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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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GDP是描述经济规模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但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认为是穷国;有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被认为是富裕国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国。

第四,GDP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五,GDP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据。首先,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有22个,其中和GDP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一个是GDP年均增长7.5%;另一个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6.6%。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增加到2%。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单位GDP能耗,是约束性指标。

其次,GDP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和CPI涨幅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又一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的现象,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7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收缩,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GDP描述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GDP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仅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有关紧缩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拉动经济回归到正常水平;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有关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要通过GDP来检验。

GDP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场活动为主体,它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尺度是市场价格,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而这些投入成本远不能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拥有的品牌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排放强度也具有很大的差异。GDP没有反映出这些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

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不管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高低,这些劳动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计算市场化的家务劳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GDP反映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参与了这种生产成果的创造活动,更不涉及还有多少人希望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个生产指标,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它只是利用这几种收入形式反映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例如,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

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自然资源,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自觉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国际上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理念,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计算绿色GDP,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正式绿色GDP数据。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从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福利状况,从而它不能反映这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它不能反映环境损失和环境改善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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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0－0070－03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资金流量分析方法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创立，但它的发展却始终极为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资金流量分析方法本身具有巨大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极大地限制着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资金流量分析能很好地结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在1993年采用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首次使用了资金流量表核算资金流量。本文将深入分析资金流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一、资金流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论内核缺失

资金流量方法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甚至中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侧身其中，却也未能使之成为一种主流的宏观分析方法。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流量方法的理论内核本身具有巨大的局限性。Bain(1973)提出资金流量分析方法的应用理论为投入产出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但二者均属于局部均衡分析，这是无法与长期均衡分析相媲美的。此后的研究在资金流量方法上并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理论内核的缺失也就成了该方法先天性的不足。这种不足让很多研究者不得不放弃以此种方法来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

(二)数据的不可得性和可替代性

首先，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不仅涉及范围广泛，而且具有权威性。数据涉及范围广泛体现在数据囊括了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一般包括金融交易和实物交易部分，横向包括5大机构部门，纵向包括储蓄投资、收入分配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囊括了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的权威性体现在来源于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统计报告，就中国而言，金融交易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编制并公布，实物交易部分由国家统计局编制并公布。引用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及其他来源的数据共同构成了实证分析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甚至货币供给等经济分析。

但在绝大多数研究中，资金流量表数据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若要进一步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则需要引入其他数据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也就是说，资金流量表的指标设计不足以较为完整的分析某个经济问题，如果研究者要利用其作为研究方法，会面临部分数据的不可得问题。不可得性是指联系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数据和动态的流量数据无法从资金流量表中得到。资金流量分析本身就是一种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的也是各部门之间资金的流动及均衡，这种动态过程的数据无法获得，也就体现不出此方法分析宏观经济的优越性了。

其次，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有时看起来并不是最优选择，其数据往往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所谓可替代性是指表中的指标数据有其他更好的来源渠道，更便于研究，因此研究者可能不会选择资金流量表数据作为统计源。例如在分析货币政策时需要引入货币供应量这个经济变量以分析政策效应，尽管该变量在资金流量表中确实可查，但是由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供应量表中的数据似乎更完备，它不仅涵盖了M0，M1，M2等不同口径的货币供应量，而且还及时地反映了每个月的准确数量。拥有了不同口径的货币供应量，政策效应分析将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从而有关货币政策的指标例如M1／M2等都可以得到体现。

(三)固定技术系数的不稳定性

基于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的分析，其前提假设为资金的来源和支出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系数，因此需要对此系数的稳定性作实证检验。但系数的大小依赖于经济环境，如果经济具有较大的波动，例如经济结构调整甚至技术革命等，则会改变投入或产出中的某些经济变量的数值，从而使系数变得不稳定。因此，对于金融体系复杂或者变动剧烈的国家而言，例如英国，此方法并不适合。就中国而言，金融体系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加入WTO之后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体系结构变化幅度巨大，因此利用固定技术系数分析方法来研究宏观经济非常不合适。固定技术系数分析法曾一度是资金流量分析方法的主流，但现在开放而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已经加深了各国金融的复杂程度，使得此方法逐渐没落。

(四)部门分析和流动性分析缺乏现实性

部门平衡表的分析主要是分析分部门的盈余与赤字，进而通过描述已发生的经济行为预测未来。例如多年以来，英格兰银行在《季度公报》的金融分析就一直是基于部门盈余和赤字的变化的。此方法更适合开放体经济，Wallich(1969)就指出即使是国内部门盈余微小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国外部门的变化。当然，此方法对中国失去有效性，因为中国经济并不能归类为完全开放型。

资金的流动性分析是在明晰部门盈余与赤字规模的基础上，研究各部门盈余或赤字如何融资，侧重于流动性而非数量。这种分析深入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原因，它研究的是部门支出的决策，这与一国的政策目标不符。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对各个部门作出支出决策的分析以满足政策需要。

(五)金融计量建模的困难性

资金流量模型分析是通过对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运用和描述，进而建立模型，探寻数据之间隐藏的关系。它假设资金流量矩阵中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可以被资产需求函数解释的变量。建模分析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Dawson(1958)最早探讨了资金流量模型，初步地在数据间建立起粗糙的模型，但却缺乏经济理论的严密论证。进一步地，Tobin(1963)、Brained(1964)阐述了现代意义的“资金流量模型”，并且随后发表了作出局部均衡调整的“陷阱”模型。在那之后，Friedman(1977)又发展了“最优边际调整模型”。

若要建立资金流量模型，则面临诸多内在要求。Dawson(1996)就对这些模型提出批评：第一，模型都被套上了极端简单化的教条，如流动性偏好理论。第二，并非经济体中的所有部分都能成功的建模，某些部分就是规律的循环和再现。资金流量模型遵循的均衡关系是一种局部均衡，即理论内核本身已经限制模型的使用。尽管“陷阱”模型提出了“一般非均衡模型”，但只是对局部均衡的简单调整或修饰。这种简单地填充理论缺陷的方法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二、资金流量表局限性的可能解决办法

资金流量分析方法是国民核算体系的延伸和补充，其对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据上文分析，该方法要在经济研究中被广泛利用，成为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的典型方法，必须要克服以上的局限性。笔者根据对资金流量表局限性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如下一些解决办法。

(一)通过理论创新完善理论内核

资金流量分析方法立足于一般均衡理论，无法进行长期动态均衡的分析。这是资金流量分析的一个硬伤，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的宏观分析方法。而国内外的学者也对此做了努力和探索，实际上Tobin提出的“陷阱”模型就是对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开拓了资金流量分析方法在一般非均衡理论方面的摸索。但这还远远不够，要完善资金流量分析的理论内核，还需要后继研究者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

(二)改进和完善资金流量表的编制

1　完善编制方法

中国1993年采用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首次使用了资金流量表核算资金流量，2002年中国进一步修订1993年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善了资金流量核算方法，强调了资金流量表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意义。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资金流量表还是比较粗糙的。机构部门的划分和金融工具的区分还是比较笼统而不精密的。因此，需要更细致地划分机构部门等大量工作，夯实其微观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编制微观单位的资金流量表，而只是尽量地将重心偏向微观成分，避免过于宏观过于笼统造成的分析方法效用低下。金融工具的划分则有赖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应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划分的更完善。

2　提高数据统计的时效性

就分析货币政策而言，分析货币供应量等指标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事后总结――实证分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事前预测――指导政策制定。因此，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需要与政策施行保持时间上的步调一致，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其预测功能。但是，中国现在的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明显滞后，在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只能够查询到2005年的资金流量表及相关分析说明。数据的严重时滞导致不利于及时掌握资金流动的具体情况，进而导致预测功能失效，尤其是在经济波动剧烈的时期例如金融危机时表现得尤为显著。

从数据时滞性的角度看来，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工作应作出改进。首先，应将编制单位中的年度尽量具体到季度、月份，更有利于根据时点追踪政策效应，这样细化之后极大提高了实用性；其次，编制中的数据来源应尽快从不同的渠道获得，及时得出最终数据，缩短时滞，发挥经济预测功能；再次，数据最好能有详尽的说明，最好能说明其统计口径，以便能与其他来源的数据比较联系。

(三)结合中国实际改进资金流量分析方法

Green等(2002)指出资金流量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工业化国家。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能够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首先，传统的资金流量分析方法改进后依然适用于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方法作为“价格”分析的替代品，一定程度上对于转型经济的分析是比较方便的。特别是在金融结构分析方面，资金流量分析方法具有相当的优势，这对于分析和解决我国目前比较严峻的结构性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层面上，通过资金流量分析可以解读各部门资金流动的规模和方向，从而为政府部门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就防范金融危机而言，资金对外流动模式的异常可成为重要的预警，这对于我国的金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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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1701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其经济活动的总体活动简称为宏观经济，简单来说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然而，由于一个国家内外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并为了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活动与发展的稳定增长的态势，就需要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以政府为主体，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国民产出水平、稳定物价、低失业率等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是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采取的相应的对应措施，因此，下面笔者就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关分析。

1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健康，主要在于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长期平稳且快速发展的状况，这种经济发展状况也正好符合了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准。具体来看，我国的GDP、财政收支、投资于对外贸易等实现了长期的快速发展，且从增长数据判断来看，其增长的速度也较为合理，也形成了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后革命时代”。所谓“后革命时代”，指的是未来的经济革命时期。“后革命时代”首先表现为以“和平、和谐、共同发展”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强调经济发展为时展的主旋律。其次，“后革命时代”着力于生产关系的转变，提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与优化。因此，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已经做好准备，逐渐走向经济发展的“后革命时代”。

当前的“后危机时代”即将过去，从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的经济复苏的势头仍在持续，基本上已经实现了金融危机的渡过，虽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从整体的发展形势来看，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后危机时代”也即将过去，逐渐开始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发展道路。

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双重并存”阶段。一般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要渡过三个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其次是发展阶段，最后是消费阶段。然而，当前的“双重并存”阶段指的是我国的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发展与消费并存”阶段，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发展的“建设与发展并存”阶段。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没有实现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并伴有其他的经济问题。

2简要分析我国目前经济状况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平稳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走上“后革命发展”时期，但在这些良好的经济信号下，仍存在着一些经济问题。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优化。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主要依赖于我国的外贸出口与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增长依赖于外贸出口则体现了我国国内的消费不足，尤其其个人消费，而较大数量的投资就会造成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从此以往，就会造成外汇积累较大，国际收支与国际贸易出现双顺差，从而增大了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存有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性发展的弊端，需要通过调控手段，逐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健康化。

当前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存有局限性。宏观调控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政府采取经济、行政以及法律手段来对经济的运行进行有关调节，该手段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从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然而，从我国具体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某些领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其次，宏观调控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且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最后，宏观调控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作为基础，一旦调节出现错误，就使经济出现更为严峻的问题。就业率低与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就业率低、通货膨胀形势严重是目前我国人民能够切身感受的经济问题。就业率低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据调查显示，2009届大学生的就业率仅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而目前我国出现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的经济状况主要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也就是“钱多资少”，人民币的投放速度过快。这种情况不仅对造成劳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还会使人民财产流失，从而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发展不平稳问题凸显。正如前文提及，我国目前处于“双重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也十分严重。总的来说，在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挑战欲风险，且伴随着诸多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国内、国外因素。

3就我国经济形势的宏观走向进行相关探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推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改善目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措施，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防线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以下笔者就我国经济形势的宏观走向进行有关探究。

以积极态度逐渐走向“后革命时代”经济发展道路。“后革命时代”是以和平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是逐渐完善市场经济发展与提高生产力的时代。所以，为了走向“后革命时代”就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当前的和平时代，努力将中国经济推向未来，推向现代化。其次，注重经济发展途径的创新型，转变滞后的、不合理的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加强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改进，并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要素的创新，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未来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最后，合理利用投资、消费、出口三个经济拉动力，通过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从而利用者“三驾马车”拉动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步上“后革命时代”健康发展的路子。

合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依赖于三种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为了使我国走上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就需要合理利用这三种手段，借助于价值规律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区域予以调解。首先，要推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一方面不断将城市的有力资源注入乡镇发展，另一方面乡镇应该不断优化农业的生产要素，实现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在加强城乡联系的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另外，对于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也应该遵循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将东部的技术、资金资源引入中西部，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协调、平衡。

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体系，其主要是指在这种体系下的生产、销售等市场经济活动完全主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并通过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力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果。因此，在我国政府调节经济走向的同时，还应该利用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将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整形结合起来，从而在这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共同的作用力下，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完善与改革，推进我国经济走向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未来经济发展之路。

总的来讲，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存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不断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国内、国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所以，为了能够推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就需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断探究目前存有的经济问题，以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准确判断，从而在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借助有行与无形之手，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新的健康、创新发展路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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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P3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14-0000-02

User Interest Mode Study of Securities Information Push System

Xiao Guorong,Lin Shusheng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510521,China)

Abstract:Push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user's interest to search,filter information,the user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ove onto the user,to help users efficiently explore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smart push user interest model,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needs of users with similar behavior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he user customize the recommended mechanism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user interest,to explore the user's interest information for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 strategy and services.

Keywords:Securities;Information push;User interest model

一、概论

证券市场中，影响股票股价波动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国家经济情况、宏观经济政策、上市公司基本面情况、股票的技术形态和技术指标等因素。其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等，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利率的高低、存款准备金率高低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整个股市的运行情况。而上市公司基本面情况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行业情况、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人才构成等信息。其中，公司的行业地位和赢利前景以及基本面是否有提升将影响公司股价的走势。这些信息能否获取以及获取的快速程度，对于股票的交易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信息推送系统的功能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上拥有海量实时更新的有价值的信息，目前，用户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自己感兴趣信息。不过搜索引擎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被动的，它们无法主动发掘用户感兴趣的信息，因此不会主动推送这些用户感兴趣的内容给用户，用户必须告诉搜索引擎希望搜索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信息以及企业基本面信息等资料，这些都要用户自己手动去搜索。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用户有希望主动获取信息的需求，比如用户希望主动获取新收到的邮件，用户期望了解最新的某只股票的价格，用户希望了解能影响某只股票波动的所有最新信息等等。因此，从海量网络信息中实时、定向、有选择地抓取信息到本地，然后把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组织分类、加工处理，使其成为规范的、有序的信息资源，根据用户定制的关键词进行实时推送。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定制信息关键词，达到“信息找人”的目的。这些是当前智能推送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证券信息推送用户兴趣模型分析

推送技术作为一种主要的信息获取技术，它可以主动将用户感兴趣的信息推送到用户面前，帮助用户高效率地发掘有价值的信息。在具体的证券信息推送服务应用中，用户可以主动定制自己的信息需求，比如定制“加息”，“存款准备金”，“经济数据”等宏观政策相关的关键词。当系统采集检索到跟用户定制的关键词相关的信息时，系统可以主动推送给定制用户。

不过这种依靠主动定制的信息，有时候会存在信息准确性较差的问题，而且仅仅通过关键词无法准确地把握用户的真正的信息需求，以致推送的信息和用户的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用户持有了“浪潮信息”这个股票，那么用户感兴趣的内容首先包括上市公司的所有公告及新闻信息内容，那么用户会订阅“浪潮信息”这样的关键词，然后由于“浪潮信息”属于软件行业个股，因此大部分用户都会很自然想到定制“软件”这个关键词信息，这样，用户就可以同时得到关于“浪潮信息”的公司动态和软件行业发展动态方面的信息内容。然而目前市场可能赋予了“浪潮信息”这个股票云计算方面的概念题材，这个方面的题材是影响目前阶段股价波动的关键词，所有云计算的相关新闻和政策都可能会影响“浪潮信息”这个股票的走势，那么其实用户也需要定制“云计算”方面的信息，只不过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他可能自己未能主动考虑到这点。这就是主动定制推送系统的局限性，用户容易忽略某些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关键信息。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表达用户的信息需求，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用户兴趣模型，通过发掘用户的自身行为以及分析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户的相关定制行为来给用户进行主动推荐。

四、启发式用户兴趣模型的构建

用户兴趣模型就是系统根据其获得的一切跟用户有关的信息所构造的用于表示用户信息需求的模型，用户的兴趣模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主动定制信息：基于用户的定制的关键词数据，如“加息”、“准备金”、“经济政策”等等。（2）推荐定制信息：根据其他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户的行为由系统主动推荐用户定制，用户具有定制与否的选择权，这个主要是弥补用户认识的局限性，把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户行为反馈给其他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策略和服务内容。

主动定制的模式比较简单，这个模式根据用户的信息（用户定制的关键词），形成对用户兴趣的描述，把用户信息存入用户兴趣数据库中。

推荐定制的模式相对比较复杂，这个模式需要分析其他用户的定制行为，找出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户进行分类，接着对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户进行启发推荐。这里，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启发推荐原理：和你定制的关键词相同越多的用户喜欢的关键词，你也很有可能喜欢；大家都定制的关键词，你也就很有可能需要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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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1次通货紧缩,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间,物价水平出现大幅度上涨;但是从1997年开始,物价持续走低,出现负增长,进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开始上涨,到了2004年,物价上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理论界开始讨论中国是否进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此背景下本文论述以消除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题,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协调机制和模式,通过回顾总结近年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剖析总结了98年以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对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依然是我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通过IS-LM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会在什么情况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与货币政策相结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无论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间,两大政策都能对经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要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存在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配合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协调机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总结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第六部分评述性结论。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内在关联性

1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资金运动、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在社会资金运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与企业资金等一道构成社会总资金的整体,每一方的资金运动都会在另一方引起某些连锁反应;在政策目标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都是要实现充分就业、高增长和物价稳定运行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政策手段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互补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税率和财政支出水平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和贴现率等;在政策实施主体上,既有区别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货币政策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政策实施的主体是财政部。两者分成两个不同的实施主体,但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调控的主体都统一于国家。

2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性 首先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的收支活动将引起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将对货币供给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化或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给结构;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财政收支结余和财政收支赤字这三种不同的收支状况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财政资金的运行方向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构成,另一方面取决于积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取决于财政赤字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弥补。因一国弥补预算赤字主要分为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两大类,而不同的融资方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但总的来说,财政赤字的各种融资方式会增加货币供给。其次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与银行的信贷收入来源、信贷支出方向、信贷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有关。总之,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性很强,这表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运作特点和作用机制决定了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发挥对经济应有的调控作用。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将哪一种政策作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方面来看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财政政策来看,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轻税负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回升;在经济膨胀时期,则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避免经济过渡膨胀。但在现实中,财政政策的运作常因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相应地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现实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此外,货币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所抵消。

篇（6）

从宏观的经济理论中铁中可以得知，在经济呈下降趋势时，应使用扩货币的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应采取紧缩性政策。在企业受到负向冲击时，收益缩水，净资产价值开始逐渐减少，资产的负债表和融资条件逐渐恶化，外部融资的支出成本较高，是很多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受到很大的阻碍。这就严重影响和了企业投资的经济决策，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在负向流动性冲击的情况下，将会使企业投资萎缩的幅度较大，从而造成产出量下降。要有效地解决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定性，利用不同途径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就要获取企业资金实际需求的具体用途数据，进行更为准确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外部需求的影响

（一）营销收入方面资本存量调整

资本边际商品地营销收入和自本人存量的比例函数。在对企业的营销加速器的理论预测中，营销所获得的收入，或产生的波动，将会影响到企业资本的支出。但是很多情况下也会产生滞后的现象，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将来的营销收入，而在将来的营销获取的收入，取决于现今和以往的营销收入。调整成本和滞后的阶段的而存在致使很多企业不满意，从而不能完全和迅速地按照营销的状况，进行资本存量的调整。

（二）对企业外部需求的影响

较高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企业投资对外部一些需求冲击的应对能力。不确定性会提升实际期权的价值，这就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为谨慎。在不确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生产制造业，企业不做任何决策时最有价值的。所以，这时即使增加外部需求资金，企业依旧降低了资金成本的支出，减少了新项目的经营。同时，较高的不确定性之下，外部需求相应地减少，对企业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少，但是外部需求这种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大，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从而有效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活动。

二、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流动资金需求的影响

（一）企业流动资金

企业的外部流动资金的需求，包含了满足流动性需求中的长期贷款、短期贷款、短期的债权和配股资金等刚面。通常企业的外部流动性的资金数量，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规模。企业将来流动性的不确定性越高，则会增加了企业将来的融资的风险，从而大大延长了企业获得资金使用权的时间，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企业将来流动性较为短缺的风险，减少了企业在等候时期的期权价值，从而加快了企业执行期权。关于流动性较低的企业，在等待方面的风险较大，对于流动性较高的企业，较高的流动性不但能降低企业当下投资的局限性，同时还降低了企业等待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二）企业流动性和企业投资的关系

企业流动性和企业投资的关系相对而言是非单调的，如果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流动性，并且流动性能在长期进行分摊，这样企业在将来的在融资方面就能够顺利地进行，有效地减少了融资时所耗费的时间。这样就较高的流动性，能减少制约企业投资的因素，是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能对更多的项目进行投资，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如果企业流动性持有数量角度，那么企业随着流动性头寸的增多，反而会使企业的投资的机率大大增加。

（三）流动性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企业利用融资渠道获得更多的投资的资金过程中，融资的决策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流动性也会受到宏观经济风险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促进了企业，利用调整流动资金泳衣最小化流动性来管理预期资金成本。同样，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能为企业的经营者正确地估算将来流动性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对于预期流动性需求的鉴别，要依靠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那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变化将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资产份额的变化。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越高，对管理者而言，企业的项目经营风险就越大，这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要子投资时更加地谨慎。利用短期贷款或者企业融资的方式，来补充流动性，从而提高财务账目上的稳定性，以此来维持投资资金支出的稳定性。

三、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长期资金需求的影响

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包含了长期的贷款，长期的债券、和配股等。在对投资机遇的人事方面，企业和内在的投资人员之间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这就致使外部的融资市场中，出现成本过高的现象，这样会使企业的偷走的机遇成本加大[3]。较高债务能促进促进企业进行预期正现值的投资项目，这同时还能促进公司进行较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长期的资金需求量越多，投资的故意莫就有可能加大，对于新增加的债务企业，较长一段时间的资金需求，偿还责任会较少企业的经营的资金支配的权利，这就有效地制约了企业过度的投资行为。

在对于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大，而且通过对企业投资过程中对外部需求、流动性资金需求、长期资金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不去定程的较高或较低的情况下，对企业投资有促进和制约的作用。本文对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的投资项目，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望能促进我国经济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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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色GDP的概念统计绿色产出部分时的指标体系，应该分为三个部分：人居环境改善产出的度量、维系生态系统产出的度量和修复生态系统产出的度量。人居环境改善的产出原则上等于污染治理投入的有效部分，即通过治理使大气、水体和固体废物处理等相应指标有提高的投入部分，应根据环境标准建立指标体系，予以定量衡量；维系生态系统的产出原则上等于有效地实现能源、水、原材料等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投入，应建立指标体系，根据以后每个五年规划的预期性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定量衡量；修复生态系统产出的度量，原则上等于进行生态系统恢复的生态建设有效投入，主要依据地下水位的恢复、森林覆盖率的提高、草原牲畜承载力的恢复和矿山复垦等建立指标体系定量衡量。

一、局限性

1　绿色GDP只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任何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其他系统的变化。绿色GDP只是考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的代价，在GDP基础上做一些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成本的调整。它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但是没有反映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它仅仅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在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能过分地夸大它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千万不要认为绿色GDP概念提出之后就可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2　绿色GDP核算方法还不成熟。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的估价都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因此，尽管专家学者们开发出若干估价方法，但很多方法都还不成熟。如何对环境的损失加以计算；如何解决进行绿色GDP核算在发展观与政绩观上的难点；如何填补我国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方面的空，是当前绿色GDP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3　在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并不是要取消GDP。即使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也不应取消GDP，这是因为，首先，GDP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在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GDP是绿色GDP的基础，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其三，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楚地看出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

4　绿色GDP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正像GDP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储蓄、国民财富等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样，绿色GDP也包括相应的构成指标，也与相应的绿色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绿色GDP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事实上，绿色GDP只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当人们说绿色GDP核算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与绿色GDP有关的一系列绿色指标的核算，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对策

1　要正确看待GDP与绿色GDP的关系。核算绿色GDP不是要取代目前使用的GDP，但绿色GDP作为现行GDP的一项重要的补充性指标，对现行GDP的修正和完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修正和完善需要借助于更多的综合、虚拟估算等技术，在操作上还有许多困难。但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步骤(即使它们是不完善的)来改进现有的工作，而不是把精力仅仅限于对不完善性的漫无止境的攻击上。目前，要解决好现行G D P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为绿色GDP核算打好坚实的基础。

2　进行绿色GDP核算不能急于求成。在认清开展绿色GDP核算的紧迫性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建立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体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绿色GDP的建立需要经过资源环境估价、污染损失货币化等项目试点，产权交易及技术市场的建设，综合权衡和总体方案试点，全国推广等几个阶段。这就注定绿色GDP核算的成熟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因此，要求我们在进行核算时，不能急于求成，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3　关于绿色GDP万能论。目前学术界存在着神化和夸大绿色GDP核算的非理性倾向，不是科学的态度。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完全归结为GDP的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尽快推出绿色GDP核算，进而以此来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一种不现实、也是有失公允的想法。一个国家和地区环境保护得好与坏，不在于是否核算了绿色GDP问题，关键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和经济发展观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试图用一个指标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情况归结到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中。任何指标都不是万能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绿色GDP也不例外。

4　关于政绩考核体系问题。绿色GDP标准对于某些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适用，但中国国情有些特殊，在中国，不仅是GDP中，任何政绩标准都可能导致政府及官员追求政绩的非理性思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绩不要和经济增长挂钩，要用一套综合社会指标来考察干部：不仅要考核经济指标，还要考核环境指标、资源指标、健康指标等；不仅要考核经济的增长数量，还要考核经济的增长质量。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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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篇（9）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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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5-0061-02

中国目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融资约束问题会是制约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障碍。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80个国家之中，中国除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外，有75%的企业认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融资约束，所占比例最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的《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跟踪调查报告》可以得知，大部分的中国企业都认为阻碍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融资约束。近几年，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愈发严重，企业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在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资金的周转，融资需求至关重要。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对于企业受融资约束的成因、影响以及如何摆脱融资约束都有一定的关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大量的资本涌入，企业若想抓住机会就必须克服融资约束这一不良因素。早期的研究主要探索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经济活动有怎样的影响。李科和徐龙炳（2011）认为融资约束影响公司业绩的提升；孙灵燕和李荣林（2012）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拉低了民营企业的出口量。部分学者研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因素，于蔚等（2012）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要小。近期，学者提出一些解决方法，曾海舰和林灵（2013）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商业银行来摆脱融资约束；等等。现在部分学者发现宏观环境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就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行分析，简单介绍融资约束的成因、度量以及应对措施。

一、融资约束的成因

企业融资可以分为内源和外源融资，而外源融资主要包括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和债券融Y。企业在进行外部融资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

（一）信息不对称问题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并不发达，资本市场起步较欧美国家要晚，体制仍不完善，从而导致在进行外部融资时大部分企业选择银行信贷。此外我国的银行大多是国有性质，而相关评估制度的缺失导致借贷困难。我国企业的财务报表所披露信息的实用性和信息质量都有待提高。会计的计量方法例如公允价值的应用仍在探索中。诸多问题使得持有资本的一方无法及时获得企业准确信息并且无法估量风险，从而放弃投资，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获得外部融资。

（二）融资资本成本

在企业进行对外融资时，管理层根据资本成本的高低来选择融资途径，由于存在成本问题，对外部资金提供者的补偿所承担的成本而付出的额外价值是不相同的，股东和债权人分别为自身利益而导致外部融资的成本增大。此外，当公司股东与管理层意见相左时，企业就会被迫放弃一些有价值的投融资机会，从而使得公司价值受损，进一步导致融资约束的形成。

（三）规模效应

国外的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小规模效应可以用融资约束来解释，企业会由于规模小而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风险。这种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同样适用，甚至更加明显。由于民间借贷的不规范，企业更倾向于银行信贷，银行的趋利性和贷款风险使得他们更愿意将钱借给规模较大，股票收益更高的企业，大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机会。

（四）产权性质

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使得我国企业主要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要明显小于一般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都与政府联系紧密，所以国有企业的融资风险较低，且金融生态环境要明显优于非国有企业。我国企业外部融资依赖银行借贷，而我国四大银行是国有性质的，所以在放贷过程中更青睐国有企业。

（五）地区经济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了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在企业进行融资时，除了依靠内部资本市场外，地区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很好地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地区经济效应可以很好地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地区经济效应对企业尤其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意义极大，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融资问题。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信息更加透明公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以缓解。投资人可以及时获得有效信息，企业也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投资效率随之提高，企业的内部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风险。

（六）外部宏观经济政策

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成熟，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明显。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传导机制的探索上，尤其重视对于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对于微观主体影响研究最多的宏观政策是货币政策，它的影响主要通过信贷和利率两个渠道。主要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整个融资环境也会变得宽松，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将会下降。货币政策紧缩时，恰好相反。除了货币政策外，财政政策、行业优惠政策、扶植政策、减税政策等，都会对微观主体的融资约束程度产生影响，而宏观经济政策是微观主体不可控制的外部环境因素。

二、融资约束的度量

在我国经济处于重要转折期，经济发展首要就是解决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深入研究企业融资约束问题需要首先解决量化的问题，这样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微观主体融资约束的成因和影响，对症下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目前衡量融资约束的方法较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单一公司特性指标法

单一指标法认为产生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不同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同使得融资约束程度不同。此种方法就是采用某一项代表性财务指标来指代融资约束程度，例如留存收益率，公司规模，公司年限，利息保障倍数，等等。该法的优势在于所选择的指标与融资约束可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对于融资约束程度的反映较为准确，实际应用中可操作性极强，适用范围也较为广泛。但是该法的缺陷在于选择的指标有范围的限定，且并非就是线性关系，故超过一定范围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横向比较的可行性较低，若是两个公司的内部结构有所变化，那单一的指标就没有办法反映这两者的差异，投资者无法通过这一单一的指标选择投资对象。

（二）多指标构造复合指数法

这一方法克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有ZTF指数、WW指数、KZ指数和SA指数，同样也可以采用广义回归线性模型和多元判别分析法构建的公司外部融资约束指数。综合性指标更为全面，但是其不足处在于对于企业融资约束所具有的特性目前仍无定论，所以在构建综合指标时，可能会存在多余指标，若是指标选择过少又会无法完全涵盖公司所有特征。从计量的角度，选择的解释变量之间线性相关而导致单个变量的解释度不高。复合指标法大多是衡量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可能无法全面解释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

（三）多指标综合法

多指标综合法是将前面提到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即先是构造复合指标后，再根据所选的企业的特色选取公司特性指标，二者结合对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价，目前部分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性衡量，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一般多采用此种方法。多指标综合法的实用性更高，更能解释融资约束的成因以及影响，有利于企业提出实用性对策，但是此法的局限性与前一种方法相同，对于如何选择复合型指标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学者的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四）现金流敏感性度量法

此种度量方法有投资-现金和现金-现金敏感性度量法。前一种方法在衡量融资约束的前提是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学者都认为融资约束与投资使用内部资金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关系，建立了FHP模型，但是在正负相关关系上有很大的分歧。该法的缺点在于计算过程中很难找到满足我国实际情况的代表性指标，也无法排除其他影响因素。该法有待进一步优化。后一种度量法考虑了前者存在的缺点，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角度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其应用范围也是较为广泛的。但是此种方法也存在着前一种方法的缺点，并且其对融资约束程度的衡量的准确度下降，计算过程更加复杂，误差更大。

对于融资约束程度的衡量方面的研究仍在进行，随着市场的成熟，计算方法的先进，在逐渐弄清融资约束的成因后，未来学者能从企业角度很好地衡量融资约束。

三、相关建议

本文从总体上分析了融资约束的成因以及融资约束的度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打好理论基础，并且提出一些建议。一是对于前面提到信息不对称以及成本的问题，企业可以规范自己的会计制度，提高会计稳健度以及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二是非国有企业可以尝试控股银行或者寻求政治关联。三是发展尽量将企业设立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或者找到适合本行业发展的地区，提高公司应对融资约束的能力。三是地方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适当地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同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引入合理的竞争制度。四是鼓励民营银行的设立，规范民间放贷机构，降低企业贷款难度的同时提高融资效率，增加企业融资渠道数量。五是政府要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更新，做好外部监督管理的职责，做好宏观调控，重视宏观政策的应用。

参考文献：

[1]李科，徐龙炳.金融关联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J].金融研究，2011（8）.

[2]孙灵燕，李荣林.融资约束现在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J].经济学（季刊），2012（1）.

[3]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来着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2（9）.

[4]郑军，林钟高，彭琳.货币政策、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J].当代财经，2013（9）.

[5]黄忠志，谢军.宏观经济政策、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约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证据[J].会计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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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7-21

一、问题的提出

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金融调控时经常运用的有效工具之一。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官方网站所提供的定义，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实施的需要，适时的运 用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影响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实现货币政 策的既定目标。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率政策的效应实际上也就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或货币 政策的有效性。所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指在既定的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下，货 币当局选择特定的货币政策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1]。

实践证明，实施利率政策的效应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并不能完全保持一致，即社 会公众的经济行为、国民经济运行所呈现的现实反应与中央银行实施利率政策的既定目标在 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利率政策效应作为一种客观变量，它有可能是好的、积极的与正 面的；但也有可能是坏的、消极的与负面的。因此，利率政策效应一般可以划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所谓的正效应是指，利率政策是有效 的或者有效性比较高，即实施利率政策能够对社会公众经济行为与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实际作 用，进而基本实现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所谓的负效应是指，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比 较低或者是无效的，即利率政策实施并不能改变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与国民经济实际运行的 轨迹，进而无法达到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实际结果甚至完全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相背离。利率政策效应的这种客观性质，通过分析我国在1994-2004年期间的利率政策实 施情况能够得到实证。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对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调整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动直接 相关。这种相关性可以在图1中得到直观的证明。为了进一步说明利率政策效应所具 有的客观性质，分析图1中的利率水平调整趋势，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类银行机构基准 利率的调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4-1995年期间。在该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克服经济增长过热 与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上调并保持高利率水平的利率政策予以配合。随 着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实现“软着陆”，我国的利率政策实施呈现出正效 应。

第二阶段为1996-2002年期间。在该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拉动内部需求、鼓 励居民消费与克服通货紧缩。中国人民银行采取连续下调并保持低利率水平的利率政策予以 配合。不过，我国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社会消费增长率并没有进入合理的变动区间 ，而且同期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接近了9万亿元。事实表明，我国的利率政策实施呈现出 零效应或者负效应。

第三阶段为2003-2004年期间。在该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与防止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采取适时上调利率水平、适当拉开存贷款的利差与 规定利率浮动区间的利率政策予以配合。但是，国民经济结构性过热的存在与通货膨胀压力 不断增加的事实表明，我国的利率政策实施呈现出零效应。

在不同的条件下，为什么我国利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会呈现出正效应、零效应与负效 应呢? 众所周知，利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否产生预期效果，客观上取决于众多制约因素。例如 制定的政策目标是否准确、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否合适、采取政策措施的时机是否恰当、各 种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协调、各经济主体是否具备应有的金融意识与政策执行过程是否存在偏 差等等。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因为利率政策本身在客观上具有局限性。

二、利率政策局限性分析

所谓利率政策的局限性可以这样定义：在利率政策制定、实施与产生效应的过程中，由于各 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客观上会使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同程度的降低，从而导致实施利率 政策的预期目标与执行利率政策后的实际效果产生一定的偏差。利率政策局限性是客观存在 的经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利率政策都有局限性，所不同的在于利率政策局限性 的大小而已。制约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因素包括政策时滞、政策传导机制与中央银行宏 观调控能力。

(一)政策时滞的长短制约利率政策有效性

政策时滞的内涵是利率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实际产生作用所必需的时间间隔，它一般可以 划分为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内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一般是指作为货币政策操 作主体的中央银行从制定政策到采取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外在时滞包括操作时滞和市场时滞 ，一般是指中央银行采取行动到这一政策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所耗费的时间。

政策内在时滞存在的原因是，中央银行在客观上需要时间收集信息、分析判断形势、决策与 制定政策措施。内在时滞的长短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分析判断能力、采取行动的决心与制定政 策措施的效率。政策外在时滞存在的原因是，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在客观上需要通过传导机 制和操作变量来产生效果。外在时滞的长短取决于中央银行操作力度的强弱以及社会各阶层 现实反应的弹性变化。

利率政策有效性受政策时滞的制约是客观存在的。运用中央银行反应函数建立模型进行回归 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利率调整属于典型的滞后调整，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大约为6-10个 月[2]。就是在具备全面的监测体系、完善的决策系统、科学的传 导机制与灵敏 的操作变量的条件下，利率政策实施前后的宏观经济形势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客 观的变化。市场的变化，在客观上会使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同程度的降低。因此在正常 的条件下，利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问题是政策时滞的长短不仅难 以测算，而且它的变化极具不稳定性。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政策时滞的变化在合理的范围内，虽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会不同程度的 降低，但仍然属于正效应范畴。如果政策时滞的变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利率政策的零效应 或者负效应则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形势必然会趋于恶化，而利率政策实施的 实际结果甚至完全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相背离。同时，由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 还会造成中央银行在是否需要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方面，难以做出果断与科学的决策。

(二)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度制约利率政策有效性

所谓政策传导机制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货币信用活动参与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过 程与基本因果关系的总和。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以间接调控为主。因此，政策措施的实施必 须经过各个经济主体与各种经济变量的传导才能产生客观效果。一般认为，我国目前的利率 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制定与实施利率政策造成货币供应量及其结构变动引起金融 市场供求关系改变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利率)变化间接调整社会投资与消费的总量与结 构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

政策传导机制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制约在于它的灵敏度。如果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健全并保持 比较高的灵敏度，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会产生正效应；如果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度比较低或 者政策传导在某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会产生零效应或者负效应。这种制 约，通过分析我国在1994-2004年期间的居民储蓄和消费的情况(表1)与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情况(表2)可以得到实证。邵国华(2005)认为，我国的信贷传导机制还存在很多缺 陷，还很难证明利率能够对消费、投资和国际收支，特别是进出动产生符合政策意图的 调节作用[3]。

分析表1的数据可以得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对于利率的变动缺乏应有的敏感度，因为制 约或者影响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因素很多。常见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市场利率变动 、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民族传统习惯等。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因素对于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影 响是不同的。如果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或者选择预防性储蓄为主要目的，他 们对于利率的变动就必然缺乏应有的敏感度，从而导致利率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分析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各种所有制形态的企业对于利率的变动都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因为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预期、自有资金充足度、直接 融资方式与间接融资方式的均衡情况等。如果在经济运行“过热”或者“过冷”、企业融资 渠道不平等、企业趋向于直接融资方式等条件下，银行贷款对于企业投资的约束力就会大幅 度下降，从而必然导致利率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三)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的有限性制约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在客观上要求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因此，中 央银行能够直接控制的货币信用量是十分有限的，即中央银行对各层次的货币信用量的调控 能力在客观上是逐级降低的。分析曹龙骐(1993)建立的“中国信用塔”，从我国金融市场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人民银 行能够直接控制的货币信用量只有基础货币[4]。对于商业银行信用，中国人民银 行只能通过影 响货币乘数的变化来间接控制。而对于包括商业信用与民间信用在内的其他层次的货币信用 量，中国人民银行仅仅能够产生间接影响，基本上达不到控制的层面。

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逐级降低的过程中，对于商业银行所提供的货币信用量的间接控制 是制约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全社会绝大部分的货币信用量。如果 基准利率的调整与贷款增长率的变动发生背离，利率政策产生正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这种客观经济现象可以在图2中得到直观的证明。

三、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思路

利率政策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因此，中央银行进行宏观金融调控时，既不能盲目 的扩大利率政策的效用，也不能忽略利率政策的局限性。应该重视利率政策局限性的分析与 研究，否则便不可能实现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必须强调的是，正确分析与认识利 率政策局限性的目的，在于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既然基本的制约 因素包括政策时滞、政策传导机制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那么正确处理好这些制约因素 便是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思路。

(一) 努力提高把握政策时滞的能力

虽然变化不稳定的政策时滞的长短难以测算，但人们对此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可以 将内在时滞分解为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而将外在时滞分解为操作时滞和市场时滞。对于认 识时滞而言，只要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全面的经济监测体系与灵敏的金融预警机制 ，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大幅度的缩短正确认识市场运行态势所必需的时间间隔。对于决策时滞 而言，只要建立了科学的决策系统并保持高效率的行政机制，中央银行缩短制定、审批与发 布政策措施的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

制约外在时滞长短的关键因素是市场运行态势的变化与社会公众经济行为的改变。中央银行 完全可以通过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操作力度与迫使相关经济变 量变动来缩短市场的操作时滞。对于市场时滞而言，中央银行应该努力的将事前预防、事中 控制与事后调整有机的结合起来。只要有效的压缩了社会各阶层现实反应的弹性空间，市场 时滞的缩短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不断加快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发达国家运用利率政策的经验表明，决定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灵敏的政策传 导机制，而政策传导机制灵敏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经济 转轨时期，在利率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尚不能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只有大力培育完 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加快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才能提高实施利率政策的有效性。针对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对利率变动缺乏应有的敏感度，我国应该建立与完善以医疗、养老 和失业为基本内容的并且能够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救助体系，同时我国还应该 大力发展消费信用。因为只有减少了其他因素对于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制约作用，才能够增强 市场利率对于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弹性制约。

造成企业对于利率的变动缺乏应有敏感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所有制形态企业的融资渠道 不平等与银行贷款对于企业投资的约束力下降。因此，我国应该加快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大力改革与完善社会投融资体制、积极采用按照市场供求变化为核心的利率市场定价机 制。因为只有增强了投资利率的弹性作用，基准利率的调整才能提高对于企业投资的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