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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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10月26日召开的上海市社区检察部门“依托检察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专项工作交流会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社区检察指导处谈剑秋处长对社区检察的释义简明有力。

2010年6月，上海检察机关开始探索派驻社区检察工作，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基层。社区检察室是基层检察机关向街道、乡镇派驻的，在社区群众身边的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全市已设立45家社区检察室，建立了由处、科、室三级机构组成的独立条线，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有完整派驻基层检察部门机构序列建制的省级单位。并基本实现对全市公安派出所和街镇司法所监督的全覆盖，既监督派出所受理、立案等刑事执法活动，也监督监外执行。

当然，构成社区检察重要职能的还包括――基层职务犯罪社会化预防，以及依托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应当是通过发挥检察权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作用，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良性运作，进而参与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因此，社区检察部门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便主要集中在检察监督职能上。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要聚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利用社区检察室扎根基层的优势，着力发现问题，依托检察职能，积极开展前端治理和后端整治，立足监督定位，促进相关机构职能履行，加强法律服务，引导矛盾化解。”说这话时，谈剑秋的眼神透出坚定。“当然，我们承担了这份职责，开展了这项工作，就要与时代并行，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提升我们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其实，在基层设立社区检察室，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检力下沉，延伸触角，依托检察职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创新举措和有效手段。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办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惩罚犯罪，引导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规范守法，就是检察机关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在年初的条线会和专项工作会上，市院社区检察指导处就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了新形势下的重点部署，提出了“适应改革发展，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内部联动，形成检察工作整体优势；把握监督定位，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着眼法治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的工作要求，各区社区检察科也结合检察建议回访监督或自选主题开展了专项工作。

10月26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的负责人再次共聚一堂，交流探讨社区检察部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切入点和方式方法，如何更好地发挥联动融合作用，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展现更大成效。

融入基层，延伸法律监督的触角

社区检察工作的“社区属性”，不仅仅指检察室设在社区，或者能为地区老百姓提供多少法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应该是主动融入社区建设，在灵活变通的专项工作中，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触角价值，发挥“监督触角”的作用。

这些年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逐渐熟悉了街镇治理模式，检察室除了面向所在地街镇，更主动辐射区域内其他对应街镇。和各乡镇“稳定办”、“综治办”、街道“平安办”等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宣传社区检察面向社区开展法律监督、保障法律一体实施的工作职能，及时掌握社区治理状况。并且，在街镇综治中心、网格中心等窗口，公开设置社区检察职能介绍和联系方式的公告牌，通过窗口指引妥善处理和检察职能相关的涉法涉诉问题，及时发现法律监督线索。

“咦，奉城镇这几年好几个村书记都‘出事’了……”通过横、纵比对各种数据材料，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的检察官们发现，位处该区的奉城镇从2012年以来，50个村居就有5个村书记发生职务犯罪，都是通过手中权力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犯罪领域也集中在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比如协助政府管理村庄改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

结合社区检察室近年来法制宣传进村居活动的开展情况，检察官们了解到奉城镇的基层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对村干部的监督、教育和管理方面非常薄弱，大量村干部本身缺乏法制观念和廉洁意识，存在“你拿我也拿”、“不拿白不拿”的效仿心态，导致村干部腐败问题接连发生，甚至同一个村的多名干部相继发生问题。

经过研判，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锁定了村官职务犯罪的专项治理主题，并立即联合本院反贪、案管、公诉部门，通过网上办案软件查找历年案件，借阅卷宗材料，向案件承办人询问了解具体情况，分析查找专项检察的工作切入点。最终形成了有效的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村官职务犯罪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同时与奉城镇纪委联合开展专项检察，并陆续走访当地党委、政府、案发单位等，从权力配置、权力监督、财务管理等方面分析案发原因，逐一找出管理症结，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章立制，堵漏防患，并对必要的回访也做了安排。

不仅如此，促进辖区综合治理，要从社区、村镇、基层、老百姓身边最常发生的问题入手。基于从检察建议回访监督中提炼出社会治理工作项目的经验，奉贤社区检察科强化了这项认知，主动加强了和街道各相关部门的联系，从派出所刑事执法监督、社区矫正监督，以及行政案件申请监督、受理等多种渠道，探寻其中常见、多发、影响地区老百姓生活和社会治安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于今年，结合区域刑事案件，延伸开展了跨境赌博衍生社会问题、电瓶车盗窃防范等多个社会治理专项。“我们的主动拓展就想使社区检察工作变得更富有生命力，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找到支撑点，充分体现社区检察的‘社会属性’。”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科长向记者介绍。

无独有偶。松江区院结合地区实际选择辖区工业园区的大型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会同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园区及企业周边的综合治理工作，在专项工作的选择上也突出了贴近重点工作和现实需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心城区制造业溢出，松江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在大量外来人口导入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全区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其中发生在大型企业厂区及周边生活区的案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其中，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长期位列上海市出口创汇榜前列的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丰公司”），更是长期受到刑事案件高发的困扰。坐落于松江出口工业区内的达丰公司，厂区和生活区占地达100万平方米，现有员工约4万人（高峰期时有近8万人），月入职、离职人员达两千人。据统计，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在达丰公司厂区及生活区范围内，公安机关接到报警逾4500件。虽然治安情况有逐年好转的趋势，但像达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仍然是松江区治安和刑事案件的高发地，在松江工业区中也具有代表性。

针对这一区域特点，松江区院社区检察科将开展综合治理的重点聚焦于辖区大型企业，选取案件多发的典型企业，从分析案发原因、查找防控短板和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入手，探索社会力量和厂方合力推动厂区综合治理。尤其对达丰公司这样的松江出口工业区龙头企业，推动落实好“厂区+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对带动区内其他大型企业完善综合治理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促进区域社会治理也有积极意义。

松江社区检察科以推进达丰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为重点，根据前期与相关职能部门达成的共识，发挥检察、法院、公安、司法、街镇和工业区综治部门等各自的职能优势，在预防犯罪法制宣传、劳务市场招聘监管、企业周边环境综治等多方面入手，推进“厂区+社区”综合治理模式，多管齐下营造企业发展和地区平安的良好社会环境，受到辖区内企业一致点赞。

无缝对接，源自内部联动

从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和监外执行监督中发现社会管理问题，是社区检察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和有效思路。通过加强和区院各部门特别是刑事检察部门的工作沟通，亦可了解到一段时期内区域发案特点和社会治理盲点、难点，并从区域内有影响、有典型意义的案（事）件中捕捉线索，由点及面挖掘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点。

2016年1月31日，闵行区临沧路某码头发生了一起事故，犯罪嫌疑人张某无证驾驶大型自卸货车运载建筑黄沙，在倒车时与行人廖某相撞致其当场死亡。区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张某工作至今从未取得过驾照，所驾驶的货车系拆车场买来的报废车辆，经过鉴定，该车制动、转向、灯光信号均不合格，张某供称码头老板在明知其无证的情况下仍雇佣其工作了近三年。

由于闵行区毗邻黄浦江，水域面积较大，区内沿江码头较多。对于本案反映出的问题，闵行区院的检察干警第一时间联想到，类似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码头，如果码头内无证驾驶情况不少，车辆又得不到及时监管，将对本码头安全生产埋下系列隐患……没有犹疑，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立即派员与辖区内有沿江码头的街镇沟通，联合对码头进行抽样走访调查。经排摸发现，闵行辖区内共有39个码头，其中16个为私人承包码头，上述刑事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这些私人承包的码头内。

检察干警兵分两路，一边前往事发地深入调研，另一边将“私人承包码头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区院分管检察长和市院业务处。“码头堆场内无证驾驶车辆监管问题”专项综合治理方案也在市院业务处的指导下出炉。很快，辖区内码头数量最多的吴泾检察室被点名负责开展各码头的实地调查、找出问题症结，有针对性地开展综治工作。

为确定监管责任归属，干警们先后走访了市政建设养护公司（涉案码头的出租方）、安检所、交通委及航务所。通过梳理法条，最终确认了区航务所对码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负有安全监管职责。

之后，闵行社区检察科立即召开工作现场会，联合码头、区航务所等单位，通报专项检察情况，以案论法，制发《检察建议书》以促使相关责任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责任，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依托与本院办案部门的信息联动、案件筛查机制发现类案问题，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还开展了法制宣传进村居、规范社区服刑人员纳管宣告、公安派出所受案立案等专项检察活动。

不得不说，以问题为导向，利用好立足社区的优势，单独或会同办案部门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既凸显了“社区检察”的检察特性，又能体现“社区检察”对检察办案工作的延伸，努力实现“打一案，防一片”，成效显著。

检察+科技：

法治思维糅合创新思维

篇（2）

村规民约是在农村居民自治环境下的一项制度化成果，在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准法律”的效用。因此，村规民约的存在和执行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受到村规民约自身在制度上的缺陷影响，国内许多的村规民约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之间往往存在较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村规民约在农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实际效用往往无法充分发挥。如何重构村规民约，化解与国家法律法规的矛盾冲突，推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大重点任务。

我国传统村规民约体系的弊端分析

虽然我国传统的村规民约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村规民约的实施对于我国农村治理的法治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村规民约实际上仍属于一种非正式的农村民间法，其存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我国传统的村规民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其与国家的正式法律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即一些具体的村规民约与部分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首先，传统的村规民约过度扩大了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我国传统的村规民约普遍使用范围偏小，一般一个村的村规民约只在这个特定的村发挥作用，存在局限性和封闭性，村子之间的村规民约也存在差异性，而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具有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特点，因此，这就导致了国内较多的村规民约都无法直接同国家的正式法律法规相衔接。传统的村规民约大部分是依靠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习俗、习惯形成的，以维持该农村社会的正常运行，制定较为随意，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且一般村规民约的制定权往往只掌握在村支书、村长和村委等少数村干部的手中，村民无权参与村规民约的商讨与制定。

其次，传统的村规民约存在侵犯农村一些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可能。在我国，许多村规民约具有非正式性，缺少一套稳定的程序来进行约束，也缺乏相应的审查机制。因为没有标准化的正式约束机制，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往往采用简易、直接的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定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也存在会侵犯农村的一些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可能。例如，一些村规民约中存在歧视妇女和外来人员的内容，明显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法律制定的基本准则是相背离的，与公民平等享受各项权利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再次，传统的村规民约在惩罚制度上过于严厉，甚至存在滥用处罚权的情况。例如，有些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家庭实施扣人、缴粮的处罚，这必然会侵害村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这些村规民约显然是在破坏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也规定，除了国家公开承认的法律法规以外，其余的规范性文件也均不得擅自进行行政处罚的规定。但是，国内有一些村规民约就存在随意设置和滥用处罚权的情况，这无疑会影响到我国农村治理的法治化。

法治化视角下村规民约体系重构的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不仅需要借助国家的正式法律法规制度，还要结合农村自身的特点来共同实现。因为农村地区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而这些关系依靠我国的法律法规无法实现自身的调整，所以必须要通过农村的村规民约来进行校正，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传统的村规民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其与国家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要推进我国传统村规民约体系的重构，首要的就是要妥善处理村规民约同国家法律法规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积极促进两者实现互动，减少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明确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在进行农村治理时各自的权限范围。无论是村规民约，还是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在对待农村社会治理方面都应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发挥最大效用，不随意越权越位，在自身所适用范围之外还进行管理，这是我国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前提。我国农村治理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在传统村规民约重构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动态性。

第一，我国的法律法规有必要为村规民约留出适当的自治范围。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普适性，在农村治理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农村特定群体生活中形成的特定规约相比，缺乏针对性。因此，通过村规民约来解决农村社会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更能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可，也往往更能深入民心。尤其在一些农村，村民对国家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使用村规民约反而比运用法律手段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通过村规民约处理有些农村治理问题往往更能保持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有选择性地适度接受村规民约，吸纳村规民约中合理的部分。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对于村规民约的权威性和接受程度往往高于国家法律法规。存在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在宣传讲解方面不够深入和接地气，往往给村民留下一种国家法律“高高在上”的印象。因此，在我国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大背景下，要促进传统的村规民约重构，我国的法律法规在制定方面就应该秉持包容性理念，将村规民约中的一些农村成熟的、合理的做法、风俗习惯、治村规则等设法融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

第三，我国传统的村规民约也要充分允许国家的法律法规渗透进来，利用法治观念来健全村规民约。首先，要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流程。应严格根据现代化民主法治的原则，充分体现村规民约对民意的尊重，在村规民约制定的过程中充分保证村民参与权和决定权的行使。只有尊重民意，才能让村民自觉自愿地去遵守村规民约，保证村规民约的实效性。其次，要保证村规民约的内容符合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我国一些农村的村规民约一般是根据祖辈留传下来的习俗、习惯所制定的，存在不符合现代化法治精神的内容。因此，对于村规民约中这些违反法治精神的规定，应摒弃或去除。再次，要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权利的执行。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村的一部法律，对村民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对于传统的村规民约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处罚等超出国家法律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应予以严格修正。对于触犯国家法律基本规定、村规民约无权处理的，应通过正当法律渠道解决。

传统村规民约在维持农村社会发展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能够延续至今并发挥作用。但是，村规民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与时俱进，与国家的现代化法治精神相适应。面对当前我国传统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存在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需加快推进传统村规民约的重构，加速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这样，既能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有效性，也能提升我国法律的权威性和亲民性，还能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对我国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分别为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4-0021-05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進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持续推進,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基层社区建设有序推進,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社会安全体系進一步完善。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明显滞后。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使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增大。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当前我国现代化進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手段,也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紧密结合,始终将社会管理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为支撑,坚持依法治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

应该说,社会管理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自国家产生以来便有了社会管理,只不过由于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不同,其管理主体和模式不尽相同。传统上,人们把社会管理仅仅视为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政治管理职能、文化管理职能并列的一种行政职能。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是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涉及的范围一般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管理不仅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是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由此逐渐形成了广义的社会管理概念:社会管理是指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为满足社会需求,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進步,推進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進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活动和过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采用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社会需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和社会都迫切要求对社会管理模式進行变革和创新。所谓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以及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埃米尔·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维护这种集体意识和价值准则对防止社会的崩溃是必须的;同时,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力量。”由此,法律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规范依据和保障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要推進社会管理创新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只有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用法律来规范、引导和促進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才能形成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机制。

篇（4）

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富有成效，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六进”活动有效开展。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学法用法氛围日益浓厚。公务员法》物权法》新《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得到有效贯彻，干部法制教育有序实施，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扎实推进，法治型政府有效建立，依法治县进程明显加快，民主法制建设成效显着。

（二）和谐社会第一道防线进一步筑牢,人民调解职能充分发挥。

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克服基层司法机构不健全、人员编制不足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过去的一年。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提出了进万家门，解万家愁”工作宗旨，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年来，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共调解纠纷2547件，调解成功2486件，成功率达97.6%为老百姓挽回经济损失150余万元。通过司法战线上广大同志的共同努力，基本做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力地维护了基层社会稳定。不可否认，人民调解已成为基层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的重要手段，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群众怨气，引导群众采取理性、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履行法律援助职责。

全县司法行政系统扎实开展了法律援助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一年来。共受理法律援助384件，受益人数达403人，为困难弱势群体直接减免诉讼费近50万元，挽回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基本实现了应援尽援”目标。法律援助领导机制和工作网络逐步建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逐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逐步规范，服务质量逐步提高，人民群众满意率显着提升。同时，法律援助工作者主动深入基层和一线，服务全县重点项目建设，乌江彭水水电站库区移民搬迁、城北新区开发、渝湘高速公路建设、劳务输出、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等全县重点工作中，主动为利害关系人宣传法律，讲明利蔽，正确引导，直接参与重大疑难纠纷的排查处理，有效促进了全县中心工作的开展。

（四）法律服务市场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服务得到有效规范。

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逐步完善，法律服务行业监管得到有效实施。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司法鉴定“四位一体”法律服务市场体系有效建立。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队伍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切实增强。

篇（5）

一、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必要选择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在感受物质生活的巨大进步的同时，许多人也越来越感到我们这个社会已不那么安全了。一再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忧心忡忡；各地屡发的医患纠纷事件让医患关系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人们的就医环境失去了安宁；各地频现的暴力强拆事件又让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保护面临着灭顶之灾；不时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提醒人们，我们随时可能被这些身边的公共安全事故剥夺生命和健康；而高昂的教育、就业、医疗成本又让贫困家庭失去了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希望；执法机关执法标准不一，社会各阶层分配不公，腐败的丛生等等问题似乎让人们对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失去了信心，等等。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越发展矛盾和问题越多？说到底，这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管理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已到了不得不进行社会管理纠偏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涉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我国的社会管理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这种以行政管制为主的管理模式上，已经明显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一是封闭性；二是粗放性、低效性；三是随意性；四缺乏科学性，等等。以这样的缺乏公开、公正、透明性、科学性的社会管理模式，去应对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或曰社会矛盾凸现期所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问题，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能是无端浪费社会资源，增加管理成本，却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反而会使矛盾越聚越多，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

中央适时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部署，为我们解决各类社会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了当前和今后解决中国社会各类矛盾问题的不二选择。

二、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是法治主导下的创新

从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必然是社会管理发达的国家，而社会管理发达的国家又必然是法治国家。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的背景，我们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就只能实行法治的主导，就是要在社会管理中突出法律法规的指引、规制、保障和制裁作用，讲究以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机制治理社会，杜绝信息封锁、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等等。对于传统的封闭性社会管理模式来说，法治主导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创新。法律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最高规范，理应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主导性作用。通过持续的法律治理，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建设就会逐渐行走在理性、健康、正确的轨道上。在法治的语境下探讨社会管理创新，才能使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努力探索不再是一场纯粹的、不确定的、粗放式的政治运动，亦即法律规范的指引必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常态，一切的探索才有意义。

法治主导下社会管理的特点：一是公开、公平、公正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治倡导管理规则（即法律法规等）的透明，而透明规则的治理能更好地获得公民社会的认同，能更好地平衡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管理中的对抗和抵触最大程度地减少，从而真正地实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效性。在明确的法律规则指引下，各利益主体均能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故该种模式的社会管理能代表最大程度的民意，会得到较好的执行。三是科学性、先进性。法治主导下的社会管理会最大程度地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国民发展、创新的热情，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准，以致提振整个国家的软实力。

在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大多数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主要追求，因此“绝大多数社会矛盾是利益性矛盾”[1]，解决这些矛盾用行政强制的手段已经是行不通了，必须引入法律治理的方式去进行精细化的调处。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设想

在当前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将会大量出现，许多社会矛盾将通过利益诉求或激进或平和的方式进入到司法领域，因而司法机关将面临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只能更加繁重。面对新的形势，作为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司法力量，检察机关只有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动力，推动各项检察职能充分地实现，才能最大程度地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才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作出历史性贡献。

“在庞大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司法处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特殊的环节，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体系中同样处于特殊的地位。检察机关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当立足职能、积极作为。”[2]明乎此，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就应主动创新理念，及时摒弃就案办案、关门执法的陈旧思维，依托法律监督职能，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充分发挥打击、预防、保护和保障的职能作用，为整个社会各层面的管理创新提供法治的保障。

一是要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法实践中，要真正坚守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认真办理好每一件案件，最大程度地通过办案化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通过办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消除相应社会管理环节所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在继续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一些轻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邻居之间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以及未成年犯要适当从轻处理，该不捕的不捕，该不诉的不诉，对初犯和偶犯也要较累犯予以从轻。

二是要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检察机关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认真研究一些行业和领域职务犯罪多发、频发的规律，不断强化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能力，提高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和效率，不断净化社会管理所必需的政务环境。

三是要加强诉讼监督力度。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情况，检察机关要及时有力的予以监督，发现问题，应迅速处理，该纠正的纠正，该查处的坚决查处；对民生领域的案件要高度关注，对重大环境浸染事件要积极发声，要强力介入，要支持民间维权，必要时可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维护广大民生利益，制裁侵权的经济组织。针对被监督方不愿接受监督意见的情况，要改进检察建议的方式，以向人大或被监督者的上级机关报送等更加有力的方式督促被监督方采纳监督意见。

四是要打造高素质的检察官队伍。要加强对检察队伍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建设，注重专家型、学者型检察官的培养，探索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从而造就一大批忠于职守、法律素养高、办案能力强的检察官队伍。

五是要加强检察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改革当前不合理的检察人事、经费等管理制度，消除检察执法时常遭遇地方阻碍所存在的制度上的制约因素；要改进目前不合理的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优化检察权配置，从而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效率。应逐步提升检察官工资待遇，让他们不再为面包和牛奶而发愁。

六是要加强检务公开力度。要积极打造各种传播平台，努力宣传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宣传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实践；要探索“检察开放日”、“检察执法听证”等与群众对等交流的沟通机制；主动建立检务网站，受理群众有关职务犯罪的举报，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积极回应网上的涉检民意，正确引导网上舆情等等。

七是要延伸检察监督工作触角。要继续深化检察工作机制改革，通过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形式将检察监督工作的触角向乡镇、社区等基层地区延伸，强化对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等底导执法单位的法律监督，及时纠正违法现象，促进执法人员公正廉洁；对弱势群众，要以法律援助、教育援助、司法救助等形式关注其民生问题，持久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注释：

篇（6）

县委、县政府一直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为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招商引资的环境保障工程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治本工程来抓，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六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体系。我县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分管领导，以及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人武部部长任副组长，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六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并及时进行调整充实。各镇（街道）和县直各部门、单位也相应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六五”普法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2012年建立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原则，制定出台了《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检查考核办法（试行）》，明确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主体及奖惩措施，改变了过去普法工作中“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

二是科学规划，全面部署启动。研究制定了县“六五”普法规划和“五五”依法治县规划，经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作出了《关于在全县公民中深入开展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关于县2011—2015年依法治县规划的决议》，并以县委文件转发和印发了这两个“规划”，为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指导。2011年10月，召开了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对全县“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了总结表彰，对“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各镇（街道）、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县里要求，也迅速启动“六五”普法。及时组织开展了“六五”普法、“五五”依法治县启动宣传周活动，掀起了“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

三是专兼结合，壮大普法队伍。组织抽调司法及行政执法部门专业法律人才，成立“六五”普法讲师团，镇、村、学校设立法制宣讲员、法制辅导员，同时，大力加强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全县普法队伍不断壮大。采取举办培训班和以会代训等形式，加强对普法讲师团队伍、法制辅导员和骨干宣讲员的培训，“六五”以来，共举办各类培训班30多期，培训普法骨干5000多人。

四是明确职责，狠抓工作落实。县委、县政府定期听取主管部门的普法工作汇报，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全县工作重点和党委、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狠抓落实的工作合力。“六五”普法以来，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普法依法治理工作6次，召开普法领导小组会议10次，召开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工作会议3次，县人大先后20多次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审议，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县委、县政府把法制宣传教育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普法经费由原来的2万元增长到目前的17万元，为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需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高起点推进

“六五”普法以来，我县按照规划要求，紧紧围绕全县工作中心和大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一是开展“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活动。深入开展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牢固树立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观念，教育和引导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二是加强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宣传，服务招商与转调创工作。组织全县各相关部门加强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加大对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流转、知识产权、对外贸易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组织全县相关职能部门深入企业，开展“送法”活动，帮助企业提高防范能力。“六五”以来，共举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讲座200余次，解答法律咨询6000余次，为企业办理诉讼法律事务3500余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依法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法律法规宣传。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宪法及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合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加强了《人民调解法》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依法办事、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六五”以来，共开展“平安之夏”、“严打整治”等维护社会稳定宣传活动20多次；举办调解员培训40多期次。

四是关注民生，认真开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法制宣传活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宣传与改善民生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针对征地拆迁和城镇建设，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有关房地产、土地转让、房屋拆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利用“消费者权益日”、“全国土地日”、“全国法制宣传日”等主题活动日大张旗鼓地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职业病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和校园安全等法律法规集中宣传活动50多次，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依法维权意识。

“六五”普法以来，全县共开展大规模法制宣传活动70多次，举办各类法制讲座、培训班500场次，法制文艺演出300多场次。组织各类宣传月（周、日）活动75次，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突出重点对象，坚持“分类施教”，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不断增强

我县把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和农民作为“六五”普法的重点对象，立足对象特点，坚持“分类施教”原则，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普法成效。

一是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单位”活动。我县积极发挥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龙头带动作用，建立健全了党委（组）中心组学习、法制讲座、普法考试和任前考试等一系列制度，坚持机关学习日集中学习制度，积极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培训，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县里重大决策出台前都要从法律角度进行科学论证，确保了我县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六五”以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法4次，举办法制讲座3次，以县委党校为主阵地举办县镇领导干部法制培训班17期，培训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2500多人次，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培训4000人次，农村干部参加法制培训班1700人次。利用“大讲堂”，邀请专家对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突发事件应对等法律知识培训2300人次，县普法办每年都组织全县干部进行普法考试，成绩及格率达100%。

二是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深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在全县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工程，村村设立法律顾问和法律援助联络员，宣传法律法规，解答农民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援助。充分发挥农村远程教育、普法一条街、农民夜校、法律图书室（角）作用，利用宣传栏、标语、编演普法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与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六五”以来，利用群众工作日、乡镇大集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110次，发放宣传材料10万多份；利用乡镇党校，对各村法制宣讲员和调委会成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36次，受训人员8000多人；组织农村庄户剧团自编自演法制文艺节目52块，演出350多场次。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提高了农村干部依法管理水平，广大农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自觉依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

三是以和谐社区建设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加强社区普法阵地建设，认真落实“六个一”工程（每处社区设立一个法制宣传橱窗，一个法律图书室，一个法制学校，一支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一套居民学法制度，每季度开展一次义务法制宣传活动）。每个社区都设立法律服务室，部分社区建立了法治文化广场，为村民学习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法律服务提供了便捷平台，完善了农村普法宣传网络。“六五”以来，共深入社区上法制课200场次，赠送法律书籍5000余本，解答法律咨询7000余人次，受教育群众达8万人。

四是以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把法制教育作为全县中小学必修课，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县综治办、普法办、教育局下发了《关于规范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管理工作的意见》，为全县227所学校全部配备了法制副校长，积极组织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县关工委深入校园组织举办“学法、懂法、守法，争做四有新人”专题报告会。“六五”以来，全县法制副校长上法制课500多场次，县关工委共组织学校法制报告会30多场次，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体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五是以诚信守法经营为重点，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全县企业普遍建立了法律培训和法律顾问制度，县普法办会同有关部门每年都聘请法律、经济专家举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班，组织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送法到企业，为企业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六五”以来，举办企业法制讲座400多场次，受教育人员达2万多人次，提高了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水平。

四、依托地域特色，创新宣传形式，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性日益凸显

“六五”普法开展以来，我县立足文化优势、地域特点，积极创新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宣传教育形式，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普法效果日益凸显。

一是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加强渗透宣传。注重挖掘我县“小戏之乡”、“书画之乡”的文化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创作编排了一批紧扣时代主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高质量法治文艺节目。组织开展了“县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创作展播法治宣传公益广告、举办法治文化摄影书画展，共征集书画、摄影作品500多幅，评出参展优秀作品150多件。组织优秀普法剧《东邻西舍》和《穿警服的亲兄弟》等进行巡演300多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治效果。“六五”以来，全县共举办法制书画展120余次，群众自编、自演的各种法治类题材文艺节目达450多个，参加调演、汇演100余场（次），基层群众在享受艺术审美的同时，法律素质、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二是在新闻媒体开设学法用法专栏，加强直观宣传。整合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资源，设立法治专栏、法制栏目，普及法律知识，协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涉法问题。县电视台开设的《民生在线》、《百姓茶馆》、《新闻女生组》栏目，现已播出300多期；方言栏目《百姓剧》由普通老百姓表演现实生活中的涉法小故事，现身说法，深受群众欢迎；“普法网”，传递法治动态，解答群众咨询，方便快捷。新闻媒体以其独特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成为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热点阵地。

三是深入开展调研活动，加强推介宣传。针对新时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我县组织广大普法工作人员围绕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等专题开展了调研活动，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开展。“六五”普法以来，共撰写上报调研文章60多篇，其中《搭文艺舞台唱普法大戏》、《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等，被全国普法办《普法依法治理通讯》等国家级刊物采用。《健全机制丰富载体推动法治文化蓬勃发展》、《新形势下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创新理念凸显特色扎实推进新时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等文章被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及有关新闻媒体采用刊载推广。此外，300多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信息、简报被国家、省、市普法部门、有关新闻单位采用。

五、全方位推进，“普、治、创”并举，“法治”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我县坚持以基层依法治理、区域依法治理、行业依法治理为主线，全面开展法治创建工作，不断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一）突出创建重点，注重示范引领，法治创建工作不断深化。

一是突出依法行政。实施依法行政五年规划，制定出台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意见，推行政务公开，实行持证上岗，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积极组织开展“行政程序年”活动，对行政权力进行梳理，共梳理执法单位50多个，梳理执法依据500多项，清理执法人员1600多人。加大行政执法检查力度，对全县50个行政执法部门履责进行全面检查，到目前，已开展执法检查活动300多次，有效地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六五”以来，全县未发生重大行政执法违法和徇私枉法案件。

二是突出公正司法。实行司法公开，政法和司法部门全部设立公开栏，将办案程序、收费处罚标准等张贴公示。执法司法部门普遍建立了执法质量考评制和首案负责制，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和案卷评查，规范司法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县人大定期听取“两院”工作报告和专项工作报告，先后组织23次部门法和行业法的视察检查工作。全县政法部门深入开展“三评三查”活动（“网评”评单位、“社评”评工作、“联评”评班子，执法行为抓督查、执法过错抓倒查、社会形象抓检查），从全县社会各界聘请监督员1000名，对司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监督。

三是突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组织开展了以“法德教育、综合整治、建章立制、双约管理、文明创建”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不断健全农村群众自治机制。完善以“四民主两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村级组织管理制度，开展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按程序撤销了原有的937个行政村（居），重新组建了345个中心村（居），设立村居法律顾问，村民依法办事和村级班子依法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村居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民主法治示范村。城关街道粟山村被司法部和民政部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辛寨镇大峪等9个村被评为“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依法治校示范校和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也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申报3个省级示范校，54个市级示范校。

四是突出全方位依法治理。围绕民本民生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社会、群众的需求为方向，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依法治理活动，巩固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果。每年围绕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依法治理活动50多次，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提高了群众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

（二）构建“一八三四一”工作模式，健全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着力提升社会管理依法治理水平。

篇（7）

一、农信社普法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以来，农信社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广大员工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明显增强，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大大提高。但随着农信社改革步伐的加快，在农信社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1.1员工学法积极性不高。农信社员工平时工作忙、压力大，对法律知识学习不够。认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了，法律知识学的好不好不重要；农信社领导在对待抓普法教育这方面也存在模糊认识，对普法教育工作支持不够，认为普法教育是“软任务”，抓不抓问题不大，只要能完成业务指标就行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达到提高员工学法积极性，当然更谈不上普法取得显著成效了。

1.2农信社普法教育手段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普法工作的客观要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信社新业务不断推出，员工得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新业务的学习中，把员工集中在一起上普法课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内容、方式方法上无法满足员工的喜好，这势必挫伤员工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目前，农信社普法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方法简单，形式单一，普法未能真正进入基层社，在上级检查这项工作时，往往是走形式，工作中彼于应付。

1.3农信社普法教育方式针对性不强。农信社没有建立起法律法规定期学习制度，领导没有把此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不能及时跟踪学习新近出台的一系列与银行业务密切相关的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所以也谈不上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更谈不上用于指导和防范业务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1.4员工结构不合理，影响法制观念更新速度。目前联社员工基本上是两大结构群体：新入行青工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员工，即一部分是学生出身和转业军人构成的青工队伍，人员成分复杂，思想不稳定，可塑性强，且每个人的知识层次、生活阅历、思想觉悟、业务技能千差万别；另一部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招工社的老职工，他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商业银行转轨的历史变革，这部分人接受的普法教育基本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虽然后期也经历了多次教育普法教育和实践锻炼，有相当多的人员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也出现了部分精英人才，但就员工队伍整体结构而言，新鲜血液补充太慢，员工年龄没有形成梯次结构，尤其在基层联社，人员老化、合适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普法教育速度，影响了联社普法教育的有效开展。

1.5普法教育忙于应付。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联社的业务范围、产品种类、客户构成、服务手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随之各种制度、办法、操作规程和实施细则等不断出台，但由于缺乏超前性、相互关联性、前后衔接性和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漏洞预见性，在普法教育中表现为不顺畅、不自然，难与国家法规有机地结合起来。内部风险防控总处在亡羊补牢状态。

1.6自卑心理产生对普法教育的抵触情绪。

联社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改革的步伐较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相对慢一些，从单位形象到员工各方面待遇都不如国有商业银行，致使部分员工在攀比中产生了自卑感，特别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那部分员工，经常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消极情绪，对普法教育新理念产生抵触，他们是联社进行普法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

二、推进农信社普法教育的对策

随着国家普法教育的进一步深入，广大农信社员工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农信社法治化管理水平、积极推动农信社民主法治建设，大力加强农信社普法教育的力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2.1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机构职能作用。一要善于“借力”。要立足于当前实际，善于借台唱戏，借兵打仗，借箭发令，积极主动协调各级地方政府，加强与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协调普法与效能、综治等共同督查、督办；积极引导全员关注支持普法教育，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积极参与普法教育，努力探索普法运作机制。二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普法领导小组的作用，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把普法与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建、精神文明活动等结合起来，实现资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农信社普法广泛开展。

2.2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规范体系。一要建立刚性机制。目前，普法依法治理制度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只规定应该怎么做，而对没有做到如何处罚没有规定，从而导致法制教育忽紧忽松。二要建立规范的指导体系。要尽快制定农信社具体依法治理工作指导意见、依法治社指导性意见，在全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科学合法，易操作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规范体系。三要建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组织人员根据实际，制订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考评量化标准，纳入绩效考评，每年组织检查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各信用社评先评优的重要条件。

2.3明确普法教育的对象。农信社普法教育的对象应该包括农信社的高管人员、联社所有科室人员、基层网点负责人及基层员工等所有从业人员。各社应该设置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加强对基层社普法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并在每个社设置普法宣传员，负责本社员工的普法宣传任务。

篇（8）

一、开展民情恳谈工作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性

（一）开展民情恳谈、促进检力下沉是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需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是从更好地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和谐稳定出发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高度重视检察环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通过民情恳谈、下沉检力，切实把三项重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二）开展民情恳谈、促进检力下沉是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需要。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检察事业发展的根基也在基层，服务基层改革发展稳定，为基层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开展民情恳谈工作，促进检力下沉，强化基层法律监督工作，有利于深入查办和预防基层各类职务犯罪，推进基层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建设，符合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和新要求。

（三）开展民情恳谈、促进检力下沉是坚持检察工作人民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性是我国检察机关的重要特征，各级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大力开展民情恳谈工作，贴近群众，面向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在检察工作中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适应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着力解决侵害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二、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开展民情恳谈工作

（一）依托窗口平台机制，民情恳谈寓于服务之中。

通过设立检察网络新闻发言人工作平台，作为接受群众民意表达的诉求区、信息反馈的回音壁，加大力度开展民情恳谈工作。利用检察开放日等形式，选择群众最想了解的、最关注、最关心的内容予以公开，邀请群众代表座谈检察工作，让群众在了解检察职能的基础上，与群众零距离沟通，开展民情恳谈工作。

以检察阳光检务便民服务窗口、控申接待窗口、收案大厅窗口为平台，派驻专职检察接访员，集中开展控申接待、矛盾化解、法律咨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工作，受理来访、法律咨询、直接化解社会矛盾等，扩大检察社会认知度，通过窗口平台机制，积极拓宽控告申诉、接待渠道，大力开展民情恳谈，方便基层群众及时反映合法诉求，解决群众疑难问题，开展法制宣传和释法说理工作，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将民情恳谈寓于服务之中。

（二）融入大调解机制，执法办案解民意。

民情恳谈工作要积极融入“一综多专”的大调解体系，在执法办案中解民意，为民服务。检察机关要选派专人长期驻点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使矛盾化解工作更趋社会化。针对一些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进一步加强案件调解工作的学习和交流，加强与其他专业调解中心的交流和沟通，将刑事和解工作贯穿于中心执法工作的始终，将品牌调解送入百姓心中。对于农民搬迁矛盾相对突出的状况，依托派驻检察室，在搬迁村居设立工作点，一站式服务，专业化调解，促进“阳光搬迁”，保护拆迁诉求群体的合法权益。结合执法办案，将法制宣传和预防教育寓于民情恳谈工作中，增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提升社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三）结合三解三促活动，检察工作下基层。

要以“关注不满意、解决最急需、追求更满意”为重点，结合检察业务工作和服务中心工作，将民情恳谈工作、开展领导干部“三解三促”下基层活动和大接访活动相结合，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为载体，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做到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干群关系融洽、促进基层发展稳定、促进机关作风转变，实现重心下移，检力下沉，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作风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

（四）参与大接访活动，实现检力下沉。

以解决涉法涉诉积案为重点，坚持定期接访与巡回接访、定点接访与点名接访、重点约访与带案下访相结合，主动深入基层开展接访下访活动，积极参与“书记大接访”，畅通民意沟通渠道，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常态化接访、下访、约访制度，深入基层，听民生、知民意、解民忧，严格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首办责任制，排查隐患，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对重大案件要加大督办力度，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实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

（五）民情恳谈推进社会综治，提升法治建设水平。

选派干警担任村区综治特派员，参与基层综治和法治创建工作；选派干警通过开展“双联双助”、担任村居第一书记等形式，以检察室工作为载体，走访慰问农户，开展法律宣传和服务，受理群众来访，帮助解决民生难题。通过民情恳谈、检力下沉机制，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切实解决基层和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帮助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最终实现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目标，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提高社会法治建设水平。

三、 切实强化民情恳谈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充分认识到民情恳谈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为充分发挥民情恳谈的积极作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各级检察院要明确目标，强化措施，切实做好民情恳谈工作的各项内容。

一是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各级检察机关加强对民情恳谈工作的组织领导，对各项工作开展进行统筹协调，把开展民情恳谈工作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程、三解三促活动、大接访活动、大调解活、综治特派员工作、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与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并及时收集资料、汇总情况、推广经验，实现民情恳谈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序时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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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基固本“出实招”。一是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基层业务用房、装备得到加强，办公设备不断完备，经费保障、基层司法所长副科级待遇基本得到落实，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全市137个基层司法所完成业务用房建设，其中独建88个，占64.2%。二是矛盾化解工作取得新发展。构筑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接边地区联防联调机制和工作交流机制不断丰富，“以奖代补、以案定补”机制得到全面贯彻落实。20__年以来，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151021件，调解成功率97.6%。三是人民调解网络建设取得新突破。四是扎实推进“法律六进”长效机制建设，有效拓宽了普法领域，提高了群众依法维权意识，提升了“依法治市”水平。

(二)关口前移“见实效”。一是法律援助渠道不断拓展，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完成了县区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设置和规范化建设任务。20__年以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597件，提供法律咨询20300人次。二是以“管理规范、业务规范、服务规范”为目标，加强律师公证工作的基础管理和自我管理。三是继续加大了安置帮教工作指导力度。截止20__年底，全市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11849人，实施帮教11330人，占95.62%，安置9480人，占80%。四是强化法律服务队伍自身建设，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秩序，规范执业行为，法律服务公信力不断提高。

(三)发挥职能“见真章”。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市143个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大部分设在基层司法所，基层司法所配合有关职能部门理清法律关系，制定合法有效的调处方案，矛盾纠纷分类、化解、调处中枢作用突出。

(四)自身建设“求创新”。一是继续深化普法依法治理，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创新工作方式，盘活普法载体，认真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及时启动“六五”普法“四五”依法治理规划，深入开展法治县区、和谐社区、和谐校园、和谐家庭“一法治三和谐”创建活动，把开展“法治县区”、“规范化司法所”、“规范化人民调解组织”三项创建活动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二是继续深化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理顺司法所管理体制，实现收归上划基础上，积极推广外地经验，大胆探索和创新特殊人群的管理体制、机制和方法。

(五)打造队伍“树新风”。按照“政治上坚定、理论上扎实、纪律上严明、业务上精通”队伍建设标准：一是抓灵魂，促进面貌向“奋发型”转变。二是抓作为，促进作风向“实干型”转变。三是抓创新，促进管理向“规范型”转变。四是抓团结，促进氛围向“和谐型”转变。近年来，法律援助管理局等14个集体先后被司法部、省委表彰为“先进集体”、18名干部被评为“先进个人”。

二、困难和问题

(一)发展不平衡。县区司法局承担着对乡镇司法所管理、检查、指导和帮助职能，但在调研中发现，县区司法局职能发挥存在较大差距。基层头重脚轻、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和一人所现象尤为突出。法制宣传、矛盾化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法律服务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县区司法局领导班子思想不解放，工作思路不清晰，工作重点不突出，畏难情绪和等、靠、要思想严重，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不畅，创新能力不足，工作打不开局面。

(二)人员总量严重不足。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共有中央政法专项编制539人(含市劳教强戒所)、地方行政编制167人、地方事业编制174人，共880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009%，实有823人。144个基层司法所实有工作人员268名，其中一人所57个，占39.58%，二人所44个，占30.56%，三人以上的37个，占25.69%。威信县10个乡镇仅有扎西镇司法所有3名工作人员，其余9个司法所均为一人所。

(三)保障不到位。11县区司法行政机关的公用经费、办案业务费、装备费均未达到省财政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州(市)级和县级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标准〉的 通知》(云财行〔20__〕464号)规定的每人每年25000元标准，高的21300元、低的18600元，且包括了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普法依法治理等工作经费，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经费的紧张，给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困难。

(四)司法行政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特别是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法律专业化水平不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亟待提高。全市144个司法所268名工作人员中，非法律专业研究生1人、占0.37%，法律专业大学35人、占13.06%，其它专业20人、占7.46%，法律专业专科68人、占25.37%，其它专业68人、占25.37%，中专及以下76人、占28.36%。50周岁以上65人、占24.25%。镇雄县司法局仅50周岁以上的工作人员就达12人、占18.46%。

(五)社区矫正工作面临不少困难。一是社区矫正工作社会认知度不高。当前，部分干部群众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认为法院宣判、监狱释放就没事了，不愿参加社区矫正。二是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薄弱。我市司法所一般只有1-4名司法所工作人员，且司法所工作人员学识单一。三是社区矫正决定机关与司法行政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规范的执行交付制度，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待加强。四是经费保障严重不足，影响了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对策思考

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对司法工作进行行政管理的专门机关，在我国司法体系和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围绕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保障民生，充分发挥“前端性、窗口性、服务性”的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职能，在法制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市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攻坚期、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作为政府工作一部分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应顺应时代的要求，夯实基层基础、加快观念转变、推动创新发展。

一是由传统型向创新型转变。思路决定出路、作风决定作为，理念创新乃工作创新之源。正确把握和认识当前司法行政工作在新形势下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与时俱进、推进司法行政事业科学发展的需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贴紧自身发展的需要，寻求司法行政工作新的发展点;贴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寻求司法行政工作的着眼点;贴近群众法律需求，寻求司法行政工作的落脚点。要从传统矛盾纠纷化解转变为矛盾纠纷发生的预防，突出“预防性”，真正体现“前端性”、“服务性”，向社会管理创新转变，主动适应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

二是由配合型向主导型转变。《人民调解法》、《律师法》、《公证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支撑，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而为、主动而为，正确认识县区司法局是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的主阵地;是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和司法行政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实践的主渠道;是司法行政工作新发展的主战场，切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理念，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和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大胆实践、主动实践。

三是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树立司法行政事业科学发展“舍我其谁”的观念。第一力戒消极懒散，树立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司法行政精神，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第二力戒满足现状，树立迎难而上、时不我待、座不住、等不得的紧迫感和勇于担当重任的气魄、开拓进取的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第三力戒漂浮作风，树立一抓到底的求实精神。力戒急于求成、精神萎靡不振，坚持深入到工作落实的终端跟踪问效，以求实扎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工作的落实。

四是由试点型向常态型转变。社区矫正工作是国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崭新的工作职能，是社会管理创新极其重要的工作内容。它大大加强了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作用。司法行政机关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遇，认真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建立相应的机构，搭建工作平台，构建相关制度，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办案经费，切实履行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职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教育有方法，管理有制度，从而实现矫正工作的常态化。

五是由基础型向规范型转变。要从过去重基层基础建设向重管理、重规范转变，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形成一套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强的司法行政工作管理体制，以制度的规范化来促进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开展经常性督查，实行层级问责制，切实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提高工作质量。

六是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要加强司法行政宣传工作，切实根除封闭思想，变只干不说为既干又说，不断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的知晓率。一方面要做好内部宣传工作，不断提升典型经验和做法的推广力度，推动精品司法建设。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扩大司法行政工作的宣传，不断扩大司法行政工作的影响率和群众知晓率。再一方面，要加强调研工作，针对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深入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透，搞明白，找到问题的根结，提出解决的办法，推进工作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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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39—09

一、引言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是当今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因而对作为社会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已提上日程。显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公民社会理念应运而生。然而，在政府面临着社会的特殊需求与过度需求问题的同时，市场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外部性的资源配置问题，公民社会要在夹缝中生存并不十分容易，志愿失灵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成为迫切的需求，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已刻不容缓。本文基于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概念厘定，对其发展模式与体制适应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及其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学理性思考（参见图1）。

二、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

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管理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结构中，分别处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且有不同的规定、特点和功能定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社会管理体制着重于社会管理的形式，社会管理机制着重于社会系统的运行（参见图2）。

（一）社会管理体制

在管理学视角下，学术界对“体制”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范围（最狭窄、中等、最宽泛）。本文采用中等范围的概念，即“与机制相并列，把管理体制理解为社会制度规则体系（包括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在非正式约束中，包含达到一定共识性的观念或理念）与组织机构体系的复合体”。社会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规范社会运行所采取的管理制度、管理组织、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总和”，强调社会系统运行的组织制度及其隶属关系。换言之，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容涉及社会制度（规则）与组织机构两个层面，具体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社会管理的主体。我国学术界认为社会管理主体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中心主体”。盛美娟认为，“开放式的社会管理之路，使社会管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丁元竹认为，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共参与一起构成公共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综合各项研究，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包括党政机关与公民社会组织（面向社会生活、社会事务）两大类。再细分大致可以包括：执政党、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另一种分析框架认为，在当今确立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通过政府来体现的。换言之，社会管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具有不同特征，发挥不同的功能（参见表1）。在政治、私人、公共等不同的领域中，政府、市场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会随之变化。

第二，社会管理的客体，即社会管理对象。当今中国在社会结构呈现出“倒丁字型”，即上下阶层比重失衡与阶层之间贫富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客体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是社会生活。社会变迁要求调整社会管理方式，即社会管理体制要防止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监督和规范社会生活行为。二是社会事务。社会事务的处理和解决涉及民政、财政、立法、公安等部门以及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主要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社会救助等来实现社会的第二、三次分配。三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面向国家机构时是社会管理客体，它在社会管理中初显独特优势，但其发展也存在突出的问题，最为迫切的是要以法律和政策支持其发展，规范其行为，同时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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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在差异性发展中谋求新突破。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引导基层法律服务所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今年我们将重点放在满足乡村、社区法律服务需求上，在服务乡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中，成为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的法律助手。开展法律服务执业行为检查和案卷评查工作，重点调查有无基层法服人员充当社会咨询机构人员出庭“”现象，帮助完善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规定，加大法律服务投诉查处惩戒力度，净化全市法律服务市场环境。2012年全市基层法律工作者共诉讼事务1223件、非诉讼事务16件、担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134家。

二、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重点，在深化法治平安建设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全面深化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切实履行对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的管理和指导职能，按照市、镇和有条件的村（社区）5：2：1的比例及专业人民调解组织配备2-4名专职人民调解员的要求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成立以圆桌谈心对话为调解模式的“圆桌纠纷调解室”，建立针对婚姻、赡养、抚养以及遗产继承等涉及家庭内部矛盾纠纷的案件的“家事纠纷调解室”；成立全市首个以调解员个人名字命名的“老葛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市物业纠纷调委会共受理物业纠纷113件，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均为100%；市医患纠纷调委会共受理医患纠纷16件，成功调解12件。市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委员会共受理纠纷511件，调解成功率97.7%。全市两级调处中心组织共接待群众583批次1363人，受理矛盾纠纷372件，调解纠纷370件，调解成功369件，调解成功率99.2%。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备案制度，本市内已设立8家镇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72家村（居）调委会、5家专业性调委会、2家行业调委会、11家其他性质的调委会和8家刚调整设立的500人以上企业调委会，已全部备案在册。

二是全面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两所一庭”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要求，确保乡镇司法所机构单列、编制不减、工作不乱。今年年初我局制订下发《二0一二年度司法所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以及司法所2012年工作要点，制定司法所基础工作、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及法制宣传百分考核表，将司法所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并以此为依据，部署开展“五好司法所”创建活动，带动司法所组织机构、干部队伍、业务能力、所务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规范化，全面推动司法所的各项工作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司法所建设成果，提升基层工作水平，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

三、以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服务为重点，在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控矫正。深入开展“规范化建设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创新教育载体和矫正方法，健全教育矫正中心软硬件建设水平和功能设置，逐步推进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与中心的衔接融合，提升管理的整体合力和成效。与电信等部门合作建立移动定位系统，运用科技手段强化监管力度，将有暴力犯罪前科、重新犯罪风险较高、监管难度较大的重点人员全部纳入定位监控系统，预计年底前将投入使用。截止2012年12月底，全市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社区服刑人员1028名，期满解矫658名，移交公安36名剥权人员，其中今年接受248名，解矫196名，移交36名，现有在册社区服刑人员334名，其中缓刑279名，假释47名，暂予监外执行8名，所有人员中无一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二是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全面拓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渠道，完善定期排查分析制度，推进安置帮教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加强帮扶服务，为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创造条件。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劳教所、监狱及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理顺工作流程，防止脱管漏管。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完成帮教工作管理软件安装调试工作，实现对刑释解教人员的信息化管理，推进安置帮教信息化建设，提高衔接信息录入率及服刑在教人员基本信息核实率，确保不发生脱管漏管。加强基层帮教组织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帮教安置优惠政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断提高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率，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市已累计接受刑释解教人员204名，其中刑满释放160名，解除劳教44人。衔接率、帮教率和安置率均达到100%，当年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下。

四、以加强法制宣传工作的时代性和实效性为重点，在加快推进法治平安建设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抓全民普法。紧扣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实现全市经济“三年翻番”发展目标，把法制宣传教育有机融合于经济转型升级、融合于社会管理创新、融合于服务保障民生。抓好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制度。组织女干警、女律师、女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者走进市永坛时装厂，开展“送法进企业”法律咨询活动。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金沙中学、金城镇中心小学等12所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走进学校为学生们上法制课，公布“12348法律咨询平台热线”，并接受师生现场法律咨询。

二是围绕创新社会管理水平抓法治文化建设。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多样化、系列化、规模化建设，开通法制宣传教育微博，在《金沙周刊》开辟法制宣传专版，在广播电台《89关注》栏目中开辟法制宣传小专栏，通过全新的视角介绍我市法制宣传教育情况和成果，为普法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将法治文化建设与我市民间文化、基层文化相结合，丰富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依托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的优势，把法律知识通俗化，把法律规范直观化，把法律历史形象化。金城镇以学校校本教育课程为载体，将刻纸创作融入法治文化建设；朱林镇以唐王故事会为依托，开展“举案说法”故事会；开发区将法治文化建设与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以身边人、身边事写法治、演法治、唱法治、讲法治、画法治，增强法制宣传的感染力。

五、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重点，在增进民生幸福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围绕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今年是司法部统一部署的“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年”，也是省司法厅确定的法律援助基础建设年。我市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面，降低门槛，逐步将法律援助覆盖人群从低保群体拓展至低收入群体，突出重点服务对象，做好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网络队伍建设，在8个镇区增设各镇残疾人和少数民族法律援助联络点，实现“十五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的新格局，2012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20件，接待来访、来电咨询1971人次（其中，来访642、来电1319、来信4件、网上咨询6件）。选聘18名具备相应条件的专职律师具体承办本年度法律援助案件，逐步向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专业化过渡。聘请172名村居联络点联络员，94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挂靠村居联络点联络员，8名残疾人和少数民族法律援助联络点联络员，组建起一支较为完善的法律援助工作联络员队伍。

二是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高公证工作水平。认真部署开展“四万工程”法律服务专项活动，以“促进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幸福”为重点，主动介入全市重点工程，为企业融资引资、兼并重组、公司上市及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公证服务窗口规范化建设，开展公证服务进社区、进乡村，减免相关服务收费，满足困难群众的公证法律服务需求。稳步推进公证机构事业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市人社局、市编办统一安排下，对公证机构的组织类别、岗位设置、绩效工资、经费管理等进行清理规范并出台新的“三定”方案。2012年我处共办理各类公证4484件，其中：国内民事类公证1381件、国内经济类公证1176件、涉外民事公证1859件、涉外经济公证27件、涉港澳台公证合计41件。

六、以践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在打造堪当时代重任的司法行政队伍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解三促”。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带领有关科室负责人，围绕“三解三促”和新一轮争当排头兵活动要求，对挂钩扶贫村（薛埠镇塔山村）和全市司法行政工作进行了大调研。定期与驻点单位研究帮困措施，定期分析、研判驻点单位的民情民意、发展难题，帮助驻点单位破解发展中的难题，集中梳理一批群众反映强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疑难矛盾纠纷，依法依规依理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民生权益和合理诉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场办理接案受理手续，并实行领导包案结跟踪制，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帮助基层排忧解难。

二是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学习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准确把握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组织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对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认真查摆问题，逐条梳理，集中整改执法思想、执法行为、执法作风中存在的不符合、不适应问题。同时把创先争优活动、争当排头兵活动、深化法律六进、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先争优年活动等作为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有机融合，增强活动实效性。

三是不断完善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提高领导班子凝聚力、创新力和战斗力。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月”系列活动，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通过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考等方式配齐配强全系统干部队伍力量，把原则性强、专业性强、综合素质强的人才选拔到司法行政队伍中来。实施人才兴业战略，组建了“优秀调解能手人才库”，参与涉法及“大接访”活动，选拔培育了2名市应急工作人才库专家、2名市人民陪审员、1名省级调解能手专家库候选人，积极打造司法行政人才高地。

七、明年工作思路

2013年，我局将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关心下，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统筹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重心，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方法，着力为全市加快转型升级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以“六五”普法为契机，着力服务中心大局工作。

通过对“六五”普法开展以来的经验总结，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学法用法的热情，为新一轮法制宣传教育的顺利开展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集中开展“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市民法律素养”主题宣传活动，突出对《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条例》、《食品安全法》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强化人民群众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依法表达诉求的意识。打造一批有品位、有特点的法治文化阵地，做精做优《司法》、《与法同行》等广播电视普法栏目，通过以案说法、市民互动等环节，提高市民参与度。积极拓宽法制宣传教育的功能效应，把普法教育与提供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法制宣传成为引导群众崇尚法律精神、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成为钝化各类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的过程。

（二）以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对高危人员实行实时监控，全面实施审前调查和假释前评价。大力推进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建设，全面推行分类教育和心理矫正，探索建立社区矫正需求和效果评估体系，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建立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风险评估机制，落实重点帮教对象的无缝对接，全市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率达100%。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及社会保障相关政策，促进刑释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最大限度地消除不稳定因素。举办全市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培训班，切实落实“首要任务”和“禁止令”制度要求，提高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和专业水平，增强矫正教育效果。树立“以有为争有位”的思想,积极主动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用工作成效彰显社区矫正工作在推进基层和谐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以政法三项重点工作为龙头，着力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组织开展“社会矛盾化解、法制宣传先行”、“社会管理创新、法制建设奠基”和“公正廉洁执法、教育监督保证”等专项活动，加大经常性和集中性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力度，推行网络化排查新模式，强化对重大政治活动、节假日、敏感时期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着力调处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劳动争议等发展类、民生类矛盾纠纷。加强社情民意分析和研判，突出抓好矛盾排查预警工作，对排查出的敏感、热点问题和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积累，防止矛盾问题叠加，防止由此引发新的热点、敏感性矛盾。进一步强化对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的应急反应和管控处置，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细化预案，提高突况的应急处置能力。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加强与矛盾纠纷多发领域、部门的有效配合，进一步健全“大调解”格局。

(四)以强化法律服务意识为抓手，着力推进公正廉洁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