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定义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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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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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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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指标刻画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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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由来

我国学者多把“人口红利”定义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因为从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来看,人在成年之前是需要投资物资来照看的,因此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人在成年之后就可以具备一个成熟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便可以对经济的发展有定的贡献。在退休之后,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则不具备一个正常劳动力所具备的条件,也就不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因此,若一个社会的青壮年在人口中的比重相对来说较高的话,就会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就会形成相应的“人口红利”。但是这和一国的经济发展的结构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人口红利和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由于传统部门可以向工业部门提供几乎无限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工资完全取决于维持生活最低费用的标准,因而劳动力的价格很是低廉。而“人口红利”就会出现在这一阶段。但是当这一阶段完成后,劳动力几乎全部向工业部门转移以后,就会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从这一点以后,由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其的工资水平也就开始上涨。因此,“人口红利”也就逐渐消失。我国由于处于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出现了工资水平开始不断上涨的现象,这也许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就要出现,而就会相应的出现一系列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是“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红利”是否要开始消失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的劳动力的工资也不断的上涨,就有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说法。现在分析一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首先,我国的经济现在正处于二元经济的转型期间,面临着劳动力即将从传统部门到工业部门转移完毕的境地。因此,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特别是沿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近几年,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问题,因而,我国经下来要做的工作是解决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做好经济的转型发展。

三、应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措施

在面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做一下几点来改善我国的就业状况:

(一)实施更加合理的产业政策,在使用劳动力的方法上大胆创新

要保证非技术类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不要过早的进入劳动力稀缺的状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50%以上,因此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现象,不会在短时间内很充分的暴露出来,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效利用劳动力是极为重要的。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还可以从生产方法和技术以及生产设备做一定的提高。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刘易斯拐点的发生进程,从而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经济转型发展,从单纯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的发展,到高科技人才引领经济。

(二)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其技能,但是要特别注意对先进技术的教授

首先,要做好技能培训,特别是对高中后没有继续进行高等素质教育的人要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因为他们已经是成熟的劳动力。这意味着我国需要继续兴建高等职业院校,以满足对这部分人群的教育需要;其次,要对下岗之后还未再就业的职工以及返乡农民工的做好再就业培训工作,帮做其找到工作。再就业的培训,主要是对现今需要的技术的教授,让其重新具备一个劳动力的资格。除此之外,还应该当下政府对再就业的一系列政策的培训,让其明白自身所有的一些优惠条件;再次,要对我国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缩小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成果的差别,使所有人都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才能提高我国人口的整体素质。总之,就是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再是考劳动力的数量,而是靠劳动力的质量来吸引投资者。

(三)要改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民工进城之后待遇

首先,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一种更牢固的关系。因为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不像原来那样似乎是无限供给的,变成了劳动力稀缺,因此,雇佣方从原来的有利地位变到了不利地位,其必须要对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给予激励,这种激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雇佣关系;其次,对于农民工进城,要给予充分的合理的待遇。长期以来,我国就有歧视进城的农民工的传统,因此农民工在城里的就业环境就相对来说比较的差,他们子女在城里的学习环境也相对来说不是太好,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以帮助其公平,平等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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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2] 朱洪，郭亚模.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J].西北人口，2007，(2).

[3]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

[4] 蔡，毛美艳.“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J].开放导报，2006，(2).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篇（6）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35-05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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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这一事实，他认为孩子对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分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当孩子是奢侈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大，当孩子是必需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小，因此，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趋向于向奢侈需求转变。

经典的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决策行为的工具和视角，但是它的运用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一般的基本假设包括：家庭生育决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家庭中的个体均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其对于出生人数和出生间隔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物品，他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形态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达且无处不在。

只有满足以上的假设条件，其通过模型得到的结论才能够成立，显然，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其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满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庞大的13亿人口，市场经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远未成熟，收入水平还较为低下，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留思想和观念。因此，简单的套用西方经典理论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和吸收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注重不同的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方法，从而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的家庭决策和家庭活动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点，例如：①父母一般会抚养子女到成家立业为止，即当子女完婚后才会真正脱离父母抚养，因此，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国家。②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内容比西方国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费用，通常还包括买房，结婚等费用。③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的传统，子女的保障效用极为重要，这源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养老”的传统。④我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压力较为明显。⑤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较强，家庭的生育决策空间较小，绝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为0-2个。⑥经济处速发展中，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都深刻而明显，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更为多样且细致的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应用应当重视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框架，绝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西方生育决策理论中的很多结果尚需实证检验，很多理论还存在空白和有待发展之处。与西方经典生育决策理论相对应，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国的实际和国情，更加关注特殊的文化体制因素对于生育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我国学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对于理论的重视不够，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对于模型的构建与理论的创新。另外，对于西方生育决策模型的运用缺少前提，片面的运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观范畴，缺乏对宏观变量影响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展开。按照制度的层次，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包含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的变迁推动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对人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的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决策方式和权衡关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导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发生变化，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着成本和效用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体现着制度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下面将简要介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曾毅和舒尔茨（1998）主要研究农村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运用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在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体制下，实际上会对农村生育多孩的夫妇给予了一种经济补偿，而的推行则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客观上取消了对生育多孩夫妇的补偿，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过数值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同时加强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则通过将博弈论内容引入生育决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从而证明了在没有制度控制下，当公共领域中存在大量资源，且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们此时倾向于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了“公地的悲剧”，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将会导致家庭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场经济体制且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少育孩子。

与此类似，郑龙真，史清华（2006）通过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无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得出在无制度控制下家庭将会选择多育孩子以争夺公共资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人们将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张华宁、陈纪平（2009）的研究利用产权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在人口增长率的统计分析中加入政府产权制度效率参数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参数，通过将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绩效，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性质，随着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而导致过剩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二是由于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人们拥有多个孩子以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非生产性”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对于计划生育制度变革是否会引起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即是否会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学界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度。顾宝昌（2010）提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即放开二胎不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也不会导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陈华（2012）的研究表明调整现行人口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短时期内将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弹。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少生的人口达到3.38亿。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转变是指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状态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态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1]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对生育的有力控制，经过30年时间，我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通常发达国家处于的阶段。与我国相同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均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红利”效应，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全部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据此推论，由于200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成为名符其实的“银发国家”，这对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受到“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据标准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这种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和投资率处于高位，且绝对量不断增长，另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检验。其中，蔡P（2004）通过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得出，东亚奇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结于人口结构因素。同时，他认为大约23.71%应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认为高的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为0.109，-0.113，且均显著。一般而言，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且，年轻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也较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根据预测，在2000-2030年间，劳动负担系数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间，劳动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上升至64.36%，届时，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由此可知，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既出现了许多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将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标相联系。而人口红利对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较薄弱。二是对于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与传导途径的分析较模糊。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存的阶段，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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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与以往不同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报告：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彦：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当下都迎来了一个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终结”的重大转折期。在人口、就业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结构上，一些不可逆的变化正在开始发生。这些动向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思考这一问题时，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这样，有关人均GDP增长的人口、制度、经济的相互关系就会明朗起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GDP（以当前价格计）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测算实际GDP，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将更为惊人。中国2013年的实际GDP达16.149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的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尽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依然落后日本约70%，但根据我利用省级数据进行的估算，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达13449美元，仅落后日本约60%。“新常态”作为经济学上持续增长的供给要素的新阶段，有着以下的特征。由于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库兹涅茨效果和由于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效果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开始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阶段。要回应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在人力资本积蓄的同时，进行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实现这些，则需要考虑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取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中国按实际人均GDP计算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那么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与过去相当的高增长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决定和影响着新常态下的增长机遇？

青木昌彦：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长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估却离不开供给方面的因素。中国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1）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约为0.46%；（2）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GDP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0.57%；（3）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U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3.11%；（4）城市部门员工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5.46%。

在研究中，我曾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1），这幅图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GDP增长轨迹及其供给源头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对比，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 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谈到的若干社会因素。

（4） 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青木昌彦：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库茨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的成败，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全要素生产的增长等方面。

无需为库兹涅茨效应的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一些有此经验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青木昌彦：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是基于其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等。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20%，同高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中国的情况，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青木昌彦：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关于库兹涅茨效应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中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的整体年龄更为老化。在我看来，为实现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标，有两个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存在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的忧虑。

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种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把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都发掘出来，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所以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到时候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需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可否详细讲解一下图中人口红利转型的意义和影响？

青木昌彦：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导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灾难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1970年代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随着日本、韩国这类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称为人口转型。此外，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该现象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再请看图3，纵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使各国的工作年龄段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在此时点后，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过也有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在随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2012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过于乐观，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计值（按某些人口学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这些可能的偏差考虑进来，负面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一下降趋势，并增强民众的个人选择自由，但影响有限，因为后人口转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长（寿命延长）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计算。

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负面人口红利的拖累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青木昌彦：如果说库兹涅茨效应的逐渐消失以及后人口转型的快速到来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持续提高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经历可以有所借鉴。有两个人群对人均GDP增长做出了贡献，25-39岁的女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时总体的生育率也有适度反弹，从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变化结合起来表明，跟随欧洲国家的脚步，日本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而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习惯到今天可能已经被扭转。虽然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传统上高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她们对于高技术岗位的更多参与依旧可望成为维持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下降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提高年龄偏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岁的男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81%，70岁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国目前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强制退休年龄也需要采取某种方式相应上调。前面图1显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自1990年来实际有所下降，这似乎与学校教育时间的不断加长有关。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了2.7%，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的入学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在短期内导致人均GDP增长率降低，但如果能与需求匹配，还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新常态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长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公司治理也同样至关重要。新常态下保持人均GDP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同资本―产值比（资本密度）的加权之和，权重分别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资本在产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与图1所采用的部门数据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数据，这里暂时无法提供对上述两部分的估计值。但测算中国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项学术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人均产值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伴随人力资本的相应增加，最终将受到规模收益递减的制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正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会带来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源于无法用直接投入测算的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新的组合方式”。众所周知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实现方式之一显然是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这需要投资以及增加科技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与金融资源在企业组织层面的创新组合也大有可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新兴技术和变化的市场环境。发现和利用这些机遇是职业经理人的任务。

当前，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层级进行体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议题。然而此类所有制改革应该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配套实施，以增强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化程度，根据企业经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目前正在打击的企业腐败现象非但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同时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证。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根据清晰而公开的规则进行选举，并且对市场和公众负责。

中国经济报告：皮凯蒂撰写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让我们关注到，西方国家的“超级经理人”获得了超出其业绩的报酬，导致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这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财产税进行矫正。那么随着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推广，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彦：有个办法可能使中国避免这一陷阱，这取决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构建。如果把目前国有资本的相当部分委托给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职业化管理，那么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员工和现有职员）也可以分享金融资本回报率提高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既通过高效和创新的企业管理来促进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同时为后人口转型时代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未来更好的发展，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议？

篇（9）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刘易斯”模式的初始阶段：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转移，为制造业和以加工为主的出口行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在不断提高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是，近一两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民工的工资也明显上升。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今后中国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将会放慢步伐，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劳动成本将会不断上升，GDP的潜在增长率从而下降。

“刘易斯”拐点所定义的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是定义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转移。目前，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转移的速度或许已经放慢，但是，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断向内地城镇转移。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放慢。

此外，“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马上停止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只是表明这种转移的步伐可能放慢；这不意味着劳动力马上会出现短缺，只是表明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才刚刚达到50%，传统农业部门仍然能够在今后20年左右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资源。

目前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沿海地区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积极意义，而不是负面影响。

沿海地区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一是反映了对过去劳动力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补偿；二是对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将起到积极的逼迫作用；三是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增长。

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可以看作是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在区域和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其本身并不会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关键是，各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要跟上，进一步增进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有利的技术创新环境，为内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在此，再说一个拐点问题。另有一位美国分析人士强调，由于中国过去30年来的“一胎化”政策，劳动年龄人口与其他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在2013年左右开始呈下降趋势，出现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经济在今后的增长将会因此减缓。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一直呈增长趋势，更重要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与其他年龄人口的比率也一直呈上升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7上升到目前近1.4。经济学家将由于这一比率上升而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称之为人口红利。有经济学家估计，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10%，其中1至1.5个百分点是人口红利。

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近年来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在2000-2007年期间维持在1%左右；全国人口中受过中等教育的比率已从1980年低于20%，上升到目前接近40%；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比率也从1980年低于1%，上升到目前的8%。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只要继续加快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篇（10）

中国要经过一个减速关，似乎看上去不那么乐观。因此，笔者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以及为什么说减速是个重要的关口。我们究竟是不想让它减，人为的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起来，还是正视减速的趋势，坦然接受它，同时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所以，对于政策制定来说，当前的确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时刻。答案应该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狼来了”并不可怕

党的十提出，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党的十七大时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前十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现在还剩下十年时间，如果再强调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这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再翻一番。在2010年的基础上，2011年增长了9.2%，2012年再增长7.8%。再往后看，其实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留出余地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余年，我们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觉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显然是减速了。

在整个2012年，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历来国际上也总有人在唱衰中国，不断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在担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来了，狼一直都没有来，但是，2012年GDP增长率降到了8%以下，狼好像终于来了。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GDP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跌到这个水平。看上去终于被说中了，中国经济要减速了，那些喊“狼来了”的孩子们顿时欢欣鼓舞。但是，从以前人们所担心的问题看，狼来了以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增长速度不能跌到8%以下，即使遭受金融危机也要保8%，因为担心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居民的收入就会下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然而，2012年真的跌到了8%以下，我们看到的劳动力市场却十分平静：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和往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很高。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招工难胜过就业难。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形势并没有像以前认为的，降到8%以下我们就承受不起了。

图1显示的是，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劳务市场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数据。即用岗位数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数做分母，很显然，比值大于1的话，就是岗位多于求职人数。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2012年全年保持大于1，最后是108，高于上一年，岗位还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当然其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想找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一直怕狼来了，但狼真的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的本性？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受冲击。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不会产生对就业的冲击。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还可能出现招工难。2012年年初召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预计GDP增长是7.5%，最终实际增长率仍然高于目标值，也高于我们估算的“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7.2%以及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7.5%。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对劳动力市场大的冲击。

再从更长期的因素来看。人们都在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没有人说越慢越好。其实，快当然好，但是不应该说越快越好。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说哪个越发达，它的增长速度就越快。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赶超现象，你落在别人后头，只有快于别人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赶超别人。

图2最左边是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随后是几个代表性的穷国，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总体上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比较健康的，像德国和美国。发达国家里头比较差的日本和希腊都是负增长。正常和健康的国家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笔者选了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它们是正的增长速度，但是慢于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可能缺资本，技术差距大，但是，如果条件具备了，能够有投资的增长，再多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赶超速度就会快一些。实际上，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

为什么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在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的解释。一般来说，解释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条是制度。一旦战乱、政治腐败或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因素都解决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其他条件不变，技术差距反而是一个后发优势。有没有人口红利也很重要。罗伯特・索罗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超乎于其它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就批评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是说只投入劳动和资本，但是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好。因此他预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模式一样，最终都要停滞下来。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冲击并没有伤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鲁格曼预测不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人口红利，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经济体可以不断地靠投入得以增长。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决定了有没有赶超的机会。中国增长过程就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所实现的。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快，比重比较高，绝对数量比较大。因此，不用担心劳动力会短缺，永远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当作分母，把其它年龄组即依赖性人口比如年幼、年老者的当作分子，会得到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这可以帮助实现高储蓄率。因此简单地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就可以带来人口红利的窗口。迄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被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在减少，老年人口虽然也增长，相比于劳动年龄人口相比较慢一些，绝对数量没有那么高，抚养比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

一般讲人口红利是劳动力多、储蓄率高，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看。过去的30余年，几乎在所有的增长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分解，但是把它们合并在图3中。过去30多年，我们是每年平均接近于10%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资本投入，就是这个资本投入也是充满了人口红利。有两点大家需要理解，第一点是笔者刚才说的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生产出来的剩余可以储蓄起来，可以实现高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就有资本可以投入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持续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意味着打破了新古典假设的约束，因此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靠投资取得经济增长也就是可行的。

说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一般人们可以无限地列举，比如推进改革、改善管理、技术进步、资源重新配置等等。大体上它主要是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进步，还有一个资源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生产率自然就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部分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分解，也反映在图3里面。跟前面不是一个模型，但是意思差不多。专门看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块，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是17%，其中8个百分点是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接近一半。由此看来，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来自于人口红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制因素不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红利就开始下降。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我们才开始大幅度获得了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渗透于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制度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实现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因此，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如果人口因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源泉都会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什么样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讨论清楚，原因是过多的肤浅研究在干扰人们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当人们还在争论人口红利是什么东西，或者争论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时，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必要争了。

最近的人口普查是2010年。根据这次普查的数据，可以清楚的预测到，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2010年之后是绝对的减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认为，这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发生在2012年）。不是说在减速，而是绝对的减少，劳动力供给是负增长。以15到59岁人口做分母，15岁以前的人口和60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就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之后开始提高，而不再是下降了。按照我们前面说的，看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就是人口红利的指标。这些指标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一个是从正到负，一个是从负到正。根本性转折很自然的意味着，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当然说它还会有一些潜力可以挖掘，但总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人口这一个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如图4显示，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是负的，即今后它是负贡献。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我们假设它今后一定会下降，因为将来储蓄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了。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没有说它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大幅度的提高，按照趋势描画了一下，假设趋势不变。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人们通常是把15岁到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为什么提出15岁到59岁？按照以前的研究，笔者曾经预计到2013年人口红利消失，也是依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做出的判断。为什么突然转换了概念？一个原因是根据中国的退休制度，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有一些工种女职工50岁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通常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第二个原因是和受教育程度有关。

如图5所示，横坐标是讲15岁到64岁的人口，纵坐标是受教育的年限，不管受哪一级的教育都加在一起。其中美国不仅受教育程度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比我们高，他们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挑一个24岁的美国人，问他受了几年的教育，他会告诉你14年。如果再挑一个64岁的美国人，他也说是14年，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这意味着在美国，假如劳动力短缺，找不到24岁、34岁、44岁的人，甚至连54岁的人找不到了，那你仍可以雇一个64岁的人，除非要求重体力劳动，他的技能可以是一样的。日本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中国不仅在每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低，更重要的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到了50或60岁的人，基本没办法掌握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从这两个理由看，年过60岁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很难成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把他列入劳动力供给指标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了15岁到59岁做劳动年龄人口。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假设投资增长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至少已经离它稍微远一点了，离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更近一点了，这意味着新古典理论所提醒的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笔者借鉴了不同的学者的估算，自己也做一些。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的下降幅度格外快（图6）。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给你“打鸡血”，你会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再继续投资吗？换句话说就算你愿意，你能够保证能得到盈利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正常情况下，投资增长的速度一定会放慢。笔者并没有假设它放慢太多，只是从高峰降下来，与前些年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笔者认为这样的假设还是合理的。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可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怎样的趋势。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政策含义

按照上述假设进行估计，1978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年至2009年期间，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是9.8%，跟现实都差不了太多。在“十二五”期间，即2011年至201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只有7.2%。到了“十三五”期间，即2016年至2020年，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图7）。无论是7.2%还是6.1%，拿到世界上大家也会说是很好的速度。印度实现了6%、7%的增长，就被称为“印度奇迹”。但是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们还觉得不够快，都认为中国应该更快些。我们“十一五”期间大概是10.5%的潜在增长率，到“十二五”期间一下子降下来，这个起伏似乎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就是2010年，正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的关键点，因此它就是一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出现比较剧烈的下跌也是必然的。我们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看应该怎么认识它，能不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做好足够的准备。

笔者认为，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更平衡、更协调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率。笔者的研究是在十之前做的。十没有要求我们在7%以上，但是，今后如果每年能达到7.2%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也可以翻番。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显得很慢，最后结果显示出7.8%，其间我们听到企业的哭声，听到投资者的抱怨、投行经济学家的呼声，听到外国人希望我们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劝告声。都说如果能像2009年实施几个万亿的投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起来，企业会高兴，解决了外需不足的问题；外国人更高兴，因为你对他的需求更大了。

潜在增长率7.2%是我们的能力，是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因此我们不用刺激出额外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一段时间中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中有多大的部分或多少个百分点来自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的需求。近十年平均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是4.5个百分点。内需中的投资需求拉动是5.4百分点，外需即出口需求是0.56个百分点。未来我们指望不上出口，姑且假设它的贡献将来为零。以往我们对国内投资的依赖程度也太过分了，希望将来能够缓下来，姑且也把它减掉一半，只剩2.7个百分点。这2.7个百分点加消费需求的4.5个，正好是7.2个百分点。就是说合理的需求拉动作用和潜在增长率是完全可以匹配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加大投资以增加需求。人为刺激出的需求也许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但是超越了潜在增长率则产生不好的结果。

第一个结论，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被超越。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减速，或者更学术化一些讲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学者跟政府官员往往在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学者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很多建议，如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从而搞很多的建设，中西部发展仍然需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中西部“铁公机”的建设是有需求的。政府也觉得，就学者们提的这些新增长点而言，都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过去搞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为了达到区域间均衡发展。而现在在学者的鼓动下，这个政策一旦变成意图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手段，味道就变了。过去我们尝试着去占领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摸索动态比较优势，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对这些新兴产业给补贴，给更多优惠政策，刺激这些产业的投资，政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也变成了超越潜在生产率的手段。遭遇金融危机，政府出台4万亿的刺激计划，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政府熟知这些政策，跟学者提出来的经济增长点建议也正好合拍。 在市场显示出资本报酬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过度的产业政策，给钱给补贴给土地，给其它的优惠政策，最后的结果是造成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一系列扭曲。

在图8中，上面这条横线是中国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图中显示出，有一些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要低于平均值，产能严重过剩。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受到产业政策鼓励，给予优先发展的产业，比如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的产业政策过度使用倾向显然需要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过度实施的区域政策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把大量的资本投到中西部地区建设重化工业，必然造成了产业的过度资本密集。我们用一个资本劳动比指标来衡量这一点，即资本作为分子，劳动作为分母。这个比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我们比较了一下，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目前中部和西部地区已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图9）。这些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度高于沿海地区，说明其已经偏离自身比较优势。本来，区域发展战略应该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减贫。过度使用这种战略，就会造成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不良结果。

上述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苗头。假如学者告诉政府决策者，“十二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2%，“十三五”期间只有6.1%，而政府不喜欢这样，就会用原来熟知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眼前的这些端倪就会变成未来现实中的错误。在出现减速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距离犯错误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不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倾向伤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加大，离我们想纠正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意愿也就越来越远了。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图10中的曲线部分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它在下降的过程中，意味着有充足的人口红利可以获得。在它下降的20多年间，日本实现了9.2%的高速经济增长。最后降到最低点，又持续了20年左右处于低点。它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跌下来。对此日本民间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手段，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性。日本跟我们很像，不遗余力地实施过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刺激方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产发展，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泡沫终于破灭了，然后，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即人口红利消失，日本经济就陷入到长达20年的零增长。

图10中显示出日本在1990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是0.85%，是加上了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这20年是负的。如果不用调整，它只有0.24%的增长率，基本上就是零增长。所以说日本在两个意义上是完美的例子，第一个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是说它努力尝试去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没有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到了长达20年的停滞，或者叫“失去的20年”。

刚才是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人们都说经济学是一个阴郁的科学，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学关心的这些事都比较枯燥，还表现在总是告诉我们一些坏消息。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喜欢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再来十年，最多二十年的9%或者10%的增长速度，就理直气壮地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7.2%，几年以后又会变成6.1%，我们对这个趋势有没有办法呢？因此我要讲第二个结论：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人们在说，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可以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所指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指多少？在世界范围内说7%甚至6%也可以是高速增长，不一定是指8%、9%或者10%。第二个问题，你想要的高速增长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的办法，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必然伤害中国经济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包括潜在增长率还可能因为错误的政策伤害了生产要素的供给或者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如果像日本一样失去20年，我们就成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如果政策得力，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会怎样？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选项，但是我们怎么提高它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模拟。我们先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什么讲起。形象地说，潜在增长率就是运动员的体能和人类的极限，是科学所定义的运动员应该跑的速度。运动员的速度受到他（她）的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而他（她）想超越潜在速度的压力是巨大的，来自于广告商、主管部门、外行的社会大众。结果如何呢？也许可以超越一时，但是受伤的概率一定会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受伤的频率到底有多高了。这就是潜在增长率。

因此，就潜在增长率的含义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劳动力供给如何，资本供给如何，生产率能有多快的提高。如果你改变了这些东西，还有可能让它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某某近邻国家，引进一个亿跟中国农民工一样素质，一样工资水平的劳动力，我们就重新又回到人口红利了，那么回到1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因此，我们做了一点假设和模拟。

图11显示的是不同劳动参与率下的潜在增长率，实线表示的是在前边做的那些假设下，所具有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是负增长，即前面说的15到59岁能够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下降，但是，如果提高劳动参与率，则可以抵消这个下降的效果。因此我们模拟了一下，假设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期间，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GDP的潜在增长率就变成实线所表示的那样了，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大约0.88个百分点。只是这一个因素，即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

劳动参与率怎么提高？最经常提到而且有关部门也在酝酿的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比如本来应该60岁退休，如果延迟到63岁退休，当然就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是笔者前面说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到60岁上下的时候，受教育程度大幅度下降。这代表人力资本也好，学习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也好，在这个年龄上都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他是不能适应继续工作的，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他。强行从法律上把退休年龄向后延，意味着这部分人失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目前这条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有人问美国为什么能走通，那是因为美国人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好办法，即降低失业率。不过，我们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1%，已经很低了。根据笔者的同事估算，这4.1%其实就是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很难再下降的，因为在结构上和摩擦系数上总要有一些失业，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降低余地。真正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即推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化和充分化。目前，官方用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率是51%。而用非农业户口人口比例定义的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率，则只有35%，中间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意味着有1.6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由于这些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一直干到六十岁或者五十几岁。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他们可能四十岁上下就退休回家了。他们也不享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金融危机外来的冲击，许多农民工就返乡了，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最早承受冲击的群体。因此，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低的。虽然他们回去还要劳动，但是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是很低的。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

在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工变市民了，很自然他就可以成为稳定的劳动力，该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因此就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的这条线，进而改变了所有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潜在增长率直接就可以得到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可以起到替企业家来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力度的作用，而不是完全靠工资上涨。目前大家为了争取雇到农民工就只好涨工资，每年农民工工资以12%的速度增长，2011年更高达21%，再涨下去企业家也受不了。农民工转移得到了户口，意味着政府在制度上给它更好的激励，市民化还会加大转移力度，带来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以后，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此外，农民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来消费。过去他们一个是消费的例外群体，人在城市生活，工资也在不断涨，甚至跟很多市民挣得差不多，但他们绝不会像市民那样消费，而是把钱攒起来带回老家。如果他们能像市民一样消费，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变得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了。

很多人要问，既然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也消失了，还有多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潜力了，其实不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你用不变的工资雇不到人了。2004年以前，所有的老板都是用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招农民工，都有人来干。但是从2004年以后，你再拿六百块钱、八百块钱招工就没有人干了。但是它绝不意味着说没有劳动力了。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从目前算起直到2020年，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门槛跨越的阶段上，人均GDP应该落在6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们把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挑出来，它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比我们要低很多，平均要低10个到20个百分点。即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现在还有35%的劳动力在务农。我们的研究发现官方是高估了，我们给它降了10个百分点。即使按照我们的估算值，我们也仍然比这些处在6000-12000美元人均GDP的国家高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差不多就有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还要转出来。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延长过去的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参与水平。

我们还做了一个模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比以前的假设高一个百分点（图12）。即到2020年之前，我们原来的趋势是全要素增长率每年增长3%，如果把它变成4%，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上升，潜在增长率会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会在7.2%的水平或者6.1%的水平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现实的假设，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条重要途径，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努力。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验显示，有一些我们过去认识到的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途径，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条提高途径，一是技术进步，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多捷径可走。我们在技术上是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后发优势，我们不用在所有的领域都去自主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独立自主进行科技创新，而是说我们可以借鉴很多现成的技术。

如图13所示，瑞士代表的是科技最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和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前沿有多大的差距。笔者用的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被引用的数量做分子，分母是这个国家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反映发表的论文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水平的。如果你发表的不是在技术前沿上，就没有人会引用，这个比值就是零。世界上最高水平依次是瑞士、美国、英国等等，中国是在较低的水平，相当于瑞士水平的1/5。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发表科学论文的总量上来了，但是它的质量并不高，并意味着我们尚未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这个差距我们当然要赶上，目前存在的这个差距也可以说是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每一个点上都得自主创新，而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掌握起来就要简单的多，成本低得多。这种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可以算是一条捷径。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从图14中，大家可以看有三种方式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我们以往熟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从农业把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转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从这个过程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会越来越少。接下来你会发现在二产内部，每个行业之间还是有生产率差别的。如果你能把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还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更进一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效率也是存在差异的，有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持续进步，有些企业则是靠政府补贴才能苟延残喘，近似僵尸。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僵尸企业死掉，让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去得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兼并其它的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最后的结果整体经济的效率则会更高。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我们远远没有开发殆尽。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我们行业内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用不同的指标表达都比美国高。如果同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把生产率低的企业淘汰掉，也没有让生产率高的部门把其它的企业资源拿来扩大它的自身规模。因此就很自然的说，如果我们达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说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还有一项研究，是以美国为代表进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死亡，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1/3到一半。

上述两个不相关的研究，得出的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数量级却是一样的，结果这么巧合与一致，说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的机会加以利用。最乐观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看到我们哪个地方差，就说明那个地方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未来让企业生生死死成长消亡，可以期待获得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为此我们需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企业该死的不死，该壮大的不能壮大，因为是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准入壁垒。笔者并不只是说歧视非公有经济，更多的是歧视小企业，歧视新成长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会人为的挑选赢家，官员们总是觉得政府能判断谁有发展潜力。

篇（11）

共同富裕公平优先。四中全会提出走向共同富裕，意味着降低贫富差距成为主要使命，将让增长惠及更多低收入阶层。预测将会有更多的公平类政策出台，分别对应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促进要素公平交易、加强收入公平分配三大类。

小政府与大市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核心是重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去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政府主导，大政府小市场，而未来则应逐渐过渡到小政府、大市场。其中财税改革将重新定义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行政改革将放开政府的行政管制，国企改革将打破国企垄断，而司法改革则为所有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奠定基础。

资本品价格趋降、劳动力价格趋升。过去中国的资源品、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价格均存在人为的管制，而未来对要素供给以及价格的管制将逐渐放开，而其价格将反应各类要素本身的供需状况。过去资源品、土地、资金的供给被垄断，导致价格虚高，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未来其走势或恰好相反，资源品价格改革、、金融改革有望降低资源品、土地和资金价格，而户籍改革或将提升劳动力价格。

降息周期开启。2013年政府试图高利率去杠杆，但日本经验表明高利率或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2014年以来由于房价下跌，央行已重新开启降息周期。从年初回购利率封顶，到年中的回购利率下调，再到年底的存贷款利率下调，均预示降息周期已逐步展开。

经济去杠杆。产能过剩、PPI通缩下制造业仍将去杠杆，人口红利拐点下房地产及居民部门难以加杠杆，政府部门是加杠杆主力，但难以完全对冲，预计2015年GDP增速降至7%。

金融加杠杆。而观察美国去杠杆经验看，在经济去杠杆的同时，金融在加杠杆，体现为股市、债市的同时上涨，而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以及货币量化宽松则为金融加杠杆提供了资金来源，而这一模式正在日本、欧洲上演，未来或在中国重演，未来央行降息量宽均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