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定义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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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设计是人类未来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

――柳冠中

尽管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ICSID）用近500字对“设计”下了定义，但庞大信息量的指导作用并不显著。而柳冠中教授在其设计事理学的研究中，仅用“智慧”两字就概括了设计活动。这不禁使人好奇：设计事理学究竟是何种科学？本文便由此展开设计事理学与设计之间的思考。

一、设计事理学与设计的智慧

所谓“智慧”，就是能够超越对事物表面的认识而把握住事物发展规律并进行利用的一种行为能力。笔者认为，将设计称为一种智慧，是指对设计进行方法论上的升华和系统观上的定义，认为设计就是一种利用事物发展规律而进行创造的科学性的造物活动。而设计事理学的研究，便是把握人、事、物三者间的关系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是一种对设计智慧的研究。

正如何人可教授评价设计事理学所说，“从设计‘物’到设计‘事’的飞跃，就是‘设计事理学’”[1]。这一飞跃也表明了设计事理学的智慧与价值，展示出人类挣脱自身认识的束缚而跳出设计来看待设计的一种新的高度和觉悟。“事理学”告诉我们，任何“物”都基于一定的“事”而存在，并产生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设计来说，“事理学”可以是一种设计意义的探讨，也可以引发设计伦理的深思，并探寻出一定的规律和指导方法，它成为设计在哲学领域踱步的台阶，也是设计在方法论上的理论基础，是研究设计智慧体系的一种理论。

而事理学中人、事、物的关系体现出事物背后的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是设计伦理的彰显。同时，绿色设计是设计伦理的重要载体，我们可以基于设计事理学理论的启发继续深入探讨正确的绿色设计理念和设计概念的定义，以求探索设计的真面目，把握设计真正的智慧。

二、绿色设计的设计事理学新定义与伦理标准的探讨与启发

（一）绿色设计的现状与设计智慧的缺失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在《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一书中提出了设计师应关注地球环境的污染问题，强调设计师的社会及伦理价值。自70年代“资源危机”爆发后，绿色设计的风潮也在80年代诞生与普及起来。后来，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人们对于低碳环保等问题的关注不断攀升，“绿色设计”和“设计伦理”也开始了时代的彻底觉醒，被屡次推到人们的视野中。但就目前而言，绿色设计的践行成果往往不尽人意，或者说，绿色设计也正在被流行与时尚化，而丧失了设计智慧的表达与真谛。

例如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绿色设计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状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模式。笔者认为，绿色设计首先应满足“绿色功能”上的需求，才能使设计成为绿色设计，才能彰显出设计本身的大智慧。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往往形成了一种变相的绿色设计风格，这种绿色风格式的设计就将绿色设计的初衷隐化了。例如现在颇为流行的动植物造型的建筑等等，基本只是从外观造型上进行仿生形态的设计与美化，从理论上讲，这也的确是对生态的一种人文关怀，但是绿色设计的实质意义和设计的智慧却荡然无存，这就不应该称作“绿色设计”了。又如在低碳产品的室内设计的应用上，有些低碳产品因其昂贵的价格和技术成本而无法普及，因此往往在设计中的重要取材上遭到舍弃，这就使得绿色设计处于被动状态并显示出可行性的缺失。另一方面是这些绿色科技的隐性污染，让“绿色设计”反而成为了一种“伪绿色设计”，也谈不上是真正的设计智慧。例如目前所采用的太阳能，被称作绿色能源的开发应用，但这些相关设备的制造和生产却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同时，太阳能蓄电池如果不正确处理而遭到废弃，就会造成治理难度更大的污染。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设计的断层、设计智慧的缺失，而真正的绿色设计应彰显出设计的智慧，是一种对事物发展全过程负责的设计，而不是孤立的仅仅只是对“作品”外表的形式美的设计。

总之，在笔者看来，当下的“绿色设计”之所以不尽人意，除了各种客观因素，还在于目前设计师对“设计”和“绿色设计”概念的模糊，对设计智慧理解的缺失，以及对设计伦理、设计价值的误解和漠视。因此，随着“设计”概念的孤立和智慧性的散失，设计往往会流为经济利益的附庸行为而一味追寻形式美和利益的最大化，这时，“绿色设计”的伦理价值与合理定义就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索。

（二）设计与绿色设计的事理学新定义

在事理学的研究中，讲求的是“事物”与“情理”之间的关联性。“事”是由人与物、时间与空间所组成，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载体，“理”指的是规律，所谓“事理”便是指人与物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中的关系与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中要做到“实事求是”与“合情合理”，要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考虑人在这种具体的背景与情景下的需求进行设计的目的、过程、结果的设定与把握。

对于艺术设计来说，“事”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体现，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庞大系统。而这种系统和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便是设计伦理的规范化和绿色设计的彰显。同时，设计伦理涉及到设计行为和设计结果的判断标准，这一标准在设计事理学中也有章可循，而绿色设计便是处于这一判断标准中的真正的设计智慧的体现。

绿色设计其实就是设计智慧的代言，而设计的智慧就在于把握设计对象的“事”与“物”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笔者体会到，“设计”一词，实质上应是处于一种“无设计”的大系统观中，所谓“‘无设计’的大系统观”是指设计行为融入人的精神（伦理）和自然的精神（共生）中，形成一种自觉的生态的循环系统，是一种具有仿生态链性质的循环的闭合系统（有自身的事物定位和价值，有“生命”的过程和规律），是“设计”词汇在文字学意义上的隐没和生态学意义上的觉醒。“共生发展、再生循环”便是这种“设计”新解的核心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本身就应该做到“绿色设计”，而“绿色设计”也不应被3R原则所困住，而看不到其全貌。再者，从“设计”在文化的外延上就可以看出，设计攘括了人类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其本身就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可以说“设计”的本质就应该是人类一切造物行为在系统上的生态统筹。所以，“绿色设计”一词的提出应是一种“设计”本源的深入和回归，而不应成为一种设计思潮或是设计流派。它所还原的应是“设计”本身的面貌，即唤醒“大设计”中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显示出其真正的大智慧。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绿色设计”是对设计本身的一种智慧的强调，它所倡导的是可持续的、万物共生的发展理念，有一个自身的规律循环系统，是对事物的发展过程的把握和控制，而不仅仅只是减少设计对环境的破坏、重复（旧物）利用等等被动的设计形态，它更应该是一种主动的真正的“生命”的创造，是设计伦理最终的自然评判和自主选择。例如我们在建设住宅和设计周边环境时，要主动考虑到周围生物的栖息与生存，同时为鸟类和其他动植物营造可供他们生存与竞争的环境，形成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环境设计。总之，绿色设计是大设计的智慧和价值的体现，是事理和伦理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图1）

（三）设计事理学对设计伦理的启发

设计伦理来自于人类对设计道德的判断标准，“善与恶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设计行为的善恶是设计伦理的应有之义。”[2]那么，我们如何做出这种判断才更为合理和科学？首先，设计、事理、伦理三者间，也存在着某种关联。“设计，看起来是在造物，其实是在叙事，在抒情，也在讲理。”[3]先有“事”之后，才有“物”的出现与“物”的意义和价值，而“物”产生后，“人”才能通过“事”获得伦理价值。因为，我们“通过事可以看到事背后人的动机、目的、情感、价值等意义丛。”[4]事理是物质文明的范畴，而伦理是精神文明的范畴，因此，设计事理和设计伦理也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体来说，事理和伦理是通过设计而产生关系：事理是设计的依据，是伦理的体现；而伦理则是事理的导向，是对设计行为的指导。（图2）

伦理学主张以人的价值观来进行判断，设计伦理就应该基于设计的价值来进行设计的善与恶的判断。从设计、事理、伦理三者间的关系来说，这一价值观应遵循设计的智慧法则，即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尊重事理――这才是设计伦理应主张的判断标准。就如同柳冠中教授所说“检验设计好坏的评价也来源于‘事’，把设计结果放到具体的‘事’中去，在行事过程中看是否‘合情合理’。”[5]不合乎事理的设计往往脱离人的行为目的，让人在和设计作品的交流中产生迷惑和不良的情绪而形成负面的价值判断，也就难以合乎设计的价值。因此，设计伦理的价值判断应基于设计事理学的正确理解和应用，遵循万物共生与发展的规律，即把握“人”、“事”、“物”间的合理状态，便能找到设计伦理应遵循的真正标准。

结语

关于事理学的设计启发，本文所窥见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蕴藏着开启人类智慧的密码，还需要更多的解读和探寻。而设计也需要人们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从事设计行业的人士更是要相信：设计之路定是一条可以通往智慧的“绿色”之路。

注释

[1] 柳冠中：《事理学论纲》，1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明：《环境艺术低碳设计的伦理思考》，97页，《新美术》，2010（5）。

[3] 柳冠中、蒋红斌：《中国古代设计事理学系列研究（上）》，7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 柳冠中：《事理学论纲》，73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5] 柳冠中、蒋红斌：《中国古代设计事理学系列研究（上）》，7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 柳冠中：《事理学论纲》，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2 柳冠中、蒋红斌：《中国古代设计事理学系列研究（上、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篇（2）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7－0047-03

一、企业伦理研究的进展

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过分地追求所谓的利润最大化，企业经营活动中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行贿受贿、恃强凌弱、损人肥己等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企业伦理管理的研究存在着“注重现象，难以深入”的弊端。对于企业伦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来说，长期以来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最需要回答、又最难回答的问题：企业生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吗？企业只要守法经营就可以了，别人的利益关我什么事？企业又不是个人，对谁讲伦理道德？也就是说，虽然企业伦理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企业也开始注重伦理建设，但长期以来都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指导企业伦理建设的实践，企业的伦理管理甚至没有明确的对象和目标。

事实上，关于企业伦理的问题经历了一个从逐步显现到备受世人关注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的范畴在不断地变化，伦理管理的内容也在随之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企业开始普遍接受对企业员工的“社会人”假设，诸多不合人性的管理方式开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国企业开始对“社会公正”、“消费主义”等问题予以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地球环境的恶化使企业对其“社会责任”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些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企业行为遭到了人们的唾弃。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o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逐渐开始引人注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

所谓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从股东（Stockholder）一词套用而来的概念。股东作为企业股份的持有者（Shareholder）对企业具有所有者权益，企业的每一项活动都与股东利益相关。由此扩而大之，当代西方企业伦理学家把凡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从而与企业发生双向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零售商、社区及政府等，都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或团体都是从企业环境或外生变量的角度被定义的，因而多被排除在企业管理的视野之外。然而在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和团体则被视为企业的构成要素或内生变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公司是什么，并且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思考公司应有的经营方式。

现代西方管理学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大体有两种：一种认为“利益相关者是环境中受组织决策和政策影响的任何有关者”。此定义强调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单向影响；另一种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企业或受企业决策和行为影响的个人与团体”。此定义强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影响。在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和伦理学的著作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后一种定义，即要求把企业与股东、顾客、社区和政府等关系，作为相互内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纳入广义的企业管理范围。

在研究者看来，利益相关者的上述权利具有复合性质，即每一类利益相关者都拥有大于一种类型的权利。同时，利益相关者的每一种权利对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都有可能产生支持或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这一切，都向当代企业的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管理者必须有回应这些不同权利和要求的能力与技巧，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

三、企业要对利益相关者开展伦理管理

企业经营是一种合作活动。企业离不开所有者、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公众的合作与支持，甚至也离不开竞争者的存在。后者也希望从与企业的合作中得到好处。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决不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个产品加工器，企业经营时需要与各种社会成员打交道，当然要讲伦理道德。具体来说，企业要想真正做到关注利益相关者要求的伦理管理，必须认真开展以下工作：

1. 将企业的合法收入及时在股东、债权人、供应商之间合理分配，不拖不欠，形成良好的企业信誉。企业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性格、气质、个性、风貌和品德，企业要在市场立足，首先要有信誉，这是企业伦理的第一体现。

2. 尊重员工，创造人道化的工作环境。道德经营要求现代企业对待员工决不仅仅是支薪了事，还需要给员工提供符合安全和卫生要求的工作场所，制定公正公开的奖惩制度，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劳动者，为每一雇员提供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搞任何形式的种族、性别和工种歧视。

3. 真正将消费者满意视作企业销售产品的最高目标，决不欺瞒消费者。“顾客是上帝”已经成为了许多企业管理者的口头禅，但能否言行一致，则有赖于良好的道德观和高度的责任心。伦理化经营的企业对于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的行为是嗤之以鼻的。

4. 保持与相关媒体的良好合作关系。如果万一出现了管理纰漏，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伤害时，则决不推诿，要真心实意地致以歉意，并尽力为相关者弥补损失。正如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犯错误后会主动地向受到伤害的人赔礼道歉、给予适当地赔偿一样，企业经营也是如此，与公众坦诚相待的企业才会受到尊重。

5.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回报社会，树立健康的公众形象。据统计，1988年美国365家公司向教育、社会保健服务、公益和社区活动、文艺和艺术以及其他部门共慈善性捐款16.46亿美元，1989年333家公司捐款18.2亿美元。在中国，为富不仁始终为中华民族文化所不齿，只有将自身的经营行为融人到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并主动为社会解难分忧的企业才可能真正实现道德化经营，并获得长远的发展。

6. 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许多企业掠夺式的发展导致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土壤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不仅仅已经开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对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企业作为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必然要对其负责。以德治企要求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作用。

四、卓越的伦理与“双赢”的效果

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看，可能有的策略有：赢/赢、赢/输、输/赢、输/输、赢/输或赢五种。在合作活动中哪一种策略最佳呢？斯蒂芬・R・柯维认为双赢（赢/赢）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从长远看，如果双方不能都赢，就会都输。这就是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双赢是惟一正确选择的理由。”

从短期看，采取赢/输或赢/输或赢策略能获得好处，而从长期看则是下策。这是因为谁也不想输，短期的输或许还可以承受，但看不到赢的输是谁也不愿持续下去的。这时输的一方就会脱离合作关系。而且，礼尚往来乃人之常情，以德报怨，以怨报德都是极少数。与企业打交道的虽然有个人、群体、组织，但群体、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维护合作者的利益，后者自然会投桃报李。如果企业只顾自己赢，不管合作者的输赢，或者以合作者的损失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则会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报复。

对合乎伦理地对待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克有过精辟的论述：首先，我相信，与我们有重要合作关系的人对信任、诚实、正直和道德行为有深刻而强烈的需求；其次，我相信，企业应该努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需求；最后，我相信，总体而言，那些最能始终不懈地坚持道德行为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能取得成功。

1. 公众支持。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目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而不应该出于私利去考虑。涩泽荣一积其一生的经营实践，悟出了走向成功的道理：工商业必须以追求自己的利润为前提，但工商业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否则就会遭到世间的怨恨，企业也不可能长久获利。因此，为避免工商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在确信其行为合乎道德的情况下，才放手去追求利益。

2. 顾客满意。卓越伦理体现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就是真诚地为顾客着想。为顾客着想意味着站在顾客的立场上研究和设计产品，了解顾客需求、引导顾客需要、满足顾客需要。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把提高质量仅仅看做是增加利润的手段，而是企业对顾客应尽的义务，才会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不做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事情，真正把质量当回事。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漫天要价，而是通过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既给顾客带去实惠又给企业创造利润。为顾客着想，才会尊重顾客，真诚地为顾客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3. 投资者青睐。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2001年7月10日，伦敦股票市场推出了“环境稳定、股东关系良好、支持人权”为指标的道德指数后，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资金是以往的4倍。研究表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多的投资回报。而投资者的青睐，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企业的实力，促进其成长。

4. 供应者信任。资金、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者愿意与信得过的企业打交道。因为与这些企业做生意，风险低，效率高，作为一种回报，供应商愿意以比一般公司低的价格供应质量可靠的货源，并及时送达。银行对信誉好的企业往往会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怎样赢得供应者的信任？诚实守信、互利互惠是赢得信任的基础。

不难看出，卓越伦理对内有利于使企业赢得员工的忠诚、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行卓越领导；对外有利于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这些无一不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篇（3）

描写性翻译研究关注“为什么译”的问题。其研究学者认为与其制定对翻译实践缺乏指导意义的规定,不如对以往的实践进行描写性研究。但是,描写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社会和文化,而且被译者、赞助人以及诗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所影响,这种影响稍有不慎便会使翻译行为走向不同的极端。于是,这就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

评价性翻译研究便是这样一种关注伦理的研究,它主要探讨“谁译”的人文价值。翻译中无时无处不存在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的差异、诗学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时间的差异、地域国别的差异、性别的差异、作者与译者的差异、读者的差异、赞助人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权力操纵的差异等等。对待这些差异,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尊重差异,关注差异。[3]下面将主要讨论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中的异化。

二、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形式复杂,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因此使得文学翻译就不同于其它文本形式的翻译。

茅盾给文学翻译下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4]苏联文艺学派代表人物加切奇拉泽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它同原作要表现生活现实这一功能相似。译者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反映自己选择的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地还原原作中的艺术真实。[4]

由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更多的都是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笔者认为,文学翻译除了要传达语言层面上的思想内容外,还要传达语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下面将主要从“尊重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传递语言背后的文化。

三、差异伦理

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伦理构成了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翻译不是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文句流通,它涉及各种主体间的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翻译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概念。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翻译的任务是要产生协同增效作用,使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使错综复杂的文化空间得以拓展”[5]。翻译本质决定翻译伦理观,因此安托瓦纳·贝尔曼主张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在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尊重原作,也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他引用贝尔曼(Berman)的话说:“异化的翻译是道德的,因为异化是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归化的翻译是不道德的,因为归化掩盖了原作的异质特征[6]。”

差异伦理就是要“尊重差异,关注差异”。所谓求异,也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而实现这种伦理的翻译策略就是“异化”。下面仅从几个文学翻译的实例来说明如何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差异伦理的目标。

四、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的异化

语言和文化始终是翻译研究的两个重点。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需要语言来体现文化的这种异质性。

文学作品最能集中体现各个民族的自有文化。它就像一部大百科全书,体现了文学作品背景下的科学、哲理、伦理、政治、法律、制度、民俗、教育、艺术、宗教。要真实地把原作展现给译语读者,就需要我们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下面仅从几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

1.文化的真实重现

例1.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译文:ItwastowardtheendofJuly,equivalenttothe“san-fu”periodofthelunarcalendar-thehottestday.

上面这个例子是小说《围城》开篇对天气情况的描述,译者采用异化的方法,把“三伏”音译成了“San-fu”。对于这样的译法,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译者翻译水平不高,或者是翻译时偷懒,所以就直接音译了。其实不然,把“三伏”音译成“San-fu”,一方面,丰富了英语的词汇,英语中有很多是外来语,经过日积月累,便渐渐地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在英语中找到许多音译的汉语词语,比如“Toufu”“Gongfu”和“TaiChi”等;另一方面,在文化上,“San-fu”这个陌生的词,会引起译语读者关注中国的地理文化。

例2.她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面前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祈幸福。

译文:EverymorningafterwardswhenMrs.SulitincenseinfrontoftheBodhisattva,shemadeasilentprayerformyhappiness.

这个例子同样来自于《围城》。译者用异化的方法把“菩萨”译作了“Bodhisattva”,而不是译作“God”。这样,可以使译语读者了解《围城》创作时大部分人的;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当人们看到译本时,也还能了解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是佛教,有助于历史的考证。

2.语言表达风格的重现

例3.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

译文1:Baoyutookherhand.“Dobenicetome,Sister!”hebegged.

译文2:Bao-yuseizedherhand:“Come,mydear!YoumusttakenoticeofmeifIspeaktoyou!”

译文1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这个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英文环境里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人们日常谈话的口气。译文2是霍克斯的译本,他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把这种中国式的谈话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了出来。这两个译本采用了完全对立的翻译方法,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从传达原文意义这个方面来说,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从语言风格上,杨的译本能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强烈的中国语言味,而霍克斯的译本对于时时处在英语环境的读者来说,他们丝毫感觉不到这种异域语言的氛围了。

例4.呀,小姐,你连累我也!哥儿,你先去,我便来也。

许译:Rosesays:Alas!Myyoungmistress,youhavecompromisedme.Goahead,myyoungmaster,andIwillcomeimmediately.

奚译:Crimsonspeaks:Missy,you’vedraggedmeintoitnow.Brother,goonahead;I’llbethereshortly.

篇（4）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衍生概念的发展

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比较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可以追溯到1899年美国钢铁集团公司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所著的《财富福音》一书。1924年，Oliver Sheldon在《管理的哲学》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之后，学者们又提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对此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不同地域的学者因为所在地域文化的差异，定义重点也有所不同。

美国学者Carroll(2004)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

欧盟目前的官方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其商业运作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系中。

日本学者山城章指出现在的经营者无论在伦理上或实际上，已不容许只追求自己企业的利益，必须站在与经济社会调和的立场上，有效结合各种生产要素，生产物廉价美的商品，为社会提供各项服务。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卢代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不同学者比较的具体内容存在不同

Isabelle Maignan和David A.Ralston(2002)结合Wood(1991)在前人观点基础上提出的企业社会绩效的定义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美国和欧洲(法国、英国、荷兰)的各100家企业网站进行调查，以衡量这些企业在社会责任表达方面的差异程度。比较的内容涉及展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取向、过程和利益相关者问题，其中作者把动机取向划分为：价值取向、绩效取向和利益相关者取向(社区、消费者、规制者)三种。展示社会责任的过程有慈善活动、自愿社会服务、伦理准则、赞助活动、质量管理、健康和安全项目、环境影响管理，其中前两种作者称之为超越传统的活动，后四种作者称之为与生产联系紧密的和传统的活动。

通过比较作者发现，社区是最被普遍提及的，但比率有差异。比如，美国企业涉及最多的是生活质量和教育问题，而环境保护是欧洲国家涉及最多的。作者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的企业，美国企业更多提及社区福利，而对与他们的生产运作有紧密联系的活动涉及的不多。最后，作者认为欧美国家间在上述方面的差异是主要归因于对于企业和企业在社会承担的角色的看法不同。

我们发现，由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没有统一的衡量维度，所以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进行跨文化比较时，不同学者比较的具体内容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对企业在CSR衍生概念的实践比较，涉及到企业的伦理准则、企业慈善、企业公民行为、企业的社会绩效等。同时，我们看到同样是对企业伦理准则的跨文化比较，不同学者对伦理准则的划分不同，从而比较的具体内容也是有区别的。

不同国家的管理者对伦理问题的看法存在不同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Bodo B Schlegelmilch，Diana C Robertson(1995)认为不同国家的管理者对伦理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根据企业经营过程中经常面临的伦理问题，作者提出关于企业伦理的26个方面，然后通过因素分析，把这26个方面归为五个因素：关于员工行为、对信息的不恰当使用、关于私人问题、与中央或外国政府的关系、政治或社区投入。

Nabil A.Ibrahim，Faramarz Parsa(2005)对186名美国管理者和148名法国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以找出他们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哪些方面。通过比较分析，文章指出，美国管理着更注重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而法国管理者更注重经济责任和慈善责任，作者还指出这些差异与国家的经济、文化有关。

可见，对人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或衍生概念)态度比较，主要是关于管理者的态度或普通消费者的态度。而比较的内容主要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或衍生概念)的认识或对其不同内容的侧重程度。

不同国家间的CSR存在差异

根据以上对文献的综述和最近发表的文献，可以看出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有：比较的内容不断丰富；进行比较的国家也逐渐涉及欧美以外的其它国家或地区；从企业社会责任与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最近，还有学者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比较分析建立了新的概念框架和指标。

Dirk Marten，Jeremy Moon(2008)根据以前对欧美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比较研究结果，认为不同国家间的CSR差异可以用国家的制度框架来解释，制度框架是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的。然后作者利用Whifley(1999)提出的国家制度框架的四个方面(政治、金融、教育和劳动力、文化系统)来分析美国和欧洲的区别，作者认为美国的制度框架下市场经济的自由成分较强，给企业承担相对明显的社会责任提供了更多的激励因素和机会，而欧洲的制度框架下市场经济中的协调成分较强，给企业提供的激励因素和机会相对较少。

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美国式的CSR为“显性CSR”，欧洲式的CSR为“隐性CSR”。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在表达与社会关系时用的语言不同，显性CSR用企业社会责任的语言来与利益相关者沟通，而隐性CSR则不是通过这种方式；(2)目的不同，显性CSR常常是企业有目的的战略选择，而隐性CSR则是企业对制度环境的反应。制度框架中自由市场经济成分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越趋向于显性CSR，协调市场经济成分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越趋向于隐性CSR。作者认为这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说明欧美企业社会责任出现的差异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且这个框架的应用不仅局限在欧美国家的比较上，也可以用来分析其它国家之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比较。

篇（5）

一、理论简介

公共产品是当代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众所周知，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有两个基本本质特征：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ry)（Musgrave,1969）。从之衍生出了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混合产品。然而现实世界与理论总是处在着出入，许多现实中的产品与服务，并不能单纯的被定义为公共产品。比如经典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的定义判别问题。理论界存在另一种定义：“我们将所有那些其供给不是由个人的市场需求而是由集体的政治选择决定的物品，即把任何有政府决定免费或以低费用供给给其使用者的物品和服务，看作公共物品。”（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2000）

理论界存在的新的理论框架：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冯俏彬，贾康）。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产品，具有双重特征：从政治理论上出发，按政治原则分配，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产品属性理论出发，按经济原则生产，它是私人产品。冯俏彬教授指出:“微观、直观形态上不具‘两性’而宏观、综合形态上则具有一定‘两性’的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它体现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机制（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实践运用中存在很多模式，如DB（design－build）BOO（build—own—operate）BT(build－transfer)BOT(build—operate—transfer)等。另外，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也体现的公共产品的边界漂移理论，即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一种范围、条件下属性是能转换的。

生活垃圾处理，属于环保范畴，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定义为纯公共物品，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投入，建设生活垃圾收集－集中－转移－处理环节链，来确保城市卫生和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垃圾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城市垃圾处理系统曾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然而，与许多纯公共物品一样，政府部门在提供这类产品时，存在的许多问题：财政投入大，财政投入、项目建设周期长，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监督机制弱、缺乏效率。对一个大群体，如城市居民而言，纯公共产品是通过公共部门预算来提供的。 生活垃圾处理治理即为纯公共产品的一个例子，供方只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环保公共产品的缺失映射出公共产品补偿机制的缺位。所以，在这里PPP机制至关重要。

二、重庆生活垃圾处理BOT浅析

2009年7月，重庆市首个民间资本投资的城市垃圾处理项目——荣昌县生活垃圾处理厂BOT项目进入运行。荣昌垃圾处理厂总投资的5800万元中，60%系政府出的国债资金，重庆财信集团投资40%也就是2500万元，负责工程建设和15年的经营，15年后垃圾处理场最终移交政府。在15年间，荣昌县政府负责收取主城的垃圾处置费，每年交由财信公司，作为财信公司的收入。收费标准是按重庆市2004年修正的《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办法》实行，城市居民按照每户每月8元钱缴纳。

以上例子，体现了城市生活垃圾收集－集中－转移－处理环节链这一系统。笔者认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BOT属于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首先，从公共产品属性宏观上讲，一个城市，其环境卫生的清洁维护具有正外部性，是一个整体，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同公园，路灯（忽略congestible point）一样，基于政治分配原则，它应该体现公平原则，每一个公民都应当享有美好的环境。然而从围观角度上讲，生活垃圾处理BOT又具有排他性，它的消费收益主体和程度能识别，排他技术处理简单，成本低，具备收费的条件。举一个例子，一个小区有50户居民，假设每天产生生活垃圾50袋，生活垃圾处理BOT模式后，经营该项目的公司每天将到小区，每户上门收集处理这批垃圾。（笔者在重庆生活情况来讲，每户都把垃圾袋装密封，放置门口）按收费标准是按重庆市2004年修正的《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管理办法》实行，城市居民按照每户每月8元钱缴纳给该公司。这8元的收费便是排他性的体现。假如A户不愿意交费，垃圾收集工便不会上门收集，这样A户有如下两种选择：1，自行将垃圾放入小区垃圾房内，8元便成了自己的机会成本；2，照样把垃圾放置于家门口，这样会造成许多麻烦，如邻居投诉，影响住房环境和社会和谐。然而8元的垃圾处置费，对于重庆居民来说，情愿交这笔费，给自己省下麻烦。

生活垃圾处理BOT带来了很多各方面的好处。

私人部门方面，第一，参与项目建设，扩大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开辟了新的市场以及新的融资途径，保证了新的利润的获得；第二，投资方通过BOT,带动了其他硬件设备的使用，扩大了设备销路。比如垃圾转移环节中的垃圾车和处理环节中，垃圾填埋场中的垃圾压缩机和焚烧发电厂中的焚烧炉，发电机等。

社会外部性方面，第一，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品质，改善了城市居住环境，对市民健康带来好处。第二，通过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市场化这一方式，维持了经济可持续房展，垃圾焚烧发电处理对垃圾资源化的利用，节约了资源又创造了电能。第三，提高城市基础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BOT后，由于全过程的透明化，为获得高利润，私人部门必然为了利润而加强生产管理，提高效率，这解决了曾经的效率地下问题。（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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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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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611 文献标识码： A

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人们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及自身的居住环境。面对新生活方式的涌现，人们不仅需要创造悦目的环境，而且需要创造健康、生态、安全的环境。一些设计师本着社会责任感，意识到生态在景观设计中必须得到重视，将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兴起了人与自然“互依共存”的生态主义思想，并开始了探索与实践之路。

1 相关概念阐述

1.1生态伦理学的概述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素，追溯到人类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源头及进程，它广义的表现为对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认知方式[1]。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在这里价值观念既指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又包括作为人们评价和选择决策方案依据的价值准则[2]。因此，生态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和要求，首先就在于强调生态环境的重大作用，强调重视和维护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生态伦理学提出自然价值的明显意图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价值问题的习惯性、偏颇性理解，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论模式[3]。具体就是：既承认人的尺度，又承认物的尺度；既看到价值的主观性一面，又看到价值的客观性一面；既承认自然物对人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物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

1.2 生态伦理学与景观设计的结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的建筑以及景观设计都没有考虑与环境的关系，当时的设计师认为设计就是一种自我个性和名气彰显。而设计与环境的关系被人们所忽略。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环境问题传统的设计方法已显得捉襟见肘，思路枯竭，想要有突破，必然要有创新。设计开始涉足更宽广的领域，打破了原有的界限。生态开始拓宽景观设计的思路，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新的生命。

2 景观设计的发展与价值

2.1景观在城市中的发展

2.1.1景观的由来

景观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的旧约圣经，它是用来描写所罗门皇城耶路撒冷壮丽景色。这一最早的景观含意实际上是城市景象。景观的设计与创造，实际上也就是造城市、造建筑的城市。

2.1.2景观设计面临的问题

工业社会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环境问题同时也开始显现。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它所提供的机会，这些机会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与灵感从而实现一个真正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2.2 景观设计的发展现状

时代变化加速了景观设计观念的更新及知识的老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生态学为代表的景观科学化设计在不断发展着，生态学的观念影响着景观设计的理念。生态化景观设计[4]突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的减少负面效应，进而改善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良好的景观环境。 现代景观正在蓬勃发展，从人居环境到自然环境，从公共空间到私密空间，从商业地产到文化建筑。各种观念和风格层出不穷，互相糅合。艺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都给景观设计带来丰富的面貌。但是景观设计也面临着重复、环保和环境影响的各种问题。自然无疑给寻求表达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

2.3生态景观的发展价值

从景观设计学的定义来看，它与土地有着很大的联系，生态学思想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景观的这一审美内涵上的递变，也明显地反映在景观保护、设计、创造的态度上。如今景观的意义不仅是对人文的崇拜，更是对地域性及居住理念的尊重。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美学的引领下走向形式、功能、思想内涵的更高层次的统一[5]。景观设计，是对人类生生存的土地和生存环境做直接的规划，生态景观无疑对景观的发展给出了最有意义最深远的前景。

3生态与景观设计之间探索

3.1景观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设计，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己任。与以往造园相比，根本区别在于，现代景观设计的主要创作对象是人类的家，即整体人类生态系统；其服务对象是人类和其他物种，强调人类发展和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也提出了可持续景观。

3.2生态意识下的生态景观设计

“设计”是有意识地塑造物质、能量和过程，来满足预想的需要或欲望，设计是通过物质能流及土地使用来联系姿态和文化的纽带。好的设计看上去就象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场地原有机理的一种延续。参照西蒙兹和斯图亚特•考恩的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以为设计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

基于空间形态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现代设计师是否能在设计中充分的调动和运用生态意识。不是在于刻意创新, 更多的是在于发现, 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

3.3 生态与景观设计的创新

工业化带来一些追寻个性张扬、表现自我的理念新思。工业之后，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景观设计中，把生锈的高炉、废旧的工业厂房、生产设备、机械视为工业生产在大地上留下的艺术品和人类历史上遗留的文化景观，并看作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这些工业遗迹作为一种工业活动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

如今的设计又开始了一次思潮的回归，在设计和布局上开始借鉴自然，融合自然。在景观设计中，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巧妙地借用材料肌理、色彩与植物配植，创造出统一协调、优美而又富有个性的环境空间。崇尚自然这是传统的美学观念。

无论哪种思潮设计，都可以在以生态为原则上有所创新。著名的实例有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中的金属广场，正方形钢板按正方形网格铺装场地，现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今天的生机与十年前钢铁厂区的破败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该公园的改造为德国城市生态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启发人们对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含义与作用的重新思考，推动了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的浪潮。它从另一个方面也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贡献和启发。

结语：生态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内在和本质的考虑。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资源合理利用、挖掘新材料和新技术、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需要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作为新一代设计师应该积极思考，努力实践为景观设计的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徐嵩龄.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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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等较早使用了“经济伦理”一词。其中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来源于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依赖性，即看不见的手。而韦伯在考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时对经济伦理做了如下阐述：“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具有合理的记账、合理的技术和理性法的那种合理的永久性的经营，但也不独是这些。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后来，韦伯又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多次使用“经济伦理”一词，但始终未下过确切的定义。至今经济伦理在国际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我国学界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或者说是人们从道德角度对经济活动的根本看法；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伦理是在经济领域中，一定社会或阶级用以调节个人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社会团体与团体之间利益关系且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意识、规范及行为的总和；第三种意见认为，经济伦理就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并对其评判和制约的道德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产生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观念；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的认知和评价系统。上述观点都从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经济伦理的内容，但尚有局限性。因为它们都忽视了经济伦理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经济制度伦理。如果经济制度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个人的道德行为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相反，如果经济制度结构合理，符合道德精神，那么，即使某些个体存在不道德行为，它对社会的危害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伦理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来，它涉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问题，涉及处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相互利益关系中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道德评判。由此，笔者将经济伦理定义如下：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制度合理前提下，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涌动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股大潮，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密切结合我国的经济现象与经济生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进而实现区域金融生态平衡，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

二、区域金融生态与经济伦理

从2006年春季开始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下半年全面爆发――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二战后的又一次冲击。本次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危机，进而演化升级为全方位的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残酷的现实下，金融生态已经摆脱了仿生概念的抽象化探讨，诚如周小川行长所说，“金融生态”这个比喻，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这个词能形象地表述中国金融风险复杂的形成机制。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对区域金融生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滕春强（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区域金融生态不平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指出：区域金融生态是由既定的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苏宁（2005）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的假设，认为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是人类社会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与动机。在其后来出版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斯密又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斯密认为，在经济行为中，人们是从利己心出发的，因此应该从人们的利己心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世界。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区别与对立亦称为“亚当?斯密问题”。

金融活动中，金融活动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种活动，具有明显的“经济人”特征，同时这种逐利的活动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作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不能共赢条件下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应该承担作为利益关系方相应的伦理责任，践行伦理准则，维护金融生态的健康开展。这实际上是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金融伦理规范的要求，是金融活动主体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其中最主要的是信用准则和公平准则，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促进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发展。

信用准则是区域金融生态的重要准则，是金融活动的基础，是现代金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信用是以诚信为内核，互信为前提，信任为归宿的制度，各种金融借贷活动是信用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由于我国金融信用体系构建的滞后，在金融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信用危机，体现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票据市场等方面，均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损害金融信用准则的现象。在信贷市场上，许多已经贷到款的自然人和法人利用转型时期我国金融制度的漏洞以及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制造大量呆坏死账，以此逃废银行债务，侵吞银行资产，使银行资产萎缩、自身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增加银行的风险；在资本市场，2001年以来，以重庆亿安、银广厦、蓝田股份等为代表的中国多家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联手制造了多起“金融黑幕”事件：在重要报告中虚报利润、隐瞒重要信息、虚假信息、伪造凭证等，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票据市场上，出现多种票据欺诈的行为，导致商业票据在金融交易中失去应有的作用，即不利于企业间的交易，同时又妨害了银行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自身也存在诸多损害信用的做法：比如，为了逃避审计与监管，擅自伪造和虚报各种会计数据，不进行规范经营；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进行不正常揽储或向客户推荐高风险的业务与产品；或者与其他机构沆瀣一气，进行违规造假，扰乱市场秩序。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践踏，急需重构金融健康发展的信用制度。

公平准则是金融活动主体公正平等履行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准则与行为方式，金融活动主体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在金融活动中必须公正平等地进行金融交易，是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博特赖特研究指出：“只有当市场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时候，人们才会积极投入到资本市场中去，因而作为效率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公平性具有一种伦理价值。”金融市场中存在种种不公平现象：欺诈与操纵、不对称信息、不平等的谈判力量以及无效定价，这些使个人投资者和社会成员在金融市场运作中处于不公平的待遇。在各种金融契约关系中也存在因为委托与产生的各种不公平的交易，金融交易中经纪人应按相关的规则履行他对客户应尽的义务，而不能利用其专门的金融知识或信息为了自己的私利进行工作，以避免各种利益冲突。否则，对于委托人或被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经纪人在委托或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无疑增加了诸多的交易成本，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也增加了金融活动中的伦理风险，严重的可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金融活动中公平是相对的，单玉华称之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多种体现：形式上公平，内容上不公平，甚至形式上公平掩饰了内容上的不公平；规则上是公平上，但可能制定规则本身不公平；参与主体本身身份地位导致的不公平；金融活动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进行的不公平的投资区域选择如“圈红”等等。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在我国金融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也显示了在我国加强金融伦理规范的必要，进一步构建公平合理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三、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问题

1.我国金融资产质量地区发展不平衡，抵抗风险能力差。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资产质量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则较低，其中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地区尤为严重，2003年，2004年连续被评为E级，致使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金融生态系统不能良性运转。

2.地方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权利被放大，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形成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在分税制以前，主要表现为擅自减免企业税收、将预算内收入转移为预算外收入等；在分税制以后，则表现为鼓励企业拖欠中央税款、谎报收入基数以及鼓励地方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等。其结果是造成地方财政举步维艰的困境。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将眼光投向金融资源――争夺区域内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资源。

3.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中小企业融资难，造成银企关系紧张。以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西部地区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给金融机构造成大量的呆坏账的同时，也给中小企业和个体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影响。

4.国有金融职能没有发挥作用，为民间融资提供了过多的土壤，对金融机构产生冲击。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者在创业资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采用民间融资方式进行补救，来满足需求，虽然促进了民间融资行为的发展，由于民间融资在借贷程序、利率、违约责任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规范问题，对区域经济及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四、改善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

鉴于要素贡献弹性系数直接反映各要素的变化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力的大小。所以引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贡献弹性，对于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本文引入了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的分析，该报告通过对50个大中城市样本形成的立体饼图的要素贡献弹性，可以看到：城市法治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四分之三左右，足见它们是决定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优劣的最重要因素。

结合此成果，对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如下。

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营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按照有利于金融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结合地方实际，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到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宏观环境下通盘考虑和安排，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制定出系统可行的规划和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使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活动循序渐进，逐步达到预期目标。

2.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营造以资本市场为主，货币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在积极运用股票市场融资方式解决各地区的资本筹集问题的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的组织体系，加快货币市场的基础建设，积极建立灵活有效的融投资体制。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与实现市场客体多元化同时并举，以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工具，从而满足不同融投资主体的需求。

篇（8）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信息化及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使各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缩短了人类生产生活需品的时间，拉长了人类的自由时间。在我国，由于经济的迅速增长，人们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5天工作周制及三个节日长假制度，使人们有了更大的经济能力和更多的自由时间来用于休闲，并且开始发展高品味、高层次、高质量的健康、向上、轻松、从容的生态休闲。对于生态休闲的定义和生态休闲的本质问题，尽管目前也有学者提出，但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进行深入地研究。生态休闲是建立在休闲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融入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或者可以说，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暂时放弃人类特有的、以人类为主体的观念，接受自然和感受自然环境，使身心处于“无为”或零度心态的状态。生态休闲的实质是对自然的感悟和对生态环境的体验，作为休闲的一种特殊形式。

1 生态休闲的伦理属性

生态休闲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休闲、绿色休闲、原生态休闲，同时也是一种高质量休闲。因此，生态休闲应当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兼顾休闲相关利益群体。伦理属性是生态休闲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生态休闲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生态休闲作为大众休闲的更高级形式出现，所反映的是对传统大众休闲批判反思的结果。人的休闲活动有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以解除体力上的疲劳为价值取向，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为价值取向，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价值取向，以追求享乐为价值取向等。但只有建立在使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道德价值取向基础上的休闲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态休闲。杰弗瑞戈比曾把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重新定义休闲”的基本方面。那么，人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发展的条件？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关键。尤其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消耗，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困境的今天，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就越来越成为人们满足休闲需要，提升休闲质量，并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生态伦理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揭示了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指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休闲中的道德价值意义。

其次，生态休闲概念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如何的概念，而是一个应该如何的伦理概念，这是生态休闲与其他休闲形式如艺术欣赏、聊天谈心、旅游、娱乐、购物、园艺、阅读、健身锻炼等传统概念的重要的区别。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休闲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为一体的意境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自中国古代，休闲就“崇尚自我心境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融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推崇静观、独处等宁静的状态”。但中国古代休闲对人与自然交流与融合的追求，与今天可持续休闲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为一体的意境追求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追求修身养性，“人依木而休，使精神的休整和颐养活动得以充分的进行，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而后者则是社会迈向后工业阶段过程中提出的要求，是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自觉要求。

最后，生态休闲是对传统休闲的道德修复，或者说是休闲者和休闲利益相关者义务和责任的追加。在社会迈向后工业阶段的急速变迁中，影响休闲质量的诸因素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置换，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使自然环境因素在休闲质量结构中的地位突出。休闲的可持续伦理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为人们认识休闲质量，确定追求高质量的休闲目标，评价并规范休闲行为，提供了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我们应该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态价值、存在性价值，即在维护整体生态系统完整性、物种多样性与不断优化中的作用。这种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经历漫长的地质年代，在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依靠自身创造出来的，它对于维护整个系统的存续、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正确定位自然界价值的基础上，可持续伦理进一步要求人们珍惜和爱护地球上的生物，尊重并维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因此，人类必须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协调出发，自觉承担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促进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义务；自觉担负起保护自然界，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的生态责任。

2 生态伦理道德观为生态休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伦理支持

生态伦理的道德观念体系包含和谐自然观、可持续发展观及生态消费观，生态休闲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它对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培养人类对后代的生态责任感和生态伦理观有引导作用。因此，生态伦理道德观对生态休闲的构建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1 生态伦理包含的和谐自然观有利于确立人与自然平等的环境道德观

生态伦理的和谐自然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破坏大自然，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们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

生态休闲提倡回归自然，因为人类的生存从物质到精神都离不开自然，而今天的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在无知和贪婪之下，人拼命掠夺和滥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匮乏，生态退化，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化。大自然中体现生命力的“绿色”正在丧失，环境意识觉醒的人们渴望到原始优雅的自然中，享受生命的绿色之美，绿色化。杰弗瑞戈比认为，“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如果空气更加清新，树木不再被砍作木柴，机动车和大货车不再制造大量的噪音和尾气，环境不再因为人类的能源消费而发生大的变动，那么社会休闲活动的质量将在这种环境下得到很大的提高。”如今的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在回归自然、涵咏自然中体悟宇宙之道和人生至境。近年来不断呈现的农家游、郊区游等生态休闲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即便是一些现代人造新景观，也都在不同程度地着意营造人与自然相谐的环境和氛围。例如上海郊区最大的旅游度假区太阳岛，高尔夫球场、室外网球场、田园式度假村等一流的休闲娱乐设施，与鲜花、绿树、流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因此，休闲者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尊重大自然的价值，爱护自然生态环境。确立新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调节功能，合理协调旅游者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使休闲活动符合大自然的规律，进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2.2 生态伦理的可持续发展观有利于建立生态休闲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道德观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系统的规律性，摒弃以往那种只顾产出、不顾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方式，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蕴含着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不言而喻，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指导使人为干预自觉地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

生态休闲是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体现，强调整体和全面的理念，在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过程中，人们应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思维，即人与人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当前与未来的协调。休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关注人、关注人的祖辈传流的历史文化，也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人们应该增加对休闲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的理解，加强生态意识和伦理观念，建立起对休闲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的保护意识。休闲管理者以整个地区协调的区域规划为基础，对休闲地区进行针对性的开发，在保护当地厚重的自然遗产和优美的人文景观的基础上，适度发展休闲资源，保持休闲地的绿色生机；同时重视生态环境承载力，自觉将游客限制在承载范围内。因此，管理者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问题，还要关心生态环境问题，即要实现该地区的生态化发展。此外管理者还应注重培养游客的环境意识和环保观念，爱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美，使生态休闲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3 生态伦理的生态消费观有利于树立生态休闲的生态消费观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消费问题很少被上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来加以重视。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人们充分意识到，正是由于在消费问题上缺少规范和约束，才使得人们对自然环境破坏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提倡合理的、健康的消费是生态休闲环境伦理的重要规范内容。

生态休闲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既有物质消费的内容，又有精神文化消费的内容。生态休闲提倡合理、健康的消费，反对奢侈浪费：一是以精神消费为主，适当辅以物质消费活动。在生态休闲中，参与该项活动的人群主要以获得生态感受、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丰富精神境界为目的，因此其消费活动主要把满足精神需要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要与满足精神生活需要的要求相适应；二是生态休闲者在参加生态休闲消费活动时，不应把这种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的爱好，进而尽情地大肆消费或奢侈浪费，而应遵守“绿色”消费的行为准则，将生态休闲视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手段，努力使休闲消费行为不破坏生物系统的良性循环，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真正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

总之，生态休闲必须建立在生态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要求休闲的参与者包括开发者、经营者与休闲者都能在享受环境、认识环境的同时，共同开发其内涵的、丰厚的道德底蕴，为生态休闲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伦理支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惠娣.休闲——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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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5）04-0006-07

一位专业的教师可以让学生投入于学习历程，可以协助学生在学习历程中看到教师对于学生的关心，而且也会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以及解决问题[1]，这样对学生学习与生活有所影响的好老师，是令人尊敬且可获得社会专业地位的。所谓“好的教学”（goodteaching），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采取符合道德规范的适当行动，激励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是以，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必须符合道德规范。教师应该具有的教学实践之圆熟特质，包括教师透过学生间接线索诸如姿势、言行举止、语调、肢体动作等，掌握学生的想法、理解程度、感情、欲望等等，这样，教师能很快理解且及时掌握学生的动机、可能因果关系[2]。教师知道如何从社会与文化背景理解个别学生的个别状态，同时教师知道可能的限制，也能够了解对学生期望的运作[3]，这是一种从信念转化到行动的历程。综上，教师必须具有开展学生有权学习的道德意识，各种决定也都必须遵从教育道德，俾利进行适切的伦理决定[4，5]。因而，教师工作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事业，教师必须养成具有价值性的理解能力，而非仰赖教师的忠诚度或人格特质，以完成教育上的道德价值[6-8]。

1）教师工作是一种道德事业。基于教师工作是一种道德事业，教师必须进行道德判断。教学工作是复杂的，需要教师的圆熟判断智慧来处理复杂且不确定的情境[7，9-11]，教师进行决定的伦理依据是影响学生学习的关键[12]。因此，教师判断规则的依据，必须能引导教师朝向良好的结果，使得学生能在安全且支持的环境下进行学习活动。而此判断的规则引导，便是教师伦理，或称专业伦理，或称伦理守则。换言之，教师必须对身为教师这个专业承担伦理意识及道德责任，使之成为专业地位，而教师伦理判断便是引导教师在学校现场中，面对问题能进行符合教师专业形象的决定。

2）教师工作须运用伦理推理判断。由于教师符合教育道德规范的伦理推理判断对于建立教师专业地位与良好师生关系相当的重要，因此，教师在与学生相处以及营造历程中的任何判断，如有任何不具价值或意义的伦理判断，都有降低判断后续营造专业形象与学习氛围之效果。但是教师与学生以及营造任何环境所发生的情境，因时间、学生、脉络、事件等等不同而无法复制相同情境脉络，致使教师在进行任何判断时所涉及到的伦理议题，都仰赖验证关键讯息之敏感度

[13]，俾利教师进行有利于学生的伦理决定。此伦理决定新手教师和经验教师是不同的，尤其是经验教师在累积多年的教学经验后，拥有班级经营知识结构[14]，而且对问题的深层结构具有敏感度，程序性知识技能与策略也都比新手教师有效，也较能辨别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信息[15]，而且有经验的专家教师在学科与教学知识、教学反省、学生身心发展方面的知识都较新手教师广[16-20]。综上所述，新手和经验教师在伦理推理的历程中有所不同。

3）探究新手与经验教师的伦理推理差异。为了解新手和经验教师在伦理推理的差异，本研究运用出声思考方法，分析案例教师伦理推理历程，建构其假设演绎认知模式以及依据Kohlberg的道德认知发展层次分析案例教师的道德层次，试图分析出发展教师伦理推理之原理原则，以作为师资职前教育之参考。具体而言，本研究目的包括：（1）分析新手教师和经验教师伦理推理历程；（2）比较新手教师和经验教师伦理推理历程的差异；（3）归结研究结果并提供相关建议。

1 文献探讨

1.1 教师伦理推理之定义

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ty）存有差异，综合分析中西方学者的论点，区分伦理系指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具有社会关系与群体规范之意涵；而道德系指个人层面，系指个人具有的规范要求，趋向于人格的完美[21]。由于教师专业必须提供他人专业服务，促使本研究系以伦理作为研究的主轴，探究教师在不确定情境下进行伦理推理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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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68-01

谈到可持续设计的时候，人们会联想到环保设计，可持续设计是对环保设计的进化完善，也与环保设计中包含的设计师社会责任一脉相承，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对一件产品的关注还是对一个更大的解决人类问题的系统方法的关注。米兰理工大学曼兹尼教授的诠释是这样的，“可持续设计是一种构建和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的策略设计活动。与‘环保设计’不同，可持续设计对‘解决方案’的寻求主要是针对整个生产消费循环，而非只侧重于生产方面。它讲求利用系统式的产品和服务整合和企划，以‘效用’和‘服务’去取代物质产品为最终目的，例如以洁净的衣物去取替洗衣机的需求。”可持续设计是可持续方案的策略设计，它指向的是整个生产消费系统，而不仅仅是生产方面，它讲求利用系统式的产品与服务整合和企划，以效用和服务去取代物质产品为最终目的。可以看出这个定义从产品为导向转向了以问题的解决为导向。

那设计和伦理怎么扯上关系的呢？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为设计的定义是“设计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质。”设计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性预设了设计活动是可以在一系列的可能性之中做选择的，即自由和空间是设计的基本特征，与设计同时存在。在这样的选择空间中，会有好的选择和坏的选择，若说与好坏或对错相关的道德准则就是伦理，那设计师职业本身面临的选择实际是一场伦理选择，设计师实际做出的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以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导向，可持续设计本身就包含着伦理的价值判断，可持续这个定语已经表现了设计的偏向。

在设计界最早提出设计伦理的是美国的设计师维克多・帕帕奈克，他提出的设计要对环境的恶化负责这一观点，将新的元素带入了设计的语境，他还呼吁应关注自己从业领域之外更大广阔和真实的世界，因为那才是问题和表象的真实根源所在。而实际上设计行业在西方社会产生之初就充满了伦理上的支撑，当时的怀抱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设计师们在欧洲各国进行现代主义设计的探索和实验，直到美国开始了为企业服务的工业设计运动。但无论主观的伦理动机多好，客观来说，设计在这一世纪以来对自然环境和资源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消极的,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幸福的观念发生的误解。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就是追求幸福的方式，造成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和环境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主流的以物为基础的幸福观念，当人人都追求同样高物质消耗的“更好”的生活的时候，可以构想两种极端的后果，如果实现，那么地球生态资源无力承担，如若不实现，人类的矛盾冲突也会加剧。

谈到如此主观的幸福，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伦理问题，就是如果要求这个社会来肯定或接受某一种幸福而不接受另外一些，就会给其他人强加一些价值观，这样是否就没有尊重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目的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并不如此认为，作为目的论者（Teleological），他认为我们判断一个事物绕不开判断这个事物的目的，不可能对事物保持绝对中立的状态。设计的价值也不是中立的，设计在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面前，需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一部分。在2010年CUMULUS上海大会上与有明确价值取向和针对性的DESIS签订了正式的战略合作联盟，这可以看作全球的设计朝向可持续设计的重要转身。

不光从自然的破坏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存这一角度，自然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印度教、佛教和道家都认为自然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不是从属于人类，供人类操作和控制的事物。而柏拉图的二元论认为外部世界为真实世界的影子摹本，真实的世界在“理念”之中，人的理性可以使人进入真正的理念世界，因为认为人类独立并优越于外在的世界和自然。这样崇尚理性和推理也使科学和科学进步成为可能，但是也正是在科技的力量大到前所未有的、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时候，人们开始从极端的自我膨胀，开始意识到科技的边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并在各个专业领域得到研究，包括在设计领域。

当前“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观念和路径，新的幸福观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应该建立在社会文本和综合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基层社会创新是转变幸福观和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由此，可持续设计的伦理观念是设计师重新反思和定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通过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和策略设计为人们可持续的幸福观和生活方式提供机会的观念，设计和设计师能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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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伦理；系统分析；价值函数

1.张华夏的社会系统伦理分析

张华夏在其《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一书中，定义了广义价值“：复杂系统在与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能通过自我调节(自动控制)、自我维持或自我修复，使自己在环境中保持稳定性和亚稳定性；而当外部环境的干扰超过一定的稳定阈时，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通过分叉和突变，重新组织自己的实体、过程和相互关系，从旧的稳态进展到更能对抗外界干扰的新稳态。

这样，系统的自稳定、新的稳定、目的点、目的环、吸引子、等终性、目标状态等等就成了复杂系统的客观的目的，达到目的的系统所依存的条件以及系统所采取的状态与行为就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这里，目的和手段都是用系统论的、客观的语言加以描述的，而不是用心理学的、主观的语言来加以描述的。在这里，系统的目的，就是该系统的内在价值，而系统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成为它的工具价值。”[1]张华夏在其广义价值定义的基础上，探讨了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价值，以及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2]张华夏分析了五种不同社会系统的价值和对应的伦理。并且为自己提出了伦理学目标，这就是要协调这些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由于我们将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看作是一个达到一定目标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系统，这样不同的群体依它们的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共同体利益，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价值的差异、价值的冲突，需要进行协调。”[3]为此，张华夏提出了他的“多元伦理原则的调节平衡”说，提出调节社会生活稳定性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四项基本伦理原则：R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R2功利效用原则；R3社会正义原则；R4仁爱原则。[4]张华夏通过加权系数来协调相互冲突的伦理原则，他给出了伦理主体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V(A)=αVa(R1)+βVa(R2)+γVa(R3)+δVa(R4)其中，Va(R1)表示该行为的生态价值，即该行为因符合环境保护原则而带来的伦理价值；同理，Va(R2)表示该行为的功利价值，Va(R3)表示该行为的正义价值，Va(R4)表示该行为的仁爱价值。系数α，β，γ，δ分别表示这四项价值在总伦理价值中的权重。它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数值。

张华夏的系统伦理学对个体的要求，实际上是社会系统对于个人的伦理要求。“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健全的社会，而我们的个人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健全的人，科学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都应该同时得到兼顾。我们应该是科学人、经济人、政治人、伦理人、生态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5]我们再用一段原文来清晰表明张华夏的伦理学属社会伦理学：“所以R1-R4的作用是导致社会内部环境的稳定(Homeostasis)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如果R1被违反，社会与自然平衡破坏。R2被违反，社会总体福利得不到保障，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不稳定。R3被违反，人民自由与权利被剥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出现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社会不稳定。R4被违反，社会成员间无爱心，社会也不稳定。所以，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系统的四个序参量。这四个序参量是协同的又是竞争的，由此而决定社会的自稳定、自组织的状态。”[6]我们认为，张华夏的社会系统伦理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为个体系统的伦理分析提供了一把钥匙。但很可惜张华夏并没有将他的系统伦理分析向个体系统的伦理分析深入地拓展,而这种拓展意义重大,会为伦理学注入新的活力。

2.个人伦理系统分析

不言而喻，人类个体完全符合张华夏的广义价值定义，因而个人系统与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一样具有其独立的价值系统和价值函数。

马克思既重视人的自我价值，也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认为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两个方面：即自我（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即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个体行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即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7]，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的活动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价值属性，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的前提，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8]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和发展，人的创造活动已经超出了本能的满足自身的需要，包含着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属性，因此，社会价值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个人价值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价值V(S（)SocialValue）和个人价值V(I)（IndividualValue）。其中，社会价值部分我们仍采用张华夏的四个价值分析，只是符号由R改为S：

S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一个调节社会基本结构、调节社会与自然动态平衡，以及调节政府与公民的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必须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利奥波尔德原则。

S2功利效用原则：一个调节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以及调节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与行为的准则是正当的，它必须趋向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原则。

S3社会正义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大体上有利于最不利者。一种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康德———罗尔斯作为公正的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自由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和适度差别原则三者。对于他们的适度差别原则，即最不利者也受益原则，我们加以弱化，并不要求毫无例外地执行，只要求“大体上”如此。

S4仁爱原则：一种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就必须促进人们的互惠和互爱，并将这种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从人类推向自然，否则它就是不正当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称为基督-孔、孟博爱原则，这个原则可能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的“仁者爱人”，“泛众爱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后来儒家道德家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仁爱原则的很好的表述。

我们另外设了三个个人价值变量：

I1个人功利原则：包括个人的名誉、地位、收入、尊重、友谊、爱情、权利、自由和自我实现等。我们大致可以将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个人的五种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作为个人功利价值。[10]这五种需要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呈金字塔形。具体内容为：①生理需要，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本能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包括摄食、喝水、睡眠、求偶等需要。②安全需要，是生理需要的延伸，人在生理需要获得适当满足之后，就产生了安全的需要，包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侵害，身体健康有保障等方面的需要。③社交需要，是指感情与归属上的需要，包括人际交往、友谊、爱情、为群体和社会所接受和承认等需要。④尊重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和受人尊重两种需要。前者包括自尊、自信、自豪等心理上的满足感；后者包括名誉、地位、不受歧视等满足感。⑤自我实现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人有发挥自己能力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的需要。

I2个人义务原则：个人必须对自己做出一定行为或不得做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包括自尊、自爱、自强；不自杀、不自欺、不自虐、不自渎、不自弃、不自曝等。个人义务是个人对自身所应当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个人对自身必所为和必所不为的规定。

I2个人美德原则：指个人高尚的道德行为和优良的道德品质。不同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古希腊奴隶主把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个作为主要美德。中世纪基督教提倡信仰、希望和仁爱三种基本美德。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孝、悌、忠、信四种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是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美德，同时肯定勤劳、勇敢、节俭、诚实等历代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

这几项价值是相互交叉的：包括社会价值之间的交叉。如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与功利效用原则之间有交叉，环境保护好，自然也会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个人价值之间的交叉。如个人义务原则与个人美德原则之间有交叉，自尊、自爱、自强既是个人义务又是个人美德；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也有交叉。如仁爱原则与个人美德原则之间有交叉，对他人的仁爱即与爱人民有交叉等等。

这样，我们就有了任意一个主体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K5Va(I1)+K6Va(I2)+K7Va(I3)其中，K1———K7为权重系数。它们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数值。

3.个人伦理价值函数的运用主体

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权重系数的不同，我们可以判断其价值取向。

（1）当数权重系数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变为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主体A就是一个忘我的社会道德实践者，一切以社会价值为重，而不考虑自己的私利。

一种行为能全部满足S1-S4，即能从S1∧S2∧S3∧S4推出，它就具有强的正当性，具有较高的社会伦理价值；而一种行为不能全部满足S1-S4，即它只能S1∨S2∨S3∨S4推出它就只具有弱的正当性，具有较弱的社会伦理价值。

（2）当数权重系数K2=K3=K4=K5=K6=K7=0时，主体A就是一个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1Va(S1)。主体A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自己甘愿牺牲，而且也号召社会其他成员做出牺牲。

（3）当数权重系数K1=K3=K4=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2Va(S2)。主体A就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为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不仅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同时，他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关注不足，而且可能是一个缺乏智慧、勇敢等品德之人。

（4）当数权重系数K1=K2=K4=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3Va(S3)。主体A就是一个纯粹的康德———罗尔斯正义主义者。它按照正义原则行事，同时，他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关注不足，而且可能是一个缺乏智慧、勇敢等品德之人。

（5）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4Va(S4)。主体A就是一个秉承仁爱原则之人。他不追求无差别的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更关注身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真心地爱着他们。他的爱随着关系渐远而逐渐淡化。他也不是康德———罗尔斯正义主义者，按照正义原则行事。而是从爱心出发，将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

（6）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5Va(I1)+K6Va(I2)+K7Va(I3)。主体A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以个人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既注重个人功利的增加，又注重个人义务和美德的提高。而把社会价值只作为外在的奖惩函数。

（7）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5Va(I1)。主体A就是一个典型的功利利己主义者。他以个人功利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个人功利的增加，他不仅不惜牺牲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人格、尊严。他把社会价值只作为外在的奖惩函数。

（8）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K5、K6、K7均不为0时，主体A就是一个兼顾个人与社会价值之人。其总伦理价值函数为：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K5Va(I1)+K6Va(I2)+K7Va(I3)他既把社会价值作为内在的价值函数，又将个人价值作为内在的价值函数。他在判断一种行为的正当性时，全面权衡各个分价值的大小和权重。马克思认为，完美的价值实现是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1]由上分析不难看出，当我们把个人当作最小伦理系统单元时，就必然会将复杂性带入伦理学中。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函数，这样就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虽然伦理学家不可能研究每个人的不同的价值函数，特别是每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不同的价值函数，但仍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个人伦理价值函数中找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此外，当我们把个人当作一个系统时也必然会将动力学带入伦理学中。既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伦理的形成与演化必然要受个人伦理形成与演化的影响。而多样性的个人伦理价值冲突又具有动力学性质，研究这种动力学，对于理解社会伦理的形成与演化，预测其发展方向也许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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