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发展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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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努力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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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小棒球联盟球迷与MLB球迷有相同的参数，那么小棒球联盟每次比赛的上座率应该取决于小棒球联盟球队的素质。再者，如果这些球迷来自同样的球迷基地，小棒球联盟上座率可能还取决于MLB替代品的可行性、素质、价格、制度法[1]。但是，如果通过MLB球队的胜利使得球迷的忠诚增加了对小棒球联盟的需求，那么在MLB和他们的小棒球联盟俱乐部间可能形成营销战略联盟[2]。在建立我们关于小棒球联盟每场比赛上座率的模型中经过了加强。这个模型考虑到了上述提到的所有三个方面，并加入了球队特有的特征，比如下联赛的票价、收入，以及小联盟球队固定效果的人口数。

数据来源提供了1992至2006年间小棒球联盟和MLB球队的上座率数据。在数据集中，有2076个小棒球联盟球队/年的观测。小棒球联盟上座率的以前的研究使用了调查数据或者单一球队上座率。这一数据集尤其健全，包含了样本年份自A至AAA的所有小联盟球队，来自球队营销报告，作为球迷成本指数的一部分。数据适用于1992至2006年建所有的MLB球队适用，但是在2005和2006的小联盟球队，只有63个球队的观测。由于小联盟的票价数据只能应用于3%的观测，我们不能采用小联盟球队的票价。采用了团队固定效应来捕捉小棒球联盟票价。

兴趣的因变量是小棒球联盟球队平均每场比赛的主场上座率。因此，值得注意小棒球联盟的四个等级：新手, A, AA和AAA。随着球员的进步，他们的等级从新手, A, AA到 AAA上升。因此，小联盟球队的球员素质随着等级的提高而有所上升。由于位置和等级的关系，我们注意到联赛的一个机会关键变量会有差异。因此，除了汇集数据，我们评估了联赛胜利的影响。因为新手的联盟上座率数据只有部分可用。研究表明上座率随着联盟素质而增加，出现了几个另外的趋势。第一，总体上，小棒球联盟上座率在考查期所有三个等级都是上升的。在样本期间(1992-2006)，每场比赛的上座率在A,AA和AAA分别增加了75%, 40%,和20%。MLB上座率在1994年达到顶峰，也就是棒球球员罢工的那一年，取消了1994季后赛和1995年的季前赛。研究显示小联盟上座率在MLB罢工期间是上升的，这一结果在下面得到认可；[3]在AAA等级，上座率在1994年下降。再者，我们通过时间段的研究，涵盖了一个趋势区间，以控制小棒球联盟和MLB的上座率上升。

现在转向一个自变量的讨论。MLB球队表现是MLB球队上座率的强大指示器。因此，小棒球联盟球队的上座率依附于小棒球联盟球队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为了控制这一可能性，我们加入了小棒球联盟球队的获胜百分比。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零和博弈，平均的获胜百分比是50%，标准差为0.07。获胜百分比在A等级变化较多，标准差是0.075，而AA和 AAA的获胜百分比的标准差更接近于0.06。为了对比，MLB获胜百分比的标准差是0.07。再者，学者Branko Milanovic认为球迷不但喜欢他们的球队获胜，还喜欢主场作战[4]。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加入了小棒球联盟球队作战作为一个自变量。样本平均起来是92个主场作战。就像MLB，小棒球联盟主场作战的数量在观测期间增加了，尽管在观测期间的最后一年，2006年有些减少。

为了控制最近的MLB球队距离的影响，我们加入两个二进制虚变量。情况是小联盟球队距离最近的MLB球队少于100英里。第二个区域等于1，情况是小联盟球队距离最近的MLB球队大于100英里并少于250英里。两个变量的原因是100英里内的球迷可能能够在下午5点下班参加晚上7点开始的晚间比赛，并在午夜回到家。这对于100英里以外的球迷来说不太可行。但是，250英里内的球迷可以当作是一日旅游来参与一场比赛。样本中小棒球联盟球队大约31%是距离MLB球队100英里之内的，在各个等级的变化最小。在小棒球联盟和MLB俱乐部之间，基于不同的距离检测小棒球联盟和MLB的替代性，我们让当地和区域变量和MLB价格和球队素质相互影响。当地或者区域的MLB球队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如果两支球队是有附属关连的。在样本中，17%与其附属关连是在100英里以内的，14%是在101和250英里之内的。我们加入附属关连球队的附加度量，与价格和球队素质相互影响，检测附属对棒球分会俱乐部有没有更大的影响潜力。

参考文献：

[1]黄璐. 博斯曼法案的国际政治经济本质[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5(5):392-395.

[2]黄璐.奥运会与青奥会的战略营销关系[J].体育与科学,2010,31(6):33-37.

[3]黄璐. 《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1,27(5):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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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3-0088-05

当前，中国正在启动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由于中国商业银行所处制度环境及其复杂，甚至会受到社会传统、行政机构等因素影响，基于金融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非常必要，这样才能更加充分理解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银行主导型金融改革

1984年，中国正式确立了二级银行体制，其目的是使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各司其职，适应经济市场化转型。此后，金融市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国放开了对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银行间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等金融市场逐步建立，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企业股票也开始以市场化模式进行交易和投资。此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建立，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建设已经全面展开。显然，在金融改革的初期，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很大。与之相比，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明显落后。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模式中，商品市场化是实现金融市场化的条件，国有企业改革则是商业银行改革的条件。因此，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改革的快与慢，并非仅取决于金融体系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体经济改革的进度和模式。如果商品市场化先实现，则金融市场起步就早，而如果企业改革先完成，则商业银行就能较快进行股份制改造。曾经有著名学者这样评价，“作为公认的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价格改革，竟然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把过去认为容易得多的企业改革远远抛在后面，的确出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料”。[1]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后，仅仅是商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生产要素市场化仍然显得任重而道远，其中包括土地、资金、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内的诸多市场化运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金融市场建设方案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进展。

不过，从金融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看，尽管金融市场建设步伐明显快于商业银行改革，但并不能由此否认银行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金融体制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选择美国、英国的市场主导型，还是选择德国、日本模式的银行主导型。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都是作为联结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格利和肖在《金融中介和储蓄—投资过程》中，定义了盈余与赤字单位、初级和二级市场、直接和间接融资等一直沿用至今的金融术语，并指出不同的金融中介能够提供不同的资产，而投资者对不同资产的需求就产生了不同的金融中介。[2]随着交易成本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理论中的应用，不同金融中介发展模式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由于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赤字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每一笔贷款业务的签订都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在获取贷款者信息、提供专业化合同、维护借贷信用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银行作为联结储蓄者和贷款者之间的金融中介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还是银行主导型的日德模式，在早期金融体系中都是由商业银行主导资金流向。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也不断降低，当其在融通资金方面的优势超过商业银行时，金融市场就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市场才在商业银行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美国经历了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繁荣时代，银行将吸收的储蓄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则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在市场上融资。随着资金逐渐从银行体系转向金融市场，金融模式也从银行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日本和德国之所以一直保持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与其实行的主银行制密切相关，由于商业银行持有企业股票，银企关系非常密切，主银行制显著提高银行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地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模式才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延续。

金融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金融信息的获取，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二是要看经济体制与金融模式之间的是否协调。从全球观点看，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关于公司企业的金融数据的各种数码信息越来越容易得到，使得反映在投资银行、基金、市场经济人和证券分析业务中的各种市场导向型的金融技能不断升值；另一方面，同样的因素也使得那些不易数码化的信息的潜在价值上升。[3]显然，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进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模式沿着这种路径发展，很容易从银行主导型逐渐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但这仅仅是金融体制选择的技术性基础，从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金融体制发展历程看，无论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需要与社会经济体制相匹配，才能使金融中介的资金配置功能发挥好。

中国在金融改革启动后，金融体系中的信息技术比较落后，资金规模显然无法与银行体系相比，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没有实行主银行制，但商业银行在获取企业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社会资金也呈现出向商业银行汇集的倾向，政府、企业、居民都在银行开设储蓄帐户，金融市场的筹资功能则显得非常薄弱。此外，政府参与商业银行决策的现象一直存在，与金融市场相比，政府通过干预银行业务来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模式更加直接有效，这也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在中国更受青睐的重要原因。因此，商业银行成为了中国金融模式中的核心。

二、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初设立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展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也不再按照原有的归口行业发放贷款，相互之间业务出现了交叉和竞争。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自的主要业务仍然集中在传统领域中，并且各自拥有贷款相对集中的行业，当时的贷款业务仍处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的局面，具有一定的垄断特征。随着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中国金融机构已经呈现出逐步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此外，中国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涉足国内储蓄贷款业务，但是由于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吸收了绝大多数的存款，其他商业银行没有实力与其竞争。在这种金融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方面缺少竞争压力，也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虽然成为了金融主体，但反而减慢了市场化金融改革的整体步伐。

不仅在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方面缺乏动力，商业银行行政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在当时的国有体制下，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依靠财政拨款，尽管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储蓄，但储蓄者无法对贷款方向产生任何影响，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仍然要受到政府的干预。由于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在业务经营方面，都更像是机关，而非从事金融业务的企业。就连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置也基本按照总行、省、市、县模式层层设置的，而每级分支行都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无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时，就要求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这些属于政策性贷款的项目，本应由财政部门予以提供，或者由财政给予银行提供利率补贴，以弥补当时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的亏损。事实上，不仅银行在利息方面无法获得补贴，就连本金都很难收回。由于这些贷款大多没有经过谨慎的论证和评估，有些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能够通过政府的指导获得银行贷款，贷款归还的难度极大，特别容易形成不良债权积累在国有银行体系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自然无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必要，但却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顺利推行，并且彻底解决积累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为国有商业银行走向市场化减轻负担；其次，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避免银行贷款“财政化”倾向，使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真正做到市场化运作，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合格的金融机构；再次，政府职能需要从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彻底走出来，把银行塑造成金融企业，防止商业银行业务功能“行政化”倾向；最后，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尤其要促进各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整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提出逐步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此时，中国几乎同时启动了财政、企业和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主要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照分税制的原则，确保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企业改革则注重所有制关系的调整，目的是厘清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改革突出表现为建立独立的银行体系，完善金融市场的功能。这说明，财政改革和企业改革共同构成了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摆脱原有的各种束缚和羁绊，中国才能实现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4年，为了减轻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贷款方面的压力，中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需要给予信贷支持的特定行业发放贷款，这样就避免了政策性贷款与商业贷款混杂的局面，既有利于促进特定行业发展，也有利于为商业银行减轻负担，为未来市场化改革提供前期准备。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超乎所有人预料，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导致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也是不良债权形成的源泉。商业银行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取得进展，国家只能不断的为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渐进式的商业银行改革之路从此开始。

不过，企业改革并非拖累商业银行转型的唯一因素，也不能由此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完全是低效率的，只能说明在微观方面商业银行存在低效率。有研究认为，如果离开对一个转型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水平及金融需求层次的总体动态把握，不从国有金融中介产生与]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就很难全面洞察和准确把握转型经济的金融中介尤其是国有金融中介的特征、效率与]进路径。[4]虽然在贷款方面，商业银行大部分贷款都发给了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但在动员储蓄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基本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资金供求状态，从资金的供给角度看，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并不是很高，主要来源是居民和企业的存款，由于中国民众所特有的高储蓄倾向，居民存款已经超过企业存款，成为中国资金供给最为主要的力量。并且，与企业存款相比较，居民储蓄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商业银行所从事的零售业务是最为稳定的储蓄来源。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看，尽管在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中，居民的储蓄率最高，但中国居民储蓄率却不断呈现出下降的态势。[5]因此，在中国稳定居民储蓄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不仅仅涉及到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更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宏观货币形势。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动员国内的储蓄资金，以此来支持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动员储蓄这一宏观视角看，中国商业银行实行渐进式转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模式，再加上国家屡次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中国的银行信用已经非常接近于国家信用，这对于稳定储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渐进式的商业银行改革并非停滞不前，动员储蓄的优势，与不良债权的劣势，二者之间如何权衡利弊，始终在考验着金融改革的决策者。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的银行体系敲响了警钟，虽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已经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风险水平。中国在专门成立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后，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不良债权比率又回到了高位。国有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现象，迫使中国商业银行转型开始步入了更加实质性的阶段。将国有商业银行塑造成金融市场的主体，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需要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二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市场竞争。

在产权改革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资产，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是压倒一切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要保证存贷款规模，才能在较为宽松的条件下进行股权改革。显然，需要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倾斜，银行业仍然存在高度集中的局面，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基本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彻底的非国有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产权结构非常必要，企业化的银行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自然成为主要目的。

与此同时，众多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却步履维艰，放松行业进入管制，以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中小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就业、缴纳税收的主力军时，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支持，导致信贷资金的低效率配置。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银行业结构与企业结构之间存在冲突，直接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6]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中小金融机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既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又有利于创造更加具有竞争活力的金融体系，城乡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属于这一行列。[7]

产权论和市场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前者要求继续给予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上的优势，以此来积累利润，甚至需要国家继续注资消化不良债权，而后者则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外部的竞争压力，分流储蓄和贷款的流量。考虑到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源泉就在于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这无疑将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从而恶化产权改革的宽松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诺五年内国内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开放，对于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而激烈的竞争又会使股权改革面临极高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了相对折中的方案，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但金融业对外资采取不完全开放。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既处于不断增大的市场压力中，也处于国家对其提供的隐性担保和补贴中，这使得曾经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国有商业银行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近年来，银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信息成本和费用，自动柜员机、网络银行、电话银行等模式极大的降低了储蓄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国有银行最为明显的特征也从高不良债权转变为高利润水平。同时，也暴露出国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新问题，巨大的市场份额使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绝对优势的市场地位，各种收费名目层出不穷，服务效率饱受诟病，反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此时，以市场竞争推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转型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涨。

三、商业银行改革与利率市场化关系

中国金融改革任重而道远，许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但作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无论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还是商业银行的储蓄贷款业务，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变量。利率市场化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商业银行体系转型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利率决定机制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能否继续的决定性环节，利率市场化的任务也开始显得愈发迫切，但改革却始终难以全面展开。

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曾经提出，“中央银行按照自己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1992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决定》又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的任务已经提出整整二十年，但在复杂的利率种类中只有少数利率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大多数利率仍然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国利率体系非常复杂，在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中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存贷款利率等。按照市场化程度进行划分，处于严格控制的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则正在逐步尝试市场化运作，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企业债券利率等已经实现市场化运作，央行利率中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但仍然对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零利率。中国这种独特的做法事实上在为商业银行提供补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商业银行缴纳准备金的倾向，中国超额存款准备金长期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一些时期，商业银行甚至出现“惜贷——超存”的现象，即宁愿把资金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发放贷款，因为前者获得的利息收入更为稳定。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存在还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紧缩措施，经常会由于商业银行拥有超额存款准备金而失去力度。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中的“重型武器”，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经常频繁出现，而在经典的教科书中大多都有谨慎操作的表述。例如，“变动存款准备金的作用十分猛烈，一旦准备率变动，所有银行的信用都必须扩张或收缩。因此，这一政策手段很少使用，一般几年才改变一次准备率。”[8]以及，“以改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来使货币供应作小幅度调整是不易的。”[9]还有，“但是，尽管它是有力的，联邦储备系统并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工具。”[10]

再贷款利率与再贴现利率都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二者密切相关，一般再贴现率略低于再贷款利率5～10个百分点。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再贴现率往往被作为基准利率，中央银行以此来作为调控货币的杠杆。美国经常以调整基准利率的方式来提高或降低整体利率水平，而在中国则是直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这种干预方式固然直接有效，但利率却无法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容易造成资金市场扭曲和错位。缺少市场化运作的基准利率是制约货币政策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最能反映资金状况的基准利率参照系仍然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这一利率就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也经常被看作是货币宽松或短缺的风向标，但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较小，只能反映短期内金融体系资金供求状况，很难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中长期货币信贷情况，也无法以此准确衡量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从商业银行改革方面看利率市场化则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利率是银行体系开展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转型继续深入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进展也受商业银行转型的制约，在商业银行没有实现完全转型的条件下，很难全面推行利率市场化。利息是银行利润的源泉，“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11]在中国，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存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进行市场化运作，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存贷差缩小，这无疑将会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中国一直在尝试存贷款利率的单边浮动，即在基准利率条件下，允许贷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如果允许贷款利率下浮，激烈的市场竞争将降低银行业盈利能力，不利于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如果允许存款利率上浮，那么高息揽储的现象所造成的恶性竞争同样会威胁中国金融安全。显然，利率市场化的推行受制于金融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必然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可见，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率体系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未来金融改革亟待突破的就是利率市场化。当然，这方面的改革也必然会秉承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一贯性特征——稳中求进。

[参考文献]

[1] 张卓元. 九十年代需重点推进要素价格改革[J].经济研究，1992（11）：14-16.

[2] Gurley，J. G；Shaw，E. 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J]. Journal of Finance， 1956（11）：257-276.

[3]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342.

[4] 张杰.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 管理世界，2001（5）：90-100.

[5]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14-26.

[6]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8.

[7] 王志远.关于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的思考[J].求知，2007（3）：22-26.

[8]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608.

[9]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25.

[10] 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7.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53.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Wang Zhiyuan

篇（4）

良好的乐学欲望是学好新课的前提和关键，学生有了积极追求的欲望，才会有积极追求的行为。根据这一情况，我便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在备课时，把新旧知识融合在一起，准备了一些练习题，课堂上来个几分钟的小竞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在讲利用平方差公式因式分解时，80%的学生只用5分钟就完成了练习题，剩下的时间，我出了3道小竞赛题：（1）a3-a（2）a4-1（3）(x-y)3＋(y-x)经过5分钟的激烈争夺，按照先后顺序和正确率，公布竞赛结果，评出优胜者，并加以鼓励，学生很感兴趣。

除此之外，为了使学生智力得以充分发展，可以组织课外活动，每周规定活动的次数，安排内容与课堂教学相联系，是课堂内容的深化与拓展，形式灵活多样，可以共同研究，也可以展开争论，使他们在争论中得以发展。

二、开展学习小组互学，促使潜能生树立自信，

如果不改变中下等生的学习状况，那么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便是一句空话。这类学生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在课堂上很容易遇难而退。

为了使潜能生跟上全班同学的步伐，讲新课前应先做到拾遗补缺，为学习新知识扫清障碍，使他们能在竞争的气氛中积极动脑、动手，让潜能生感到自己在学习这场竞争中也有一席之地，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他们学习自信感。

其次是适当降低课堂教学的基准，在不影响本节课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知识教授与导学，为他们配备一些直接应用基础知识解决的习题，使中下等生感到学习有望，逐渐消除为难情绪，树立必要的学习信心。

同时，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学习小组内的互学活动（一般为10～15分钟），优等生可以与潜能生结成帮扶对子，以兵教兵的方式进行研讨交流，给潜能生以更多的实际关注，解决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这样在小组间交流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发言机会，获得更大的自信。

三、改革课堂验收学习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人云：“并逐曰竞，对辩曰争。”在教学中，创设课堂展示环节和改革“验收学习”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竞争学习意识。一是设计有张力的问题，创设教学矛盾冲突，让学生必须奋力“跳一跳”，才能“摘到果子”，使学生能够处于同伴的竞争兴奋状态下参与学习全过程。二是让学生自主编制验收试题，交换考查批阅，学生表现积极踊跃，效果很好。竞争能使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只要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竞争意识，结合学生的心理特征、智力差异和基础优势恰当引导，就能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四、开展小组竞争

篇（5）

农民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村居民的资金借贷行为，与其收入的增长基本同趋势变动，且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收入的增长速度和潜力（何广文，1999）。因此，从农户借贷的角度考察农村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79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渐进式改革，目前形成了政策性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的中国农业银行、合作性的农村信用社并存的农村正规金融格局。但目前的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金融服务短缺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于农村，并且出现了向县、镇经济蔓延的趋势；同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事实上已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多元化发展的观点（何广文，2004；张红宇，2004）。笔者认为，农村经济的主体是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因此资金需求主体可以划分为农户和农村企业两个方面。

周脉伏、徐进前（2004）基于农户融资的视角，运用信息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分析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了“金融机构近距离”假说。他们的分析视角非常独特，但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规模经营的限制决定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无限接近农户；未深入探讨社区信任和自我履约机制的运作，没有回答放开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管制的风险分析。在此，本文拟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重复博弈理论的角度探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必要性。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局限性分析

农村金融问题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未能解决农村金融商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矛盾（章奇，黄季，2005）。在此，我们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解决上述矛盾，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或者融资难的问题是否就得到解决也有待商榷。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预设，意味着市场参入者能无成本获得需要的所有经济信息。在这一理想模式下，正规金融机构可以轻易了解任何有贷款要求农户的信用状况，并能确切知道需要贷款支持项目的风险和成功概率，也能预见农户未来偿还贷款的能力。这样，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是否批准某一农户的贷款申请：信用状况好，未来有偿付能力的农户得到贷款，农户和金融机构实现双赢；而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则被拒之门外。

然而，现实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认为：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在处理或利用可获得的信息的能力方面，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制，即存在信息的复杂性；世界上一切可能的情况和一切有意义的因果关系都是可以识别的，根据以前发生的事情算出或然率的观点不合情理，即存在着信息的不确定性（迪屈奇）。简言之，有限理性及其导致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户数量庞大，地域上高度分散，造成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户资金需求具有如下特征：家庭经营规模小决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贷款需求规模不是太大，贷款数额小；农户贷款需求季节性特点明显，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周脉伏，徐进前，2004）。这一现实状况，决定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有效满足农户对贷款资金的需求。

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来说，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和贷款的及时、顺利回收是其关心的首要问题。在这一借贷过程中，农户拥有更多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比如自己能否及时偿还贷款，而正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了解资金的用途，对贷款项目进行评估，才能较多地了解关于农户能否及时偿还贷款的私人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贷款资金的风险。但金融机构了解农户私人信息要花费成本，而我国农户不仅数量巨大，且在地域上高度分散，使得金融机构要获得农户能否及时偿还贷款的私人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要获得所有农户的私人信息基本不可能。这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户服务的单位贷款成本过高，而农户贷款需求的特点又决定金融机构从农户贷款中获得的单位收益偏低，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金融机构倾向于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

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特点决定农户未来按期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因此，当金融机构为数量庞大的农户提供贷款时，其面临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出于预算硬约束和安全原则，金融机构会实行“惜贷”的经营策略。

农户贷款需求时间或季节性特点明显，因此当预期到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需要履行许多繁琐的程序和手续而可能错过资金的最佳使用期时，农户也可能主动放弃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念头。

上述分析表明，即使没有“非农化”的政策和经营取向，现实约束也很难使农民融入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市场，从而出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当然，转轨经济中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取向，如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基层机构，邮政储蓄只储不贷，信用社由于各种原因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同样非常有限（章奇、黄季，2005）等非农化、商业化的举措更加恶化了农村的融资状况，使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更显突出。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及其风险分析

按照国际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就会转而求向非正规金融服务（章奇、黄季，2005）。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甚至替代，其经济学解释如下：

农村非正规金融有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我国农村社会现在仍保留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痕迹，其特点是相对比较封闭，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大。在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社会中，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动，每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识。从相对意义上说，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是对称的，有资金供给能力的农户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动机（如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收取利息）决定是否放款。现实中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包括行会、民间集资、民间借贷等多种形式，本质上一般都是建立在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都利用了可以低成本获得私人信息的优势，这也导致了民间非正规金融呈现出无(或者低)抵押担保和借贷中正式合同比例低的特点。正是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才成就了其对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甚至替代的地位。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温铁军(2001) 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何广文等（1999）的调查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于75%，贷款来源倾向约为0.3。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曹力群，2001），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6%。IFAD（2001）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风险分析

国家取缔非正规金融是由于其潜在的高风险，然而，从农村社会和农户借贷的角度思考，非正规金融的风险并非很高。

农户借贷一般是以血缘、地缘展开的，信息的对称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乡村社会中的乡规民约和民风民俗等非正式制度从道德上对农户行为起到了强烈的约束作用。而且，通过长期互动，农户已经在社区中建立了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一旦借钱不还的“不检点”行为被确认或者在社区共同体内被多次传播，这样农户将失去其在农村社会共同体内的社会资本，即包括融资在内的许多方面将因得不到农村社区中其他农户的合作而受到惩罚。

农户之间进行的是一种长期的重复博弈，这一则因为乡村社会中人口流动性小的特点决定了行为人的活动空间有限，而且一旦失信于人，另一方不仅可以对自己施加惩罚，还可能对失信方的后代进行报复；再则由于农户不管是在生产性活动（购买生产资料等）还是非生产性活动（如婚丧嫁娶，子女上学，人情往来，临时性生活困难等）中，因收入的不稳定对资金的需求是经常的。经典博弈论已经证明，重复博弈可以导致信誉机制，农户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会自觉抵制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短期利益的诱惑。

其实，农村社会具有的传统乡村社会的特点和农村社会的习俗导致农民在长期博弈中产生的合作行为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都成立，而不仅仅局限于融资活动中，因此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真实风险比较小。何广文（1999）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居民的借贷行为中，以合同形式表达借贷关系的仅占15.3%，其余的84.7% 仅是口头协议或根本没有协议，这从侧面说明了放款方事先就预期到了借款方违约的可能性小，否则正式合同的比例不会如此之低；上面所引温铁军等学者的调查研究在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替代作用的同时，也间接支持了其风险较低的观点，因为农户作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其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够安全，很难想象农村非正规金融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本文从我国农户资金需求的特点出发，结合农户和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说明即使正规金融机构没有非农化、商业化的经营取向，它们也无法有效满足农村对贷款资金需求；另外，基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所具有的传统社会流动性小的特点论证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较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利用重复博弈和社会资本的理论阐述了非正规金融的低风险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困扰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风险问题。因此，在正规金融机构短期内无法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的背景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采取简单的“关”、“停”这样的抑制政策并非救本之道，相反只会使农村的金融形势进一步严峻和恶化。我们主张，解除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其合法存在并引导其健康发展，这样使得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进行交易的资金供需双方能实现双赢，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红宇.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绩效、缺陷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观察，2004

篇（6）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反社会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反社会”，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性行为、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篇（7）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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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党的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要坚持科学发展，就必须(

)

①摒弃对GDP速度的追求，坚持以人为本

②通过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④坚持统筹兼顾，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目前，我国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突出、综合成本持续上升、缺乏竞争新优势等诸多困难，亟须转型升级。企业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加快转型升级(

)

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②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海外收购步伐

③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

④调整产业政策，支持新兴战略性产业

A.①③ B.③④

C.①②　 D.②④

3.全面小康，任重道远。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经济建设方面要达到的新要求包括(

)

①协调发展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②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恩格尔系数提高

③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④收入差异逐渐消除，小康社会全面实现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4.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影响有(

)

①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③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层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A.③④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5.目前我国正在经历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前的阶段，即由于城市化过程发展和城市布局不合理而导致的区域性雾霾高发期。雾霾天气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为治理雾霾，人们各抒己见。有人主张借鉴西方治理雾霾的历史经验，但有专家指出，发达国家解决污染问题，除了积极治理之外，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污染产业的对外转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

①积极“走出去”，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

②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③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④企业要注重社会效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6.继“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新跨越”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并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有利于(

)

①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②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③区域经济同步发展，实现社会公平

④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竞争力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7.产业集群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相关产品集中生产、专业化协作配套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大量集聚现象。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培育，我国某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家用电器、中成药及生物医药、新材料六大产业集群。这一举措有利于(

)

①巩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②推进该地区城乡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③推进该地区工业可持续发展

④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8.现代服务业具有智力型、技术型、知识产权化和高附加值的特征。据统计。服务业每万元增加值的用电量、占有资本分别约为工业的15%和60%。这表明(

)

①现代服务业成为了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②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③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④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9.虽然京广高铁开通的时间正好是传统淡季，但如果在暑假、“十一”、春节等出游旺季，京广高铁的开通对旅游的利益拉动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如何抓住商机，促进京广高铁沿线旅游业的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发展特色旅游，提高旅游价格，形成竞争优势

②旅游管理部门要为旅行社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③推动本地旅游产业由“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的转型发展

④转变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创设良好的旅游环境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10.对以下图表的正确解读是(

)

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下降趋势

②我国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应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③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

④我国产业结构日趋优化，调整已见成效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1.之后，我国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概念，国家环保部随后公布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为“美丽中国”的实现保驾护航，同时，从2013年1月1日起，要求所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五”标准的要求，相关企业应及时调整生产、进口和销售计划。这表明(

)

①市场调节不利于环境保护

②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强环境保护

③污染防治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措施才能实现

④政府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A.①② B.①④

C.②④　 D.③④

12.推进城镇化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截至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3%。结合下图可以看出，城镇化(

)

①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优化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

②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③是增加就业和促进消费的根本途径

④拉动经济增长，其比率越高越好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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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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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著名的指导思想，在国内外的影响非常大。政治经济学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环境日趋复杂，过去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够完全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创新

1.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学科，因此其必须要适应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才能够发挥良好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该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确立阶段，该制度在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同时，又在促进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基本运行体制与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弊端，科学地预见了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取代该制度。政治经济学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思想指导，并且与其他思想、学说一起构成了系统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后，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2.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需求能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关系到的长久生命力，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开展。对于任何理论学说来说，只有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与完善，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才能够不被其他学说、理论所取代。科学的理论学说之说以能够被当今社会奉为经典，究其原因还是其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并且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进行发展与更新，以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成熟的理论出自于实践，只有立足实际，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理论学说，才能够真正指导实践。

二、现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与方向

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经济制度以及发展历程，只有真正将这些“独特”的东西搞清楚，才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一宏伟历史蓝图的背景下，只有积极投身于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视野建设，并且积极从中汲取营养元素，才能够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学指导理论与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过分遵从教条主义，而是在坚持将思想基本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联系起来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积极思考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与分析问题，将基本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当做绝对的“金科玉律”。针对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环境下，积极思考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立场，客观真实进行总结归纳，将中国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与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于实际，不断进行政治经济学创新。在创新中要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实实分析基本思想、理论内涵，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于这一理论学说进行创新。

2.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同时，积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为当前全球研究的热点，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先进性，究其原因还是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明成果进行自我完善与更新。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实际创立出来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等文明成果，最终形成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远超过中国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鉴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理论，这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将资本主义当做人类发展的最理想社会制度，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J].学术月刊,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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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理论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得以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二者互为因果，所以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则会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与之相适应。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是一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和生产。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提升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快快速发展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开始侧重于科学技术和应用，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同时纳入其中，利用生态化的技术确保了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实现，使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得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下，知识也在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全球化对技术创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国家其所掌握的技术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单独以其自身的能力去发展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无法满足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合作的模式来进行发展，创新方式以技术及资源的联盟及合作体现出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重点也开始有所变化，已不仅仅对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创新研究，开始向资源的合作及优势互补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在合作中受益，拥了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获取到了新的知识。企业之间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有效的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二、在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进行创新

政治经济学要实现创新，则需要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充分的吸收其他经济理论先进的思想和精髓部分，从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应走出自我封闭的体系，但不能偏离的指导，从而积极的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精化的部分，经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的理解过于绝对化，将其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其他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和创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合理的理论，并为自己所用。传统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比，两者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更注重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政治学的发展。而政治学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作为原动力，有效的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在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注重将合理的对先进生产力进行运用，从而加快社会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与当前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仅需要更发了的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坚持，同时还要对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正确的吸收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之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结束语

追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无数经济学在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从而使其得以不断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底蕴，是一座知识仓库，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的深入去发掘，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