取壮阔深沉的自然物象，以此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眷恋和热爱之深之切。

中唐“尚意”诗学中心论的转捩意义和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远的。肇始于“中唐”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学的关注重心从盛世理想回归文学自身。削弱功利性的浮夸，增劲审美化的表达。放逐文学宏大气象的声势喧嚣，重构文学内部的结构、章法、意境和神韵。《百家唐诗序》中叶燮进一步从宏观的诗史演变角度指出：“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叶燮不仅认为中唐诗苑群才竞出，极为昌盛，而且认为中唐是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诗人创作不再是整体的、宏观的、感物而动、即兴而发，而是转向对意象的提炼、斟酌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个人经历的再创作，以此缝合自然景物和内心 历程的裂缝。诗学理论上，皎然的《诗式》力图矫正大历诗坛“复多变少”的衰颓局面，以实现诗学精神由“尚情”向“尚意”的过渡。增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对文学自身做了一次更为纵深的挖掘。广义上说，更为唐型诗向宋型诗的变革做了铺垫。开启了后世以禅论诗之先河。其后，苏轼、江西诗派均以此论调，直至严羽《沧浪诗话》“通禅喻诗”，以致明代论诗均沿此评鉴。其次，中唐诗歌不断追求“文外之旨”，将诗道极致立于语言文字之外，影响了后世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等，追求“神韵”的诗学理念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重要的一支。④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中唐之始对物象的选取，即“取镜”，更多的讲求诗人个人经历而生成的创作经验与创作行为的深思熟虑，精心酌取。更多的，是让文学进一步的向自身窥探，以寻求还原文学性的原貌，打捞文学之精髓。

参考文献：

[1]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篇（3）

引言

文学是人格精神和文化成果的集中体现，中国文学就是人格精神和中国文化最艺术、最辉煌的体现。我国古代文学家无一不是人格精神的传播者和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受群众喜爱的文学家，李白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是符号的指代词，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文学界限，成为以李白为中心，历朝历代学者共同参与和社会公推共享的李白文化。李白文化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反映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认知，对后世文学和文学流派都产生十分重要影响。

一、李白（文化）内涵和内容

1、李白文化内涵

李白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李白诗歌传送一千多年不止，传播范围十分广泛，影响十分深渊，是我国古代文学史重要组成内容。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认为，李白是“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后世学者对李白诗歌不断总结，产生李白文化，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独有现象。学者何念龙认为，从李白所处的盛唐时期开始，与李白本人及诗歌相关的各种传说故事，直到今天仍然与李白有关的电视剧和小说等文学作品，构成了历史异常悠久、内容十分广阔的文化景观。在我国数千年的古代文学史上，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也是绝无仅有的个案。从李白无比辉煌的出生，到去世的巨大影响，以及各地群众、历代文人对李白及其诗歌不停的研究、阐释和传播，根据个人美学理想和喜好加以重塑和创造，形成了传播地区广泛、传播层面多样、传播内涵再创的李白文化。总之，何念龙认为，李白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久远和深远，的确是无人可比的特例。

2、李白文化内容

李白诗歌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是无可置疑的，其创作的诗歌、行为方式、思想意识和生平经历，都是李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原生体。李白诗歌在其在世期间就已经为人们所吟唱，后世文学家在接受李白、研究李白、尊崇李白、传播李白的过程中，撰写大量文学作品，宣传李白及其诗歌，形成纪念李白的各种民俗文化，称之为是李白文化。从李白文化的结构层次来看，共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李白文化的物质层次。能通过听觉和视觉所感知的物质实体称之为物质文化。李白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与李白有关的各种遗迹遗迹各地所建造的纪念李白的雕塑、庙宇和祠堂，或者相关戏剧、传说等。李白在世的时候，一生游山玩水，漫游全国各地，留下大量历史遗迹。出于对李白的怀念，人们建造了大量的庙宇和祠堂，供奉李白画像或塑像，流传李白故事，演绎李白戏剧。后世文人纷纷前往凭吊，又留下了大量诗词文学作品，历经千年积淀，逐渐形成具有独特的李白物质文化。

第二，李白文化的行为层次。全国各地民众出于对李白的尊崇，定期举行一些典礼、仪式或庙会，纪念李白。例如，在李白去世之地――安徽马鞍山当涂县，每当清明节来临之际，成千上万的民众前往当涂县青山李白墓进行祭祀。后来，在当涂县以及李白故里，开展李白文化节日或者吟诗节，成为当地重要文化盛会。

从李白文化三个层次来看，李白精神是李白文化的核心，是李白文化的本质内容，可以说是高层次的不可直接感知的抽象文化部分，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则是李白文化的表象。

二、李白（文化）的价值

1、李白（文学）的文学价值

李白在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这对于后世学者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文学的本质是要追求审美，正如李白在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言，“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正因为李白是诗歌中具有十分浓厚的怀古情结，使其充满了境界更为宏大，视野更为开阔，他能够以一种高屋建瓴的角度和气势来观察人生和现实，在浪漫主义文学风采中增添了理想感、文化感和历史感。由此可见，李白诗歌充满跌宕起伏的旋律，充沛的激情，大胆的夸张和神奇的想象，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更能够触动人的情感，使读者产生一种感悟、深思和愉悦，把诗歌的自然美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丰富的思想价值

李白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展现了他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真知灼见，李白文化中丰富的思想价值通过诗歌文学作品得以真实体现，闪耀着灿烂的思想光芒。李白文化真实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胸怀理想报复，但是却得不到实现的悲观情怀。同时，李白怀着对祖国山河热爱之情，蔑视权贵、珍爱生命，其诗作所蕴含的对社会的深入思考，对生活的执著理念，对文化理想的坚守，诗歌内容既深邃，同时也沉痛。这些思想，对于后世学者和文学流派产生重要影响，涌现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他们不再迎合权贵，坚持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作品的思想性，从而最终成为一代文学大家。

三、李白（文学）对后代文学家和文学流派影响

总体来看，李白（文学）的卓然独立的思想个性和伟大艺术成就形成了社会公推共享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蕴含着的鲜明主体精神和强烈主观色彩，并通过具体而充分的自我表现，深刻、真实反映时代特征。李白在其诗歌作品中，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鲜明的个性形象、真实的体验情感、远大的抱负理想，共同组成最重要的思想内容。一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李白（文学）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后代文学家和文学流派产生重要影响。

1、李白（文学）对唐代的文学家和文学流派的影响

文章以与李白较为相似的李欣为例，分析李白（文学）对唐代文学家和文学流派的影响。在李欣诗歌作品中，无论是描写仙道还是憧憬仕途，送别友朋、歌咏边塞等，大多数都是温和敦厚，语调舒缓。后来在天宝年间，李欣所作的诗歌，大多数感情深沉、豪放跌宕，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张扬个性描述，和李白作品诗风是最为接近的。

天宝年间，当李白奉召入京的时候，受到唐玄宗的高度重视，“降辇步迎， 如见绮、皓， 以七宝床赐食， 御手调羹以饭之”，与他仕途追求和思想性格都十分相似的李欣，对此是极为羡慕，“业就功成见明主， 击钟鼎食坐华堂。二八蛾眉梳堕马， 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宫中赐锦衣， 长安陌上退朝归。五陵宾从莫敢视， 三省官僚揖者稀”。李白杰出的文学才能和傲岸的个性特征、浓厚的浪漫气质都让李欣极为仰慕，直接影响他在天宝年间诗风的转变。由此，李欣在其诗风发生重大转变，迥然有异，这种转变可能与他的思想变化以及生活经历有重要联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李欣受到李白的直接影响。

2、李白（文学）对近现代文学家和文学流派的影响

李白（文学）对于后世文学家，如杨慎、高启、陆游、辛弃疾、苏轼、龚自珍、黄景仁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现代诗人郭沫若也产生重要影响。1928年，郭沫若在回忆他童年所受到文学的影响时，专门提到唐诗中他最喜欢的是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柳宗元，但是却不是特别喜欢杜甫，更是痛恨韩愈。1941年9月，他在论述诗歌的韵脚和分行问题的时候，就引用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进行阐述诗韵的适度问题，后来他在1961年专门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一诗而创作了《蜀道奇》，作序写到“李白曾作《蜀道难》， 极言蜀道之险， 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 作《蜀道奇》”。1962年3月，郭沫若谈及他少年时候所受到的影响时强调，唐代的几位诗人，他最喜欢的是李白。在到访李白晚年最为钟爱的采石矶的时候，发出感慨，“李白就是李白， 心胸坦荡以山动情， 寓江流觞， 真情流露， 毫无伪装， 诗言其志，荡气回肠！”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作的许多诗歌，在风格和诗风上与李白十分相似，这与他一生对李白的敬仰和仰慕李白，并对李白文学深入研究，汲取丰富营养有重要关系。由此可见，李白（文学）作为我国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影响近现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流派。

参考文献：

[1]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黄群英.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彭放.郭沫若谈创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篇（4）

【关键词】曹植 陶潜 生命意识

Brief talk on the embodiment and comparison of Cao Zhi and Tao Qian’s life consciousness

Gu Weiduo

【Abstract】The poems written by Cao Zhi and Tao Qian, who stand on the Parnassu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Wei and Jin Dynasty, are filled with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The writer has made a comparison and survey on the two people’s different and same life consciousness from three aspects. They both do well out of the humanistic distillation of Chinese archaic Confucian culture,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on their lif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personal tropism, either Zijian’s “advancing” or Yuanming’s “keeping” comes from the personal mod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ach times style and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About the infiltration in their poems, all are full of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and later translated by the later-age Parnassus with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Keywords】Cao Zhi Tao Qian Life consciousness

在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像魏晋这样思想信仰自由、艺术创造精神勃发、具有大转变契机的时代。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而作为魏晋诗坛重镇的曹植、陶潜则大体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上的流动。

1．儒、道传统文化构架其生命意识。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遭受严重的磨难，但同时也是思想特别活跃、传统文化获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若论学术思想方面的勇猛精进与开创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不比两汉逊色，而且有过之。”奠定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在那个时代，玄学兴起，老庄哲学崇尚自然，融汇儒学更新为魏晋玄学，而玄学突破狭隘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指向更广阔的领域，成为个性觉醒的产物，影响了一代玄学乃至一代美学倾向的形成。而另一方面，儒家业已建构的伦理关系由于充满注重实践的理性精神，其他各家包括魏晋玄学也无法撼动其根本。

陶潜的思想则单一而杂驳。总体来说，陶诗思维方式带有冥忘物我、古今混融的风格，而且他的诗文常常只揭示出心中的一隅，这一隅心影中常含有两极观念引起的冲突，体现为彼此抗争又相互融合的全过程，在生命意识方面，陶渊明受儒、道、玄、释各家影响又与各家皆不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道家是“齐生死”的，主张超世、达观、顺乎自然。陶渊明对生死的焦虑，则既有道家的齐生死，也有儒家的顺天命。《归去来兮辞》中以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作结：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富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顺随生命的自然变化以了此终生，任性而行，随心所欲，还有什么可惶惶终日，还有什么可疑虑不休？陶渊明兼用儒道的生死观，建构自己“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2．生命意识在其人格取向上的折射。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造就了曹植和陶潜迥异的诗歌风格和人格取向。建安时代士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以建功立业为荣，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又使他们“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植《与杨德祖书》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全力追求对社会的奉献与给予中使自身精神人格完善化；“怀我在佐才，慷慨独不群”是祈望报效国家的真情表白。这种慷慨悲凉的精神贯穿曹子建创作的始终，可见其执着人生，用世心切。而及至陶渊明之时，政治黑暗，由魏至宋长期篡乱不休，不过陶潜“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比阮籍、嵇康自然得多”，这与曹植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陶潜静穆，崇尚自然，善解人生而又能应对时代，他有“如此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一生能复几，倏如流电惊”（《饮酒》）的大惕怵；有“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的大悲恸；也有“啸寄东轩下，聊更得此生”，“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大欢喜，始终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他的诗歌即使细小平凡的琐事也往往系着时代的风云。曹、陶的性格、禀赋及其对人生所持的总体方略，也都不相类。子建热情如少年，奔放的激情多于沉静的理智，洒脱盛气，棱角鲜明，在他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时代开拓式的热情启动，表现出千回万折的力度。而渊明睿智、圆融、冲淡、不露锋芒，在他身上更多的凝聚着历史沉思般的冷峻潜流，体现出百炼化柔的韧性。

3．生命意识在其诗歌中的渗透。曹植、陶潜的诗歌中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生命的独特认识和感悟。曹植和陶潜都是重视生命的，他们的诗文中都洋溢着对生命的体悟与执着。曹子建的诗歌，铿锵洒落，气机旋走，雄逸纵横，善于抒发慷慨沉郁的奔逸情志，尤其善于表现对外在生命执着不已的豪宕意气。他珍视生命，也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人生理想，创造不朽的辉煌。因而建功立业是他的诗歌中不朽的主题。陶渊明的诗淡泊宁远，自然润和有致，长于抒写不懈寻觅生命价值的和谐沉思。曹植诗歌时间感紧促急遽，起于积极进取的亢奋心态，“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园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箜篌引》）诗人看到时间的流逝，因而更感到生命的短促。“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游仙》）他渴盼生命的延续，但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又并非仅以生命本身的永久延续为可贵，而是把建功立业作为生命价值来实现的。他对永生的渴盼，一方面也是由于已身届人生后期，迟暮之感使他留恋人生，在“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下，零落归山丘。”（《箜篌引》）的悲凉心情下产生强烈的生命长存的幻想，但这种恋恋之情，绝非对“爵重禄厚”（《求自试表》）作威作福的留恋；也不是对“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箜篌引》）的留恋，在对生命永驻的期盼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曹植这位雄心壮志再度勃发、政治热情又一次高涨的诗人，假我时日，必有所作为的壮怀激荡。相对曹植，陶渊明的诗静怡释散，宁静致远，“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不似曹植时间的紧促，镌有出自对人生、对社会的冷静思考。他以一双慧眼，看透“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拟挽歌辞》）因而“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以荣辱不惊、生死不惧的超脱来诠释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说：“生活严肃的人，怀抱着理想，不愿自欺欺人，在人生里面便会遇到不可解救的矛盾，理想与事实的永久冲突，然而愈矛盾则体会愈深，生命的境界愈丰满浓郁，在生活悲壮的冲突里显露人生与世界的‘深度’”无论冲突，还是矛盾，曹植与陶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生命的坚持。曹植以少年、青年的豪宕，陶潜以成年、老年的睿思，用艺术之笔承载了生命历程中的挣扎与执着，其诗文中流淌的强大生命意识之流，也代表了魏晋一代士人对生命的体验，并泽被后世文坛，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80

3 《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

4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篇（5）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1般都在国家统1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4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1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长安)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阳之议”(《两京赋序》),于是班固乃作赋,批评西都的奢侈,赞扬东都的法度,为东都作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左思的《3都赋》作于晋统1之后,这时需要有大着作来宣扬作为国家安定统1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赋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两地,而代表统1的魏国先生发表宏论,陈述魏都优越,指出冒号“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于是吴、蜀2家为之折服。从而表现了人们对于3国归1的认同,这正适合西晋初年的政治需要。《3都赋》之引起轰动效应,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赋对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优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宾衬主,即使对处于宾位的城市,也是以侈丽宏衍之笔,展现其繁盛阔大,因而总体来讲,仍然是“极众人之所眩曜”,显示出国家之广大,包含之无所不有。京邑赋除写帝京、陪都外,历代还有许多写地方州郡城市乃至边疆城邑的。如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曹魏时刘劭的《赵都赋》、唐代张嵩的《云中古城赋》、明代黄佐的《粤会赋》、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徐杜的《郑州揽胜赋》、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这些,或出于对家乡风土的热love,或出于对异地风光的惊异,也是以生花妙笔,写京都以外州邑胜概。如扬雄《蜀都赋》不仅写山川的险峻,矿物的丰富,动植的繁多,灌溉的发达,闾阎的密集、纺织的精致,等等,甚至还写到了川菜的香美,读之对蜀中的环境和生活,无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则写了海南岛风物的奇特。

    京邑赋围绕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镇,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多方面铺写,内容往往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形胜、郊甸环境、都市规模、楼台建筑、动植物产、工商贸易、闾阎风情、宗教礼仪,等等,实为1城1市的综合介绍与礼赞。这在古代,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作用。如张衡《2京赋》除以上提到的1些方面外,还写到西京平乐馆中的杂技魔术表演有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走绳、幻术、驯兽、马戏,等等,成为中国杂技史的珍贵资料。《2京赋》还写到国际交往,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记录。

    都邑赋作为文学艺术中的1枝奇葩,可算出现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美,获得广大读者,同时还以其芳泽沾溉其他文学艺术品种。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词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学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诗取代赋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国势强盛,未能产生如汉代的京都大赋,但诗为了表现盛唐气象,却从汉赋所体现的炎汉气象中受到启发。唐京都的长篇歌行,从1定意义上讲,是对汉赋的继承与移植,因而有“赋体歌行”之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开头冒号“山河千里国,城阙9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旨意与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赋完全1致。真是“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灿夺目”。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云冒号“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列举的用铺叙串合方式展开种种繁华景物,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闻1多说冒号“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4杰》)指明了卢骆的长歌对赋体的吸收。唐诗如此,而到了宋代,写都市的词,如柳永《望海潮》咏杭州,王安石《桂枝香》咏金陵,也同样吸收都邑赋的营养,借鉴都邑赋的写法。

篇（6）

文学史上对唐诗的分期，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分法影响为最大，也一直沿用到今，它肇始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定型于明代高的《唐诗品汇总叙》。“盛唐”一般是指在开元、天宝年间，也是唐玄宗在位时，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国家统一安定，有相当清明的政治环境，且自武后以后，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逐渐走向完善，实行的是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思想体系。盛唐诗歌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诞生，涌现出了大批天赋极高、成就斐然的杰出诗人。殷的《河岳英灵集序》中说他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在诗体上，既擅长初唐以来讲究声律辞藻的有“新声”的近体，又擅长抒写慷慨情怀的古体，并具有“神来，气来，情来”的气势，创造了声律与风骨兼备的完美境界。

盛唐诗人王湾的一首《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应该是可以概括盛唐时代独有的盛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英特豪逸之气融贯于出色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雄浑壮阔的诗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自然之美与心境之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长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行路难》）是一种自信之心，豪壮之气。李白还以“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的大鹏自比。只有盛唐这样的时代才能造就李白那样的诗人，他是天才级的诗人，他的诗歌也是唐诗的魅力所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表达的是一种宽阔的胸襟，深灏的境界。特别是他的“三吏”、“三别”，虽体现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怨恨之愁，但是这种愁在他的诗歌中表现的是一种宏大之愁、伟大之愁、健康之愁。

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人的诗歌也是构成盛唐诗歌之盛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燕歌行》）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高适的诗就是具有这种气骨、风骨。“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是盛唐诗人才会独有的大气磅礴的胸襟，体现了一种不畏寒冷艰苦的积极乐观精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二首》）李颀的诗歌也不乏慷慨之音，如他的《古人军行》“百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等等。总之，盛唐诗，以其对事业功德向往而又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将唐人重视事功、自信开朗、热情豪放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以其热情蓬勃的感情，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表现盛唐时代的种种面貌。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应该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是生命之歌的咏唱；是一种自信、进取、豪放精神的激烈；是以玲珑透彻之心对自然的深沉感悟。

晚唐时期大致是指公元827年到859年，晚唐时期的诗歌气象，用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句概括是较为恰当的了。

唐王朝的衰落已成定势，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整个诗坛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感伤气氛，追求藻饰的创作风气逐渐增浓，忧时念乱或沉迷声色，隐遁山水，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在晚唐，像李白、杜甫、高适等这样有宏大政治抱负、高度政治激情和强烈政治使命感的诗人，已经几乎不见踪影。与盛唐诗人相比，晚唐诗人在政治上显得软弱、平庸，他们都逃到自己的个人生活琐事中寻求一时的快慰，或陷入个人的情感纠葛之中，品咂内心的哀愁和幽怨。晚唐诗人虽然也有牢骚、讽刺和激愤，常常也会带着一点冷眼旁观、无可奈何的口吻，也写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宦场昏暗的社会现实。

就安史之乱以后，晚唐诗人们要分析、总结，有对李唐王朝即将瓦解感到担忧，又有怀念开元盛世。所以他们往往把感时和论史联系起来，从怀古引入伤今，咏史（怀）诗大量出现。但是晚唐怀古咏史诗歌的情调与以往的是不同的。像陈子昂与盛唐诗人笔下的怀古咏史所表现的是开拓者的孤独感和时间的紧迫感交织而成的强烈的责任感，那么晚唐时期的咏古诗则表现为一种冷冰冰的沧桑、挫折感。前者是“垒垒见陈迹，寂寂想宏图”，是面对历史而勃发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后者是“运移汉祚终难复”之感，是一种乱世穷途的绝望和空幻。这种绝望感与空幻感在杜牧、李商隐、许浑、温庭筠的笔下有不同的反映。“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杜牧《早雁》）紧密结合时事，深怀着伤时忧民之哀，读后让人有一种怀古伤时之感。“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李商隐《哭刘司户蒉》）抨击宦官篡权乱政，滥杀无辜，表现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帷”，（杜牧《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充分表现失意知识分子隔离无依的委曲心态。“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李商隐《龙池》）在对本朝统治者冷讽的同时，寓有深沉的历史感慨。晚唐的诗歌或以古鉴今，或借古讽今，常常选择与现实生活具有相似特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描写，或选择历史上一些亡国的帝王昏君作为讽刺对象，为当局者提供借鉴，这也是晚唐咏史诗的深刻之处。通常是截取某一特定场景和细节加以想象渲染，以小见大，不着议论而寄意深远。这种立意方式在晚唐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除了内容上的特征之外，晚唐诗在形式上主要运用律诗和绝句，更讲究诗歌的技巧工丽，形成绮艳纤巧、纯真俚俗的特点，情调缠绵悱恻，语言清丽精工，形成一种“幽艳晚香”之美。　但是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绮艳诗与齐梁之绮丽诗又是迥然不同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晚唐诗的内容写得纯真，格调表现得优雅。其中相当一部分和抒写人生感慨结合在一起，有的还把传统的香草美人用比兴寄托手法引入绮艳题材，寄托某种政治感受，而并非单纯的之作。所以绮艳诗在齐梁和晚唐的两次回旋，并非重复，而是螺旋上升。它在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种进步，并对宋诗、宋词产生了积极巨大的影响。大致说来，晚唐诗歌在作品风貌上给人突出的感觉是：是境界小，骨气弱的收敛；是政治失意，生活坎坷的悲怆；是艳工整、雕琢纤巧的绮丽；是自我品味，自怨自艾的委婉。

唐诗有不同于其他时代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唐诗内部不同阶段，亦如春是秋菊，各有其美，各有千秋，是互不可替代，并且这些不同的阶段是呈不断上升进步、完善的趋势。唐代诗人苦心吟作，他们丰富的创造性、新鲜的认识感，使唐诗不断圆熟并臻于完美。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不愧是这国度中最绚丽的一朵奇葩。

篇（7）

1、杜甫草堂概况

杜甫草堂坐落于四川成都浣花溪畔，是唐代诗人杜甫躲避安史之乱入蜀而居时修建的茅屋故居，先后近四年居住生活的地方，于此作许多不朽诗篇赋予草堂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学气息巧妙地与园林景观相融合，因此仰慕杜甫的世人皆可通过游览杜甫草堂来纪念诗人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如今这已成为一所极具价值杜甫纪念遗址。草堂也具有中国古典园林特征。

2、杜甫草堂园林特色及文学感受

2.1杜甫是中国唐朝伟大的诗人，其诗词歌赋广为世人所流传，遗址杜甫草堂如今也成为极具价值的园林，秀丽优雅的自然景观，以及诗词歌赋所营造出来的意境美。草堂保留自然美的基础上，造景充分营造出意境美，游走其中总可以联想到韵味十足杜甫诗词，寓情于景。中国古典园林“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征，在此园中得以体现。园中山、水、植物构景要素互相映衬，皆充满被文学韵味所熏陶。诗词艺术与风景园林艺术有机融合，游走于草堂隐约感受杜甫诗中的意境，诗情画意溢于言表。草堂的空间布局也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虚实结合意境美的特征，植物配置绿意盎然，虚景实景相互渗透，打造出和谐的局部空间，契合而成令人品味无穷的空间组合。

2.2景观园林设计多采用变化丰富的曲线来表达，而不是规则直线格局。曲线使园林在布局形式上变得有趣生动。从总体布局来看草堂，景观丰富，曲径通幽，园路随不同园区变化而分布，采用和谐自然的曲线形态，景区之间的空间划分自然。园内一棵楠树、一块景观石、一条园路、 一片竹林等单个造园要素的分布，错落有致，都充满生机。

2.3杜甫草堂既不同于北方皇家园林的沉稳规整，也不同于苏州园林的淡雅秀丽，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营造出诗意的园林空间，古朴自然，写实写意相互转换，园林艺术与作者诗歌画作相融合，寄情于景，情景之间所表达的人文气息与意象美。杜甫草堂的山水所营造的意境，也给游人以耳目一新的体验，文学艺术与自然风景相交融极为契合。草堂布局既体现出了传统园林的特色，对称严整，优雅稳重，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始终，由照壁作序景，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依次呈现，富有层次，营造出多变的空间。通过建立石桥，引水流入，水体潺潺，巧妙的打破中轴线的单一，似断非断，使空间更为生动。杜甫草堂的空间形式又不同于传统园林“序景―起景――结景”的布局，草堂通过空间的呼应与视线的渗透，将融于三个不同意境的诗意空间中，让游者自然地从庄严沉重的神圣空间里逐渐转变到欣赏优美的园林景观中。

2.4漫步草堂，远离了喧嚣繁华的都市气息，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清幽僻静的园林空间。在园中青石板园路纵横贯通，道旁绿树相依，点缀着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楼宇亭榭。行走在花径，竹林小径，曲径通幽处；潺潺流水，叠石峦嶂，园路两旁生生绿意，生机盎然。石板与鹅卵石相拼接的园路，浓荫蔽地下一丛丛竹林，设有景观石桌、石凳，可稍作休憩静静感受着草堂诗意气息。寄情于景，娓娓道来，优雅的园林空间使人联想到杜甫诗词的文学造诣，在杜甫草堂的审美体验不仅体现在无限优美的视觉，听觉、嗅觉感官都会有不同的感染。

3、杜甫草堂的建筑特色

3.1杜甫草堂是诗圣杜甫的故居旧址，是纪念性的空间场所，步入草堂，从影壁开始，花径两侧的红墙，由于红墙的阻隔，营造出一种曲径通幽的诗意感受。此时的草堂狭长幽静，蔷薇碧竹随风摇曳。游览园内特色景观建筑，杜甫生活过的茅屋故居，建筑内部格局简单便行，看得到的历史痕迹，感受到的文人气息。草堂的茅屋是依据杜甫诗中描写重新修建的，诗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生动地再现出杜甫当年居住情形。杜甫草堂不仅展现了自然之美，同时意境美与自然美的有机融合营造出了诗意的园林空间，也展现出杜甫的田园生活。

3.2草堂茅屋建筑风格与四川西部当地的民居建筑风格相近，遵循自然，采用川西民居传统的穿斗结构，不同于传统祠堂园林的布局方式，屋顶覆盖茅草，古朴不加修饰，种植竹子，诗意与自然相互交融形成别具一格杜甫草堂园林空间。

4、结论

篇（8）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40-02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色彩意象随着诗歌表现范围的不断延伸而逐渐丰富和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由简单、纯朴到多样、繁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心理情感的日趋复杂化以及社会色彩观念的发展。更进一步来说，人类的认识力和创造力从根本上制约着色彩意象的选取和运用，心理情感的日趋复杂化是色彩意象多样化的审美内驱力，社会色彩观念的演变则直接影响着色彩意象的流变。

《诗经》、《楚辞》的色彩较为纯朴简单，多选用青色意象和白色意象，其次是红色意象、黄色意象和黑色意象。这五种颜色也是中国传统的“正色”。《管子·揆度》说：“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红）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以自然物起兴，如首篇《关雎》中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展开的是一幅白色流水的青色小岛上一对黑色关雎（鱼鹰）栖息图，“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则描绘了青色水草在白色流水中漂浮的姿态。《楚辞》常用香恶草木物象作比，如屈原《离骚》中的白芷、蕙兰、菌桂、秋菊、菉、葹，等等。这些大多是自然物的色彩直接作用于审美主体视觉的结果，也是先民朴素的色彩观念的直接反映。

汉魏晋时期的古诗中的色彩意象虽较先秦诗歌有了一定的发展，仍未脱离《诗经》、《楚辞》的色彩选取范畴，而且青、白两种色彩在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其中多间杂着形容女子或爱情的红色意象。《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诗句中的青葱的意象蕴含的是游子的漂泊不定和思妇的遥望无期；还有像“明月何皎皎”、“明月皎夜光”诗句中，皎洁的月光照出的不仅有闺中女子的空虚无聊，更有寒门士子怀才不遇的忧伤。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以及陶渊明的田园诗仍主要表现青白的色彩意象，但已呈现丰富多样化的趋势。

南北朝时期，宋齐时代的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鲍照的乐府诗，色彩意象渐趋多样、繁杂化。“齐梁以后，形式主义的诗风笼罩着整个诗坛，梁陈宫体诗的流行，更是诗风的堕落”。[3]形式主义的诗风以及宫体诗的流行，从诗歌的精神意义层面上看是诗歌发展进程中的倒退现象，然而从诗歌的表现范围和色彩意象的发展看，这又是一个必然经历的成长过程。南朝诗人大多生活在宫廷豪门，或者出于兴趣偏好，或者因为身不由己，他们的诗歌内容多表现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辞藻艳丽，青、红两色是诗境的主色调。典型的代表有陈后主，还有往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些诗人开始将目光从简单的自然物象更多地投射到社会物象，色彩意象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北朝诗歌中的色彩意象的发展则相对缓慢些。由此可见，唐之前诗歌色彩意象总体而言是相对简单而纯朴，这种情况随着古典诗歌的发展而走向丰富。

中国古典诗到了唐朝达到顶峰，诗歌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因此，唐朝的色彩意象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多样化发展。

初唐时期（618—712年），诗歌色彩意象总体上沿袭了南朝梁陈宫体诗的表达机制，以红色为主色调，显得浓艳而缺少深度。“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1]明人许学夷说：“今观世南之诗，犹不免绮靡之习，何也？盖世南虽知宫体妖艳之音非正，而绮靡之弊则沿陈、隋旧习而弗知耳。”[2]对于上官仪的诗，史称“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时称“上官体”。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初唐诗歌主要表现宫廷生活，对广袤现实社会缺乏深刻的反映，但还是出现了有别于此的“唐音之始”。[3]如唐太宗、魏征的诗，内容上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风格上却追求雅正，以宏大整肃代替六朝琐碎柔弱，昭示了唐诗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至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继上官仪追求辞美，而引向自然流丽。沈佺期、宋之问最终完成了近体诗格律的定型，在诗歌形式上是对辞藻华美、绮错婉媚的色彩意象的理性拒绝，而内容上仍是沿袭旧制，直至王绩和“初唐四杰”奏响了真正的“唐音之始”。王绩被认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他的《野望》和《秋夜喜雨遇王处士》从内容和风格上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4]“初唐四杰”之诗，内容上由宫廷转向市井，由台阁转向江山塞漠；风格上由纤柔卑弱转向流丽省净，自然清新；感情基调上表现出开朗热情、积极进取的高亢精神。他们的诗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习气，但已有极大进步，色彩意象脱掉了单调的浓艳的南朝华服，逐渐换上了多样、浑厚而富有内涵的红黄色彩背景为主，青白意象尤多的盛唐之装。

到了盛唐（712—762年），景云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王维、李白、杜甫、孟浩然、高适、岑参诸公之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已着上了盛唐之装，诗歌色彩意象进入了全盛时期。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云：“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林庚先生极力推崇的“盛唐气象”，本文不必深究。

中唐（762—827年）诗歌随着安史之乱的冲击而随社会走入低谷，随着国力的衰弱，唐诗中外向、奔放、刚健的时代精神已不如盛唐，而更多地转向对现实疾苦的反映和心灵的慰藉。“白发”、“青丝”之类色彩意象表现了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等一批诗人，在沐浴了盛唐之光后面对一个疮痍满目的社会那沉痛的历史沧桑感和生命悲剧意识，这在诗歌色彩意象中有形象的体现。如刘禹锡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浑厚色彩背景中是忧国伤怀的浓浓情怀。当然，中唐诗歌虽缺少盛唐外向、奔放、刚健的时代精神，但也不乏沉郁、哀苦，或通俗或怪诞的艺术风格。甚至可以说，随着诗歌的盛行，中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比盛唐之诗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杜甫后期诗歌沉郁悲凉的艺术风格已经反映了中唐的社会思想面貌。白居易、元稹等对新乐府的倡导和实践，使得诗歌由盛唐时的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色彩意象多因浅俗的创作原则的需要又更多地变得艳丽起来，但这种艳丽与初唐时沿袭的六朝靡丽的脂粉气相比，还掺杂着哀苦无奈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气息。韩愈之奇崛险怪、“郊寒岛瘦”之苦吟、刘禹锡的优美浏亮、柳宗元的峻洁骚怨，既是诗人人生境遇的诗化表达，也是中衰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从色彩意象及其表达机制来看，中唐诗歌全面继承和极大丰富了盛唐诗歌的色彩意象。我们说盛唐时代是唐诗最高峰是就其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力而言的，而唐诗色彩意象及其表达机制的全面成熟和最高峰则应该是在中唐时期。

步入晚唐（827—907年），随着唐王朝的进一步衰落，“盛唐气象”那种自由奔放的豪气已经消失殆尽，就连中兴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诗歌笼罩着哀怨、无奈与沉痛的气氛。从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最后到晚唐，诗风由浮华的形式主义转向积极的浪漫主义又转向冷峻的现实主义，最后落入沉痛的悲观主义。以“小李杜”为代表的历史、自然与爱情题材的诗歌，在忧时伤乱、怀古伤今、喟叹身世之中，流露出精神上的空虚与落寞。而这从另一个方面恰恰促发了他们对诗歌审美艺术的追求，诗歌色彩意象上表现出幽婉明丽的特点。其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呈现出与初唐反映宫廷生活的宫体诗一样的色彩基调，但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沧桑而变得忧郁深沉，不像初唐那般一味的浓艳而没有深度。自然题材的诗歌，与唐前期的山水田园诗一样表现出空灵闲适的情调，但不同的是，前期的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做是仕途中短暂的消遣和放松，而中晚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则是于世无济、醉心自然的逃避和感伤。

品读唐代诗歌，体悟唐朝思想，不难发现，唐诗色彩意象虽有初唐的浮华而又经中晚唐的靡丽，但终究没有脱离浑厚雅正的“盛唐气象”的印象。然而，衰颓的晚唐使得五代诗词追求形式上的华美，最后兴盛了偏离传统诗道的被称为“诗余”的文学体裁——词，色彩意象异常红艳。而宋、明之诗，受理学思想影响，红艳之气渐消，追求理趣，继而迎来了清诗的中兴。可见，诗歌色彩意象的流变反映了诗歌的演变过程，通过色彩意象的流变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诗歌的思想意蕴特征和艺术风格。

[ 参 考 文 献 ]

[1]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9-20.

篇（9）

一、文学审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审美是一种体验，审美体验是形象的直觉，外在的客观之物能通过审美心理机制直接影响并促成审美主体的观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备的独特气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对身处其境的文人们产生特定的文学审美反应。流域之水是一种审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区域色彩后，才复合出其他意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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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中记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这说明，区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环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区域中，辽河流域主要流经辽宁省、东部地区和吉林省南部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包括“东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为山高水寒，这使人皮肤收缩，汗毛孔闭合，穿着厚重，与自然的距离加大，对外界持一种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审美态度，故文学上主要选取凉风、寒蝉、白露、飞蓬、归鸟、孤兽、廖廓之谷等适宜寄托清冷之气和哀愁、忧患之思的物象，侧重冷色调。如完颜亮《驿所》：“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过汝阴作》：“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目暮乌争噪，幽径草深入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爱新觉罗·玄烨《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等。

古代文学评论中常把黄河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北方文学与长江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南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也按此论析。我国秦岭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长江水系，秦岭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黄河水系。黄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川、甘、宁、内蒙古、陕、晋、豫、鲁等9个省(区)，东入渤海。黄河流域地理特征为黄土流沙，河宽水湍，是中华文明的先发流域，特别是从汉至唐引领中华文明发展。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赵文学圈、秦陇文学圈、三晋文学圈和齐鲁文学圈。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导致其民心境开阔，粗犷壮直，忧患意识浓，文学审美上多取狂风大川、峦山阔原、白云骏马等适宜抒发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倾向于以贞刚之气叙事辩理，黄色调明显。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藏、川、滇、鄂、湘、赣、皖、苏、沪等十个省市。流域内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长江流域文学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学圈、荆楚文学圈和吴越文学圈，唐以后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引领者。由于长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险水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桥、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体现柔、细、雅审美倾向的物象，绿色调突出。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和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进行比较，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所说：“《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而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黄河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气势磅礴的汉赋；苍凉慷慨、风骨劲拔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浑悲壮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挟幽并之气”的金词等。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观沧海》)；“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潼关怀古》)等。长江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信巫鬼，重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学；情辞婉转、轻靡绮艳的南朝诗歌；润泽华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徘侧缠绵的宋词等。作品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南朝乐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四个水系组成，分布于我国的云、贵、桂、粤、湘、赣六个省(自治区)。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岭，南临大海，中亘两广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间，兼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点。其代表文学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学、黔贵文学、八桂文学、岭南文学和琼州文学，元明清时期才后来居上，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支。文学中多取瘴、岭、贪泉、毒草、蟒蛇、蛊、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达险恶蒙昧和原乡审美倾向的物象。具体文学类型有幽怨难适的唐宋流放派；原生开放的明清岭南文学等。如“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隐《异俗》)；“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地说炎蒸转贴于 极，人称老病馀”(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蹈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宋之问《入泷州江》)等。

二、文学风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学者竹内敏雄把地理环境差异作为影响文学风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国历代的文学评论者也注重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文学风格，如曹丕、刘勰、司空图、皎然、姚鼐、刘师培等。

从流域视角来看，辽河、黄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学风格各有特征。辽河流域文学风格以“劲健”、“清奇”为主，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学史上，辽金元时代是辽河流域的兴盛期，所以考察这一时期辽河流域文学风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篇（10）

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课程实践教学项目成果（编号：201129）。

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著名咏酒诗篇《将进酒》，作为具有浓厚探究意义的文学作品，其在文学风格上的审美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学风格是文体的最高范畴和最高体现，是作家长期匠心独运的结晶。也正因为如此，读者往往凭着作品的语言特色，就可以辨别出是谁的作品，把握不同作家作品的风格特点。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语言特色十分鲜明，在遣词造句上富于奇特的想象，超长的夸张，高度的虚拟，在语言节奏和旋律上则奔泻急促、迸发突进、气势磅礴，这些都体现了其豪放的风格特色。而《将进酒》，就是其豪放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豪放风格的审美价值

不同的文学风格有不同的什么价值。雄浑刚劲的风格可以壮人胸怀，清新俏丽的风格可以舒人心脾，飘逸疏野的风格可以养人性情，沉着含蓄的风格可以启人思力。不同的文学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享受。《将进酒》豪放旷达的风格特色，也有其特定的审美价值。 段志西说：“李白的《将进酒》一诗具有突出的狂放美特征 ，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磅礴遒劲的气势美 ，炽烈昂扬的激情美 ，和为了强化气势美、激情美而运用的奇谲的想象美、大胆的夸张美 ，从而达到了一种亦仙亦野、傲岸不羁的审美奇境。”

细看《将进酒》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诗人认为人生虽短暂，但是人活一世，都要尽情把握享受生活每一天。下面两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它洋溢着诗人自信开朗、清高脱俗的气质――老天既然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必定有我的用武之处。即使散尽了千金，也不过是身外之物。只要有才能，这千金还会再回来的。诗句融合着一种对生活自信豁达的态度――所以，趁着现在大家都有这份闲逸的雅致，就要烹羊宰牛大吃一顿，干掉三百杯酒。三百杯当然是个夸张的数字，体现了李白不拘泥、潇洒的特质，给诗增添了旷达的氛围。诗人虽然在当时不被重用，但是他并没有沮丧、一蹶不振，而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乐观地享受着人生，体现了其旷达而豪迈的艺术风格。

吴企明曾有这样一番评价：“诗人想落天外，用两组排比句发端，突兀惊人，以雄豪奔放的气概，不同凡响的艺术构想，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群，抒发了自己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的无穷感叹。”《将进酒》诗句开头两句“君不见” 运用夸张的手法，第一句突出了黄河奔流时磅礴激昂的气势，而黄河水流入大海不再回淌，就好像时光一去不复返，使人读后既有一种潇洒脱俗的情怀，又融入了青春易逝、时光如梭的悲叹。第二句用了较多颜色的词汇，如“白”、“青”、“雪”等，形象地描绘出一幅年华易老、人生短促的画面。其中，“朝”和“暮”、“青”和“雪”构成了对比，早上还是一头乌丝，晚上已是雪色白发，给人视觉的冲击，更让人体会到时间的快速流淌。“黄河之水天上来”、“朝如青丝暮成雪”雄浑豪放，表达出时光易逝的强烈感慨。诗中之歌，乃是神来之笔，叙说古往今来，圣贤不足道，荣华不足贵，富贵功名皆成尘土。最后一层六句诗，宕开一笔，写出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李白反客为主，连连呼出僮儿，将‘五花马，千金裘’卖掉，换来美酒，与两位好友开怀痛饮，长醉方休。结穴处‘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端遥相呼应，总结全篇，力敌万钧。‘万古愁’，既指人生不得已之‘愁’，又指我材未用之‘愁’。只有醉酒尽欢，才能消除那深邃广袤的‘万古’之‘愁’。诗人将这种愁随美酒泻出，少了几分细腻惆怅，多了几分大气磅礴。

纵观通篇，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传达出来的大气磅礴的气势美，炽烈的激情美和新奇想象和夸张美。

二、豪放风格与时代文化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李白诗歌的豪放的浪漫主义风格，也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李白一生经历了唐朝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六位帝王，且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隐居和求仙学道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生活培养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对精神解放的追求，以及不愿受世俗羁绊的性格。他傲岸豪迈又蔑视世俗荣华、向往自由。因此，李白的一生是积极奋发的一生，同时又是坎坷潦倒的一生。

李白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盛唐，经济繁荣，国富民强，因此他少了杜甫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风格，多了豪放豁达、浪漫理想的特点。《将进酒》这首“劝酒歌”， 约作于天宝十一年（752），当时他与友人岑勋到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颖阳山居为客，三人曾登高饮宴。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诗人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萧士语）之际，于是《将进酒》以自由昂奋的炬火烘映出诗人那昂扬的生命。悲叹虽然不免，但悲观不是李白的性格。诗人虽然感到青春易逝，功业未成，自悲自叹，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来日方长，此生大有可为，故又自解，因而“在芸芸众生前行的旅途中留下这一首超越忧伤的千古名曲”。《将进酒》中，诗人所展现出来的悲愤激昂的人生态度和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与其所处的时代互相辉映、互相映照，体现了诗歌的豪放风格与特定时代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豪放风格与流派文化

包裹在个人风格外面的，还有流派文化层。流派是一个伸缩性颇大的概念。严格地说，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主动参加过一个明确的流派，但宽泛地说，又可以把大部分作家纳入已有的、相关的风格类型，从而认为某某作家属于某某流派。流派风格的多样化，往往是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唐代诗歌极其繁荣，很大程度上与流派纷呈关系密切，如初唐形成宫体诗派，盛唐出现王孟诗派和高岑诗派，中唐形成新乐府派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将进酒》中一开始就运用了两个气势磅礴的“君不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诗人在诗中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

《将进酒》作为李白的浪漫主义特征的代表之一，属于以豪放飘逸风格为主导的诗派，其绽放出“豪而悲、豪而狂、豪而怒”的独特浪漫主义风格，使诗歌具有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虽然在文学史上，并没有明确定义李诗的流派文化。但诗人独特鲜明的文学艺术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形成了以豪放风格为主导的流派文化。《将进酒》展现了诗人李白的独特艺术风格，以及其非凡的气概和生命的激昂。作为一个文学意义浓厚的文学作品，其豪放飘逸的文学风格具有特定的深刻的审美价值。其风格与时代文化和流派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展示了这部文学作品的深远的探究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文晶.试论李白《将进酒》一诗的气势狂放美[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26）.

[2]高建山.一曲生命昂扬的歌――李白《将进酒》品读[J].现代语文，2005（11）.

[3]马华.从《将进酒》看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J].中学教学参考，2010（16）.

篇（11）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

这两种美学的差异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凸现，如代表北方美学思想的《诗经》和代表南方美学思想的楚辞。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讲到：“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诗经》主要是北方文学；《楚辞》则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营养。《诗经》的质朴淳厚，《楚辞》的浪漫热烈，体现着北方和南方两地的差异。”⑶但是一开始这两种美学的地位也并不是对等的，很长时期里，美学一直都是以北方为正统，南方美学远远不及北方美学，这种状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北方长时期处于战乱之中，原本坐镇北方的统治者及许多北方士族豪门，还有许多北方居民都纷纷南迁，在南方建立国家，开创事业。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⑷正是这政治上的动乱与艺术上的这种精神使得南方美学不断得到发展，并还出现反超北方美学，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1〕从相关著作和研究人才方面，来看，主要是出自南方人之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在南方出现了诸如刘勰、钟嵘一样的杰出人物，而对比之下，北方则要清淡得多。〔2〕在文艺创作人才方面，南方诗人文士占了这个时期的大半个江山，而北方除了由南方去的庾信，王褒外没有几个人可与南方相比。那么究竟是发展南方美学还是保证北方美学的正统地位呢？很显然，南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得了上自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欢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同时南方“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之下掩盖着贫血的面厐”⑸呈现出一种病态；北方美学虽然一时失宠，但却是封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任何一种扬此抑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然而事实上，很久以来许多的学者文人往往采取一种扬北抑南的方法，隋朝与唐朝初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这种情况。隋朝如李谔、王通等人对南方的文风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主张恢复儒家传统的思想文学观念，提出了政教中心的文学论。在唐朝初期狐德棻、李白药、王勃等人也对南朝文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言：“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官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批评南方的时候注意一分为二的方法，主张从南方美学中吸取有用的部分，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里就反映了这种想法，他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也。”这种想法也正是当时统治者所希望的。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在初唐与盛唐的时候，北方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同时北方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产诗人的好土壤，所以这个时期北方的诗人就会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战乱之中，从而造成了一是许多北方人的南迁，一是南方的开发。这种土壤所造就出来的诗人就不单单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纵观唐代诗人，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京畿道有诗人226人，关内道有诗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关陇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⑼。就诗人总体数量来说，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增长率远远要比北方高。这说明了唐代诗歌的创作群体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总体观来，唐代诗歌创作群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演变过程：初唐北方创作群一枝独秀盛中唐南方创作群的兴起晚唐南北创作群的合流。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第31页

⑶⑸⑹⒂袁行霈《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第71页、第22页、第71－72页

⑷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⑺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页

⑼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页

⑽李浩《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9月第113页

⑾⒁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99页

⑿⒀参见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和第196页

另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