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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业务是以真实的贸易背景为业务基础的,具有业务自偿性的特点,只要充分掌握了信息流,能够确定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可以实现货物流和资金流的封闭式运转,在大多数情况下便可以实现货物资金的按时回笼,保障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在通常情况下,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性应比大多数人民币信贷产品要低。这是该项融资业务与其他传统信贷业务产品相比的最大特点。因此,国际贸易融资的信贷政策不应与其他传统信贷产品一致,金融机构应制定相应的国际贸易信贷管理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政策倾斜力度,对具有贸易融资需求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实行系统性的管理,在有效规避信贷业务风险的基础上达到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目的。首先,对于中小型对外贸易企业的国际融资业务,银行在融资业务申请流程和准入条件上应提供一定的便利,保证融资的时效性与业务相匹配。国际贸易受市场形势变化影响较大,其获得市场机会的大小程度与国际商品价格的涨跌幅度成正关联,一旦国际市场出现获利空间,就应尽快锁定价格完成交易,以免错过最佳的交易时间。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该与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等传统人民币信贷产品也有不同之处。国际贸易融资类产品重点关注的并不是企业自身的抵押担保强度,而是企业单笔业务的贸易背景真实性、结算方式的风险性和贸易双方的履约信用记录。因此,金融机构应针对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业务特点的信用评级以及授信管理制度,提高业务办理的时效性,加强业务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降低对其须提供较高价值的抵押品的硬性要求,为其提供合适的、专业化的和全方位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抓住市场机会,获得发展良机,推动银企之间的良好合作与持续发展。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应对中小型进出口贸易企业实行系统化管理,在国际业务管理部门或者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设立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国际融资业务的管理团队,负责与中小型贸易企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研发,并在团队内设置专门负责考察评估中小型进出口贸易企业风险的专业人员,能够实现与信贷审批部门及时有效的业务沟通,保证业务的时效性;在各分支机构的考核指标中加入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发展银行与进出口贸易中小企业合作机制提供组织架构上的保障。
二、建立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体系,加强国际业务人才的培养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金融业发展和贸易行业的发展更是遥遥领先,进一步证明了马太效应的科学性。从商品的结构来分析,倘若一个国家的金融行业越发达,从而对该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贸易的发展越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样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产品;然而对于那些金融行业较落后的国家,对该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优势。显而易见,金融行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该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便完善出口贸易结构。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强金融市场的开放,社会经济得到了显着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美国在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影响,信贷危机由美国扩展到了全球很多国家。当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美林银行被贱卖等等,从而向我们证实了金融危机的危害性。随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上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加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由于美国很多银行濒临倒闭,在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下,国际贸易的结算也不能够独善其身。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严重影响到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风险、国际结算以及国际贸易融资都是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的范畴内。通常,国际贸易的金融服务不但能够促进国际贸易业务的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的融资成本,与之相伴随的风险和损失也大大降低,从而就有效地提高了该国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有关专家认为,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贸易自由化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这样就可以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从而更好地促进贸易的发展。在2003年Aizenman从理论上对国际贸易的开放与金融贸易化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总结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金融成本,从而促使了金融改革,也可以这样理解,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附加品。我国学者梁莉指出贸易开放是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沈能指出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呈现出均衡的关系。不管是从长远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来分析,我国的金融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国际贸易呈现出正相关趋势,同时具有因果关系。除此以外,认为在财政分权的状况下,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即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对外开放,政府加强干预金融体系会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等。
总而言之,从长远的角度来讲,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属于均衡的关系,同时也验证了我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均衡关系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尽管近年来我国的金融行取得了显着发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金融效率较低,与之相关的金融市场的制度较不完善,金融体系的效率会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就可以认识到金融的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要想更好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制定出科学且合理的金融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从而保证金融政策为国际贸易服务,促进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24
文献标识码:A
一、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势头,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同期,我国金融从改革初期几乎为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到2008年底,狭义金融总资产己达859916.2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86倍。金融结构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2008年底非货币金融总资产在狭义金融总资产的30%。金融发展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006年底金融中介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余额达到30156.39亿元,占GDP的10.02%。图1,图2显示了1978年至2008年末我国金融发展的概况。
图1 1978年以来
图2 1978年以来我国非国有
我国金融发展情况
经济贷款占GDP比重
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麦金农的M2/GDP指标,来反映我国的金融增长程度,这两个指标主要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金融体系的总量持续增加,金融体系的结构不断升迁,我国金融市场中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
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贸易顺差显著扩大。在这三十年,我国的商品进出口额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已从国际贸易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大国。
(一)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25639.4亿美元,增长了124倍。2004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万亿美元。1978年,我国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仅为97.5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我国商品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3949.3亿美元,是1978年的143倍。
(二)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显著增加,在我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78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1%,到2008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8%,而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49%增加到了2008年的95.2%,这说明我国已经走出过去那种仅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出口的结构性转变导致越来越多体现我国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保证了我国出口的持续增长。
三、我国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聚集资金,配置资源,支持外贸发展。
重点支持机电产品出口。建国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落后状态,党的以后,出口额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仍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1995年是机电产品出口的转折点,此后连续13年保持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地位。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由1978年6.59亿美元增加到了701 1.7亿美元,增长了1063倍,年均增长27.2%;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8%提高到57.6%。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据海关统计,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57 6%。2009年1-6月,全国机电产品进出口额达到5149.1亿美元,同比下降21.3%;其中机电产品出口3066.8亿美元,同比下降21.2%,在全国外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58.8%。虽然机电产品的高速增长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优势还是存在的,国家也实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复苏机电产业,目前,我国支持机电产品出口的政策效果正在逐渐显现。
贸易融资与贸易发展。1994年,我国对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相剥离,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新金融体系,同年,人民币双重汇率并轨。各家商业银行逐渐得到与中国银行平等的竞争条件,开办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由此得到发展,业务范围和品种逐渐增多,对这一时期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支持。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不断放开金融市场,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脚步迅速加大,其对中资商业银行业务冲击最大的就是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为应对来自外资银行的冲击,维护自身市场份额,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再度探索国际贸易融资新方式,将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组合起来,结合客户对外贸易的国际结算方式不断推出新的组合产品,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开始了蓬勃的发展。
(二)金融市场结构多样化,支持贸易发展。
建立出口信贷机制。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国家宏观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为扩大中国企业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主要是通过推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对外优惠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转贷等政策性业务的开展,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境内远期外汇市场。为促进外贸增长,亟待为企业提供回避和降低汇率风险的长期远期外汇市场。建立外汇远期交易市场是国际上通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成本不高而效果良好。目前中国允许中国银行进行贸易项下远期结售汇业务实际可以视为建立远期外汇市场的起步阶段。
货币互换协议签署,人民币迈出国际化进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央行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和区域合作,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多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至2009年4月,央行先后与其他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六份双边本币互协议,包括:2008年12月12日与韩国央行签署的1800亿元框架协议,2009年1月20日与港金管局签署的2000亿元正式协议,2月8日与马来西亚央行签署的800亿元正式协议,3月1日与白俄罗斯央行签署的200亿元正式协议,3月23日与印度尼西亚央行签署的1000亿元正式协议,以及3月2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的700亿元框架协议。目前,人民银行还在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央行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磋商。
总的来看,央行运用货币互换手段是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问题,将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在中国央行与有关货币当局签署的系列本币互换协议中,还出现了对货币互换的一些创新。如:将互换的有效期延长到3年,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些创新可推动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其运作机制是,银行通过互换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的进口商品,这样,在双边贸易中出口企业可收到本币计值的货款,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费用。在当前全球经贸增长乏力、外汇市场波动加剧、贸易融资萎缩的情况下,两种货币互换的内容创新,应可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的金融和贸易发展一直都在走一条逐步改革、深化发展的道路,僵化守旧的利率、汇率体制正在被逐渐的淘汰和修正,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经济金融化程度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增大,越来越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国内金融支持的条件下,我国的外贸进出口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自1993年以来连续16年保持了贸易顺差,贸易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虽然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依据30年来,金融和外贸发展的经验,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鼓励我国外贸企业的复苏和回暖。
(作者: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本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参考文献: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深入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立足点、阶段和路径,对于以最切合实际的方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在这里,“平衡发展”并不是指银行和资本市场在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而是指二者在功能上的动态均衡。
从金融体系的现有构成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以1990~2009年的平均值计算,存款银行资产与股票市场市值之比达到了2.9,这一比例不仅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等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国家,而且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高的,仅次于德国。从社会融资的角度来看,1997~2010年,银行长期贷款占到全社会融资的80%左右。可以预期,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这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特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出发,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需要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和出发点。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形成具有制度性根源和必然性,但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削弱了金融体系的弹性。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一个面向全球投资者的开放大国金融体系也需要建立起具备一定规模和深度的资本市场,来为日益扩大的跨国资本流动提供栖息场所。因此,在银行体系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并使其成为银行体系的重要补充,将成为中国未来平衡金融体系结构蓝图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一个与国情相适应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合理结构,二者之间的主次和配比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动态变化,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效率”和“稳定性”的平衡。除了银行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外,如果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动态实现机制以及制约条件,那么,一幅现代金融体系的整体图景还应包含以下有机联系的基本方面:在效率机制的安排上,诸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必须要有完善的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应该有相应的实现方式,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全面提升金融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原有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混业经营渐成潮流。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过时的分业”和“不成熟的混业”经营格局,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推进混业经营改革,不仅是按照国际标准改革金融产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业竞争的需要。此外,在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后,过去那种主要依靠管制手段保护国内金融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转移到自身竞争力的提高上来。因此,实行混业经营,让金融机构本身成为金融创新的主体,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在创新冲动得到有效释放,对于改革中的中国金融业而言,既是稳定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
虽然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金融体系发展深度不够以及金融机构内外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混业经营具体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稳定和效率的综合权衡。同时,为确保转型过程中的改革平稳过渡和更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混业经营具体模式的选择还要有利于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适度国家控制和渐进发展。因此,从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并重的角度出发,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实选择。在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下,经营不同金融业务的子公司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在金融控股公司经营内部形成了一道制度性的“防火墙”,个别子公司的经营失败不至于使整个集团遭受毁灭性打击。
从具体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应该遵循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所谓渐进式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要与相关金融法规、外部监管体系、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尤其是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的发展程度)等现实条件相结合,使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协调一致,有重点、有步骤地稳步推进,避免“一步到位”的跳跃式转变。所谓多样化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在遵循渐进发展整体思路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化需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产权主体、控股结构、发展层次等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要。
按照“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可以预期,未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静态来看,在这个体系中,既包括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也包括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动态来看,某些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或者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发展多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是要排斥专业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专业性金融机构也将是未来中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形成共同发展、互为补充的关系。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积极审慎地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国,积极参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账户的开放将成为金融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开放时机和开放模式,在充分发挥资本账户开放优势的同时,尽量避免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成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命题。
与很多国家采取的“名松实紧”的开放策略不同,中国目前的资本账户处于一种“名紧实松”的开放状态,即尽管在名义上对资本账户的许多子项目仍然保持着较为严格的管制,但实际中的资本账户管制却比较宽松。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在资本项目7大类40项中,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有5项,基本可兑换的8项,部分可兑换的17项,完全不可兑换的10项。换言之,中国75%以上的资本项目处于全部或部分可兑换的状态。根据国际经验测算,中国的资本账户将在2016~2020年实现完全开放。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能否在不影响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与该国所具备的国内外条件密切相关。资本账户的开放客观上要求该国必须具备以下前提: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能力、完善的市场微观主体、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法制基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尚不具备“一步到位”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因此,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依然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基本取向。
在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开放过程中的宏观金融稳定,适度的“开放保护”和合理的国家控制将是必不可少的战略工具。所谓“开放保护”,是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公益性、社会性、程序性等诉求为依据,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对国外竞争者设置制度化的市场障碍,以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实现对金融领域的局部性保护。所谓国家控制,是指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家金融控制权和控制力,实现对改革方向和进程的有效驾驭,防止国家力量大规模退出所导致的宏观风险。
当然,对于“开放保护”和国家控制的运用,依然要在市场原则的大前提下发挥作用,要在对旧有“行政性控制模式”进行深入检讨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控制手段和调节方式,既不能回到旧有行政计划体制的老路,也不能极端化发展为“国家干预主义”。总的说来,国家控制在金融改革中的运用,强调的不是控制本身,而是控制的能力和目标,以及这些能力获得和目标实现的合理方式。
全面完善泡沫经济治理框架,有效防范金融危机
1825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史表明,泡沫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最大公敌。近年来,围绕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化倾向。从历史经验来看,虽然任何针对泡沫破裂的事前预测都很难准确,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放任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不加以有效抑制,发生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和金融危机的概率将越来越大。
对于中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隐藏在泡沫经济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是要短期的繁荣,还是要长期的稳定增长?应该说,有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车之鉴,在这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大计的关键问题上,及早控制房地产泡沫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从更长期的政策视野和宏观制度设计来看,全面治理和防范中国的泡沫经济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全面推进中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改革,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双稳定”框架。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脱离任何一方面分离设置调控目标都将损伤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导致两方面的调控目标都无法实现。因此,为确保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应将金融目标和经济目标同时纳入政策视野,从战略上平衡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避免过度金融扩张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二,采取“中间偏右”的汇率范式,有效管理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诱发资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泡沫经济。应吸取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经验教训,通过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防范和打击各种具有不良企图的国际炒家和投机势力,确保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第三,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很难确保金融体系的宏观稳定,下一步的改革取向是将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与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水平的监管并重,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在新的监管框架下,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反应。
第四,统筹兼顾各种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协调配合构建有效政策组合。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多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就对应需要多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一直都是多目标的,因此,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统筹兼顾和协调配合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优化组合,避免政策叠加所带来的潜在冲突。
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应,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平衡。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重新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构。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制衡”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极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第五代国际货币体系”。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极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等条件。从英镑、美元、欧元、德国马克以及日元等国货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货币的国际化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从国内支付手段或交易货币上升为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二是从贸易结算货币上升为金融交易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三是从金融交易货币上升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时间上看,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
1.金融发展决定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模式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中重要的理论之一,主要用来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形成,国际贸易文献主要认为要素禀赋、技术、消费者偏好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这些文献对比较优势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们忽视了金融发展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由于行业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差异决定了其对外部融资需求的差异,因此,金融发展能够降低外部融资度高、无形资产比重低的行业的融资约束,显著地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Rajan & Zingales,1998;Levine,2000;Beck,2003)。Bardhan 和Kletzer(1987)通过修正传统的贸易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金融发展使得更多需要依靠外部融资的行业拥有比较优势,而制成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因此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工业制成品,而进口中间品和初级产品,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式则刚好相(Svaleryd & Vlachos,2002;Hur & Raj,2004)。
2.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流量
21世纪初以来,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就逐渐转向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企业之间只存在着生产率的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行为只受生产率的影响,只要企业的生产率超过临界生产率,企业才能支付出口前期巨额的固定成本,才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但在现实中,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企业的出口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Chaney(2005)首先将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与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在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流动性约束的异质性,指出了流动性约束也是制约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并指出融资约束只会影响企业的固定成本而不会影响企业的可变成本,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而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Manova(2008)采用19851995年107个国家27个产业的双边贸易数据,通过Heckman方法进行实证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市场不完全会阻碍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量扩大,落后的金融体系将导致更少的出口市场,更小的出口规模(Becker & Greenberg,2007)。
3.国际贸易发展影响金融发展水平
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由其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水平时决定的,需求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工业化水平,供给因素主要有:法律渊源、宗教文化、贸易政策等。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条渠道展开的。
3.1 需求角度
Rodrik(1998)指出,贸易开放会导致经济体中永久收入的波动程度增加,通过金融市场上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经济个体可以实现资产组合多样化,从而有效分散贸易开放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贸易开放会增加个体对风险规避和保险的需求,从而带动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Agell(1999)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Giavazzi & Tabellini(2004)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带来的资金的跨国转移必将要求更多的资本跨国流动,这必然会导致资本流动量增大,要求政府放开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要求提高金融开放度。
Do & Levchenko(2007)实证研究发现一国贸易的比较优势会影响其国内生产模式,从而影响外部融资需求,进一步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而两国的比较优势则是外生于金融发展水平的。
3.2 供给角度
Rajan & Zingales(2003)运用政治经济学中利益集团理论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会加强信息的披露和合同强制执行制度,这会减弱在位企业利用可抵押品和声誉获取资金支持的能力,增强新的厂商获取资金的能力,从而使得新的厂商能够进入市场与在位企业竞争,因此在位企业会反对金融发展。但是当国家开放双边贸易、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时,国外厂商进入市场时,竞争的加剧会降低在位企业的利润,促使在位企业加大投资,同时在位企业由于利润下降内部现金流量减少,从而会增加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因此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是有利的。
Braun & Raddatz(2007)从金融发展影响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收入分配的角度,认为在贸易自由化之前,所有部门的产品均是不可贸易的,而贸易自由化使得可贸易部门的产品有更广阔的市场,进而可以通过将出口产品抵押使贸易部门的融资约束改善。贸易开放带来的融资约束的变化改变了两部门在封闭条件下的均衡收入,因而能够改善一国的金融体系。
Aizenman(200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成本收益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关系:由于货币的逐利性,在金融抑制条件下,资金无法最大化流动到收益率最高的行业,因而贸易开放成为资本外逃的有利渠道,资本加速外逃会增加政府的监管成本,政府基于金融抑制的收益成本考虑,会放弃继续实施金融抑制策略,因此贸易开放度提高会消除金融抑制,推动金融发展。
4.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系统地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述文献的研究范围和视角不断拓展和丰富,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联系,不仅重新拓宽了对比较优势的来源和贸易模式的认识,还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其对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的影响(Feeney & Hillman,2001),研究文献还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贸易通过需求和供给两种渠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当前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金融发展影响贸易流量的模型忽略了其对企业国内活动的影响(如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其次,在实证研究中,文献计算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精确度不高,最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的模型多是静态的,且忽略了金融体系对需求方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欧债危机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原因,从外部原因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对处于困境的银行进行注资,推出财政刺激方案等,以支持经济增长。这些措施虽然有效地维持了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稳定,支持了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但同时也导致了欧元区各国,尤其是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国政府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表现为国债占GDP的比例和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成为了引发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同时,国际评级机构的落井下石也对欧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内部原因分析,出现危机的国家国内经济结构性因素是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尤其是希腊,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很早就已经存在,1999—2009年间每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都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3%。债务问题国家普遍都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实行高福利的同时,债务国家的生产力却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生产力发展长期落后于福利增长,巨大的福利支出造成财政支付负担沉重,财政入不敷出。此外,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实施,而财政政策却由各国家分别实施,因此,在面对危机时,只能借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加上欧元区仅是作为货币联盟,而不是完善的政治联盟,因此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作为民选政府,必须对本国选民负责,首先维护和追求本国利益。这也导致了欧元区在危机爆发初期商讨解决危机的救援方式上争论不休,从而错失了救援的最佳时期,加剧了危机的蔓延和破坏程度。
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欧洲债务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相比较难以控制以及动荡不堪的欧洲经济形势,我国的资本经济市场似乎看起来比较稳定,以至于仍然有利可图,从而可能会成为国际热钱进入的下一个目的地。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我国的CPI指数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这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市场经济过热,因此需要加以重视。价格飞涨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犯罪现象增长以及其他各种危险的出现,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会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降,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旦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部分的热钱必然会撤离中国经济市场,因此带来经济的泡沫现象,造成已经发展良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危机,后果极其严重。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迅速蔓延,在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现在的经济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欧洲的危机必然联系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在风险面前世界人民的避险情绪在不断地高涨。因此,各个地方的投资者将会选择回到原地救助本地的经济颓势。这样,原本来自其他地区的资金将会流出欧洲市场,随之一起的,来自欧洲市场的初始资金也将大部分回到欧洲市场。这样在中国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就可能突然从中国市场撤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股市出现动荡,给所涉及到的这部分资本的企业公司带来危机。
三、欧债危机影响下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
第一,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持续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给国内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同时还影响了人们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证监会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协会等具有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并且和大部分的国家或地区都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建立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和加强国际金融的监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我们应当利用好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了解政策的变化,维护好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维护好我国的金融安全。
其次,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出现。在金融监管方面,为了更好、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我国金融发展创造适宜的条件,必须尽快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欧债危机之前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能仅仅靠市场的调节,不能仅仅靠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不能仅仅靠金融机构的自我治理,更不能仅仅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金融监管者必须承担更重要的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要真正成为金融体系的安全保卫者,要做到及时地发现风险、及时地识别风险、及时地提示风险、及时地控制风险、及时地处置风险,来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进而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最后,重视危机影响,推进金融体系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资本流动频繁,联系日益密切。欧洲债务危机提醒我们,全球化就像一枚硬币,正面是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反面是可能使得风险的传播速度加快。这场起源于希腊的欧债危机,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给拉美、亚洲等地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解决不好可能会演变成一场世界级别的危机,其产生的蝴蝶效应不可忽视。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为了谋求更好地发展,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然而,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处于建设初期,金融产品和市场的抵抗风险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就需要积极关注全球的金融市场,提高风险管理和风险识别能力,加大对跨境资本的监管力度,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谨慎地加快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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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并且在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成为国际贸易中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包含转变服务贸易的方式和结构,金融服务贸易作为生产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作用。本文对开放经济下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地论述金融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早期关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部门的开放对于本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Pigott和Terrell(1986)等人通过收集一些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及规模数据,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会影响本国银行的竞争以及银行的利润率,从而对本国银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McFadden(1994)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的外资银行进入情况,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改善了国内银行的经营状况。Bhattacharaya(1993)也通过对个别国家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本国消费者获取外国资本。
学术界对金融服务的突破性研究是从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理论以及Mckinnon和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开始的,他们强调金融服务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Moshirian(2004)研究了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贡献。Demirguc-Kunt(2006)分析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问题。Beck(2006)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宏观经济稳定、有效而可靠的契约体系及充分的信息框架对创造有效的金融体系的保障作用。Dobson(2007)指出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存在的影响,同时证实了东道国国内改革对成功实行自由化有重要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贸易政策。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在理论与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谢平(1992)首次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进行分析。白钦先(1998)提出了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谭儒勇(1999)运用OLS回归的方法,对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认为中国金融中介机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周立和王子明(2002)指出,开放金融业可以提高金融发展质量,有利于经济增长。梁琪、滕建州(2005)指出,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在开放经济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同时对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条件进行探讨,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文章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利用我国1997年至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分析方法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结论,并以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体制,推动我国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服务贸易的相关指标分别选取金融服务贸易总额(FST)、金融服务贸易出口(FSX)、金融服务贸易进口(FSM),经济增长主要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1997~2010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利用Eviews3.0计量工具,检验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其中单位根检验用来说明数据的平稳性,其常用方法为ADF检验法,由单位根检验可得变量的回归性,协整检验用来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有一种长期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于验证变量之间的前因后果的推动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运用Eviews软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由上面的检验可知,所有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二阶差分,都变成平稳的,即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变量单整阶数相等,可以建立协整关系。
(二)协整分析
由于金融服务贸易相关变量和GDP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变量,因此我们用Engle- 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金融服务贸易总额FST、金融服务贸易出口FSX、金融服务贸易进口FSM分别与GDP进行协整回归,并检验各组回归中的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回归可以得到:
GDP=4227.58+224.24×FST2=0.9694 (1)
(5.2989) (17.8361) F=318.1249
GDP=3769.24+1488.27×FSX 2=0.8937 (2)
(4.3254) (9.2241) F=85.0847
2=0.9632(3)
(5.1656) (16.2019)F=262.5019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 R2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F为F的检验值。再分别对这三个方程的残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到,这三个方程的残差都是平稳的,说明金融服务贸易总额FST、金融服务贸易出口FSX、金融服务贸易进口FSM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为(0)阶协整,具有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与金融服务贸易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以及与金融服务贸易进口之间都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用Eviews软件分别对GDP与FST、GDP和FSX以及GDP和FSM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三者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结合协整分析的结果,金融服务贸易总额、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金融服务贸易进口每增加1元,就能分别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4.24元、1488.27元、240.94元。金融服务贸易的边际产出相当高,这也说明了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服务贸易理论为基础,对金融服务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利用我国1997-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当今开放经济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加强。因此,调整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完善金融服务贸易体制,促进金融服务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新世纪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调整服务贸易政策,完善金融体制,最大化地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将通过竞争压力、技术转移、制度创新、吸引外资、产业竞争力五个方面推动经济发展。为了保持金融服务体系高效而稳健的运行,我们应当为金融服务体系设置恰当的市场准入限制以保障金融体系的可竞争性,并建立激励相容的市场推出机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并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提供系统保障。
(二)抓住国际服务贸易转移的契机,重视金融服务贸易的直接投资
自上世纪末以来,服务业国际生产转移不断以外包的形式迅速向全球扩散,并以年均30%~40%的速度增长,为了顺利实现未来经济发展远景规划,我国必须牢牢把握本次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不失时机地改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软环境,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积极引进国外金融服务投资,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加强金融业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储备
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高素质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讲,金融业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培养高素质新型人才是关键,也是是金融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获胜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鼓励高校及培训机构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培养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金融企业要为激烈的竞争储备高素质人才,提供富有生机的管理体制、切实可行的人事激励机制应成为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
(四)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建立良好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体制
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一切经济、政治及外交手段改善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比如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谈判等,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另外,政府可以在多边、诸边及双边的贸易谈判中,运用各种外交手段对有利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展的条文予以全力争取,并尽量避免对不利条文的承诺,促进金融服务贸易企业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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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峰会等一系列的国际经济会议都一再明确提出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更适应时代的要求。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却指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谈不上构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只是局部的改革。
事实或许正是这样。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变革不是大家可以通过平等谈判来进行的,美国依然主导了这个改革的进程。这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有筹码与美国进行谈判,并最终改变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危机最大的特殊性是危机最先发生在美国,然后蔓延至全球。之所以会出现“美国发生危机全球都受影响”的局面,还是因为美国仍然是当前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核心。这也成了治理危机的困难之处。因为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美元体系,而当美元体系的保护者美国自己先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率先打破这个体系。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真正的改革,也完全不只是经济问题,经济金融问题顶多也只能算是问题的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却是政治上的角力。换言之,政治角力才是整个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真正推动力。而目前的改革只能是国际货币体系局部的调整。这也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另一方面来说,各国目前重点仍放在解决自身的基本问题上。这是因为,这次危机的影响还没有使世界金融体系达到一个推倒重建的临界点。尽管这次危机一度曾使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失去信心、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失去信心,说到底,这只是一场信心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救市措施的综合效力,让人们开始冷静了下来,因为“地球还要继续转动”。接下来的便是全球性的大反思:世界应该建立怎样的秩序、建立怎样的规则、谁来建立规则?新的规则不可能从天而降,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格局都会因金融危机而一夜改变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尽管说国际金融体系远没有达到推倒重建的时机,但却不能就此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国际金融峰会提出的5个方面的原则只是一个开端,具体改革的内容还有待明确,作为经济大国之一,中国目前所要做的关键就是增加参与度、争取话语权。
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峰会达成的所谓“行动计划”,涉及到了“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促进金融市场诚信、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5个方面,并为5个方面的改革分别设定了短期和中期目标。尽管说行动计划制定了比较细致的目标,但最关键的具体怎么执行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内容。
对于中国来说,要提高参与度,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方面的立场,应主要包括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完善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三个方面。
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我们要在承认美元主导地位这一现实的同时,争取建立一个使美元受到一定约束的体系。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享受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要制定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规则,并对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必要的约束。
从长远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加以改革。努力方向是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改革国际金融组织方面,要进一步争取增加新兴国家的话语权。目前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导。IMF的份额中美国17%、欧盟32%、中国3.7%、印度1.9%;高收入国家的七国集团长期协调世界经济(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没有货币);金融稳定论坛成员有荷兰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巴塞尔委员会有13个成员国,有10个来自欧洲。按国际基金组织协议规定,基金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而在基金组织内,美国拥有的投票权超过15%,也就是说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我们要积极争取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持股比例,减少美国的持股比例至15%以下,并增加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持股比例。此外,金融稳定论坛、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应该将更多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为成员,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新兴国家力促改变全球化规则
经历了剧烈的金融风暴的袭击,痛定思痛之后,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提升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首先应当主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投票权。这方面在此次金融峰会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况且,国际组织也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有能力的成员国给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仅仅增加一点点的投票权或者持股比例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说连一些最基本的状况也改变不了。如果说美国仍然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或者说美国依然还是老大,那么,我们增加的那么一点点发言权的意义究竟又有多大?而真正有意义的改变是全球化规则的真正改变。国际贸易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规则,需要国际协调;环境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协调。道理很显而易见。然而,本世纪以前的几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波及全球,可如今的金融危机问题为什么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很负责任地讨论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如今似乎成了一个脱僵的野马,是该进行全球治理的时候了。但如果仅仅是从资本流动监管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可能还远远不够。我们不应当把全球化等同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就像我们在促进全球化规则改变的时候不应忽视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力量的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以区域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进入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牙买加体系以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频发,曾经有观点认为这是美元缺乏最基本的价值基础造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进入牙买加体系以来,摆脱了国际责任的美元仍然充当事实上的本位货币,而且美元霸权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加深而得到了加强。全球货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越来越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汇率周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波动的重要因素。尤其在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张,美国通过其开放的、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吸纳全球资金,使得美国可以在长期“双赤字”的情况下,周而复始进行着升值、贬值、再升值、再贬值的循环,显然,美元汇率走势不仅仅受美元基础供求因素的影响,更成为美国调控经济和化解危机的重要政策工具,实现其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不合理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则是这一工具的“守护神”。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个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或者需要从国外融资或者消耗它的外汇储备来实现,但美国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融资问题,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结算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得大量资本主动流入美国。美国可以用自己的货币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融资,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贸易事业也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国内现今的对外贸易方式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这种方式主要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国内有限的自然资源,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快速与稳定发展,对此我们就相关问题提出了探讨[1]。
1.贸易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的概述
1.1贸易结构
贸易结构是某一时期某个国家的贸易构成情况,从宏观角度来看贸易结构包括物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从微观角度来看贸易结构就是物品的流通结构。目前我国的贸易结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为出口贸易,以高新技术的产品为进口贸易。一方面,我国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依存度已逐年增长,从而给我国相关产业造成冲击,也加大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内需型国家,进口物品显然能够帮助拉动我国消费市场的形成,然而这也给国内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
1.2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的流通方向,即根据当前经济情况制定决策。这种决策既要根据当前状况制定短期的决策,也要远瞻未来发展动向制定长期决策。目前,我国以稳步发展经济、完善金融体系为宗旨,提倡加快消费金融发展、升级服务经济转型。金融发展已是我国发展方向中的主力军[2]。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它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对外贸易产品具有依赖性,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才有足够的信誉从国际金融市场暂借资金,这也给我国市场的运转带来一定的阻碍。稳步发展我国金融,以及提高我国金融信誉,也是我们所要解决的。
2.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优化探讨
2.1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自身的优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是未来贸易市场交易的必然产物,然而一国的贸易已被默认为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衡量标准。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市场打开现仍处于发展状态。众所周知,我国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于世界,这也为我国的贸易结构奠定了基础。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势体现在劳动力与资源,但在创新、创造、创业方面存在劣势[3]。我国靠着这两个优势,确定了我国以出口型贸易为主,从而赚取顺向差,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率,增加了资金的融通与GDP。
WTO的成立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了人们选择物品的多样性,最终达到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的发展需要与技术发明联系起来、以及加强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金融市场体系的标准化、技术的创新等都可以拉动经济。技术进步可以不断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从。以本国充裕要素决定资本节约型、劳动力节约型。以我国的金融发展定位我国贸易结构,获取贸易利益。稳定的金融体系和外汇储备率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金融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又推动了金融发展。如何使得二者之间进行正向相互影响。金融发展的目的是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又依靠于各国之间的贸易。金融市场的稳步持续主要依赖于创新技术与资金的投入量,上面在贸易结构优化中也提到了发展高新技术。
2.2国家政府对金融和贸易的结构优化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并对国民经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介绍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从而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两者相互影响与渗透,而且两者缺一不可。金融的快速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推动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发展起重要的调节作用。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支撑。
1.金融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运转资本
资金为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资金的支持除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总值之外,通过外部的融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渠道。通过金融的快速发展,能有效刺激资本市场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转资本。
2.金融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结构的合理调整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越来越完善,那对外的贸易也会越来越畅通,同时也促进了国际贸易结合的合理化调整。美国的金融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美国的国际贸易也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最初我国的国际贸易是经劳工、资源输出为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增加商品输出的同时,技术性的输出也在逐渐增加,这种转变有效证明了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调整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结构。
3.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的力量对比变化
国际贸易的金融发展,主要是指国际贸易之间的融资、借贷和风险保障等,通过提高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更好为国际贸易服务,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有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
1.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快速增长,据相关数据得出,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达到了25639.4亿美元。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规模已超过国际贸易的总量,从而使我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也越来越大。
2.国际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展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除了在总量上有很大的发展之外,对调整国际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外出口的商品是一些初级产品,工业制品很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制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工业制品历来在整个的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体现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
1.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金融体系的建设,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国际贸易提供完善的清算、结算工具,保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商品的流通、劳务的输出和金融资产贸易的实现,金融发展规模的建设,有效提高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效率。与此同时,还能降低贸易过程中的经济成本。由此可见,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贸易有特殊影响。另外,金融的发展还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分配。
2.金融发展结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特有资源配置功能,有助于提高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总量,同时对优化结构也有积极地促进作用。纵观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的金融结构体系,其对外贸易出口的知识型比密集产品总量较大,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出口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由此可见,良好的金融发展结构能有效改善国际贸易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良好发展,有助于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形成监督与控制机制,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通过金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监督与控制体制,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良好发展。
3.金融发展效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通过提升金融机构的效率,可以有效提高投资的转化效率,从而为国际贸易产业的结构调整与扩张提供坚实的资本基础。因此,金融发展效率对提高国际贸易的总量和优化结构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尽管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与结构都有了很好发展,但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我国国际贸易的良好、持续发展。
作者:夏璐 程兆兆 单位: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