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目前国内经济形势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目前政府实行的价格政策,扭曲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阻碍了我国经济转型的速度。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上海论坛2008”上表达了上述观点,并建议,要素价格的形成应由行政定价主导转向市场化定价。
他认为,中国现在已步入人均2000到3000美元的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这种增长方式曾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常、高速度增长。但是一些问题在近年来逐步显现。
从要素投入驱动角度看,原有增长模式面临三方面挑战:首先,因为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其次,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发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最后,原来的超高速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
从出口需求驱动的角度看,中国近年出现了东亚那些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曾出现过的类似问题,即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然后又因为数量扩张造成和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同时,外汇存量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凸现。由于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本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以致引起资产价格和CPI的上涨,也就是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这些问题迫使我国必须尽快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
厉以宁
地震不会阻碍中国经济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澳门出席中非民营企业合作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上还是好的,四川地震只是发生在局部,不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空前的凝聚力对经济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他预计,在今后20年到30年内,中国经济还将保持7%左右的快速增长。“很多人认为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大放缓,但我不认同。”目前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今年还能保持9%~10%的增长速度,“中国仍为成长中的经济”。
特别是去年地方政府普遍换届,各地的经济数据一定会与中央保持一致。而只要政绩考核的方式不改变,新一届地方政府因政绩冲动而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上快上就不可避免。这几年,尽管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很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根源。
首先,从这几年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来看,基本上是房地产快速投资及城市化快速增长的结果。尽管几年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对该行业的快速增长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由于房价飙升、房地产业能够在短期内拉动GDP增长、房地产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直接利益)、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行政化等原因,使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越调控增长越快。比如,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要高于2005年四个多百分点。尤其是二线城市,宏观调控差异性反而成了这些地方房地产市场大上快上的理由。比如,去年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33%以上,有些城市则会超过或接近50%。中部不少城市为了短期内快速扩张,或是把几个周边城市圈起来,或是把重新圈定地方形成新城。在这样一股投资热潮下,不少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要想回落是不可能的。
同时,对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来说,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及增长幅度仍然不减当年。去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就占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从去年银行信贷资金的快速增长,就可以看出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速度。比如,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由年初的增长20%上升到1-11月份29.8%,增加近10个百分点;银行信贷资金1-11月份增长44.9%,是去年1-11月份16.5%的近3倍;利用外资由年初的-15.6%增长到1-11月份41.1%,引入总量由年初23.5亿上升到313.6亿元。
可以说,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下降。而房地产与50多个产业相关联,再加上房地产业生产的周期性长,只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不调整,新一轮的投资反弹随时都会发生。
其次,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是目前国内宏观调控的重点与难点。而流动性过剩的最直接原因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后可贷资金瞬间上升。新增4万亿以上的可贷资金远远大于去年国内银行新增贷款。经过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银行尽管在某种程度仍然会受一些行政方式约束,但是这些国有银行商业化冲动、信贷规模的扩张仍然会成为其行为最大的动力。特别是行政管制拉大了存贷款的利差水平,更是强化了国内银行信贷规模快速扩张之动力。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手中持有巨额的可贷资金,而为这些可贷资金寻找出路又是国内每一家银行业绩所在;另一方面,只要把可贷资金贷出去银行就可盈利。可以说,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不仅是其主要的赢利模式,也是它们规避短期风险最好的方式。从贷款的期限结构来看,国内银行贷款明显呈中长期化,商业银行只要把钱贷出去,无论是对银行还是对信贷员来说,短期的银行信贷风险自然会小。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国内银行的信贷扩张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比如,建设银行、中国银行2005年在香港一上市,去年一季度的信贷就立即快速增长。建行去年一季度信贷增长2487亿,占去年前11个月的67%。
还有,信贷利率在政府的管制下完全处于过低的水平上。目前国内公认的国内企业投资回报率在15%以上,但是银行个人一年期存款利率在2.52%。按理说,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平均回报率而没有超额回报率,无论是不同的行业之间还是不同的要素之间都是如此。但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不同的要素回报率则相差悬殊。国内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是居民存款回报的6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岂能不千方百计地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因为,只要能够从银行借到钱就是一份利。加上银行有尽量扩大信贷资金的动机,银行信贷规模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当大量的银行资金从银行体系流出,或是流入隐蔽的资本市场,或是流向实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也就随时会发生。
一年前,美联储的卖出短债买进长债行为曾被认为已经是“隐性QE5”,但是当时的扭曲操作与此次QE3还存在着一定差异。美联储公布的本次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计划没有说明购买的期限,这与之前QE1和QE2不同,其实这次表明美联储下了决心会—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国内经济好转。美联储的态度会强化国际市场上美元的贬值预期,这可促进美国出口,提升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美联储和日本央行都希望通过QE促进本国经济走出衰退,以防止市场流动性不足,经济体内生增长的力量不够所导致的风险,但美国的愿望能实现吗?从传导路径上看,我们认为QE3不太可能短期内帮助美国经济转向复苏,QE3的目的是为了把企业的借贷融资成本降低,以此来刺激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但问题是美国现在借贷融资成本本身就不高,即使再往下降也未必能刺激出更多的贷款需求,因此QE3给企业家提供的投资动机有限。
美国强势推出QE3带动了全球的流动性泛滥,这间接地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将市场对于未来的资产回报和价格走势的预期进行强烈扭转。
这对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有可能使中国贸易条件出现明显恶化。当然,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与QE1、QE2推出时所处的经济周期有很大不同,中国本身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不如以前大,QE3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推动力要小很多,如果只是单纯金融市场上的换手和炒作,本次QE3可能不会如之前两轮QE能持续半年之久。
针对美国的QE3,中国会如何应对呢?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代表中国央行首度参加在美国杰克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行长会议。这表明中国央行开始重视本国货币政策和其它国家的货币政策之间互相影响,但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浮动与资本项目的未完全放开,中国的贷币政策在全球还是相对独立的。但站在全球货币流动性的角度来制定本国贷币政策已经成了全球央行的共识。
今年上半年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中国央行两次降息似乎释放出适当宽松的信号,但是短期之内在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rlsaction,简称OMT)和美国的QE3之后,中国货币政策短期内转向宽松的可能性不大,其原因有四个:
第一,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并未出现严重恶化。我国虽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速放缓迹象,但与2008年第4季度相比,经济形势并非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而且最近1—2个季度以来增长逐渐趋稳。
第二,从就业的情况来看,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返乡潮或企业普遍裁员现象。因此政策放松的急迫性尚不明显。
第三,虽然目前通胀压力较低,央行仍担心未来物价上升,特别是食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从8月初以来,以大豆和玉米价格上扬为背景的猪肉价格反弹仍在持续,不免令人担心“猪周期”回归后货币政策空间可能被进一步挤压。
最后,从央行近期的数据看,社会融资总额和人民币贷款规模同比高速增长,这是中国在此前连续三年实施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果。政府也担心市场上太多的贷币会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掣肘,央行更担心如果再有一轮刺激政策国内的通胀会大幅上升。
另外,QE3的出台不会刺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与QE1、QE2时期有很大区别,首先经济发展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其次目前的股市与楼市等投资热情不高,热钱进入没有适合的投资渠道。虽然短期人民币利差会高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元,但这些不足以构成较大吸引力。
针对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经济调整应向何处去?
从经济增速来看,尽管目前国内的工业生产增加值和GDP增速与2008年很接近,但是形势与2008年有很大区别,2008年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现在的经济是慢慢的放缓,比如现在的PMI指数是连续11个月在50%以下,而2008年是在最后几个月突然掉下去的。
从市场的感受来看,今年更类似于“温水煮青蛙”,市场不会因为突然从高位下跌太痛苦,并且有了2008年的经验,很多企业不敢大幅裁员,防止未来政府出台经济刺激计划而无工可用。
目前国内经济缺少增长动力既有周期性也有结构性原因。从周期性来说,国家做一些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是,必要的,这会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但逆周期调整政策犹豫了9个月之久也不见出台。
一、经济结构失衡,国内产能过剩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不可否认,投资和出口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蕴藏了一些隐患。
首先,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引起消费与投资失衡,国内产能过剩。目前国内产能过剩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并存。一方面是大量社会资金不断流入房地产业、钢铁、水泥、汽车和能源等传统产业,导致产能过度扩张;另一方面是一些新兴产业的备受追捧,大批企业缺乏有序规划和论证设计就纷纷上马,如风电、太阳能发电、多晶硅等新兴行业不断出现重复建设的问题。这些超级产能背后的产业很多都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核心部门。因此,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引发的产能过剩,将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易受国际市场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节节攀高,但是我国出口的依然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稳定外部需求促进内部增长,实际上我国一直是以低估人民币币值、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代价的。因此,虽然出口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是利润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很容易出现“国际市场一咳嗽,国内经济就感冒”的状况。
最后,产能过剩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困扰着中国经济。我们寄经济增长之希望于出口和投资拉动,使得政府的投资行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当国外经济动荡、出口环境恶化时,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现象:危机前用外贸,危机来用宏调。但是,针对国外经济危机,政府每一次“救急”都会一方面阻碍落后产能的淘汰,另一方面导致国有经济的非理性介入,进一步形成过剩产能。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持续发展必由之路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决定性的。生产的产品只有最终被消费,实现了“惊险的跳跃”,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社会再生产也才能顺利进行。投资消费是对中间产品的消费,虽然在短期内能形成需求刺激经济,但是,投资也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启动环节,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消费的检验。如果投资与消费不能协调发展,那么投资形成的产品将不能被消费环节所接受,就会出现所谓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不仅投资与消费要相匹配,而且消费也应该内外需协调。强调外需固然可以弥补内需不足的问题,但过度依赖外需会使国内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出口受到影响,则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就会一波接一波地接踵而来。而且,过度依赖外需不利于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要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相匹配、国内消费与国外需求相协调。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三、国际经济危机倒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特别是欧洲经济目前尚处于衰退边缘,加之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不断升值,使得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虽然目前国内经济企稳向好,但这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政府投资固然可救一时之急,但也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根治的直接原因。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产能过剩高峰已渐次出现。而且,这次经济危机引起的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更有可能是中长期的,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经济能否持续回升不能依靠政府的持续投入。
事实上,欧美债务危机为中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了倒逼的压力:欧美的债务动荡促使中国经济加速扩大内需。内忧外患之下,扩大内需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虽然解决内需不足非一日之功,但是我们必须以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为契机,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
四、经济结构调整是重点
针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必须将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首先,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严重,经济前景黯淡,使其输出技术设备的内在要求趋于加大,我国应抓住机遇,促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加工业转型升级。其次,拉动经济增长要以内需为主,内外结合。我国应着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式转变。最后,扩大内需要更多的依靠消费拉动。国内需求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是我们应看到目前我国国内投资增长较快、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所以,今后扩大内需主要是更多的依靠消费拉动。
五、优化收入分配是出路
内需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5以上,分配严重不均等。因而,要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就要优化收入分配,解决居民无钱可花和有钱不敢花的困境。
首先,我国收入差距的大部分形成于初次分配领域,因此,要优化收入分配就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目前,普通居民的消费预期过于沉重,无论是生老病死、房屋购置、孩子教育等,都对其他的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社保体系尚未完善,教育、住房、医疗等缺乏充分保障,这些都成为老百姓不敢花钱的关键原因。因此,扩大内需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强社会保障,让居民有钱敢花。
参考文献:
一、引言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也意味着股灾后强势推出的“811”汇改初见成效。然而,汇改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多年来稳如磐石的人民币汇率陷入了飘摇动荡的迷局,而随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反应更是出乎意料;先是国内资本市场陷入了数十年不遇的股灾,且影响持续至今;与之相随,人民币离岸在岸价差扩大,持续贬值,已突破了近年来最大贬值幅度(具体见图1),央行被迫出售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仅8月当月就消耗939亿美元外储。我国资本市场元气大伤,金融市场恐慌不安,投资者损失惨重。
然而,事实表明,“811”汇改并非此次股灾的“始作俑者”,资本市场自6月12日开始持续下跌,短期资本自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呈现持续净流出状态,过去5个季度累计流出规模高达5200亿美元(具体见图2),且持续净流出状态目前仍在持续,央行被迫采取暂停人民币合格境内投资者(RQDH)离岸投资计划配额申请、暂停向离岸行跨境融资、暂停外资行跨境业务、征收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等措施来制约资本外流。据业内人士分析,引发此次股灾最直接的原因是证监会限定了清理配资的最后期限,股市热钱纷纷逃离;另外,人民币贬值压力和美联储加息政策放大了短期资本外逃规模,引发国内市场流动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811”汇改和股市配资清理均是为人民币冲刺SDR做政策准备,相较于成功加入SDR所带来的利好,资本市场受挫、投资者承受一点损失是无可否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除投资者损失惨重外,人民币贬值仍在持续,证监会陷入了“拯救股市”还是“继续清查”的两难选择,人民银行面临着“支撑人民币”还是“允许资金外流”的双重困境,国外投资者及媒体不时有看空中国的声音发出,我国宏观形势进入了扑朔迷离的状态。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资本流动?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会对我国金融市场及经济安全带来多大的危害?“811”汇改是否加剧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其时机选择是否有待商榷?我国金融改革政策到底该如何选择?市场开放后我国该如何应对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如何进行风险防控?这些问题不仅关系我国金融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经济安全,也是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更是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经济秩序带来的直接影响和潜在影响,并追根究源,以2005年汇改和2015年汇改两个时间节点来研究汇改前后影响我国资本流动因素的差异,结合现实案例“股灾、资本流动、‘811’汇改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我国相关金融改革政策的时间窗口选择。这不仅有利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有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秩序及经济安全,更能为金融改革政策的适时推出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秩序的影响分析
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总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我国也不例外。由图2可知,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且随着次贷危机后美、欧两大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中国以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自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资本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国内不少行业开始出现流动性危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波动势必会对我国经济金融活动各方面造成影响。
(一)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及经济增长
截至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一直维持“双顺差”局面,外汇储备余额持续上涨。在货币乘数作用下,外汇占款通过影响基础货币带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央行因为外汇储备增加而要采取“对冲”操作,通过减少国内信贷总量来缓解资产总额压力,高强度的“对冲”操作势必会影响国内信贷额度,进而牵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
(二)影响汇率政策及国家财富
当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对一国汇率产生强烈冲击。由图1、图2可知,自2005年汇改后,由于我国经济形势向好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内资本总体上呈现流入状态,且在2013年年末人民币跨境交易政策推出后达到流入高峰;然而,2014年第二季度后,资本持续净流出,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央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抛售外汇储备来拉升人民币汇率,外储余额已由2014年6月的3.99万亿美元下降至2015年11月的3.43万亿元,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长的连续下降时间。路透社调查称,由于资本外流导致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正以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缩减,造成我国国家财富的大量损耗。
(三)影响国内资产价格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国际热钱大量涌入我国,流向高收益行业(如房地产)或虚拟市场(股市),坐享货币升值和资本利得的双重收益。然而,大量涌入的资本一方面拉升了国内经济泡沫,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国内资产价格(Kim and Yong于2011年以亚洲新兴经济体为样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一旦国内经济形势逆转,该部分资本争相逃离,国内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经济“萧条的十年”便是最好的例证。
(四)影响宏观经济安全
王擎、赵进文、易顺等均认为国际热钱的大进大出会对我国资产价格和汇率造成极大的影响和冲击,乃至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具体而言,大规模资本流入会导致流入国资产价格上升、本币升值、宏观经济过热,而此后由于经济形势改变而发生的流入中断或逆转,将导致资本流入国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甚至货币危机,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安全。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股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股市资金流动性宽松且进出频繁,以致后来资金撤离、泡沫破灭,对我国金融秩序及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资本波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秩序造成的影响颇大(综合影响见图3),既有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汇率、资产价格),也有潜在影响(国内物价、经济增速、国家财富、经济安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阶段,来自海外的资本支持功不可没,且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将会持续下去。那么,如何在利用流入资本的同时控制其流动风险,需要追根溯源的研究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从源头上把控资本波动风险,降低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保障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汇改及其他因素对资本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及检验
1.资本流动变量选取。国际资本的流动性与期限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期限越短,资本流动性越强,且短期资本流动与一国宏观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波动关系最为密切。由于我国尚未正式公布短期资本流动的月度数据,学者对其定义也莫衷一是,Lu and Zhi采用“中央银行外汇资产月度增量+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月度增量一月度货物贸易顺差一月度实际利用FDI规模”来测算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张明、肖立晟又定义“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国际收支表中金融账户余额-直接投资项目余额”;目前较为认可的一种方法是“短期资本流动规模=月度外汇占款增量-月度货物贸易顺差一月度实际利用FDI规模”,本文即采用此方法,因我国自1999年末才公布外汇占款月度数据,因此数据时间序列选自2000年1月-2015年11月。
2.影响因素选取。Fernandez-Arias、Forbes、IM(2011)F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分为驱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两大类,推动因素是指资本供给层面的、全球性的影响因素,而拉动因素是指资本需求层面的、特定国家内的影响因素。Milesi-Ferretti、Tille研究发现市场预期和信心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张明、谭小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利率、股票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人民币信贷增量、人民币升值预期等是短期资本流入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孙涛、张晓晶也曾证实过市场预期、突发事件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Calvo et a1.、Chuhan et a1.重点强调了美国金融市场利率以及美国宏观经济波动对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影响;刘莉亚、程天笑等对此进行了再次验证。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选取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3.时间序列选择。为检验汇改对资本波动的影响,将时间区间划分为2000年1月-2015年6月、2005年7月-2015年8月、2015年9月至11月三个区间,第三区间因数据限制无法进行建模,遂以第二区间数据模拟,模拟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距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811”汇改的影响。
4.变量的检验。为避免因为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依据SIC准则确定。结果显示:第一区间内,AI在10%的置信水平下平稳,AIDV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余变量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平稳;第二区间内,AI、AIDV在10%的置信水平下平稳,SCF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余变量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平稳。总之,所有变量在各自区间内均满足10%的置信水平下平稳,满足基本建模要求。为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变量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方法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在各自区间内均存在不止一个协整向量,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对其进行下一步建模。
(二)模型选择及构建
1.构建VAR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Sims于1980年提出,其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将所有变量都看做内生变量,每个解释变量都对自身及其他被解释变量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以此来估计所有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含有n个变量滞后阶数k的VAR模型表达式为:Y1=α+Ⅱ1Yt-1+Ⅱ2Yt-2+…+ⅡkYt-k+μt。其中,Yt为n×1阶时间序列列向量,α为n×1阶常数项列向量,Ⅱ1,Ⅱ2,…,Ⅱk均为n×n阶参数矩阵,μ~IID(0,Ω)是n×1阶随机误差列向量。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建立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VAR方程组如下:
利用eviews7.0软件对短期资本流动VAR模型进行估计,滞后阶数k的选择根据AIC最小原则确定。结果显示:在第一区间滞后3阶的VAR模型中,上证综指波动率R28=0.392476,标普500指数波动率R29=0.319659,拟合系数过低,遂将其剔除;再次进行VAR模型拟合,得到稳定的滞后3阶VAR模型,模型稳定性检验见图4。在第二区间滞后4阶的VAR模型估计中,国内通货膨胀率R25=0.460106、新增外汇储备R27=o.385580、上证综指波动率R28=0.326596、标普500指数波动率R29=0.413741均不显著,遂逐步将其剔除;再次进行VAR模型拟合,得到稳定的滞后5阶VAR模型,模型稳定性检验见图5。
由图4、图5可知,所有特征值均处于单位圆内,汇改前后的VAR模型均是稳定的,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SVAR模型。
2.构建SVAR模型。与VAR模型相比,结构向量SVAR模型能够体现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使模型的经济意义更加明确;对于逐利性及波动性都十分鲜明的短期资本,当期变量的影响更具有经济意义。含有k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一般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由前文可知,第一区间的短期资本流动方程组已剔除了上证指数波动翠和标晋指数波动率变量,基于SVAR模型理论,建立短期资本流规模SCF的SVAR方程(1):
第二区间的短期资本流动方程组已剔除了国内通胀率、新增外汇储备、上证指数波动率和标普指数波动率变量,基于SVAR模型理论,建立短期资本流动SCF的SVAR方程(2):
3.S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实际应用中,VAR作为一种非理论性模型,常常通过分析模型中变量受到某种冲击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从而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SVAR模型亦如此,而脉冲响应函数是对该种动态影响最直观的反映。
(1)第一区间VAR模型和S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比较分析
由图6可知,第一次汇改前,国内利率、经济增长潜力、新增外汇储备与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国内通胀率对资本流动呈负向影响;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越大,资本流入规模也越大;而国外利率短期内对资本流动规模有一个正向冲击,充分表明汇改之前我国短期资本流入以真实投资为主,不受国际市场收益率变化的瞬时影响,而在长期内则依然满足“国外利率越高,流入我国资本规模越小”的逐利性质。在考虑当期变量影响的S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中(见图7),短期资本流动除对变量4(人民币NDF)的冲击有相对明显的响应外,对其他变量的冲击几乎无响应。
(2)第二区间VAR模型和S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比较分析
由图8可知,汇改之后,国外利率、国内利率对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冲击较汇改前更为强烈,国外利率越低、国内利率越高,越发刺激短期资本的逐利性,短期资本流入规模越大;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仍在短期资本流动中占据主要影响因素地位;国内经济增长潜力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力较汇改前也有所提升,可能与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越大越大的作用有关。考虑当期变量影响的SVAR脉冲响应函数(见图9),国外利率和国内利率仍是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程度被放大,升值预期越强烈,资本流入规模越大;而国内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几乎为零,充分证明汇改后流入我国资本大多为投机性“热钱”,仅随资产价格和汇率价格的瞬时波动而频繁流动。
四、我国金融改革政策时间窗口选择的重要性
由第三部分检验可知,国内股市和国外股市波动均不是影响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也从侧面表明短期资本流动并非“股灾”的直接诱因。汇改前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依次为人民币升值预期、新增外汇储备、国内利率、国内通胀率、经济增长潜力、国外利率,汇改后我国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影响因素依次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外利率、国内利率、经济增长潜力;汇改之前内部拉动因素以国内经济基本面因素为主因,而汇改之后外部驱动因素以资本获利因素为主因。
汇改前后影响因素的差异充分表明汇率政策的改变对资本流动起关键作用。那么,假设“811”汇改没有推行,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稳中升值状态,后续资本流出规模是否会相应减少?股市下行的压力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回顾2005年汇改,彼时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余额迅速积累,GDP一直高速增长;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经济形式复杂多变,为什么“811”汇改要在股灾后强行推出?为什么在一些国际资本看空中国资产的背景下,还让人民币贬值?为什么在GDP增长率“保7”愈发困难的情境下,还要分散精力于人民币维稳?若为冲刺SDR,央行在年初就可改变策略,顺应市场允许人民币贬值,用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时间来缓解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也许市场对于“811”汇改的反应会更加平稳有序。外管局副局长王小奕表示,跨境资金流出增多和逆差增大,与“811”汇改没有直接关系,也意味着股市资金抽离并非受到汇改的直接影响,而是证监会“限时清理配资”政策的诟病,不仅暴露出我国证券市场危机应急处理能力的薄弱,也暴露出急于求成的市场化改革,会带来诸多致命性的风险。
股灾的突发和“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都充分表明金融改革政策时机选择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学者在“811”汇改时机选择上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811”汇改是惊人之举,央行为推动人民币加入SDR,必须要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决定“黑箱”变得透明,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真正有浮动之实;并且其认为若要沪深股市涨至10000点再清理配资,人民币贬值预期会更强烈,维稳成本也更高,因此“811”汇改是在正确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但也有学者认为,为满足加入SDR条件而实行“811”汇改,与加入SDR的目的相违背,加入SDR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带来稳定和发展,但“81l”汇改带来了中国股市的暴跌,使中国投资者损失惨重,汇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时机和方式确实值得商榷和考量。
五、相关政策建议
纵观世界其他各国金融改革历程,拉美国家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了成功,英国与美国顺序一致却并不成功,日本失败教训惨痛,德国各项金融改革同时推进,紧密配合,协调效应显著,相当成功。由此可见,金融改革政策的时间窗口选择至关重要,只一味加快改革力度而不考虑国情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我国金融改革应植根于国情,全面协调稳步推进。
(一)将金融改革与汇率超调理论结合
在人民币真正入篮SDR的过程中,应在汇率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相关资产价格的调整速度,考虑境内国际资本因汇率变动可能会产生的流动幅度,考虑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承受力,不能一味地为了迁就无理要求而不断牺牲国内经济利益。虽然“811”汇改给国际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我国金融本身存在的不足也十分明显,SDR不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人民币国际化更需要的是汇率的稳定以及国内良好经济的强大支撑。因此,在后续汇率自由化改革中,有必要将金融改革与汇率超调理论相结合,尽量降低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之间的差异,提升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为最终形成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创造过渡条件。
(二)将金融改革与利率平价理论结合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放开,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完成,强化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由前文实证分析可知,国内外利率差异是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随着美联储加息的落实,国际游资必将引来新一轮的洗牌。因此,我国更应该充分考虑国内外利率差异,通过建立有效的货币市场来调节资金余缺,稳定金融市场利率,降低国际游资套利机会,增加热钱进出的风险和成本,减少其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三)宏观审慎、稳步有序的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无论对宏观经济调控,还是对房地产的调控,政府的政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对于房地产来说,其政策越来越密集。但是,经过几年来房地产宏观调控,经过几年来政府“稳定房价”的房地产政策,尽管这几年来从政府公布的房地产价格变化来看,2003年―2006年全国房价上涨分别为4.8%、9.7%、7.6%、5.6%,2007年1-5月份上涨5.7%,但6月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4%(涨幅创历史新高),而北海、北京、深圳的新房和二手房销售价格上涨都超过9%,甚至于深圳新房和二手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分别达13.9%和16.1%。也就是说,经过几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今年不少地方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仍旧迎来新一轮全面上涨的浪潮。特别是深圳成了新一轮房价上涨的“领头羊”。
据报道,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深圳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房价狂飙:平均房价从2005年的7000元/平方米上涨到接近16000元/平方米,上涨了129%,仅2007年前6个月,房价就上涨了50%。一个楼盘的市值可买下整个伊利集团。有开发商私下坦承:“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在中介圈内,被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8000个炒家控制了深圳将近30%的二手豪宅”。从深圳到广州,从上海到北京,庞大的资金将一个又一个城市住房市场席卷而下,全国各地房价也出现一轮疯狂飙升。
正因为,全国各地实际房价快速上涨,不仅使得房地产开发投资连年加快,而且使得国内银行的资金涌入国内房地产市场。从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情况来看,2007年1-6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8.5%,其中中西部地区增长都在36%以上。从全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情况来看,200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达到26880亿元,比2005年同比增长25.6%。还有商品房的销售总额,2006年为20509亿元,同比增长18.5%;2007年1-5月份为8059亿元,同比增长28.5%。全国建筑业总产值40975亿元,同比增长18.6%;2007年1-5月份为6708亿元,同比增长21.5%。
以上的数据信息表明,一是由于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的资金并没有因为几年来的宏观调控有所收缩,反之,增长幅度越来越大。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一定会带动整个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产业就有50个之多);二是由于房价快速增长,而导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使得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在整个国内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先不谈由房地产带动的相关产业,仅是房地产与建筑业两大项,其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近三分之一。而且在目前这种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态势下,这个比重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如果以房地产的价格迅速推高而带动GDP快速上涨,那么中国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就会越来越大。三是由于房地产的价格快速上涨,在全国的土地供应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并没有由于土地供应的增长而让房价回归理性,反之,房价上涨幅度更快。也就是说,就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投资炒作的市场。在这个投资炒作市场,当政府对房地产价格隐性担保时,加上低利率政策及便利的银行信贷,这个市场供应增加最多,要改变房价上涨方向是不可能的。但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则是地方政府拉动GDP成长最好的方式与途径。
可见,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是以房地产市场为主导,房地产市场又是以房价的变化为核心。如果房价快速飙升,房地产投资开发过热、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就不可能避免。而房地产的价格快速上涨,不仅使得其本身产值快速上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地增加,而且房地产是与50多个产业密切关联的产业,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相关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带动整个经济投资过热。由此,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房价成了整个国内经济形势的风向标。同时,由于房价过高,房地产的问题也开始由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是无法化解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症结的。
其次,我们再来讨论CPI问题。对CPI,目前大家关注比较多。但是,由于对CPI的理解不同,从而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就会迥然不同。比如,国家统计局在在公布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时,CPI作为一个滞后性月度指标,但政府在7月份公布CPI数据时,强调的是上半年CPI上涨3.2%,而不是6月份CPI上涨4.4%。因为,在他们看来今年的CPI上涨,核心因素分别来源于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这两类价格同比上涨达7.6%和3.94%,对CPI上涨的贡献分别为78.5%和17.81%。特别食品价格上涨7.6%,其中粮食上涨6.4%,蛋上涨27.9%,肉禽及其他制品上涨20.7%。考虑食品类价格、居住类价格上涨持续和前期的翘尾因素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因此,当前CPI的上涨并不足以成为政府启动新一轮宏观经济紧缩的理由。在此,我们只好作一些基本的分析。
什么是CPI?一般来说,CPI指数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内居民的消费品及服务的平均变化值。它是通过一个十分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测算的。对于这个指标,尽管目前各国都是根据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来设立,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消费模式及消费水平、各国的消费文化传统等不一样,尽管各国使用的是同样的概念体系与框架,但各国CPI体系的实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人认为,目前国内CPI上涨较快,就在于食品价格上涨因素,如果中国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用核心CPI(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的CPI)来分析,那么目前中国的CPI基本上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如果以核心CPI来看中国物价指数问题,目前中国的核心CPI变化应该是很平稳的,因为上半年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结果。但是,这些人是否想过,中国CPI指数体系与发达国家市场体系下的CPI体系是有差异甚大的东西。而且就目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制的国家来说,近年来一些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已经纷纷把货币政策目标从核心CPI转向了整体CPI,即使美联储也是如此。
还有,如果用两个不相同的指标体系作比较,意义不会太大。比如说,在CPI中,美国食品类及能源类所占权数比重仅有18.6%,而中国这两类消费品所占权数却达40%。如果中国使用美国核心CPI概念,那么中国的CPI权重就不足60%。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因素不说,中国CPI指数的意义肯定会弱化。更何况,尽管食品与能源在居民的生活中通货膨胀率的测算随时间变化的差别性不大,但它们作为居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把它们删除掉来得出关于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结论,应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再以中国与美国的CPI内容及体系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差别更大,两者在概念上是相同,但实际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
目前,国内的CPI指数统一执行国家统计局规定的“类”体系,即指数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类,每个大类中又包含若干个具体项目,总共有300多项。其构成权重分别是食品3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4%;居住13%;交通通讯10%;医疗保健个人用品10%;衣着9%;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6%;烟酒及用品4%。
在此,我们再来看看美国2006年的CPI指数的分类与权重构成。美国的CPI是指包括200多种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平均变化值。而这些商品与服务又分为8个主要类别及不同的权重。如住宅(42.1%)、食品和饮料(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和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
从以上的分类来看,两国CPI各大类所包括的商品与服务差异性不会太大,但是实际上有区别。而且更大的区别是不同类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权重构成。如美国CPI权重最大的住宅及交通运输,其比重达59%,但中国这两类商品及服务的权重仅为23%,两者所占的比重仅及美国的38%;而中国CPI中权重最大两类是食品与娱乐,其权重达到48%,但是在美国这两类商品及服务的权重只有21.2%。还有,中国的CPI商品及服务的权重确定、修正是不透明、不清楚的。而美国的CPI商品及服务的权重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在早两年买了哪些东西而确定的。这些权数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使得它们与人们改变了的消费偏好相符合。比如说,美国2007年1月的CPI中各个类别的权数就反映了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美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或模式。但是,仅这点而言,中国CPI指数与美国CPI指数体系就有天壤之别。
比如说,从目前中国的CPI体系的质量来看,问题重重。如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所公布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来看,其中的数据与居民生活的脱节无可复加。如2006年城市居民的居住消费为904元(包括房租、水电、物业费、房屋修理等与居住有关的消费,自己购买房子也要算虚拟房租,比如有深圳居民告诉笔者,他一月的房租就2900元,光房租一项一个月就大此三倍,一年就得大于三十倍了。而这样一个费用还不足在北京郊区租一间民房)、交通和通讯1147元(包括个人汽车消费、出租车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出行费用,手机、家用电话、上网、短信等),在此,不要说现在国内CPI体系的权重不合理,以这样完全脱离实际的居民消费支出来计算CPI,得出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在中国没有公布核心CPI指标的情况下,中国央行更为关注的是整体CPI,但也会关注构成CPI的各个细项价格的变动。因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依然较高,食品价格在我国CPI中的权重约为1/3,从历史数据看,它是导致CPI波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对食品价格变动央行会给予足够重视,而不是剔除出什么核心CPI。因为,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或维持高位,会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诱发高通胀预期,可能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也就说明了,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带动整个CPI的上涨。
面对裁员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庞敏丽对企业和被裁员工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针对裁员企业:不能仅为快速捞金而忽略市场需求,产生今天招人,明天裁人的闹剧。在互联网整体行业上升的同时,多个公司却在裁员,说明不是每个行业都适合企业去尝试发展。同时企业应该对被裁员工进行补偿,光裁员且补偿不到位,只会引来互联网从业者的诟病。
2012年下半年,互联网尤其是电商企业(主要集中于B2C与网络团购)将会迎来新一轮裁员潮、倒闭潮,行业面临重组,市场格局也将重新洗牌。因此电商企业应重新考虑盈利项目,或将重心放在打造自身产品、降低产品同质化程度上。
针对被裁员工:应该增强自身技能,培养良好的职业素质,可以考虑转向二三线城市发展,避开人才密集地区。对于无故被裁员且得不到补偿的员工可以申诉。
透视原因
不得已的“裁员潮” 难赢利的“烧钱痛”
近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了《2012年陷入裁员风波电商企业不完全名单》对于今年以来的电商裁员风波进行了梳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有13家知名电商企业进行过裁员,有些企业的裁员比例甚至多达半数甚至80%,其中不乏多名公司高管。针对上述电商网站不约而同裁员和高层流失现象,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庞敏丽表示,原因与整体经济状况不乐观以及恶性竞争、盈利困难等因素有关,而在投资偏冷、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许多电商企业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所以,裁员,就是不得不下的一步棋。
经济整体下滑 烧钱者自身难保
在当前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国内外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导致的企业收入增长放缓。
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也对电商造成了很大影响,市场不好就会影响到投资机构的回报,因此机构选择降低投资以过冬。作为依托于实体经济而衍生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下滑、资金链的紧张,必将从根本上导致互联网企业融资的难度增加。
电商企业资金链出现不同程度问题,主要原因是风险投资的后继不足与自身盈利能力较弱引起的。而造成互联网企业泡沫的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悲观预期。
对此,互联网老兵、有着15年电商创业史的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早在几个月前曾通过其微博预测:2012互联网泡沫或将再次破灭;上一轮互联网泡沫破灭发生在2000年下半年,12年后,一个轮回,历史将又重演。一大批靠“时髦概念”包装、依靠VC“输血”烧钱,而缺乏自身“造血”功能的电商网站,将伴随这一轮泡沫的破灭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市”局惨淡 国内外融资环境不容乐观
当前,中国互联网行业面临海外IPO窗口关闭的困境,尽管2012年3月唯品会“流血”上市,但未来互联网公司IPO融资环境依然不容乐观。
据风险投资调研机构道琼斯VentureSource近日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风险投资总额为19亿美元,同比下降43%。投资笔数为103笔,下降38%。上述机构称,中国大陆风险投资大幅下降,预示着其疲软的经济前景。相比较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的投资总量下降速度更快。美国同期的风险投资达到1595笔,总计153亿美元,欧洲则为22亿欧元,下降幅度均不到10%。
同时,境外IPO窗口艰难重启互联网企业估值整体下挫。泡沫破灭,让很多中国互联网概念股惨淡收局,甚至退市。此外,没有好的产品与盈利模式,不赚钱光忽悠,投资人给的钱最终也会烧光。
恶性竞争+成本压力 电商雪上加霜
电商企业商业模式重模仿、轻创新,重价格、轻服务,产品同质化严重;同行业屡屡爆发的价格战等恶性竞争,导致市场面临多重危机。
而伴随大量电商企业融资后的快速扩张而来的是各种问题与困境。部分已经意识到资金链问题的电商企业不得不考虑业务转型和人员调整,将重心放在盈利快的业务板块上。
电商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企业各项成本剧增,主要包括:营销推广成本、人才薪酬成本、物流仓储扩大、用户获取成本等,这无疑雪上加霜,大大增加了电商生存与发展难度。
另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日的《2012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薪酬增长压力成为困扰电商企业HR部门一大问题,高层被挖角频繁。
盈利困难 各类商家日子都不好过
B2C烧钱是众所周知,对于B2C企业的盈利问题一直是各界高度关注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比如外亚马逊公司经过了9年,上市后才实现盈利。
而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大型的B2C企业都处于亏损或不赚钱状态,那些严重依赖淘宝网流量的淘品牌们(天猫原创)的日子也不好过。
据悉,即便是淘品牌行业成功典型的“麦包包”,虽然其2011年的营收达到了5个亿(大大高于其他淘品牌平均年交易额在3000万元-5000万元之间),其中仅市场推广成本就占了约一亿元,至今仍亏损运营。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没有多少改变,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突出性矛盾与问题,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以静制动,观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又要根据这种态势与变化不断地调整其政策,以便找到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
二是在国际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扩大内需来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而扩大内需的重点又要放在消费需求上。所谓的消费需求包括了居民自住性的住房消费需求及个人信用性的消费需求。
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点不是鼓励房地产炒作与投机,不是让房地产炒作者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炒上天,并以此来制造经济的虚假繁荣或短期繁荣(而这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放在居民自住性的消费需要上。居民住房的消费需求是房地产现在及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动力。
在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看,尽管这几个月来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当前的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仅是与2007年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年份比较是下降了,但是与2006年、2005年相比,其销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二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销售减少,不是居民没有住房的消费性需求,而是过高的房价一直顶在2007年的高价格水平上,从而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2007年房价,不少地方价格上涨一倍甚至几倍,过高的价格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当房地产市场炒作与投机一旦受到限制,住房的销售下降也是自然。可以说,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如果不做大幅度的调整,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房价这么高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购买。如果说,各地房价能够下降到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水平上,当前房地产销售问题就会化解,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会到来,中央扩大内需的目的也得以实现。但是目前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房地产暴利模式宁可不卖也不降价销售。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政策微调将加快
目前,经济下滑已成各方共识,经济软着陆期间增速下滑在意料之中。今年官方明确经济增长目标为7.5%,8年来首次调降至8%以下,就是为了调控经济平稳着陆。官方日渐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结构的重要性,质量远比速度重要。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4月13日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除了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导致需求增长放缓因素外,经济增速回落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
光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盛宏清说:“从目前数据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仍明显,二季度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到7.5%的水平,第三季度见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季度数据比预期慢一点,基本符合预期,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经济将继续放缓,二季度经济数字不会与一季度差别太大。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4月14日对《新财经》表示,对于一些行业来说,经济下滑确实非常艰难,但这已经不是新闻。今天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经济依然相当疲软。
4月12日,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以下简称《季报》),预测中国2012年的GDP增长率为8.2%,2013年为8.6%。世行认为,逐渐调整增长速度的前景依然看好。
《季报》还认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前景取决于能否管理好主要的结构性挑战。随着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GDP增长可能会逐渐减速。要保持人均收入的强劲增长,就需要重振增长基本面的活力,特别要提高生产率。关键是要扩大竞争空间,重新界定中国的竞争优势,从低成本转向依靠创新的高价值产品。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是,GDP一季度增速8.4%,超过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的预期,他认为,政策微调将加快,减税须出台,地产是关键,其调控方向不会动摇但力度应微调。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4月13日表示,一季度GDP低于预期,估计将推动政策继续往支持增长的方向微调。预测二季度新增贷款将保持在平均每月8000亿元以上,融资平台等基建贷款会加速,电力投资可能加大力度,消费有助提升零售增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也会加强。
祝宝良说:“从出口来看,实体经济比预期要好,从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我预计还会继续往下降,制造业投资比较稳定,总体上说,投资会往回落。”
出口拖累经济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出口贸易下滑在一季度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未明,这体现出未来出口仍将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
数据显示,今年1月~3月,我国进出口总值8593.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3%,个位数的增长也显示了进出口增长的疲软。其中,出口4300.2亿美元,增长7.6%;进口4293.5亿美元,增长6.9%;累计贸易顺差为6.7亿美元。
有经济学家认为,从表面上看,进出口数字还比较乐观。然而仔细分析发现,进口和出口,其增长幅度都很小,只是进口比出口更少,从而形成了顺差。由于实际数据明显低于预期,此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进出口增速可达15%,而实际数字仅为7.3%。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的观点是,一季度或为全年底部,一季度出口、消费和投资均全面回落,对房地产的调控和融资平台的监管导致投资下降。他预计,4月份出口仍将低位运行,目前国内外贸整体恢复状况不如去年同期。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需求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认为,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企业换汇成本加大,而货币紧缩政策又使企业融资成本加大。这几方面因素导致了出口下降。
盛宏清对记者分析,一季度向来是消费旺季,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占到6.2%,预计二季度消费贡献会有所下降。投资方面,投资仍在支撑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房地产继续回落,调控仍在继续,投资主要体现在存量面积、新开工面积减少,房企资金链风险上升,保障性住房投资可对冲约5%的投资减少。
盛宏清认为,出口形势非常不乐观,欧洲的经济还处于危机状态,没有真正摆脱危机,美国经济略有复苏迹象,但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从萧条到低增长的状态。
他补充道:“环境仍相当严峻,今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是受外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商务部今年力争的出口增速是10%,在贸易战持续的情况下,实现10%的增速不容易。”
CPI仍有上涨压力
物价匆匆涨,上个月,很多人对北京10元钱不够买两根大葱郁闷不已。确实,3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了7.5%,其中,蔬菜价格同比上涨20%多,蔬菜价格对于3月CPI上涨贡献最大。
数据显示,2012年3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6%,环比上涨0.2%。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8%。
一季度,GDP回落的同时,CPI指数却出现了回升,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季度CPI涨幅不小,全年CPI涨幅控制在4%以内压力不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3月份通胀率的回升主要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未来数月物价将呈回落趋势。
祝宝良说:“一季度CPI上浮主要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肉蔬菜粮食都在涨。一季度的物价上涨不是需求旺盛,而是供给的原因,价格还处在高位,很难再往下降,我预计蔬菜价格会往下降一点,物价总体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数据描绘的现状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房价格8月份首次出现环比下降,下降了0.1百分点。虽同比增幅还有5.3%,但较7月份已回落1.7个百分点。全国共25个城市出现了环比下降的情况,其中广州、深圳、惠州三个城市出现了同比下降,深圳和广州的同比跌幅还分别达到4.1%和3.3%。而唯一房价没有掉的一线城市――北京也只是与上月持平。
业界普遍认为,2008年10-11月将成为全国众多开发商的一个“生死门槛”。因为去年很多企业都在这个时候以高价集中拿地,面临1年内必须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压力。如果住房成交量不能迅速回暖,资金链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10-11月将会看到一些开发商面临严峻考验。如富力有88亿元未付地价款,但其上半年销售收入只有79亿元,只完成年计划目标的33%。即使万科,截至8月也只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的39%。
但最坏的消息是,人们越来越不想在近期买房,观望情绪越来越重。2008年8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所作的城镇储户调查显示,三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满意指数为15.3,分别比上季和去年同期下降2和5.7个百分点,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19.3,分别比上季和去年同期下降1和4.5个百分点,双双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央行本季调查显示,未来三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为13.3%,分别比上季和去年同期下降1.8和2.8个百分点,并达1999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调查的七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一级城市未来三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均不足1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央行在2008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认为,未来几个月居民对楼市的观望气氛仍将浓厚。
深圳和上海一直是全国住房市场的焦点和领头羊,了解它们的情况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全国住房市场的局势。另一个热点城市――北京,由于举办奥运会,住房市场的发展带有很多特殊性,这里不予讨论。
9月22日,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报告称,2008年1-8月,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13429元/平方米,比2007年同期上涨4.99%,表面上似乎情况还没到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2008年的均价仍然维持在较高位置,主要是1-3月的惯性翘尾因素的作用。当然,由于数据缺失,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均价变化有多少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因素,多少是地段的结构因素。但不容置疑的是,深圳房价总体是处于下降和深度调整的通道上。
对于开发商来说,比房价更重要的是交易量。有价无市,对于资金链绷得已十分紧的开发商毫无意义。据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全市2008年1-8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206.87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0.52%;更可怕的是,新建商品住宅空置面积达67.26万平方米,比2007年同期增加102.53%;二手房市场也遭遇寒流,1-8月二手住宅累计成交面积为229.16万平方米,比2007年同期下降69.03%。住房市场交易的萎靡直接带来住房投资的下滑。资料显示,2008年1-8月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99.1亿元,同比减少1.22%;商品住宅施工面积2018.79万平方米,同比减少0.1%;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352.7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3.48%。这些负增长的数字都是多年未见的。
再来看看上海。坚挺良久、被很多业内人士看作最后堡垒的上海房价,也终于在2008年8月出现松动。中房上海住宅指数当月指数为2048点,较上月跌去21点,跌幅达到1.03%,这是自2006年4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下跌。8月上海有27%的公寓楼盘出现价格下降,平均降幅达3.7%,有5个楼盘单价下降达到或者超过1000元/平方米。相比之下,只有4个楼盘逆势出现涨价,平均涨幅4.2%。就连本来认为投资价值十分高的花园别墅类物业也三年来首次出现涨跌互见,而不是以往的只涨不跌,这具有很强的市场信号,显示高端购房者也对未来市场信心不足。
回顾上海住宅市场这几年房价变化,具有很强的周期性。2005年5月开始的“国8条”房地产市场调控,让上海房价应声而倒,这个调整直到2006年3月才结束,其间累计平均跌幅为13%,但有不少楼盘出现高达30%的深度跌幅。上海住房房价最近的一轮上涨始于2006年4月,如果可以认为终于2008年8月,这个周期历时28个月,其间上海中房住宅指数累计共上涨56.48%,月均上涨2.1%。其中2006年4月至2006年末,累计只上涨3.2%;但2007年中指数暴涨41.4%,2008年上半年指数在惯性作用下依然上涨7.3%,但到了8月终于挺不住了,宣告此轮上涨行情的结束。
再从成交量来判断上海楼市。2008年8月上海一手住房成交面积110.4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10714套,较上个月成交面积环比下降6.9%,较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为61%,较2006年同期相比降幅也达到了36.4%,创下近三年最低纪录。2006年上海楼市出现反弹,显示市场转暖的强劲信号;进入2007年后,新房成交量急剧放大,特别是9月成交达量到304.8万平方米和27148套的历史天量;但2007年12月以来就出现新房成交量不断萎缩,早已预示行情开始逆转的趋向。办公楼市场也出现自2000年6月本轮上涨周期以来的第一次跌价,而且是价量齐跌,这说明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已经影响到商业和贸易,外来投资有转移的明显迹象,亮起红灯警示。
原因诊断
光了解现状还不够,要找出2008年中国房地产业为什么突犯“重感冒”的原因,才可能对症下药。
首先,大热之后必有大冷,这是任何市场都逃脱不了的规律。2001年至今的中国房价一直远离收入基本面,这种兴旺形势之所以能一直延续到2007年,有很大因素是房价的补偿性增长,是长期在计划体制下被压制的住房需求的释放所导致的。但1998年房改至今也10年了,购房主力军――35岁以上人口中,有住房实际购买力的都已基本买下第一套房,实现了住房改善的需求;如果还没有购一套房,那么在将来也基本不太可能对住房有实际购买力了。去年,中国房地产业没能未雨绸缪,各大城市的楼市反而都过度发烧,严重透支了未来消费力,为此市场必须有个回调。
其次,信贷紧缩是诱发因素。中国房地产企业在2007年狂欢之后还没来得及庆贺,就遇到高通胀。高通胀的宏观环境下,央行必须严厉加息。2007年内6次加息,住房需求的资金来源明显紧缩。房贷按揭成本显著上升,“削”去很大一部分非刚性的住房需求。尤其“第二套房”以上抵押贷款政策对楼市的杀伤力十分巨大,直接打击了投机者。央行和银监会联手严密界定“第二套房”概念,进一步收紧了房贷闸门。从2007年底开始,诸多商业银行更是受到信贷额度月度数量管制。一系列重磅出击,让开发商失血严重,迫使炒房者开始离场,市场气氛由此陷入低迷而难以摆脱。
第三,住房保障的推进进一步让楼市降温。自2007年8月国务院24号文以来,国内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推进力度很大,各地政府纷纷表示将扩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的供应量和供应比重,有的还公布了详细的供应计划。这让很多住房需求者,尤其中间收入、非急迫需求者,变得相对理性和冷静,开始持币观望,纷纷把住房购买计划推后。
第四,今年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形势都十分紧张,住房市场又是对宏观经济形势最为敏感的,即使没有前三点,住房市场降温都是势在必然的。今年国内经济遭遇非常多的困难,高位通胀持续,能源、劳工成本上升,银根全面紧缩,出口形势恶化,重大事故频发,连股市都在9.19行情前创出-60%的世界第一跌幅,可见人们对未来经济预期是偏向悲观的,购房意愿自然大幅下降。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楼市下跌、美国次贷危机持续加剧、诸多大金融机构失血严重乃至破产连连、资金流动性极度短缺、金融市场信心下降严重,这些都会很快传导到国内,对房地产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外资开始大量撤离或至少对国内楼市持观望态度。
降息后的展望
现在降息了,股市也有所恢复了,楼市能就此全面复苏吗?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吗?
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一下降息对房地产需求的直接作用。贷款利率调整后,5年以上贷款利率由7.83%调整为7.47%,以享受优惠15%利率的第一套按揭来计算,100万元20年期的房屋按揭贷款,贷款者将节省利息支出43240元,摊到月供仅减少180元。可以看出,这次降息,不说幅度较小,哪怕降的幅度再大几倍,对购房者的直接刺激作用都不可能很大。降“两率”次日在股市上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完全挡不住美国次贷危机恶化的负面影响。
当然,现在不少企业和消费者坚信此次降息最大的意义在于标志国内货币政策开始根本转向,从紧缩调头走向放松,未来可能还有几轮降息。据媒体报道,个别城市的房屋销售量在降息后也确实稍有起色。但笔者以为,这次降息最多只能说明货币紧缩周期的结束,要说货币扩张周期随之到来还为时过早。目前国内通胀仍在高位运行,8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还高达8%以上,燃油、电力、煤矿等基本生产资料和众多农产品都还有很大的涨价压力,进一步降息和放松银根的空间实在十分有限。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热钱大规模流入或流出都存在可能,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压力瞬息万变,都使得央行断不敢在近期轻易再降息和放松银根。下一次利率、储备率的向下调整和银根的放松,如果还有,要么是等到国内通胀压力很小,同时国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下来,国际炒家看好人民币、国内热钱流入压力较大,到了必须遏制的时候,但短期来看可能性不大;要么就是国内经济实在过冷,都到了有全面衰退的迹象,银行不得不采取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能挽救经济不崩盘,但衰退边缘,人心惶惶之中,人们对购买住房毫无兴趣。为此,房地产企业不要指望降息等措施可以为当下的住房市场救市。
房地产业的一个金科玉律是,买房与否不在于当前收入多少而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按统计局的数字,今年人们的平均收入比去年增长了很多,但买房积极性却大幅下降了,如央行调查显示的那样,人们普遍性对未来收入增加的预期下降了。所以房地产企业只能祈祷宏观经济形势能够迅速转好,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当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